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的小故事范文1
李四光，1889年出生，死于1971年，是我国着名的地质学家，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里，曾先后留学日本和英国，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者和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寻找我国石油等矿产资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小时候，李四光喜欢和小伙伴们捉迷藏，别的小朋友躲在草丛中，或躲在灌木丛中，而李四光喜欢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久而久之，李四光对这块大石头产生了兴趣，心想：这个大石头是从哪里来的？李四光带着这个疑问去问了小朋友，小朋友说：“原来就有的。”李四光又没有办法，他又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陈二爹说：“我小的时候，他已经就在这里了，我听我爷爷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李四光不相信，又去问爸爸，爸爸想了想说：“天上的流星掉了下来，落到地上，变成了陨石。”
可这些问题依然缠绕在李四光的脑海中。长大后，李四光到英国学习地质学，考察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冰川，明白了冰川可以推动巨大的石头旅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他想，故乡的那块大石头，会不会就是远古时代的冰川从其他地方推来的呢？可是外国学者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
回国后，李四光就开始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考察研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1921年在太行山东麓，山西大同盆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后来又发现许多处冰川遗迹。这些科学的发现，推翻了某些外国学者的错误断言。
李四光的小故事范文2
关键词：余华；《兄弟》；低俗描写；隐喻意义；幽默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分上、下两部，在出版时间上错开半年之久，曾经被评论界称为商业运作的成功典范，显示了出版商在市场运作上的成熟与精明。与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相匹配，《兄弟》在叙述技术上的娴熟与睿智也令人叹为观止。无庸讳言，《兄弟》（上、下）能够吸引人阅读，其中的低俗描写的确产生了很大作用。所谓低俗描写，是指对社会生活中低级庸俗内容的描写。文学中的低俗描写是一个不太好说清楚的事情。因为人性有低俗的一面，暴露和批判人性弱点就难以回避低俗描写，即使《红楼梦》这样的世界名著中，也有薛蟠这样的人物，《金瓶梅》中更是充斥了低俗描写。余华的《兄弟》在市场上成功了，很容易被评论界判定为作品中的低俗描写有迎合市场不良阅读兴趣的商业化写作倾向。然而，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作家对低俗艺术场景的创造完全是出于反映或批判现实生活和揭示人性弱点的需要。事实上，《兄弟》的低俗描写的确产生了批判现实生活和揭示人性弱点的作用。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文本，“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交织往往会造成耐人寻味的意蕴。《兄弟》中的低俗描写只是小说艺术的手段，属于“怎么写”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写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兄弟》的低俗描写主要是一种幽默的艺术方法，表面上的低俗事件实质上隐含着对生活的批判和反省，作家的主要动机也在于借庸俗反庸俗。这是一种幽默的智慧，它成就了《兄弟》的内幕性、传奇性、惨烈及其批判性、诙谐的浪漫性。本文立足于文本细读，对《兄弟》故事的内幕性与阅读效应、低俗描写的反讽效应、反思笔调的批判意义、独特叙述方式创造的隐喻效果进行具体分析论证。
一、精心营造的内幕性故事产生了陌生化阅读效应
《兄弟》（上）由三个核心故事勾连而成。一是李光头及其父亲钻厕所窥视女人屁股，二是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及其终结，三是宋凡平一家在“”中遭遇的摧残。这三个故事就事件的性质而言，都具有内幕性，也就是人的隐私和一个曾经拥有光环的时代的隐情被揭穿或被展示。女人的屁股在那个“本能压抑”的时代“是金不换银不换珠宝也不换的宝贝”，[1]3自然就成了价值无比的隐私，小说用这种隐私来拷问人性，必然造成故事的内幕性，进而产生陌生化阅读效应。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细节，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属于隐私性质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与“屁股事件”相联系，被处理得既苦涩又浪漫。苦涩的是时代的忧伤，浪漫的是人性中的美丽真情。所谓爱情主题的永恒性，就是因为它是人性不可缺少的部分，且具有多样性。爱情与婚姻本是文学的平常故事，但是，当这种成年人的故事一旦被小说讲述，就具有隐私性，特别是选择让儿童李光头从门缝里窥视成年人私生活细节的讲述角度，就制造出了揭内幕的故事。“”已成历史，尽管人们都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但“刘镇”人们在“”中的生活细节，特别是那些残暴的细节，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内幕故事。把所有的故事都营造成具有内幕品质，实际上是艺术追求陌生化的一种方法。余华在这一点上可谓用心良苦。
精巧的陌生的艺术世界总是有魅力的。中国小说历来有重视故事的传统。余华的《兄弟》（上）设计了三个环环相扣的有内幕品质的故事，迎合了中国大众阅读小说的心理习惯。李光头父子的屁股事件是小说的起因故事，由此引出了李兰和宋凡平的爱情故事。第三个事件即“”似乎是横空出世，但宋凡平的死亡却是因为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依然对爱情怀有渴望与追求造成的。这样，三个故事便形成了线性的因果发展脉络。尽管李兰的外出治病和“”的爆发在时间重叠上被设计得很巧妙，尽管宋凡平的出逃是一种毫无理性的冒险，而且被描写得相当愚笨，简直就是缺乏起码的正常人的思维能力，这与他性格中的幽默风趣的智慧十分矛盾。然而，好看的虚构往往会被中国人以“无巧不成书”给以谅解和接受。《兄弟》（上）的三个故事被精巧地串连在一起，小说工艺的完美掩盖了内在逻辑的缺陷。这就是艺术接受上的从众心理，它往往不求真，而是遵从阅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华是一个注意研究市场（中国受众阅读心理）的小说家。《兄弟》（下）中，李光头混迹的福利厂，他发迹的破烂王生意，以及处美人大赛之类，也都是具有内幕性的故事，这类部门、行业和所谓大赛，绝大多数人都是陌生的。可见，整部小说就故事而言，达到了很好的陌生化阅读效应。
二、对低级庸俗的调侃和以幽默笔法对残暴的刻画，发人深省
