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契诃夫范文1
契诃夫是个容易让人误解的作家。
大家应当都读过他的《小职员之死》《变色龙》《胖子和瘦子》什么的,觉得蛮搞笑,只是感觉《万卡》有点惨兮兮的。
高中有篇课文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有《变色龙》的味道,但是多了许多厚味。
全面来看,契诃夫其实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1860年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1841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杂货铺,因为生意不好加之不擅经营不久破产。
破产后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家人穷得挤在一张破毡子上睡觉。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
1880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了契诃夫的处女作《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在文中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当时沙皇采取高压政策,报馆为生存只能登些仅具谈资的无聊文字。契诃夫在上大学期间,为了补贴家用,曾用不同笔名发表了三百多篇这类消遣解闷的文字。这当中也有优秀的,如写于1883年的《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写于1884年的《变色龙》等。这以后,他的文风渐渐变得深沉起来,像我们熟悉的《哀伤》(1885),《苦恼》《万卡》(1886)等。
《苦恼》写一个年老车夫由于小孩病死了,心里很痛苦、郁闷,想向乘客诉说,但乘客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没有一个人愿听,反而骂他哕嗦,催他快赶车。他只好对自己的马诉说:“打个比方,如果你生了个马驹突然死了……你说,你不痛苦吗?”
要说幽默,主要集中于他创作的起步阶段。可能由于中小学教材选文的原因,我们对这个作家有了一些误解。不过在那种生计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还能苦中作乐写幽默小品,足见契诃夫不乏幽默天赋。成熟后的契诃夫,他手中的笔,就像他的手术刀一样,无情地揭露人间丑态,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1888年契诃夫获得了由俄国皇家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奖”。1890年4月,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在岛上,他亲眼目睹了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于1892年写出《第六病室》。这部小说的画面震撼人心,据说前苏联某革命领袖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这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重要作品还有《草原》。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叶戈鲁什卡的儿童。他的一位商人叔叔,带着他乘一辆破旧的带篷马车穿越草原,去城里上中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遇到了种种波折。在穿越草原的过程中,小叶戈鲁什卡目睹了大自然绚丽多彩的风光,结识了农民、车夫、商贾,耳闻了各种奇闻轶事,他时时回想起祖父、祖母、母亲,又时时被草原的景色迷醉。草原风光变幻无穷:黎明晨雾飘渺,朝霞辉映;白天皓日当空,晴朗明媚;夜间夜幕笼罩,幽静神秘;风雨天,狂呼怒嚎,威慑天地。这一切使小叶戈鲁什卡觉得新鲜神奇,他感到整个草原充满了迷人的青春活力。
第三阶段的主要作品有《文学教师》《黑修士》(1894),《脖子上的安娜》《带阁楼的房子》(1895),《醋栗》《姚尼奇》《装在套子里的人》(1898),《带小狗的女人》(1899),《在峡谷里》(1900),《新娘》(1903)等。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忧郁情绪和感伤色彩,充满了对沉闷无聊生活的痛恨,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的迷惘。读这些小说,让人心情沉静。原著反映的是沙皇统治下的黑暗,但也揭示了不同时期的人类面对的共同命运,即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痛恨,对永恒诗意生活的向往。
这样的生活在哪里呢?契诃夫用不同的文本苦苦追问着。
主旨――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充满着一种当时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
“这样的生活”对普通大众来说就是现实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它压抑、呆板、空虚,它缺乏爱意、充满背叛……
但大多数人每天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只有心灵极为敏感的时候才去想:这一切是合理的吗?不这样,我们又能怎样呢?
