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货币范文1
关键词：美元；加息；货币；流向；房地产；中国；日欧
2015年以后，世界上会出大事，那就是美联储加息。那么美元一般在两个时候可以升值：一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二是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期间。这次导致美元升值的原因不是美国自身经济发展力量推动的，而是由于全球正在发生21世纪最大的经济危机、货币混战危机从而推动美元上涨的。因此说这次美元升值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
在这轮行情中，市场对美元趋势性走强的判断几乎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在很多的人看来，这主要是由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美联储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道扬镳和地缘政治风险所引发避险情绪等的因素决定的。而且美元加息将意味着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的资金将开始流向美国。那么这些资金将会对美国经济繁荣产生进一步的作用，同时美国房市也将会出现回暖行情。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美元再次加息势在必行！
一、美元加息的基本内容
众所周知，加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提高利息的行为，所以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借贷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市场的利息得到相应增加。然而加息的目的应该可以包括减少货币供的应量、抑制人们消费、防止国家出现通货膨胀、鼓励人们存款等。而且加息可作为一个提升本国货币对其它国家货币价值影响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说，加息的最直接目的，是迫使商业银行用更高的成本来向中央银行借贷资金，进而使几个银行之间存在的拆借利息、整个金融市场的短期融资成本都有所提高，还可以遏制恶意的投机行为。
二、美元加息美国及世界现行状况
首先，虽然美联储在最新政策声明中表示要小幅度下调银行利息。但是从全球宏观经济层面来考量，美国所处形势依然具有相当优势。
美债利率上行受限，与美元的基本行情相比，美国债务的走势则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尽管，美国债务的复苏势头几乎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这足以支持美联储在本年提出的加息想法。而加息后美国的增势可能仍将持续，但是预计美国企业利润很难出现太大的增长。在非美地区，各国央行都在施行宽松的QE政策，这也支持股指不断冲高。
然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元加息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投资美元的利润将会有所提高，所以对于美元的投资需求也一定会相应得到提高，当然部分价格也会体现出同幅度提高。同时，美元与黄金又成负相关关系，美元看涨时，黄金就会看跌。由于美元的坚挺和稳定，使同为重要的储备资产黄金地位也有所降低。
三、美元加息对世界货币流向的影响
欧洲和中东的资金正在以负利率的形态流向美国。其中日本机构的投资者意识到日本和美国之间利率差的逐渐扩大，所以正在增加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这种资金流入，对美国国债行情构成了一种支持。结果，在升息的预期背景下，美国银行的长期利率上升的速度也开始日趋缓慢，这将有助于美国市场的稳定。
1.美元加息对日本货币流向的影响
众所周知用于世界投资的部分资金是看好强势美元的，都正在纷纷流入美国。而且充裕资金也带来了美国市场的稳定，因此货币宽松政策的退出看起来视野十分良好。但是，资金泛滥反过来也证明了除美国之外，世界经济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停滞感。
日本在消费税增税后出现了经济放缓现象，而美国却已经开始将加息纳入视野。新的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也预期升温。
2.美元加息对欧洲货币流向的影响
基于美国、欧洲各国基本面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加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分歧的加重，这些都将成为影响美元走强的一大因素。对市场而言，美元加息趋势是不可转变的，只是可能存在节奏快慢上的差别。今年九月，欧洲中央银行再次降息，还推出担保债券、债券的购买计划。因此，在欧元汇率因为货币宽松政策而持续走低的时候，美元汇率自然会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欧元区政策的再宽松也给美国债务带来了溢出效应。在这之前，考虑到美元存在这一定的升值趋势，那么如果用欧元买美国债务，一定将会抑制美国债务收益率的走高趋势。
由此可见在美元、日元、欧元这三大货币中，美元一枝独秀的局面日渐鲜明。
3.美元加息对中国货币流向的影响
让我们先看看目前中国的相关情况。最近几年，中国的房价涨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高度，所以房地产泡沫随时都有可能破裂。中国货币的泛滥也导致了的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造成人民币对内的购买力严重下降。所以政府不得不采用缘木求鱼式的加息方式，特别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应对通货膨胀。
美国加息中国减息，会造成中国资金大量外流，中国楼市在没有后续资金推动下会出现资金链断裂从而促使楼市泡沫破灭，在加上楼市资金大量撤离出逃中国换取美元保值，中国楼市崩盘是在所难免。中国庞大的楼市资金撤离会促使美元指数急速上涨，这是推动美元上涨的最厉害的其中一股力量。
4.美元加息对新兴国家货币流向的影响
这次美元加息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表现稳定。去年，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和股价均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目前，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表现出疲软态势，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的国家而言，美国债务的收益率涨幅受到阻碍或许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一方面虽然美国债务收益率的升幅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是，新兴市场还存在着高利息货币产生的利差优势，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美元汇率增加，而引发的资金外流的压力。另一方面即使美元汇率增加，随着新兴市场各国汇率的弹性的增加，汇率变动也会相互抵消，一部分被引起的压力，这能为稳定国内资产价格、创造独立的货币政策提供预留的空间。
所以美元加息的主要影响有股票市场不景气，在降低货币流通速度的同时减小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人们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大部分企业将减少投资；这些都将会刺激本国货币升值、减缓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也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
然而，一个国家加息的整体效果，通常是不能很快地反映出来的，因为凡是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亦或是说整个金融体系的联动机制，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某种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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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货币范文2
内容摘要：由于人民币从2005年至今缓慢升值，并且仍然面临继续升值的压力，我国的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总资产负债比。因此不仅需要了解一国的货币错配程度，更需要了解各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以及各部门间货币错配的传导机制和路径。本文建立各部门的资产负债交叉表，并且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上探究各部门间货币错配的程度、各部门对汇率变化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错配在部门间的传导机制。