《兄弟》（上）的三个事件中，“屁股事件”是最具有低级庸俗性质的故事，是人性的一种极端化的低级庸俗表现。小说如果只是讲述这个事件，那么它就是趣味低级、格调庸俗的小说。但是，余华对这个低俗事件的利用有明确目的，正如他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言，他判定中国人曾经经历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 （作者注：余华的这个认识过于偏激）。在这种理性认识指导下，他对“屁股事件”的描述就变成了一种对人性之恶的剖析和对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属性即封建性的调侃。“屁股事件”在“刘镇”被李光头父子反复上演，并倍受人们追捧，这是“本能压抑”并导致人性变态的表现。作品让“赵诗人”和“刘作家”及“刘镇”的大众对这样的事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描绘本身构筑出了嘲笑和讽刺人性的低级庸俗的意蕴。也就是说，它的效应已经蔓延到故事以外，形成了作家在利用低级庸俗反抗低级庸俗的效果。这种叙述策略使作品对历史的批判和对当下现实的戏弄结合了起来，也就是批判历史与批判现实（因为这本书曾经卖得很好）被作家巧妙地同构。这真难为了一个作家面对市场所动的心机。据说这部小说已发行几十万册，可见作家对人性的低俗一面的研究是准确的。小说首先是要吸引人看的，然后才能实现其伦理的、政治的、审美的等方面的追求。从这点来说，余华是个聪慧的小说家。尽管“屁股事件”是低俗的，具有内幕性，作家对它的利用会冒着品味低下庸俗的风险，但在理性的创作动机的控制下，通过一个俗不可耐的故事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的。那个给李兰带来奇耻大辱的男人，连亲生的儿子都宁愿认“地主”宋凡平作父亲，甘当“小地主”，也不肯承认其生父地位的“钻厕所者”（尽管他有贫农的政治光环，这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特殊时代是一种先天的荣耀），即使叙述者也不愿意提及其姓名，偶尔无奈地提起又被坚决“擦掉”的叫做“刘山峰”的男性，难道不是最丑陋的人性的象征吗？李兰宁愿用“地主婆”的身份彻底掩盖掉“钻厕所者”与她的瓜葛。这种叙述是基本符合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取向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重伦理名节甚于生命，以至于有“本能压抑”之说。所以，李兰的选择，是珍视伦理名节的传统人性的胜利。然而，李光头在一天天长大之后，却又用反抗“本能压抑”的极端低俗的实际行动打碎了李兰的骄傲。当李光头成为了跨越“两个时代”即历史和今天的人物时，作家虚构的故事已经具备了对时代的隐喻性批判。也就说，李光头在今天还活着。所以，作品的批判不仅指向历史，也指向今天。由此可见，《兄弟》（下）表现的一系列关于“现在的故事”，诸如骗子的招摇、处美人大赛的荒诞等，仍然将批判矛头指向低级庸俗性。这是切中时弊的。
《兄弟》（上）的另外两个事件虽然也具有内幕性，但本质上不具有低级庸俗性。也许是写作本身的奇妙所致吧，比如作家一旦确定了一种叙述格调，它就会统摄全篇。所以，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故事也被做了有“看点”的处理。尽管这个爱情故事的内核是生死相依，责任共担，互敬互爱，但也添加了一点热烈奔放的传奇，比如宋凡平在扣篮后一时冲动上演的所谓“”。这既是迎合当下人们关于爱情的美好遐想，又在历史的语境下被赋予低俗意义。这是看点一。还有一个看点是利用李光头和宋钢的儿童视角，通过对“李宋爱情细节”的隔墙听床响和门缝窥视，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李光头的“爬凳子”表演和“磨擦电线杆”习惯，以及“刘镇”一些人对李光头的不良行为的不断开导，最终使这个爱情故事也蒙上了低俗的面纱。加之婚庆之时的大打出手，使这个爱情故事在开场的关键时候被搅得庸俗不堪，毫无高雅美丽可言。当然，这同样也是以低俗调侃低俗，利用低俗引导人们反省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第三个事件即宋凡平一家主要是宋凡平本人在“”中的遭遇，这本来是很惨烈的。但作者这时已深陷幽默诙谐的叙述“泥潭”，让宋凡平在严酷的生活中依然保持轻松自如、幽默风趣的心态，甚至以一种非理性的、自我幽默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毫无意义地活活打死，而且，死后又被无奈地“残暴装殓”。这种描写对于中学教师身份的宋凡平来说，已经背离了生活常理。这必然会妨害人物形象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就故事而言，它的以幽默方式出现的“虚构的谎言”可能更便于有目的地刻画疯狂的时代及其残暴，进而可以实现对“”的批判。不过，当小说的人物失去了“通常意义”的真实性，很容易酿成“以辞害义”的后果。这样，低俗的调侃和幽默在第三个故事中可能会成为一种被作家不恰当地使用过分的手段。
三、用倒叙方式确立的反思笔调更便于在历史背景下审判人性之恶
低俗的生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写、为什么写更为重要。余华勇敢地挑战了低俗，实现了借用低俗反低俗的艺术追求。具体的艺术方法就是用了倒叙方式，确立了反思笔调，使作品显露出反省历史的动机和思考人性、审判人性之恶的追求。《兄弟》（上）的开头三段和一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整个故事的引子。这个引子确立了小说的倒叙方式和反思视角，也为下部打开了深远的空间。反思叙述是作家的心态流露和创作立场表现。《兄弟》（上）的三个故事是交叠相扣的，串连这三个故事的一根主线就是对人性之恶的审判。“屁股事件”及其引发的“刘镇”的种种人物的表现，除了李兰是承受屈辱者，宋凡平是救难者，其余的都成了热情的看客，特别是赵诗人、刘作家、警察们、童铁匠、余拔牙等人不惜利用各种物质的或权力的资源与李光头做“屁股交易”，揭示了“刘镇”人们生的低级庸俗与死的下贱。而当受难者与救难者共同走向高雅时，即李兰和宋凡平由真诚恋爱而组建家庭时，却经受了一些人无理取闹的低俗挑衅，大打出手的闹剧使高雅的婚庆仪式成为了无赖们耍威风的战场。而当“救难者”蒙难时，看客们是那么冷漠，那么缺乏正义感和同情心。“刘镇”多的是看客和无赖，奇缺英雄与良知。婚庆仪式与暴力的结合是“”暴力的预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宋凡平在“”中的蒙难故事虽然有些细节（比如出逃与在车站被直接打死）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不很符合，但在动荡的“”中，不合情理的暴力与死亡充斥世界，这是历史生活的基本真实。从余华曾经是一个先锋小说家考虑，宋凡平这时已经只是作家的一个批判“”和审判人性之恶的符号。他只需要考虑宋凡平这样的人在“”中是完全可以死在暴力之下这一真实性就足够了，为了批判这种真实的、暴力的历史，对宋凡平死的细节是可以大胆虚构的。而且，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时已完全被作家的反思视角推入了批判“”暴力和反省人性低级庸俗状态的调侃语境中，情绪已经开始淹没理性。因而对暴力场面也就只求夸大的甚至是漫画的神似。作家叙述的重点也并不是暴力，而是面对暴力时“刘镇”的“人”心。中国毕竟发生过那样一个时代，也就是人心曾经不“古”过，迷乱过，人性之恶飞扬跋扈过。这是余华的“”故事要说出的本质真实。为了这种本质真实，作家可以用一种“情绪的真实”来淹没一般理性状态下的常识真实。这正是“小说谎言”需要的状态。如果一个作家虚构的故事连自己也不能迷醉，又如何去打动别人呢？在余华来说，这是创作动机指导下的情绪的泛滥，对于读者而言，这恰恰是反思历史进而上升到批判历史与人性之恶的必需的心理准备。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到作家的反思历史的“情绪真实”，就难以发掘作品深层的严肃性。
《兄弟》（下）中的一系列事件，也流露出反思动机和批判追求。比如，李光头和宋钢兄弟两个社会地位的此消彼涨，既是对时代巨变的描写，也是对变革时代社会制度、法律等文明建设滞后的思考，特别是宋钢那样的“好人”被残酷的市场“异化”，从精神到肉体被残暴地蹂躏，其悲凉的人生结局发人深省。而李光头这样的敢于挑战一切社会秩序的人却如鱼得水，事业蒸蒸日上，这难道不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吗？当然，时代在进步发展，但是，物质的繁华和金钱上的成功与人性的善良美好似乎已经脱节。余华的故事显然在警示社会一个道理：真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有效抑止人性之恶，有效保护人性善良。
四、铺向未来的巧妙叙述视野创造了故事的隐喻意义
《兄弟》的倒叙方式不仅确立了反思笔调，也创造了铺向未来的巧妙叙述视野。这种站在一点上双向扩展作品的时间维度的叙述方式十分独到。不妨分析一下《兄弟》（上）一开始的描写。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浏览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这段精彩的开场叙述充分表现了小说家的睿智。分析这段文字可以发现，李光头被放置在现实与虚幻交错叠加的处境中，一方面他富得“坐在镀金马桶上异想天开”，另一方面却“举目无亲了”。尽管李光头俗不可耐，私欲极度膨胀，然而，他还是保留着温情的人性。当他被放置在“离弃家园”的太空处境中，想象中的太空之旅的宏大场面让他的家园意识觉醒了，他自然联想到了“举目无亲”的凄凉现实处境。然而，人性温情的一面是在马桶上营造的虚幻中出现的。这显然是一种隐喻，喻示了李光头的“俗”，也嘲讽了他“俗”成正果后的无意义追求。对照小说结尾处李光头准备上太空的狂想，再对照他的人生历程，他既是一个忏悔者，也是恶的化身，但终究是一个懂得了自省和忏悔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巧妙的故事结构，使作品中的低俗描写转化成了对社会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以及人性弱点的暴露和批判。
