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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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研究方向

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1

[关键词]神经生物学 课程内容 教学心得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8-0052-02

[收稿时间]2013-06-10

[作者简介]范娟(1980-),女,陕西蒲城人,讲师,研究方向: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神经生物学是研究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一门学科,是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之一。它是融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神经药理学、神经病理学等多个学科为一学科,是从系统、器官、细胞和分子多层次探索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一门学科。神经科学作为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在20世纪的后20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内最重要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也是综合性最强的学科之一。在许多欧美国家的高等院校,已经将神经生物学(或神经科学)作为生物类专业和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的逐步接轨,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将神经生物学作为生物类本科的一门必修课或选修课。

对于师范类院校,在生物类师范和非师范本科生中开设神经生物学课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师范生,神经科学的发展和教育模式的发展息息相关。许多教育模式的提出都基于脑科学的发展。对于将来要成为教师的师范生来说,只有了解脑科学,关注脑科学的发展,才能思考适于脑的教学模式和氛围。对于非师范学生,通过这门课使他们对神经科学有一个整体认识,并且了解神经科学的发展和前沿,这有可能开启他们对神经科学的兴趣,成为他们从事神经科学工作的开端,为我国的神经科学领域吸引更多的人才。

因此,从2006年起,我们学校在生物类师范和非师范本科生中开设神经生物学作为选修课。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对于神经生物学的教学取得了以下几点心得:

一、加强岗前培训,严把授课资格

每年对任课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学习相关的教育理论、教育技术和教学管理制度,并进行实验技术培训。通过这些知识的系统学习,加强教师的理论水平。新教师在一年之内必须完整地听一轮本教研室神经生物学理论和实验教学课,由于我们的课程内容和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药理学、分子神经生物学等内容密切相关,所以新教师也要听相关课程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课,以免重复内容太多,同时也学习其他教研室老师的经验。教研室安排指定的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从课堂教学设计、幻灯片制作、教案书写和讲课语气等多方面给予指导。严格执行新课预讲试讲制度,新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前必须在教研室进行预讲。

二、合理设计课程内容,满足多方面需要

该学科的主要特点是范围广、牵扯面多,需要讲授的内容繁多,而且发展极为迅速,每章内容都是一个新的体系,内容所涵盖的知识点既有一定的深度又有一定的广度。同时神经生物学这门学科还面临着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等诸多问题。除此之外,因为神经生物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所以需要尽量避免与其他学科内容重复。针对这些问题,怎样设计整个课程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过于简单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因为其中部分内容他们已经通过别的课程学习过;而过于精深,学生则很难听懂,容易引起厌学情绪。因此,我们在课前了解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知识基础、能力基础和思想基础,尽量满足师范类和非师范类两种学生的需要。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首先讲解神经生物学基本的问题,如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神经元间的信号传递与调控,信息整合等;其次,介绍神经科学的几个主要方面,如各个神经系统的感觉、运动、情绪、学习记忆、认知等功能及神经系统的发育、可塑性问题;最后,为了满足学有余力的学生更进一步的需要,聘请校内外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就他们所研究的领域进行专题讲座。每次讲座后,学生就专家讲座的内容进行提问,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与专家的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于神经生物学学习的兴趣。而每次授课后,专家除了当堂针对同学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答外, 还留下联系方式, 以便进一步交流指导。这种专题讲座的教学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好评。

三、注重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

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被认为是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神经科学研究涉及的研究方法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形态学方法、生理药理学方法、生物化学方法、电生理学方法、分子生物学方法、脑成像(Brain imaging)技术等,从形态到功能,从整体到分子。那么在研究中到底采用哪种研究手段,而每种研究方法都能解决哪些问题,这是学生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通过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的讲述,让学生了解每种实验方法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一方面使学生能比较顺利的阅读文献,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在日后的科研中,针对他们的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四、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发展前沿

由于神经生物学理论性强,学科知识的广度、深度和跨度较大,新理论层出不穷,知识更新迅速。因此,我们在围绕一些基本概念及理论之外,不断检索新的文献,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充实更新教学内容,重点反映学科发展动态,如在讲到神经胶质细胞时,除了讲授关于神经胶质细胞的基础知识之外,还介绍了本校的研究人员最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发表的关于神经胶质细胞调控大脑的学习记忆功能的研究进展。通过这种形式,让学生掌握了神经科学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同时又了解了神经科学领域的发展动态。

五、通过“Journal Club”的形式,培养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根据课程的进度,由授课教师提供相关神经科学领域最新英文文献,指定学生3人一组,经过个人阅读和小组讨论,最终总结成PPT进行汇报。由于在课堂上,教师往往是通过讲授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效果欠佳。而通过“Journal Club”的形式,能够让学生在掌握所学知识的基础上,主动学习知识、开拓视野、提高学习兴趣,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使科研能力得到锻炼。并且经过一个学期试行的效果来看,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也大大进步。

六、合理利用多媒体,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神经生物学课堂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单纯采用传统的板书和挂图等教学模式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则能取得较好的成效。多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具有良好的集成性,能把多种信息通过声音、图形、动画、视频、文本等不同表现形式同时展示于学生面前,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在教学中采用一些模式图、图片以及动画等,使得深奥的原理以及复杂的过程变得简单易懂。例如,在讲到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时,如果单纯通过板书和挂图,则比较抽象难懂,需要学生有比较高的空间想象能力,而三维立体动画则比较直观易懂,一目了然,易于学生掌握和理解。同时,多媒体大大节省了教师授课的板书时间,从而使课堂教学效率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不能过度依赖多媒体课件。有的老师忽视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从头到尾也都是多媒体图片,甚至出现一些教师离开多媒体课件后无法进行教学实践的情况。因此应该是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多媒体,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问题能力,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七、课堂教学之外,开展辅实验研究和观察

在课堂教学之外,我们还根据本学院的实际情况,带领学生参观相关老师的实验室,了解他们的科研情况,让他们对科研有一定了解。一些对这些老师的研究方向感兴趣的同学,还会主动联系这些老师,参与到他们的研究小组中,平时参加这些老师研究小组的组内研讨会,对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进行深入的文献阅读。在了解现有的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进而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与指导老师讨论。在老师的指导下,对他们的研究想法,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实验方案,并进行预实验。进而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从这几年实施的情况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多名学生已在神经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杂志上。通过课堂教学之外开展辅实验研究和观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并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趣。

近几年,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对于神经科学的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并且培养了学生勇于探索、善于实践、主动求知的精神,符合我们学校目前建立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建军主译.中文版:神经科学-探索脑(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周加仙.“基于脑的教育”理论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07,2(34).

