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派范文1
陈奇说，他使用独特的绘画语言，在印象派和现代派中发现了一道不能衔接的缝隙。他对此解释说，印象派所使用的颜料红、蓝、黄色，是越加越黑，色光是越加越亮；印象派想用红、蓝、黄的颜料色彩去表现红、蓝、绿的色光效果，结果是越加越暗。
对于普通人来说，双栖绘画理论过于艰深了一点。不过稍微懂得绘画的人，就会发觉陈奇的作品与古典派、印象派、现代派的作品截然不同。陈奇对他的双栖绘画理论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色彩上是颜色和色光的结合；造型上是古典和现代的结合。如印象派画家，在画布上用颜色来表现光色；而陈奇是用色光作为媒介解决了表现色光这个问题，别的画派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陈奇一生追求高尚的艺术，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样他只能以画养画。陈奇的油画在新加坡相当受欢迎，也有很好的市场。通常他的作品还没有完成就已经被别人预定了，并且价格也相当昂贵。他的一幅100cm×80cm的《莲花》价格3万新币(折合人民币约14万元)，已被新加坡私人购买收藏。他的170cm×130cm的《荷塘》价格20万新币(折合人民币96万元)，已被新加坡万德画廊收藏。他还有许多油画都已经被别人收藏。然而，这些都是他的普通绘画，他靠这些普通绘画为他赚的钱来支撑他的双栖绘画。他为了高尚的艺术，为了自己的追求放弃了成为富翁的机会，放弃了金钱，放弃了供市场需要的绘画。这么多年来，他基本没有休息日，吃饭没有固定时间。多数时间在新加坡，偶尔回到中国。回到中国后，他就收集创作素材，寻找亲情、友情。他在中国也有画室，在这里他不停地进行绘画创作。这些年，他年年在新加坡搞个展，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也举办过画展。而这些展览展出的都是普通绘画。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搞双栖绘画的巡回展。他以为，自己的双栖绘画理论已非常成熟，不亚于立体派、表现派、达达派，只是目前还没有被人们认识而已。他的双栖绘画已积累了几百张，完全可够搞一次大型展览。目前，他正积累资金，寻找机遇，待机将这批绘画推向世界。
陈奇与人谈得最多的是双栖绘画理论，他不会舍弃对高尚艺术的追求。想想陈奇的绘画理论和他的双栖绘画作品，大概应该想到：新事物被人们接受总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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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柏坡时期；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派
中国共产党与派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基于挽救民族、团结抗日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与派就曾有过多党合作的最初尝试。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派、进步人士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继续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事业前仆后继、英勇作战。在革命胜利前夜，中共同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协商筹备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召开时间等问题，并初步起草了《共同纲领》，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民主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对建国后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西柏坡时期派的立场发生转变
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反动政府倒行逆施，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为了调停战乱，各派、进步人士在国统区一次次掀起反内战运动，其中一些人士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试图在国共之间寻求一条折中的救国之路。对于这些反战爱国举动，政府采取疯狂镇压的政策，先后制造“下关惨案”、“六一惨案”，暗杀民主人士，以“非法团体”为由取缔民盟……面对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派无奈被迫转入地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梦想因此也遭破灭。
与反动政府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对派和社会进步人士一如既往地坚持团结、争取的政策，主张“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继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五一”口号的提出，引起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除个别党派投靠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派都通过通电、致电及发表声明的形式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共中央的号召，表示愿意加入到人民的阵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55人代表各派和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说明了派不会再受美蒋的欺骗，而且”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测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标志着反蒋统一战线空前巩固和壮大，也表明派已经抛弃“不偏不倚”的中间态度，立场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并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派展开新的伟大合作
革命即将胜利的历史时刻，各派和进步人士代表在中共的精密安排下陆续来到解放区。中共同各派进一步加强了沟通和了解、增进了友谊和信任，为人民解放战争和新政权建设并肩作战。