就故事而言，倒叙方式一般应该是追求故事的圆满和封闭，比如《兄弟》（上）开头李光头的“异想天开”和下部结尾他的“飞天训练”，应该算首尾照应，有始有终。但故事和人物的隐喻世界却是开放的，指向未来的。可见，作家在创造出指向历史的故事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具有警示意义的指向未来的隐喻空间。于是故事由封闭变成了开放。小说如何创造这种开放性？余华颇用了一些心思。比如，小说一开场，在核心故事前的引子里，李光头是“刘镇”的超级巨富，坐在镀金的马桶上想象自己的乘坐飞船上太空的打算。这就是所谓“立足当下铺向未来的视野”。这种叙述方式用人物的对未来生活的打算和想象打破倒叙方式可能造成的故事的封闭性。它使“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了。当人们读完整部小说，会恍然大悟这引子的妙处。与其说是李光头在想象自己的打算，不如说是作家要用历史教育李光头不要忘记了历史。特别是读完小说下部后，知道了李光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拥有财富已经“举目无亲”，他的太空旅行还只是一个没有付诸行动的指向未来的梦想。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喻示了他的自我反省和心灵救赎动机。这种叙述既铺开了“一个伦理颠覆、浮躁和众生万象的时代”（《兄弟・上・后记》），又表达出作家追本溯源的反思动机和警醒现实的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即故事的结构本身就具有隐喻性。完整的故事因为人物的一个巧妙的想象而具有了开放性，使故事在终结中却走向了未来。当我们看到小说结尾处李光头要把宋钢的骨灰盒送进太空这样的浪漫描写，应该能够明白，李光头经过生活的磨练，已经完成了自我教育的过程，他不仅改造了自己的身体，有可能进入太空，也改造了自己的灵魂，懂得了赎罪自救。也就是说，李光头的人性之恶被改造了，开始了“我心向善”的追求旅程。这难道不隐含着对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批判和反思吗？可见，作品对历史的叙述与作家对当下现实的关怀被紧密结合了起来。因此，对历史的批判也是对现实的警示。
先锋小说家历来擅长把人物形象符号化，并赋予其隐喻的象征意义。《兄弟》（上）的核心人物是李兰和围绕她的两个男人，还有两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李光头和宋钢。这五个主要人物作为骨架，构成了一个有寓意的符号系统。李兰是善良的、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有传统的伦理名节观，性格坚强，代表母性精神和爱。李光头的生父因为钻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掉进粪池被淹死，是人性丑陋的代表，象征了人性的堕落和生命的低级庸俗与卑贱。当然，他也是一个控诉所谓“本能压抑”时代的符号。宋凡平是有侠义精神的男人，善良、勇敢、坚强、智慧，富有同情心，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感情细腻，代表崇高的父性精神和人性的美丽。然而，宋凡平在“”中被摧残致死，所以，他也是一个控诉暴力和“”动乱时代的符号。从人性的角度说，李光头的生父和宋凡平分别象征了人性的恶与善两个不同方面。李光头和宋钢作为年轻的下一代，分别沿袭了人性的恶与善的不同方面。李光头重蹈其生父的老路，让他的母亲再次陷入屈辱，象征了人性依然在堕落，生命的低级庸俗与卑贱状态仍然在发展。宋钢天性纯洁，不像李光头那样顽劣，特别是其生父遭摧残死后，他被送到乡下，成了农村孩子，但是还肯进城把自己的大白兔奶糖送给李光头，有其父之风，象征了宋凡平精神的存留。另外，宋凡平归葬乡里后，作品对穷困的乡村做了细致的描绘。最后，李兰也归葬乡村。这种十分苍凉的笔致也充满寓意，似乎是在从文化的角度评价乡村与城市，赞美了乡村大地对美好人性的养育。这与城市中的摧残美好人性的暴力场面描写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在《兄弟》（下）中，李光头发迹而成为巨富后的人性堕落，使这种隐喻的批判性更加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宋钢也死了，他死时已经被喧嚣的城市异化为一个非男非女的奇怪的彻底商品化了的“物”。但是，宋钢当年是用多么感人的真情对待过李光头。《兄弟》（上）有一句他反复对李兰说过的话耐人寻味，作品的上部也是用宋钢的这句话结尾的：“妈妈，你放心，只剩下最后一碗饭了，我一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一定让给李光头穿。”从城乡对照的文化评价角度来看，宋钢的死似乎象征了美好人性的终结。而宋钢作为一个乡村符号，他对李兰临终时的“保证”在作品里反复出现，不仅在情感上催人泪下，也似乎隐喻了“乡村兄弟”对“城市兄弟”的牺牲决心和奉献精神。这种隐喻开掘出了作品主题的新层面：一是对乡村社会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同情；二是对中国的城与乡两极社会的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衡做出象征性的揭示，隐含着无奈与无限的悲凉。在中国，城乡两极世界的严重分裂与长期的发展不协调，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峻问题，余华借小说而隐喻现实，表达了对时代问题的关怀和忧虑。可见，宋钢是城乡弱势群体的象征符号，他的被毁灭，是“善”的悲剧，这正如“把美好毁灭给人看”，是对毁灭善的时代的批判和警告。
参考文献：
李四光的小故事范文3
[关键词]李广;李当户;匈奴当户;年龄
[中图分类号]K2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36-04
研究这个选题与历史上两个起名字的故事有关。一个是“叔孙胜狄,以名其子”的典故。鲁文公十一年(前616),狄人侵入鲁国,文公派遣叔孙得臣率兵追击,击败了狄人,俘获了狄人的首领侨如。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后世识其功”,叔孙得臣就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为“侨如”。①另一个是成吉思汗名“帖木真”典故。约在金大定二年(1162),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在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下他时,其父亲也速该把秃儿俘虏了塔塔尔的帖木真兀格,便给他起名为“帖木真”。②与此相同的是,汉代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在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曾俘获了一名身份为“当户”的匈奴官员,就给刚出生的长子取名为“当户”。这些事例说明,古代东亚有为纪念重大历史性意义事件、吉祥事物而给孩子命名的习俗。
“当户”不是汉话,而是匈奴语词,是匈奴的一级官职。匈奴的职官是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后所定,单于之下依次是左右贤王、左可谷蠡王、左右大将军、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单于总揽一切军政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而左右贤王为地方最高长官;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共二十四长,其下各自设置了千长、佰长、什长、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③汉文帝于后元二年(前186)给匈奴老上单于的重要国书中提到,匈奴派遣“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给汉文帝赠送了两匹马。④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得酋涂王,以众降者25000千人,斩首虏32000百级,获5王、5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⑤史载足证“当户”为匈奴一种官职。1968年,满城刘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灯,灯盘刻有“御当户锭(灯),第然於”等字,其造型就是一位身穿窄袖短襟胡服、右膝跪地、右手高擎灯盘的匈奴当户的形象。⑥