关键词：货币错配 资产负债交叉表 传导机制
引言
货币错配是指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国家、银行、企业、居民等）的资产负债表以不同的货币计值，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两者同时存在）对汇率的波动表现非常敏感的现象。所以，货币错配对汇率变动非常敏感，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结算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汇兑风险而造成资产和负债的不相等，如果是资不抵债则会对该国各部门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在存在净外币负债的情况下，本币贬值将导致经济主体外币债务增加；在存在净外币资产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将导致经济主体外币资产缩水。这两种情况如果严重，都将会使经济主体陷入财务困境，从而导致投资减少，引发经济收缩，最终导致经济或金融危机。
Burnside & Craig（2001）分析了货币错配对亚洲国家的预期财政赤字、货币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美国学者戈登斯坦（2005）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发生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并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测算货币错配的指标AECM，并且发现在发生金融危机前夕和危机中的国家其货币错配程度普遍较高。Agnion（2004）构建了货币错配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路径模型，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一国的货币错配程度并不是各部门货币错配程度的简单叠加，货币当局、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公司部门和居民部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不同，货币错配的程度也不同。陈晓莉（2005）构建了一个两时期的银行资产负债模型，分析银行业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程度，并分析了本币升值冲击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渠道，由于银行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银行危机的传导路径。Andreas B & Jonan M（2006）建立了各部门的资产负债交叉表来分析格鲁吉亚各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朱超（2009）通过建立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研究各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并且在戈登斯坦的货币错配指标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测算货币错配程度的指标体系ACMAQ，通过该指标在各部门的数值变动来分析各部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
但是各学者基本都是基于各部门的货币错配指标数值来说明货币错配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各部门的资产负债交叉表分析中国各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并测算各部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分析中国各部门货币错配的传导方式、传导渠道以及作用效果。
分析框架
一国的经济体可以分为四个部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和中央银行）、银行部门、公司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些部门是靠银行部门为纽带联结彼此的关系，商业银行将存款准备金存于中央银行，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债权；商业银行对公司和居民的存款和贷款，形成商业银行的债务和债权。一国经济体各部门与世界部门的关系如图1所示。
虽然一国整体资产负债表可以分析一国经济对一系列危机（包括金融危机）的自我恢复能力大小，同时，关注一国经济的内在结构以及分析该国经济中重要的经济部门，如中央银行、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一个经济体中主要部门的资产和负债构成与规模，将有助于分析该经济体遭受危机的可能性以及一个部门传递给其他部门的渠道。因此，本文构建了各部门的交叉资产负债表，来分析货币错配在各部门的程度以及传递问题（见表1）。
通过2005-2007年部门间的本外币资产负债数据，构建了2005-2007年中国各部门资产负债交叉表。根据2005年资产负债交叉表的数据，以2005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8.07作为参考值，计算外币净产值、总净产值、外币资产负债比、总的资产负债比四个指标如表2所示。由于各部门的净产值不能简单的相加，所以没有计算净产值的合计。
外币净产值=外币资产-外币负债
总净产值=本币表示的总资产-本币表示的总负债
外币资产负债比=外币资产/外币负债
总资产负债比=本币表示的总资产/本币表示的总负债
我国商业银行吸收国内存款作为银行负债，其中一部分作为商业贷款，一部分投资国外的债券。从表3可看出，银行部门的外币资产多于外币负债，但是总资产净值还是为负。公司部门的外币净产值和总净产值都为负值，由于本文并没有计算公司的自有资产，因此只能说明我国公司存在流动性和偿还能力不足的风险。
假设各部门的资产负债保持2005年的结构，在逐渐提高了汇率水平下，各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将如何变化？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的下降，货币当局、银行部门、居民部门的总净产值都下降了，而政府部门、公司部门、世界部门的总净产值却提高了。货币当局主要的外汇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汇率的下降使得外汇储备实际减少了；银行部门由于净产值的减少，对公司的贷款随之也会减少，所以从数据上看到的是公司的负债下降了。从总资产负债比来看，随着汇率的下降，货币当局、居民部门的总资产负债比也下降了，而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比提高了，银行部门、公司部门由于外币资产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相对较小，所以总资产负债比基本没有变化。
本文根据2005-2007年各部门资产负债情况绘制外币净资产和总净资产变化图（见图2和图3）。比较后发现，货币当局的外币净资产和总净资产逐年增加；政府部门的外币净资产为负，但总净资产为正，并且在2007年有显著提高；银行部门外币净资产为正，但是总净资产却为负，从短期看银行存在流动性和偿债方面的风险；公司部门的外币净资产和总净资产都为负，并且逐年减少，尤其2007年与前两年相比有显著减少。世界部门衡量的是各部门的对外币资产负债情况，我国各部门总的外币净资产为负，并且逐年减少。
资产负债比大于1，表明资产大于负债，数值越大，表明资产大于负债的程度越大；资产负债比小于1，表明资产小于负债，越接近0，表明资产小于负债的程度越小。通过表4比较2005-2007年各部门外币资产负债比和总资产负债比，货币当局无论是外币资产负债比还是总资产负债比都大于1，并且逐年递增，尤其是外币资产负债比增加幅度比较大；政府部门资产负债比也逐年增加，特别是2007年增加明显，资产已为负债的4倍；银行部门外币资产负债比大于1，并且逐年下降，总资产负债比小于1，基本保持稳定；公司部门的外币资产负债比和总资产负债比都小于1，并且逐年下降；居民部门的总资产负债比大于1，并且也逐年下降；世界部门的资产负债比基本保持稳定。
随后，以各年实际的年末人民币比美元的汇率为基准（2005年的汇率为8.07，2006年的汇率为7.81，2007年的汇率为7.3），将2005-2007年我国各部门的外币资产比和总资产负债比的实际变化进行比较（见表4）。随着各年人民币比美元汇率的下降，各部门资产负债实际数值也根据人民币升值预期做出调整。货币当局不管是外币还是总的资产负债比在逐年提高，尤其以外币的资产负债比变化更大，到2007年底，货币当局的外币资产是外币负债的45倍以上，可以推断，货币当局及时调整了其所拥有的外币和本币资产和负债，人民币升值并没有明显影响。政府部门的总资产负债比也在增加，由于这个部门没有外币负债，本币资产的增加抵消了外币资产的减少对总资产负债比的不良影响。银行部门的总资产负债比基本不变，而外币资产负债比逐年下降，明显看到，人民币升值已经恶化了银行的外币和总资产负债情况。公司部门不管是外币资产负债比或是总资产负债比的下降幅度都比较大，居民部门的总资产负债比也在逐年下降；世界部门的外币资产负债比基本稳定。
汇率变动对各部门货币错配的传导机制分析
