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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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1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2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3

关键词:宪法政治、非常时期、日常政治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著《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著《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5] 关于柯克的法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那段著名对话中,由此各种法律理论家们演义出一个有关英国普通法法治主义的神话。参见J.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17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关于哈耶克的思想,则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不过,人们更愿意对于哈耶克做这样一个标签化的理解,他自己似乎也挺愿意人们的如是理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时期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被视为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经典性说明,而他在晚期《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呕心创立的宪法新模式却不是被人们误解了就是被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著:《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4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学界 方法论 政治学

在美国大学里,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与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一起作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二级学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学先后掀起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几次高潮,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学界已经卷轶浩繁,蔚为大观,美国政治成为政治科学学科中发育最完善、成果最丰厚和研究队伍最庞大的学科。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不是聚焦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研究,就是以美国政治为参照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因此,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是把握美国政治学界学术方向及理解其他亚学科的必经之路。

一 学术范式:美国政治研究的视角问题

在学术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美国政治的逻辑,通常把一些复杂的情况进行归类合并,概括为可辨识的理论模式以凝聚学术社群的共识,集中研究该政治体系某一侧面或某一领域问题。学术界通常将此种方法论称为研究范式(paradigm)或研究路径(approach)。

一是地区主义理论路径。

法国年鉴史学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地域竞争的基轴是历史的深层结构之一,大多数社会制度(如政党体制、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竞争基础之上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垦殖社会,偏重于强调地方性忠诚的联系方式,这一特征使得地区主义成为许多学者考察美国政治的理论路径。

地区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埃拉扎(Daniel J.Elazar)、弗里德里克・J.特纳(Fredrick J.Turner)、埃拉・沙甘斯基(Ira Sharkansky)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特纳,他被视为是与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齐名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代表作《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书关于边疆对美国人性格的研究影响了数以千计历史学家的看法,特别是它作为社会力量构成的地域主义(see-tionalism)模型,使历史学家具备了使用社会历史分析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的工具。在研究中,特纳认为美国精神和成功的关键直接取决于西进运动,随着西进运动的结束,地域主义(sectionalism)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在他看来,地域主义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某一部分由于地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同质性,使人们对待属本地域的利益、理想和习惯有着明确意识,并将之与人们对其他地域的意识明确区别开来。

在区域主义路径看来,美国政治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区域主义发展史,直到内战之前,区域主义对美国政治的解释力仍然很大。美国最初脱胎于东北部的13个殖民地,1797年通过的宪法就是北部和南部讨价还价的结果。随着西部殖民地的开发,美国的区域冲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东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之间的矛盾。其中,东北部以梅森一迪克逊线为界,包括宾西法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南部包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州以南地区;西部地区则包括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伊及大湖地区以西诸州。三个区域之间的冲突模式主要表现为东北部和南部之间为争夺在西部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而西部则成为了其他两个地域的“平衡器”。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区域政治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模式解释。

20世纪以来,南部和西部新兴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大量增加,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北方的制造业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和设备陈旧等原因失去了竞争力,汽车、钢铁、电子和其他重工业南移,南部和西部的石油化工、食品加工、精密仪器、航空科技等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阳光地带”和“北方佬”之间的矛盾,成为美国区域政治的一个线索。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美国卷入世界后政治全国化的趋势加强,地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经济大萧条和危机的出现,地方性利益内部的矛盾在上升,肢解了凝聚地区民众的政治认同纽带。区域主义路径对美国政治的解释力在下降。尽管如此,地区主义政治在总统大选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二是阶级冲突理论路径。

随着区域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阶级分化的理论变得比较重要了。尽管美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发展的土壤,但阶级冲突分析也是研究美国政治不可忽视的一个范式。该理论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将社会的阶级结构看作是美国政治的决定因素,认为政治忠诚实质上是社会阶级的问题,美国政治就是美国社会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围绕财富和权力的斗争。

在美国学术界,持这一理论路径的代表人物有弗农・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等。20世纪初,进步党人弗农・帕灵顿认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划分为两大党派,一方是现在贵族(教士、士绅、商人、蓄奴者、厂主)的政党,另一方是平民(农夫、村民、小贩、工人、无产者)的政党。一方坚持要制约、限制大众的权力,使政府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以便谋求特殊利益;另一方则寻求扩展大众的权力,使政府更能代表大多数人,促进民主的理想而非共和的理想。”帕灵顿的理论基本点是先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然后强调美国历史的作用,把美国历史看作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斗争,或者好人与坏人的博弈游戏。正如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批评进步党人所说的,“进步学派总要使一个美国英雄与他们发现的美国坏蛋搏斗,那是一个杰斐逊对每一个汉密尔顿的斗争。”阶级冲突路径解释的美国政治就是一个英雄和一个坏蛋的搏斗。

查尔斯・A,比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史学的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在对制定宪法和南北战争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追求经济利益私有化和经济冲突的分析路径。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就是他运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在书中,比尔德强调东北部的工业集团、中西部的农业集团和南部的种植园主集团之间的长期冲突是南北战争的根源;他认为宪法是种植园主制定的文件,法律和意识形态不过是经济利益的产品而已。在比尔德看来,美国政治归根

