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鲁迅范文1
主题词：呐喊 人格精神 语体色彩
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伟人，他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奔走呐喊。细读鲁迅先生动活泼的呐喊，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只有把他的呐喊放在这个特别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真正体会他的生命力和价值。
鲁迅的呐喊是带有明显的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功利色彩的。我们知道他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行将崩溃、人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丝毫没有半点超脱，而是全身心地站在被压迫阶级和阶层一边，以自己的博学和睿智，发出呐喊。举凡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批判；对段其瑞执政府的凶残的抗争；对反动政府“攮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鞭笞；对帮闲帮忙文人的痛斥；对中国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呼唤；乃至对封建道德旧思想旧文学的扫荡，无一不是立足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无一不是立足于劝醒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努力奋起的。而对于压迫阶级剥削阶级，鲁迅总是无情地撕破他们的嘴脸，绝不抱任何幻想，不相信他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鲁迅的人格精神也是受人敬仰的。他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即是他的人格精神的极好写照。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以一个无产阶级领袖的眼光褒奖“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中国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种评价虽然有所溢美，但也包含了对鲁迅人格精神的精确把握。另外，鲁迅实在是“以刚进取”，宁折不弯，至死不宽恕他的敌人。鲁迅一向是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崇尚的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的态度。
鲁迅在现代中国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命运遭际，在他的立足点与人格精神就可悟其之大概。一般来说，在阶级斗争激烈，敌我阵线分明，社会动荡不安，新旧制度替换之时，时代更多地是呼唤那些敢怒、敢骂、敢斗、敢打的“英雄”之举，而对那些讲“和”、讲“仁”讲“中庸”的作法视若敝履；相反，在社会或政治需要稳定、和谐、融洽之日，即使有矛盾有斗争，为使其不激化以妨碍大局，影响有关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应的政权组织也会以“和”为贵，“仁”为好，“中庸”为德，而对那些敢怒、敢骂、敢斗、敢打的作法，轻则约之以礼，重则绳之以法。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还有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说法，这个千年的古训实在是概括出了国家、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运动曲线模型。鲁迅正是这个运动曲线模型“驰”极的精神象征。
鲁迅先生呐喊的语体色彩也是别致的。我们知道，他的呐喊，除了小说、散文、散文诗以及大量的杂文等体式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常常包裹在一种教文化的叙述、描写、议论当中，加上当时的环境恶劣，他不得不用了“曲笔”，讽刺、幽默、反语、夸张、象征，应有尽有，以致使人不易一目了然，熟记在心的。人们想要倾听他的呐喊，理解他的呐喊，就得花时间，花气力。《鲁迅全集》煌煌十六巨册，精华虽然比比皆是，但毕竟让人在心理上首先感到畏难。对鲁迅先生的呐喊的理解，就像对大量的公理，定律的推算、演绎、验证。尽管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已经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但是，毕竟又太繁复。因此，要使鲁迅先生的呐喊成为便于子孙后代铭记的格言，我们实在可以仿效某些语体新编一本《呐喊》，与之一样的语录体，一样的结论式，一样的警句格言式。这或许可以成为普及鲁迅的最佳方式也难说。
在当今社会上，出现了视鲁迅式人物于痛恨之中的现象。这种现象让人费解，但究其根本，也就不难理解了。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似乎有所复古。遇到痛苦就迷茫，比如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但这中间种种政策的出台，如物价全面放开，就不乏怨言，就渴望稳定，就要考虑承受能力的问题。对待别人，就要考虑利害关系的问题。而鲁迅则不然，从不去考虑利害关系的问题，而是或仇或友，或对或错，言之所及，当事人有的还在或当事人不在而其后人在，难免纠缠绕结，恩恩怨怨。他的呐喊既不能作为乱世的福音，也不能作为盛世的福音，他自谓是“投枪、匕首”，锋芒毕露，不留面子，不免让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中国人向以“ 柔”为“和”，以“刚”为“烈”，尤其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搞经济方面-----广结关系，和气生财，因此，出现这种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我认为，鲁迅先生的呐喊，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它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将不断地启迪我们。
作者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伦海.论鲁迅精神[A].新视野1989.2.15.