[3] 杨萍,阮怀珍,邓其跃.提高神经生物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探讨[J].西北医学教育, 2009,17(3).

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2

Stress: From Molecules

to Behavior

2010, 372pp.

Hardcover

ISBN: 9783527323746

Wiley-Blackwell

Hermona Soreq等主编

本书综合介绍了神经系统应激反应的分子基础,对于机体应激反应的分子、生理和行为,进行了独特而基础的描述。本书的作者均为该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总结了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本书包括六部分。具体为:第一部分,应激研究系统,包括第1-3章:1. 应激在进化中的作用;2.儿茶酚胺类与应激;3.应激与胆碱能系统。第二部分,细胞与循环,包括第4-6章:4.应激对海马细胞功能的影响;5.应激与成人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形成;6.社会应激的个体差异,实验室研究及其常见的遗传多态性调解。第三部分,认知与行为,包括第7-10章:7.应激和焦躁状态下的皮质类固醇激素;8.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应激与焦虑的联系;9.应激、感情与记忆;10.早期生活压力对焦虑症的累积作用。第四部分,免疫反应,包括第11-13章:11.应激对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免疫的影响;12.对心理应激自我保持抵抗的免疫;13.脑白介素-1的应激介导。第五部分,创伤后应激障碍,包括第14-15章:14.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动物模型;15.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胆碱能模型。第六部分,易受疾病,包括第1619章:16.应力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落井下石?17.应激与神经递质:临床证据及治疗意义;18.神经内分泌非稳态响应的代谢成分;19.环境应激并不总是恶毒的。

本书主编Hermona Soreq是耶路撒冷希伯来(Hebrew)大学ICNC中心分子神经生物学教授,主要从事应激变化对 胆碱能神经传递到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Alon Friedman是以色列本古里安(Ben-Gurion)大学副教授,他的研究着重于大脑电活动过程中的相关应激变化;Daniela Kaufer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综合生物学系与海伦威尔斯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她的研究方向为应激反应的神经和激素机制。

本书对于治疗应激相关疾病的医生、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与药理学和生物技术公司具有参考价值。

赵树森,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3

关键词 音乐心理学 脑机制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美国普莱纽姆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了由脑神经科学研究者共同编写的《音乐、思维和大脑―音乐神经心理学》一书,探讨了诸如韵律和节奏在脑半球的控制区域定位等问题,标志着音乐心理学向脑神经科学延伸的开始。在多纳德的音乐心理学手册中,也将神经音乐学研究作为专题单独罗列。这些都表现出人们将研究向脑神经科学领域拓展。此后有许多关于音乐与脑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如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大脑结构不对称之比较,音乐训练对感知觉的影响,音乐教育对儿童成长的作用等。这些研究都是采用脑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研究音乐活动中的思维、行为和情感。本文将对近几年国外的音乐心理学关于脑机制的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人脑某些高级心理机能,并加强我们对大脑的认识。

1国外音乐心理学关于脑机制的研究方法

1.1脑电图

脑电图是通过电极记录下来的脑细胞群的自发性、节律性的电活动。它可以从脑颅表面探测并记录脑波 ( brain-waves), 提供正常脑发展的有关资料。这种技术简便易行, 适用于对儿童的研究。EEG使用粘贴式电极或内制电极的帽子, 从头颅外探测脑内微小电能的量, 并给予记录和绘制。这些脑波的频率、强度和幅度, 指示着脑的活动区域及其变化。这个研究方法被广泛用于现今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中,它能最直接迅速地反应大脑在音乐刺激下的激活程度。Thomas flohr和David Miller设计了一个通过EEG进行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莫扎特效应。他们找了一群四五岁的学前儿童作为被试,将被试分为音乐教学(实验组)和非音乐教学(对比组)两组。两组被试都在第七周和第十周进行视空间问题操作活动检测,同时利用EEG对脑活动予以观察监测。结果发现两组存在明显的差异,实验组在处理空间信息操作时脑电活动较低。

1.2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影像学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之血液动力的改变。它将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scans)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两项技术优势结合起来,通过检验血流进入脑细胞的磁场变化而实现脑功能成像,能给出更精确的结构与功能关系。FMRI的优点在于不仅应用安全, 时间和空间分辨率高, 而且成本较低。因此,近 10年 FMRI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包括对脑的高级认知功能的探索, 尤其在探测脑的语言功能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2000年Lotze等人运用FMRI技术设计了一个关于研究音乐认知过程中个体差异的实验。他让专家和新手对同一音乐材料进行演奏, 通过 FMRI的激活图谱比较发现, 专家在演奏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时, 大脑运动辅助区的活动水平低于新手演奏同一乐曲时的脑活动水平。按照认知效率高则脑的耗能较低的理论前提, 这意味着专家的大脑加工过程的效率较高。