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可以从经济冲突中得到解释。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不同,比尔德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同时,否定政治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

比尔德的思想对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中的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阶级冲突理论来解释,蓝领工人投票支持,白领工人和上层阶级投票支持共和党,此种选民结构令阶级冲突理论家兴奋不已。当然,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美国选民》一书中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在全国人口中只有相当有限的非常有经验的人的社会阶级意识才对政治取向产生作用。因此,要特别注意不能将阶级冲突模式无限扩大,在具体问题上,要将阶级分析和地区主义、多元主义等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三 是多元主义理论路径。

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政治的国家。在建国之初,制宪先贤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分析了“党争”的问题。他认为,党争“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为此,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原则提供的结构性保护来解决党争的弊端,美国政治的核心在麦迪逊那里也就转变为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的张力。此后,美国的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法国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equeville)都对利益集团政治给予了肯定。

20世纪以后,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为一条重要理论路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F.本特利(Arthur F.Bently)、戴维・B.杜鲁门(David B.Tru-inan)、V.O.基(V.O.Key)、厄尔・拉瑟姆(Earl Latham)、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等。该理论路径认为,美国政治不过是集团活动及其相互影响不断发生变化的表现形式而已,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任何集团都不能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格局下,美国政治的目标就是担任集团竞争的“裁判”,像裁判员那样处理集团之间的纷争,引导他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

阿瑟・本特利是用利益集团范式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人。他在1908年出版的《政府之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一书中认为,利益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利益集团复杂的组合,政治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比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在本特利看来,利益集团的核心意义是活动和利益,更加强调动态的行为和精神的力量,没有对那些稳定性的力量给予必要的强调。这一点在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补正。

戴维・杜鲁门是关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的最权威的学者,在1951年出版的《政府过程》一书中,杜鲁门把利益集团看作是观察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出发点,认为美国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结合物,利益集团是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关系和调整集团之间关系的工具,特别是在面临社会挑战时,潜在的利益集团也会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过程而影响政治行为,因此利益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相比之下,杜鲁门更强调利益集团的正式组织,注重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但忽视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

多元主义理论路径就是在本特利和杜鲁门的利益集团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派别认为政治是由多元利益集团构成的。比如V.O.基认为,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及它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治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政治权利的分配和政策结构取决于竞争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罗伯特・达尔更是强调权利分散于不同的政治利益之中,规范的美国政治过程是人口中有很高几率的积极合法集团使得它们的声音能够在决策的关键阶段被听见。总之,多元主义理论路径过分重视利益集团的动态平衡的作用,忽视了少数上层阶级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事实。

四 是精英主义理论路径。

多元主义理论忽视精英在设置政治议程上的作用。在多元主义理论盛行的年代,许多学者都指出美国政治权力的分散并非像达尔等人所说的那样均匀分散,政策议程更多被由少数精英组成的一个“副政府”(sub-government)或者“铁三角”(Iron Triangle)所垄断,广大消费者、纳税人或者大众作为“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无法反映其利益。总之,精英主义理论是与多元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沃尔特・李普曼(Waiter Lippman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E.E.谢茨施奈德(E.E.Schattsehneider)、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西奥多・J.路威(Theodore J.Lowi)、托马斯・R.戴伊(Thomas R.Dye)、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曼瑟尔・奥尔森(Maneur Lloyd Olson,Jr,)、罗伯特・H.索尔兹伯里(Robert H.Salisbury)等。该理论认为,美国由各种最有权势的精英人物统治,这些人在全国人口中控制着经济和政府关键部门的集团权力和财富,其中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军方领导人及军工复合体,成为在幕后统治美国的集团,美国政治成为一小群精英人物秘密操纵的阴谋。精英主义理论是多元理论的发展,认为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进程。

E.E.谢茨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是第一个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批评的政治学家,在《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和《半的人民》(The Semi-Sov-ereignty People)两部著作中,谢茨施奈德认为,多元主义将大众排除在代表制之外,“多元主义天国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团唱的是很强的上层阶级声音,大约90%的人不能进入压力集团政治中去。”在他看来,利益集团很容易导致政治私有化,只有使政治冲突社会化、公开化的政党才能保持政治平衡,实现政治民主,才能寻求代表社会的利益。因此,谢茨施奈德认为,惟有政党政府才是美国政治的根本保障。

谢茨施奈德指出了政党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但没有准确说明究竟哪些人对于政治事务发挥决定性作用。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格兰特・麦肯奈尔(Grant McConneLI)、威廉・多姆霍夫、托马斯・戴伊则直接指出精英决定了美国政治。米尔斯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一书中认为,在一个自视为最民主的国家中,真正统治美国的并不是罗伯特・达尔所说的“竞争的多元团体”,而是由大公司精英、政治精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军事精英联合组成的小的精英集团,小的

