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学范文1
关键词：汉初 易学 田何易学
汉初田何传《易》系统中田何本人有五位直传弟子：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项生。田何一系着力于对《易传》的传承，只是各自著作《易传》，思想性著作甚少，而各自所著《易传》今天也多已经亡佚，因而在此只能对其各自生平进行考证。
田何，生卒年月不详，字子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作子庄，《汉书·儒林传》中作子装，《高士传》中作庄汉），西汉初期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人，迁徙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因为在齐地为田姓而迁徙到杜陵，因此号“杜田生”。孔子易学经六世之后传至田何，而田何亦成为西汉《易》的创始人。其后西汉易学传承，多本自田何，田何东武人王同、雒阳周王孙、丁宽、齐人服生，诸人都著有《易传》数篇。汉惠帝亦曾亲自临幸其草庐受业。《史记·儒林列传》：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 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又《史记·儒林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和）〔何〕传之。《汉书·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著有《田氏易传》，今已亡佚。
王同，西汉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市）人，字子中（《颜师古汉书注》：子中，王同字也。中读曰仲，《史记》作子仲），生卒年月不详。西汉《易》学创始人田何的弟子。著有《易传》数篇，并将其所学传授与弟子淄川人杨何、广川人孟但、鲁人周霸、齐人即墨城和临淄人主父偃。《史记·儒林列传》：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汉书·儒林传》：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王同是汉代易学传授系统中的重要人物，著有《王氏易传》二篇，今已亡佚。
周王孙，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以字行，生卒年月不详。汉初受《易》于易学大师田何，《汉书 儒林传》：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以其学传于卫人蔡公，《汉书艺文志》：《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著有《周氏易传》二篇，今已经亡佚，《汉书艺文志》：《易传周氏》二篇。精通《周易》古义，田何的另一位学生丁宽读《易》非常精敏，曾至洛阳向周王孙学习“古义”，号为《周氏传》。
丁宽，西汉梁（今河南商丘）人，字子襄，生卒年不详。景帝时曾为梁孝王将军以拒吴、楚七国之乱，史称“丁将军”。青年时期曾作为梁人项生的从者，项生跟随田何学习《易》，丁宽也跟随项生一起听讲，但是项生学习《易》才能不及丁宽，丁宽读《易》比项生更为“精敏”，才气高过项生，于是正式投入田何门下。学成后田何令其归去。丁宽东归后，田何对门人说：“《易》以东矣。”东归经过洛阳，又向田何的另一名弟子周王孙学习《周易》古义。好学不厌，见善如不及。后来以其所学教授同郡人田王孙，田王孙又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丁宽是汉代易学传授系统中的重要人物，是西汉初期《易》学界极为重要的人物，汉代儒家称之为“《易》祖师”，丁宽不仅得到西汉《易》学创始人田何的真传，而且造就各成一家之说的施、孟、梁丘学派，足见其影响之大。
丁宽作《易说》三万言，以“训故举大谊”为特色，学者视为《小章句》，《汉书·艺文志》列《丁氏》八篇，《隋书·经籍志》不著录，大概已经亡佚很久。
服生，西汉齐（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人，生卒年不详，学者称服生，又号服光（“先”或者作“光”），陆德明先生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引用刘向《别录》中记载：“齐人，号服先。”《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中引用刘向《别录》中的内容：“服氏，齐人，号服光。”“光”字可能为“先”字的误写。杨树达《汉书管窥》：吴承仕云：服光，《释文序录》作服先，是也。先者，先生之省称，其名字今已无考。汉初《易》学创始人田何弟子，与王同、周王孙、丁宽等同门。《汉书·儒林传》：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汉书艺文志》有《服氏》二篇，今已亡佚。
项生，西汉梁（今河南商丘）人，名字不详，生卒年不详。在田何门下学习《易》学。当时丁宽为项生的侍从，后来因为学习《易》更为精敏，成就超过项生，于是拜入田何门下学习易学，其余无过多记载。《汉书·儒林传·丁宽传》：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著述亦无记载。
西汉初期，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数儒家经典受到破坏，虽然《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保存了下来，但是由于历经战乱，毕竟还是有所影响，此时当务之急不是对《易》学思想进行发展，而是要将从孔子那里传承下来的《易传》保存并流传下去。因此田何一系为后来易学的发展保留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为后世《易》学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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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8年
汉代易学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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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易学范文3
关键词：辑佚；藏书；互动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84-03
