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1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 经济学 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 指导 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 总结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 逻辑 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 检验 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 调查 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 数学 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 经济学理论 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 农村 经济 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 市场 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 农业 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 行政 管理 体制 、 投资 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2
1.1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1.1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不依赖于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经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1.1.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等著作中，其理论思想是：第一，理论并不来源于经验材料和观察事实，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和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则只能被经验证伪（“证伪原则”）。第二，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的猜测，各种猜测或理论相互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理论不断接近真理。第三，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即不断尝试与清除错误，科学的本章就是其可证伪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1.1.3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历史主义）。库恩继承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某种说法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被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补充和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这个理论被称为“精致证伪主义”。
1.2经济学方法论演进对财务学的启示。我国对经济学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方法论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由于经济学与财务学的理论渊源，提高经济学方法论认识水平，对促进财务学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1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中，许多原来属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被引入和借鉴。而一定的理论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一种理论及其方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只吸收理论而一概摒弃其方法论。
1.2.2合理选择和搭配使用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从方法论的具体层次上说，传统上我国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的弊端，今后应当注重两方面均衡发展，使方法论结构进一步优化。
正如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要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如果推测能力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2.管理学研究方法论与财务学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的统一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的统一的基础上的。从管理学研究的实践看，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成三大部分，其一是以物为中心，旨在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管理效率的研究；其二是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第三是以组织为中心，旨在促使组织内外环境和谐发展的研究。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属性，难以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分析是造成管理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方法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财务学本质上具有管理学属性，因而管理学研究方法论就从根本上构成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
22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定量的研究为主，采用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是合适的。
2.2在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彼此影响的、并且受某种共同文化影响的人组成。认识社会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为，无法解释人们意识到的各种现实。应该从感性资料的外部标志去认识他人内心世界。
在该类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深入调研、比较研究与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精神”的分析和理解上的，其本身也保证了理论来源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采用历史个体主义，通过“理解”去进行管理学研究的同时，必须牢记“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者只有在摒弃个人偏好和先验观点的基础上，对现有材料加以分类分现汇总，才可能得出具有客观性的结论。
2.3在第三类以组织为中心，对组织和环境如何和谐进行研究的主题中，群体的行为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个人不同，虽然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群体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组织的目标、制度、文化传统、激励惩罚措施等在个体到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深刻的约束和影响。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化。
从社会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借鉴过来的“历史比较方法”在针对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异同，探索社会发展现象的一般客观可能性或特殊性的一种史学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组织现象的历史成因及组织中的各个群体、群体关系、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等发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使各个组织间、组织群体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为组织间和谐发展提供基础。
3.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现实分析
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财务学研究方法较多地受实用主义影响，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唯物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西方财务学界受实用主义影响，早期更注重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习惯从财务学本质、财务学职能、财务学对象、财务学目标等基本概念及基本问题开始起步。