(一)多条路线，民主人士辗转来到解放区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后，各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商建国大计。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具体负责和管理国统区的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和与派及民主人士的联络工作。在中共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原在统治区的各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从北平、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和海外秘密来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一时间出现“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壮观场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说，这是各派公开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耍标志，是派由爱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始的重要标志。
(二)多种途径，派同中共互增了解
鉴于来自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不太熟悉，中国共产党通过做报告、开座谈会、实地考察参观以及向他们提供马列、著作、党的公开文件和解放区的材料、报纸等形式，帮助民主人士了解解放区人民的情况、生产建设情况，了解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并且谦虚地向民主人士征求意见和建议。民主人士对解放区有了深刻认识和良好印象的同时，也受到了深刻启发和教育。他们认为“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支援前线。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超度自我牺牲之英勇，为民前锋，不辞劳瘁”。中国共产党坦白诚恳的态度和耐心细致的解答，使得广大民主人士心中的疑团顿解，进一步赢得了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三)多种方式，民主人士奋起参战
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多曾在政府中身居要职，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利用这些优越条件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政府的军政重要情报，然后通过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给人民；通过发表文告及油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等形式，向官兵、蒋管区的中上层人士及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敦促其弃暗投明，对稳定人心和挽留新中国建设所需的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争取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或接受改编：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行、护校等斗争，有效地避免了的破坏。此外，一些派还建立自己的武装，动员和输送自己的成员或直接加入战场或去解放区工作。
总之，西柏坡时期派的进步人士不仅密切配合中共的军事斗争，而且从舆论上对政权进行瓦解。这对加速解放战争进程，维护社会秩序以及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三、西柏坡时期中共与派合作的历史贡献
在西柏坡，中共同各派精诚合作的实践，对新的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起到了直接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明确确定中共与派的友党关系。1949年2月，同来访的苏联特使米高扬谈到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成员问题时说：“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
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土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式各样的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由此可见，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有了最初的雏形。在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看来，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合作的实践成为“长期共存、肝胆相照思想的最初萌芽”。
第二，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了必要准备。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中，曾多次同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进行商讨。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各民主人士的广泛、充分协商，先后制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委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有关文件，这些文件对新国家的国家性质、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民族社会、外交政策及对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等方面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因它集中了全党和党外民主人士的思想智慧，准确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1949年2月27日，将这些文件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编印成册，为新政协会议顺利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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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油董事会大改组的看点有两处。其一,8/9的席位均易人,且全部是新鲜血液,表达了股东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的强烈愿望;其二,由独立董事林日波出任董事长,使得独立董事在公司决策中不仅仅是监督,而且起到了主导作用。
