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辽宁高考作文范文1
专门研究契丹历史的专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语言、社会习俗及制度等多个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一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李鹏《辽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赵《辽文化与辽上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孙国军、李春林主编《契丹辽文化论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邺、张敏主编《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等。将契丹历史纳入某_研究体系的专著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王秋义主编《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一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卫平《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利华、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滴务印书馆,2013年)，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中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学术论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年来辽代职官问题、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教育与科举、语言文字、契丹文物与考古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丰富。
辽代职官问题的研究。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辽代的汉人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一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辽朝南面官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对设于辽太祖时期的大林牙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林牙院除了担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此外，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对辽代职官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杨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认为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_,是源自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依据诗歌,对辽代东北地区的契丹族风俗，如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一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猎犬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树卿《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_$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婷婷《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敏《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张强《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关辽代的婚姻状况，亦有文章探讨,如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学理论》2013年第36期}，单召杰《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与科举。教育方面,高福顺《契丹皇族儒家经史教育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认为契丹统治者不仅重视、提倡皇族子弟研读儒家经史，而且还设定了完备的运行机制。既倡导和引领了契丹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使儒家“大—统”思想观念以及中原社会的典章制度开始植根于契丹社会的机体之中。相关文章还有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高福顺《辽朝的尚武骑射教育》(《东北亚研究论丛(第六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敏《辽代契丹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科举方面，主要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一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志所见辽代进士题名录及相关问题》(《东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聖宗期①政局上遼代科举制度①確立》(《史觀(168》2013年3月)黄凤岐、燕煦《辽朝的教育与科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语言文字。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进行了释读,并考证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厘清了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相关研究还有方东杰、曲赫《辽时期契丹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一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即实《简说契丹语的亲属称谓》(《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傅林《论契丹语中“汉儿汉人”的对应词的来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赖宝成《契丹国语“忒里蹇”浅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松川節《契丹文字碑文O新発見》(《7^7遊学(160)》,2013年)，武内康則《最新O研究护^契丹文字①姿》(《7^7遊学(160)》,2013年)，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孙伟祥《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削字现象研究》(《〔韩国〕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额尔敦巴特尔《新世纪以来契丹大字研究概述》《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