3.2财务学研究的外在环境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自1990年12月17日飞乐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首次上市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别是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许多法规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中包装上市、财务学作假等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缺乏理性，市场融资功能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引导能力，等等。这就使以资本市场为内容的财务学理论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尽管近年来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关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库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权威的版本，许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自行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实证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资料收集这一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着财务信息失真等问题，也难以保证研究资料特别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这些研究结论的验证质量。
3.3我国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时间上远远短于西方财务学界。
一国财务学(包含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美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持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算起，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英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形成于17世纪末，即使从1802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始，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已近两百年。相应地，西方国家进行实证财务学研究已有近30年时间，而我国在这方面工作起步的时间还相当短。从这一方面分析，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处于规范财务学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是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4.现阶段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们现阶段如何进行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呢？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财务学理论的规范研究带有研究者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事实判断的数据和模型，缺乏科学性，应当迅速向实证研究过渡。本文以下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4.1关于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仍占主导地位问题。原因如下：
4.1.1财务学研究方法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具体说来，规范研究并不排斥实证研究，因为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也不排斥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为基础和前提。那种只能采用单一方法进行财务学理论研究的主张是有失偏颇的。
4.1.2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这项工作需要财务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作为优先完成的工作来做。我国现阶段的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财务学改革服务，为实践服务。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各单位正确贯彻执行国家财务学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单位内部管理、保证财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即使就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言，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规范研究仍应占据主导地位。
4.1.3财务学研究是为了在财务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财务学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学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广大财务工作者结合我国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总结各单位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措施。研究这些问题时，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同时，注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现阶段国情和实际出发，并兼顾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背景。
4.2关于实证研究中注重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问题。评判一项研究的优劣，主要有三个标准：是否新颖？是否有意义？是否严密?判断是否新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问题是以前没有回答的；第二，研究方法是新的；第三，样本或数据资料是新的。判定是否有意义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能为政策制定服务；二是能为财务实践服务；三是能为其他研究服务。判定是否严密可以从内在的严密性和外在的普遍性两方面加以分析。通常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照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已经发表的以统计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有关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难以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在逐步形成时期，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许多数据的可比性不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实证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较为缺乏，运用“垃圾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结论很可能也是“垃圾”。为实证而实证的论文对财务理论的创新并无多少作用。实证研究中的实地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应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那种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应当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而逐步成熟。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财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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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3
1.1必要性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校传统优势专业，拥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以及及博士后流动站。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实验室建设及模拟实验平台是基础，实证研究方法是手段。现如今国内具有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基本都购置必备的实验软件及数据库，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生培养与科研中的运用。实证研究平台建设有利于我校研究生培养紧跟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特点，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此外，实证研究创新平台建设可由多个学位点共享，通过购置实验软件，可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会计学、企业管理等多个学位点使用，充分提高实证研究创新平台的利用效率。
1.2可行性
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国内已有许多销售教学实验软件的公司，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单位专门提供实证研究所需的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生态经济学、土地管理学等数据库，而且以上软件及数据库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得到广泛运用。经济与管理学院已着手加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实证研究方法也成为日常研究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平台的规范建设提供了前期准备。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实证研究水平高的相关院校建立了相互交流关系，为实证研究创新平台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思路与内容
2.1项目建设思路