呐喊鲁迅范文2
鲁迅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鲁迅关注国民的核心是民智，而不是民气，鲁迅精神的实质不是迷惘、暴力和绝望，而是启蒙、理性与希望。鲁迅没有心从于暴力毁坏，而是指望和平建设。认识非暴力呐喊者鲁迅，会使中国文化和现实更加趋向正面、和谐与建设性的良性生态。
一 呐喊为何
鲁迅呐喊的意思有多层，一、胡适、陈独秀们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大的思想更新运动，是一次鲁迅也参与其中并且渐渐凸显为运动先驱的文化启蒙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呐喊是站在高峰浪尖的顺势呐喊，是为传播启蒙思想而呐喊，是为传达时代的新气象而呐喊，这个呐喊是参与性的、追随性的、集群性的和广义上的；二、由于几千年瞒和骗的文化沉积过厚，由于渴望新的人生，渴望自己的国民成为新民，鲁迅较为集中地关注了中国国民性问题，就这个意义讲，鲁迅的呐喊是对瞒和骗的古老文化本质予以揭穿的呐喊，是渴望愚弱的国民赶快醒来的呐喊，这个呐喊是鲁迅个体立场的、挖掘极深的、意义久远的和狭义上的；三、在五四运动以来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中，那些为革命而奔驰的猛士常常有流血、有痛苦、有彷徨，鲁迅常常为这样的生命而呐喊，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呐喊是临时性的和激情化的。这种呐喊声音的变化与1926年有关，1926年之前，鲁迅是一个中国文化反思者和中国人生的个人的、冷静的和深层次的启蒙者，面对历史、文化和现实，鲁迅“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是“相爱相助”，是“平和”，是“民众觉醒”。而在1926年之后，鲁迅同时注意了火与剑的社会斗争的现实意义。但在总体上，鲁迅的呐喊主要是前两种，即便在后一种呐喊中，也极为饱满地贯穿着前两种呐喊的本意，甚至实际上恰恰就是前两种呐喊本身。但在鲁迅之后，有些解释者和接受者过多强调了鲁迅的后一种呐喊姿态，以至于把鲁迅仅仅解释为投枪、匕首和地火，以至于把鲁迅呐喊的真正意思束之高阁，这一点，人们或许应该认真反思。
最被一些解释者夸大而且以点带面概括鲁迅形象的，是鲁迅关于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声音。鲁迅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①。他说中国革命的屡遭挫折就在于没有巩固胜利，消灭敌人，即在于未打“落水狗”。他说：“弄得循环报复，没有个结帐日子”，是由于“打仗打得不彻底”，“没有认清真正的冤家”。在呼唤创造第三样的时代的青年而不得时，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恶，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②就是说，在面对极其险恶的现实生存环境时，鲁迅不得不暂时搁置长远的、根本的、冷静的启蒙而看取立竿见影的快刀斩乱麻。
鲁迅的这种呐喊姿态需要认真领会。实际上，面对暴力的鲁迅不是单一心境和纯粹思路的。暴力主张蕴涵着鲁迅太多的愤怒、激越、挫折感和悲怆感，以至于在这种呐喊声音刚刚发出的瞬间该声音本身就出离了鲁迅理性启蒙的本意。鲁迅的本意是改造人的精神，使其“内曜”，这个本意是鲁迅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就鲁迅一生的人生姿态看，他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
理性的鲁迅是看穿暴力中一切鬼魅魍魉之底细的。对“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宋末明末的时候……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那样野蛮无度的暴力，鲁迅是极其憎恶和反对的。鲁迅痛恨暴力的“凶酷残虐”③。理性的鲁迅用锐利的眼睛看穿人类历史一切的暴力。历史的真相是，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在阿Q的国和苦勃拉克的国里，真正的穷苦人常常认清着冤家，他们常常拿起刀枪以恶报恶，“身历酸辛、残酷、丑恶”的战争，常常在横扫落水狗、杀死真正的敌人，常常实际上变成了生活的主人，但他们主宰的现实却原版原样是血腥、残暴和无人道。以暴力为立身之本的暴力者，鲁迅说，如刘邦、项羽，都是看见秦始皇很阔而自己也想阔起来才去要秦的命的。刘邦说：“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暴力的主张和发动总是以开天辟地的旗帜和姿态，但暴力的结局都大致相同，而暴力的过程贯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则只有杀戮。鲁迅曾引古人话说，中国史是一本“相斫书”，过几十年，几百年都会有大规模的暴力席卷，中国人生整个被席卷在残杀当中，鲁迅说，看见这种悲惨的历史，每每叫人不忍听闻，每每叫人觉得这并非人间。鲁迅总结暴力中反复轮回的改朝换代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还是照样的地狱。”④鲁迅说，纯粹的暴力革命是可怕的，“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⑤“最后的胜利，是地狱上也竖起了人类的旌旗!”“人类于是整顿废驰，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⑥暴力革命刀斧砍遍的人类历史，但刀斧之后，整个社会依然沉沦在“革革革，命命命”之前的旧习之中，未庄依然是未庄。鲁迅的观察是静穆的，鲁迅有穿透历史的锐利眼睛。王晓明说：“惟有鲁迅这样敏锐深刻的人，才能从那共和代替专制的庆典当中，看出自己由奴隶沦落为‘奴隶的奴隶’的厄运；也惟有鲁迅这样敏锐深刻的人，才能从那旗号一次比一次堂皇的‘革命’背后，看出黑暗势力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卷土重来。”⑦
鲁迅一直在揭示起义、暴动、奴隶造反之类在可能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具有的另一种可怕性。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⑧。迫于严酷的现实，鲁迅偶尔对暴力的希望和呼唤实际上是激情化的而不是理性的，是针对悲惨现实的破而不是立，鲁迅自己知道，最重要的是立，而鲁迅人生关注的核心就是立，他说：“人立而后凡事举”。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事件等都在表达鲁迅的本意：当兵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治疗肉体疾病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同样道理，希伯来文化认为：“暴力有时能戳透一个社会的外表，却不能倡导一个自由的社会。”因而，希伯来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改变人的心志，是教导人、哺育人、培养人。而教导人、哺育人、培养人的最好资源是爱的（而不是恨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光明的（而不是黑暗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建设性的（而不是毁坏性颠覆性的），关键点是，希伯来文化关注阳光雨露的正面培育，警戒和拒绝暴力在人生中的介入。因而，希伯来文化只为爱呐喊，从来不为暴力呐喊。《圣经》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⑨耶稣说：“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⑩撒旦不可能消除撒旦，撒旦只能使撒旦更泛滥，更猖獗、更名正言顺、更招摇过市。用暴力攻打暴力就是撒旦逐赶撒旦。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11人类拯救的唯一路途是理性和爱。理性和爱之外没有拯救。