新人上任
新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总人数不变。其中,中航油集团委派4名,BP委派2名,另有3名独立董事。
原属中航油的李永吉、陈开彬、张连锡淡出。中航油新派出的四位董事中,包括刚就任集团总会计师的赵寿森、集团高管杨川、孟繁秋,以及现任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特别工作组组长顾炎飞。中航油对顾炎飞格外褒扬,称她领导下的中航油重组是“新加坡历史上金额最大、债权人最多、情况最复杂而耗时最少的案例”,力荐她继续留任董事。
BP的吴先康是英国石油新加坡公司总裁,并兼任英国石油泰国公司总裁,是英国石油和中国石油战略合作的主要负责人。Lan Springett已在英国石油服务了20多年,曾担任该公司在美国分公司的副总裁和财务长职务。此二人都是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专家。
3位独立董事均为商界知名人士:刘福春现任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拥有高级国际商务师的资质,曾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任职,拥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和财务管理经验。林日波是新加坡上市公司康福德高（Comfort Delgro）非执行董事兼董事长,并兼任多家上市公司主席和董事职务。林雪芬曾任新加坡腾福法律公司高级董事,现任新加坡高级法院执业辩护人及律师。
独立董事长林日波
林日波（Lim Jit Poh）现年66岁,在新加坡具有较高声望,是新加坡最大的陆路客运公司康福德高的非执行董事兼董事长,曾获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公共行政奖章,并且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治理评估委员会主席。
原董事长荚长斌就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重组的一份公开声明,称“挑选独立董事出任董事长有利于大力推进新加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提高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可以更好地承担起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责任;有利于建立更科学的决策程序,进一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减少公司重大决策失误;有利于建立相互约束的制衡机制,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合法性和妥当性进行监督。”
“我们聘请林日波先生出任公司董事长,就是要建立一个让投资者高度放心的有较高治理水准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进一步加强董事会规范运作的力度,改善董事会质量,提高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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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留学 清华学堂 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9-0061-02
1911年，弗吉尼亚大学的首个中国留学毕业生——颜惠庆为抄近路骑驴赶往北京荒郊的清华园去筹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时，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务实的旅程确实为他的国家发展“抄到了近路”，小小的清华学堂成为中国其后100年中为国家民族贡献出最多卓越科学家、学者、工程师等的学校。2011年，当清华大学举行隆重的百年校庆时，无论他的身影是否已在历史中逐渐模糊，他和他的学生周诒春都是清华大学真正的奠基者。
当时的清华学堂因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培养留美预科学生而建，其目的仅在于为清政府的公派留美学生提供前期准备。然而，清华学堂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对这三批共180名留学生的培养，其通过输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方式为当时的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以赵元任、胡适和竺可桢为代表的一批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为国家带回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进步，国家革新。
此外，率先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且用于留美学生费用的美国也留得美名，并通过吸纳、培养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建立了深厚长久的友谊，令其在之后与中国的政治交流、贸易发展、文化传播中都获益匪浅。
前100年的历史证明了中美两国前辈们的先见，100年后的我们是否能结合当前局势得到启发呢？