辑佚是从存世典籍中缀辑亡佚古书的文献整理活动。辑佚需要占有、查阅大量的典籍资料，丰富的藏书是辑佚发展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之一。
一、藏书：清代辑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献辑佚发展的鼎盛时期，参与辑佚的学者人数众多，成果丰富，清代官私藏书的兴盛是辑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清代从事辑佚的学者有很多是著名的藏书家，①如。
陈■“喜聚书，得善本互相抄藏，更有吴门黄丕烈为之助，以故海昌藏书家推吴氏、陈氏。”藏书处为向山阁，藏书十万卷。辑有《论语郑注》、《论语古训》、《孟子注》、《孝经郑氏注》、《尔雅旧注》、《六艺论》、《古小学书钩沉》、《中论逸文》。
洪颐煊“以其余俸购书三万卷及金石图画之富，悉于山馆贮之，终日起处其中，著书送老，不问人世。”编有《倦舫书目》，著录图书二千八百三十六种。辑有《经典集林》。
陈寿祺“家有小■馆藏书甚富，经训部帙，搜罗尤备。”“生平不饮不弈，樗蒲不入坐，惟手不释卷，所聚有八万卷。”有《小■馆书目》。辑有《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三家诗遗说考》、《五经异义疏证》。
汪文台“以课徒自给，膏火所入，悉以购书，至晚年聚书数万卷。闻有异书，必假而读之，博闻强记，深通经史百家。”辑有《七家后汉书》。
姚振宗的藏书处为师石山房，编有《师石山房书目》，著录图书三千二百七十九种，六万余卷。辑有《埤仓辑本考异》、《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崔■政论》。②
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藏书家。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编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马国翰的辑佚书主要是在个人藏书基础上完成的，他搜集藏书也主要是围绕着辑佚而展开。马国翰注重收藏类书、古注等辑佚常用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李善《文选注》、《经典释文》、《开元占经》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都有著录。③
藏书对辑佚的制约还体现在藏书的数量和版本影响辑佚的质量。
王谟云：
惟此书最为难得，兹所借钞，亦系旧本活字本板，错简脱页，阙文讹字，不可胜数。苦无善本校对，不敢以意补缀，沿谬承讹，在所不免，甚有因而割弃不录者。用是质诸大家，有能出所藏善本相为校正者，功德正非浅鲜。④
王谟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者，辑有《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等。他辑《汉唐地理书钞》所依据的《太平御览》版本不善，有“脱页”、“阙文”等问题，导致辑本产生了讹、脱、倒等错误。
当七国称王，独杜宇称帝于蜀，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池泽，汶山为畜牧，中南为园苑。时荆地有一死者名鳖冷，其尸亡至汶山，却更生，见望帝，以为蜀相。时巫山蜀地，壅江洪水，望帝使鳖冷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国鳖冷，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故蜀人闻名曰：我望帝也。（《汉唐地理书钞·十三州志》）
当七国称王，独杜宇称帝于蜀，以褒科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嵋为池泽，汶山为畜牧，中南为园苑。时有荆人，是后荆地，有一死者名鳖冷，其尸亡至汶山，却更生，见望帝，帝以为蜀相。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鳖冷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国禅鳖冷，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故蜀人闻鸣曰：我望帝也。（宋本《太平御览》卷166《州郡部十二·剑南道·益州》）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中“时有荆人，是后荆地”句，辑本作“时荆地”，脱五字；“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辑本倒作“时巫山蜀地，壅江洪水”；“故蜀人闻鸣曰”句，“鸣”辑本讹为“名”。
赵在翰云：
况复居僻岐海，罕接鸿儒，地少藏书，莫购真本，钞撮则管蔽一斑，校雠则字昧三写，狭见寡陋，匪同博远，甄录甫竟，慨然长怀。夫唯大雅，董而正之。①
赵在翰辑有《七纬》，是清代较有影响的纬书辑本。他感慨自己居于偏远之地，藏书不多，版本不善，导致辑本存在很多问题。
阮元《七纬·叙》云：
赵君又谓闽无《开元占经》，乞余录其古纬补入此书，余属诂经精舍高足生乌程张■采录《开元占经》及新得日本隋《五行大义》中所引诸纬以寄赵君，并示太史，太史见之，当亦有以乐乎此也。②
赵在翰在福建无法查找到辑佚常用书《开元占经》，不得不求助于阮元。在阮元的帮助下，赵在翰才避免了漏辑《开元占经》中的纬书。
二、辑佚：清代藏书发展的推动力和来源
清代辑佚学者搜寻辑佚用书，成为清代藏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马国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致李廷■手札云：
前所求雅雨堂十种，弟唯有手抄《周易集解》及颜师古《匡谬正俗》二种，辑汉唐人易注实资之。现欲辑韩诗，其注《淮南》、《吕览》已采出佚义，其注《战国策》，唯雅雨堂本有之，亟思一见。③
“雅雨堂”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卢见曾的藏书处。卢见曾辑刻的《雅雨堂丛书》收录当时罕见之本，精校精刻，享誉学林。马国翰欲辑韩诗，非常希望能得到《雅雨堂丛书》中的汉高诱注本《战国策》。今检《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其中收录的《雅雨堂丛书》本有。
（卷二）《新本郑氏周易》三卷；（卷二）《周易释文》一卷；（卷二）《周易集解》十七卷；（卷三）《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卷四）《大戴礼记》十三卷；（卷五）《匡谬正俗》八卷；（卷八）《战国策》三十三卷；（卷八）《唐摭言》十五卷；（卷八）《文昌杂录》六卷；（卷十三）《封氏闻见记》十卷；（卷十四）《北梦琐言》二十卷；（卷十八）《郑司农集》一卷。
共计12种，其中就有马国翰亟须的《战国策》。可见辑佚所需是马国翰收集藏书的重要动力。