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围绕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和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依托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和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等平台，积极改善教学研究条件，丰富教学研究资源；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及其相关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对项目任务进行明确分工，院内组织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边建设，边完善，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经济实用、功能齐全的集专业实验室和专业数据库及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等于一体的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
2.2项目建设内容与预期目标
2.2.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实证研究的基础是对调研方法和数据分析的掌握。一是在学院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原有实验平台上，补充购置相关统计与计量分析实验软件包，便于更好地实现数据统计分析、统计作图、建模分析、预测与模拟等功能，使研究生在熟悉实地调研方法和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和运用最新研究方法分析问题，提高研究生的实证研究技能。二是结合新疆（兵团）农业发展实际，引入土地整理规划、农村调查与计量分析、农业政策分析、农产品期货等方面的实验课程，购置相关软件包，根据本学科各类研究生的需要适时开设，满足分类培养的要求。通过实验室建设，进一步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经过对各类实验软件及程序学习与应用，提高研究生实地调查、数据处理、定量分析及政策评价等方面的技能，尤其是进一步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实践能力。
2.2.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数据库建设。一是在现有相关文献数据的基础上，建议大学图书馆或与其合作购置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外文文献数据库，方便研究生随时下载、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掌握国外最新研究动态，为其论文选题、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支撑，推进研究的创新性。二是购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统计与案例数据库，为研究生的论文撰写提供充分的论据，推进实证研究的开展。如购置国家农业经济与政策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以及反映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瓜果、蔬菜、畜禽等特色农产品信息的网站账号等。通过专业数据库建设，逐步丰富农林经济管理各类专业文献、数据资源，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从创新性、规范性、论据充分性等方面提高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和水平，增强本学科研究生培养在区内外影响力。
2.2.3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一是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通过与校、院图书馆合作，组织人员全面收集新疆（兵团）“三农”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在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数据库建设方法与软件，打造特色文献数据库。二是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统计数据库购置。加强与新疆（兵团）统计局的沟通、协调和合作，设法购置统计局农村（场）固定观察点数据，或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借助其调研力量或合作调研，获取本学科研究所需微观层面数据，支撑研究生实证研究。三是新疆（兵团）农村（场）固定观察点建设。整合学院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及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的力量，依托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多方筹集经费，通过在全疆（兵团）范围内合理选择样本村（连），着力建设本学科的农村（场）固定观察点。通过组织本专业教师、研究生和绿洲三农学社成员定期赴各点调研，收集和整理统计数据，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统计数据库。在满足本学科师生实证研究需要的同时，适时进行商业化运营，以此使特色专业数据库建设迈入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自我良性发展。通过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推进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尤其是微观组织层面数据资源调查、收集与整理，在培养研究生实地调研、数据整理与分析等技能的同时，促进研究生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开展研究，进一步凸显学科培养特色，提升本学科在国内的地位。
3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预期效益
通过3～5年努力，可以初步搭建起集专业实验室、专业数据库及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等于一体的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实地研究平台，进一步改善教学研究条件，丰富教学研究资源，着力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及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本学科培养特色和优势，提升本学科在区内外的影响力。
3.1将成为本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训练的重要平台
有利于研究生掌握和运用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增加实证研究尤其是实地调研方法在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比重，提升博士研究和学术性硕士研究的学术功底和科研水平，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及动手操作能力，提高毕业论文和公开质量，最终提高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2将为本专业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及实践能力提高创造条件
有利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以适应本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研究生培养对师资的要求。
3.3将成为学院对外交流、社会服务与产学研互动的平台
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4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5
经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经济法学各种方法的综合，是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提出、确立、成熟的过程。由于经济法学与民商法、行政法及社会法学的内在关联性，所以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以既有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张守文曾指出：“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因此，经济法方法论、方法的选择及方法的类型化的梳理是对经济法研究方法体系化研究的基础。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
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
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
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231－232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
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
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
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
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
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
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
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
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
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
“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
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四、结论
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6
关键词：会计方法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一、引言
