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人范文1
经常想起安妮会在凌晨3点多，因为那时候我在失眠。借着台灯明亮的光看安妮的书，不愿意天亮。
喜欢安妮《二三事》的封面，一条弯曲的小道在群山中。这次我去的乡下，见过很多这样的小道，而且也在下雨前的下午从一座山的脊梁出发，在傍晚雷声阵阵，闪电劈声，雨水硕大中前行，身边有当地人尾随。在快到家时遇到一条狗，干净的短毛，尾巴不停这摆着。我从它身边经过，我以为它会跟着我，因为我没有看到周围人的踪迹，我想狗喜欢人类的，尤其在这个寒冷孤寂的山道上。
它没有跟着我，我回头看到它还蹲在那看着我，也许它在等什么？在等一个熟悉的面孔，而我和它只是所谓的过客。想起安妮的一句话：“在没有我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在以后没有我的时候，它们还会这样，一直”。我突然感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如此渺小，在一千年前苏轼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长吟。
列车驶进天津西站，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个大城市熟悉的气息。在这个城市我有自己的家，亲人，同学，爱过的姑娘，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自己去远游，离开这个城市，可每次在外面待不到一个月便想着回来。
我是一个人范文2
我是一个懒人
知道运动很重要
却总是被惰性打倒
我是一个懒人
遇到什么事却心急火燎
仿佛耽搁一分钟都不得了
我是一个懒人
喜欢自由面对电脑
用文字代步向前跑
懒人有懒福吗
也许答案并不重要
改变才是最好
懒了很久
虽然很早就认识到
但习惯却很难抛掉
总是下决心
却总是懒了朝朝暮暮
其实真的不想懒到天荒地老
我是一个懒人
虽然知道这样不好
却总感觉无力把惰性扳倒
你也懒吗
我是一个人范文3
记得有一次整理书房，我把自己写过和主编过的书垒在地上，一本一本地加上去，已经超过膝盖逼近大腿，我默默算了一下，如果一直这么写下去，三四十年后迟早可以一米八。吴舒然同学站在旁边看，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哪天你爹挂掉了，墓志铭上刻这一行字就好了：这里躺着一个著作等身的人。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勤勉的人，希望这一米八高的书中有若干本在几十年后还能重印，还会被偶尔提及。这当然是我一生唯一的自我期许。但是为什么还要经商，为什么还要离商业那么近，还要录视频、做音频，在自媒体经营乃至新项目投资中耗费那么多的r间？为什么要让商人的身份干扰文人的“清誉”？我想，我是被两个东西“害”了，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德鲁克。
好奇心是被席卷而起的新文化消费撩拨起来的，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和新工具的推动下，在今天，一位写作者的创作状态和读者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一个极小众的财经作者，你可以摆脱平台的局限，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以更高的效率传播你的思想。我不能抵抗这样的诱惑。我所有的写作是为了影响人，而不是自娱自乐，如果我能够独立地掌握新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寄生于任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更何况，这一轮的变革，让内容生产者具有了直接变现的商业可能，若不投身其中，会不会有别样的后悔？
德鲁克“害”到我的，是他对商业观察者的自我界定――你必须是一位“介入的旁观者”。《旁观者》是德鲁克自传的书名，在这位老先生看来，旁观者并不是冷漠消极的人，相反，他应当积极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德鲁克一生写了六十多本专著，同时从事过多种职业，编辑、记者、证券分析师、教授和管理咨询师，他还参与创办了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商业年代，其变化迭代的速度显然比德鲁克时代更加的快速和令人产生陌生感，如果你不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很难发现真正的变化。过去的两年半里，你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读到的几乎所有转型案例和创新事件，都是我用脚跑出来的，而绝不可能在书斋中杜撰可得。
我是一个人范文4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任鸣这个今年6月上任的人艺院长却低调得不能再低调。被任命之后，他每天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上午开会布置工作，处理一些剧院的事务，下午在排练场排8月底上演的《理发馆》，没事时就窝在那个堆满了书和报纸却乱中有序的老办公室里。
“当院长任务很简单，就是出好戏，出人才。人艺是有家风的，是有根的，我会坚持下去，把人艺好的东西接住，再很好地发扬下去。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传承人。”任鸣说。
最想做的事，还是导戏
