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哲理文章范文1
（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上海201209）
摘 要：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构建了以注重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形成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甚至与一般哲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独特价值取向，即所谓“三重三轻”。第一，重人事活动轻物质利益，表现为高度重视政治、人伦等社会关系，轻视、排斥甚至否定经济、自然等物质关系。第二，重道德价值轻智慧作用，中国传统哲学在道德与智慧之间，推崇、抬高道德，贬低、排斥甚至否定智慧。第三，重情感直觉轻理性逻辑，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偏爱人的情感、直觉，轻视甚至排斥理性思维、逻辑，这一价值取向，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
关键词 ：中国哲学；价值取向；“三重三轻”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2-0254-02
收稿日期：2014-06-18
作者简介：李国祥（1960-），男，上海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蕴涵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它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构建了以注重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正如张岱年指出：“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1]但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形成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甚至与一般哲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独特价值取向，即所谓“三重三轻”，值得我们探讨。
一、重人事活动轻物质利益
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个价值取向，表现为高度重视政治、人伦等社会关系，轻视、排斥甚至否定经济、自然等物质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治人为本，治物为末”。在古代中国，“治物”通常被认为是小人的事，“治人”才是君子的事。所谓“治物”，指处理具体事情、解决具体问题的活动，包括工农业生产、交通贸易、建筑施工、科技研究等活动；所谓“治人”，大体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活动。“治人”意味着对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必须以政治权力和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前提，因而政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集哲学、政治、伦理与历史的反思于一身，他们都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来生活，他们的行动构成他们的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哲学要求他们身体力行，他们本人就是实现自己的哲学及政治伦理主张的工具。
儒家创始人孔子，既是哲学家、思想家，又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教育家、养生专家。他的学说以“礼”为出发点，而“礼”是一个揉政治与伦理为一体的传统概念。“礼治”、“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念。《论语》一书中，直接论“政”的，共有22处，而“政”字出现得更多，达到41次。孔子以维护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的姿态出现，力图使自己的思想不带有个人的性质，使得他的主张容易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尤其是被以正统自居的统治者所认同，由此成功地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
从表面上看，道家似乎是消极避世、远离政治的，其实并非如此，道家远离现实和政治的行为本身即包含了在思想上对现实和政治的一种独特看法。事实上，道家不仅关心政治，而且能从历史高度议政论政，提出了许多具体而独特的政治策略、计谋和手段，以致有人把道家学说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在《老子》一书中，直接议论如何治“国”的有21处，如何治“民”的，有33处，而论及“天下”的多达56处。由此可见，道家实际上也很重视政治活动，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精神和远大抱负，只是在政治原则与实践方法上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罢了。
中国哲学以政治和伦理为研究的起点，与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起点相比，层次并不低，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哲学研究的层次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之类著作的研究层次更高、更难。自然现象条理清楚、黑白分明，比较容易鉴别和把握；社会现象则不然，其复杂、治乱、安危、变更，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需要认识者具有很强的认识、体悟、把握能力。因此，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治人”难于“治物”，“真正”的哲学，应该研究“人”本身，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研究人的种种相互关系，应该探求最佳的“天下大治”方案，寻求“人和”模式，以“治人”为本，决不能陷入于“物”的研究之中，以至迷失方向、“玩物丧志”。中国哲学的这种思想，尽管有一定片面性，甚至给中国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古代哲学从总体上注重政治伦理活动，可以更好地替代西方工业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基督教劝善、协调关系的功能，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
二、重道德价值轻智慧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在道德与智慧之间，推崇、抬高道德，贬低、排斥甚至否定智慧，其价值取向又与一般哲学不同。西方的“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毕达哥拉斯，原意包含“爱”与“智慧”两方面的内容。显然，这种“哲学”的定义，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不是“爱智慧”，而是重道德、轻智慧。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据说是“成圣”，最高的哲人就是圣人。“圣”在汉字中最初有聪明智慧的涵义，所以《说文解字》释其本意为“通”。但经过哲学家们的解释、使用和发挥，其基本意义却变成“德”了，而与“智”相去甚远。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资治通鉴》上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2]。就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的定位可见，儒家是以德才结合为标准来定位人格的。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哲人、圣人，主要是一种道德的楷模、理想的人格，并不具有智慧的含义。先秦每一位大哲学家，都认为圣人与王者最好是同一个人，由圣人亲自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职责，那就是最理想的政治。所以，每一位中国哲人所描绘的“理想国”，都有“哲学王”来领导。在孔子看来，如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不是一般的仁人，而是“圣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是知识型、理论型的，而中国的“哲王”、“圣王”则是道德表率型、实践型的，两者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别。
许多中国哲学家不仅不爱智慧，反而有一种轻智慧、乃至贬智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道家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老庄的“理想国”，其实是一种“愚人国”。在这种理想国中，“圣王”要以身作则，带头愚化自己，同时也要以“愚化”作为治国治民的根本方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就是说，智慧与道德是根本对立的，智慧必然败坏道德，智慧的发展就意味着道德的退化。可以说，智慧与道德的矛盾与二律背反，始终深深地困扰着老子与庄子的天才的头脑，是他们思考“人”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总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老子》一书中，论“智”仅7处，论“圣人”共32处，皆有明确的贬抑智慧、否定机巧的倾向。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绝学无忧”（第二十章），“绝圣去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这就是说，“圣人”治理天下，要简化民众的头脑，填饱民众的肚子，强化民众的筋骨，永远使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这样，即使是聪明人也不敢妄做主张。因此，“圣人”一定要“为天下浑其心”。
老子的这个思路被庄子所继承，在庄子那里，进一步把所谓“浑沌”当作一个表示人及人类最高境界的范畴。显而易见，在老庄的“理想国”中，谈不上开发“民智”，同时也谈不上开发“君智”，因为国君必须从我做起。在道家看来，连哲学家都应以愚为上。哲学家与众人的不同，就在于他有一颗“愚人之心”。即使别人都玲珑透剔，只有他一个人是昏昏的、闷闷的，因为他已经脱尘拔俗，达到了“道”的高度。而超越了一切聪明的“昏昏闷闷”的大智返愚者，应是国王的楷模，国王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一个超越了智慧、拒绝运用智慧的国家，才能成为得道之国、至治之国。
一般说来，中国的哲学家都不愿意做智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觉察、体悟到，机巧、智慧在社会、人生中存在着消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崇尚道德价值，有意用道德化的手段来抑制智慧化的追求。贬低智慧，必然贬低科学技术。儒家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所以它坚决反对“奇技淫巧”，即使对“小人”也不例外。道家走得更远，道家对科技进步持彻底否定态度。老庄认为，人类的科技成果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而是人类给客观世界带来的灾难，因而主张封存一切科技手段乃至文化成果，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去。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和荒谬的，给中国哲学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三、重情感直觉轻理性逻辑
重视、偏爱人的情感、直觉，轻视甚至排斥理性思维、逻辑，这一价值取向，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因篇幅有限，兹不探讨。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将人的精神和情感客观化为彼岸的人格神即上帝，而是在主体自身求得解决，此即所谓“安身立命”之学。从孔子的“知天命”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主张返回自身，通过内心体验，勿需逻辑推演，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道家庄子所谓“天在内，人在外”，也说明天道内在于人而存在，“心斋”、“坐忘”就是内在体验的重要方法。佛教天台宗的“自性说”、禅宗的“明心见性”说，都说明佛性在自家心里，是自家本有的“无尽藏”，不需外求。在有限中实现无限，在暂时中探求永恒，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情感的快乐，不需要什么深奥的理性分析与精确的逻辑论证。所以，早在1943年金岳霖先生就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不发达。”[4]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1．
爱情哲理文章范文2
[关键词]张楚廷；教育哲学；旨趣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chu-ting expounds his philosophy by mainly taking education as the domain. mr zhang's consistent insistence and concern for the people-oriented ideas, the feelings of cherishing for life, the spirit of esteeming beauty, the feelings of cherishing for philosophy and the deep love for nation congeals the soul and purport of h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mr. zhang's philosophy can be calle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our own".