之所以要研究李当户,一来他是“飞将军”李广的长子,二来是被迫投降了匈奴的李陵的父亲,研究他对于研究李广、李陵这两个历史人物有着重要意义。《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均记载李当户在李广自刎前早死了,但都提到李陵是“遗腹子”,就是说李当户死后李陵才出生。于此,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李广是什么时候俘获了匈奴的一个当户,亦即李当户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问题。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必然要联系当时的服兵役年龄和结婚年龄方可分析推理。
首先需要清楚李广的年龄。李广在自刎时曾说过“六十余”。史书没有记载他的生年,只有卒年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李广是在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从军的,总算起来军旅生涯是47年。他曾自言“六十余”,如果他是61岁自刎,就要13岁从军,显然这是不合情理的。根据当时家庭状况,他至少够15岁才可以从军,这就是说他自刎时年龄在63岁以上。
在此,有必要考察一下秦汉时期服兵役或从军的年龄。秦汉主要实行征兵制度,对服役年龄有明确规定。男子达到服役年龄方正式“傅籍”,著于名册;停止服役的年龄称为“免老”。秦代始傅的年龄是15岁,⑥免老的年龄有爵位者是56岁,无爵而为“士伍”者是60岁。⑦西汉初沿用秦代的兵制,但到景帝前元二年(前155)改为20岁始傅,⑧至迟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以前又改为23岁。⑨景帝和昭帝将服役的年龄增大,原因是国力增强,人口数量大大增长的结果。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有特殊情况而超过规定的,如秦代遇有“大役”(大规模的战争),老者也不免役,汉代更有小至12岁、老至70岁以上被征的例子。⑩李广从军在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当时他的父亲李尚还是陇西郡成纪县的县令,他的身份是“良家子”,可以不考虑特殊情况,按正常入伍年龄当在15～20岁。如果是20岁从军,他去世的年龄就是67岁;如果是15岁从军,他去世的年龄则是63岁。就是说,他可能活了63～67岁,这与他自言的“六十余年”基本符合。这样算来,李广的出生年当在高后二年至六年(前186至前182)。
同时,还需要考察李广结发和结婚的年龄。元狩四年(前119)出击匈奴前,李广向大将军卫青请求居前军时说自己是“结发而与匈奴战”,到自刎时仍说“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因而结发之年也是准确断定他的年龄及生年的一个依据。他从军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结发”也就在这年。所谓结发是指古代15岁成童时挽发结髻于头顶,又称束发。周代至秦汉一般是男子20岁行冠礼,《礼记•曲礼》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笄冠为义也”。男行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然后是“三加”,即按程序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冠岁就是男子20岁了,也称“弱冠之年”。《左传•襄公》载:“冠而生子,礼也。”意思是说举行冠礼后就可以结婚生子了。可见,古时结发行冠(笄)礼的年龄一般与许嫁行聘年龄一致。在周代,男子结婚年龄一般是20岁。《孔子家语》记载:“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墨子•节用上》言:“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无敢不事人。”从战国晚期,各国为增加人口,实际中使婚龄提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初。西汉初年,全国刚刚安定下来,人口下降数量很多,所以未循古制而鼓励生育,人们结婚的年龄普遍偏小。当时朝廷规定,15～30岁的男女必须结婚,否则就要定罪,或者加倍征税。婚配应以男女性完全成熟时为宜,古人以男年16、女年14道通。汉代普遍早婚,杨树达研究当时结婚年龄一般是男子15～16岁,女子13～14岁。对于西汉普遍早婚的现象,时人王吉曾批评说:“世俗婚嫁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假使李广15～16岁结发、行聘定亲,20岁行冠礼、娶亲,则他的生年就应该为高后六年(前182),而长子李当户出生应在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即他结发之年以后了。
李当户出生于李广俘获匈奴当户之年,具体是何年史书中没有明言。然而,李当户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已是皇帝身边的护卫人员。有一次,韩嫣与汉武帝戏耍,对皇帝有不恭敬的行为,李当户当场揍打韩嫣。《汉书•佞幸传》说江都王因韩嫣戏弄而愤怒,向武帝祖母窦太后提出入朝为护卫,不久窦太后将韩嫣赐死。窦太后死于建元三年(前135),李当户打韩嫣在武帝即位至韩嫣赐死之间(前140至前135)。李当户在武帝即位时已是御前卫士,此时是景帝前元二年(前155)改了征兵年龄之后的事,因而其年龄至少是20岁左右,那么李当户就应生于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左右了。可以说,这个生年比较准确,与李广可能结发年龄接近。
至于李当户具体什么时间死的,史书也没有明言,只说李陵是“遗腹子”,李陵出生在他死的当年或次年。只要知道了李陵的年龄,也就可以推知李当户的卒年。但是,史书也没有记载李陵的年龄。李陵生年,向无定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证》所附《太史公年谱》,于“元光元年丁未”栏下书“李陵生”。张鹏一《司马太史公年谱》云:“考《李广列传》,广三子:当户、椒、敢,皆为郎。上与韩嫣戏,当户击嫣走。当户早死,遗腹子陵。《佞幸列传》:嫣后以无礼江都王,皇太后赐嫣死。《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江都王非入朝在建元四年。当户又在其后,使以遗腹子生,当在是年矣。”也认为李陵生于元光元年(前134)。有人认为将李陵生年定在元光元年颇为牵强,因为韩嫣无礼于武帝与无礼于江都王刘非并非同一时事,韩嫣赐死与当户之死也并非在同一时间。但是,说李陵生于元光元年与我分析的元光元年到三年(前134至前132),还是比较接近的。
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称李陵“少为侍中,建章监”。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即为成人。20岁,也正是区别“少”与“长”的界限。如果李陵监建章宫骑在太初元年建章宫初建之时(前104),并且是15岁的话,那么,他就应生于前119年即李广自刎的那年,而其父李当户只能死于元狩三年(前120)。显然,李当户比李广早一年死,无论如何与与司马迁所说“早死”的情形不符。因而,李陵任侍中、建章监的年龄要大于15岁。如果李陵是19岁任建章监的话,那么他就应生于元朔六年(前123),而其父李当户就只能死于元朔五年(前124)。于是,赵生群先生推断李陵出生当在元朔六年(前123)之后、元狩四年(前119)之前。然而,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说“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似与作郎、侍中不在同一时间,也就是说李陵先作侍中,在20岁左右成年“既壮”为监建章骑。李陵在宫中的经历是从郎、加侍中、监建章骑、骑都尉一步步走过的。汉代的郎官大多是从高官及富家子弟中选拔而来充任侍卫的,汉初至武帝时任子制度是:凡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即可任兄弟或子一人为郎。李广死后,由第三子李敢代为郎中令,由于李陵是李广嫡孙且为郎中令李敢亲侄,于是选为郎。再经选拔,优秀者加侍中衔,才可以担任皇帝的侍从。当时的侍中仅伺应杂事,分掌乘舆服物。再经选拔,才可为建章骑监。太史公的一个“选”字,其中包含着数年的辛苦。李陵选为郎大概就在元狩四年到六年(前119至前117),即使以15岁为郎,也应生在元光元年到三年(前134至前132年)。假使李陵元朔六年(前123)出生,到元狩六年(前117)才仅6岁,这是不可能作郎的年龄,因而赵生群先生的说法明显不合情理。