遇到了一段新的恋情,把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罗夫从虚伪的生活中提升出来,在婚姻困境里苦苦挣扎同时又嬉戏人生的浪子,终于为真情打动,但是这段爱情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带小狗的女人》)有评论家说,小说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小说揭示了沙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这话不错,但是,这种事不是沙皇一被就能解决的啊,它是人类生存的永远困境。哪个政府能给婚姻围城里的人带来“苟日新,日日新”的爱情呢?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晚年创作的每部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在峡谷里》整篇作品浸透着这样一种情绪: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但是,作家在否定的同时,他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类小说不免充满感伤气息。实际上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指出当下生活的不合理,而不是告诉你应该怎样生活。作家的声音必须是能振聋发聩的,能让大众从平庸的生活里警醒过来,促使大家思考,让本以为很幸福的人对自己的生活也有批判意识,甚至觉出生活原来这么糟糕,从而让大家厌恶庸俗,有所超脱。
契诃夫后期作品一直在思考这个主题。
他个人也在追问,自己的生活怎样才是美好的,有意义的。他认为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但又不愿意为爱情作出牺牲。他担心婚姻会给他增加新的烦恼。
情感――游离在爱情边缘
跟许多作家不一样,在爱情生活里,契诃夫好像有些羞怯。他主动去追求女人的事是少有的。面对爱情,契诃夫呈现着“屠格涅夫式”的情势:当勇敢的姑娘向她爱慕的人倾心诉说自己的爱情时,他却往往拒绝了这种幸福,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猜测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拒绝女性的闯入。
一个叫莉季娅・米济诺娃的姑娘,曾使他长久着迷。契诃夫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个19岁的俄语教师。她有着浅灰色的卷发,粉黛般的双眉,灰色明亮的眸子。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诙谐有趣。契
|可夫以自己的才华、端正的相貌和温柔的微笑征服了她。
奇怪的是,莉季娅越是对契诃夫表示好感,契诃夫就越对她敷衍和嘲笑。在往情感高峰攀登的过程中,契诃夫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对两情相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很向往,他跟屠格涅夫一样,只是喜欢恋爱的氛围。不同的是,屠格涅夫的回避是因为对激情之后平庸生活的恐惧,契诃夫则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完善自足的精神世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堪与他匹敌。他艋旋其间,不希望被打扰,再深的浓情蜜意在他的精神王国里也黯然失色。
契诃夫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他本人对爱情不是很相信,他缺乏足够的感情力最和宽阔的胸怀接受真实的爱情。跟莫泊桑、拜伦不同,他青少年时代并未受到爱情的伤害。
契诃夫喜欢这个姑娘,但他不敢抑或是不愿越雷池一步,惟恐陷入难解难分的关系之中。他怕麻烦,他太清楚爱情最后的结局:琐碎的婚姻生活会让最初甜美的爱情变得面目全非。
只是到了很久以后,他才认识到,婚姻与生命有着同等价值,但是那时他已经生命垂危,一切为时已晚。这一点,我在写屠格涅夫的那篇文章(《屠格涅夫:痴情与薄幸》,载于本刊下半月刊2010年1、2期上)的开头引用过屠格涅夫自己的话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这样做是契诃夫的自由,但是,他不给承诺的态度造成了莉季娅的爱情悲剧。莉季娅盼望契诃夫向自己倾吐爱慕之情,而契诃夫总是敷衍塞责。他们可以促膝相谈,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给她起一些荒唐的绰号,但是,当着莉季娅的面契诃夫从不轻易表现得那么认真和热烈。他惧怕莉季娅那青春的风姿、泼辣的派头和忧郁滑稽的举动对他的诱惑。
他给友人写信说:“我不想结婚,我想当一个坐在漂亮的工作间里,置身于一张大写字台前的秃顶小老头。”纸和墨已经占据了他的生活,要一个女人,即使是令人倾心的女人干什么呢?能对写作带来什么好处呢?但是那种秘而不宣的爱情又使他心灵上感到快慰,他觉得那是丢不开的。这样看来,他有些自私。女人的青春经不起这种奢侈的消耗。
说契诃夫不爱莉季娅也不公平。他的心情很矛盾,一会他这样给莉季娅写信:“唉,我已经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年轻人了,我的爱情不是太阳,它既不会给我自己,也不会给我所喜爱的小鸟带来福音。我热恋的并不是你,在你身上我所热爱的是我往昔的痛苦和失去的青春。”可是两天之后,他又改变了腔调:“给我写信吧,哪怕只写两行字也行,请不要这么快就把我忘掉,至少也请你装着还记得我的样子……我从头到脚,整个灵魂,全部身心都是属于你的,直到我进入坟墓,完全忘却自我。”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使莉季娅心绪不宁。
她意识到在契诃夫甜言蜜语的背后,始终隐藏着不想与她结婚的念头。最后,她对契诃夫感到绝望了。莉季娅既疲乏又痛苦,精神忧郁,自暴自弃的念头油然而生。她在信中对契诃夫说:“我像一根两头点燃的蜡烛。拼命糟踏自己,请帮我把这根蜡烛尽快燃尽吧,燃得越快越好!……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阻止我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自我摧残,但这个人对我却漠不关心。”为了摆脱契诃夫那种即使在远方也纠缠着她的诱惑力。她做了别人的情妇,
才华出众、温文尔雅的契诃夫身边从不缺少年轻女子,但他仍是孑然一身。莉季娅与别人的亲近,本来是为了唤回契诃夫,但契诃夫“回绝”了她,终于弄假成真。不久又遭人抛弃,莉季娅由于怀孕留在瑞士,孤苦伶仃,悲痛欲绝,小孩生下后不幸夭折。从此。她孤身一人度日。契诃夫这时已对她失去好感,爱情的歌手在真实的爱情领地里原来很残忍。
婚姻――最后的沦陷
1900年契诃夫40岁的时候才去主动追求爱情。这时候,他健康日渐恶化,而思想和写作技巧则向更高水平发展。4年后离世。
莫斯科艺术剧院名伶奥尔加冲毁了契诃夫内心构筑的感情防护堤,契诃夫最终坠入情网,他停止了惯常的玩笑逗乐,向奥尔加张开了双臂,俩人相爱得非常热烈。