辑佚的准备工作，除了搜寻辑佚用书，还需参考已有辑佚成果。辑佚学者收集的佚书辑本，也成为其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佚书辑本250余种，④这些佚书辑本不仅为马国翰的辑佚提供参考和借鉴，也成为其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对辑本多有评析，如指出《论语古训》、《尔雅汉注》、《古经解钩沉》、《字林考逸》内容详备；认为《古微书》、《诸经纬遗》、《汉末英雄记》、《古史考》存在疏漏、舛误等不足之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一部分是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如：《周易子夏传》、《周易蜀才注》参考张澍的辑本；《周易荀氏注》参考张惠言《荀氏九家》；《论语郑氏注》、《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参考陈■《论语古训》。
黄■受吴派学风的熏陶，学术活动以搜辑古佚书为主，所辑《黄氏逸书考》包括《汉学堂经解》112种、《通纬》72种、《子史钩沉》84种、《通德堂经解》17种。据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考证，黄■辑《黄氏逸书考》参考了王应麟、孙堂、王谟、蔡云、任大椿、孙星衍、孙冯翼、孙同元、茆泮林、马国翰、章宗源、汪文台、孔广林等多家辑本。黄■在《尔雅古义·总序》中列有26种知见书，都是清代《尔雅》研究的重要著述，可见黄■在辑佚前对已有佚书辑本的收集较为充分。
王仁俊云：
按诸经汉儒旧注，有曾见辑本者，有即见本经注者，有旁见某经注者，有散见群书者，其大端不外乎王谟之《汉魏汉晋遗书钞》、余萧客之《古经解钩沉》、马国翰之《玉函山房》以及孙星衍之《周易集解》、孙堂之《二十一家易注》、阮元之《诗书古训》、陈■之《论语古训》、臧庸、叶蕙心诸家之《尔雅古注》，亦既详矣备矣。至辑述古义更为之疏证者，则有张惠言之《易虞莪》、惠栋之《易汉学》、陈乔枞之《今文尚书》、《欧阳小大夏侯说》、《三家诗遗说》之类，亦云众矣。仁俊不揣固陋，于诸家所辑外，更得汉注四十种。①
王仁俊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小学钩沉补》等佚书多种。他对王谟、余萧客、马国翰、孙堂、陈■、陈乔枞等家的辑佚工作非常熟悉，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辑本的补遗。②
经过清代学者的努力，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辑佚文献，这些佚书辑本的刻本或钞本成为清代藏书的来源之一。
清代著名辑佚丛书的主要刻本有：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间武英殿木活字排印本、乾隆间浙江重刻本、同治十年江西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
王谟辑《汉魏遗书钞》，嘉庆三年金溪王氏刻本；《汉唐地理书钞》，嘉庆间金溪王氏刻本。
孙堂辑《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清嘉庆四年平湖孙氏映雪草堂刻本。
赵在翰辑《七纬》，嘉庆十四年侯官赵氏小积石山房刻本。
张澍辑《二酉堂丛书》，道光元年武威张氏二酉堂刻本。
茆泮林辑《十种古逸书》，道光十四年梅瑞轩刻本。
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道光咸丰间历城马氏刻、同治十年济南皇华书局补刻本；光绪九年长沙■馆刻本；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刻本；光绪十年章邱李氏据马氏刻板重印本；光绪十五年绣江李氏重刻校本。
黄■辑《汉学堂丛书》，道光间甘泉黄氏刻光绪间印本。
袁钧辑《郑氏佚书》，光绪十年四明观稼楼刻本、光绪十四年浙江书局刻本。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广雅书局刻本、光绪二十年黄冈王敏藻刻本。
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佚书辑本有40种为武英殿聚珍版本、22种为二酉堂本、14种为平津馆本、16种为问经堂本。
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孙星衍辑，平津馆刊《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汉礼器制度》。
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著录赵在翰辑，小积石山房刊本《七纬》。
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著录严可均辑，光绪二十年黄冈王氏广州刊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著录章宗源辑，平津馆本《谯周古史考》；秦嘉谟辑补，琳琅仙馆本《世本》；孙同元辑，平津馆本《六韬逸文》；马国翰辑，济南皇华馆本《玉函山房辑诗》二十九家、《玉函山房辑乐》十五家、《玉函山房辑春秋》四十五家、《玉函山房辑尚书》十五家；玉函山房本《月令章句》、《问答》；王复辑、武亿校，《艺海珠尘》本《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孙堂辑，映雪草堂本《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孙星衍辑，平津馆本《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汉礼器制度》、《尸子集本》；余萧客撰，京江鲁氏补刊本《古经解钩沉》；四库馆臣辑，聚珍本《易纬乾凿度》、《易纬乾坤凿度》、《易纬稽览图》、《易纬辨终备》、《易纬乾元序志记》、《易纬坤灵图》、《易纬是类谋》、《易纬通卦验》。
综上所述，清代辑佚与藏书互相影响和促进，形成互动。清代从事辑佚的学者有很多是著名的藏书家，清代官私藏书的兴盛是清代辑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藏书的数量和版本影响辑佚的质量。清代学者为辑佚收集典籍资料，成为清代藏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佚书辑本的刻本或钞本也成为清代藏书的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1][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2][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3.