文物与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对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李可鑫《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则对汤原新城辽墓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相关文章还有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县文管所《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张兴国、孟令婧《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清理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海文、王继红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韩国祥、邓晓存等《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对此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庆《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形制研究综述》(《学理论》2013年第33期)等。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较集中。墓志的考述。蒋金玲《〈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墓志中所述“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相关文章主要有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萧琳墓志铭考释〉补正》《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强《辽〈张守节墓志〉补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军、李宇峰《辽陈顗妻曹氏刘氏墓志校勘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义、高颖、戴顺《〈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所出契丹文印》《《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赵中文、冯永谦《辽“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官印考释》《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漆木双陆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崔晓晨《对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分类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艳阳《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辽宁彰武出土的辽代双陆棋》(《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013辽宁高考作文范文2
关键词：辽宁省 基础设施承载力 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49-0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正面临着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而基础设施则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辽宁省城市人口剧增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平稳运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本文通过构建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标体系，对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的状态进行判别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本文以交通设施、供水设施、燃气供应、医疗设施、城市绿化五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对2000-2013年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反映辽宁省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情况，并对各分量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当前的发展现状。
1.交通设施发展概况
辽宁省城市民用汽车拥有量2000-2013年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由2000年的78.61万辆上涨到2013年的457.05万辆，增长了3.8倍。08年之前增长速度较为平缓，之后几年内增长速度有明显的提升。
城市每万人口拥有公共交通车量达到14标台以上才能达到全面向康社会的标准，辽宁省2001年达标率最低，仅达到标准的52.5%，至2013年有一定的提升，达到79.9%，但从整体来看，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发展仍较为滞后。
2.供水设施发展概况
根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供水规划，全国城市平均供水普及率到2010年应达到92%，2020年达到98%。辽宁省城市用水普及率在2004年就已达到规划中2010年的指标，2011年提前达到2020年98%的规划指标。整体来看，辽宁省城市用水普及率水平较高，城市供水建设发展较为完善。
3.城市燃气供用情况
《全国城镇燃气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我国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94%以上。辽宁省城市燃气普及率在2001年下降16.3%，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大体以增长的态势稳步上升，在2010-2013年普及率均在94%以上，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指标。
4.医疗设施水平
床位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资源要素，是医疗机构提供服务重要供给指标之一。2010-2011年城市人口增长约为3.3%，而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大幅增长，达到14.2%。2012-2013年，辽宁省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为2.6%，城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则下降12.3%。辽宁省城市医疗卫生服务基本达到《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中到2020年，我国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6张的标准。
5.城市绿化概况
辽宁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2001至2005年增长率达到49.5%，但2005年仅有7.49平方米，未达到《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通知》中8平方米以上的指标。2006-2013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稳增长，辽宁省通过旧城改造增绿、中心城区添绿、新区规划建绿，城郊造林扩绿等多种形式，推动城市绿化发展，到2015年有望达到12平方米以上。
二、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的构建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辽宁省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辽宁省基础设施归纳为交通设施、供水设施、燃气供应、医疗设施、城市绿化等五个范畴，构建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2.辽宁省2000-2013年基础设施承载力的测度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求出给定指标变量的若干主成分，建立多指标综合评价值的线性加权函数模型，根据方差贡献率大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利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操作分析，得到的表达式如下：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进行综合，得到主成分得分，即为历年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ICCI。本文选定全国同年份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作为基础，采用相同指标体系，计算全国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即ICCI。将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同全国承载力指数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用ICP表示基础设施承载压力度，即： 。