奥尔加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没有这种生活她会感到萎靡不振。他们亲密相逢之后再次别离所带来的孤独感,使这种过充实生活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契诃夫终于感到对他所爱的人的生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这样,契诃夫对婚姻仍迟迟未作出明确决定,他首先想到的是奥尔加,想到这一婚姻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那时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经检查,发现无论在雅尔塔还是在尼斯的疗养都未能阻止病情的恶化,身为医生的契诃夫,自然明白疾病的致命性。他的日子的确屈指可数了。
1901年5月25日,他们在莫斯科一个小教堂举行了婚礼。旅行结束回雅尔塔以后,他感到病情依然如故,还出现了新的症状,身体虚弱得什么事都不能做。不久奥尔加要到莫斯科,两人又开始了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的相思。
新婚给契诃夫和奥尔加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欢乐,也带来了新的苦恼。奥尔加和契诃夫母亲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引起夫妻俩的争吵。两地分居也是他们经常赌气、争吵的原因。奥尔加要契诃夫到莫斯科来,而契诃夫要奥尔加到雅尔塔去。他们都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然而契诃夫由于久病不愈,离不开雅尔塔,奥尔加热爱戏剧事业,丢不下艺术剧院和莫斯科。
变色龙契诃夫范文2
生：老师好！
师：同学们好，请坐！
师：很多人喜欢养宠物，图片上的小动物你喜欢养吗？
同学齐声：不喜欢
师：我也不喜欢，又丑又凶。但是，这种小动物却有一种特性，它的皮肤的颜色会跟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变色龙。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也有这样一种善变的技能，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近小说《变色龙》。（板书变色龙，用不同颜色的粉笔书写）
师：请齐声告诉我，变色龙的作者是——
同学们齐声：契诃夫
师：哪位同学介绍一下作者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作品有《装在套子里的人》、《小公务员之死》、《万尼亚舅舅》等。
师：走进文本之前，先解决字词障碍，请一位同学读一读这些字：
魁梧 醋栗 恐吓 异想天开 无缘无故 戳 洋溢 径自 胚胎
师：读得非常清晰，有一个字，老师再订正，“魁梧”的“梧”，应读作wú。
师：同学们预习的非常好！那么我学习这篇小说的目标是什么？
同学读课件上的学习目标：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把握特定环境下的人物性格特征，理解小说主题。
师：在“学习目标”中，有用红色标注的内容，你能猜出老师的用意吗？
学生：情节、环境、人物是小说的三要素。
老师：文体知识掌握的很扎实。今天我们就是围绕小说的三要素，来学习小说，从而掌握人物形象。
师：用一句话概括这篇小说的中心事件。
学生：警官奥楚篾洛夫处理狗咬人事件的经过。
师：认真阅读课文，用最快的速度填表。
生：案件发生时间不会，发生地点是木柴厂，案由是狗咬人，原告赫留金，被告是狗和狗的主人，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经过是6-27自然段。
师：还有不同看法吗？背景时间谁找到了？
生：时间应该是19世纪。
师：为什么这么说？
生：注释上契诃夫的生平时间主要在19世纪，因此他的作品我猜也应该反映这一时期。
师：出示答案。这位同学非常细心，而且学习习惯非常好，大家也要多关注注释给你的信息。背景在文中哪些段落体现出来的？你给大家读一下
生：“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门口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师：这就是小说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十九世纪沙皇专制的统治时期，小说的案件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下面我们就一起分析审案的经过，课文的6-27自然段。大家想不想听十九世纪奥楚蔑洛夫审案的原声再现？
学生齐声：想。
师：分角色朗读6-27段。（五个角色，不用旁白）
师：用掌声评价同学们的朗读。小组合作填表。
要求：用原文回答，找准关键的词句，不能大段的读课文。
师：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谁？
生：奥楚蔑洛夫
师：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他处理案件的态度，你认为哪个字最好？
生：变
师：他“变”的依据是什么？
生：狗的主人是谁？
师：那么他是怎么“变”的？一共“变”了几次？
变色龙契诃夫范文3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评论早于对其的翻译。第一位介绍契诃夫戏剧的是宋春舫①。1916年，他在论文《世界新剧谭》中提到欠壳夫（契诃夫）②；1918年10月，又在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③上的《近世名戏百种》中推荐契诃夫的四部戏剧，即《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并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对它们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四十年代，评论家们着重评点的契诃夫戏剧作品是《樱桃园》和《三姊妹》。1937年，芳论在《樱桃园》译后记中谈道：“总之，抓住旧生活的悲哀的落日之余辉与新时代微熹的曙光的交错，美丽地型化了它的诗意和内在意义，在这儿就有着《樱桃园》动人的地方和价值。”此文看到并指出了契诃夫剧作的重要特征：抒情氛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总的看来，“五四”以后，直至1949年，契诃夫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倾向及其接受视野没有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后，契诃夫研究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着，观点也基本一致，如契诃夫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有一定的揭露性等。