汉代易学范文4
关键词：汉字；繁复；简易；中国
一、概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其它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早已在历史风尘中湮灭。只有汉字经过浩浩荡荡的五千年的流变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其他文字无可比拟。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文字演变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韵，在当今世界语林独树一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也论述得比较全面,但是对汉字的特点即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的认识，学者们却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汉字是繁复性与简易性的结合体，有的人则将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汉字的特点是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从本体和使用两个层面分析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以期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更科学、理性地总结汉字改革与发展的规律，使汉字沿着与汉语的契合日趋完美的道路继续前进，使汉字在传承中华民族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汉字的繁复
从汉字的本体层面看，汉字具有繁复的一面，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汉字数量庞大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是通过字母表示语音单位从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由于其表示的语音单位有音素和音节之分，所以表音文字又下分为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两种类型。音素文字，就是用字母（如英语、法语等使用拉丁字母，俄语等使用斯拉夫字母）表示音素从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音节文字，则是用字母（如日语使用的假名）表示音节从而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表意文字是指字符本身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有一定联系而与所记录语言单位的读音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写符号系统，因为其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所以又叫语素文字，代表文字为汉字。
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表意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一种语言的音素数目是有限的，不过几十个，因此音素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也是有限的，如：英文字母有26个，德文字母有27个，斯拉夫字母有43个。汉字不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而是用大量的表意符号来记录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因此语素文字的字数也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数量的确惊人。《说文解字》（100年）收字10516个（包括重文1163个），《康熙字典》（1716年）收字47035个，《中华大字典》（1915年）收字48000个，《汉语大字典》（1990年）收字54678个[1]，《中华字海》（1994年）收字85000个。即使是常用汉字，数量也并不少，《印刷通用汉字字表》收字6196个，《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字6763个，《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2]。
2、汉字笔画多、结构复杂
汉字笔画多，据统计，《辞海》的14872个汉字单字中，除了建国后简化了的2264个繁体字和废止了的1055个异体字，11画以上的字有6680个，占58%，其中15画以上的字有2540个，占22%[3]。
汉字结构复杂。汉字的结构单位有笔画和部件，在组合成字时笔画和部件不是按照统一的方向排列组合的，而是上下左右全方位展开，多向行进，具有平面型特点。汉字的笔画和部件的组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笔画组合有相离、相接、相交3种方式，部件组合有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包围结构、框架结构、品字结构、独体结构等17种方式。很多汉字往往综合采用了多种方式，结构就更复杂了。
3、音节与汉字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现代汉语普通话大约有400个音节，加上声调变化大约也只有1300个音节，而汉字数以万计，这就使得一个音节在不同场合要用不同的汉字来书写，即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如：“jiān”这个音节，写成汉字，有“尖、奸、坚、歼、间、肩、监、艰、煎”等形式。即使是同样的音节，相近的意义也要用不同的汉字来表达，比如：在表示主体的分支这一意思时，树木的分支用“杈”，河流的分支用“汊”，衣服旁边的开口用“衩”，山的分支用“岔”。
二是一个汉字对应多个音节。一个汉字对应多个音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音字。汉字体系中有大量的多音字，比如：常用字“和”有六种读音：hé（和平）、hè（唱和）、hú(和牌)、huó（和面）、huò（和药）、huo（搅和）。
总之，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大量存在，使汉字的学习更加繁难。
4、汉字一般不能表音
汉字按照造字方法的不同分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与字音没有什么联系。形声字虽然有表示读音的声符，但这种声符并不是专门表音，而且随着汉字字音字形的发展演变，现代形声字的声符绝大部分已经失去了表音作用，人们往往不能利用声符来推断字的读音。如：“抬、胎、邰”可读“台”音，但不能据此推断“迨、治、冶”也读“台”音。
据周有光先生统计，现代汉字声符的有效表音率是39%，有声调功能的声符不到20%[4]。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一般不能表音，只有借助汉语拼音这种工具来为它注音。人们常说汉字难读，这同汉字一般不能表音有直接关系。
5、汉字文化内涵丰富、信息量大
汉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说解，这种内涵就会外化出来，供人品味，让人遐想。如“安”字，从“女”在“宀”下。“宀”读为“绵”音，其形如四面有墙，而上有覆盖的屋舍。女子从容娴雅，故居于屋中，还含有自在而无虞之意，而古来室家之内，亦有女即安也，故其本义作“安静”解。从“安”字的结构，可以让人意会到屋舍内有女子，家便安。试看一家之中婆婆、媳妇、妯娌、女儿，如果都能各守其位，发挥女性娴淑、婉约、细致的特性，则家可治。由此看来“男主外，女治内”，颇有道理。而当今社会，女子不甘于扮演家庭妇女的角色纷纷走出家庭，对于整个家庭，尤其是年幼的子女影响巨大。子女从小缺少母亲的照护，家庭教育无从谈起，亲情也自然淡漠了。细细忖之，古人造此“安”字，其意深远。“安”所包含的这种文化意蕴着实让人回味、令人叹服。因为汉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单个汉字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其他文字要大。有研究者用“熵”来表示文字所容载的信息量。“熵”值的大小和文字所负载的信息量成正比。研究者经过科学的实验测得，汉字的熵值是9.65比特，英文字母是4.03比特，法文字母是3.98比特，德文字母是4.10比特，西班牙语是4.01比特，俄语是4.35比特，罗马尼亚语是4.12比特，汉字显然要高得多[5]。汉字的文化内涵丰富，承载的信息量大，说明就汉字本体而言，它比其它的文字更加繁复。
三、汉字的简易
就汉字的本体研究来看，它是繁复的，但从使用这一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汉字又有简易的一面，具体体现在：
1、汉字高频字集中，常用字数量少
尽管汉字的总体数量庞大，但是从汉字使用频率看，高频度的汉字很集中，常用字数量少。