对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压力度进行分析，当ICP>0时，基础设施承载力处于“低载”状态；当ICP=0时，基础设施承载力处于“平衡”状态；当ICP
2000-2013年间，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基本以平稳的状态上升，表明辽宁省基础设施对各类承载对象的承载力正在逐步改善。通过与全国情况的对比，可看出二者承载力指数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发展趋势。但通过观察可知，2006-2009年、2011-2012年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高于全国，而2001-2005年、2010、2013年间其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要低于全国水平，反映近年来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最近几年辽宁省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有所减慢。
通过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与全国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进行作差比较，得到图3-1 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压力度（ICP）。2001-2005、2013年间，辽宁省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高于参照区水平，基础设施承载力处于“低载”状态。2006-2012年间（2010年除外），其承载力指数要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推测辽宁省各项基础设施正在高负荷运转，基础设施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
三、结论
2000-2013年辽宁省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受人口数及公共交通车辆数量的影响，整体来看，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发展较为滞后；辽宁省城市用水普及率高，节水潜力巨大，有进一步缩减人均日生活用水量的能力；辽宁省燃气普及率较高，基本覆盖各个城市；近年来辽宁省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医疗床位数方面已基本达标准，但也需更好的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以满足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随着辽宁省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后劲不足。总体来看，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尚不能满足各类承载媒体的需求，出现超负荷运行状态，要达到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的状态仍需加大投资管理力度。
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建议措施
1.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承载能力
对教科文卫等多领域进行合理分配并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多方面促进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且在此基础上提高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结束基础设施“超载”状态。
2.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协调好区域经济发展，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可持续，监控辽宁省各市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着力加强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统筹城际间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周边城市的同城化发展。
3.合理控制人口发展及城市化进程
加大对辽宁省基础设施的调控，根据城市人口、经济发展现状适时调整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促进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基础设施承载力指数与承载状态实证研究. 赵楠、申俊利、贾丽静. 城市发展研究. 2009年04期
[2]城市综合承载力研究综述. 傅鸿源、胡焱. 城市问题.2009年第5期
[3]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综合评价与分析.王宇峰.浙江大学图书馆，2005：3-4
[4]城市安全风险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金磊.城市问题， 2008（2）： 35-40
[5]关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 谭文垦，石忆邵，孙莉.资源与环境， 2008（1）： 40-44
2013辽宁高考作文范文3
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三学子，你想翱翔蓝天，实现航空梦想吗?9月27日，沈阳晚报记者从南航辽宁招飞办、空军招飞局分别获悉，南航、空军2013年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即将启动，有志当飞行员的考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去年南航在辽扩招27人 2013年，南方航空公司计划在辽宁省高中毕业生中招收90名飞行学员(理科80名，文科10名)，拟送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学习，四年毕业后回南航各公司从事飞行驾驶工作。现已开始报名，考生可通过就读高中领取报名表，或登录南航招聘网job.csair.com下载报名表。 南航去年计划在辽宁招90名飞行学员，但由于辽宁生源素质高，最终招生117人，增加了27个计划，是南航在全国招生最多的省份。据统计，共有1.1万名高三毕业生报名，经过初检、正式体检，有303人合格。再通过高考竞争，117名考生被录取。其中分为592分，该考生来自沈阳二中，最低录取分为416分。所有考生英语必须达到85分以上。 今年沈阳地区考生初检时间安排在10月11日、12日13：00-17：00，地点：沈阳市大东地区小河沿路3号，南航北方分公司培训中心(东塔机场院内)。联系电话：024-23198390、23198096。参加初检时请携带身份证和报名表。 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启动 2013年，清华、北大、北航、空军航空大学四所高校分别招收不同形式的空军飞行学员。辽宁高三学生可在学校报名，初选报名截至11月底。检测时间初步定为12月3日至6日。 清华大学“飞行员班”专业为工程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进行3年基础教育后，入空军航空大学学习1年飞行，清华、航空大学同时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北京大学“飞行国防生”专业为理科实验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国防生”专业为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毕业后享受军官待遇，入空军航空大学学习2年飞行，授予军事学学士学位。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专业为航空飞行与指挥，学制为“4+1”，进行3年半基础教育和半年初教机飞行训练，4年毕业后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授学士学位，定为副连职飞行军官，授予空军中尉军衔;再进行1年高教机飞行训练，通过考核授军事学学士学位;如因身体、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飞行的，根据本人情况转入地面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任地面军官。2012年，空军在辽宁招收的飞行学员高考分数均超过了辽宁一本控制线。 空军招飞局沈阳选拔中心地址：沈河区万柳塘路51号，联系电话：024-24280378、28840309。