鲁迅一直在向理性和民智呐喊。鲁迅认为，酝酿和发泄情绪，或同仇敌忾，或暴力嗜血，都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貌似豪勇的公愤实际上是对深刻理性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的遮蔽。只有多一些冷静的理性启蒙，多一些安静下来的思考，多做实际有效的工作而少卷入茫然无谓的愤激，人生根本问题的解决才可能落到实处。“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12鲁迅文化努力的核心就是改变人们的心智，是改变心。“从现在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迷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即刻奏效，也可把那些病毒略略羼淡”。鲁迅在为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呐喊。
二 不希望其有
从鲁迅批评阿尔志跋绥夫的厌世、复仇和绝望的言辞中可以体会到鲁迅自己的心向。鲁迅论及《工人绥惠略夫》时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是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16鲁迅面对人生的意向是正面建设的而不是仇杀的。
在希伯来文化资源中，旧约圣经之第五条诫命是“不可杀人”13。马丁?路德解释说：“这诫命十分简单明。我们每年在福音书中都听到基督自己讲解，例如：我们不可杀人，无论是以手、心、言语、记号、态度，或找帮凶或教唆别人。”这条诫命是保护所有人的。马丁?路德解释说，由于罪性的煽动，会有嫉妒纷争的人出现，“当我们看到这种人，我们内心愤怒，准备流血、报复。接着便惹起口角、继而动武，终至谋杀悲剧重重。在这种情形下，上帝就象慈父制止、调和纷争，使众人平安。简言之，他愿藉此拯救、保护每一个人免受其他人的邪恶、暴力伤害。于是，他把这条诫命立定为围墙、堡垒和避难所，使我们的邻舍不受别人伤害。”14这条诫命禁止的是一切杀人行为。禁止第一个人起初的杀人，也禁止由此引发的可能的还手和可能反复繁衍下去的杀人，总之，禁止任何人杀任何人，“所以这条诫命所教导的是：谁都不应为任何人的恶行而加害他，无论他是否罪有应得。不仅杀人被禁止，一切导致杀人的事都被禁止。”这条禁令不仅禁止眼见的动手杀人，也禁止心里诅咒人而杀人，就是说，要把心里的诅咒和仇恨移去，要求得怜悯和爱心。在此意义上讲，有两层含义非常重要，其一、手上杀人之根源是心里杀人，要根治手上杀人，就必须清除心里杀人的动意、念想、谋算、筹划、认知和观念，必须在心里清楚了结这种想法；其二、如果离开信念，人就做不到这一点。站在逍遥立场上，人即便真的认识到这一诫命是真理，他也没有能力行出来，因为人太软弱，太被有限性、相对性、暂时性所捆绑，太被血气所左右。
马丁?路德说：“简言之，要正确地将此印在一般人的心上，使他们知道这诫命禁止杀人的重要性：第一，不可伤害他人。主要指动手或其他行为；其次，我们不应用舌头教唆伤害别人；此外，我们不采用或同意任何可伤害他人的方法；最后，我们的心不可在愤怒与恨恶中，对人怀恨或行恶。……第二，人不仅在实际行恶时干犯此诫命，也在不向邻舍行善时，或虽有机会而不阻止、保护邻舍，以致他身体受损时，干犯这诫命。你若能给赤身者衣服而不给，就是让他冻死；如果你看到有人饥饿而不给他吃，你便是让他饿死。同样，你若看见某人无辜被定死罪，或受类似的灾难，而你知道有方法拯救他，却不帮助他，你便算杀害他。”这条诫命禁止所有的杀人，实际上，不但禁止直截了当或有意识的杀人，也禁止间接或无意识的杀人，不但禁止恨人，而且禁止不爱人，不但禁止恶意伤害人，而且禁止不照顾人、不关心人、不体恤人、不帮助人、不施恩于人、不解救危难于人。就是说，不但禁止杀人恨人，而且禁止不爱人如己。而且，这个诫命是，人不但自己不能杀人，也不能不及时防范和制止别人杀人。凡是看见别人有困难，或身体和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而不用言语相助的，希伯来文化都称其为“凶手”。因此，希伯来文化的本意是不让任何人受损害，需要当向人人表明仁爱15。这个诫命要我们止息一切伤害，要我们撒播信德、温暖、慈爱。
三 正面资源
鲁迅要我们多做正面培养、哺育和建设的工。他说，“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17鲁迅要我们做耐心、平和的工。他说，“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少了互害的局面罢!”18“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有‘爱’”19——这样一个表达，是鲁迅一生呐喊、彷徨、激愤、抗争所围绕、展开和归结的核心思
想，是鲁迅精神的基调，是鲁迅人生的底色，是鲁迅提供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鲁迅精神在希伯来文化关照中显出开放的活力和内涵丰厚的实践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对暴力的张扬，不是迷惘和绝望，而是启蒙、爱心和理性的引导。对鲁迅之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人类而言，鲁迅的继承者要从鲁迅身上汲取的，应该是希伯来文化与汉语文化互补的良性品质，应该是对极端的缓冲，是对爱的坚守，是用理性和规则寻求的公义，是对和平与和谐的期盼和珍惜。这种精神实际上是鲁迅终其一生的本意，这个本意在特殊的时代里被人们过多的亢奋激情遮蔽过，被片面化和被曲解过，也被准确地承袭过。在新的时代里，我们应该理解鲁迅为中国文化及现实人生所做的正面建设工作，应该承认这个基础建设的漫长性，应该明确其中忍耐、宽容、怜悯和缓冲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语境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会更加医治人、滋养人、哺育人、造就人。在这样的鲁迅精神关照下，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生态也会更加趋向肯定、正面、光明、积极和建设的良性循环。
索洛维约夫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20在我看来，这段话所讲的正好是鲁迅。鲁迅没有屈服于暴力、仇恨与绝望，鲁迅精神的本质是伟大的爱和理性的建设。鲁迅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非暴力呐喊的声音传达的是鲁迅精神的最宝贵部分。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②③《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④《鲁迅全集》（第10卷），第325—333页。⑤《鲁迅全集》（第7卷），第75页。⑥《鲁迅全集》（第2卷），第200页。
⑦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⑧12171819《鲁迅全集》（第1卷），第366页，第225—226页，第358页，第364页，第133页。
⑨⑩1113《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会，1989年，帖前5∶15，太12∶28，约8∶7，出20∶13。
1415李志杰编辑，李天德译：《协同书》，香港路德会文字部，2001年版，第347、350页。
16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呐喊鲁迅范文3
在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中，《呐喊》和《彷徨》仍然是被关注的热点。这些小说曾被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几十年，现在一般地解读其艺术内涵也许并不困难，重要的在于有所发现。胡尹强的《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发现，《呐喊》、《彷徨》的二十来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铁屋子意象所隐喻的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作者以铁屋子意象统摄全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李靖国的《〈狂人日记〉重探》发现，狂人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但这丝毫不降低作品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反封建者驯服为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示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发现，鲁迅小说中有一个“鬼”的形象系列：传统文化“鬼”、民间民俗“鬼”、国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识到的“鬼”，在这些“鬼”的意象中，《呐喊》和《彷徨》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批判价值。