70年代末，我国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统计出汉语里有3,000个“常用字”，其频度高达99%；次常用字也有3,000个，它们每个字的频度加起来也只占1%。[6]1988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仅3500个。据专家统计，这3500个汉字的使用覆盖率达99.7%。就是说，认识这3500个汉字，99.7%的报刊文章可以阅读。如果扩展到其后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字，则使用覆盖率可达99.99%，基本上就是100%了。
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虽然拼音文字如英语只有26个字母，要掌握这26个字母不难，但是仅仅掌握26个字母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英文单词往往需要几个字母的组合来表达，英文靠的是词的组合来传递信息，有资料统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人们要掌握的常用英语词汇量是两万，两万英语单词不易掌握。而汉语有自身的特点，汉语中一个汉字一般可以记录一个语素，一般情况下一个或两个语素可以组成一个词，因此，掌握了三千个常用汉字，就容易掌握数以万计的由汉字所构成的汉语的书面造句单位——词的书写形式。
汉字常用字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有利于缓解汉字学习的难度。
2、汉字记录文本篇幅短、阅读速度快
汉字的文化内涵丰富，单个汉字所能表达的信息量大，信息密度高，即汉字的“熵”值大，所以同样的内容用汉字来记录比用其他拼音文字来记录所用字符的总数会少，用来记录的文本篇幅会短。这也是联合国文件翻译成英、法、汉等文字时，汉语版总是最薄的原因。汉字结构复杂，抗错性强，便于扫射，有助于学习记认，便于快速阅读。从视读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横排汉字在阅读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优越的认知符号。日本有关部门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时，曾做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汉字的认知速度是日本假名的10倍，是罗马文字的20倍[7]。
3、汉字一音一义多，构词能力强
汉字是表意文字，大部分汉字是一字一音一义。汉字一表义就成了语素和词了。这样汉语以单音节词占多数。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单音节词占了一半以上，而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又绝大部分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以“人”字为构词语素就列举了47个双音节词。词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组成，可以收到“生词熟字”的学习效果，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据统计，以复合构词法为主的汉语，常用词条43，300多条，只用3730多个字构成。特别在适应社会需要创造新词方面，更显示出汉字强大的构词能力，我们只需用少数旧字即可衍生新词，而英语则要不断制造新词来适应。如“草根网民、会议大使、盗版党、车奴、倒扁”这些新词所使用的字在我们的《康熙字典》中全部都能找到，而“disco，microsoft，taxi，internet，robot”等英文单词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词典中是找不到的。
4、汉字电脑输入速度快，前景乐观
随着计算机软件的飞速发展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努力，汉字信息处理已走向智能化、规范化、高效化。汉字可以采用词组输入法后输入速度有了极大提高，目前汉字速录可高达每分钟512个字，已经超过了拼音文字的输入速度。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未来文字处理进入语音识别阶段，汉字的优势将会继续突显。因为电脑采用声控系统就会摒弃由字母编制的键盘，电脑将会通过对人的语言单位的分解和合成来完成语音识别，需要识别的语言单位越少，就越准确、高效。英语要识别的音节多达1万个以上，而汉字只有400多个音节，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认为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总之，是电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电脑改变了汉字，因此有人称汉字为电脑文字，认为它是最佳信息交换应用程序的语种。汉字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储存信息的第一文字。
四、小结
通过以上对汉字的繁复与简易的分析，我们必须明确汉字是繁复与简易的统一体，我们不能将汉字的繁复与简易割裂开来，认为汉字只有繁复或只有简易；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汉字的繁复或者一味地夸大汉字的简易。因为汉字的繁复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如承载的信息量大，使汉字易于区别，汉字的简易也有度的限制，如过分简易会使汉字失去丰富的文化意蕴，表意不明确，这也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为了让汉字更好的适应汉语的发展，汉字改革势在必行。综观汉字发展史，追求简易是汉字不可逆转的改革方向，我们要在遵循谨慎性、可识性、简洁性、理据性、系统性、继承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汉字的繁复与简易，即“表意丰富、有区分度”与“书写方便、经济实用”之间的最佳平衡点[8],使汉字既便于书写和记忆又便于识别和使用，既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汉字的改革之路还很长，但不管怎么样，汉字一直朝着更完善的目标在走，从刀凿石刻到五笔输入，从象形文字到现行规范汉字，汉字已经走了五千年。汉字吐纳了五千年的日月精华，以积极地姿态在适应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坚信具有形体美、风骨美、意境美的方块汉字会越来越完善，和汉语的契合会越来越完美，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中华民族方面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它、发扬它和捍卫它！
参考文献：
[1]郭龙生：《汉字简化的得与失》,《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2]廖才高:《汉字的过去与未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武惠恩、高凤英：《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
[4]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5]冯志伟：《汉字的信息量大不利于中文信息处理——再谈汉字的熵》,《语文建设》1994年第3期。
[6]罗来栋：《试论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与汉字教学科学化》,《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3期。
汉代易学范文5
关键词： 《周易》 流传 两汉
两汉是我国经学传承的重要时期。《易》、《书》、《诗》、《礼》、《乐》、《春秋》等一大批儒家典籍从一家之言腾跃成为“天下之经”，从民间私学跻身于庙堂至尊，被奉为经典。它们的流传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春秋时期，《周易》在社会上层的流传已经相当广泛。至秦代“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1]P3592，“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1]P3597。《周易》逃脱了被焚的厄运，并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它相对于其他被焚典籍在汉代能够代代相传而不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从《史记》、《汉书》梳理《周易》在两汉的传承情况
《史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关于《周易》的传承谱系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中并没有系统记载，直至《史记・儒林列传》才对孔子之后的易学传承情况做了简单介绍。《汉书》继而承其绪，对《史记》所载之后至西汉末期的《周易》大致的承传脉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儒林传》和《艺文志》中记载了《周易》流传主线。
《周易》在两汉的传授可以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体系。
（一）今文经的传承
关于西汉《周易》最早的传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2]P3127。