2013辽宁高考作文范文4
关键词 汛期；短时暴雨；对比分析；水汽；能量；辽宁省；2013年
中图分类号 P458.1+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7-0266-02
短时暴雨具有降水时间集中、雨强大、局地性比较明显等特点。暴雨过程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渍涝和洪涝地质灾害，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可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短时暴雨的预报预警业务是气象部门对社会和公众服务的重点。
短时暴雨成因复杂，影响因子较多，环境因子差异会形成不同强度和落区的短时暴雨，因此及时准确地预报预警短时暴雨仍具有很大难度。东北地区气象学者针对东北地区的暴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2]，对辽宁地区暴雨的研究集中于分析降水特点、副热带高压位置、低空急流特征、位涡诊断及模拟暴雨过程等[3-7]。孙建华等[8]研究发现北方地区高低空急流与中低纬度系统共同配合有利于暴雨的产生。江志红等[9]利用HYSPLIT模式分析了2007年淮河流域不同阶段降水的水汽输送轨迹、主要通道及其不同水汽源地的贡献。对于东北地区的暴雨，水汽来源比南方更为复杂[10]。通过分析2013年7月辽宁地区3次暴雨过程雨量差异，结合暴雨发生前后的天气系统、环境形势特征、物理量要素等资料，指出辽宁地区夏季短时暴雨的影响因子，旨在为今后类似的暴雨预报提供参考。
1 资源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为常规观测资料、自动站降水资料，均来自于沈阳区域气象中心。利用高空形势场、垂直速度场、假相当位温场及水汽通量场中的特征量进行计算和对比分析，得出有利于辽宁地区产生强降水的环境要素和物理量因子。
2 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
2013年6月28日8：00至29日8：00，辽宁西部地区出现了局地短时暴雨，共有12个部级观测站降水大于100 mm，60个部级观测站降水大于50 mm，最大降雨量为162 mm，出现在朝阳市凌源市的小城子。强降水时段出现在午后至傍晚之间，将此次降水过程称为“6・28局地短时暴雨”。
2013年7月1日14：00至2日14：00，辽宁省大部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过程，共101个部级观测站降水大于100 mm，660个部级观测站降水大于50 mm，最大降雨量为213 mm，出现在丹东市的金山。将此次降水过程称为“7・1短时暴雨”。
2013年7月15日18：00至16日18：00，辽宁省大部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过程，共87个部级观测站降水大于100 mm，607个部级观测站降水大于50 mm，最大降雨量为302 mm，出现在丹东市宽甸市的太平哨。将此次降水过程称为“7・15短时暴雨”。
总的来看，“6・28局地短时暴雨”降水较为集中，局地性较强，发展比较迅速，影响范围不大；“7・1短时暴雨”影响范围更大，总体雨量更强，辽西地区暴雨落区较大。“7・15短时暴雨”过程最长且雨量偏高，总体雨量强度较强，辽西地区暴雨落区小于“7・1短时暴雨”。3次降水过程的共同点是都具有雨强大、雨势剧烈、降水梯度大、时空分布不均匀等特点。
3 暴雨成因对比分析
3.1 高低空天气系统配置
“6・28局地短时暴雨”发生之前（6月28日8：00），500 hPa欧亚大陆经向环流明显，贝加尔湖西北部冷空气堆积，黑龙江以北地区有阻塞高压填充，受冷空气下沉和短波槽东移影响，辽宁省西部地区出现短时暴雨；在850 hPa高空图暴雨过程中，内蒙古东北部的西北急流转为辽宁西部的西南急流；从地面形势分析，露点锋的位置更偏东偏北，蒙古气旋活跃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只能影响辽西的朝阳及阜新地区。
“7・1短时暴雨”发生之前（7月1日20：00），500 hPa欧亚大陆呈纬向环流，贝加尔湖西北方向冷空气聚集成冷涡，在黑龙江以东地区为阻塞高压，使得冷空气不断堆积到辽宁地区，副高稳定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系统移动缓慢，有利于暴雨的长时间维持。暴雨前期，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短波槽东移不断分裂出短波槽影响辽宁省，为此次暴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冷空气条件；850 hPa切变位于辽宁省西侧边界处，西南急流加强，为暴雨落区源源不断的提供水汽条件；从地面形势分析，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存在露点锋，其动力抬升作用致使气流上升，华北气旋逐渐北上从葫芦岛地区登入辽宁省，配合高空冷空气和底层露点锋，使辽宁地区出现中尺度的气旋性风场闭合环流。华北气旋北上是产生此次暴雨的直接原因。
在“7・15短时暴雨”发生之前（7月15日20：00），500 hPa受高空槽前西南暖湿气流控制，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冷空气聚集成涡，副热带高压（584线）压在辽宁省东部边缘；850 hPa西南急流在辽宁省中部加强；地面受蒙古气旋底前部影响，等压线在辽宁地区较为密集。7月16日8：00，贝加尔湖西部地区冷涡略有东移加强，副高位置继续东退，高空槽的位置移到辽宁省西部地区，西南急流稳定维持；地面蒙古气旋逐渐北缩，辽宁省东部地区等压线密集，因此16日白天降水主要集中于辽宁省中、东部地区。降水过程中，地面露点锋始终活动在内蒙古中部，即黑龙江―吉林―辽宁一线东侧。
综合3次暴雨过程，相同点是地面主要受气旋活动影响，500 hPa有高空槽控制，850 hPa高空图上可以分析出露点锋，低压系统影响辽宁地区。高低空的配置有利于上升运动的产生，触发不稳定能量的释放。
“6・28局地短时暴雨”冷空气补充不足，辽宁地区受华北气旋边缘的影响，因此只有辽宁省西部地区存在强对流发生的触发条件，而降水总体范围不大；“7・1短时暴雨”过程中高空槽与低空急流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较大，阻塞高压位置有利于冷空气持续向辽宁地区输送，华北气旋北上并且在7月2日8：00气旋中心覆盖辽宁省以后逐渐向北移动。此次过程，热力条件、动力机制、水汽含量及不稳定条件均比较有利，因此暴雨强度较高；“7・15短时暴雨”过程中偏东的副高位置为辽宁地区强降水提供有利支持，使降水的时间延伸性更长。
3.2 水汽条件
暴雨的形成需要有充沛的水汽，辽宁区域暴雨过程中的水汽输送比较明显，辽宁地区上空有丰富的水汽汇合。由实况观测资料计算出700 hPa水汽和水汽通量散度，从这3次暴雨过程水汽输送对比来看，“6・28局地短时暴雨”的水汽是由华北地区沿渤海向东北方向输送，降水主体阶段水汽通量较小，小于6×10-5 kg/m・s。“7・1短时暴雨”和“7・15短时暴雨”的水汽是由黄海向北输送，水汽通量值较大，在2次过程中，负水汽通量散度中心都经过辽宁省，表明水汽的汇集条件较好。
3.3 能量条件
假相当位温反映了大气的温湿状况，通过分析它可以了解大气中的能量分布、垂直稳定度状况以及大气的湿斜压性。对流有效位能（cape）是强对流天气分析预报的重要参数。分析3次过程中850 hPa的假相当位温及对流有效位能得出：暴雨发生前夕，能量高值区控制或即将控制辽宁省，从而使低层大气强烈增暖增湿，对流不稳定能量增大，暴雨出现在能量释放阶段，强对流天气过后，能量又呈现出缓慢回升的态势（图1）。
3.4 上升运动条件
500 hPa高度层上的垂直运动表现最为剧烈，因此本文分析极具代表性的500 hPa垂直速度场。从3次过程的垂直速度场结合降水实况分析（图2），“7・1短时暴雨”和“7・15短时暴雨”落区与上升速度中心有很好的对应，而“6・28局地短时暴雨”落区位于上升速度中心的边缘。
4 结语
“6・28局地短时暴雨”是受冷涡前部西风带短波槽东移影响，“7・1短时暴雨”和“7・15短时暴雨”是在冷涡控制下，高空槽东移，配合华北气旋北上形成的暴雨；3次过程对比分析显示，共同点是500 hPa均有高空槽活动，低层分别受露点锋和暖式切变线的影响，后2次过程850 hPa西南急流明显加强。此种高低空配置有利于产生上升运动，触发不稳（下转第269页）
（上接第267页）
定能量的释放；南来水汽为短时暴雨提供充足的湿度条件，“6・28局地短时暴雨”过程水汽条件相比后2次过程较小；对流有效位能、假相当位温高值区释放的高能量有利于强对流天气的发生。
5 参考文献
[1] 许秀红，王承伟，石定扑，等.1998年盛夏嫩江、松花江流域暴雨过程中尺度雨团特征[J].气象，2000，26（10）：35-40.
[2] 张云，雷恒池，钱贞成.一次东北冷涡衰退阶段暴雨成因分析[J].大气科学，2008，32（3）：481-498.
[3] 孙欣，陈传雷，赵明.等.辽宁2008年3场暴雨对比分析[J].气象科学，2010，30（6）：881-888.