1.3事件相关电位

事件相关电位(ERP)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Sutton提出的概念,通过平均叠加技术从头颅表面记录大脑诱发电位来反映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改变,因为事件相关电位与认知过程有密切关系,故被认为是“窥视”心理活动的“窗口”。而ERP的发展,也为研究大脑认知活动过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ERP是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通过有意地赋予刺激仪特殊的心理意义,利用多个或多样的刺激所引起的脑的电位。它反映了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的变化,也被称为认知电位,也就是指当人们对某课题进行认知加工时,从头颅表面记录到的脑电位。因为ERP能以精确到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对特定认知事件引发的脑电位进行实时性测量, 可以非常精确地观察到脑中神经元活动 (包括语言 /言语 ) 的变化过程; 同时该技术还能在不需要被试做外显行为反应的情况下检测到内部心理过程的变化,所以ERP被广泛应用于认知加工的过程,包括音乐加工过程中。

1.4正电子成像技术

系统是利用正电子同位素衰变产生出的正电子与人体内负电子发生湮灭效应这一现象,通过向人体内注射带有正电子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采用符合探测的方法,探测湮灭效应所产生的 光子,得到人体内同位素的分布信息,由计算机进行重建组合运算, 从而得到人体内标记化合物分布的三维断层图像。PET是直接对脑功能造影的技术,它通过记录 -射线在大脑中的位置分布,可以测量区域脑代谢率(rCMR)和区域脑血流(rCBF)的改变,以此反映大脑的功能活动变化。应用PET显像,可以测定脑内多巴胺等多种受体,从分子的水平上揭示了脑活动的本质。 这是其它方法所不能比拟的。

2总结与展望

与词语和数字符号相比,音乐的物理参量、概念维度、表征意义和文化意境更丰富,所以运用认知实验、心理测量以及无损伤性脑功能定位等技术来研究音乐的生理机制,不但可以发掘大脑的潜在功能,而且对教育方法的改进甚至素质教育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加州大学的GordonShaw及同事提出了“音乐作为脑高级机能之窗”这个主题来探索音乐与大脑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此来解决大脑某些高级心理机能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音乐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成为探索脑科学的一个重要切人点,将在脑科学的前沿课题中实现突破性进展。对大脑的音乐认知神经机制的的研究将对人类解开大脑的奥秘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4

关键词 知识经济,创新能力,知识创新,心理学。

分类号 B84

1知识经济时代与知识创新系统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积累了浩如烟海的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发展。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知识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优势资源。因此,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的创新能力将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正如同志的论断那样,“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因此,知识创新是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中国科学腾飞的迫切需要,是提高我国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1]。

2 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心理学

心理学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是用严格、科学的方法对人的心理现象,以及社会、自然关系中的心理活动进行研究的一门重要科学。它探索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它研究的基本主题是生命科学中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是有史以来人类企图认识的重大问题之一。

对人类心理现象进行广泛深入的探索,不仅丰富了人类对自身心理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已成为模式识别、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高技术领域的重要知识基础,在教育、医疗、工业、军事、司法和航空等领域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教授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心理学知识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最好例证之一。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调查结果也证明,心理学的发展水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

因此,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开展心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传播心理学知识,应用心理学成果,培养心理学人才,是我国知识创新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3 国家对心理学的需求

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目前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这种差距带来的结果,一是社会的“时代交叉”十分明显,工业化尚未完成,大量的劳动力还在农村,与此同时,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虽然还不发达,但是都有一定的发展,并且在局部地区达到较高水平。二是人口的“时代落差”十分巨大,西部农村人口仍处于农业时代,东部城市人口普遍处于工业时代,大城市中的“白领”阶层开始享受知识经济成果。研究发现,这种显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背后是各地区之间显著的知识差距。因此,提高人们综合知识能力是缩短各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重要的措施。

另外,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处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从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体制内的变革不断深入,使得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信息化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要求更好地理解个人决策的认知基础;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冲突与融合,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更好地研究人的经济行为。

因此,提高人口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增强适应与创新能力,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以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需求。

4 心理学发展的国际前沿

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得益于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仍需要借助当今最先进的研究手段。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心理学一方面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另一方面其内部各分支领域分化综合。这种多学科交叉和多层次整合的发展特点,既拓宽和深化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也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使心理学研究得以深入。当前,心理学主要分支领域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如下:

4.1 认知心理学

目前,以信息论为先导,以计算机、网络等为主要内容的IT产业,正以惊人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使设备的性能越来越完善,从而对机器的人性化要求越来越高。在真实背景下研究复杂众多的信息如何能为人所知、被人所用、人与机器怎样才能更好地交流,提高研究的生态学效度,成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另外,信息科学、神经科学及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许多先进的手段,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开始和电生理方法、脑功能无损伤检测方法、数学建模以及计算机模拟方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重视认知模型、计算模型和神经模型建构的数据和理论的整合,探索复杂认知行为的神经学和遗传学基础,成为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另一趋势。

人类行为的极端复杂性源于脑的结构和功能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神经科学在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的研究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人类复杂行为的脑机制并不能归结为若干分子事件或不同脑结构和功能的集合。生物心理学研究将行为水平研究渗透到神经生物学及相关的微观领域,揭示脑与行为的关系,阐明心理活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及心理行为因素如何调控影响健康的生理状态的机制,以增强人类身心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

4.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不仅研究人类个体生长的不同阶段心理发展的特征,而且研究个体学习、个性形成与社会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的规律。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研究发现胎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感知能力,新生儿有一定的模仿能力,婴儿表现出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另外,在社会老年化的今天,研究越来越关注人在衰老过程中认知能力及情绪动机的变化、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的年龄阶段向两端延伸,毕生发展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个体是一个自组织的动态系统,有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个性特征。采取生态学的观点,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4.4 组织行为心理学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组织结构、管理和经营方式及交易方式,需要研究信息化条件下个体与组织的行为适应问题。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强势经济文化与弱势经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组织的管理与经营、国家人力资源开发、青少年社会化等带来深刻的影响,产生许多新的科学问题,如国际间人才竞争本地化、跨国管理与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适应、我国企业民族品牌建设等。因此,需要研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另外,还要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科学建议和技术支持。