会计理论研究是以20世纪初斯普拉格的《账户原理》(1907年)和佩顿的《会计理论》(1922年)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传统的研究时期，这一阶段所采用的方法称为“规范研究”(NormativeStudy)。规范研究通常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标准作为分析处理会计问题的标准，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异军突起。经济学成为实证理论的主要推动力量，实证研究方法首先通过金融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进入会计研究领域。1968年，鲍尔和布朗关于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研究可视为实证研究的萌芽。1976年，詹森(Jensen)发表《罗切斯特学派宣言》。反对以特定价值判断为指导的传统会计研究方法，提倡要建立实证会计理论。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于1986年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经典之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证研究方法已成为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主流派。美国会计学会权威期刊《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刊发文章的基本标准是“该成果是对会计思想做出重大贡献”，该期刊偏好具有实务相关性的论文，“纯规范性或描述性的论文一般不会被接受”。其他知名度较高的会计类期刊如《会计纵横》(Accounting Horizons)、《会计和经济学月刊》(Journal ofAccountingand Economics)、《会计论丛》(Issues in Accounting)也不接受纯理论性的文章、论述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或论述不使用大规模样本检验的文章。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休谟在《人性论》(1739)中指出，人们不能从“是”的命题推断出“应是”的命题，这一论断被布莱克贴切地命名为“休谟铡刀”(1970)，并成为人们公认的区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标准。
(一)规范会计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规范会计研究是探讨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方法论，它通过一系列会计准则的规范性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化会计实践应该是什么。规范会计研究的优点：一是研究方法成熟。归纳法或演绎法是规范会计研究主流方法，这两种方法历史悠久，逻辑性强，容易掌握，易于理解。二是适用范围较广。规范研究可以不受预定模式的束缚，把理论概念或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上。该方法既能适应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也能适应会计基本概念及会计应用理论的研究；既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三是研究结论针对性较强。规范会计一般围绕确立的会计课题去搜集相关资料，继而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可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范会计研究的缺陷：一是价值不中立。规范会计研究强调价值判断，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偏好会影响所搜集的资料和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二是逻辑前提缺乏检验。规范会计研究强调证实性而不强调证伪性。但为证实论点所依据的逻辑起点假设却未经过验证，很多理论仍属于学术上的推论。推导结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前提假设，如果前提假设错误，则结论就成为“空中楼阁”。三是定性描述难以识别会计问题的本质现象。规范研究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是侧重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纯粹的定性分析难以揭示事物间微妙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入剖析各种会计现象的规律性，其结论因不具备可检验性而降低可信性和可操作性。
(二)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是描述关于会计现象“是什么”的方法论，它为解释现行会计实践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一是精确具体。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实证会计突出数学在建模和数据分析中的作用，通过定量深入剖析各种经济现象的规律性，既能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具体化和精确化，又可减少由于概念、运算手段等方面的不确切而产生的无谓争论。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超越现实的观察，并推导出新结果，发现直觉无法获得的关联关系，从数据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从而提升会计学理论的科学性，特别是其具体论断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基于此，使得监管部门有可能摆脱会计寻租、政治游说等道德观念的外部性困扰，在会计理论的许多论断上达到某种一致性，并且在其立场上保持某种中立性。二是拓宽会计研究领域。实证会计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大量引进经济学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为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供新的概念框架，把会计研究领域扩展到研究资本市场，如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会计政策选择、会计行为研究等，从而使我们对会计理论的认识又进一步。三是遏制学术腐败。实证会计不做重复性研究，每项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为所研究领域增添新内容、创造新理论。实证研究为防止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扭转不良学术风气提供平台。四是突出预测功能。实证会计得出的结论不仅阐释观察到的会计现象，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现象以及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搜集、分析获得系统性数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实施会计预测。五是体现科学性和实践性。实证会计从会计假设人手，对规范会计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进行检验，进而证实或证伪规范会计研究结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研究目标侧重现实，而不是理想，紧密结合会计实务，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实证会计研究的缺陷：一是经验检验与理论分析脱节。任何经验研究的设计都要求理论构建，实证理论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包括理论假设，而很多理论假设都是基于委托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委托理论研究中，决策者通常被假定为效用最大化者，并且其行动被置于一个竞争性市场系统内。这些假定(Assumption)成为公式化可接受实证检验的假设(Hypotheses)，在研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决策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中心是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观念。虽然经济理l生观念为严谨的数学分析提供出发点，但是经济理性的基本条件已经成为争论的主题。作为行为动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观念和作为交易发生的组织场所的市场理论是植根于经济理性的两个基本条件。现有大量的经验证据显示，个人不具备边际分析(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理性，完备的有效市场也不存在。二是核心论断的或然性。在实证会计的结论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关于会计问题的预测论断，预测是面向未来的，而经济活动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会计理论的预测只能说明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是概率极大的，但它仍是或然的、应然的。“事实本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马歇尔语)，“事实自身不会说话”(萨缪尔森语)，若想要事实说话，就必须对其加以说明或解释。