《汉书・儒林传》中有着相似的描述：
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1]P3597。
汉初，最先传《周易》的关键人物是田何。杨何于元光元年被征为太中大夫。武帝建元五年初立《五经》博士时，杨何是第一个《周易》博士。他的弟子有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自此之后，田何传《易》逐渐开枝散叶，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传承谱系。
《史记・太史公自序》曾云“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2]P3288。也就是说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
武帝时期尊崇儒学，立五经为官学，使《周易》的传授具有更为广阔的途径，《易》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通过学习《易》走上仕途、获得官位的士子们见于记载。
《史记・儒林列传》载有“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2]P3127。
《汉书・儒林传》说：“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1]P3597
这是说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凭借《易》成为当时的大官。这里“本于杨何”还是“本之田何”？《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不同。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猜测，笔者认为《史记》所记的是杨何这一支的传承谱系，从田何至杨何都是以每代单传形式进行记载的;《汉书》所记乃是从田何一支生发出的多支体系，又着重强调杨何这一支的传承。《史记》之所以如此记载，除了刘大钧先生所说的“《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3]P120和刘彬先生所说司马迁所记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杨何的传《易》谱系是他自己承习于的杨何传《易》流派这些理由外，也有可能是司马迁写《史记》时，丁宽这一支的《易》学并未发展壮大起来。同时，丁宽在吴楚七国之乱时曾作为梁孝王的宾客，这或许是丁宽一支易学在武帝一朝弥而不彰的原因之一。《史记》着重强调“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从而未载田何的另外两个学生周王孙与服生。直到班固写《汉书》时，整个易学在西汉的发展脉络才更清晰可观，而且丁宽一支易学的发展更壮大，所以，班固写《汉书》时才将《史记》的这句话向前推为“要言《易》者本于田何”。
武帝之后昭帝、宣帝一直到西汉末期，是今文经大力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周易》的传承主要有施、孟、梁丘和京房四大家。传习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呈现出多支杂糅交叉、学术进一步分化的特点。
根据《汉书・儒林列传》所说，丁宽最初从梁项生受《易》，后“才过项生，遂事何”[1]P3597。梁人丁宽曾做过梁孝王的宾客，吴楚之乱时“为梁孝王距吴楚，号丁将军”。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丁宽本人及其门人在武帝一朝并没有成为《易经》博士或以《易》至大官者，直到昭宣二帝时期，他的弟子才被尊为博士。
丁宽东归之后，传《易》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于是《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这三人是田何之后传承《周易》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们根据社会发展变化需要，凸显和引申了先秦《易》学中的象数观念，开创了汉代新的易学体系，至宣帝末时，《施》、《孟》、《梁丘易》皆已立于学官。
施雠字长卿，沛人，从田王孙受《易》。宣帝时，在梁丘贺的极力推荐下，“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1]P3598。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因诈言从其师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失去做博士的机会。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亦得宣帝亲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年老终官”[1]P3600。
三人中，施雠从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他应该是三人中受《易》最早、学《易》时间最长的人，而且是了解丁宽、田王孙一系易学内容最多者。史书记载，施雠授《易》给张禹、鲁伯和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张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鲁伯则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所以施家有张、彭之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刘昆在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此后传给他的儿子刘轶。
孟喜是一个“好自称誉”的人，他曾“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1]P3599。有蜀人赵宾尝说跟随孟喜学过《周易》，大概由于孟喜“好自称誉”，人们并不相信这一说法。除去赵宾之外，孟喜授《易》给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所以有翟、孟、白之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传《孟氏易》的有南阳育阳人洼丹、中山i阳鸿、广汉绵竹人任安。
梁丘贺曾经跟随太中大夫京房受《易》，而京房是杨何的弟子。后来京房出为齐郡太守后，改投丁宽的弟子田王孙学习，年老终官后，传子临。这里就出现了王同这一易学与丁宽这一支易学相交叉传承的现象。
《汉书》载“（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1]P3598。尽管梁丘临曾学习过施家《易》，但是他“专行京房法”，“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琅邪王吉“闻临说，善之”[1]P3601，就让他的儿子王骏从临受《易》。五鹿充宗君孟曾跟随梁丘贺学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梁丘易学产生时期正是西汉经学急剧分化之时，从梁丘临“专行京房法”来看，这时的京房《易》已经自成一体。与其师杨何所传的《周易》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体系，并且被同样自成体系的梁丘氏所承继。加之梁丘贺父子后来亦师从田王孙、施雌师徒受《易》，所以梁丘之易学可能是杂糅了京房易的易学。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锵锵杨子行。”教授数百人[4]P2551。
传又载“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4]P2554，这两处记载稍微不同，范升所传到底是孟氏易还是梁丘易，《经典释文》载“后汉范升，传《梁丘易》，以授京兆杨政”[5]P32。这一时期，传授梁丘之学的还有颍川鄢陵人张兴，后来他的儿子张继承了他的学业。
此外，进一步发挥“卦气”说并对今文《易》学产生更大影响的是焦延寿与京房。
梁人焦延寿以好学得幸于梁王，为郡吏。他曾从孟喜问《易》，而传《易》于京房。京房授《易》于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由是《易》有京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又说京房是杨何的弟子，而焦延寿从孟喜问《易》传于京房，学界一般将杨何的弟子京房称为前京房，而焦延寿的弟子则称为后京房。
京房的易说内容庞杂而自成体系，他大量吸收社会流行的天人之学与阴阳五行观念，建构了一个包括“纳甲”、“纳支”、“八宫”、“卦气”、“五行”等各种说解的复杂系统，把此前卦气说、阴阳灾变说推向极致，标志着西汉今文象数《易》学体系最终建立与完善。《京氏易》于元帝时立于学官，从西汉后期以至东汉，京房一派在今文诸派系中遂后来居上。
关于焦延寿所授《易》学到底是否属于孟氏学，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都进行了否认。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1]P3601。
之后传承《京氏易》的有汝南平舆人戴凭字次仲，他习《京氏易》。后征试博士，被拜为郎中。时南阳魏满牙、济阴成武人孙期亦习《京氏易》。
（二）古文经的传承
两汉古文《易》的流传相对今文经来说十分简单。
《汉书・艺文志》称汉初别有流行于民间“费、高二家之说”，其中费直所治“号古文《易》”。这应该是属于别行于田何一系之外的古文《易》派。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