key words:zhang chu-t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urport and interest
张楚廷教授对教育哲学的求索近40年，以其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工作经由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自然流淌”着“走向”了哲学。2003年，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课程哲学专著《课程与教学哲学》，引起强烈反响，获得第14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高等教育哲学》， 从结构主义落笔，以哲学与历史学的眼光考察现代、后现代课程观、教学观，对长期以来教育界一直习焉不察的许多观念发出了深刻的追问，洋溢着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2006年8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哲学》，将视野投向了更深邃、更广垠的教育空间，此书可视为他对教育问题思考、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他思考一般哲学问题的奠基之作。
先生之于哲学，正如《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所说的那样——“从未想过要见见它”，“从未欲立一个什么目标”，是在“操练着、欣赏着”、“琢磨着、探索着”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走向哲学的。先生主要以教育为论域，却始终指向更为根本的人本身，指向对真善美的终极追问。先生不只是一名学者意义上的哲学家，还把哲学理念和情感推及整个人生，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无不充满哲学意味，而且这意味越来越浓烈。
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读先生的哲学，总能感受到其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关切，总能感受到他那鲜明的人本理念、生命情怀、审美精神、哲学情结和兼具历史和时代感的民族深情。先生内心深处的这份坚持和关切，流淌着先生“情不自禁”的情真意切，凝结成其哲学的灵魂和旨趣。
一、始终秉持人本理念
先生的教育哲学处处流露出他对人本身的尊重和珍爱，人本理念始终是先生展开教育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基点”。正如先生所言，“从最基本的意义来说，‘人是什么’，或者，‘生命是什么’，无疑是教育必须面对的第一问”[2]（p24）；“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抓住了这个根本就抓住了教育的根本”[2]（p27）。
《课程与教学哲学》一书站在人本立场，凸现“人文引领”的思想主线，在对人文课程、科学课程和社会课程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人文引领的和谐课程观”为核心的课程与教学哲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以人本为基调，“鲜明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之‘底’，这与布鲁贝克第一次提出‘高等教育哲学论题’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较全面科学地构建出人本高等教育哲学体系”[3]。《教育哲学》的第一至四章分别以“从哪里开始考察教育”、“人是什么”、“关系中的人”、“人发展什么”为标题，全书8个一级标题中有3个以“人”为中心语，69个二级标题中有15个以“人”为中心语（另有8个二级标题通过承前省略或设问等方式省略了其中心语“人”），一、二级标题中共有18个“人”字。如果这些符号意义上的统计尚不足以说明作者对“人”的看重的话，只要你能打开书本，几乎每一页、每一段都在说“人”，可谓通篇见人。
先生坚持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情感阐释着对“人”的思考和期待：
——人是神圣的和复杂的。他说：“教育在丧失了对人的神圣感的时候，教育的神圣顷刻丧失；社会在丧失了对人的神圣的感觉的时候，社会的神圣充其量只是一种虚无的实在。"[2]（p123）人的神圣和尊严源于人的复杂性。他在《教育哲学》的“人是什么”一章中对把人的本质简单归结为社会性甚至是阶级性的论调进行了正面批判，进而提出了人的反思性、反身性、自增性、自语性、自育性和审美性六大基本特性。他还意犹未尽地说道：“相信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唯有在‘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他们必然会有的那种高傲。”[2]（p35）
——人是发展着的人。他从康德的“胚芽说”与马克思的“需要说”入手，深刻论述了“人的可发展性”，认为“人是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2]（p107），“发展得最好的人，不只是因可发展而发展了的，而是其可发展性也得到了发展的人”[2]（p113），进而指出，“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2]（p110）。沈又红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张楚廷教育哲学旨趣五解——个性与自由是人的生命。他在论著和演讲中多次表达了对于个性与自由的珍爱，并在《教育哲学》的“人发展什么”一章中鲜明地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实质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他这样诉说着人的个性：“发展个性就是发展多样性，发展丰富性，发展创造性"，“教育在于把每个人培养成为他独特的自己，更高大的自己”[2]（p132）；他这样赞叹着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标志，人获得自由的状况即它的生命状况，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他的生命力。” [2]（p228）
——个人、个体、“我”是谈论“人”的前提和出发点。他谨慎地反思着那段“我”被“我们”遮蔽的历史，进而指出：“马克思说‘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是出发点，是前提，是第一前提”[2]（p77），“人的消逝是从个人的消逝开始的”[2]（p79）。
——做自信的人。他的学术和人生无不显示出对于自信的坚持和追求。他饱含激情地说着，“人们希望人成为高大的人，人也就把这种希望寄托给教育，唯愿教育能使人真的高大起来”[2]（p71）。他不无欣喜地说着，“如今的中国，人字越写越大，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最基本——人权;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心；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性；从科学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学；从课程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文(课程)；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最基本——人才；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最基本一一人格；从哲学的角度，我们大踏步地走向最基本——人!”[4]他十分坚定地说着，教育的第一使命是“让人像人，让人更高大”，“对于自信，我看得特别重，甚至于我的基本追求之一就是把学校办成‘自信的大学’”。
二、始终洋溢生命情怀
伴随着对人的追问，先生的哲学中洋溢着浓浓的生命情怀。
他在《课程与教学哲学》的“‘存在’的诸种含义与生命哲学”等章节中着力追问“生命是什么”、“存在与生命的关系”等问题。他这样阐释着生命哲学：“生命是世界的内在本质，最终根源”[5]（p183）,“生命先于哲学”[5]（p185）。这部著作处处流淌着他对于生命的热爱和敬重，有论者这样评述该书——“课堂生活里自然流淌着的生命”[6]。
在《高等教育哲学》第一章“认识论、政治论与生命论”中，他对布鲁贝克提出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互相补充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进行了批判与发展，认为“对于高等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论和认识论那两种基础之上”，并对苏格拉底、培根、洪堡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感叹：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高等教育的生命论根基”。他通过对既有哲学的考察和对一些不同类型的大学诞生的案例的分析，认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诞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进一步腾升和上扬，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通篇见人的《教育哲学》更是通篇流淌着生命，正如书中所言：“‘教育的对象是生命’”或‘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本书关于教育的主题不需要我们说那么远，我们暂且可以把更神奇的地球搁置一下，还是来讨论生命，并且，还只讨论人这种生命，它可能是神奇生命中的神中之神”[2]（p23）。
三、始终贯穿审美追求
先生的哲学是关注和凸显人的哲学，而先生笃信马克思关于“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论断，在哲学著作中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因而，先生的哲学在最基本的理念层次始终贯穿着一种执著的审美追求。