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及其与脑的关系是心理学的基本主题。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促使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一方面向微观发展,探索复杂认知活动的神经和遗传基础;另一方面向宏观发展,研究人与复杂环境(包括信息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交互作用中的认知,追求研究的生态学效度。

5 心理所研究的重点方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一个国家级综合性心理学研究机构。根据国家需求和心理科学的发展前沿,按照国家知识创新的要求,并结合心理所的基础和优势,对科研目标进行凝练和提升,确定了未来重要研究方向和奋斗目标。心理所研究的重点方向是心理健康与创新能力、认知与复杂信息环境、社会经济与心理行为。

心理健康与创新能力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应激、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建立心理健康的评估体系和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咨询理论和行为干预方法;探索智能(创造力)发展规律及其与遗传和环境的关系,形成创造性思维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框架、评价系统和训练方法。

认知与复杂信息环境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复杂信息环境中人的心理过程和规律,为高新技术系统的研制和发展提供工效学基础;研究汉语的心理表征和认知加工及计算模型,为中文信息处理系统提供核心技术。

社会经济与心理行为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全球化冲击下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对行为的影响,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理论,构建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研究社会经济转型期组织变革及行为适应机制,建构社会预警系统,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企业变革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面对世界科学技术更为迅猛发展的新趋势,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需求,我们必须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抓住机遇,推动我国心理科学加速发展,为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做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路甬祥.创新与未来: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PSYCHOLOGY DEVELOPMENT

Yang Yufa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Abstract

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5

关键词 自我控制 认知神经机制 冲突理论指向 动机理论指向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06.020

Self-control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Research

based on Conflict and Motivation Theory

WANG Yanfei[1], ZENG Jiayong[2]

([1]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2]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Self-control mechanism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fruitful, but did not reach a unified consensus. About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self-control study based on two theories: the conflict theory that self-control is to coordinate the efforts of individual thoughts, feelings and behaviors conflict, by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brain responsible for the information conversion process, the anterior cerebral cingulate return (ACC) is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activation performance; motivation theory point to consider trade-offs involved in motivation and goal setting effort to achieve the goal to pay, which is the main content of self-control,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 (PFC) is responsible for reward characterization, goal setting and behavior are associated with its activat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heories point to consider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bearing in mind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self-control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Key words self-control;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conflict theory point; motivation theory point

0 引言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一种心理机能。它是人类个体能动性的主要表现。

由于自我控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包括情绪、动机、认知和行为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而且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对自我控制进行不同的界定,从而导致研究成果虽然多,但却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随着认知神经研究技术(如ERP、fMRI)的发展,目前除了可以从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研究自我控制以外,还可以从认知神经这一层面来加以研究。这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大进步,我们不但能够研究脑损伤病人来获得数据,而且还可以研究正常人心理现象的脑神经发生机制,为统一自我控制这种支离破碎的研究局面提供技术方法的支持。

目前关于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冲突理论指向和动机理论指向的指导下进行的。冲突理论指向认为自我控制是个体协调思想、感觉和行为冲突的努力,并由大脑统一协调负责信息转换(Krug & Carter,2010);动机理论指向认为自我控制是认知和行为被用于完成内部目标的过程,而动机指向影响目标行为。本文将主要介绍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的有关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方向。

1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

1.1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早期发现

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指出当前的冲突通常会导致知觉性选择的补偿调节以减缓冲突,从此引发了大量的研究。Schneideran和Detweiler(1988)明确指出了冲突与控制的联系,即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在一系列的加工模块中调节着信息的转换,当冲突发生在要聚合成一个模块中的信息之间时,控制将被纳入。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确凿的证据证明冲突管理在人类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冲突的发生会激发大脑的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的活动。Posner和Pardo(1990)等人通过神经成像的研究证明ACC脑区负责认知控制。

Carter等人(1998)做了大量的Stroop色词实验后推测, ACC检测冲突反应(高冲突单元中的正确反应和错误反应的单元)并通过发送更多需要的信号间接作用于认知控制,以保持在将来不一致任务中的表现和避免进一步的错误。Botvinick(2001)用ERP实验证明了以上的推论。无论是错误的反应还是高冲突单元中的正确反应,都会产生高冲突的反应水平和背侧ACC的激活之间的联系。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背侧ACC激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错误反应中,激活的高峰是在反应作出以后,而在正确反应的情况下,激活的高峰是在反应之前。 同样是用ERP来测量,Van Veen和Carter(2002)在Eriksen Flanker Task中,发现预测错误的ERN负波和预测正确反应的N2波都出现在相同的ACC区域。这就意味着冲突理论可以解释背侧ACC的激活与高冲突正确反应单元和错误反应单元之间的关系。

为了作进一步验证ACC是负责行为选择还是负责冲突管理或者两者兼备,Botvinick(1999)用fMRI设计了一个Eriksen Flanker Task实验。实验的结果证明了ACC是负责冲突管理的脑区。随后Carter等人(2000)用Stroop色词实验再次证明ACC负责冲突管理。

ACC是负责管理冲突的脑区,那么哪一个脑区是负责控制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Macdonald等人(2000)用事件相关的fMRI设计了一个将任务分为准备期和执行期的Stroop色词实验。实验证明: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的纳入会减轻ACC的激活强度,并且个体会在随后的不一致任务中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作出反应。显然,在Macdonald等人的实验和后来的研究都证明ACC要纳入DLPFC来进行自我控制。

以上是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发展脉络。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ACC与其说是直接作用于控制不如说是负责调节冲突,如果冲突水平很高而需要更多的控制,ACC就将DLPFC控制系统纳入进行控制以保持行为的表现,达到个体的目标。

1.2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新近成果

冲突理论从形成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年,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的支持,而且被应用于更广泛和更高级的认知控制领域。

最近的研究(Walsh等人,2011)表明,ACC的激活,除了会引发DLPFC的激活以外,还会预示着前额注意认知神经系统的激活,从而使被试在实验任务中表现得更好,即有更好的自我控制的表现。因此,他们推论ACC与注意认知神经系统在自我控制中是相互作用的。