直至80年代，契诃夫研究才打破原来固有的框框与思维，逐步走向立体化与系统化。1987年，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问世，它由徐祖武、冉国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25篇，这本书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契诃夫研究的学术水平。朱逸森④、李辰民⑤、童道明⑥是我国在契诃夫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专家，他们对契诃夫戏剧都有着精深的领悟与研究。综上，尽管我国对契诃夫小说的译介早于对其戏剧的译介，但是戏剧的译介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潮流。这是因为契诃夫的剧本进入中国的时代已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成熟、开始反思的时代，我国的话剧事业也正方兴未艾，因此，他的戏剧一被介绍过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契诃夫经验：契诃夫戏剧在话剧舞台上的呈现
自契诃夫戏剧首次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迄今已有83年。1930年5月11日，中国第一次上演了契诃夫戏剧。演出剧目是《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演出单位是上海辛酉剧社，由朱穰丞导演、袁牧之主演。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那里的文艺力量。在延安，他们演出过契诃夫的《求婚》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俄苏戏剧。曹禺、夏衍作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都在艺术手法上曾经借鉴过契诃夫。尽管夏衍认为，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与受到影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更多地是从狄更斯和高尔基那里受到启迪，但有意思的是，仍有不止一位评论家提到《上海屋檐下》中的契诃夫痕迹。通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契诃夫对中国戏剧的最大影响在于他的“非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曾掀起中国戏剧理论和表现形式的革新之潮，它几乎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话剧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自契诃夫祖国的苏联戏剧工作者被邀请参与到“契诃夫戏剧中国化”的工作中来。在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内，苏联专家陆续应邀前来中国，为我国的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举办“导训班”、“表训班”。1954年，列斯里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戏剧专家来到北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导演干部训练班，简称“导训班”。紧接着，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在中央戏剧学院创建了表演干部训练班。1954年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排演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聘请苏联戏剧专家列斯里担任艺术指导。王蒙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列斯里指导了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万尼亚舅舅》，我找来了焦菊隐译自英语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海鸥》《三姊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它们使我迷狂。日常的生活，风景，烦闷，失望与不断破碎着的幻梦，怎么让契诃夫看似毫不费力地一鼓捣，就成了那样动人的戏剧。那是充溢着人生的况味，人的气息，大自然的形体与生命的无限苦恼的戏，那些戏里的对白，更是诗一样的散文，这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寻觅。我背诵着这些戏剧里的台词，万尼亚说的‘大雨过去了……’，索尼亚说的‘我们会有休息的……’《樱桃园》的结尾处作者对于效果的说明，天外传来的奇特的声音，斧子落到樱桃树上，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些人就这样毁灭了，然而塔妮娅梦想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人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读来如得天启，如醍醐灌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扬……我感到的是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和一种恐惧。”1956年1月6日，在人艺院长曹禺邀请下，库里涅夫①开始到人艺教学。而在1952年，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之初，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样的剧院”。英若诚在自传《水流云在》中写道：“当时所有的演员都非常想更多地了解在苏联流行的斯坦尼的表演方法。库里涅夫有一整套根据斯坦尼理论而编的表演教程，要花六个月才能学完。而他在我们剧院一待就是三四年，必须承认北京人艺最优秀的老艺术家都是库里涅夫教出来的。”郑榕也曾回忆：“得知库里涅夫要到人艺授课排戏，我觉得很光荣，想都想不到。”［2］他记得，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经常抱着笔记本认真听课。就这样，这些戏剧领域的苏联专家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话剧表演艺术家和导演。