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中说,李陵在任建章监后曾奉武帝之命“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是说他还做过骑都尉。数年后,“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尉兵随后”。李陵年龄大概与同为侍中的霍光相近,而且两人关系比较好,就是所谓“素与陵善”。霍去病约在元狩四年(前119)出发去击匈奴途中“道出河东”时见到生父,战后返回途中把“时年十余岁”的异母弟霍光带到了长安,“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霍光于地节二年(前68)病死,诏书说他“宿卫孝武皇帝三十余年”,表明他的确是元狩四年到长安为郎。李陵与霍光的关系正是在同为郎、侍中及以后几年宿卫侍奉汉武帝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显然,李陵也是元狩四年“时年十余岁”的状况下选为郎。
李陵还与苏武关系不错,是在“初俱为侍中”时结下的情谊,年龄也应相近。苏武于神爵二年(前60)病死,80余岁。苏武于天汉元年 (前100)使匈奴,被拘留19年。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遂有单于派他说苏武事,并言“陵与子卿素厚”。苏武生于建元元年(前140)左右。
李陵任骑都尉、深入匈奴事,应在元鼎六年(前111)设张掖郡那年,此时他是21～23岁。李广利伐大宛在太初四年(前104),中间相隔了将近7年,时李陵可能28～30岁。那么,他就可能出生于元光元年至三年(前134至前132),其父李当户也就可能死于这几年间,并且比李广早死十几年,的确可以称为“早死”了。对于死亡,中国历来根据年龄段而有不同称法,12岁以前死的叫“夭折”,20岁前死的叫“少亡”,30岁前死叫“早死”……司马迁所说的“早死”应该是指20～30岁而死的成年人。
当然,联系具体历史事实更有助于进一步准确判断。从记载看,李广抗击匈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军开始至作上谷太守前(前148),从选为郎开始逐步升骑常侍、骑郎将、骁骑都尉,共18年;第二阶段是任上谷太守开始至升卫尉前(前134),历上谷、上郡、北地、雁门、云中、陇西6边郡太守,共14年;第三个阶段是马邑战役开始直至自刎之年(前119),历卫尉、骁骑将军、右北平太守、郎中令,中间在曾被免职为庶人约三四年,共15年。在前两阶段,汉与匈奴的关系基本以和亲为主,汉帝国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性措施;而在后一阶段,汉帝国改变国策,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打击匈奴的措施。李广自言四十八年军旅生涯中“大小七十余战”,多数在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参战的机会比较少,只有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和后元六年(前158),可以数得出的。前元十四年(前166)参战时李广还不是郎,因在这次战斗中“用善射,杀首虏多”,才选“为郎,骑常侍”的,所以只有在后元六年(前158)俘获匈奴当户。
李当户生于李广俘虏匈奴当户的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卒年在元肖元年至三年(前134至前132),那么他只活了24～26岁。泷川资言和张鹏一定李陵生在元光元年,是取李当户死时是24岁(娶亲结婚在20岁左右),其子李陵就是公元前134年生,公元前119年选为郎是15岁,符合班固所记“少为侍中”的情形;到元鼎六年(前111)深入匈奴后任骑都尉,仅为23岁,既与监建章营骑的20岁左右年龄相符,也与景帝前元二年(前115)改“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相一致。
我们把李广自刎时年龄定为63岁,李当户生年定在汉文帝后元六年,李广就是24岁得子,那么他就应生于高后六年(前182),结发定亲在16岁前后,娶亲结婚必定在20岁左右。
[注释]
① 《春秋•文公十一年》载:“狄侵齐。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左传》记:“冬十月甲午,败狄于,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春秋左传诂》引服虔注:“宣伯,叔孙得臣子侨如也。得臣获侨如以名其子,使后世识其功。”
鲍思陶点校:《元朝秘史》卷1,齐鲁书社2005年版。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秦简《编年纪》墓主喜17岁始傅。
《汉仪注》:“秦制十二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六十乃免老。”
《汉书》卷5《景帝纪》:“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张家山出土《二年律令》明确记载傅籍标准:“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
《盐铁论•未通》:“今陛下(昭帝)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
劳:《居延汉简考释•簿录》、《名籍类》、《车马类》。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汉书》卷72《王吉传》。
日•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张鹏一编:《太史公年谱》,民国二十二年富平张氏刻《小双寂庵丛书》本。
赵生群:《〈报任安书〉的文献价值》,《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
《汉书•哀帝纪》:“除任子令及诽谤欺法。” 颜师古《注》记载: 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汉书•爰盎传》如淳注曰:“盎为兄所保任,故得为郎中也。《汉书•苏建传》:“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
《汉书•李广苏建传》:“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
李四光的小故事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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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贡父善属对。王安石出对试之：三代夏商周。刘对道：四诗风雅颂。王安石夸其对句：真乃天造地设。
苏东坡与黄庭坚在松树底下走棋。一阵风吹来，松果掉进棋盘。苏东坡得句曰：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黄庭坚对道：柳边垂钓，柳丝常伴约丝悬。
新婚之夜，苏小妹欲试新郎秦少游朐之才，将秦拒之门外并出对曰：闭门推出窗前月。秦少游左思右想不得其对，徘徊长廓。苏东坡风状，虽替妹夫焦急，却又不便代劳。突然，他灵机一动，拾起一块石头，投进盛满清水的花缸里。秦少游听到“卟通”一声，顿时领悟，脱口而出：投石冲天水底天。苏小妹闻声大喜，急忙迎进新郎。
某日朱元璋与刘伯温下棋。朱出对曰：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对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合。朱刘之对各合身份，用词绝妙。
有趣的对联故事(二)苏昆名丑杨三在演白蛇传时，讽刺了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后被李迫害致死。观众十分气愤。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故称李二先生。
俞曲园携女游西湖灵隐寺，见冷泉亭有一联，俞轻声念道：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其女笑答：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俞惊部：项字何谓?其女道：项羽若不将此山拔起，峰安得飞来?