冲突理论和ACC所扮演的角色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情感和社会认知领域。在情感领域,有的研究者认为认知和情感功能是由ACC的不同部位负责的,Spunt等人(2012)用fMRI实验证明背侧的ACC不但负责个体的认知控制而且还负责个体的负性情感控制。而在社会认知领域,研究证明ACC的激活则预示着随后态度的改变。

2 动机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动机理论指向下的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是认知和行为被用于完成内部目标的过程,包括目标的设定、策略的制定、具体措施的实施和行为的执行。动机涉及到权衡行为的利益和损耗,决定哪种行为是最好的,设定为了最终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因此动机是自我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机不但对外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还对认知和认知控制过程产生影响(Locke & Braver,2010)。

2.1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中的动机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变量(如目标、人格与情感等)和任务变量都会通过影响奖惩对动机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Heggestad 和 Kanfer(2000)认为个体完成他们的目标主要依靠“动机技术”,动机技术包含了追求目标完成和任务坚持的资源,同时这些技术是会随着时间而发展的。

人格心理学家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人格差异方面。如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人,不但影响个体怎么看待自己和自我印象而且影响个体的动机。在自我差异(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理论的基础上,Higgins’和Freitas(2001)认为个体关注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预示着其关注自我提升;而关注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则预示着其关注自我妨碍。关注自我提升的个体更倾向于获得奖赏,因此他们会寻找更多的有利目标,而关注自我妨碍的个体则会更倾向于避免消极结果,因此他们会更多地寻找有害的目标。

2.2 神经科学中的动机与自我控制

早期的研究认为多巴胺是会引起人和动物兴奋的化学物质,但是Salamone(2002)经过试验研究后都认为,多巴胺在动机中的奖赏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具体是什么角色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有的认为多巴胺引导奖赏行为,有的认为作用于动机特点,还有的认为作用于寻求奖赏。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测受多巴胺影响的大脑边缘系统(如伏隔核NAcc、基底核等)和内侧和外侧前额皮层(medial and lateral frontal cortical regions)都与动机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尤其是PFC中的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是专门负责奖赏表征的。奖赏表征是指保持奖赏的种类和价值的信息,它将指引个体在面临选择时直接比较并引导自身资源倾向于最佳的奖赏或选择。例如,当一个人面临着一个冰淇淋和看一个小时的好书时,他会考虑他的内部状态(是否饥饿),对这两个奖赏的喜好的评估,考虑这两个奖赏的价值等等。而这一系列的自我控制功能都是由OFC很好地完成(Montague & Berns, 2002)。

在有人认为PFC与奖赏的相关过程有关时,Leon 和 Shadlen(1999)则进一步认为DLPFC(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与奖赏有关。他们在一个有关保持目标信息的短时工作记忆的认知实验里发现,当刺激线索呈现出如果表象正确就有获得较大奖赏的可能性时,DLPFC的激活得到增强。

2.3 认知神经科学的动机与自我控制

在社会人格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很多认知神经的心理学家发现动机对于个体的控制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们从动机的角度来考虑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2.3.1 认知控制过程的神经机制

米勒和库恩认为,自我控制被应用于注意保持、设置任务、准备任务、干扰与阻碍等,而这些都被证明了由PFC(前额皮层),特别是LPFC(侧前额皮层)负责。他们认为最关键的是前额皮层能保持有关目标的信息,并在尽量减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目标。

Taylor等人(2004)的研究证明,无论是增加任务的要求还是奖赏,都会增加DLPFC的激活程度。由此可以得出如果要保持或改进行为表现,就需要增加更多的注意。

Sarter等人(2006)认为动机的关键在于保持注意,特别是在干扰和双任务等条件下。他们认为ACC负责检测冲突,然后要求增加注意的努力,接着右侧前顶叶神经网络和前注意神经网络就会进行认知控制以减少冲突或干扰。

动机激励可以通过影响控制的功能来改进个体的行为表现。Locke and Braver(2008)通过一个脑神经成像的行为实验观测到LPFC的激活可以保持与任务相关的目标(与米勒和库恩的实验结果一致),而当在奖励条件下,即如果表现好就有金钱奖励,就会有几个脑区的激活来保持认知控制功能。它们分别是右侧LPFC,右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右下额叶皮层(inferior frontal cortex,RIFC)和左背侧的ACC。右侧LPFC和右顶叶皮层被认为是调节注意保持的核心脑区(Posner& Petersen, 1990),RIFC负责认知抑制或抑制无关刺激、记忆和反应的脑区(Aron, Robbins, &Poldrack, 2004),最后,ACC被认为负责检测和解决干扰和冲突的脑区。综合以上各个脑区的功能,就可以推论,以上各脑区的活动增强就反映更强的认知控制,即被试在动机激励的情况下,争取行为表现以获得最大的报酬。

2.3.2 任务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认为,不同的认知实验任务会激活不同的脑区,这是因为注意的分配引起的不同,而奖赏会将这种效应放大。

在一项空间注意研究中,Small 等人(2005)发现在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条件下,后扣带皮层(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在激励条件下出现了更强的激活,由此推测这一区域是连接动机与空间注意控制的脑区。

Krawczyk等人 (2007)在一项研究中,将实验任务分成知觉场景和面孔两种,同时给被试呈现场景和面孔两种刺激,要求被试注意其中一种刺激而忽略另一种刺激。实验结果显示,在相关脑区的活动强度会因为注意其中一种刺激而增强,因为忽略其中一种刺激而减弱。

结合以上两种思路,Berkman等人(2012)考虑结合认知控制过程和任务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对目标追求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研究。他们首先将目标追求过程分为目标保持、行为管理和反应抑制三个过程,然后设计能区分这三个过程的相关任务的fMRI实验来检测各自的认知神经机制和相互作用。他们认为这样的实验更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许,他们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3 小结与展望