（一）银行部门与货币当局之间货币错配的传导
货币当局是银行部门的管理机构，并通过银行部门调控宏观经济各部门。各部门通过银行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银行功能的本质是作为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金融中介，通过资产组合转换和期限转换，从个体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再贷给需要依赖银行融资的借款人。货币政策传导主要有两个渠道：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的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变动的影响直接由债券市场传递到实体经济，而信贷渠道的传导机制则考虑了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种传导机制的存在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货币的非中性、银行依赖的借款人的存在、中央银行能够影响贷款供给。一般在金融结构、金融中介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分析中，前两个条件的存在具有客观合理性。在金融市场存在缺陷的条件下，第三个条件也具有合理性。
假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银行体系的准备金率，则即使在存款来源不减少的情况下，可利用的负债资金来源也将减少。因此，银行面临的这种融资约束，将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情况下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我国中央银行在2006年9月15日上调外币存款准备金率至4%，2007年5月15日再次上调外币存款准备金至5%。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将迫使银行部门增持更多外汇而减少结汇额度，央行被迫投放大量外汇占款的压力也随之降低。央行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货币错配压力转移到了银行系统中，虽然在一定程度抵消了升值的压力，但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加重。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以收回银行体系流动性，锁定银行机构外币头寸，抑制其投放外币贷款。
（二）银行部门和公司部门之间货币错配的传导
对于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汇率变化会产生扩张性效应（对贸易企业而言）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如果扩张性效应大于资产负债表效应，则对企业产生有利影响；反之，如果扩张性效应小于资产负债表效应，货币错配引起企业净值下降，会导致企业所支付的外源融资升水上升和产出下降，进而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当考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时，我国贸易企业应该普遍存在借入以本币标价的款项用于国内的生产和投资，获得以外币标价的现金流收益，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形成正向的货币错配。本币升值导致企业的净外币资产减少，债务负担增加，企业净值减少。当企业资不抵债达到破产水平时，无法偿还银行的外币贷款，如果大量客户的外币贷款均无法偿还，会导致银行体系的崩溃，发生银行危机。同时，在存在外源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的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的成本是不同的，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的部分为外源融资升水。企业的净值会对其金融地位产生影响，随之影响企业的外源融资升水和从银行借款的数量。
当银行总资产负债比提高，贷款数额受到限制，企业为了满足资金需求只能转向债券市场，但是贷款与债券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使外部债券融资的风险溢价上升，货币紧缩效应进一步加强，从而企业可以借到的数额下降。因此，货币错配下人民币升值对公司部门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其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公司自身外币资产负债在汇率变动下对其比例的影响，另一个方面由于银行资产负债的恶化从而对其贷款减少，从而导致本币资产和负债的恶化。所以公司的外币和总资产负债比都在下降，货币错配程度在公司部门不断加强。
（三）银行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货币错配的传导
在我国，银行部门持有居民部门的本币存款负债，也会向居民部门发放消费信贷。当银行部门由于货币错配程度加强，减少信贷额度时，居民部门的消费信贷也会有影响，其作用机理和公司贷款是一致的。因此居民部门的总资产负债比率也在逐年下降。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各部门的资产负债交叉表分析了货币错配在各部门的不同程度及传导机制。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我国的货币错配并没有严重到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程度，因为我国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只占到总资产负债很小的比重。如政府部门外币资产和居民部门的外币负债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还是要对货币错配引起重视，特别是公司部门的货币错配，已影响到了公司部门的偿债能力。
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机制和信贷机制同时作用于经济各部门，而各部门又是通过银行互相联系的。货币机制通过银行的负债方面起作用，而信贷机制通过银行的资产方面发挥作用。由于银行部门存在货币错配，会使得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强，信贷约束也随之加强，从而使得公司和居民的资产负债比下降，严重的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居民对房产、汽车等耐用品的投资和消费。
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角度看，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企业将面临原材料、劳动力、管理费等价格的相应变化，生产成本也就随之而有所变化，因此，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将不同，从而影响到顾客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量，最终导致该企业的营业额发生变化。一般而言，如果本国货币的实际价值下降，本国出口商品和受进口竞争的国内商品会更具竞争力。相反，本币升值会打击本国出口商以及与进口商竞争的生产商。而且由于汇率变化导致企业应收账款和应付债务的价值发生变化，人民币升值，则以外币表示的应收账款折算成人民币将会减少，而应付债务折算成外币将会增加，进一步恶化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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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货币范文3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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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货币范文4