他在《教育哲学》第二章“人是什么”中以“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为题专门设立一节来阐述其教育哲学的美学基础和审美追求。他构建了一个由5个基础性命题组成的教育公理体系，创立了教育的美学公理——“人在通过反身性作用于自己的时候，基本的中介是美学因素。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自己。”[2]（p171）他指出，“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性的基本因素，这也就是教育的基本要素）”[2]（p221）。在论述真善美的关系时，他说，“美是所有这一切，或美关联着这一切”[2]（p172），“美育是更高层次的教育，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美育不能想像出有效的教育”[2]（p172），进而指出，每位教育工作者，不仅在自己所教授的任何科目中向学生展示或揭示必然存在的美，而且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教授活动本身也是美不胜收的（艺术的），从而让美进入学生的心灵，成为他构造自己的丰富资源，获得自己美好的新生命。这很可能是教育的真谛，是教育成为一种难得的艺术的根由。
先生在自己的哲学中追问着教育之美，构建着美好人生，同时，他也在美的指引下试图呈现美的哲学，构建可爱的哲学。哲学之美主要寓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中。先生始终坚持着说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形成了个性鲜明、深入问题本质的独特内容体系。先生论天、论地、论人、论我、论教育，无处不闪耀着灵性和智慧的光彩，展示出理性与德性的力量。哲学表达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哲学是否可读和可爱，能向实践领域和现实生活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对它的表现形式。先生的哲学充斥着结构美、语言美和意境美，可谓诗情画意，美不胜收。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尽情描绘着体育之美、音乐之美、艺术之美、数学之美、科学之美、教育之美、德性之美、理性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等一组组意境和意象之美，自由挥洒着他那文采纷呈、逻辑严密、灵动诗意、富于个性的语言之美，而数学家的经历和对结构主义的深层把握又使得先生的哲学具有独特的结构之美。
四、始终怀揣哲学情结
先生哲学的发展过程正好与哲学发展的历程相吻合，从《教学论纲》到《课程与教学哲学》，到《高等教育哲学》，再到《教育哲学》，从教学、课程、管理、高等教育等具体领域的哲学思考到整个教育学领域的哲学思考，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一般，从经验到超验，是欣然而至、自然生成的过程，是在欲罢不能的层层追问中展开教育之思的过程。先生在走向哲学的途中深深地喜爱上了哲学，这种喜爱又吸引着他更加坚定和潇洒地走向哲学研究的纵深，以致于近些年把学术研究的主要旨趣和精力转向了哲学领域，并在这一领域频频收获，建树颇丰。先生走向哲学，不只是他所说的“不期而遇”，更源于他几十年“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的不懈追问，源于一种浓烈的哲学情结。先生的哲学是爱哲学的人的哲学。
先生的哲学情结首先是一种对哲学的敬重与热爱之情。他十分推崇恩格斯的论断——“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这句大家十分熟知的话中,“理论思维”指的就是哲学。他多次在演讲和著述中阐述哲学对于一个人、一所大学、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多次不无钦羡地谈起德国哲学的繁荣对于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意义。他在《哲学对于大学意味着什么》一文中集中描绘了哲学与大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民族的共盛共荣景观，他在文章末尾说道，“哲学必定是世界顶尖大学上空悬挂的一颗巨星”。他十分欣赏柏拉图关于“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哲学”的观点，他指出，“教育的贫乏源于哲学的贫乏”[7]（p23）,“哲学的贫乏与教育的贫乏几乎同时存在”[7]（p24）。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校长的他从北大、人大、武大引进了一批哲学博士, 在一所地方师范大学率先办起了哲学专业，并建立了哲学系，不仅使湖南师范大学的哲学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且以此为支撑全面提升了大学品位。其次，是一种不懈追问根本、追问基点或起点问题的情结，一种走向哲学纵深的执著。哲学是一门追问的学问，是一门问出来的学问。他始终“坚持从世界本身去说明世界”，他的哲学著作中关于“我们的‘底’在哪里”、“教育第一问”、“教育公理”等问题的论述，关于元问题的探究，无不贯穿着一种追问本源和终极的自觉和执著。再次，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思想使人成为万物之灵，思想的力度在于批判。批判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存在方式。批判也是哲学思考的基本方式，是哲学的生命和使命。先生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质疑的、批判的、反思的，先生的哲学正是在富于逻辑力量和个性魅力、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理性批判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课程与教学哲学》用了较大的篇幅对当前流行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社本主义课程与教学观给予了清醒的反思和冷峻的批判，对这些流派和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了理性分析和评判，进而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课程与教学哲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更是一部充满批判光彩的著作，他从对布鲁贝克提出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互相补充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批判着笔，提出了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并对“骄傲使人落后”等中国教育长期持有的一些基本理念以及高校的定位问题、特色问题提出了质疑与反思。“这种质疑，对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非常可贵的警示”[3]（p26）。《教育哲学》构建了一个教育哲学体系，这种构建总与批判相伴随，“教育社会性问题”、“教育就是教育”、“人有没有本质”、“人与个人”、“关于全面的‘全’”、“在泛化中窄化”、“‘灵魂工程师’论”、“‘适应论’评析”等章节更是通过批判显明作者的立场和主张，充满了独创性和建设性的批判。
五、始终饱含民族深情
先生曾经深沉地写道：“如果我曾有过一些灵感，那是来自大自然；如果我曾有过一些奇思异想，那是来自历史，来自我的祖宗，我的民族，我的祖国……宇宙爆炸，其中出了一个银河系，太阳系在它的边沿，太阳系已生出了一颗小行星，它幸运地有了生命，尤其是奇妙地孕育出了人，从此，它成了一颗有意识的星球，从此，有了美丽和幸福，也有了丑恶与苦难，有了同苦难的抗争，有了对幸福的追求，有了梦想，有了璀璨斑斓。也有了我们的祖宗，有了我们的民族，有了我们今天写不完的诗篇，唱不尽的歌谣。”[8]在《课程与教学哲学》的前言中，他饱含真情地写道：“不会忘了我的祖国已进入到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纪这一历史对这部著作的决定性影响”，“我们更深切地期待，在这个领域里，有我们中国人而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5](前言)。
诚哉斯言，先生一直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先生对国外学说的谨慎态度、对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热切关注，无不透射着一名学者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赤子之情。先生的哲学植根于历史文化，润泽于民族真情，着生于当今时代，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富于文化底蕴和时代气息，饱含民族深情，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无论先生的人本理念，还是生命情怀、审美追求，乃至哲学情结，都凝结在先生对自己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深情厚意之中。先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追寻着“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先生哲学之途的“情不自禁”集中表现为民族之情。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先生的哲学亦堪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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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张传燧.课程哲学:课堂生活里自然流淌着的生命[j].当代教育论坛，2005，(3)：128.