通过比较两种认知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发现ACC和PFC是它们共同的脑神经区域。这与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关的。自我控制的实质就是管理和解决冲突,而自我控制的过程又包括目标的设定、策略的制定、具体措施的实施和行为的执行,在这四个过程中都包括了各种垂直性和水平性的冲突。因此,自我控制既包括冲突的协调,又包括动机的完成过程,它们可能由某些相同的认知神经基础负责。

通过比较除了发现它们具有相同的认知神经机制以外,还可以发现它们的研究范式是不一样的。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研究大都采用Stroop实验任务,动机理论指向下研究者则大都采用认知信息加工的一些实验任务来研究自我控制。实验任务的不同,导致两种理论指向下的认知神经机制产生差异的可能性增大。

因此,未来对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有值得深入的地方。

首先应该整合两种理论指向。在研究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时,不应单纯地从一种理论指向出发,而是全面考虑两种理论指向,形成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以统一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在这基础上,积极寻求一个全面包括冲突和动机的实验研究范式。在寻求这种全面的研究范式时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些生态因素。

其次,关注个体差异。大多数的认知神经研究都只关注不同个体间的共同效应,关注因实验操作而引起的变化,而个体间差异引起的变化则常常被认为是错误的变异 (Thompson等人, 2005)。在那些不需要的脑区的变化(如果不是被个体引用就会消失的变化),可能会对完成实验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变化可能涉及到动机,动机越强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去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而这种运用会因为个体的不同而不同(Locke & Braver, 2008)。因此,结合冲突理论指向和动机理论指向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来研究稳定的人格特质怎么调节大脑的活动应该是未来研究自我控制的一个新的方向(Vohs等人,2012)。

最后,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会存在文化差异。在上世纪90年代杨忠芳就指出,中国人的“自己”与西方的“自己”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倾性,要求个体“克己复礼”,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的外倾性,要求个体表达、表现及实现“自己”。在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之间的差异的实证研究方面,朱滢和张力(2001)通过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证明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是存在差异的。在实验中他们发现中国人的自我记忆与有关母亲的记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西方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他们推断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的神经机制是不同的。因此,中国人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会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参考文献

神经科学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强迫症;焦虑障碍;强迫谱系障碍;囤积障碍

分类号:B845

1.引言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障碍,其特点是反复出现令人痛苦的强迫思维和/或强迫行为(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国外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强迫症的患病率为1.6%(Kessler et al.,2005)。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强迫症的患病率为0.7%(Horwath&Weissman,2000)。我国于1982年在全国12个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强迫症的患病率为0.03%(转引自郭慧荣,肖泽萍,张海音,2003)。这个调查结果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当时使用的诊断标准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CCMD),与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ICD-10)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修订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Disorders,DSM-IV-TR)有所出入。由此可见,强迫症诊断标准的界定,会直接影响强迫症的患病率调查结果,例如,Crino等人使用DSM-III和DSM-IV进行诊断,结果发现使用DSM-III作为诊断标准,强迫症的年患病率是2.1%,而使用DSM-IV作为诊断标准时年患病率为0.6%,结果差异在3倍以上(crino,Slade,&Andrews,2005)。强迫症的诊断标准与对强迫症的病理机制的认识之间密切相关,了解强迫症的实质和病理机制,有助于为制定有效的临床诊断标准服务。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近些年对强迫症病理机制的探索研究和诊断标准的争议与讨论。在有效诊断的基础上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可以为我国精神卫生部门合理分配精神卫生资源提供可靠依据。

随着对强迫症的临床表现、病理机制和干预效果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强迫症的诊断标准也应该发生相应地调整。临床发现,强迫症与进食障碍、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q BDD)、抽动障碍等疾病的症状表现相似,因而有学者建议将这些有着共同的临床表现的疾病统一称为强迫谱系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spectrum disorder);另一方面,在DSM-IV中,由于具有焦虑症状这一共同症状,强迫症被归入焦虑障碍类,但也有研究者提出焦虑并不是强迫症的核心特征,应考虑将强迫症移出焦虑障碍类;囤积曾一度被视为强迫症的一种亚型,但近些年的研究发现采用强迫症治疗方案对有囤积行为的个体进行治疗,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囤积或许仅是表面症状与强迫症相似,但是病理机制完全不同,应考虑使其单独成为一种新的障碍。尤其可见,围绕强迫症的诊断标准,出现了多种声音。本研究试图从对强迫症的现有诊断标准的异议、强迫症与焦虑障碍、强迫谱系障碍、囤积障碍的关系,评述已有研究,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2.强迫症诊断标准的争论

2.1强迫症的定义

DSM-IV定义强迫症包含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两个成分,将强迫思维定义为周期性的持续的想法、意象或冲动,而不仅仅是认知事件;强迫行为是重复的行为或心理仪式,因此,强迫行为也可能是认知事件,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之间的关键差别是强迫思维引起了焦虑或痛苦,而强迫行为的目的是阻止或降低这些痛苦或一些可怕的事(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而ICD-10将强迫思维定义为一个想法、观点或者是意象,而强迫行为是一个动作,强调二者有共同的特质如重复,令人不愉快。与ICD-10不同,DSM-IV是单独对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进行定义,而且DSM-IV假设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之间有功能性联系。

2.2对诊断标准表达方式的争议

DSM-IV的诊断标准见表1(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为了将强迫思维与传统的自我失调(ego-dystonic)进行操作上的区分,DSM-IV将患者对强迫思维的体验界定为“不适当的”(inappropriate)。但是考虑到文化、性别和年龄等因素,不同群体对“不适当的”有不同的理解,“不适当的”既可以相对患者所处环境下的社会价值观或文化价值观进行理解,也可以相对病人本人的标准和价值观进行理解。因此有治疗师认为“不想要的”(unwanted)这个词更适合用于形容强迫思维(Leckman et al.,2010)。