[4] 陈传雷，孙欣，蒋大凯，等.辽宁省夏季降水特点分析[C]//中国气象学会2007年年会天气预报预警和影响评估技术分会场论文集，2007.
[5] 刘宁微，王奉安.WRF和MM5模式对辽宁暴雨模拟的对比分析[J].气象科技，2006，34（4）：364-369.
[6] 陈传雷，孙欣，卢娟，等.2010年汛期辽宁6次暴雨过程副高及急流特征分析[C]//第28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S3天气预报灾害天气研究与预报，2011.
[7] 戴廷仁，寿绍文，陈艳秋，等.辽宁地区一次暴雨过程成因的位涡诊断分析[J].自然灾害学报，2006，15（3）：31-36.
[8] 孙建华，赵思雄，傅慎明，等.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的多尺度特征[J].大气科学，2013，37（3）：705-718.
2013辽宁高考作文范文5
笔者在对城市化和资源环境耦合的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的基础上，利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4年～2013年辽宁省的城市化和资源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辽宁省的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关键词］
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熵权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某一地区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象征。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首次突破50%。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转移到城市，给城市的资源供给、利用、城市环境和大气环境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玛丽娜•阿尔伯蒂等（2004）从城市经济学、景观生态学、物种动态学和复杂系统科学4个角度构建了一个基于城市生态系统的人口与生态系统间的城市联系模式，并以美国普吉特湾地区的城市格局、鸟类和水生大型无脊椎动物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迪克罗等（2004）利用Cormas开发平台提出一个多模型来研究城市化动态、土地和水管理之间的关系。有关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和资源环境评价指数的测算、耦合协调测算方法、协调发展类型的划分等方面。王少剑等（2015）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地区1980年～2011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S型”趋势。崔木花（2015）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程度，并对耦合类型进行了划分。郑慧和赵永峰（2015）研究了2003年～2012年乌兰察布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结果显示该地区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市化和资源环境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城市化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各个指标的权重，对城市化和资源环境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04年～2013年辽宁省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处理
（一）指标体系构建在借鉴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客观性、可比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辽宁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1.数据来源。笔者所选的辽宁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由29个城市化指标和11个资源环境指标构成，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2005年～2014年《辽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其中大部分数据是年鉴中直接可以查到的，如年末人口总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等。非农业从业人口比重、非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由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和除以总量数据得到，人均工业产值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等由总量数据除以年末人口总数得到，城乡收入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得到，科学技术支出与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由科学技术支出与教育支出总额除以公共财政支出总额得到。样本选取从2004年～2013年辽宁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数据处理。由于评价过程中选取的指标较多，各指标的单位不一致，指标数据差距较大，不利于进行比较和加权，在进行综合发展指数测算之前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有极大极小标准化、标准差标准化和模糊隶属函数标准化等，考虑指标数据的方向性，采用极大极小标准化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三、研究方法
（一）熵权法权重是科学评价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采用熵权法来确定城市化和资源环境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熵权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
（二）综合发展指数的测算利用各指标的权重和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值对城市化和资源环境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分别进行测算，城市化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如下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算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
四、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6）~（7）对2004年～2013年辽宁省的城市化和资源环境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再根据公式（8）~（10）对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得到表2中的测算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5年以后辽宁省的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从0.1505增加到0.8894，尤其是2013年增加得较多；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指数2004年～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9年比2008年有所下降，2010年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资源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没有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增长得快。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指数从2004年的0.2011增加到2013年的0.8894，增长率为342.3%，资源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尽管总体上也是呈上升趋势，但从2004年的0.2442增加到2013年的0.6614，增长率为170.8%。城市化与资源环境间的耦合度较高，除了2005年和2006年外其他年份均在0.9以上。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看，2004年～2006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都在0.5以下，2007年～2009年在0.6～0.7，2010年～2011年在0.7～0.8，2012年～2013年在0.8～0.9。可见辽宁省的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两个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
五、结论及建议
2013辽宁高考作文范文6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116026)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分税制、住房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获得了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在促进城镇化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却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社会问题，“土地财政”成为一个被赋予极强贬义色彩的热门话题。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环渤海经济区中重要的沿海省份，辽宁省的土地财政问题也比较突出。本文分析了辽宁省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土地出让结构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土地财政转型的对策建议，为促进地方财政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关键词 ：土地财政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转型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 2015 )08-0051-08
[收稿日期]2015-05-27