精英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美国的真正权力,上层人士居于社会制度的主导地位。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中强调私人经济精英的权力。他认为,美国的上层阶级占美国人口总数不到1%,但几乎垄断了美国的一切权力。格兰特・麦肯奈尔则认为,私人协会控制着政治权力,渗透于当代美国社会,控制着政府,形成了国家权力的重组和再分配。托马斯・戴伊在详细分析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包括宪法、权力结构、新闻媒体、总统、国会、选举、政党、利益集团、法院、政府机构及抗议运动之后,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大体上分为实行统治的少数人阶级和被统治的多数人阶级,少数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并不代表被统治的多数人,统治美国的总是杰出人物而非群众,美国由5000名大亨统治着。另外,西奥多・路威的“副政府”理论、曼库尔・奥尔森的“副产品”理论及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的“政治企业家交换”理论都强调了精英主义范式的解释力。

精英往往身处美国政治的前台,对美国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力。精英主义范式揭示了美国分散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的精英政治,使之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甚至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都在精英主义的批评下放弃了原来的观点。然而,精英主义过分强调精英的角色意义,忽视精英产生的社会土壤,更无法区分精英影响和利益集团影响,再加上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议题领域之间的交织态势明显,特定领域中的精英力量衰退,后多元主义逐渐取代了精英主义,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比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在1978年出版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耶鲁大学的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1982年出版的《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得出结论认为,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政府的自主性、职业性和网络化趋势大大加强。在后多元主义路径中,精英的能量被融化在相互交错的政策网络之中,政策网络分析成为美国政治分析的一个方向,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相互呼应。

五 是共识理论路径。

在理解美国政治的范式中,还有一个范式聚焦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研究上,被称之为“共识理论”路径。与其他理论路径不同,“共识理论”强调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不是众多利益集团的竞争,而是具有自由主义共识的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美国政治变革是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不同派别互动中前进的。“共识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戴维・波特(David Potter)等。该理论认为,由于美国没有经历封建主义,土地广袤,劳动力稀缺,民众广泛认同洛克式的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在这个共识范围内,政治冲突比起人格和经济争端相对要小。因此,美国政治的争论不过是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缺少封建贵族集团,也缺乏无产阶级的土壤。

路易斯・哈茨是“共识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源于欧洲并在美国普遍化的美国自由主义共识,亦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和资本主义,以及认为个人成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哈茨认为,美国历史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美国政治的同质性决定了美国走的是一条“美国道路”,坚持单纯追求物质上的幸福,难以接受各种外来主义,不受阶级意识和阶级对抗的束缚,因此既没有发展成贵族社会,也没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种势不可挡的和绝对的自由主义信仰。”因此,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无意识中潜伏着的共识容易导致一种无法控制的政治偏执情绪。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孤立主义、麦卡锡主义和反恐综合症,都是此种政治偏执情绪的症候。

哈茨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一大批政治思想史学家对哈茨的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意识形态终结》等书中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是由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散解,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享乐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统一性的政治: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资产阶级功利观和现实主义的文化,以及追求社会地位、滞后享受的性格结构等。和丹尼尔・贝尔类似,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强调美国上层阶级的自由主义共识,帕森斯则看重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凝聚作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体现在对国内事务的新政共识和关于对外事务的冷战共识上。尽管随着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而饱受冲击,但自由主义共识的基础还没有被完全破坏。

二 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政治的形式――制度分析

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研究异军突起。美国政治科学发端于约翰・W.柏吉斯(John W.Burgess)于18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政治科学院(School of Polit-icaI Science)。此前的美国政治学研究基本上是欧洲风格的,受到德国国家学派的深刻影响,热衷于运用先验的设定、精确的概念、翔实的材料和严格的逻辑进行系统研究。然而,19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业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重视。柏吉斯十分赞赏科学主义,他认为完全可以运用自然科学中已经取得的成功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认为用精细的历史一比较分析取代传统政治学的演绎法,就可以揭示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则。他在《政治学与比较宪法》一书中提出用政治共同体、制度和权力的运用这三个基本概念可以分析任何政体。柏吉斯注重正式的文献记录,比较不同政治体的差异,开创了“新政治学”的“科学主义”道路。除了柏吉斯之外,查尔斯・E.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now)、邓宁(W.A.Dunning)、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劳伦斯・洛威尔(A.Lawrence Lowell)、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阿瑟・本特利等人都是科学主义方法的追随者,他们提出了“看不见的政府”、“宪法外的政府”、“正在活动的政府”等关键用语和新政治概念,以表示“新政治学”的兴起。

如果评选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政治研究最有影响的20个政治学家,梅里亚姆会名列榜首。梅里亚姆开创了以“科学主义”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哈罗德・拉斯韦

尔、列奥纳德・怀特(Leonard D.White)、哈罗德・高斯纳尔(Harold F.Gosnell)、V.O.基、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Mmond)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梅里亚姆是“学者政治家”(scholar-politician),曾经担任芝加哥市议员达六年之久,对现实政治具有非同一般的体会,梅里亚姆在1920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思想》中分析了产业界和政治权力结合构成“看不见的政府”,对美国制度的真正威胁“完全在于这些看不见的政府”。在1929年出版的《芝加哥:一项对大都市政治的临床观察》一书中,梅里亚姆考察了芝加哥都市政治中的人口流动与政治的关系,社会集团与都市政府的关系,以及都市政治里的科学技术地位等主题,对芝加哥市政构造和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梅里亚姆反复强调人们应该把政治学和心理学、统计学结合起来,采取“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这直接导致了对“新政治学”的强调。梅里亚姆的观点得到了威廉・贝内特・门罗(William Bennett Munro)的支持,认为州政府的大部分是运作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表面之下的各种势力,并且根据这些各式各样的势力来调解和管理的政府。梅里亚姆的这一看法激励了哈尔伍德・L.查尔德(Harwood L.Child)在《美国国家政治中的劳动和资本》和奥斯托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y)在《美国民主和政党制度》中对“宪法外的政府”的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的利益集团在非正式政府的多数场合与诸多环节中比“正式的和公共的政府自身更加重要,”甚至于现代民主政治如果不站在政党的观念上就难以实现,换言之,政党政治要比正式的政府制度对美国民主更加重要。