爱情哲理文章范文3
[关键词]宽窄哲学；科学实践哲学；类比联想；哲学论证；辩证法
党的报告作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断。一方面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研究不断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推动“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研究蓬勃发展。2017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建宽窄哲学研究院，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当前，需要对宽窄哲学的研究进行总结，以为深入研究创设条件、开辟发展道路。
一、宽窄哲学的兴起与前期成果
成都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①，有着深厚的“宽窄文化”底蕴；老城中的宽窄巷子②，武侯祠中的宽严对联③，为世人所称颂。
进入21世纪，“宽窄哲学”受到重视。2017年3月20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揭牌宽窄哲学研究院，拉开了宽窄哲学研究的帷幕。2018年9月，中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与李明泉、汤柱国共同主编的《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李后强的“宽窄相对论与模糊论（代序）”一章，李明泉、李昊原撰写的“前言”——“宽窄：衡量和把握万物的尺度”，以及正文九章共同组成。书中还有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彭传新的“跋”——“宽窄哲学的应用”。
“宽窄相对论与模糊论（代序）”，阐述了七个问题：宽窄的几何流变；宽窄的复杂几何；宽窄狭义相对论；宽窄广义相对论；宽窄量子论；宽窄数码论；宽窄模糊论。
前言“宽窄：衡量和把握万物的尺度”，内容包括八部分：宽窄与感知尺度；宽窄与空间转换；宽窄与量质互变；宽窄与场域生成；宽窄与巴蜀智慧；宽窄与中庸之道；宽窄与价值尺度；宽窄与生命智慧。
正文九章，依次讲述了“西方哲学中的宽窄”①，“中华文化中的宽窄”②，“巴蜀文化中的宽窄”③，“宽窄与生命智慧”④，“宽窄与生存智慧”⑤，“宽窄与生活智慧”⑥，“宽窄与生态智慧”⑦，“宽窄与商业智慧”⑧，“宽窄启示录”⑨。
2018年10月，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在成都京川宾馆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在蓉高校、社科研究单位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董振华作了题为“宽窄辩证法与生活哲学”的主题演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原总编辑薛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崔唯航，分别以“宽窄思维和中庸宽容的价值”“宽窄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1]⑩。
在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笔者认为《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书名大气，用语机巧，虚实得当；“序”和“前言”气势恢宏，哲思深刻，文笔清新，相得益彰，堪称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结晶。正文九章，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知识与实践等方面诠释宽窄哲学现象，探讨宽窄哲学体系，言说宽窄哲学在应用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每一章的“一级标题”下都设有“宽窄说”，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显得十分精当，既令人感受到书的内容都紧扣“宽窄”，又令“宽窄”引人入胜（圣）。
二、宽窄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宽窄哲学的提法，最初源于成都的企业文化建设，而不是来自哲学的殿堂，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轻谩和诟病。宽窄文化与成都相关联，是一种地域文化；而宽窄哲学又源于宽窄文化，因此也就是一种地方性哲学。然而，凡哲学都强调普遍性，因而具有普适性，这就形成一种矛盾。
下面论及的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论断及其“概念创造方法论”，折射了宽窄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合规律性，有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性，以及方法论根据；从狭义上讲，指有权威的科学方法论支撑。而在明确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后，也就不应该有“宽窄哲学出自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样的轻谩和诟病。
第一，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这里的“他者”，是沿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术语。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按其语义，“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
近代自然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希腊时期乃至古罗马时期的科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到了近代，科学认识活动发展得比较系统、比较成熟，具有了下列特点：（1）有一批专门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科学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2）组成一定的群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3）采用一套专门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和认识工具；（4）采用一套专门术语、专门符号，并以此建构一定的理论体系；（5）不仅能成功地解释已出现的自然现象，对尚未出现的自然现象作出预言，也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来试验[2]。随着科学对于世界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学科领域，于是学科领域内部是“同行”，学科领域之外就是“他者”。随着科学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即科学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科学实验而不是生产实践，于是生产实践部门成为科学研究部门的“他者”。知识的创造主要来自于专事研究的科研单位，本学科的知识创新主要来自于本学科的知识生产者，这已成为学术界的“无意识”的观念。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观念，实际上潜含着“知识的创造，以专门的（专业的）科学研究部门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然而，科学史上却存在着数不胜数的“他者占先”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原理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的发现，因为对其进行开创性研究与论述的两个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啤酒生产商，前者是德国人迈尔，后者是英国人焦耳。又如，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是魏格纳作为气象学家提出来的，而不是当时的地质学家或地球物理学家提出的①。
第二，爱因斯坦“概念创造方法论”与宽窄哲学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概念创造方法论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爱因斯坦讲道：“科学力求理解感性知觉材料的关系，也就是用概念来建立一种逻辑结构，使这些关系作为逻辑结果而纳入这样的逻辑结构。对构造全部结构的概念和规则的选择是自由的。只有结果才是选择的根据。那就是说，选择应当造成感性经验材料之间的正确关系。”[3]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经验基础，要与经验相呼应，但科学认识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从经验到理论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通道。1952年，他还为这种方法论作出了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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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爱因斯坦概念创造方法论示意图
图1中，∑表示的是“已知的直接经验”，A表示的是“公理或一般性的假设”，由它们推出一定的结论来。这样，公理的演绎推导使我们由A通过逻辑道路得出个别结论S。然后S可以同∑相联，这也就是所谓的用实验来验证。爱因斯坦强调，A和S中出现的概念同直接经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他认为概念与直接经验之间最终必须要有可靠无误的现实“对应”[5]。