王冰的《鲁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发现鲁迅作品中有一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书文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家族意蕴》发现，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呐喊》和《彷徨》对女性命运与精神悲剧的关注，对封建家庭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现代家族小说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军荣的《永远的地狱——论祥林嫂之死》发现，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旧礼教各条律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族权与夫权之间的相悖；其二是愚昧大众“看客”的凶眼，通过“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产生犯罪之感、自我心灵折磨以致跨入地狱之门。解志熙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绪片论》认为，《呐喊》诚然是一部悲愤控诉旧文化、旧礼教，热情鼓吹新文化、新道德的“呐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乡》、《社戏》等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江业国的《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认为，鲁迅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既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艺术符号。
不少研究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成果也颇具新意。严加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着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这种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张直心的《神思会通：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鲁迅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它蕴涵着集合诸种方法冲突作用力的开阔性。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一反那种认为鲁迅只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平行”说：“他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现实主义，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学趋势’——现代主义”。
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都契合了变奏、复格段、回旋曲、复调等音乐的旋律结构，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认为，鲁迅的小说大都属于心理小说，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圆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邹贤尧的《鲁迅小说的先锋性》把鲁迅小说放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仍然发现了其形式的先锋和前卫：“我们在先锋作家作品中看到的‘叙事实验’、‘语言狂欢’等等，在鲁迅那里就有。鲁迅在现代文学奠基时期发出的声音，抵达遥远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鲜活”。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认为，《呐喊》的叙事方式可分为“宏观叙事”、“中观叙事”和“微观叙事”三种。
对下层社会不幸者精神状态的批判和鞭挞，基本上建立在鲁迅改良社会、民族进步的宏观视野上，属于“宏观叙事”，体现出的是作者对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中观叙事”则指作品将叙述的背景移到比较封闭的、日常的人生场景，将主人公移向一些准“不幸”者，即被抛离了上流社会轨道而直接堕入下流社会的读书人，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人性善的呼唤；而另外一些作品如《社戏》、《兔和猫》等，则主要是鲁迅自我情感的微波细流的寄托与抒发，属于“微观叙事”。这三种叙事方式共同构成了《呐喊》的“表现的深切”。
呐喊鲁迅范文4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
《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呐喊读后感850字（二）
鲁迅文章被挪出课本这个话题，套用时下的话说已经"out"了。风风火火的讨论，也就死撑了几天，然后，就被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信息淹没了，连头都没有再浮出水面一下，就沉到底了。我为了这条不知道谁发出的新闻，从柜子里重新翻出《呐喊》，就坐在地上，看到天色变暗，雷声与大雨一起泼下来。
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读一读鲁迅，是遗憾的。如果没有被那种满含着深情与痛苦的情感感动过，没有被那种浸满了愤怒与哀伤的笔触震惊过，少年的那种种悲天悯人、那种种桀骜不驯、那种种愤世嫉俗又怎么会找到存放的地方，找到深沉却又凌厉的共鸣？
去年看到《摩托车日记》，看到切格瓦拉迎着太阳与灰尘，在南美洲的大地上奔驰，我想起了一个台湾作家的话，年轻的时候不相信理想，那就不是真的年轻过。我好后悔，在我还充满棱角的时候，错过了切格瓦拉，也就错过了那个可以变得更好的机会。
重读鲁迅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摩托车日记》，想起了片中的切格瓦拉，因为怀揣着理想与世界，闪闪发光。鲁迅不是切格瓦拉，鲁迅从来没有真的"干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韧性"地在斗争。好多人拿"韧性"做文章，认为机缘巧合之下，甚至是别有用心之下，鲁迅才成为今天的鲁迅。那是不公平的，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没有读过鲁迅，或者说，没有在年轻时读过鲁迅。他们不懂得千斤巨石之下，默默生长，最终破土而出，击碎巨石的那粒种子的力量。
在那个时代，鲁迅没有走在时代之前，不像切格瓦拉，超出了那个时代，甚至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他站在时代往前走的t望台上，看到前面的惊涛骇浪，也看到后面的风起云涌，可是他没有看到，海的另一边，那个彼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切格瓦拉也说不出来真正的彼岸是什么样子的，他只知道那里鲜花盛开、阳光温暖，于是，他按照自己的规划开始雕琢这个世界，一点也不肯妥协，一次次打碎自己的作品，一次次抛弃自己的作品，只为了那个模糊却有着致命诱惑的彼岸。鲁迅好像安分守己一些，既然不知道，他也没有用力去想，他把所有的力气花在了当下，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国民是什么状态，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时代，是什么禁锢了国民，他用手术刀割开那个时代，将所有的脏器血淋淋地拿给大家看。