另外一个对政治学的转向发挥重大作用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认为,政治学家更应注重研究法律、条令和判决背后的事实,研究真实事件、真实民众和真实的政治生活,走向社会,深入社会,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人们把威尔逊的主张称之为“现实主义”。威尔逊在《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运作中的宪法和书本上的宪法有着完全的、非常明显的不同。”“形式上,委员会是根据议员个人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审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慎重的、完善的调查之后,只为众议院的最终审议和采用才进行准备。但实际上,委员会不仅对众议院的决定进行指示,根据委员会自身的意志行事,还把众议院的讨论和审议的机会分开,使其沿着该议案必须得以通过的方向前进。”不难看出,威尔逊认为“活动着的政府”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题。为此,威尔逊比照英国学者白哲特(Waker Bagehot)对英国国家构造研究的成果《英国宪制》一书,来阐释美国的政治构造,完成了《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后来,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发现国会政策并没有被政府行政机关贯彻执行,他呼唤建立一门新的行政科学来专门研究政府的执行问题,构建关于政治生活的普遍化解释。

总之,早期的美国政治研究集中于美国政体的宪法、法律和制度研究,学者们充当了美国政体“阐释者”和“清洁工”的角色。尽管这一方法在后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一个学术传统,并不乏名家名著。比如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对官僚机构的分析、玛萨・德斯克(Martha Derthick)的社会安全决策历史研究,以及阿隆・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关于预算过程的研究,是值得特别提及的利用传统方法研究美国政治的三部作品,至今被学界奉为经典,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远没有过时。

三 行为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社会学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分散到其他学校,比如拉斯韦尔到耶鲁大学指导了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等一大批青年才俊,V.O.基转战哈佛大学从事政党、选举和舆论研究,戴维・杜鲁门在利益集团研究上的进展更是另立门派,发扬光大。行为主义的浪潮最终在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和多文・卡特赖特(Dorwin Cartwright)建立的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和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在美国最权威的政治学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一度到处充斥着定量分析和科学方法的文章。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生物政治学的发展,强调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使得政治学更加“行为主义化”。主要代表人物包括V.O.基、哈罗德・拉斯韦尔、戴维・杜鲁门、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罗伯特・达尔、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 A.Almond)、小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Jr.)、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等人。行为主义对科学方法和技术的重视,导致了美国政治研究对象和主题的演变,它排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性质的研究,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转向美国政治体系、政治角色及其行为的研究。具体来说,在此期间,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美国公民个体行为研究,主要集中研究公民投票活动及其相应的其他政治行为规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个体选民选举研究的论文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是因为他是社会产物,社会特征决定了政治倾向。”安格斯・坎贝尔等人在其《美国选民》一书中确立了所谓的“独立公民模型”,认为决定选民政治态度的变量主要有三个:对政党的认同、对政见的支持及候选人本身的个人魅力。1949年,V.O.基在其《南方政治》一书中发现,南方白人种族敌视程度随着各部黑人集中度的变化而变化,南方政治的历史表现取决于局部人口中白人和黑人公民的相对优势。后来,基与芒格(F.Munger)在对印第安部落各部研究中发现,政治倾向和社会特征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选民的政治倾向往往是社会环境特征、社会网络和个人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都以或然性的方式产生作用。这一问题推动着学者们研究社会环境和网络等因素对公民个人的影响,提出了微观社会学模型、社会凝聚力模型和结构等价模型等诸多模型,以解释不同社会环境下个人的行为规律。

二是美国政治精英行为研究,集中考察总统、国会议员、政治官员和官僚的决策情境及其规律。关于政治精英行为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格心理研究和社会情境研究两条路径。从性格心理研究来看,亚历山大・乔治和朱利特・乔治夫妇(Al-