关键词：货币合作层次障碍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增强，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出现了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世界经济两极的西欧和北美在一体化方面进展迅速，分别建立了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东亚在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获得进展外，其它区域经济合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而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欧元的问世以及稳定运行，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了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模式，并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而在北美，美元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中。由于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一致，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已不再是最优选择，东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又不具备建立类似欧洲统一货币的条件。面对世界经济其它两极的挑战，东亚货币合作该何去何从？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催化剂，各国开始意识到货币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设想和倡议，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10+3”（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财政金融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到“清迈倡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亚洲债券市场的启动，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东亚国家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并且在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欧洲货币合作相比，东亚货币合作刚刚起步。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果合作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欧元区那样的统一货币可能面临更多障碍，需要经历更漫长的路程。
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障碍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东亚地区内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地区）共同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为第三层次，其它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为第四层次。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没有欧共体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经济发展接近的实观背景。
由于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经济学家为政府进行经济决策和预测时使用的计量模型也不同，因此对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的成本和利益估计就不同。这种不确定性存在最终导致两个结果：对经济问题及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协调参与的积极性有所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性；即使通过协调达成一致性，对协调效果的评估也会存在不同，政策制定者很容易认为其协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中只能得到消极的教训。
政治障碍是制约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因素
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有时候被认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重要条件。Cohen(2000)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国家的权力安排。Mundell(2001)则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
欧元得以顺利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脆弱，受到许多敏感因素如政治、民族情绪等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协调涉及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货币合作需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要是货币，执行某些共同政策，建立统一协调区域内部经济金融政策的超国家机构。西方文明有一种很强的契约观，各国均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参与合作的各方，因此也就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一个大欧洲）而彼此让渡或放弃一部分，如货币等，从而使欧元顺利诞生。
相比较而言，由于过去几十年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区域合作，使东亚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其特点有三：一是非正式性，如APEC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欧洲让渡一部分、建立一种正式的制度；二是强调互不干涉成员国的内政；三是寻求达成共识，将有分歧的问题搁置起来。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以及对的强烈要求，是无法适应区域货币合作进一步发展需要的。
此外，东亚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是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极为重要的障碍因素。Bayoumi&Eichengreen(1997)指出，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目前，虽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地区最高，但由于日本至今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在参拜靖国神社和改写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屡屡激怒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因此日本尚难取得东亚各国的政治信任，即使建立货币联盟也很难让东亚各国接受以日元作为锚货币。
而东亚国家（地区）领土争端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民族主义的根源随时都可能使领土问题成为热点，从而爆发冲突，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2001年10月13日，蒙代尔在“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亚洲货币统一面临着比欧洲大得多的障碍。欧洲选择了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程度在政治多元化的亚洲是很难被接受的。据此，蒙代尔提出，亚洲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采用一种以在亚洲进行国际贸易为目的的平行货币，而不是取消本国货币。东亚现阶段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成员国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初衷就是通过最小的权利让渡代价，以获取最大的公平收益。所以在N种独立货币的经济主体之间，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就会遇到“第N种货币问题”，即在新的共同货币创造之前，成员国为了规避国家霸权的出现，极不情愿采用区域内某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但是为了实现经济趋同又不得不选择区域内一种主要货币作为法币并使其他货币与它钉住。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表明，成员国选择了德国马克作为锚货币，并让德国决定着整个欧共体的利率，从而解决了“第N种货币问题”。