BQ：当了20年的副院长，现在被任命为院长，这一路走来心里有何感受？
R：我27岁的时候，从中戏毕业，分到人艺来做导演，当时特别高兴。我认为我的理想实现了，因为我就是想做导演，不停地排戏、创作。其实1994年，提我做副院长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提一个35岁以下的干部，然后剧院可能在这些人选当中，觉得我这个孩子合适，那就可以了。跟我谈的时候我很吃惊，我就想做一个导演，没想过别的。那个时候我34岁，是我来人艺的第7年。
在做副院长的20年中，我也没闲着。我认为排戏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让我做副院长，然后做院长，是对我的信任和肯定。对我来说导演肯定是干一辈子的事，做院长可能就做一任，因为我还有6年就到60岁了。不做院长以后，我还是要回归到导演。就是说我想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导演，回去再排戏。院长永远是有任期的，我努力在这个任期当中为人艺服务好，等到任期满了，我就回去做我的本行――导演。
当然在任期当中，我也没有说不能导戏，只是导的戏远远少于当副院长的时候。任命的事一来，我就推了6个戏，剧院现在可能需要我更多地去做院长的工作。
BQ：因为剧院工作而推掉很多戏，其中不乏一些非常好的创作机会，心里会觉得遗憾吗？
R：是这样，说国家也好，说剧院也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做，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喜好不去做这些事。被任命时的发言稿里我写了勇于担当，其实还有一句话我没写，就是勇于牺牲，牺牲自己的利益和一些机会，或者说是牺牲爱好。为剧院服务，肯定要有牺牲。但是这个东西没办法，这个就是代价。现在排的《理发馆》是原来定好的，推了不可能。但明年、后年排什么，我都没有计划，因为要去做管理。
BQ：现在一边做管理，一边还要进行艺术创作，两种思维怎么切换？
R：可以切换，我已经切换了20年了，当副院长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而且导演这个职业天生就是领导者，我们从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从第一天就教我们：导演是一个组织者，是一个领导，在剧组里面都听导演的。因为剧组是导演中心制，所以我在中戏读了5年，后来在人艺待了27年，只要我是导演，我就要带领剧组，要跟编剧、跟所有人打交道，导演第一职责是当好组织者。我后来说，做导演会把人锻炼成领导，只是他是艺术上的领导。
另外我从1994年到2014年这20年，一直跟着人艺这么多的领导在一起，我刚当副院长时，曹禺先生还是院长，跟了他两年，后来跟刘锦云先生10年，然后是张和平先生。我一直看着这些院长，他们跟我的谈话，他们的做事方法，都是对我很深的教育，我也就知道了，人艺的院长是什么样，起码见习了20年。
BQ：1994年被任命为副院长，当时你只有34岁，非常年轻，在人艺里面也算辈分小的，和老艺术家们相处，会有困难吗？
R：没有，那个时候是我到人艺的第7年，因为我是干导演的，跟老艺术家合作过很多次，我觉得他们特别好。那个时候人艺没有年轻导演，就我一个，我就跟独生子一样，老艺术家对我是特别的爱护。都是帮着我，我做导演帮着我，我做院长也是帮着我，没有人给我出难题。我的一切都是人艺给的，所以我特别感恩。1991年《海鸥》演完之后的庆功会上，于是之老师喝得稍微有点脸红，过来跟我说：“来，我和人艺的未来干一杯。”现在想起来，老觉得是冥冥之中有所注定。包括当年中戏不放我，我连个职称都没有的时候就提我当副院长，这种栽培都是一点一滴的。
人艺的未来：“演员做导演”
BQ：你反复说过，有些演员是可以做导演的，以后是不是能看到他们导的戏？
R：能做，我告诉你谁能做，冯远征、宋丹丹都能导戏，他们本身是非常好的演员，转行做导演，也可以。杨立新是好的演员，也可以导戏，他们极有创造性，极有导演思维。蓝天野，也是好演员，后来导戏也很好。这是人艺的一个传统，我觉得今后人艺在导演发展上可能有两条路，一个是像我这样的学院毕业的导演，还有一个就是剧院里优秀的演员，在导演上有才华的，可以做导演。我会给他们创造机会，希望可以看到他们导演的作品。
BQ：21世纪以前，人艺在戏剧界几乎是“一家独大”，现在人艺也会面对一些争议，你如何看人艺的未来？
R：面对人艺的未来，第一我充满信心。我为什么充满信心？是因为我对话剧充满信心，我觉得话剧亡不了。第二人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觉得一个导演、一个剧院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文化和传承，我认为北京人艺是一个像曹禺说的有独立风格的剧院。第三我认为北京人艺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讲传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发展去创新。我说人艺的发展有“两进”，与时俱进和稳中求进。
人艺一定要与时俱进，要跟着时代一块发展。稳中求进是我觉得文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耐得住寂寞，不能跃进。作为剧院，人艺还能不能出现优秀的作品，能不能出戏剧大家，我觉得可以去渴望去追求，但不是我能左右的，这个必须要得到时间和观众的认可。
因为任何的艺术大家不是一个仪式，说我授予什么的，它是水到渠成，曹禺就是，他没有说拿什么奖来衡量，他是拿作品不朽来衡量的，所以这是需要时间的。人艺是一个能出艺术经典、艺术大家的地方，但我们要不断去追求，因为搞艺术就是无止境。