exander L.George and Juliette L.George)对威尔逊总统心理传记的个案研究是杰出代表,也可能是心理传记中对总统心理最系统的论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一改心理分析的路径,而注重从政治行为中确立总统性格的坐标。他运用主动一被动、积极一消极这两个的解释框架分析总统性格,区分出主动一积极型、主动一消极型、被动一积极型和被动一消极型四种类型的总统性格。此外,理查德・芬诺在1966年出版的《钱袋权》、《委员会中的国会议员们》、《家乡风格》等书中,用人类学家传统上所使用的细致描述的方法,对国会议员的行动进行经验观察,不仅考察其制度内的行为,也考察其竞选职位的行为,被看作是国会行为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是利益集团及其游说活动研究,主要考察由个体行为汇集而成的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活动规律。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除了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研究外,罗伯特・达尔、格兰特・麦肯奈尔和西奥多・路威、E.E.谢茨施耐德、曼瑟尔・奥尔森、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学者的研究也广受关注。关于美国政党政治行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政党组织选举和在国会中构建政党联盟的“关键性选举”(critical elections)等议题。政党联盟被看作长期驱动美国政治的引擎。这一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但只是最近才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四是美国对外行为逻辑的研究,将美国视为单个行为者而研究其行为规律并建立相应模型。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将国际政治看作是国家和集团对外行为,精英和领导人往往扮演关键角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完成维持模式、适应自然和人文环境、实现目标和一体化的任务,目标设置、认知能力和自我改造是更发达的体系才具有的功能,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可衡量的力量及其基础。与多伊奇从个体的角度对美国对外行为进行行为主义分析不同,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国际政治系统,他认为在不同的系统下,美国对外行为的逻辑不同。另一位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和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了层次分析法,认为在国际、单位和个人的不同层次上,国家的行为规律不同。行为主义对国家行为的研究非常强调精确化和数量化,注重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决策模式、政治决策模式和官僚决策模式理论,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四 理性选择革命:美国政治的经济学解释

如果说行为主义主要受到了自然科学、生物学(比如系统论)、心理学、病理学、物理学(比如政治实验科学家芒罗)、数学等学科影响,进而用归纳综合的途径进行美国政治研究的话,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多地受到了经济学方法的影响,以演绎分析的途径实现美国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市的运行规律。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威廉・赖克(William H.Rik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Jr,)、文森特・奥斯特洛姆(Vincent Ostrom)、戴维・梅修(David Mayhew)等,研究主题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行为、政党政治和官员政治等。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源自肯尼斯・阿罗,但真正对美国政治进行分析的还是安东尼・唐斯的理性选民理论。唐斯在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政党也是经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党一般遵循多数原则,着眼于获得执政地位。唐斯认为,选民是理性的,他们参与投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获得预期效用最大化,亦即“理性投票人假设”。政党和选民的关系,就是执政党制定何种政治纲领和政策取决于执政党的预期得票数和在野党的战略,执政党的预期得票数取决于选民的效用函数和在野党战略。在此基础上,唐斯提出了著名的两党竞争模型,包括单峰偏好下的投票中间人定理,双峰下的政党极化理论和多峰下的新政党理论。威廉・赖克在唐斯研究的基础上,在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最小获胜联盟假说”。他指出,在零和博弈之下,任何政党获胜的最佳策略都是让竞争对手的联盟规模尽可能大,而自己保持一个最小获胜联盟和另一个与自己只有一票之差的更小的政党联盟。罗伯特・阿克塞罗德(Robert Axelrod)于1970年提出了“最小关联获胜联盟假说”,将利害冲突较少或意识形态接近的政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最小获胜联盟。多数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认为两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更有利于取得较高的绩效。

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还体现在利益集团研究上。比如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利益集团的理性行动逻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他进一步认为,“各个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无一例外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言之,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分利集团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和卡特尔行为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进而改变社会的方向。罗伯特・索尔兹伯里针对奥尔森关于大集团集体行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理论,认为大集团之所以也可以集体行动,主要因为一些政治企业家可以获得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进而在集团内外都可以形成市场交易关系。在此之后,更多的理性选择理论从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利益集团,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列茨(Joseph E,Stiglitz)的管制俘虏模型、佩茨曼(Jo-seph Pelzman)的政治均衡定价模型和贝克尔(Gary S.Becker)模型的理论。

选民和利益集团理论是政治交易关系中的需求方,从供给方研究来看,官员理论和政治家理论也是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威廉・尼斯卡兰(William A.Nish-kanen)在1971年出版的《官员与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对官员行为和政府机构日益臃肿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官员追求的目标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包括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或地位等。尼斯卡兰的研究激励了学者们对国会议员、法官行为的研究。戴维・梅修在1974年出版的《国会:事关选举》一书中,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回答了国会议员如何合乎逻辑地做出其投票行为的

问题。肯尼斯・A.谢斯尔(Kenneth A.Shepsle)和巴瑞・R.温加斯特(Barry R.Weingast)等人的结构诱导均衡理论(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提供了国会对官僚偏好引导的理论研究。谢斯尔和温加斯特的结构诱导理论激励了国会控制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认为国会及其委员会通过监督人能够应付结构诱导均衡理论提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国会改革问题,以理性选择理论考察国会改革的理论依据、近期效应和长远影响,以此指导立法机构的设计和效果问题,掀起了国会研究的理性选择研究高潮。

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还体现在布坎南等人的经济学理论上。布坎南和塔洛克所著《一致同意的计算》、《自由的限度》、《宪法经济学》等书,系统地阐述了宪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美国政府出现的政府失灵,必须从宪法高度来解决;宪法作为一系列规则,也是一个社会选择结果,要用合作的交易观取代冲突政治观来研究宪法规则的选择理论;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宪法改革。布坎南提出了宪法民主的模式和建立财政一货币宪法的问题。布坎南的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重视。