东亚与欧共体相比，在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虽然日本学者提倡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就像德国马克在欧洲汇率联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但笔者认为，日本与德国不同，德国的GDP大部分来源于其在欧洲的相关贸易，这使得德国马克在欧洲中央银行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GDP在东亚超过50％，日元也是一种国际货币，但是日元在东亚进出口结算中的比例仅占30%，美元却占到了70%。而且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衰退，至今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从而日本银行体系陷入巨大困境。由于日本陷入通货紧缩和零利率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实际上日本国内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自身还需要一个外部驻锚来遏制一直存在的通缩预期。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脆弱性使得日本无法独立承担东亚货币合作锚货币的重任。
而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起步，前景还不确定，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得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面临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我国应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对策
针对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和障碍，我国从自身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可以结合国内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从以下几个步骤分阶段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积极加强与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的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汇率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东亚各国甚至国际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影响。2005年7月，我国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当天马来西亚随即宣布改变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而日元等东亚货币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因此，我国可加强与东亚各国在汇率政策上的协调，建立相互间的信息通报制度，以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自由兑换进程。我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锚货币之一。
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因为东亚不同的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目前尚不具备进行区域整体货币一体化的条件，所以区域货币一体化适用的方式应从更小的次区域开始。而我国基于潜在冲击对称性、地缘亲近性和社会文化相容性方面考虑，可率先推动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即所谓中华货币区）次区域货币合作；而随着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对于加强货币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目前，我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人民币在东盟国家中已经是一种强势货币。我国推动与东盟的货币合作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另外，东盟内部、日本和韩国也可进行次区域的货币合作，然后在实现必要的前提条件、取得充分趋同之后，最终形成东亚共同货币区。
各国货币范文5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一直是国际金融的热点。此次源于美国，影响波及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了焦点。2008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与会的各国领导人提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从全球层面上进行彻底改革的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对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作出安排时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具有极强历史延续性的复杂制度安排。因此，考察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进程，剖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将有助于探索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1.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缺乏约束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又称美元本位币，全球货币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上，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基准关系，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目前占全球贸易结算份额的85%、国际储备货币份额的65%）。美联储拥有事实上的国际货币发行权，成为全球中央银行，美元的发行权属于美国，货币发行多少只需根据其国内经济需要来决定，美国为了获得通胀税和铸币税收益不断扩大货币发行。由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缺少必要的约束，发行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流动性泛滥和各国货币关系不稳定，“特里芬难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汇率体系不稳定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没有任何约束。“牙买加协定”允许成员国自由做出汇率安排，既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也可以实行盯住某一种主要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增大。当前实行的“浮动汇率制”由于参照物难以确定，汇率体系不稳定，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体制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根源之一。尤其是在中心-汇率制度架构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位于体系的中心，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国位于体系的。
3.缺乏制度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牙买加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表现之一就是没有制度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该体系下，由于实行以浮动汇率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汇率制度，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性问题。然而，自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无任何设计和约束来敦促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也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完全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尽管IMF要求各国将保持汇率的稳定作为首要原则，但各国政府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大都将国内的宏观经济目标放在首位，采取一些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政策，经常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失衡状态。