回溯历史，迄今一百多年的中国留学史基本是为了摆脱落后，求学问道“被动”留学。而今中国寻求和平崛起，必须证明在一般认为的战争、强迫贸易、殖民之外还有一条能够实现世界共赢的崛起之路。这样的共赢式崛起无疑只能通过公平贸易、文化交流等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走更加开放之路，结合自身现状、了解他国诉求、减少误解摩擦、开阔发展思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主席讲到“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可能推动中国和谐发展就是中国这一代人的“实地”，实现世界和平共赢就是这一代人的“远志”。然而，实现和平崛起的远大志向绝非易事，中国崛起的巨大潜力使她向前的每一步都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舆论阻力。这样的阻力无疑是担心中国崛起的过程也会像西方大国的过去一样，产生资源掠夺并给世界带来战争与灾难。的确，以完全和平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和国家崛起的例子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想要做到和平崛起，就必须以一个和平并且双赢的方式完成实力的积累和地位的建立。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实力积累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最重要的资源已不再是黄金、香料与煤炭，而是知识与人才。与曾经各国争相掠夺的物产与矿产资源不同，知识与人才不但可以分享和复制，还依赖不断地交流与分享来取得发展与进步。
为此，我认为中国应当学习新加坡奖学金留学方式开展以学习交流、深入了解为目标的“主动”留学，建议中国大批量、有计划地以国家支出、个人签约、专业限定、工作偿还方式输出留学生就读国际（各国优秀）大学。全面学习、深入理解世界各国历史、发展、优势、观念、情感、思维，同时有意识地进行国内区域和国际区域的对口学习、交流、合作。
新加坡素以“人才是唯一资源”的信念来制订其人才战略。这个几乎连一寸耕地也没有的热带岛国从上个世纪就开始通过政府资助和企业赞助的方式有目的地培养本国人才和吸引外来人才，巨大的投资力度使教育支出一直保持在国家单项支出的首位。一些人才吸引项目甚至只为引进竞争力和培养联系为目的，在以优厚待遇招收外国优秀学生到本国培养后不要求任何回报。我作为新加坡奖学金项目的一名受益者，感受到新加坡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深深体会到新加坡的做法看上去是慷慨的给予，实际却是回报丰厚的明智投资。在主动留学培养本国人才方面，新加坡的各个政府部门（如教育部、新加坡警察部队）和大型企业（如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都有各自的奖学金发放方案来有计划的资助优秀学生去海外深造并签约在毕业后为国家服务，这样的方案从根本上确保了新加坡的各个政府机构和企业都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进行补充，不仅在吸收人才，更在主动创造人才。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已充分说明其人才政策的成功。
新加坡派范文5
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民族主义的思想传播，不仅使得众多华人华侨捐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更有数以千计的海外华人青年前赴后继地回国参加革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
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海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并拥有着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使得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出钱出力支援革命。武昌起义后不久，各省纷纷独立。但是，当时国库如洗，独立后各省的军政府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光复之后，百事草创，军务扩张，需款尤巨。府库既无储积，官吏又有卷逃，厘金既经豁免，逋欠复行蠲除，出入之间，坐是益困。”对此，新马华侨积极筹款支援。曾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辛亥八月武昌起义，闽粤二省先后响应，时星洲党员发起筹办广东救济保安捐，……总计筹款二十余万元。继复发起福建保安捐，先由张永福、陈楚楠、张顺善、陈嘉庚、洪福彰、陈武烈设法向福建平粜局拨款二万元，电汇福州黄乃裳应急。旋在天福宫画一轩开会。……亦陆续筹汇二十余万元云。对此，孙中山先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不仅出钱出力，新马华侨还积极支援祖国建设，投资兴办实业。民国建立后，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回国投资创业。从1912-1919年间，华侨投资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房地产业多达一千零四十二家，投资金额达七千一百万元。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辛亥革命时期为止的四十年间，投资才三百多家，金额也只有五千四百万元。这八年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辛亥革命前四十年发展的速度。辛亥革命对推动华侨支援祖国建设有巨大作用，虽然数据反映的是整个海外华侨回国投资的情况，但新马华侨是其中较为积极的一部分。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民国成立后，回国兴办教育事业，从1913年起，陆续创办了各类学校。其中初等学校有小学、幼儿园，中等学校有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学校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设有图书馆、科学馆、医院、农场以及教育推广部，这些学校和机构，统称集美学校，规模的宏伟，设备的完善，在当时确是国内外少见的。在厦门，陈老于1921年创立厦门大学，设文、理、法、商和教育五个学院，还有国学研究院。可见，新马华侨积极支援祖国建设是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的。
此外，在人力上组织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中，新马侨都踊跃参加。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回来的华侨就达到了五百人。而武昌起义后，新马华侨更是争相回国参加革命。《南洋研究》中有记载：自备川资回国从戎前后相望于道。颜清湟也在《华侨与辛亥革命》中说：到11月初旬，马来西亚华侨约有两千人回国参加革命。在1911年11月的潮汕起义中，新加坡归侨许雪秋率领民军响应，为潮汕光复做出了贡献。