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4]P2548。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治《易》为郎，至单父令。他长于卦筮，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传习费氏之学。对于费氏易的传承，《后汉书・儒林列传》有清晰的表述：“建武中……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4]P2554
费直治《易》大约是在王莽前后，在西汉末期“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1]P1723的学术背景下，随着今文经学的盛极而衰和古文经学的逐渐兴起，费氏易的出现是时势使然。尽管西汉末期刘歆等极力推崇古文经，而《费氏易》的真正兴起则在东汉中期之后。
与他同时治《易》的是沛人高相，他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也就是丁宽。高相授子高康及兰陵毋将永。
关于丁宽授古文《易》的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
（丁宽）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1]P3597。
丁宽本是梁孝王的宾客梁人，在梁孝王死后，他招延的四方豪杰各自归去，如枚乘就在梁孝王薨后返回老家淮阴，那么可以猜测大学者丁宽很有可能归教于家。他的学生不可能只有田王孙一人，田王孙只是因为成为博士而扬名的弟子之一。“《易》以东矣”正说明，高相可能是东归后的弟子。丁宽从田何处学成后又至洛阳，跟从他的同门师兄周王孙受古义，所以丁宽授徒时传授一些古义内容就能说通了。
这里的“古义”是否指古文《易》呢？《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明确指出费直所传乃古文易，而对高氏易是否属于古文并没有给予过多解释。学者刘大钧在《〈周易〉古义考》中认为：
汉初，易学的传承已有了“今义”与“古义”之分。此所言“今”、“古”，不同于今、古文经学中的“今”与“古”，非谓田何所传的今文易学与费直所传的古文易学。《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而《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田何的今文《易》中，既有传世的“今义”，又有我们要考索的“古义”。费直的古文《易》中，既有“长于卦筮”的“古义”，又有“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故古文《易》其文字虽古，但用这些古文字作解的却是《彖》、《象》、《系辞》等孔子及孔门弟子撰述阐发的《易》之“今义”。“古义”与西汉孟、京《易》中用以占筮的象数内容虽密不可分，但与兴盛于东汉的象数之学并不相同[6]P142。
因此，不能因为与费氏古文易并行于民间，也不能因为二者在今文经鼎盛之时都没有被立于学官，而断言高氏易也是古文经。
二、出土《周易》的发现
王国维提出：“吾辈生於今日，幸於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7]P2
学术史上，将出土文献的定点与传世文献的轮廓结合起来，对于文献新证的意义深远。《易》经亦然。
关于《周易》的出土文献主要有：上博简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文本、马王堆帛书《周易》文本和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文本。
上博简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时间属于战国晚期，不在本文的讨论两汉范围之内。
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文本是《周易》的实用化和民俗化产物，只有《周易》经文，在每卦的卦爻辞之后都有俗化的、可套用的卜筮之辞，学者认为它属于实用性筮书。《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和《数术略》两处分别记载了《周易》。这两处载入大概和先秦易书的传承相对应。一方面，《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被赋予史官和儒家的哲学化内涵，成为义理易学，并被奉为儒家经典载入《六艺略》。另一方面，经由先秦阴阳家、方术家演化的《周易》反映了《周易》在民间流传期间的发展情况，成为强调数术的卜筮书，被著录进《数术略》。阜阳简《周易》大概就是这一文本。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它的出土发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易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帛书《周易》经传与今本《周易》经传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帛书《易》经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方式成卦，共分八组，每组八卦。属另一系统的卦序”[8]P4。
邢文先生认为：“帛书《周易》经传主要的文献来源，应该是与今本《周易》经传内容非常接近的一个《周易》传本，这个本子可能与今本《周易》并传，也可能就是今本《周易》的祖本，但一定不是今本《周易》经传。帛书《周易》的另一来源，是作为地域学术的帛书易学的学术思想甚或某些已佚的文献。”[9]P225刘大钧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帛书《周易》极有可能是当时流传于楚地的一个《周易》经传版本，不可能是直接来自田何《易》之传本。
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三种文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10]P8。
但是这几种出土文本尤其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发现，明确了两汉时期除了田何系统之外另一不同传承体系的可能存在，掀起了易学研究的高潮。
三、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周易》源流的蠡测
《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孔子没后，《春秋》、《诗》、《易》等的传承情况：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1]P1701。
这说明在七十子那里，《易》学的传承已分为数家，不应该只有商瞿――田何这一系统，可能还存在别的系统。从文献记载来看，七十子中有传易事迹者有子夏、子贡、商瞿等人。《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载有子夏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的事迹。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猜想，马帛书《要》篇记载子赣（即子贡）在孔子晚年，与孔子讨论《易》之卜筮的问题。此外，学者发现马王堆帛书《周易》虽与今本《周易》十分接近，但帛书《周易》体现的传承系统是一个不同于《史记》记载的田何传承的易学一系，而是一个在楚地传承的文本系统。这进一步证明了人们的猜想：在两汉时期除商瞿――田何《周易》体系之外，还有别的流传体系存在。
进一步看《汉书・儒林传》的记载：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1]P3613。
《诗》有齐、鲁、韩三家，韩婴传《诗》众所周知，但是他所传《易》却鲜为人知。原因在于“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宣帝时他的后人韩生接受了他的传习，并有盖宽饶跟随他学习。《儒林传》没有把他这一支易学归属于田何一支，说明韩婴这一支易学非田何易学之系统。这里所说的韩婴所传易具体属于哪一家，原文中没有详说。
学者刘彬认为韩婴所传的《周易》当属子夏易学这一支。他多方考证尤其通过刘向、刘歆“《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兴，韩婴传”的记载猜测韩婴易学很可能属于子夏这一系。
子夏（公元前507―前420年），是孔子的学生之一，在四科十哲中以精于文学即文献著称。孔子死后，子夏传经，功劳很大。子夏传《易》，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记载的先秦到两汉的传承体系中均未提及，但在隋唐以后的典籍中有所记载。
《隋书・经籍志》云：
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11]P912。
同时《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子夏所作的《易传》“《周易》二卷”并注：“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11]P909。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子夏易传》三卷”，陆注：“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师。”[5]P37
但是为什么在《史记》、《汉书》中只有商瞿――田何这一支而没有别的支系的相关记录呢？