我给提了6个字：稳健、务实和奋进，还是要有所作为。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描写心情有这么一个词，叫“心如巨石、风吹不动”，这个很重要。不要受那些干扰，国家也好、民族也好、观众也好，对北京人艺的希望就是出好戏，有好的演员来演。人艺不是一个商业剧院，是一个艺术的剧院。
我是一个人范文5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身着一身黑色中山装，仅胸前有一枚朱红中国印作配饰，以一袭低调的中国风现身瑞典学院，进行了一场45分钟的文学演讲，此次演讲的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故事一：母亲的故事
素材运用关键词：爱；善良；悲悯；人性；宽容；感恩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使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素材点拨】莫言的演讲从他自己的母亲开始，情感真实，满含悲悯之情。关于母亲的叙述，并不鲜见。然而，这样的叙述每每都能够打动听众，甚至每每让人泪湿青衫。这中间，莫言讲故事的才能也许发挥了作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对母亲的爱乃是一种普遍人性。更因为这样的母亲，在历史中，在文学中，是无数人最珍贵的学堂，是无数人良知的一面镜子，是无数人勇气、善良、知耻的源头。莫言的母亲，教给子女的是爱和人的尊严。所以，这些故事固然属于莫言，其中渗透的情感、意志、情绪，却是人人都有感触、也不会感到陌生的。文学的复杂在于此，文学的纯净也在于此。莫言的演讲告诉我们：好的故事说到底就藏在母亲心里，飘荡在故乡田野上，等待着具有天赋的人去挖掘。而我们中学生要写出好作文，从中应该学到的是：本色、朴实、坦诚……喜欢讲故事的人，都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故事二：意味深长的“三个故事”
素材运用关键词：自由；多元；尊重；人性的美和恶
哭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英勇斗士的故事。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扔草帽的故事。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素材点拨】莫言，用三个或直白或玄奥的故事，从容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讲。而故事落音，也引来人们的多元的阐释和见解：例如，对特立独行、不逐流随波的个性化的坚守；没必要过分彰显自我，人的尊严；祸福无常，被抛弃的未必不是好的，人性的美和恶。这些故事随时都可以重复发生，他们很浅显，很容易被记住，但每一个小故事讲的都是生活的大道理，每个故事都是社会和人生的缩影。这种涟漪效应，正表明了写作者“讲好故事”对公共生活潜在的滋养和改变。或许，剖白灵魂，可以有很多方式，尖锐针砭抑或平和地讲故事，而莫言选择了后面一种：与其将“道理”置于的地表，不如讲着不乏深意的故事，引导读者学会思辨，并习惯自我启蒙。所以，莫言的这三个故事，给我们中学生写作最深刻的启迪是：引导读者学会思辨，学会用多元的眼光、多元的视角、多元的观点看待社会与生活。
【编辑提点】天下文章，无非三类。一种是写人的，一种是写事的，一种是写观点的。风景之类的文章从根本上还是写人的。
写人的文章，必须通过这个人做的事、说的话来体现性格；写事件的，更不用说了，必须讲好故事；写观点，必须得有论据支撑才有说服力，而这论据的展示必须依靠讲故事的能力。
这么一看，文章好坏，关键在于讲的故事好不好、能否抓人。
所以，莫言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何时，千万别忘了讲故事的传统。抛开故事，一味玩弄概念，耍弄辞藻，除了能哗众一时，实在没有值得保存的意义。
反观当下，浮躁和喧哗本已甚嚣尘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逐渐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和学习讲故事的动力。如果只热衷于在140个字范围内舞文弄墨，甚至动辄约架、骂人，逞一时口舌之快，过后什么都留不下，有劲吗？
所以，我们中学生要写好作文，就是要学习莫言，珍惜和重拾我们讲故事的能力。社会转型的时代，焦虑和不安全感易迷失人心，慢下脚步，认真地听故事和讲故事，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却能让思想沉淀，让灵魂安宁。（熊建，《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来源：人民网・观点，本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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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丰富】“从阳光明媚的北京到冰天雪地的瑞典，世界的美在于她的多样性。”
――莫言初到瑞典、走下飞机的感慨
【关键词：文学、人性】“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莫言的演讲“讲故事的人”