新马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辛亥革命前，新马华侨社会帮派、社团分立很严重。因为华侨移居异地之初，为互相援助，共同奋斗，常组织社团以便联络，在众多社团中，又以地缘为主，诸如福建会馆、潮州会馆等。各帮派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明争暗斗，使新马华侨社会更加分裂。
孙中山先生于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就对这一现状发出了警告：本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在这之后，他通过同盟会，展开了各种宣传运动使不同立场的组织团结起来，为孙中山的革命而一起奋斗。他们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难题。通过不断的合作，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很快被加强，华人力量也逐渐被拧成一股绳，共同为革命奋斗。1909年在马来西亚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著名的传播团结思想的组织之一。
辛亥革命中，各种不同方言的华侨为实现清王朝这一共同目标联合在一起。在革命过程中，不同府籍的华侨互相合作，解决支持革命的多种问题。新马华侨先后成立广东、福建保安会，为广东福建军政府筹饷，其中，福建籍的陈楚楠、客籍的陈竞畴、叶耀庭、陈翼扶、琼州籍的符养华、陈毓卿等任广东保安会干事，而潮州籍的张永福等为福建保安会干事。此时，他们已打破了帮派界限，不分府籍，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支援革命。
辛亥革命促进新马华侨的联合与团结还表现在侨界学会的成立。辛亥革命前，新马华侨社会帮派林立，各自为政，兴办的学校也都各自招收自己府籍的学生，使用各自的方言教学，这严重阻碍了华侨教育的发展。辛亥革命后，由于各府籍的华侨在革命中经常接触，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不断加深，因此成立了许多学务联合会，如英属华侨学务总会，槟榔屿华侨教育会。这些学会的成立，使华侨学校开始有了统一的监督机关，这促进了华侨学校的统一，以后许多华侨学校开始招收其他府籍的学生，聘请其他府籍的老师，用国语教学，这些都促进了华侨的联合与团结。
除此之外，在这个时期各州成立的中华总商会(最初为华人商务局)，虽然是清朝政府所支持的，有一定倾向清朝政府的思想意识，但由于对殖民地政府没有什么威胁，因此先后被允许成立起来，这类组织容纳各帮派代表，在促进帮派和解及团结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成立最早的是槟城中华总商会(1903年)和继之关丹中华商会(1903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4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以后各州各县都有商会之组织。
颜清湟认为，中华总商会是当时越过方言藩篱的最主要的组织。固然1911年后，华人社会基本上还是保持帮派林立的现象，但辛亥革命运动，无疑已吹起了团结之风，“这是至为重要的第一步，否则不富有今日的成果”。
资产阶级新思想的涌现
辛亥革命对新马华侨社会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思想、新观念。
平等自由思想的传播最显著的表现便是重视妇女问题和提高妇女的社会的地位。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宣传，反对妇女缠足陋习也渐成风气，女子学校陆续被创办起来。黄炎培在新马地区的亲身调查说明华侨学校里不仅有女子学校，而且学校里还开设女子手工的课程，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辛亥革命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使封建忠君思想已为广大新马华侨所唾弃，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为他们所接受。最典型的就是锡矿大王胡子春由顽固保皇转到拥护民主共和。1906年，孙中山被迫暂时放弃
在怡保建立同盟会就是因为胡子春的百般阻挠、破坏。但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胡子春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拥护民主共和国建立。他公开发表演说，带头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的决心。他不但吁请广大华侨慷慨解囊，且带头捐出巨款以支持革命。他倡建保安会，筹款支持建立福建、广东的革命政府。虽然有学者认为胡子春等由保皇转为拥护革命动机不纯，但他们立场的改变却反映了历史事实一一民主共和观念已广大新马华侨所接受。
此外，在废除封建旧陋习方面，如男人剪掉辫子，妇女不再缠足，提倡新式教育等，新马华侨与国内民众一样热情。
文化教育事业的飞跃
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动新马华侨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对学校及书业报纸的发展，是辛亥革命对新马华侨社会的又一重要而意义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新马地区就已经有了新式华侨学校。创办于1904年的中华学校是马来亚的第一间华侨学校。紧接着，各帮相继创办自己的学校，如新加坡广帮的养正学校(1905年)、崇正学校(1905)、潮帮的端蒙学校(1905年)福帮的道南学校(1907年)、琼帮的育英学校(1910年)、客帮的应新学校(1906年)，吉隆坡的尊孔学校(1907年)等。但是，这一时期的华侨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辛亥革命成功，新马地区的华侨学校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只要有水井之处，必有华侨；只要有华侨之处，必有华校”，无论大城市，也无论小乡镇更无论甘光僻壤，华校的花朵到处绽开。这些学校在质量上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学校由小学、中学，发展到女子学校、师范学校、幼稚园、职业专科学校和夜校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华侨教育体系。1919年陈嘉庚先生倡办的南洋华侨中学是东南亚的第一间华侨中学，嗣后，各地陆续创办了华侨中学。新马地区的华侨师范教育始于1911年中华女校附设师范班，其后许多华侨学校也都附设师范班。夜校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为培养革命骨干倡办的，这主要是专门开办供成年的劳工和店员学习，如振艺夜校等。不仅如此，课程教材也与时俱进，变得现代化。辛亥革命前的华侨学校，许多仍采用旧式课程与教材，如四书、五经、算盘等，辛亥革命后至一战前，新马地区华校学制与课程采自国内，教师亦多自国内延聘。学校除开华文课外，多增开英文一科，以应商场实际的需要。可见，辛亥革命后，新马华侨学校产生了质的变化。