而作为“经济人”的会计学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解释者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掺杂其中。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一切经验证据都是受评价者的背景知识或世界观的影响。于是对同一事实往往会有不同的说明或解释。如wimes(1994)以澳大利亚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与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非审计服务收入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呈负相关。Barkess和Simnett(1994)也以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为样本，经多元回归分析，却得出“非审计费用与非标准意见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三是论证工具缺陷。数学的优势以及数学大规模运用依然不足以消除会计学科属性上的困惑。严格地讲，会计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惟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数学方法是对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经济理论本身。经济是一个数据生成过程(Data GeneratingProcess)，是一个复杂的、不可逆的非实验系统。无法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多次重复的实验，从而得到多组随机的实现值。而实证会计在运用数学分析时，只能将某个确定的经济变量值看成是某个随机过程的一个实现值。作为会计研究工具的数学本身也具有先天性理论缺陷。从2500多年前芝诺悖论引发第一次数学危机起，到非欧几何、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罗素悖论，经历数次灾难性打击之后，数学理论自身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以及某些核心范畴难以严格定义的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数学家承认。运用抽样方法采集数据时存在抽样误差：运用数学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假说检验，推断总体时存在推断误差。因此，有限的样本很难充分模拟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四是有些研究对象难以量化。数学的用途是广泛有效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实证研究是用数学公式来描述经济规律和模拟经济运行，但经济规律本身也是相当复杂，将经济规律简单化、公式化，其运行结果往往有一定的误差，这种误差有时是可以接受的，有时则与实际运行结果不相符合。会计问题涉及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变量因素，这些变量因素含义比较模糊，性质难以准确界定，因而难以量化。而现在的实证会计往往利用替代变量来表示。如独立性以审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意见的数量为替代变量，审计调整作为审计师应有职业谨慎的替代变量。这样的模型将会计非人性化，将经济活动中人的活动机械化、程式化，其效果可想而知。五是时间上的滞后性。实证会计必须等到某一会计问题出现很长时间，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
三、我国会计研究范式的选择
实证会计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是不争的事实。规范会计没有能够取得与实证会计相比肩的地位，然而，它的顽强存在和自主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证券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基于中国国情，本文认为，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近代量子物理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曾经说过，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面的往往是另外一条深刻的真理。既然规范与实证各具特色，那么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善策。理想的选择是消除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进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合。经济活动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的一面，二者缺一不可。会计实践规律的刚性制约，又受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会计学要对具有如此双重属性的经济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就不能不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规范性。从认识上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对会计问题本质规律的认识；从质和量的关系来看，事物的质和量是密不可分的。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量是表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的数量的规定性。质是量的基础，并对量起制约作用；量是质的必要条件，任何事物都有其数量界限。实证会计侧重定量研究，规范会计侧重定性研究，定性分析是基础。在研究中起预见和指导作用；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精确化，在研究中起着证实和纠错作用。会计理论研究应该是两种方法的统一，这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实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做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规范为主，实证为辅 回顾我国会计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规范理论一直是主流范式，实证研究居于从属地位，以假设检验型为特征的实证会计文章在我国会计研究的权威期刊上并不多见。本文认为，这种状况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主要原因：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实证会计必须以经济理论和运行机制及经济行为作为研究主体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离开了理论分析的指导，会计研究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理论不仅指西方经济理论，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问题尚未最终讨论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因此，目前的实证会计大都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之上。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虽然有些西方经济理论假设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直接将西方现有的模型应用于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忽略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从而也就忽视了实证分析完整的理论基础，致使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甚至得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其次，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比弗(Beaver)认为，美国实证会计研究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散化，机构投资者比重较大，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反观中国的公司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股权交易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尚不发达。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监事会职能缺位。大股东根据上市公司业绩状况，决定给予“抽血”或“输血”。从实证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上市公司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从方法论上影响实证会计研究的可信性。第三，我国企业经济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准确、及时与否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精确性。目前，由于我国统计水平不高，不仅可供直接使用的数据很少，口径不一的现象多，且已有的数据的可容性、连续性和可比性都存在较大问题。我国会计规范变迁较为频繁，加之我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明显的“政策市”，股价变动多与政策出台有关，这些情况也严重影响数据的可比性。在问卷型调查中，非应答(NoResponse)问题可能严重，有40％的应答者就算幸运。由于保密性质，有些数据只能以高度加总的形式公布，不能告诉我们有关微观单位的情况，而这些才是研究的目标。一些地方部门或单位的领导受利益驱动，以权扰数、以数谋利等违法行为滋长、漫延，加之会计信息失真已成一大流弊，会计造假前仆后继，数据的真实性大大折扣。把虚假的数据放进即使正确的模型中，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可信的。第四，实证研究型会计人才匮乏。实证会计不仅需要扎实的财会知识、经济理论知识、较完备的数学知识和一定的计算技术，同时还要具备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但由于历史的和学校教育专业设置等原因，当前在我国这类文理渗透、经济与数学皆精通的人才仍是凤毛麟角。在1997年之前，我国的实证会计主要是引进、介绍西方成果，此后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模仿，真正能够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模型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更有甚者，为显示自己研究水平之高深，一些学者刻意采用一些形式上看似完美的数学模型符号或是把简单的会计理论数学模型化。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及附庸风雅的风气对我国的会计研究百害而无一利。第五，实证的现实预测效果不尽人意。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许多政府机构和科研单位都尝试采用实证模型进行经济预测，但预测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仅以股票价格的预测为例，股市可以说是数据资料很充分，很准确，也很有条件根据各种资料拟合计量经济模型的场所。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运用高深的随机微分方程和非参数统计方法来研究金融市场问题，但至今收效甚微，另外盛行于股票市场的股市行情分析软件，始终无法准确预测股票市场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