【关键词：淡定、谦逊】“我父亲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莫言是农民的儿子。当然，得奖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我知道我的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今后还想继续保持这种谦虚的本色。”
――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新闻会，有记者提问“诺奖荣誉、名人效应带来的心态变化”，莫言的回答斩钉截铁：“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我是一个人范文6
我们原来的任务，是到雷州半岛修建军用机场，那里有个老堡垒，需要在附近修个机场，供美军飞机起降。日本投降，当然不必再修机场了。
我这个二战老兵虽然没有打过一天仗，但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们坐飞机飞越驼峰，来到了昆明。
木仙之死
李木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昆明小姑娘，她的生命在我来到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就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她死在一辆由一个醉酒的美国大兵驾驶的大卡车的车轮下。她自然不会知道，她的命运会对另外一个美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的头脑中，木仙是面目模糊的，但她又可能是每一个头发枯黄、身材细瘦、看上去最多八九岁的中国小姑娘。每当我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还有那个挨打的美国黑人青年，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属于通信兵编制，到中国后，我们经常到外面找人说话，练口语。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可爱男孩，就与他谈了起来。我问他，中国话的四声怎么区别，譬如说买和卖，发音完全相同，就是音调不同，结果意思相反。小男孩云南口音很重，他不知道什么叫“四声”，偏着小脑袋，反复说：“买―卖，买―卖”，然后说：“好像是有点像噢。”他的语言是“天成”，不会注意这些差别，也不会弄错，与我们作为“外语”感觉完全不同。
我们通信兵住的是美军第八招待所，在一个名叫黑土乡的小村子里，另外还有空军和其他部队，一共有十二个招待所。我不清楚昆明有多少美国驻军，他们闯的祸可着实不少。我们到达不久，我和另外一两个中文比较好的同学就被抽调到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这个部门共有五六位同事。
我们的部门不管刑事案件，我们只负责民事赔偿。许多案件都是汽车惹的祸。这些美国兵开着卡车在昆明的小街小巷横冲直撞，而且司机常常是喝醉了酒的。昆明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那里的马身材比较小，跟毛驴差不多，后面拉一个胶轮车，一个避让不及，不是马被撞，就是车被压，案件很多。老百姓通过地方官员到军法处投诉，要求赔偿，我们就要出去调查落实。就这样，我碰上了李瑞山投诉的案件。
李瑞山是个贫穷的人力车夫，木仙是他唯一的女儿。她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撞死在一辆疯狂的美国军车的车轮下，开车人是一个空军上士，喝得烂醉，想吓唬小姑娘取乐。我们受理了这个案件，我开车到现场核实。木仙的家一贫如洗，她妈妈痛不欲生，已经精神崩溃，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父亲神情木讷，愁苦写在脸上。我提交了报告，负责赔偿的上校判了二十六美元的赔偿。我气坏了，强烈抗议。上校拿出赔偿条例，说他的判决有充分依据，似乎这二十六块钱里面还包含他的人道在内。他说，赔偿的依据是被撞人的赚钱能力和丧葬费用，李木仙是个小孩，不会赚钱，她的死不会给家庭收入造成影响，而一个小杉木棺材值不了多少钱。我说，我前不久处理的一个马匹被撞案，赔偿金额也比这高得多。上校说，马匹有市场价格，我们当然得按市价赔偿。这是什么道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人！我肺都气炸了！我的中国同事周彤芬（不久前才在美国去世，他的父亲名叫周震云，是昆明一家法国医院的有名大夫）气得拿起一本大书猛地摔到地上，强烈抗议。
抗议也没有用，我拿着二十六美元，再次到了木仙的家。让我更震惊的是木仙父亲的态度。我把钱给他，跟他说很对不起，只有这么点钱，我也无能为力。他接过钱，一声不吭，脸色平静，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他生来就该吃苦受罪。他的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了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吃惊和欲哭无泪。
我送钱给他的当天下午，李瑞山跋涉几里路（或许是十几里或几十里，我们的军营在郊区），通过层层岗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把一个自己糊的信封放到我的面前，里面是六美元。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帮助了他，这些钱表示他的感谢。我的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无疑，我也在无意中成了他的压迫者中间的一员，而且被他平静地认可和接受了。我知道他的案件是通过甲长、保长层层上报的，便问他是不是也给甲长保长送了钱，他说是的。我把钱还给他，他接过，仍然一脸平静地走了。