既然“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也就很容易理解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了。因为概念不能从直接经验通过逻辑过程（“归纳”“推理”等）产生，而只有通过非逻辑过程（“直觉”“假说”“猜测”“想像”等）创造出来，那么在科学的发展中被证明为有用的、正确的概念，最初就不一定是本学科的资深专家提出来的，而可能就是“他者”所为。明确这些，在宽窄哲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过分看重“宽窄哲学”概念的来源，即是说，“宽窄哲学”概念是谁提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宽窄哲学”能否引起专业的哲学家的重视，并对其继续进行论证而推进其发展。换言之，历史上“大陆漂移”的概念是由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还是由地球物理学界的资深专家提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概念能否得到科学界的认同与发展。并且，正如大陆漂移学说最后的理解与魏格纳最初的理解大相径庭②，宽窄哲学最后的理解，也可能会与初创者的意蕴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与宽窄哲学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狭义上讲，是有某个理论在进行支撑；广义上讲，也就是具有合规律性与合法性等。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揭示某种规律基础上的，而揭示规律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Geertz）将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系列演讲集结命名为《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出版了一部阐释人类学的论文集。从其标题中可以看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指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民俗等文化。地方性知识概念一经提出，受到学术界广泛的重视，成为各种后现代主义对抗“全球化”“科学化”“统一化”“西方化”的有力工具[6]。
劳斯（JosephRorse）是美国新生代科学哲学家，20世纪90年代创立了“科学实践哲学”。通常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就是要确立以下基本观点：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在本性上是地方性的，因为“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都是局部的、情境化的，是在特定的实验室内或者特定的探究场合的，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走向所谓的普遍性是科学家转译的结果”[7]①。
论及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对认识与理解宽窄哲学研究有以下启示：第一，正如我们在明确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论断及其“概念创造方法论”之后，就不应该对“宽窄哲学的提法最初源于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而不是出自于哲学的殿堂”有所轻谩和诟病；在明确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后，也就不应该再对“宽窄哲学出自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有所轻谩和诟病。第二，按照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科学理论的传播并不是靠着知识的标准化就能够实现，必须要与社会的需要有效地结合起来。建立理论，获取真理是一回事；把理论扩散开来，使之在更广宽的社会中成为有效的知识，进而使理论揭示的真理确立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真理的确立与传播，不是简单地靠真理自身与掌握真理的人就可以确立与传播开来，尽管好酒不怕巷子深，但是成为好酒还要会吆喝。理论传播与扩散，与社会的需要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源自西方，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的科学技术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这种“地方性知识”扩散的结果②。
三、宽窄诗意与类比联想
宽窄是人对事物空间现象的直接描述，也是人对具体空间的一种直接感受，它与平面空间的“尺度”相联系。当我们提及“尺度”，立即就会想到数字，并且将尺度和数字相统一；借助于已知的东西（即标尺和尺码），一个被检测物体的“宽窄”（尺度）就被量化，成为可知的。而当我们说“不论世上的路有多窄，唯有心宽的人能通过”[8]，这里的“宽窄”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看到和触摸的物体的外部形状和范围的物理空间，而是精神意识中的空间，即认知空间、心理空间、审美空间和文化空间。但是，宽窄真实的“空间性的再现”只能是物质的广延本身，即建筑、设施、道路本身作为表象、符号（符号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摆脱直觉当下给予的感性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他的表象都不具有这种空间性的再现能力。宽窄缘何由物理学进入形而上学，闪耀起辩证哲学的光辉，这是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2019年7月13日《华西都市报》发表了西南大学曹廷华教授的文章《宽窄的诗意与诗意的宽窄》。笔者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宽窄哲学前期研究使“宽窄”由物理学进入形而上学的奥秘。“宽窄的诗意与诗意的宽窄”一语，可以成为对宽窄哲学前期研究成果的最好概括。所谓诗意，是诗人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①。一如曹廷华所言，宽窄形式美感要能生发诗意，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宽窄的空间中必须有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由此，宽窄会激发人们对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并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体验性人生感悟[9]——宽窄哲学前期研究成果正是这样的“诗意联想”“类比联想”的产物。宽窄狭义相对论、宽窄广义相对论、宽窄量子论、宽窄数码论、宽窄模糊论等“宽窄诸论”，是把宽窄概念与现代科学的若干重大理论成果相联系，运用的是“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而《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的前言与正文，除了“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的运用外，更多的是“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体验性人生感悟”，这从前言与各章的标题就清楚可见。在这些章节的字里行间，“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的体验性人生感悟，极大地丰富了宽窄及其关联性状态所可能展现的诗意，让诗意的宽窄远远地超越了宽窄的诗意。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上，宽窄的诗意已经转化为人生的诗意，诗意的宽窄也升华为诗意的人生”[10]。
类比联想，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形象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是以思维中的形象及其活动为依托的，涉及对表象的分解、选择、组合等加工制作活动，在诗歌、绘画等艺术创作中有广泛运用。类比联想是从一类特殊对象的知识过渡到另一类特殊对象的知识的形象思维方法。例如，人们用暴风雨比喻革命，用毒蛇比喻恶人，就是运用了类比联想的方法。类比联想反映的是事物的相似性。相似有质似与形似。所以，有些类比联想在事物之间性质关系上展开的，有些在事物之间形态关系上展开的。所谓质似，指的事物在性质上的相似。例如，由恶人而想到毒蛇，这种类比联想就是取其质同。尽管形态极不相似，但其恶毒的本质是相似的。从恶人到毒蛇的联想，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恶人的凶残、歹毒的本质，在思维中形成了一幅非常深刻的关于恶人的形象。所谓形似，指的是事物在形态上的相似。例如，由万山红遍的杜鹃花而联想到燎原的烈火，由绚丽的朝阳联想到殷红的鲜血，都是形态上的类比联想。
类比联想不是逻辑推理的方法，而是一种猜测的方法。宽窄哲学的论述不能停留于类比联想阶段，因为哲学论证首先要遵从充足理由原则，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②。充足理由原则包含两个基本逻辑要求：一是理由必须真实，论证者必须断定所提出的理由即论据是真实的；二是理由与推断之间有必然联系。哲学论证的结论必须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程序从它的前提中必然地引伸出来的，因而“燕山雪花大如席”是类比联想的产物，而不是哲学论证的产物。
四、宽窄哲学与辩证法