50年代的前、中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高等艺术院校和艺术院团集中认识并接受契诃夫戏剧的首轮高峰期。剖析其原因，除我国当时正处于中苏友好“蜜月期”、全民学习并接受苏俄文化这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个具体因素不容忽视，即1954年是契诃夫逝世50周年———他是该年度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隆重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世界多地的纪念活动都比较盛大。北京那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茅盾既写了纪念文章也作了专题报告，巴金则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活动，回国之后还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赴苏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琐记》。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国话剧接受
契诃夫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逐渐弱化，因为它不符合当时强调主题、强调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文艺方针，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成为80年代中国现代派话剧一度兴起的必要储蓄之一。进入90年代后，契诃夫的经典名剧再次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1991年1月5日，时隔35年人艺终于迎来第二位苏联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和苏联剧协外委会的达吉亚娜来华先行考察，和人艺敲定《海鸥》的日程安排及导演事宜①。就在首演前一个月，8月2日，叶甫列莫夫再次来到人艺，坐镇《海鸥》的排练。就这样，契诃夫的五大名剧之一最终呈现在了20世纪末中国的话剧舞台上。跨入21世纪以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已经从忠实于原作的“演出”进入发挥，即“演绎”的境界。尤其是近十年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魅力有增无减。与20世纪相比，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契诃夫戏剧不止停留于“剧本再被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这一简单的经典翻版的层次，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将契诃夫戏剧摆进了戏剧类专业院校的常规化教学中、摆在了中俄戏剧学术交流、多元化戏剧学术对话、国际戏剧实践交汇的重要平台上。
2004年是契诃夫逝世100周年。我国的话剧界对这位戏剧大师的纪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9月，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戏剧季”。戏剧季里，共上演了契诃夫的五个剧目、穿插了两次研讨会和一次童道明先生的专题讲座。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使中国观众第一次不出国门就看到了纯粹俄罗斯版的契诃夫戏剧；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上演的《樱桃园》颠覆了契诃夫戏剧爱好者们传统的审美接受习惯，刷新了中国观众对契诃夫经典名剧的认识维度；以色列卡美尔剧院上演的《安魂曲》和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上演的《契诃夫短篇》（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改编）表演风格也是反传统的。在中国北京，中外话剧表演艺术家们如此密集地从各自角度演绎同一位剧作家不同的剧作，这应该算开启了我国话剧界的一个“第一”。
契诃夫逝世百周年纪念活动似乎意犹未尽，2004年的余韵延伸到了2006年。2006年11月10—20日，俄罗斯著名戏剧导演瓦伦金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3级1班导演了毕业汇报演出剧目《伊凡诺夫》。瓦伦金中国版的《伊凡诺夫》大胆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舞台上充满了中国民族特色，但是这一尝试不算成功，没有收获预想的效果。不过，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契诃夫的戏剧是开放式的、是面向未来的、是能够接纳八面来风的，每一代人都可以阐释出“我的契诃夫”，这就正如巴赫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的话：“在长远时间里，任何东西都不会失去其踪迹，一切面向新生活而复苏。在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人类所感受过的一切会进行总结，并以新的涵义进行充实。”［3］2011年，为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首都的话剧舞台上再次出现契诃夫的经典名剧。5月5—14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2006级2班上演了《三姊妹》。学生们的表演虽显稚嫩，但感动和震撼我们的仍是契诃夫对人类生活的困苦与未来生活的幸福所作的深刻诠释与向往。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契诃夫的面容是在1921年，这一年《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上刊载了契诃夫的传记和照片。从此，这位戴着夹鼻眼镜的俄国作家的形象深深地嵌入了中国读者的心。90年后，契诃夫的形象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2011年的1月30日“契诃夫与我们”———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北京蓬蒿剧场首演了童道明先生创作的话剧《我是海鸥》———契诃夫的形象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当然它仍在延续契诃夫的经典名剧《海鸥》中对爱情和艺术的思考。2012年9月，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次把契诃夫的处女作《普拉东诺夫》———这部40年来一直在欧美国家上演不衰的话剧推上了中国舞台，从而揭开了该年度“首届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的序幕。在这个序幕拉开之时，契诃夫就在中国赢得了新的年轻的知音。