[作者简介]李慧，交通运输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后土地财政时期破解辽宁财政困境的路径研究”(L13DJY056)。
一、引言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人为42940.30亿元，同比增长3.1%，与2013年相比，增速明显回落。而《2014年国土资源公报》则显示，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为60.99万公顷，同比下降18.8%。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在地方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土地财政”再度成为学术界以及媒体热议的话题。
1994年以来，具有明显集权倾向的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急剧下降，但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却不减反增，在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于是寻求预算外资源获取收入便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同时，以“权利二元、政府垄断、非市场配置和经管合一”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则为地方政府的“借地生财”打开了方便之门。地方凭借强大的土地资源配置权一手通过低价征用集体土地，另一手通过“招拍挂”方式在土地一级市场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入，正是这个“剪刀差”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强制力大量征用土地的欲望。此外，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追求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地驱动力，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挂钩，由此形成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地方政府竞相展开“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的激烈角逐。在以上三个制度成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的地方经济发展格局，土地财政愈演愈烈，不断加大经济社会运行风险。
辽宁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环渤海经济区中重要的沿海省份，土地财政问题也比较突出。学界一般将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指标。2000年-2013年，辽宁省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22295.8亿元，同期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累计为18366.94亿元，土地财政依赖程度高达67%，高于52.1%的全国水平，仅低于江苏、浙江、安徽和重庆等4个省市。快速增长的土地出让收入为辽宁省地方GDP的增长和城镇化进程提供了财力支持，但在这一过程中却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已成共识。
二、辽宁省土地财政现状分析
（一）土地财政收入规模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土地财政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关于其内涵却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即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公共资本积累依靠土地出让，预算内资金依赖土地及相关产业的一种财政收支状况。根据土地财政收入研究范围的不同，有小、中、大三种口径之区别。小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仅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此为基础，加上地方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直接与房地产相关的租税费，就构成了中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至于大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则由中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加上与土地间接相关的收入构成。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中的土地财政收入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将土地向银行进行抵押所获得的融资收入。土地财政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要是缘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本文认为选取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衡量土地财政规模的指标具有较好的说服力。
1．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对规模。1988年4月修订的《宪法》和同年12月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标志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进入新时期，土地使用权转让在全国展开，土地供应量大大增加，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以及经营性土地实行“招拍挂”出让制度的确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对规模不断出现跳跃式增长。
通过图1可以发现，从绝对规模来看，辽宁省土地出让收入从2000年的21.2亿元跃升至2013年的1971.04亿元，14年间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0.54%，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速度。2004年以后，由于国家调控政策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对规模在若干年份出现程度不同的波动。例如在2005年、2008年和2012年，受中央政府“地根紧缩”政策、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商品房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辽宁省土地出让收入分别降至269.89亿元、620.51亿元和1775.96亿元。2014年，由于投资增速放缓，土地市场需求疲软，辽宁省土地出让收入再次出现负增长。
2．土地出让收入的相对规模。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便于比较，通过相对指标，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辽宁省土地出让收入的变化趋势。图2显示，从相对规模来看，辽宁省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也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仅相当于同期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7.17%、地方生产总值的0.45%，到了2013年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分别升至58.95%和7.24%。其中以2011年的指标最高，分别达到118.42%和14.08%，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同期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地方GDP的比重。由此可以，从增长速度来看，土地出让收入的规模变化惊人。
（二）土地供应结构
1．以出让方式为主的土地供应面积急剧增加。近年来，辽宁省的土地供应面积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4671.84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35568.9公顷，年均增长率达到16.9%，其中2011年的土地供应面积高达64938.78公顷。从土地供应方式来看，主要有划拨、出让、租赁及其他供地方式等四种，其中划拨和出让方式所占比例较高。图3表明了2000年以来辽宁省土地供应方式的变化情况。
从图3可以看出，除了2000年、2011年和2013年，在其他年份土地出让面积均远远高于划拨面积。土地出让面积占土地供应面积总额的比重最高年份已经高达91.340/0。至于租赁和其供地方式所占比重则逐年降低。从平均水平来看，14年间辽宁省土地划拨、出让、租赁以及其他供地方式所占比重依次为35.54%、61.02%、2.54%和0.9%。
我国于1987年开始实施土地出让制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规模不断扩大。2000年，辽宁省出让土地宗数为2318宗，出让面积为1707.54公顷。到了2013年，土地出让宗数则达到5138宗，出让面积为16899.92公顷，14年间增加了9.88倍。2000年以来辽宁省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情况参见表1。
2．“招拍挂”出让比重不断上升。按照操作方式的不同，出让方式又分为协议出让和“招拍挂”出让两种形式。其中协议出让方式的市场化程较低，不能充分体现出土地市场的竞争性，“招拍挂”出让则是比较透明而且具有较高竞争程度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我国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初期，土地出让方式以协议出让为主，自2004年以后，随着国家对协议出让土地使用范围的控制，协议出让土地的面积明显呈下降趋势。
2003年辽宁省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全部出让土地面积的比例为72.07%，成交价款占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比重为36.46%，这主要是因为协议出让土地价格比较低，造成出让土地面积与土地出让金收入极其不匹配。2004年以后，随着国家对协议出让土地使用范围的控制，协议出让土地的面积明显呈下降趋势，表2显示2003年以来辽宁省土地协议出让及招拍挂出让方式成交金额的变化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全部土地出让面积的比重降至8.31%，成交价款所占比重降至1.64%，两者之间依然不匹配。与此同时，“招拍挂”出让土地面积比重从2000年的27.93%上升到2013年的91.69%，成交价款占全部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比重高达98.36%。由此可见，“招拍挂”已经成为当前辽宁省土地出让的最主要方式。