宽窄哲学研究的前期成果明确了“宽窄”是关系范畴，“宽窄说”是辩证矛盾学说。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辩证矛盾是关系范畴的黑格尔曾写道：“上与下、左与右、父与子等等以至无穷最琐屑的例子，全都在一个事物里包含着对立。上是那个不是下的东西；上之被规定为只是这个而不是下，并且只是在有了一个下的情况下才有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每一个规定中就包含着它的对立面。”[11]他还说：“在对比规定中……矛盾就会直接暴露出来。”[1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这种思想，认为辩证法的矛盾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所具有的那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然而，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1938年）一文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非辩证法运动在现代哲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吉林大学贺来教授写道：“我们应该克服一种简单化的态度，即认为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诘难和批判纯属无中生有，甚至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辩证法毫无根据的诬蔑和谩骂……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理论背景的，它是与辩证法理论的历史状态内在相关的……那就是：由于在历史上，辩证法长期处于‘无根’状态，人们长期以知性化和实体化的方式理解辩证法，致使辩证法呈现出一幅扭曲的形象。”[13]孙正聿教授也曾写道：“当我们毫无例外地把一些问题简化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时候，当我们论证一些问题空洞地强调‘作用’与‘反作用’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联想到恩格斯所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派’？我们是否警惕自己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14]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不少学者致力于辩证法的重建工作，力图构筑辩证法的坚实根基。在此背景下，我们述说宽窄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时，也就必须说明宽窄哲学属于什么性质的辩证法。
五、构建宽窄哲学的“三步走”
在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笔者提出，构建“宽窄哲学”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收集材料，表达思想，抒发理论愿景；第二步是整理材料，论述思想，批判理论愿景；第三步才是脚踏实地地构建理论。《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的出版，标志着第一步已经完成。在以收集材料为主体的第一阶段，通过普遍联系的辩证眼光，认识和阐述“宽窄无所不包”，“宽窄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是其目标和任务；思辨性构想与发散性思维、“畅想—联系”的文化研究是必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阶段及其特点，可以与古希腊阶段的朴素辩证法相比拟。
以整理材料为主体的第二阶段，需要厘清宽窄哲学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关系，厘清其与西方哲学范畴尤其是近现代、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关系，厘清其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关系；并且要给宽窄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划界，揭示宽窄哲学的本质；要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为第三步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第二阶段上，哲学的规范化研究及其批判性思维是必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一般性的联想进步到规范的学理性论述。
爱情哲理文章范文4
一、情节的结构：横截面式
情节发展最常见的模式是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也有“生活的断切面”的结构，即不再追求一环扣一环的叙述模式，而是从生活中截取一个侧面，形成“横截面式”。开端显得非常不重要，往往是从事件的当中讲起，发展退化为后来某种不着痕迹的交代，更不在乎严格意义上的结尾。
小说《纪念我的朋友金枝》，开头写到“金枝说她爱袁哲。她一直这么说，不断地说。”开头直接切入爱情主题，表明金枝爱袁哲，爱的大胆炽热。每次聚会时她对袁哲采取“眼神攻略”，作者截取生活中这一个侧面，展开小说叙述。金枝是怎么爱上袁哲的？这个本应该是爱情故事的开端，作者选择在小说的中间插叙。小说的中间插叙了他们的中学时代，这份回忆却是由袁哲向女友聂盈盈讲述，借所爱之人的口讲出，这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袁哲在讲述这些回忆时，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中学时代的留恋，以开玩笑的口吻向聂盈盈介绍金枝。由此我们看出，原来金枝单恋已久，这份爱情从中学时代就已经种在心里。不由得有些同情金枝，原来这份爱情在所爱的人眼里，什么都不是，他丝毫不在意的对别人讲起。小说中金枝对袁哲爱情的发展，作者不着痕迹的交代着。每次的同学聚会，金枝对袁哲的眼神注视和言语，表明金枝还是停留在单恋。故事在金枝整容回来后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小说的高潮部分。金枝变漂亮之后，男士们紧追不舍，袁哲也和她经常联系。在我们以为她的爱情有结果的时候，故事急速转折，金枝吃药死了。这份爱情的结局是什么呢？作者也没有明确表示，小说并没有完整的结尾。“金枝说，她爱你！”“她爱死你了。”这是小说的结尾，与开头“金枝说她爱袁哲”相呼应。金枝死后，袁哲和聂盈盈之间怎么样了呢？袁哲到底爱不爱金枝呢？这些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小说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去思考。
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从传统的爱情故事发展上来叙述，而是采取这种“横截面”式，从中间展开，然后娓娓道来，再加入巨大的转折之后，急速停止。这样的情节结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二、情节的功能：把人物打出常规
古典小说情节的最大特点，就是命运的大起大落，从极端贫困卑微到极端富贵显赫，或者反之，这就是超常规状态。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的爱情，主人公的命运都是这样跌宕起伏。这样的情节，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规，把人物打出正常的生活轨道，让他到另一种生活环境中去，把人物隐藏在深层的心理甚至是潜意识揭示出来。
1.把人物打出常规的功能之一：深层心理的暴露
在小说《纪念我的朋友金枝》中，作者在塑造金枝这个人物时，就是将她打出常规。
首先，金枝对袁哲的爱情就是超出常规。金枝的爱大胆热烈，经常对袁哲进行言语上的，甚至在袁哲的婚礼上大胆表白。袁哲一个手势她就停止，“你是男神你说了算，男神说的话都是神话。”聂盈盈打了袁哲一巴掌之后，她迅速回了聂盈盈一巴掌，“告诉过你了，对我男神要三从四德、鞠躬尽瘁。”在被聂盈盈毁容之后，去韩国减肥整容，也是因为袁哲。“她为自己的脂肪和体量感到羞耻。她看起来像只章鱼吧？摸起来像一团乳酪吧？他在身上时，像骑在牛背上？”这是她下定减肥整容的决心。这些种种都超出了常规，很少有女生可以这样，爱的肆无忌惮，爱的轰轰烈烈。这样超出常规的情节设计，不仅可以体现金枝的性格特点，也暴露周围人物的心理特点。这样超出常规的爱情勇气，可以看出金枝爱的热烈，袁哲的冷漠，聂盈盈的刁蛮，周围人的围观看热闹心理。
其次，金枝整容归来，变得十分漂亮，追求者们源源不断。这样的情节设计也是打出常规，将金枝放到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去，以此来暴露人物心理。袁哲对金枝态度的变化，就是超出常规之后，人物深层心理的暴露。之前的袁哲对待金枝都是冷漠的，面对金枝大胆热烈的追求，他一方面享受着这样追求，一方面又置之不理。金枝减肥整容归来之后，他们“神神道道”在一起了。由此暴露了他的心理变化，由冷漠变为接受，甚至开始主动出击，每晚回家之前要去金枝那里坐坐。同时也暴露了他的自私冷漠，对待这两个女人，他表现出的都是受害者的姿态，其实他是享受这份追求和虚荣。
2.把人物打出常规的功能之二：人物情感错位
“美满的互相倾慕的爱情并不形成故事”。只有主人们的情感心理拉开距离，产生错位，小说才具有戏剧性和故事性。
小说《纪念我的朋友金枝》，金枝和袁哲都是处于这样的情感错位之中。金枝对袁哲的爱，大胆热烈，肆无忌惮；袁哲对待金枝从中学时代的追求都是冷漠的。他们始终处于情感错位之中。他们的爱情之间也有重合，是金枝从韩国整容回来之后。之后又陷入错位之中，但此时变成了袁哲追求金枝，金枝开始后退，希望一觉醒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节安排，使整个情节跌宕起伏，戏剧冲突更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
爱情哲理文章范文5
【关键词】爱因斯坦；人生哲学；真理；人道主义；诙谐幽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对现代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的相对论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富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科学哲学观、社会哲学观、宗教观、教育观和人生观等方面，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哲学观比较庞杂，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在认识论上却摇摆于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哲学是自发唯物论和怀疑论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哲学思想超出了唯物论的范畴，在认识论上达到了自觉......在此，笔者暂且撇开这些争论，以《爱因斯坦文集》为基础，就爱因斯坦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格特性三方面，从一种人生哲学的视角来试分析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观。