五 新制度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历史制度主义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此前近30年时间内盛行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声名鹊起,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分支。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会制度和国际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到立法者的行为,主要代表著作有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 D.McCubinns)和特里・沙里文(Terry Sullivan)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 Cox)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的《霸权之后》等。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源自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代表人物有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约翰・奥尔森(John P.Olson)、保罗・J.迪马乔(Paul J.DiMaggio)、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Powell)、约翰・W.迈耶(John W.Merye)和W.R.斯科特(W.R.Scott)等,主要关注的领域有美国与欧洲国内政策的差异等。历史制度主义主要集中于政治学研究领域,它批判地吸收了结构一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注重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主要代表人物有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瑟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约翰・M.汉森(John MHansen)和彼得・豪尔(Peter A.Hall)等。

作为一种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研究制度起源、发展、制度与政策行为的关系的路径,新制度主义实现了对美国政治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对象的重构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具体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简称为APD)。这一研究关注美国政体的独特性,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强国家权威?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那样产生慷慨的社会政策?早期接受这一方法的重要著作是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缔造一个新美利坚国家》,该书认为,美国国家中相对缺少有效的等级控制是因为其制度发展的独特经历,并不是来自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另一代表作是研究总统制发展史的《总统创造的政治》一书。斯科夫罗内特认为,总统政治特征自前现代总统到现代总统时代的变化更多地是一个循环过程而非一个直线发展过程。同时,不同类型的总统风格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斯科夫罗内特特别重视从美国政治制度的整体变化中寻找总统领导风格变化的根源。他将美国政治制度分为贵族制时期、党派时期、多元主义时期和大众化时期。他指出,在不同时期总统的权力资源和执政策略不同,这决定了总统政治形态和基本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斯科夫罗内特的研究激励了一大批学者从事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创办了《美国政治发展季刊》,形成了一个学术旨趣类似的学术社群,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

二是美国政治与其他国家政治的比较研究。瑟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在《保护士兵和母亲》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社会福利计划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追问为何美国没有产生欧洲那样强大的福利国家,结论是美国确立了保护母亲的制度。爱德华・阿门塔(Edward Amenta)则进一步考察了美国社会福利计划发展的制度原因。他认为,新政在扩展社会扶助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在部分程度上被颠倒和放缓,是由于政治系统包含更大范围的弱民主地区、南方的隔离地带,政党制度依然维持荫护主导,以及计划项目无法实现等问题所致。还有学者对美国劳工问题的制度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美国劳工运动失败的原因是美国法院反复采取的司法审查权压制了保护劳工的立法。卡伦・奥伦(Karen Often)认为,劳工联盟受到法院关于实施劳工规则共同法的阻碍,有效地重塑了劳工合法地位和权力的美国式封建附属关系。其他学者认为,劳工政治潜力并不仅仅受到法院权力的冲击,而且受制于由于封建主义和权力分化而导致的普遍的权力碎片化的影响。但是,最近关于为何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的研究仍然集中于美国反国家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论上。

三是美国政治制度与政策行为研究。新制度主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政策网络、法团主义的法团结构和利益集团差异性的研究上。芝加哥大学的约翰・M.汉森(John Mark Hansen)在1991年出版的《获取门路:国会和农业游说,1919~1981》考察了美国利益集团变化的制度根源,探讨了政治制度如何激发某种利益集团发生变动的原因。斯温・斯坦默(Sven Steimo)在《税收与民主》一书中对20世纪英国、美国和瑞典的税收政策进行了阶段分析,特别是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税收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分析,通过税收将工业化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服务民主建设的动力,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启迪价值。

四是美国对外政治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贡献也是非常丰富的。阿隆・L.弗雷德博格(Aaron L.Friedberg)的《笼罩在驻防国家阴影下:美国反集权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彼得・卡赞斯坦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

对外经济政策》、约翰・埃肯伯瑞的《国家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和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等,都是新制度主义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彼得・卡赞斯坦在1978年出版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国政策之所以存在差异,关键是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差异,而政策目标的差异来自于国际地位的差异,来自于国内社会条件的差异。卡赞斯坦提供了通过国内制度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视角,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六 观念学派的挑战:美国政治的文化学解释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强劲理论流派:观念学派。这一流派源自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这一传统首次由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eott Parsons)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思想、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的“公民宗教”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社会资本”思想,都是这一学派的组成部分。

在观念学派中,最享誉学术界的当属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奠定了托克维尔提出的美国政治文化分析的路径。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独特特征可以通过在其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共识或者洛克主义共识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一共识源自于美国封建主义历史的缺失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持续的阶级结构。因此,塑造美国政治文化的是关于民主原则、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的普遍共识。此种自由主义共识意味着国家权力受到怀疑,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发现美国是一个不结种子的环境。

许多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都围绕着哈茨的立场展开讨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具有比哈茨所提及的更大程度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这一多样性对自由主义共识作为美国政治普遍解释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些主张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学者之中,有一种意见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垄断性的信条。相反,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系列彼此激烈冲突的政治理论家族,这一家族具有一些共同原则。J.戴维・格林斯通(J.David Greenstone)认为,洛克主义诚然在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但自由价值在涉及到政策发展和实施问题时不必然是明确的结果,相反,自由主义在边界上往往与其他思想的界限模糊。格林斯通提出美国的自由主义可分为两个学派:一是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免于限制的自由;二是改革学派,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培育了平等主义的道德改进成果。