临床上治疗师常用患者是否体验到焦虑或痛苦来区分患者的强迫思维和正常人群的闯入性思维。但是研究发现,尽管绝大多数强迫症患者从他们的强迫思维中体验到中度到严重的焦虑或痛苦,但也有患者没有感觉到痛苦(Foa et al.,2005;Mancebo et al.,2008;Pediatric,2004)。例如,对122个从来没有接受治疗的强迫症患者进行调查,请患者报告强迫思维引起的痛苦程度,感到有一点儿痛苦地患者占12.3%;中度痛苦地占41.8%,非常痛苦占43.4%,极度痛苦占2.5%(Foa et al.,2005)。这个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强迫思维都会产生明显的焦虑或痛苦,至少有些患者的痛苦程度是中等程度以下的。因此,建议诊断标准中“在病程中某一时间所体验过的思想、冲动意念、或想象,会反复或持久地很不合适地闯入头脑,以致引起显著的焦虑或痛苦”这句话应变成“以致常常引起显著的焦虑或痛苦”,以避免原来这句话的绝对性(Leckman et al.,2010)。

2.3对诊断标准维度的争论

根据DSM-IV-TR,强迫症诊断标准有5个方面(见表1),包括对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定义、患者的自知力程度、主观痛苦程度、鉴别诊断、躯体情况。关于自知力和主观痛苦程度方面,有研究者对其实用性提出质疑。

2.3.1自知力是诊断强迫症的前提吗?有关自知力的研究

自知力(insight)指人们应意识到他们的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但“过度的”或者“不合理的”是很难进行界定的;且如果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迫行为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不能诊断为强迫症吗?研究发现有一些强迫症患者自知力很差或者没有自知力(Eisen,Phillips,Coles,&Rasmussen,2004;Foa et al.,1995)。例如,Eiscn等人研究发现有2%的强迫症患者是完全没有自知力的。

2.3.2“一天花费时间在1小时以上”标准有充分依据吗?有关主观痛苦程度

DSM-IV的强迫症标准C要符合“一天花费时间1小时以上”,如表1所示。但事实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主观体验痛苦的临界值,并相应表现在个体的功能水平上。擅长情绪表达的人可能对很轻微的强迫症状就表达非常痛苦。而一个心理弹性较好的人即使体验到更严重的症状,可能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损伤。个体的功能损伤程度与个体的职业性质、社会支持系统以及经济状况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强迫症患者每天体验到强迫症状多1个小时的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没有研究数据支持这个1小时的时间分界点。相反,有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即使每天体验强迫症状的时间少于1个小时,也可能有明显的功能损伤(De Bruijn,Beun,De Graaf,Ten Have,&Denys,2010;Fullana et al.,2009)。例如,将完全没有强迫症状的个体。有强迫症状但没有达到诊断标准的个体,符合强迫症诊断标准的3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亚临床个体在心理易感性、健康和功能状况,精神病共病这几项目上的得分与强迫组无显著差异。强迫症患者和亚临床个体在大多数项目的得分都低于没有强迫症状的个体。这个结果有力地挑战了诊断标准中“1小时以上”这条标准的有效性。

3.强迫症与焦虑障碍、强迫谱系障碍的关系

强迫症与焦虑障碍、强迫谱系障碍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很高的共病率。即将在2013年5月出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0f Mental Disorders,DSM-5)会对三者的诊断标准进行调整或重新定义。研究者对国际上强迫症研究领域的专家们进行问卷调查,强迫症是否应移出DSM的焦虑障碍类?一共有187位学者参与调查,其中60%的学者认为强迫症应与焦虑障碍分开,另外40%不同意。精神病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观点差异很明显,75%的精神病学家支持二者分开,其他专业人士中只有40%-45%支持二者分开。同意强迫症不是焦虑障碍的最常见理由是,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才是强迫症的基本症状,而不是焦虑。不同意的常见理由是相似的治疗方法对强迫症和其他焦虑障碍(如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恐惧)均有效果(Mataix-Cols,Pertusa,&Leekman,2007)。由于强迫症的核心症状是重复行为,其临床表现、病理机制和对治疗的反应都与强迫谱系障碍相似,强迫症患者具有闯入性重复出现的强迫思维,其他焦虑障碍并没有这些表现,因此考虑把强迫症与其他焦虑障碍进行区分,并将其归人强迫谱系障碍(stein et al.,2010)。但也有研究者提出把强迫症合并到强迫谱系障碍类还为时尚早(storch,Abramowitz,&Goodman,2008)。

3.1强迫症与强迫谱系障碍

强迫谱系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spectrum disorder)指一组与强迫症的发病及临床表现有一定相似之处的精神疾病,包括进食障碍、躯体变形障碍、疑病症(hypochondriasis)、慢性抽动障碍(chronic tic disorders),病理性皮肤抠挖症(skin picking),病理性赌博等(Abramowitz,McKay,&Taylor,2008)。强迫谱系障碍与强迫症有共同的强迫思维和行为仪式(例如躯体变形障碍,)或者重复肌肉运动的行为与强迫行为类似(例如,拔毛发癖,抽动障碍)。除了症状上相似,这些障碍之间经常发生共病。以躯体变形障碍为例,大约1/3的躯体变形障碍患者符合强迫症的诊断标准,约1/4的囤积障碍患者符合强迫症的诊断标准。与强迫症患者相似,躯体变形障碍患者平均每天要花3到8个小时想着他们的外貌(Phillips et al.,2010)。同样地,躯体变形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也受到损害,最近的研究发现,大约40%的患者不能正常工作(Didie,Menard,Stem,&Phillips,2008)。