将鲁迅的文章放到课本里，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基于鲁迅本身，而不是他的文字。在我们这个时代，回过头去看鲁迅，那些要把世界撕碎、要把自己点燃的文字似乎不那么合乎时宜了，血淋淋、赤裸裸，充满着人性深处最低层的东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那个时代急于剔除的东西还遗留在每一个国人的血脉里，恐怕再经过百年仍旧无法摆脱。可是，时代确实过去了，无论怎样纠缠不清，还是过去了。剩下这些文字，乍一看，突兀得让人胆战心惊。
也许，把鲁迅挪出课本是好事，至少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那个龇牙咧嘴、让人握紧拳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少了课本的强制性阅读，现在的孩子们又有几个会去读鲁迅呢？在这个以高考作为学习最大动力的时代，太少人会去细想，从课本中剔除，其实意味着绝大多数孩子将失去好好认识鲁迅的机会。
年轻的时候，如果能读一读鲁迅，尝一尝人性的酸涩与辛辣，摸一摸属于人性深处的沸腾与冰凉，长大了，面对自己与人生，就会少一点茫然，多一些执着与操守。
年轻的时候，如果能读一读鲁迅，看一看那个社会的浮光掠影，闻一闻那个社会的味道，长大后，面对其实没有太多变化的社会，就会少一点愤怒，多一些从容与冷静。
呐喊鲁迅范文5
摘 要：鲁迅的自我生命体验和生命感受，是《呐喊》、《彷徨》“国民性”批判主题意向形成的重要原因。鲁迅从剖视中国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入手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止于启蒙的表层，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叩问与探求生命意义的深层，这也使《呐喊》、《彷徨》在“国民性”批判的总主题下，体现出多重的思想内涵。
鲁迅在回顾自己创作小说的缘由时曾说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从日本回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十年的沉默，鲁迅将“文学”创作与“人生”的改良与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将自我定位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精神诊病者，这既是他早年“立人”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实与发展，也是置身于五四启蒙文化阵营中别具个性的文化选择。
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了自己的生命初年所感受到的人间之“爱”，其中所显露的“自由”天性构成了鲁迅生命世界中的一道亮丽底色，这也成为他日后评判社会现实、透视国民精神病根的原初生命意象。1909年回国后，初回故家的鲁迅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首先是周家台门的日益破败，今日世象与旧日的经验相互混融，极尽惨淡地呈现在眼前。生死无声息、血肉若尘土，这不能不使鲁迅倍感酸涩，感慨于中国人生命被“造得太滥，毁得太滥”的悲凉。鲁迅在《呐喊》、《彷徨》中留住了自己所体验、感受到的人间悲剧的最富生命底蕴的记忆，并以孔乙己、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等艺术形象，将他们的人生苦旅化为这个民族永恒的历史印记。
《狂人日记》最早表达了中国人现代生命意识的自觉。它以象征性的陌生语言和意象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内在缺失。《狂人日记》通过贯穿全篇的“吃”的意象和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来表现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存在性不安”，“被吃”的恐惧正是生命被吞没焦虑的具象化。狂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包围他的众人是一样的脸色、眼光、企图、话语、行为，甚至心态。狂人的逻辑推理告诉自己，他不但与吃人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自己也是这“吃人的人”中的一员，因而“吃人”有了一种“原罪”的意味。更可怕的是，“吃人”的兽道行径不仅存在于成人中，而且以遗传的方式渗透到下一代的身上，因而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近乎绝望的呼喊。
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下人性的扭曲。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败再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而阿q身上所显露的人格扭曲不仅仅在于他的“精神胜利法”，更在于哪怕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如此卑微不堪的生命，也有着残忍暴虐的一面。阿q作为现实生存中的弱者，骨子里却带有中国历史上无数英雄豪杰的性格基因。在挨了王胡打，挨了假洋鬼子打之后，就去欺负更弱小的小尼姑；他的革命理想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他的“革命”如果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杀人、钱帛和女人，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吃人者没有分别。这正是潜藏于奴隶内部的悲剧性本质。只有在临死之前，当他看着周围那些喝彩的人们时，他熟悉的世界突然被揭示为陌生、恐怖，生命的意识才第一次被唤醒。阿q想喊“救命”，然而阿q没有说。醒而即殁的结局正是《阿q正传》现代性思考的顶峰。
鲁迅以“人类”的进步、发展为着眼点，敏锐发现了在中国人精神中所残留的“非人性”的成分，不仅以“吃人”为隐喻批判封建文化制度对人的生命的吞噬，而且揭示出“吃人”的文化制度对于国民麻木生命意识的影响和塑造。《呐喊》《彷徨》中的悲剧主人公，如阿q，孔乙己，爱姑，单四嫂子，祥林嫂，他们的奴隶性品格，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奴隶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认同与赵太爷、鲁四老爷等统治者、道学人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孔乙己以穿长衫来维护自己的斯文面子；爱姑表面粗鲁放肆而骨子里却是对七大人所代表的道德权威的惧怕和敬畏；阿q那思想“其实是样样符合圣经贤传”的……做奴隶的安于“被吃”的命运，做主子的心安理得地“吃”别人，对他人生命的麻木与残忍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命的常态。正因为如此，鲁迅将中国文化比喻为“软刀子文化”，它的残酷性和隐蔽性在于通过种种愚化教育把社会规范、道德伦理观念内化为人们内心深处无形的枷锁，使“吃人”与“被吃”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和“习俗”渗透在人的生命过程之中。
然而，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对“国民性”的剖视，却不止于揭露、批判的层面，而是从“立人”的目标出发沿着对“国民性”问题的考察不断地深入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命题。