另一些学者通过展示自由主义含义的历史非连续性阐释自由主义的多样性。西奥多・路威(Theodore Lowi)指出,新政之前的美国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主义,倾向于支持自由市场。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公共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不仅接受了普遍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而且将其赞美为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自由竞争的民主结果,最终将对市场模型的传统信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之中。路威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型播下了政府扩张的种子,形成了权威控制的政策过程,为政府权力留下了易于独断管理裁量权和无效率的恶果。最近的研究仍然强调了新政时代在改变美国自由主义方面的关键影响,通常强调现代改革者证实经济管制和福利项目合法的方式不再是通过直接扩大政府裁量权,而是通过抓住个人安全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证明是反对政府的合法权利。

另外一种看法坚持认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传统与自由主义原则形成了竞争,最好的替代哲学是“共和主义”。最强烈呼吁推广共和主义影响力的是几个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早期美国政治文化受“公民共和哲学”主导,植根于强调推动美德与为公共利益牺牲自我的古典哲学传统。在19世纪晚期,此种传统被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和免于限制的自由主张所取代。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更新和扩展了这一思想的范围,认为共和主义公共哲学直到新政时代都没有被自由主义替代,在当时,危机和去功能化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

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的《公民理想》(Civic Ideals)一书也强调美国政治中的多样化意识形态传统,自由主义不过是其中之一。通过研究,史密斯认为在美国政治中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在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归因主义(ascription),它们是众多传统交织作用的复杂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史密斯认为,第三种哲学基于科学的和宗教的信仰,表达了一种对其他佐证激进和性别等级结构立场彻底的意识形态的反对。正是由于美国政治由众多哲学驱动,所以美国才缓慢地走向完全平等。

詹姆斯・A.莫罗尼(James A.Morone)运用史密斯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区隔,阐释为何美国人厌恶政府却又偏偏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特别是以管制渗透的方式介入看上去完全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一项将美国政治发展的文化路径和制度路径结合起来的研究中,詹姆斯・莫罗尼(James Morone)认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看作世界的模版和山巅之城,这些理想激发了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加入道德十字军的行列,进而掀起一场道德风暴(moral storm),形成公众参与的高潮,引导美国再次起草法律,重新解释宪法,重塑政治文化乃至创建新的公共部门。莫罗尼和史密斯的研究还指出,观念在美国政治中巩固了重要政策的长期走向,但观念之间也经常相互矛盾。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蒂博拉・斯托恩(Deborah Stone)在1997年出版的《政策悖论:政治决策的艺术》一书中。蒂博拉认为,任何观念都必然有对立观点,在政策规划过程中这些观念相互辩论以赢取足够支持,比如自由与公平之间经常会发生激烈争论。这一点从禁酒运动和赌博业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不能说某一观念就一定比其他观念高明,只能说特定观念适合特定历史时期。

相比之下,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更注重将文化纳入社会领域。他通过将政治参与和脱离公共领域的“托克维尔问题”联系起来拓展了观念学派的研究范围。普特南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选举成为社会生活常态,但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却下降了。他认为,我们时代面临“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萎缩问题,社会资本是一种使社会合作得以实现的技巧和习惯,比如参与和网络联系。此种变化基于许多原因,但普特南更强调指责代际更替和电视评论的有害影响,这一影响令市民在共同生活中脱离了面对面的接触。普特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观念学派内化到社会领域,逐渐走出了观念学派沉迷于政治思想研究的窠臼。

结论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1 关于课程与内容的定义

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所谓事物的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灌输必然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基础,实施育人过程。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展开,也离不开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依托。因此,课程与内容的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概念。本文首先提出两个概念的比较,以便于更好的分析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避免产生歧义。

2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教育是先导,政治教育是核心,道德教育是重点,心理教育是基础,法制纪律教育是保证”。思想教育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及方法论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引导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根本价值理念支撑。政治教育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一定阶级和社会依据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规范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信念等,实质上是为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道德教育涵盖较广的范围包括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主要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意识,树立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等。心理健康教育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有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性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受教育者健康水平,帮组他们全面和谐发展。

2004年中共中央以16号文件的形式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和教育部于同年12月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5年1月批准了这个《意见》。《意见》将“两课”即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更名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对具体的课程内容作了新的调整,确定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课程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与政策”。

此次调整后,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变为四门。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原“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

3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美国的政治教育主要包括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教育。美国将《独立宣言》作为价值观念教育的理论依据,而价值观念的教育时刻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就是个人主义因此美国公民承认个人主义就是个人前途。美国非常重视历史观教育,在大学里每个学生都必须要修一门历史课,如美国政治制度史、美国外交发展史等等,历史观教育的普及也是为了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公民教育是从18世纪末建国之初开始,一直在美国备受重视,从建国时期公民教育的内容是以《独立宣言》为根据,将《独立宣言》中的三大原则,即“一切人生而平等”,“政府的权利由被统治者而来”“人民有权重新建立政府”作为这一时期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到统一扩张时期公民教育内容的改变,可以看出美国的公民教育史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3]。