到延安去
1946年，我到上海找到了一个要去延安的美国人，她名叫普莱士。我们一起坐的飞机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Walter Roberson），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
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车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站就停住了，军队在此设了封锁线。旅客全部下车，宣布当天谁也不能过去。有位二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过来，说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她急着去他那儿，我是外国人，不会拦我，她想装成我的佣人过关。她提着我的箱子，我俩走近封锁线，站岗的士兵不让我们过去，我装作听不懂中文，手拿美国护照，跺着脚骂他。结果他的营长出来了，把我俩都放了行。
走到康庄，我们上了解放区的火车。一上“自己的”火车，我觉得像进了天堂。车上的乘务员都很热情，过来跟我拉话，也跟我带的妇女拉话，原来她从东北来，她丈夫在张家口做工人。到张家口下了火车，过来几个年轻的军人，厉声叫我站住，问：“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还带了个女的，是你什么人？”我刚在青龙桥拿洋大爷脾气吓住了官兵，这套在这儿当然用不上，我也不会用。相反，我心里真高兴，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的鼻子高就对你另眼相看，我觉得他们很有尊严。正说话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臂将军蔡树藩带人来了，隆重欢迎我。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个星期，采访、参观、座谈，然后他们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经联系好了美军飞机。那个麦当劳上校很通情达理，所以没问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设宴招待我和普莱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曾在张家口陪她参观，给她翻译。）在餐桌上，聂司令员问我：“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我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工程师。”我说：“我不是工程师。”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梁将架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原来，张家口正准备开通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校对和润饰工作。一听这话，我很高兴，马上答应留下来。我的东西都还在上海，也不管了。
从此，我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而且与新闻广播事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我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调我去延安新华社工作。1946年10月19日，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到达了延安。我想特别讲一讲我的入党问题。
聂司令员问我留下来有什么条件，我说，如果我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如果留在根据地，意味着我将跟外界隔绝，若不入党，则内部情况也将被隔绝。不久，军区有位领导找我谈了话，说他们已经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绍，决定让我参加支部的学习会，但不参加生活会。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他说，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书记处五位书记即、刘少奇、、、任弼时的批准，我已经获得批准了。他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这个人，按中国的标准，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但我愿意学习。他有点意外，我怎么会说自己不是好党员。但我确实是真心话，我就是比他们差远了。
我被批准入党了，但我这个党员不同于一般党员，安子文让我跟新华社干部科副科长丁拓联系，没有公开宣布我的党员身份，但实际上在清凉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参加党支部会议，但不参加与运动有关的会议，也不参加更高级别的党员大会。我的党龄从1946年算起。入党时我写了个自传，不记得填过什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