李某为官，巧立名目， 搜刮钱财，百姓无不恨之入骨。其死后有人戏作一联曰：早死一时天有眼，再留三日地无皮。
王某平日挥霍无度，过年时缺柴少米，在门上贴副对联：行节俭画，过淡泊年。邻居在上下联各添一字：早行节俭事，不过淡泊年。观者为之捧腹。
某生家贫，向亲友借贷，均被拒绝。中举后，亲友纷纷前来巴结，趋之若鹜。书生感慨万千，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回忆去岁，饥荒五、六、七月间，柴米尽焦枯，贫无一寸铁，赊不得，欠不得，虽有近亲远戚，谁肯雪中送炭;侥幸今年，科举头、二、三场内，文章皆合适，中了五经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张三李四，都来锦上添花
有趣的对联故事(三)戴大宾五岁时，应童子试。诸生见其年少，笑问：“欲为何官?”戴答道：“阁老”。众人戏之曰：未老思阁老。戴大声答道：无才做秀才。众皆大笑。
杨慎，安用修，号升庵，生于明代弘治元年。相传他五、六岁时在桂湖附近一个堰塘里游泳，县令路过，他居然不起来回避。县令命人把他的衣服挂在一个古树上，并告诉杨慎：“本县令出副对子，如果你能对得出，饶你不敬之罪!”县令刚念完上联：千年古树为衣架。杨慎即对出：万里长江做澡盆。县令叹服，赞杨慎为神童。
沈义甫八岁时，其师命对云：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沈对道：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师爱其聪明，赞之不绝。
清朝侍学士荣光，因争设津浦铁路车站，受到舆论的谴责。津门某报撰联云：芝光争设车站，求荣反辱面无光。该报悬赏征对，应者纷然，佳作有：胜保妄谈兵，未胜先骄身莫保。又一联：载振为藏娇，千载一时名大振。联语所述均为实事，且与上联工力悉敌，一时传为笑谈。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年十一月二日，日军侵占大连。败讯传来，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有人愤然书联于北京墙头：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慈禧垂帘听政二十余年，丧权辱国，死后却被尊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对此，有人书联嘲之：垂帘廿余年，年年割地。尊号十六字，字字欺天。
有趣的对联故事(四)唐伯虎同祝枝山因事到乡村，看到家夫车水。祝出对曰：水车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唐对道：风扇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祝唐之对实属巧妙，传诵一时。
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路过福州，留宿新科状元翁正春家中，翁即兴出对曰：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联中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和道：客官寓宫宦，富室宽容。次日翁送叶上路，经过池塘时，叶说：翁公昨夜讲穷窗寂寞，我看未必。你看：七鸭浮塘，数数数三双一只。翁正春不意被将了一军，寻视池塘，眉头一皱，当即应道：尺鱼跃水，量量量九寸十分。说完，二人相视大笑。
徐晞上任，守令率诸生相迎。诸生以徐出身贫寒，相见时颇为无礼。守令心中恼怒，乃出对考诸生：擘破石榴，红门中许多酸子。诸生面面相觑，无人能对。徐答曰：咬开银杏，白衣里一个大人。诸生惊报，再也不敢小觑徐晞也!
李四光的小故事范文5
讲唯美伤感的李商隐，遣词不宜苟且。以味同嚼蜡的语言和文以载道的观念来解读李商隐，无疑焚琴煮鹤大煞风景，这样讲还不如不讲。
顾随先生说李商隐是朦胧派，很唯美；而刘若愚干脆称赞他是九世纪中国的巴洛克诗人，巴洛克的艺术风格里包含的华丽似乎成了李商隐特有的标签。余秋雨说，当得起风流二字的唯有“魏晋风度晚唐诗”，与杜牧并称“小李杜”的李商隐无疑是晚唐重镇。写得一手璀璨骈文的李商隐，把骈文中辞藻用典对偶的讲究信手拈入平平仄仄平平仄里，光怪陆离华丽澄碧。这样瑰丽的诗句，或许李敬泽《小春秋》之序里的至情文字才算得上差强人意的解读。
李商隐《碧城》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窗外，星沉于海底，同时，万里之外，大雨落于河源。
一个人，看着。
义山诗中有大寂寞，是一个人的，是岁月天地的；义山是被遗弃在宇宙中唯一的人，他是宇航员，他的眼是3D的眼，他看见了星沉，同时看见雨过，他的寂寞地老天荒，壮观玄幻，是华丽的、澄碧的、寒冷的、坚脆的，这世界如水晶琉璃。
――李敬泽《小春秋》
而课堂里讲一讲《锦瑟》，不妨置于声色光影的氛围里，勉力讲讲看。
二、 导入
（一） 讲台上两本书：《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敬泽的《小春秋》。
准备了几段音乐：
1. 《琵琶语》此曲缠绵，出自林海之手，据说他流连江南水乡时，和朋友在茶馆听评弹，为琵琶的单色打动，于是创作了一组动人的琵琶曲。许多综艺节目都使用这段配乐。
2. 徐小凤的《别亦难》，沙哑缠绵，百听不厌。
3. 黄莺莺的《葬心》，可以理解为香消玉殒的哀怜，也可理解为埋葬一段光阴的伤感，可巧正应了《锦瑟》一种解读：自伤身世。
（二） 听《别亦难》，一曲缠绵沙哑的老歌结束后，让我们走进晚唐的李商隐，走进锦瑟，以及这个忧伤的乐器所牵引出的一段众说纷纭的往事。
先请同学简单介绍李商隐，自己做一个补充。下列介绍仅作参考。
1. 和杜牧并称为“小李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小李杜是晚唐诗歌“重镇”，是诗歌的王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的最后一抹耀眼的余晖。
2. 我喜欢称呼他的号，“玉溪生”。一个人的名和字往往是父辈起的，如张爱玲《必也正名乎》中所说，祖父叫他什么名字，就有了什么颜色。如光楣，那他就要努力光大门楣。叫他荷生，那他生命里便有了六月的荷花的颜色。而号则是自己起的，“玉溪生”，是不是有“君子温润如玉”的寄寓，是不是也有如溪水清澈见底的坦荡呢？
3. 年少时，受恩于朝廷重臣令狐楚，和他的儿子令狐有着近似同窗手足般的友谊。早年屡试不第，在令狐楚的举荐下，25岁那年金榜题名，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可他不谙世故，和王绮琴情定终身，王琦琴之父，也就是李商隐的岳父是李党的干将，而李商隐的恩人令狐父子却是牛党的重臣。李党视他为卧底，牛党认为他忘恩负义。
李商隐的悲剧不是他的天才薄命，而是他终其一生都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人生困境。
4. 李商隐45岁那年死去，对于政坛来说，他的早逝无足轻重。但对于晚唐文学史来说，却意味着一颗巨星的陨落。
板书：哭李商隐（其二）崔珏（音“决”）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三、 条分缕析
齐读《锦瑟》。条分缕析，旁征博引。
锦瑟，顾名思义，华丽的，绘有锦文的瑟。
首联，锦瑟无端五十弦。“无端”，即不知原因，没有来由的，平白无故的。这真是痴语，锦瑟原本就是五十根弦，为什么陡然埋怨起锦瑟呢？或许是“一弦一柱”使得人追思华年。华年，顾名思义，理解为美好的年华。古人形容美好的年华有很多精美的辞藻，如韶华，秦观有词句“韶华不为少年留”。曾经一时洛阳纸贵的《今生今世》里，胡兰成以清嘉而婉媚之笔写“在山泉水清”的童年往事，用的文章小标题里，就有韶华胜极。当然《红楼梦》中，第六十三回，宝玉寿宴中，麝月抽签助兴，签上画了一枝荼縻花，也题着“韶华胜极”四字。而《牡丹亭》里的唱词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李商隐思念起韶华岁月，想起许多折叠的青春往事，回忆有时也很温馨，为什么诗人却有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沧桑感？或许，要怪乐器本身。如果换个乐器，如唢呐，就很喜气，而五十弦的锦瑟，在注释13中（苏教版），告诉我们天帝让素女弹奏五十弦时，其音悲不可禁。有些乐器，本就有着宿命般的忧伤，比如说二胡，比如埙。