新加坡派范文6
关键词：坡;黄州词；创新原因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34-04
词能成为宋代标志性文学样式，且与唐诗相提并论，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词本不同于诗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传统文学殿堂的自然成分，能取得与诗同等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词人的改革创新的，尤其是经过了从内容到风格的全新转变之后，才得到传统文学认可的。这其中最杰出的贡献者无疑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坡，是他将词提升到与诗同等的内涵与品味，提高到诗的正宗地位；而苏词的创作顶峰和代表之作都是在黄州，是在他仕途遭到巨大打击、人生遭遇巨大挫折的首次贬谪时期。是黄州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人文环境激发了坡对词的创作热情，成就了他在词坛上无与伦比的功业。
一、坡对词的创新及
黄州词的创新表现
苏词在宋朝，甚至在自宋以来整个词坛上，都具有树旗帜领的标志性意义。虽公认他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但人们并不都认可唯以“豪放”代表苏词，因为他的婉约词同样温润柔和、编绵悱恻，并不亚于柳永的“晓风残月”。为什么人们对苏词会有豪放的认识呢？可以用王国维对诗词衡量的标准（《人间词话》）来进行衡量。王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无大误矣。”苏词不论是豪放还是婉约，绝大多数都可以用这把尺子来衡量，都给人以“沁人心脾、豁人耳目、无矫揉妆束之态”的震撼和美感。这也正是苏词的独特之处，是他的创新之处。
孔凡礼认为：东坡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更为突出地表现在词上，他扩大了词的领域，解放了词体，开创了豪放一派（《苏轼诗集》校注本前言，中华书局，1982.）。颜中其在《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225）中对东坡创作创新的评价说，作为坡在文学艺术上不断追求大胆创造和最高成就的，是词的解放，他积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积极创造词的新的表现手法，并冲破词法与韵律的某些束缚，形成了与“柳词”对抗的新的词风，开创了以浪漫主义色彩为主要特征的“豪放派”一派，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面貌，也从根本上扭转了词的发展方向，使它从此摆脱了“花间词”的束缚，真正成为一个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精神、思想情感的为历代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文学样式。
毫无疑问，苏词的创新扩大了词的表现力，提高了词的地位和品位，完全确立了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确立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诗同等的地位。并且为以南宋辛弃疾为代表的词人的创作，指引了新的发展方向。
苏词的创新并不始于黄州，也不止于黄州，但是，他在黄州的词作在继承密州、徐州已初步形成的题材扩大、风格创新的基础上，更有新的发展。可以说苏词的创新在黄州词中都有代表，且黄州有他词的最高成就的代表、最能表现他的创新特点。
坡黄州词创新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全打破过去文人对“词为艳科”的宥见，解放了词的束缚，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二是“以诗为词”创新了词的表现手法，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三是沿用传统题材的词而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和健康的情感元素。
苏词的四分之一是在黄州创作，且优秀作品很多，标志东坡黄州高峰的词作有《卜算子》（缺月挂疏）、《念奴娇》（大江东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西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哨遍》（为米折腰）、《念奴娇》（凭高眺远）、《南乡子》（晚景落琼杯）、《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等等。这些词作不论是抒情还是写景，不论是豪放还是婉约，都可用一句话来评价：前所未有。东坡在他的词中融入了他的思想状况、孤鸿意象、英雄情结，以及社会生活、人生理想等等复杂情感和思想内容，其风格表现为豪放中透着忧伤、婉约中透着劲健和大气，这些是过去词中所没有的，是他自己词作中的新创造。
说到创新首先有必要作一简要解析，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从拉丁语原意看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坡对词的创新并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改变”，即在已有词这种文学样式上作某些改变，也可以说是“更新”。他对词的这种改变或更新也不完全是有意追求的，更不是要对自己过去的完全否定，主要是生存环境、生活境遇、思想情感等等发生改变，加上他一贯的诗词观念和词创作本身的成熟，诸多因素一起产生的新成果。
坡被贬黄州，仕途受到挫折，人生之路也因此而发生转折，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及其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全新变化。对文学史和后学者而言，坡仕途不幸却是诗词大幸，词史上一个新的流派因他的主张和创作而形成，并出现了高峰；对东坡本人来说，这段经历确立了他在宋代文坛和整个词坛的领军地位。
二、坡黄州词的创新原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