小说《药》以“华”、“夏”两家姓氏的寓意讲述的正是“中国人生命的故事”。夏瑜的“死”并不能换来华小栓的“活”，这两个相互说明又互为因果的形象，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生命的荒诞感。《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是一个纯纯粹粹的苦人，先丧夫，再丧子，她丧子的苦难只成为左右邻里的一场热闹的死亡观礼，她的生命还没走到终点但已失去了在宗法社会中存在的意义。《祝福》中的祥林嫂，第二次丧夫又死了儿子，再次回到鲁镇上来的时候，人们对她的不幸遭遇从咀嚼、鉴赏到烦厌、唾弃。柳妈那双“干枯的小眼睛”中凝聚的是看客的贪婪的精神暴力，她用带着封建观色彩的民间鬼魂之说，最终将祥林嫂推入了巨大精神恐惧之中。攫取他人的苦痛来填补自己灵魂的空洞无聊，借以维持自己麻木毫无生趣的生活，这是一种真正的残酷，这其中包含着鲁迅曾不断感慨的人与人之间无所不在的隔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②。鲁迅小说《故乡》将“我”与闰土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喻为“高墙”，“我”所感到的“隔膜”不只是来源于杨二嫂的“鄙夷”，成年闰土的麻木、迟钝以及少年时代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在现实面前的破碎，更是有感于人的生命池水的干涸。而这种“隔膜”在《孔乙己》中则化为一种世人对于卑微者的“凉薄”。
个体生命如何才能够获得自由？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鲁迅在思考个体生命自由的时候，不能不把个体生命的自由与民族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在自我生存困境的生命体验中加深了他对民族尤其是民众生存困境的体认。同时，在对民族尤其是民众精神层面的生存困境的体认过程中，深化并强化了他在自我生存困境中对孤独个体存在意义的体验和思考。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流露出的孤独、绝望意识虽然与现代西方哲学密切相关，但它不是像西方存在主义哲学那样来源于理性的思考，在更大程度上它来自对现实的深切感悟。他愈是要启蒙民众，就愈加感到彼此之间精神距离的不可逾越；他愈是要承担群体价值，就愈加感到这种承担的结果是自我价值和意义的消解。他的绝望主要来自他那超人式的反抗与呐喊得不到回应时的孤独与寂寞，这种寂寞、悲哀已成为鲁迅灵魂的一部分。与“昏睡的国民”相比，《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长明灯》中的疯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他们都是“生命的觉醒者”，但都打上了浓厚的孤独、寂寞的烙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道出了一个发生在近代中国并且由来已久的残酷而悖谬的生存环境：“……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③这正是觉醒者“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境遇。《在酒楼上》中“我”与吕纬甫之间是一个双向困惑中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在吕纬甫的敷衍之中仍能看到一种对于亲人的温情和对于生命的眷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动心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归化者”吕纬甫却也因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无聊的一面而自惭形秽。在某种程度上，这表达了鲁迅（及同类知识分子）在现实的选择与存在中的内在矛盾。《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因其“异端”性而与社会不相容，当被逼入无路可走的地步时，他选择了以背叛自己的方式向社会复仇。他的复仇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毁灭为代价，并必然导致生命的死亡。《伤逝》中的涓生，无论是选择“说出真实”还是“苟安于虚伪”，都无法摆脱空虚和绝望的命运。这种选择的困惑正是对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
鲁迅基于早年的生命信仰，在《呐喊》《彷徨》中以这种生命的信仰为基点，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不仅是在对中国人的生命现状和生命形态的剖示中实现对种种“国民劣根性”的病态表现的挖掘和展示，更为内在的是对唤醒人的生命自觉的深沉表达。在《呐喊》《彷徨》中，“生命的觉醒者”作为“生命的麻木者”的对照性存在，在狂人、疯子、夏瑜、魏连殳身上凸显的是冲破一切、反抗一切的生命意志，它体现了鲁迅所说的那种“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④的英勇气概；在n先生、吕纬甫、涓生身上，凸显的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彷徨。尽管他们的自我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却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作为个体的生命总是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但正是在个人孤独的抗争中才创造和显示着生命的辉煌。他们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与自我的生命选择中必然走向或死亡、或被囚、或归化、或茫然的结局，其悲剧的根源既指向鲁迅所揭示的“无物之阵”所构成的社会思想环境及其所表征的整个封建文化，同时也指向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身。这就使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考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有了一种联接，以“人”为根底正是二者的联接点。这也使《呐喊》《彷徨》在“国民性”批判的总主题下，显示出多重的思想内蕴。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②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呐喊鲁迅范文6
In the study of Lu Xun's works, shouts and hesitation are still hot spots. These novels have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and deeply for decades. Now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nterpret their artistic connotation generally.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find out. Hu Yinqiang's "the hope of destroying the iron house" and "a new theory of hesitation" found that more than 20 works of "the cry" and "hesitation" are actually a series of novels with internal relations. They complement and explain each other, and show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metaphor of the iron house imag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 Lu Xun's macro grasp and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image of iron house, the author reveals Lu Xun's deep humanitarian concern for the fate and state of modern Chinese existence. Li Jingguo's reexamination of Madman's diary finds that the anti feudalism of Madman's image is not thorough and uncompromising, but it does not reduce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his