又或许，埋怨并非本意。比如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恨绵绵倒不仅仅是因为黄莺，还因为现实中天各一方的思念。可见，李商隐恨的不是锦瑟，而是触景生情，目光所及，皆是恨。
第二、三两联，讲了四个典故，请同学结合注释，谈一谈典故内容，并说一说这些典故里传递出怎样的情绪？
典故一：庄周梦蝶
庄周树下小憩，梦见自己化为蝴蝶，栩栩然而飞，竟忘了自己是庄周。一觉醒来，不由思索，这蝴蝶是我的一场梦呢，还是我庄周只是蝴蝶的一场梦呢？
如果美梦一场，醒后或许是什么滋味？（可以提示这个句子中一个字）迷，有点惘然，美梦太美，醒后还想回去。这个迷，组组词，可以是“迷离”。不由使我想起戴望舒的诗：“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此句传递的情绪：迷离惘然。
典故二：望帝
传说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杜宇，禅让帝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魄化为杜鹃，暮春时节啼叫，哀怨悲切。情绪：哀怨悲切。当然后世用此典故也有反弹琵琶的：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典故三：沧海月明
两个典故兼而有之。南海之外，有鲛人，能泣泪成珠。另一个是夜静月明，蚌向月张开，蚌中的明珠得以吸取月亮的光华，却又晶莹如泪珠一般。情绪：伤感、朦胧、哀婉。而这样情绪也使人联想起梁实秋《诗人》一文中这样的段落：“诗不能卖钱，一首新诗，如拈断数根须即能脱稿，那成本还是轻的，怕的是像牡蛎肚里的一颗明珠，那本是一块病，经过多久的滋润涵养才能磨炼孕育成功。”虽不相关，却都有一种呕心沥血的哀婉。
典故四：蓝田日暖
蓝田山在日光下，冉冉升腾起一股玉气，这是远观的结果。古人认为，宝物都有一种一般目力所不能见的光气，只有远观才能得见。而《鸿门宴》中范增游说项羽灭刘邦时，也提出一个重磅理由，刘邦所在的地方，呈现出五彩的龙虎形状，此乃天子之气。以后大家会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学到，“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宝剑的光芒直冲上牛、斗二星的区间。情绪：迷惘，可望而不可即，无法把握。什么东西往往可见而不可触摸，把握不住？比如梦，比如理想。
色彩解析
如果从颜色的角度，这首诗色彩光怪陆离。蝴蝶的斑斓，杜鹃吐血的血红，月明，朦胧，泪珠之晶莹，蓝田烟气的五彩灿烂，营造出一个迷离惘然的内心世界。难怪刘若愚先生称之为第九世纪的巴洛克式诗人，的确华丽。
四、 解读主旨
主旨之说，见仁见智，主要有“爱情悼亡”和“自伤身世”。那么多主旨解读，似乎都可以说通，但无论主旨是什么，总体而言，都是在描述一种情绪，一种类似意识流的情绪的流淌，一种什么情绪？明确：虚渺、朦胧、迷惘、悲切、哀婉，可望而不可即的惘然。其实李商隐许多诗中亦有类似情绪流淌的句子，如梦如烟如雾，朦胧而唯美。如“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如“一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又如《端居》，“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这两句还算写实，如果换做司空曙，或许会寓情于景，说出类似“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子，但李商隐的忧伤寂寞地老天荒澄碧寒冷，他继续写道，“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这样的寂寞孤独是一个人的，也是岁月天地的。
五、 温故知新
李商隐的情绪的流淌使人想起西方的意识流。有位当代诗人讲《巴山夜雨》时，借用英语中的时态来解析，也颇多妙趣。《夜雨寄北》原本是诗人身居遥远的异乡巴蜀写给在长安的妻子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原诗是：“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网上的一段译文是这样的：
你曾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没有固定的时间回来，
今晚大巴山下着大雨，雨水涨满池子。
何时你我重新相聚，在西窗下同你一起剪烛夜谈，
再来叙说今日巴山夜雨的情景呢？
那位当代诗人这样解读：第一句，一般过去时；第二句，一般现在时；第三句，一般将来时；第四句，将来完成时。这样的解读恰恰也表露出一个敏感诗人内心焦灼而神经质的世界，“文章憎命达”，好官运和好文章往往难以兼得。
李四光的小故事范文6
[关键词]新闻故事；爱情；社会性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有过近30年的剧本创作生涯的导演曹保平在2004年曾推出过影片《光荣的愤怒》，该片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所传达出的巨大信息量让很多业内人士为之惊叹不已。《李米的猜想》是曹保平继《光荣》之后完成的作品。但是《李米的猜想》的剧本却是在《光荣》之前就已经创作好了，创作经历了近大半年的时间，可见其中凝聚了曹保平多少心血和精力。
曹保平坦言这个剧本的素材最初来源于一则很简单的新闻故事：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被两个穷得走投无路的人绑架了，在相处交谈的过程中，两个绑匪被女出租车司机所感动，放弃了杀人劫财的想法。在约定了女司机不报警的条件下，绑匪放走了女司机。女司机劫后余生之时却想到，那两个人没有任何生计，还是会去绑架别人，可能就会有别人受害，挣扎过后她还是报了警，两个劫匪被抓获。但是女司机心中不安，认为自己违背了不报警的诺言。警察劝她说，这是在挽救那两个人，女司机心中还是放不下这件事，最后她去监狱探望这两个人，慢慢地他们成了朋友，两个罪犯因为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了。
显然曹保平从这则新闻中嗅到了人性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但是他并不甘心仅仅创作这样一个简单的温情故事，于是他决定依据故事结构重新创作整个剧本，使最后完成的剧本变成了一部以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跌宕起伏，离奇曲折的悬疑作品。剧情：女出租车司机李米四年来一直在寻找她失踪的未婚夫方文，四年来她一直可以收到方文的来信，却始终不知道他在哪里。裘火贵与裘水天则是两个为了赚钱用身体携带准备从昆明前往广州的农民，可是阴差阳错地错过了接头的人，而李米在载乘的过程中被走投无路的两人绑架，准备杀人劫车，裘水天出于原本的善良与对恋人小香的期盼放走了李米。李米在警局意外发现方文，可是方文却说自己叫马冰而且根本不认识李米。然而随着警察的调查，发现马冰不但就是方文而且正是裘水天他们要等的接头人，为了赚钱来证明爱情的方文铤而走险，最终拒捕而跃下高架桥。
这里我想把三组人物作为线路来分析整个剧本是如何在新闻故事原形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与延伸的：
一、李米与她失踪的未婚夫方文
一开始就是出租车司机李米与她的一连串数字――失踪的方文写来的信中的天数。四年无望的寻找与等待让她无力地想抓住某些线索，就如同是她的救命稻草，这就直接给观众带来第一个悬念。为了寻找失踪的未婚夫方文， 四年来，瘦小的李米开着出租车――这是他曾经干过的职业，在他曾经开过的大街小巷里寻找他的踪影，通过一本贴满他照片的杂志，询问每一个乘客他的下落，不厌其烦。曹保平给女司机添加的爱情故事让这个事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使得其中的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将真情实感放大，但又不乏真实感。看这部电影就能真实的体会到什么是普通人的不寻常的爱，什么是小人物身上的情感与坚持。在这个充斥着金钱利益欺骗谎言紧张压力虚伪失望郁闷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仍然不应该放弃。