结论
作为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经典作家之一，契诃夫被中国读者认识和接受已逾百年，而他的戏剧作品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也已近百年。契诃夫的剧作以其大胆的创新成为20世纪戏剧的先驱。尽管当今中国的现代派话剧更多地是借鉴西方，但西方现代派戏剧也在契诃夫那里汲取过不少的养分。契诃夫戏剧一直是我国文学翻译界、文学评论界、戏剧界（表演实践和理论研究）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变色龙契诃夫范文4
论文关键词：契诃夫；马克思主义文学；现实主义；典型
一、契诃夫生平简介
契诃夫，生于小商人家庭，是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作品大多数取材于中等阶层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抨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创作中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在他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中，七百余部短篇小说，还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和剧本，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凡卡》、《苦恼》、《小公务员之死》等，在戏剧方面有《三姊妹》、《樱桃园》、《万尼亚舅舅》等。在这些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通过滑稽荒唐来拼击现实，表现出冷峻深刻的社会主题，这是契诃夫区别于同时代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特征。
二、《苦恼》故事内容
《苦恼》是契诃夫早期短篇小说的力作。它的副标题是“我拿我的苦恼向谁去诉说？”小说描写一个老马夫姚纳·波达波夫的儿子刚刚去世，他想向人们倾诉自己心中的痛若。在拉客人的过程中，他一直尝试向乘客倾诉自己的痛苦，而他的乘客，不论是那个军人还是那三位年轻人，无视他的诉说，只催促他赶快赶路，他们的语言粗鲁，对于姚纳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苦恼毫不关心。没想到偌大的一个彼得堡竟找不到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人，最后他只能对着他的小母马诉说。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解读《苦恼》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认为文学艺术在受到经济基础和其他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也对它们发生积极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特别重视文学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作用，认为文学可以告诉我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状况，它的组织制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
同时，他们也关注文学的美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向读者揭示真理，提供丰富的社会知识，因此具有一种全面的认识价值。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中，现实主义处于中心的位置，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规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身处现实革命的运动中，他们更加关注当时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希望进步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唤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比较起其他流派的文学创作，现实主义具有更加直观的真实性和认识教育功能（童庆炳，2004）。因此，在评价现实主义创作时，真实性成为首要标准。正如上面所述，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既要真实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也应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向。所以，这样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深入描写人的内心及其灵魂本质，同时还要充分揭示形成种种性格的社会环境，尽可能透视人物历史运行的前景。
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虽然已经废除了农奴制度，但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把一种新的形式的剥削加在广大人民身上。资本家继续压榨着他们，劳苦大众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恼》写于1886年，这个时候正是沙皇俄国黑暗时期，沙俄的残酷统治使许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愿意正视社会现实。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社会底层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作为俄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车夫，姚纳的儿子刚刚去世，生活贫困，孤苦无助，他的不幸是显而易见的。他心中满是悲痛，压得他喘过气了。他只是渴望能有一个人能倾听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如此小的愿望，竟如登天般困难。周围的人都对此漠不关心，无奈最后他只能将自己的苦恼说给一匹马听。相比之下，这匹马反而能给他更多的慰藉。由此可见，姚纳不仅物质上贫乏，生活艰苦，精神上更是没有依托，也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同情。