3．商业服务用地和住宅用地所占比重较大。按用地类型划分，可将国有建设用地分为8大类，即工矿仓储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以下简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和其它用地。其中采取出让方式供地的主要为前三种类型，再进一步细分，工矿仓储用地一般以协议出让方式出让，而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通常以“招挂拍”方式出让，它们构成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全部内容及土地出让收入的重要部分。
2009年-2013年，辽宁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总量合计为180685.7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住宅用地面积分别合计为50586.86公顷、14254.26公顷和40063.36公顷，占供地总量面积合计的比重分别为28%、7.89%和22.17%，合计占比达到58.06%。通过图4可以看出，2009年-2013年辽宁省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比例之和已经达到30.19%，超过工矿仓储用地比例。
三、辽宁省土地财政的经济社会影响
（一）积极影响
1．直接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1994年分税制改革明确规定自1994年起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中央不再参与分成，为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奠定了制度基础。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2006年开始进行的土地“招拍挂”出让模式的创新，为“土地财政”的跳跃式增长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出让，实现了土地从资源、资产到资本的快速转换，以火箭般的速度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省各地设立，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以及港口等的建设则以排山倒海之势崛起，前所未所的城镇化进程令人惊叹。一般认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从这一点来看，辽宁省近年来的城镇化水平较高，2013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6.45%，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城镇化率排名中位列第五。
2．间接带来地方税收收入的增加。从税种设置来看，当前与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交易直接相关的税种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及契税，其中前三个税种由地方税务系统负责征收，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则由地方财政系统负责征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上述5个税种划为地方的固定收入，属于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从全省的绝对规模来看，与土地直接相关的五项税收收入自2000年以来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013年，五项税收收入合计高达984.31亿元。从相对规模来看，五项税收合计占当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9.76%、12.68%上升到2013年的29.44%和39.03%（参见图5）。此外，从其对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来看，也可以发现土地税收的地位非常重要。2010年一2013年辽宁地方税收收入总额增长率分别为28.1%、30.2%、17.33%和6.58%，同期与土地直接相关税收的增长率则分别达到25%、41.5%、35%和7.09%，除了2010年，其余三年的增长率都超过税收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在税收总额的增量中，与土地直接相关的税收的贡献率则分别达到37.3%、43.6%、70%和31.9%。如果考虑到来自于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则辽宁省的土地税收贡献将更加惊人。
（二）消极影响
1．城市过度扩张，耕地流失严重。2000年辽宁省全省19个县级市、14个地级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558.6平方公里，到2013年已扩张到2386平方公里，14年间增长1.53倍，尤其是城市新区扩张问题严重。在“发展冲动”和“攀比心理”的影响下，很多城市新区的建设缺少规划和延续性，出现“摊大饼”的现象，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必然导致建设用地需求量的激增，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在2004年-2013年的10年间，辽宁省土地征收面积不断增加，其中征用的农用土地面积累计为127，322.79公顷，占全部土地征收面积的比重为72.75%，而农用地中的耕地面积累计为95，196.41公顷，占全部土地征收面积的比重为54.4%，占全部农用地面积的比重则高达74.77%。由于征地规模不断扩大，辽宁省耕地面积已从2000年底的416.96万公顷下降到2013年底的408.53万公顷，这与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和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背道而驰，使得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2．农民“失地”又“失业”，利益严重受损。快速发展的地方经济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的面积不断上升。据统计，仅2004年至2012年的10年间，辽宁省共征用农村集体土地170多万亩。根据2005年辽宁省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5亩的数据进行测算，每征用一亩农田，就会有0.69个农民不再姓“农”。以此推算，在这10年间辽宁省的失地农民数量就达到117万人之多。由于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严重背离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尽完善的背景下，在农民失去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后，对其生活水平和未来前景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为了谋生，将会有大量的失地农民涌人城市。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及健康状况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将有很大一部分沦为城市的低收入者，以致成为社会不安定的群体。此外，征地补偿款被拖欠、截留乃至扣克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失地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3．土地违法和腐败案件频发，群众信访剧增。2001年以来辽宁省土地违法案件频发，涉及土地面积特别是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从辽宁省来看，2000年-2013年间累计发生土地违法案件23249件，其中在2000年-2007年间发生的数量较多，占全部土地违法案件比重高达73%。23249件土地违法案件共涉及土地面积20476.56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9343.97公顷。土地违法案件频发是群众信访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据统计，仅2014年1-9月，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共受理群众来信167件，接待群众来访495批次1845人次。来访事项中，涉及土地问题261批次，占比高达52.7%。此外，地方政府凭借对土地一级市场的绝对垄断，控制了“征地一出让”整个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大量行政权力由为数不多的机构乃至关键个人掌握，由于监管缺位，为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根据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公开报道，《法制晚报》记者统计整理了2009年、2010年两年间发生在土地和建设领域的30个腐败案件，其中有2起发生在辽宁省，涉案金额分别高达1022万元和6000万元。
4．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房价攀升给城市居民带来沉重负担。近年来，辽宁省的房地产业发展异常繁荣。从房地产业开发投资来看，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0年-2013年间平均增速达到27%，高于同期辽宁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与之伴随的是房价的不断攀升，给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低收人群体带来沉重的还贷压力。2013年辽宁省住宅商品房平均铛售价格为4918.23元／平方米，而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6696.96元。不断攀升的房价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被扭曲的高房价牢牢锁定，成为背负高额房贷的“房奴”，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这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大致处在“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中部，是拉动社会消费需求增长的中坚力量，如果按照0.5-0.8的边际消费倾向来计算，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买房的“月供”削减掉30%-50%后，则被抵制的消费需求达到15 %-40%。因此，高房价也是长期以来辽宁省乃至全国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推进土地财政转型的对策建议