54封信，四年的寻找，爱一个人可以等多久?李米坚信方文是爱她的，所以她选择等待，她固执，无论如何她需要有一天可以面对着他吼出来，痛苦而拧巴着。瘦小却充满爆发力的周迅的表演让李米更加自然可亲。她穿着宽大的格子衬衫，头发乱蓬蓬，不施粉黛的小脸上映满了雀斑；她吐着烟圈，眯着眼睛，恍恍惚惚，白说自话，她飞快地奔跑，嘶哑的喊叫：“我找了他四年了!四年有多久你知道吗?”她可以背出方文所有的来信，那些毫不起眼的句子从她的嘴里念出来可以让人一瞬间泪流满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满、坚定的人物形象。这一切都是曹保平在添加了故事线索后赋予的，让我们体会到剧本创作源于生活但精于生活。
然而李米在经历了绑架，劫后余生，找到方文，失去方文之后，最终她还是幸福与满足的，方文死了，可是爱情并没有让她失望。所以最后当我们认为什么都结束的时候，李米带着微笑好似自说自话地说起她与方文不起限的曾经，爱还没有结束。
二、裘水天与裘火贵
这是经过艺术提升创作之后的两个绑匪。曹保平给他们添加了“穷得走投无路” 直观并极端的情节：携毒。可以理解，曹希望把影片推倒一个更社会性的高度，人物更尖锐、更疯狂些。裘火贵，残忍而暴躁；裘水天，善良而愚昧，鲜明的人物性格给影片增添了可看性。在他们的身上同样隐藏着一个秘密，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广州只有死路一条。这使得错过戴墨镜的接头人的两人不得不铤而走险。
裘水天也有他的梦想，赚到一万元就可以娶他的小香了。这个情节的加入让我们透过绑匪裘水天的疯狂外表看到了他内心的柔软，对爱情的渴望让他飞蛾扑火。同样是基于这个梦想，良心并没有泯灭的他放走了李米，只是希望她可以替他为小香传个口信。为了这份感情他甚至认为自己冒死携毒，将会被判死刑都变得完全不重要了。
曹保平深化了绑匪由于感动而放走李米的原初情节，让我们看到几个不同的人物(李米、方文与裘水天)同样由于对爱情的坚持与执著，经受着多重的压力。选择了各自的道路。而同时我们体会到当爱情面对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与阻碍是多么无力与苍白。曹说：“从我而言，我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一个好看的故事，一个悬疑的诡异的爱情故事，而且不会失望，我现在相信每个人看完都会被感动，这个感动我不用眼泪去衡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说法，我觉得一定会被感动，那种感动是进心里的，毛剪之后，很多人看完对于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这个情感的力量会让你有一些痛的心里，我觉得会有头皮发麻的感觉，这个力量肯定会有。”曹保平做到了。
三、菲菲与马冰
这是貌似恋人的一对。从一出场就带着一些神秘，没有那么简单但却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这对人物是曹保平完全根据剧情需要添加出来的，新闻故事中没有这两个人。马冰就是隐名埋姓的方文，菲菲可以说是片中衬托出方文失踪全部秘密的人物，貌似移情别恋实际上另有隐情。
曹保平就是希望故事不要一目了然，而是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一环紧扣一环，最后当我们听着菲菲用颤抖声音问道： “你怎么忍心那么伤害那女孩儿?”她把干净的八万元钱留给了李米。我们在心里仿佛也暗暗松了一口气，毕竟善良的人是会被真正的爱情所感动的。
马冰(方文)在暗中一直没有失去李米的消息，这是我们在电影结尾处知道的，这种表现方式是成功的，四年 中他一直给李米写信，可见他一直牵挂着李米，在最后留给李米的录像带中方文的独白，和这几年拍摄的李米生活的点滴，为这份爱更加增添了分量，剧本在对小人物爱情的刻画上很细致，平实而又巧妙，这样的爱情与生死考验下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在力度上难分伯仲，并且更加贴近了普通人的生活，感人至深。
相对而言， 《李米的猜想》应该是一个制作成本不大的影片，但是影片的结构，叙事方式以及主要演员的精彩演绎让它脱颖而出， 可以说是近期国产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虽然电影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利益强有力地压扼着，多少貌似高质量大制作的影片中暗含着强大利益运作。这使得许多影视制作人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他们在市场中重复拷贝，让我们看到大量粗糙而空洞的作品。而曹保平在改编与创作《李米的猜想》时创意地将几种类型片的特质都融合在了这部电影之中，让我们惊叹于剧本在叙事上的新奇。影片一开始就在设置着不同的谜，让人非常想知道那个最终谜底是什么。 三组人物貌似看起来没有关系，但是经过大桥下的一场车祸，经过那个自杀诗人的一个错位，瞬间将三组人全部联系在了一块儿，随着警察的深入调查，许多事情终于浮出水面，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全部都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的，而且缺一不可。所有的情节从一开始都是有原因的。
众所周知影视作品对于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每个观众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与社会价值的认识。当他们面对一件影视作品时，作品中的一些视觉因素与精神内质也许会引发他某种心理感应，勾起他某些个体生存经验的记忆，从而产生对这件作品的喜好或共鸣。在这里，电影使人与人的不同的经验积累在视觉传达中得以沟通，并产生精神交流的奇迹和社会价值。 因为你知道有人跟你有一样的痛苦或喜悦经历之后，你有一种情绪上的认同感，你会得到一种同理的安慰与舒缓。虽然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观众的接受程度来判断影片的优劣，但是电影毕竟是面向大众的作品。当曹保平在创作改编剧本时希望故事情节更加复杂，人物随着不断发展的情节就像画了一个圆一样回到了最初的开端，所有的发生都是有缘由的。让人疑惑，探究，恍然大悟，同时情感的线路准确深刻，回味无穷。他说：“我觉得还是一个个人化表达。不是非常晦涩那样的一种东西。我希望我所有拍的电影都是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好看是那种情感的撕裂和那种震撼力。另外也是有你个人的态度，有强烈的态度在里面。”
像《李米》这样的电影，它不是一个贺岁大片，没有很多特效动作，数码动画，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剧本加上好的演员的阐释，有很多很知性很感性很有水平的电影观众，他们会渴求能够跟你的心灵交流那样的作品，
《李米》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作品的创作者与欣赏其作品的人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可能会产生相对的共鸣。前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糅和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认知，而后者只有拥有了相似的经验才能有机会真正理解其作品中的微妙。影视创作者在创作改编作品时，必须善于捕捉每一种细微体验的感受，对细节的把握往往可以决定整个作品的成败，同时还要排除各种外在因素的相对干扰。只有这样你才能创作出真正让人感动的影视作品。然而，任何时期的电影都不可能是真空的。它必定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