契诃夫，这位伟大的批评现实主义作家，借此提示出社会下层小人物悲惨无援的处境和苦恼孤寂的心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与人关系的自私、冷漠，可见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它不仅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同时批判了处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契诃夫所处的时代灰暗，社会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还有谁愿意倾听姚纳的倾诉呢？不论是军人还是那三位年轻人，对姚纳既冷漠又粗暴。也许是社会中这样的痛苦太多了，也许是人们已经麻木了，没有人愿意对姚纳表现出一点温情。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中，典型创造是一个重要问题。恩格斯十分准确地总结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创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典型中，现实的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才能得到艺术上的解决，从而使艺术区别于把本质和一般从现象和个别中抽象出来的各种科学。同时，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必然使艺术回到社会历史过程，从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就艺术标准而言，恩格斯认定的"充分的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特里·伊格尔顿，1999）。所以，在文学的现实主义评价上，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环境描写的典型性同等重要。
《苦恼》中契诃夫所描写的小人物姚纳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通过他的痛苦，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呈现怎样的一种病态和这种社会环境下的病态人物。契诃夫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写的小说喜爱揭示社会的病态，从而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苦恼》对社会病态的揭示很有特色。从精神病理学上看，"反复地向人说她(他)悲惨的故事"确是神经症的一种表现，是创伤性的偏执所致，姚纳多少有这样病症。但是这位大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艺术地向人们揭示：病了的社会（不但物质贫乏而且精神冷漠残酷）才是姚纳真正的病因所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喜怒哀乐是人的天性。当一个人陷入痛苦时，需要别人的倾听是近乎本能的行为，而接受别人的倾听，是人的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表现。而在姚纳所处的病态社会中竟没人能聆听他的倾诉，反衬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的冷漠隔绝。
变色龙契诃夫范文5
一.处处留心，善于观察——养成观察积累的生活习惯
有不少同学写作时总是无事可写，无话可说。是啊，没有处处留心、善于观察的生活习惯，就不会有真切的感受，就不会写出真挚感情。
一次，俄国作家节列肖夫和契诃夫谈话，讲到了写作中的题材选取问题。节列肖夫说：“题材太难找了！”契诃夫却不以为然，说：“题材并不难找，到处都有。”节列肖夫请他讲得具体些，契诃夫就指着一堵墙说：“您看这墙，静静的一动也不动，似乎一点有趣的地方都没有。但当您凝神看它，就会觉得它的剥蚀、它的颜色、它的高度、它的厚度，每一块砖的颜色、每一块砖和砖缝都可能产生出一个故事。关键是您要找到前人没有注意过的东西，好小说是可以因此写出来的。”分手时，契诃夫建议节列肖夫去远方旅行一下，并说：“您最好睡在农民的草房里，让臭虫狠狠地咬您，您将会感谢它们的。”契诃夫的故事告诉我们，写作要养成观察体验的习惯，善于利用敏锐的眼光发现特殊。
二.思想带电，善于挖掘——养成汲取挖掘的人生态度
还有一些同学平时肯观察，也肯体验，但写作时还是觉得立意难，材料乏味。这说明，我们不仅要具有对事物执着的关注态度，还要具有一定社会人道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积极开朗的人生观去汲取挖掘人生中、社会上有价值的东西，把这些材料作为写作的题材，以突出主题。
1979年，当代作家徐怀中访问了某部女子总机班班长，和她谈了几天，对这个参战的总机班有了较细致的了解，想写篇小说，但总觉得心里没底。后来，他专门来到这个女子总机班所在的部队采访了十多天。开始接近她们时，她们比较拘束，总是谈些英雄的简单材料，后来熟悉了，女电话兵们才把自己生活的许多琐事告诉他，虽然细小但很有意味。徐怀中很快写出了《西线轶事》的前两节，并念给总机班的同志们听，她们听了直笑，原想这些小事是上不了小说的。正是这些极富生活气息的材料，表现了女战士那种不惯于表现的内心美和雅气自然地外形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最终《西线轶事》获得了军内外读者的热烈赞扬。事后，徐怀中谈到采访体会时说：“作者的思想探求和现实生活如同两块带点的云层，一经接触，必定会发出雷鸣电闪。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带电，不冲动，就死火山，恐怕很难写出东西来，也不要企图侥幸打动别人。”思想“带电”，就是用我们饱满的主观热情，去汲取挖掘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材料，使之化为文章的血肉。
三.发挥联想，善于想象——养成联想想象的写作思维
变色龙契诃夫范文6
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莫里哀喜剧《悭吝人》。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果戈理小说《死魂灵》。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竞选州长》、《田纳西的新闻界》、《一个真实的故事》 、《法国人大决斗》。左拉《陪衬人》。契诃夫的《变色龙》、《套中人》、《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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