4.权利和责任的失衡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国对外提供美元不再有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被赋予了世界通货的特权，作为储备货币，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在缺乏替代货币的前提下，由于解除了原来附加在美国身上的对于货币发行和汇率调整的约束，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无限制地对外提供流动性，确保了美联储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和权利――对世界发行货币，却没有任何世界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获取大量的铸币税收益，并通过美元贬值逃脱和减轻国际债务，同时远离外汇风险和外债危机的伤害。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部分的调整责任；牙买加体系之后，它就经常拒绝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
5.决策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当前IMF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不尽合理，基础投票权的作用名存实亡，作为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美国有16.7%的投票权，拥有对基金组织任何一项重大方案和决议的一票否决权，欧盟国家占30%以上的投票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只占39%多一点，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却未能在基金份额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事实证明，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有密切关系。因此，改革的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
二、改革方向――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多元化
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与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时指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成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目前还不具备对国际货币体系全面推倒重来的条件，只能在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下，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完善。
对世界而言，即使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进程，但从短期而言，国际货币体系很难发生重大调整，美元的核心地位仍然会持续较长时间，而且保持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从长期来看，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地位将被逐渐削弱，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多元化，将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改革方向。金融危机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演进逻辑，必然导致由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转变为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将加强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当区域货币逐步取代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金融资本全球化在微观上将表现为多元化的区域货币。未来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复归，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自形成货币联盟。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三大货币联盟有各自的演进路径和形式，分别是单一货币联盟、主导货币区域化及多种货币联盟三种形式。未来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将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范围内，不断地受到货币联盟的挑战。
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好处是有可能在多元货币间建立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市场选择的方式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形成约束，使国际金融权力从“霸权”向“均势”结构的变革。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若干主要货币区的货币，以货币区或大国的GDP规模、国际收支状况、对外贸易比重、外汇与黄金储备以及人口等经济指标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国际货币平价。在此平价基础上，世界各国的货币与之挂钩，形成固定汇率。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被美、欧、亚三种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格局所代替，即美元本位制让位于“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这种多元制衡体系也更符合全球多极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但由于各关键货币国家间的货币政策趋势、利率走势不同，进而导致汇率变动，从而造成货币投机盛行。因此，必须在各关键货币之间确定一定的规则，在多元的关键货币之间建立某种负责任、有管理、透明且有约束力的汇率关系，并且各关键货币国家应当对维持这种汇率体系承担主要责任，否则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就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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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货币范文6
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发展，克鲁格曼对参与的成本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释，博弈论者则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这些进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入，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货币交易的取消还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是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三是货币一体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和通货预期，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四是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由于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_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在逐步上升，加入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它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它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