works. On the contrary, Lu Xun's worries and indignation are deep and wide. It is through a sober and profound thinker who was forcibly deprived of hi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by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that his "madness" was caused. Furthermore, it depicts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traditional forces and ethics that even the patients with "persecution delusion" are not allowed to exist. Finally,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stem actually "cure" the "madman" and tame the anti feudalist to be their loyal maintainer and slave, so as to reveal the ferocity, hypocrisy and "brilliance" of feudalism "cannibalism", thus warning the reformer to face the bleak life and the dripping blood, and have a strong psychological quality.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发现，鲁迅小说中有一个“鬼”的形象系列：传统文化“鬼”、民间民俗“鬼”、国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识到的“鬼”，在这些“鬼”的意象中，《呐喊》和《彷徨》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批判价值。王冰的《鲁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发现鲁迅作品中有一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书文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家族意蕴》发现，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呐喊》和《彷徨》对女性命运与精神悲剧的关注，对封建家庭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现代家族小说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军荣的《永远的地狱——论祥林嫂之死》发现，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旧礼教各条律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族权与夫权之间的相悖；其二是愚昧大众“看客”的凶眼，通过“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产生犯罪之感、自我心灵折磨以致跨入地狱之门。解志熙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绪片论》认为，《呐喊》诚然是一部悲愤控诉旧文化、旧礼教，热情鼓吹新文化、新道德的“呐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乡》、《社戏》等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江业国的《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认为，鲁迅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既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艺术符号。
The tangle between "man" and "ghost" -- an analysis of Lu Xun's novels by Marunouchi Changxi, a Japanese scholar, finds that Lu Xun's novels have a series of images of "ghost": traditional culture "ghost", folk custom "ghost", national malpractice "ghost" and self-conscious "ghost". Among these images of "ghost", the cry and hesitation show unique cultural critical value 。 Wang Bing's Existential Philosophical color of life group images in Lu Xun's works, based on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finds that there is a life group image of "feigning madness" and "living towards death" in Lu Xun's works. Cao Shuwen's "on the family implication of Lu Xun's novel creation" found that Lu Xun was also the founder of modern family novels in China. The attention paid to women's fate and spiritual tragedy in cry and hesitation, and the successful shaping of the image of rebellious intellectuals in feudal familie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of modern family novels in China. Miao Junrong's eternal hell: on the death of Xianglin sister-in-law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Xianglin sister-in-law's death were: one wa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ld rules of ethics; the other w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lan power and the husband power; the other was the fierce eyes of the ignorant public "spectators".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Xianglin sister felt guilty, suffered from self soul and entered the door of hell. According to Xie Zhixi's "have a different taste in my heart - on the old cultural mood in the new novel", the cry is indeed a cry for complaining about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old ethics, and advocating the new culture and the new morality. However, some chapters, such as hometown and social drama, show their nostalgia and retrospection for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 Jiang Yeguo's "ritual sense" of Ah Q's death in Lu Xun's works holds that Lu Xun's description of the "ritual sense" of Ah Q's death is not only to end the "problem figure" in art, but also to make "Ah Q" completely become an artistic symbol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不少研究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成果也颇具新意。