一、为真理而追求真理
埃里希·弗洛姆在《占有与生存》一书中说：“佛说，谁想要达到人发展的最高境界，就不可以追求占有。”人们都会关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促使爱因斯坦能够在科学的研究道路上长期不懈，并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笔者认为，除了基因遗传这种偶然性因素以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爱因斯坦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为真理而追求真理，而不是自命不凡的占有真理。爱因斯坦就是这种真理追求的践行者，从不被谬误和谎言吓到，也从未宣扬占有了真理。他认为，追求真理的欲望必须优先于其他的一切愿望，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类为之自豪的最高品质。那种出于个人功利的目的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不承认追求真理和知识是人类最高和永恒的目标，是不值得受到人们尊重的。
在广义相对论完成和证实之前，爱因斯坦几乎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之中，甚至疏忽了对亲人和朋友之间的观心。而在面对一些科学家的对其相对论的反驳和批判时，爱因斯坦坦然面对，他在1920年的召开的德国科学家年会的报纸结尾建议，届时召开一场关于相对论的辩论会，他说：“任何敢于直面科学讨论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提出他的反驳。”并且爱因斯坦在坚信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对于相对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相对论的基本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吗？自然界各种性质不同的场之间有没有相互联系性？这就是爱因斯坦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广义相对论完成之际，他就提出，“特别是电磁场理论同引力场理论一起是否能为物理理论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同一场的探索，耗费了爱因斯坦大半身的精力，直到晚年，他仍然坚信：“我完成不了的工作，在将来会被重新发掘的。”事实证明许多科学家在他提出的设想的基础上取得了某些进展。
由于他所获得的成就及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为世界的焦点，无论是新闻媒体、达官贵人以及那些对其理论一窍不通的人们，都想目睹爱因斯坦的风采。爱因斯坦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他对此极度厌恶，他曾向朋友抱怨说：“被媒体穷追不舍，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不用说抽出时间做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就前面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科学抱着一种不懈的追求，将真理当作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偶像，对大自然和科学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这种力量来源于他所奉行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宇宙宗教观不是对人格化的世俗的上帝的崇拜，而是一种超越事物性的信仰，他倾向于从理解自然和我们自身方面的弱点上保持敬畏、谦卑的态度。这种信仰赋予了他在科学研究以形式和灵感。只有那些在科学上付出巨大努力，表现出无私奉献的人，才会理解这种力量。“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合格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
二、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在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真理追求的同时，对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愿为人类正义和幸福英勇斗争，事实也是如此。他主张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对法西斯主义无比痛恨；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倡民主平等与和谐，赢得了“世界公民”的美誉。
爱因斯坦有着复杂的公民身份，他曾经调侃说：“我的真正国籍是瑞士，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德国将为我是伟大的德国人而欢呼，法国将称我为世界公民。如果是错误的，法国人将称我是德国人，德国人将称我是犹太人。”然而对于一个热爱世界人民，将自己视为国际公民的人来说，人道主义比公民的身份更加重要。爱因斯坦总是站在人类长远的利益和幸福福祉的角度来关心世界，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
原子弹的诞生和军事上的运用，更加强化了爱因斯坦长期以来对某种世界联邦的支持。爱因斯坦认为由于进攻性武器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建立一个世界组织来保护人类的安全也就变得愈来愈迫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热情地提倡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组织。他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超国家”的“世界政府”，而不是一个充当着各个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国际”组织。这个世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严格的控制，限制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上。只有在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地方，这个超国家的政府才有权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为了防止世界政府变成暴力组织，必须定力相应的国际法规，并且民主决策权应该由世界政府人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由于爱因斯坦一直以来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以及一种对全世界人民的认同感，促使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厌恶。他认为真正的民主者很少将国家视为神圣，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能为人类文明事业做些什么，而不是去考虑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对于法西斯的那种极端的国家崇拜和国家主义，以及科学家们在政治问题是明哲保身态度，他都进行着坚决地、无畏和严肃地斗争。同时，他对于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持支持的态度。在1922年底，爱因斯坦来到中国上海，看到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正饱受着沉重的灾难，“男男女女为每天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这是多么的一副悲惨的景象，他谴责欧洲人在中国的压迫统治，呼吁被压迫的中国人站起来，用手中的武器来为民族正义而战。
爱因斯坦这种反对民族压迫的情感集中体现在他所从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开始抬头，爱因斯坦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血统和归属。1922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惨遭暗杀，这个事情沉重打击了爱因斯坦，由此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迈出了实际步伐。然而爱因斯坦所支持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被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从爱因斯坦人道主义思想情感中进行简单分析并可知晓。爱因斯坦对于深受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抱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情，对压迫少数民族的行径无比痛恨，如果我们抛开爱因斯坦犹太人这个身份外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爱因斯坦所提倡的犹太复国运动，也只是对于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他甚至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否认自己存在“犹太人的观点”这样的事。他在巴勒斯坦重建的演讲中说，我们并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文化社会，为在许多国家里连生存都处于危险的犹太人取得自由权力而战。这就如同他对中国人民以及黑人的关怀是一样的。
三、富有魅力的人格特性