刘彬认为司马迁的易学是承其家学，即太史公司马谈的易学，而司马谈承于杨何，杨何承于王同，王同承于田何，因此司马迁所记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杨何的传《易》谱系，正是他承习的始于商瞿的一个传《易》流派。这同时是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既述当时数家《易》皆自田何的现状：“乃今上即位，言《易》自川田生。”又推崇杨何易学，强调“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的重要原因。商瞿《易》一系被载于《史记》、《汉书》，而其他人所传《易》不见载，正是推重家学的时代产物。因此，《史记》、《汉书》没有记载子夏传《易》，并不能证明子夏没有传《易》。
除了刘彬先生的上述观点和刘大钧先生所说“《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的原因以外，笔者认为《史记》、《汉书》之所以只记载了田何这一支，是因为本于田何的易学十分兴旺发达，而其他支易学之传承或者断流，或者至后来弥而不彰。并且其他易学传人没有以《周易》扬名或成为大官，其传人随时间销声匿迹，更不见于史书记载，所以《史记》、《汉书》都只记载了这一主线的传承情况。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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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大钧.《周易》古义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7]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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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邢文.帛书周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汉代易学范文6
[关键词]纬书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纬书是对秦汉以来“纬”、“候”、“图”、“谶”等的总称，是对秦汉以前及以后中国文化中原有的阴阳数术、占候、卜筮、起课、星宿、攘择、河图、洛书、谶言等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的综合。从纬书的本质概括来说，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西汉经学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形成的，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以神学之说及古代史料来附会儒家经义。纬书的兴起、发展、禁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重要书目的学习研究，总结出纬书的整个发展流变过程，也力图接近对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
一、从《汉书艺文志》追溯纬书的起源
汉代是谶纬之学的起源时代，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被统治者需要，导致以阴阳灾异解经的方法的流行，大量纬书被造作出来。到东汉时，谶纬之学已经相当兴盛。但是，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所处的谶纬流行的年代，其并没有对纬书书目的专门著录，令人十分疑惑。
追根溯源，东汉班固是简取《七略》而撰成《汉书艺文志》，《七略》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而西汉时，谶纬之学才刚刚兴起，还没有到可以分类著述的阶段，所以《七略》中没有对纬书的特别记录。而在《后汉书张衡传》中，也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録，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因此，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著成《汉书艺文志》，其中没有对纬书的著录的原因也显而易见。
但通过对《汉书艺文志》的研读发现，虽然《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单列的纬书部分，但谶纬思想却在很多部分得以体现，尤其是《诸子略》中的阴阳家和《数术略》中五行、蓍龟、杂占部分，充满了谶纬思想。例如，在《诸子略》阴阳家的小序说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其内容与纬书内容相当，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纬书从无到有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私家目录并不断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王俭的《七志》和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七志》虽已亡佚，但其分类在《隋书经籍志》中有记载。与以往刘歆将阴阳家归入诸子略不同，王俭将阴阳家归入术数略，并将“术数”改名为“阴阳”，“《阴阳志》，纪阴阳图纬”，这是古典目录对谶纬文献的首次著录分类。
继《七志》之后，南朝阮孝绪编成《七录》，《七录》本书已佚，只有《广弘明集》卷三和所附的《古今书最》中还保留其序目，由此可知其著录分类的大体情况。《七录》合并《七略》中的术数、方技二略为术伎录，术伎录中设“纬谶部”，列“天文部”之后，共著录谶纬书三十二种、二百九十四卷(依《古今书最》)，这是纬书首次在古典目录中独立一部。
从南北朝至隋代，由于统治者的禁毁，纬书的数目急剧减少，《隋书牛弘传》中记载牛弘上书文帝曰:“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了隋唐以后的目录著作中，并导致了书目类例的调整变动。唐太宗贞观年间编篡的《隋书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中经部又分为十类，将谶纬类列于九经之后，共著录纬书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计六朝亡书合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在此之前，谶纬类著作都是与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卜筮杂占之类并列，而《隋书经籍志》把谶纬类归与经部，列于九经之后，这是它的一大变化。但是，在《隋书经籍志》中，并不认为纬书是经书的支流，在其《纬书》部分的小序里说到:“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因此我们看到，虽然《隋书经籍志》里对纬书单独著录分类，但其并没有对其与经部相提并论，对纬书的评价很低。这也说明当时谶纬之学的兴盛时代已经过去，《随书经籍志》中所列书目也大部分亡佚。
三、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纬书的流变
唐宋以来，大多目录类著作都依照《隋书经籍志》体例，列谶纬类于经部。其中唐代的《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以及《旧唐书经籍志》都于经部设立图纬类。隋唐以后纬书基本上散失殆尽，纬书的数量已不足以单独立类，所以宋代以后的一些目录类著作把《易》纬附列于经部易类之后，不再独立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录的谶纬文献只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易》纬八种十二卷，同样也是附于经部易类之末。
在《四库全书》编修以前，清存世较完整的谶纬文献只有《易纬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二种。后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四库官臣发现了《永乐大典》中尚存的八种《易纬》佚文，遂即以此校订《易纬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并辑出另外六种《易纬》，他们分别是《易纬稽览图》二卷、《易纬辨终备》一卷、《易纬通卦验》二卷、《易纬是类谋》一卷、《易纬坤灵图》一卷、《易纬乾元序制记》一卷，每种在后面都注明为永乐大典本，共八种十二卷，合称为《易纬八种》。
这种分类方法比《隋书经籍志》有所进步，它是按照学术类别来区分谶纬文献，将各种纬书归到性质相近的经书类别中，既可做到类例分明，便于考察，又可以通过对图书内容的辨别来考察各类学术的源流演变。这种著录方法对后世书目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目录》经部易类、诗类、总经类均附有谶纬之属，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参考文献
[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3](清)永瑢，纪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