严加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着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这种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张直心的《神思会通：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鲁迅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它蕴涵着集合诸种方法冲突作用力的开阔性。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一反那种认为鲁迅只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平行”说：“他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现实主义，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学趋势’——现代主义”。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Lu Xun's novel art form are also quite innovative. Yan Jiayan's polyphony novel: Lu Xun'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uses Bakhtin's polyphony theory to find that Lu Xun's novels are polyphony forms with multiple voices, which endows the works with rich and polysemy aesthetic meaning. Zhang Zhixin's "Shensi Huitong: the modernist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Lu Xun's Novels" believes that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Lu Xun's novel creation proves that Lu Xun's realism theory and Western modernist art methods are not irreconcilable, on the contrary, it contains the openness of integrating all kinds of methods to break through the force. Li Chunlin's Lu Xun and the world modernist literature also hold the same view. He especially opposes the view that Lu Xun is on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modernism, and puts forward the "parallel" theory: "he has not completely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realism, but has integrated the new" literary trend "- modernism".
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都契合了变奏、复格段、回旋曲、复调等音乐的旋律结构，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认为，鲁迅的小说大都属于心理小说，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圆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邹贤尧的《鲁迅小说的先锋性》把鲁迅小说放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仍然发现了其形式的先锋和前卫：“我们在先锋作家作品中看到的‘叙事实验’、‘语言狂欢’等等，在鲁迅那里就有。鲁迅在现代文学奠基时期发出的声音，抵达遥远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鲜活”。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认为，《呐喊》的叙事方式可分为“宏观叙事”、“中观叙事”和“微观叙事”三种。
According to Zhang Jianfei's analysis of the musical style of Lu Xun's novels, many chapters and paragraphs in Lu Xun's novels fit the melody structure of the music such as variation, Fugue, Rondo and polyphony, and have unique musical beauty. Zhao Zhuo'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Lu Xun's psychological novel art" holds that Lu Xun's novels are mostly psychological novels. With its rich and colorfu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sophisticated and profound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 skills, it has taken the lead in opening up a new aesthetic field of vision and is the pioneer creation that driv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s. In Zou Xianyao's vanguard of Lu Xun's novels, Lu Xun's novels are put into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today, and the vanguard and avant-garde of their forms are still found: "we can see the" narrative experiment "," language Carnival "and so on in the works of vanguard writers in Lu Xun's works. Lu Xun's voice in the foundation period of modern literature is still clear and fresh when it reaches a distant day. According to Zhu shoutong's shouts: the zoom of narration, the narrative mode of shou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macro narrative", "meso narrative" and "micro nar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