美国高等院校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人文科学课中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科学中的道德教育,美国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从课程内容来看,强调一体化核心课程。心理教育一直都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现实意义上,心里健康教育教育起源于美国,在美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美国高校在招收新生时,也把心理因素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美国高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学生健康、快乐的生活、追求幸福与美好,提升大学生的生活质量。美国高校注重宗教教育,但是宗教教育是作为美国,并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只有部分高校开设比较宗教课程。

4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同点

1、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涉及到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2、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都是要求受教育者的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培养有益于社会的人;3、两国高校都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4、两国都重视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道德风气。

5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同点

1、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坚持高度统一,由政府颁布标准,由教育部编辑教材;2、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美国一直以来就没有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教材由各州制定,内容多样化;3、美国注重宗教教育,美国的宗教教育作为一种受宪法保障的教育形式,在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4、相比于中国,美国更加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在美国每所大学里都设有心里咨询机构,有固定的编制和经费。但在中国高校更加注重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而较为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六、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首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高度统一性,这就导致了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吸引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和学生的实际需要,将纯理论和教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灌输给学生。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尽量保持教材的“紧密度”,时刻与学生需要相联系,使学生能够真正的接收政治理论知识。

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永不动摇,基本内容要始终坚持。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问题不断出现,其内容还会逐渐增多,在稳定基本内容的同时,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反省过去突出政治而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中,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再次,注重形式丰富化,途径多样化。课程教学虽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但不宜过分依赖,不必过分强调单独增设思想政治教育课,要注意在其他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轻松活泼、自由灵活的开放性是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点,而相比而言,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显自我封闭,排斥性强,保守倾向明显,应建立开放型的模式,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宽松的环境中陶冶情操、形成品质。

最后,借鉴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经验,首先要对心理咨询师加强考核标准,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方面,我们应借鉴美国哈佛等一流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形式,不断拓展服务渠道,组织培训活动、开展团体研讨、建立心理健康图书馆等。使学生在面临心理困惑时,自己能够找到问题的依据和解决的办法,从而有效进行自我保健,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骆郁廷.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及其优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

[2]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6.

[4]高文书,刘耀京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与教育内容比较[J].新余学院学报.2011.12

美国政治论文范文6

关键字:传统文化美术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1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耸逗捅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得以在文化相互激荡的21世纪浪潮中站稳阵脚的根底,其所透射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所特有的凝聚力、感染力和震撼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无法脱离学校教育,因而作为培养素质人才重要基地的高校,必须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作用,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渠道,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鉴于此,就我国美术专业院校来说,相关教育者应结合美术专业大学生自身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储备偏低的实际,积极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机结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夯实思想教育基础,以确保我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美术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中华传统文化教学现状

在全民倡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环境背景下,我国各大高校应发挥自身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教育。事实上,在美术专业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传统文化进行教学,既满足了学生的内在需要,又有外在的有利时机。这是由于传统文化与美术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国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根据我国在2008所进行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现状》问卷调查报告所得,在普通高校,学生对问卷的正确率只有62.27,而在美术类高校中,正确率只有54.5%,两者相差8.77%。可见,美术专业大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储备相对较低。此外,我国还进行了美术专业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愿望和教师运用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大学生希望教师运用传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占了48.9%,近五成;不希望的占18.1%,无所谓的占33%。而美术院校教师能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传统文化教学的则占29.1%,近三成;有时这样做的占43.8%,很少这样做的占27.1%。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学生的学习期望与教师满足学生的学习期望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传统文化在美术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念、民族精神、国家意识、社会理想和人生取向等,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充实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1.1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年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重点,“天人合一”更是被视为了人生的理想境界。老子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应当法地则天师法自然,顺应自然而不强加妄为。在社会思潮不断冲击当代大学生思想的今天,美术院校的学生思想也开始呈多元化发展,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现代生态道德教育有着积极的其实作用。倘若教师能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以引用,那么就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自然观,进而把学生培养成为兼备道德、尊重、顺其自然规律的素质型艺术人才。

1.2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爱国主义一直贯穿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历年来也有无数的诗词作者对爱国主义进行了歌颂和阐释。当代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向他们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对祖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学校应深入挖掘德育课程资源,善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素材,利用这些素材资源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课,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1.3传统文化中的人际观和社会观

随着社会经济消费水平的上涨,学生的生活方式、利益需求日趋多元化,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因此受到冲击,这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对待人际和社会的态度。基于这种形势,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透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让学生能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毒害。而我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和为贵”,倡导“仁者爱人”、“有容乃大”的博怀,追求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二)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培养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影响,使得当代高校大学生当中道德素质弱化的现象不断滋生。而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美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立足时展实际,充分利用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资源,并把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帮助学生了解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增强学生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和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决心。

(三)有利于贯彻党的文化政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工作贯穿了党的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无法比拟、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史弥新的精神财富,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同时也是建设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美术院校传播和贯彻党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的重要渠道,是培养学生正确人生价值观的主途径。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开展文化教育,将有助于贯彻新时期党的文化政策,有助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三、结语

总而言之,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高校教育管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还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途径。而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进行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机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不断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