根据“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公布的数据，全国有15个省份的土地出让收入出现负增长，辽宁省位列其中。此外，2015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为6905亿元，同比增长-36.1%，此前2014年第四季度为同比负增长21.5%②。与此同时，18亿亩耕地“红线”也成为“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硬约束，土地财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越来越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依靠“经营土地”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税费收入以及土地抵押收入的行为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而且，随着未来“营改增”的全面推行，作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支柱的营业税将被全面取代，继续依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取得相关税费收入的可能性受到极大限制，地方政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财政收支压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地方政府继续享用土地财政的盛宴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尽快着手改革，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央层面
1．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只是明确了中央与省一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对于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却没有提及。因此，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首先要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限，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是确保地方政府获得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收入进而缓解财政收入压力的重要环节。随着“营改增”试点地区的进一步扩大，地方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收入压力。如果不尽快通过财政制度的变革保证地方财源，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将会加剧，非常有可能导致各级地方政府继续寻求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增长，降低税费改革效应。同时，针对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各国经验，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作为我国转移支付模式的改革目标，并相应地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立法。
2．完善公有制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配置方式改革，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相同的权能，是彻底阻断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治本之策。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已拉开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人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这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了保障。随着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将会被彻底打破。此外，《决定》中还提出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些举措的实施将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为此，应着手理清和协调好各方关系，尽快出台可操作性的政策与措施，如加紧修订土地管理法规中的相关条款，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科学划定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等等。
3．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在GDP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与地方经济增长绩效挂钩，由此形成地方政府“借地生财”的内地动因。片面追求GDP增长率，忽视经济增长质量，而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以及节能环保等民生问题却长期受到忽视，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不断遭到质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在未来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由此可见，弱化GDP增长率指标、强化民生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及环境保护等指标将是未来地方政府执政业绩考核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将短期行为与长期发展有效结合。
（二）地方层面
1．尽快转变执政观念。本源意义上的政府职能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致力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收入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市场失灵领域，对于市场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领域，要使“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过去那种依靠投入大量资源和要素形成的粗放式增长路径已经时过境迁，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将成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为此地方政府必须转变执政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探索新思路、谋划新发展，加快存量资产及基础设施的盘活，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
2．建立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经济结构。财政与经济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合理的经济结构是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土地财政问题主要产生于市、县级政府。即使是在同一个辖区，但各个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会不尽相同。因此，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减税让利以及地方债务偿还等多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要着眼于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有潜力的地方税源。从三大产业对税收的贡献来看，工业最大。因此从辽宁省全省范围来看，应该继续坚持“工业强辽”政策，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原材料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推动全省经济加快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只有当经济有质量高水平地发展，才能带来可持续的、稳定的财政收入。
3．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财政支出应该是民生型的、消费型的，所以在构建公共财政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本、民生、共享的思想。辽宁省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如继续控制行政成本，降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的比重；集中财力改善民生、均衡辖区内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支持“三农”；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重视改善西北部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和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求助体系建设，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实现应保尽保；以及提高医疗卫生支出比重等，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此外，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同时，还要转变理财观念，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此应该继续探索更有效的管理模式、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强化对重要财政支出项目在资金分配、目标实现、制度措施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绩效评价，促使财政部门更有效率地履行职责，才能保证最大化的节约资金。
参考文献：
[1]刘守英，周飞舟，邵挺，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M].第1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3．
[2]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22．
[3]满燕云，中国地方土地财政概况[J]，北大——林肯研究简报，2010，(1):9-18．
[4]杜雪君，黄忠华，吴次芳．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9，(2):6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