爱因斯坦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使他在科学事业上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为世界和谐正义而奔走，使他成为一名著名的人道主义这。如果说，他将宇宙奥秘的探索和世界和平的呼号，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和目标，那么，他富有魅力的伟大人格特性并是其获得成功，让人敬仰的基础。他的独立人格个性，幽默诙谐的生活态度就是其人格特征的典型表现。
在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上，爱因斯坦在通过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了具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性。“要是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由于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国家崇拜主义以及经济上的压迫，许多科学家迫于权利的压力，在物质上甚至是精神上失去了独立个性。爱因斯坦深深地知道这种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希腊、欧洲、美洲文化的兴盛，个人得以在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的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前提就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爱因斯坦本人在追求这种个人思想自由和独立的表现形式是向往“孤独”。他总是喜欢扮演孤独者的角色，时常关顾思想的许多角落，却回避了心灵的内室。为何他对一般人会那样的和蔼，而对周围的人却显得有些冷漠，他似乎完全超然于他的环境。笔者认为，这种孤独于外界的超然状态是爱因斯坦一种科学研究的需要，这种孤独特性，能使他拒绝一切传统科学的束缚，回避亲密的情感关系而杂乱无章，所以他才能在打破传统的束缚中创立相对论。李醒民先生这么评价道：“孤独使他超脱于世俗，有一颗宁静的客观的立足点和观察视角，从而获得高度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此外，爱因斯坦人格特性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的诙谐幽默。他深邃的眼神中视乎在用滑稽的眼光在看待周围的事物，他的谈笑有时像个天真的孩童，他简朴的生活、随意打扮的穿着以及蓬松的发型，这一切都充满着诙谐的气氛。爱因斯坦的家庭受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使得他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在遇到不快和挫折的时候，他可以避免过分的悲伤，而以一种超然心态来避免过分伤感。同时，他擅长于自我嘲讽，当其出名的时候，他认为人们对他过分赞扬和尊敬，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他，坦然面对，以一种自嘲的态度来化解这种无奈的情绪。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接受这一事实。”
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观为他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基础，他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和他在社会正义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成就以及追求自由、诙谐幽默的人生观，就其价值来说是可相提并论的。爱因斯坦的这一人生哲学观，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和鼓舞。
参考文献
[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F.赫尔内克，杨大伟译.爱因斯坦传[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
[3] 李醒民.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J].科技导报，1997，12.
爱情哲理文章范文6
一、哲学的定义
泰勒斯，希腊七贤之一，开启了哲学的历史。哲学最初的定义，是根据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即爱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好奇，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罗素定义为“乃是一种介乎于科学与神学的东西，他以确切的知识作为分界，凡是属于确切知识的都是科学；超出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是神学”[2]。这个定义从客观的角度讲是很权威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现在，如果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哲学作为一种“不知之知”，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与罗素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哲学的用途
哲学不同于科学，科学是唯物的，它的本质就在于实用。科学的作用不体现在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而是就其对人类的进程而言的。以物理科学为例，物理学中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就是一部人类史。在这里，科学的作用是显著的。罗素曾讲到，如果以对整个人类的影响为标准，正如科学那样，哲学是没有实用性的。但是，哲学有其自己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对学习哲学的人的生活的影响而间接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分别以哲学的入世与出世之用来进行阐述。
1、哲学的入世之用
从上文对哲学的定义可以得知，哲学首先是对知识的一种关注。希腊人使哲学与知识联系在一起。即使过了几千年，我们现代人仍然追求着知识。哲学首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回答。但是尽管答案不尽相同，他们的回答都是宇宙的一种探索，对知识的一种热爱。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哲学与知识一路走来。作为一个接受了多年教育的人，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中学的哲学教育使我们学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大学的哲学教育使得我们学会辩证的，全面地看问题哲学向我们传道，解惑，这便是哲学的入世之用。
2、哲学的出世之用
哲学有入世之用，也有出世之用，并且这种出世之用更为有用。哲学史上涉及出世思想的学派有很多，我比较钟情于斯多葛学派，在这一派里，我又较钟情于爱比克泰德。这个学派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相似，关注的重点是德行。爱比克泰德的思想主要收集在他的论说集里，又名《哲学谈话录》。这是一部充满真诚的优秀哲学作品，在这个情感缺失的社会，爱比克泰德以平实无华的语句告诉我们怎样为人，怎样处事，怎样在这个令人有些苦恼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些。这便是哲学的出世之用，也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生活高度社会化。人与物，人与人的接触空前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下，总会有不如意之处，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正如某位学者所言“与物相处烦神，与人相处烦心”。在困难一时无法解决时，我们总会怨天尤人，不是自责就是指责他人。爱比克泰德说，我们不要抱怨，因为抱怨起不了作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这时候应该做的是检视我们自己的行为。他也说了这样做的好处，即当责备逐渐离我们而去，我们就在道义上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增添了我们人格上的力量。并且当我们不再怨天尤人时，我们也就达到与物与人相处不烦神不烦心了。
生老病死是人世间最平常的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面对亲人离开时悲痛不已，无法接受。爱比克泰德在文中多次提到我们应该以乐观的态度看待那些被人认为是不幸的事物。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必然要死的，但难道我就必须呻吟而死吗？我必然是被囚禁的，但难道我就必须哀怨吗？我是必然要遭流放的，但是难道因此就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使我不能欢笑、勇敢而又镇定了吗？”[4]。这与中国的庄子颇为相似。庄子在妻子去世后击鼓而歌与爱比克泰德乐观的对待生死，两人的豁达与境界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度。我们自是做不到这样，可爱比克泰德与庄子却教给了我们一些对生活的启示。奥德赛对此评价说，这些便是追求哲学的人所应当考虑的思想，这些便是他们应该日复一日地写下来的课程，他们应该用这些文字来砥砺自己。其实受到砥砺不止是一些爱好哲学的人，更多的是平凡大众。
读爱比克泰德的作品，使人在宁静中却受到了震撼与心灵上的共鸣。哲学家不是高高在上，哲学也不是无用的，从爱比克泰德这里，我们知道了哲学教我们更好的去生活。东方佛学讲出世，其实只要能帮助我们看透人生的苦乐，指导我们去追求一种宁静的生活，任何一种学说可讲出世，哲学也是如此。冯友兰先生总结地好，他说哲学的这种用途乃无用之大用。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让人领悟哲学的实质。
三，哲学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