Richter等人比较了强迫症患者、惊恐障碍患者和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中强迫谱系障碍的发病率,结果发现强迫症患者比其他两类病人更可能患上强迫谱系障碍(Richter,Summerfeldt,Antony,&Swinson,2003)。研究发现以对称/排序为主要强迫症状的病人更可能与慢性抽动障碍(tic chronicdisorder),双相障碍,强迫人格障碍,惊恐障碍或者场所恐怖症共病(coles,Pinto,Mancebo,Rasmussen,&Eisen,2008;Hasler et al.,2005;Peterson,Pine,Cohen,&Brook,2001;Samuels et al.,2007;Wheaton,Timpano,LaSalle-Ricci,&Murphy.2008);以污染/清洗为主要强迫症状的病人更可能与进食障碍共病。

3.2强迫症与焦虑障碍

在DSM-III、DSM-III-TR、DSM-IV和DSM-IV-TR里,强迫症均被归于焦虑障碍类,因为它们都表现出焦虑这个核心症状。焦虑障碍的症状包括心理症状(恐惧和焦虑)和生理症状(惊恐发作)。从现象学观点来看,尽管症状上存在一定的重叠,但根据恐惧对象和焦虑症状不同,可以将焦虑障碍进行分类,其中与强迫症共病率最高的是社交恐惧障碍(Bartz&Hollander,2006)。尽管强迫症患者常表现出焦虑症状,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强迫症是一种焦虑障碍。因为焦虑是很多障碍的一部分症状表现,例如心境障碍、发展障碍和精神病。尽管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伴随与其它焦虑障碍相似的焦虑症状,但是强迫症的焦虑症状是不稳定的且与情境有关的。临床经验表明强迫症和强迫谱系障碍表现出来的焦虑症状是多变且异质的(Nutt&Malizia,2006),因此,人们不常把焦虑看成是强迫症的核心症状。目前还不确定的是强迫症病人的焦虑症状是为了应对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而产生的,还是先有焦虑然后出现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的,但是有研究发现在压力情况下,个体的强迫症状会更加严重(Amtz,Voncken,&Goosen,2007;MacDonald&Davey,2005)。

3.3强迫症与囤积障碍

Frost和Gross(1993)首次对囤积进行了研究,将其定义为“获取和无法丢弃无价值或价值有限的物品”。DSM-IV-TR将囤积放入强迫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是研究者普遍认为严重的囤积行为应该被视为强迫症的一种形式(Mataix-Cols et al.,2010)。强迫症与囤积有相似的症状,例如难以丢弃,可能是由于害怕失去重要的东西,与强迫思维的功能是一样的。使用非临床样本的研究发现囤积与强迫症状有中度至高度相关。但是,强迫症与囤积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与囤积有关的想法并不像强迫思维那样被体验为闯入性的和不想要的,而且个体没有去控制这个想法的冲动。强迫思维通常伴随焦虑和痛苦,而囤积障碍患者常体验到的是积极情绪(在获得和回顾囤积的物品过程中)和尝试丢弃时的伤心。这些表现很少出现在强迫症患者身上。

已有研究发现对囤积病人进行认知行为治疗的效果并不好(Abramowitz,Franklin,&Foa,2002;Leckman,Raueh,&Mataix-Cols,2007;Mataix-Cols,Marks,Greist,Kobak,&Baer,2002)。囤积患者退出治疗的比率高,治疗后症状得到改善的程度更低(Mataix-Cols et al.,2002)。因此有研究提出囤积障碍应成为的一种独立的诊断类别(Frost,Steketee,&Tolin,2012),指个体获取和无法丢弃大量价值有限的物品,导致生活场所极度拥挤,妨碍正常生活,以与强迫症进行区别。

4.有关强迫症病理机制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目前对精神障碍的诊断大多是基于症状表现,而不是根据病因进行的,这导致诊断结果的信效度有限(Frances&Widiger,2012)。Hyman认为基因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和动物研究等可以为这些障碍之间的重新定义做出贡献的(Hyman,2007)。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临床工作者有机会了解精神障碍的脑机制。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基因、家族遗传、神经基质和生物学标记等有助于对精神障碍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为新的精神障碍分类标准提供支持(Kupfer&Regier,2011)。

研究发现强迫症病人眶额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的过度激活可能会导致错误识别功能和对行为结果预期的情绪和动机评价增高,背外侧前额皮层的激活水平降低则损害了个体对信息加工的认知整合能力(见蔡厚德,2006)。已有的研究结果提示强迫症的病因可能在于眶额皮层一尾状核系统的功能障碍。目前强迫症的遗传研究仅有一例(van Grootheest,Boomsma,Hettema,&Kendler,2008),该研究测查1 383例女性双胞胎的强迫症状,结果发现有3个因子:沉思(rumination),污染/清洗和检查,这3个强迫症状共享一个潜在的因子,表明强迫症强迫行为是普遍的。这些变异中基因解释了总变异的36%,环境因素占64%。只有污染/清洗维度表现为受到某个具体基因的影响。这个双生子研究结果仅可以解释污染/清洗症状。但是由于这个研究使用的强迫症状问卷并不包含如对称/排序等其它强迫症状,因此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家族遗传研究中使用强迫症状维度进行测查,结果发现与得分较低的强迫症患者(probands)亲属相比,在攻击/性维度和对称/排序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亲属有更大的患上强迫症的风险(Alsobrook et al.,2000;Hasler et al.,2007)。

临床症状与患者脑功能障碍之间的联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强迫症病人前额叶脑区和皮层下相关结构的功能改变是强迫症状的原因还是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确认。由于目前已证实的关于精神障碍的神经遗传学和生理病理学的证据非常少,阻碍了将神经科学加入到精神诊断,但是即使神经科学还不能为个体提供诊断依据,它依然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Hyman,2007)。认知科学如何更好的为临床诊断标准的制定服务,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证据。

5.评价与展望

一种疾病常常是根据它的核心症状或潜在的病理机制进行定义。虽然目前强迫症的诊断标准存在很多争论,但争论的实质是围绕强迫症的核心症状与病理机制。目前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强迫症的现象学层面,既缺乏对强迫症各亚型的调查研究同时也缺少对强迫症的病理机制研究。未来有关强迫症应重点展开以下几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