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我亲爱的祖国范文1
一
1952年，舒婷出生在厦门鼓浪屿一个和美的家庭。但骤来的风雨，使她从刚懂事起，生活就甜蜜与酸苦参半。多姿多彩的海上花园，陶冶着她幼小的心智；但家庭的灾难，却使她过早体味到人世的悲怆。50年代中期，他在银行工作的父亲被遣送到边远的地区劳动；难于在原单位生活下去的母亲，只好带着儿女从漳州回到厦门。感情亲密的兄妹三人，被分寄在祖母和外婆家里。她从小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外婆一家，对她宠爱有加。四岁起，外祖父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则娓娓讲述“三国”“水浒”“聊斋”，哄她上床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她有了一点阅读能力，便开始从舅舅、姨姨的书架上，抽取五花八门的书籍来看，为此一直到初中。“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通道、门后、衣架下去找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她的视力也因此越来越坏。初中二年级，她的借书卡上长长一列都是外国的书名。当她为此而遭到批评时，她坦然地说：“中国的书都看完了。”――当然，在1965年的文化环境里，一个初中生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书”，指的只能是《青春之歌》《烈火金刚》一类。这种与她年岁不相当的超前的读书癖，在正常年代并不值得特别推荐，但在舒婷所处的那个风雨欲来的年月里，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在此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一个没有书读、也不许读书的荒唐年代。幸亏她赶在这个年代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读完一批中外名著，并且养成了自学的能力和对文字的敏感。否则，很难设想这个仅具初中二年级学历的知青，会在那样的环境中萌生用文学来为一代人作证的创作念头。?
家庭的变故带给舒婷不幸，也给予了她体验不幸和承受创伤的个性。她的母亲是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妇女，感情丰富而性格纤弱，失去温情使她对温情特别依恋。她独自承受这命运的不公，不让儿女受到风雨的袭击。这样，在她瘦弱的肩头便同时焕发出另一种坚韧的力量。当黄昏，或者有月亮的晚上，她会为女儿轻抚一曲六弦琴，让“骊歌愁肠百结地流蜜在如梦的暮色里”。母亲这柔弱而坚韧的性格，深深影响舒婷。她说过：“母亲的一部分血液在我身上循环。”“是母亲的不幸教育了我，使我对生活采取不驯服的态度。”后来我们读舒婷的作品，她诗歌的抒情形象总是―个渴望慰藉和理解，也善于慰藉和理解别人的、温柔宁静而坚韧刚强的女性形象。这渗透着诗人个性特征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母亲血液的浇灌。
中学时代留在舒婷记忆里的，仍然是这种对爱和温情的浓恋和选择。音乐老师的指间像有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流淌的琴声，地理老师送她归家路上放在她肩头的那双沉甸甸的大手，班主任因为坚持“爱的教育”而被调到偏远山区惩罚……直到许多年以后回亿起来，仍那么动情。她写道：“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的眼光和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
然而，她全部正规的教育在初中二年级结束了。政治风暴，向她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刚刚开始，她跟着去参加一次批斗会，就惊心不已。她不知道世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可怕。平常她十分敬爱的老师，被满面涂黑，宣布为青面燎牙的魔鬼，而一向十分文静的团小组长，一夜间却变得蛮横无理……她惧怕了。这种惧怕使她本能地对这场疯狂的革命采取回避态度。她回到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的作品所展示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
二
1969年，舒婷在“上山下乡”洪流中插队到闽西山区。这是她生活的一次转折。母亲经心为女儿营织的那层脆薄的保护膜破碎了。生活裸展示在一个17岁的少女面前。在一片口号声和劈裂入心的哭喊声中告别故乡时，她有一种十二月党人走向流放地的心境。
曾经在这场红色风暴中疯狂过也迷失过的整整一代人，仿佛只有从疯狂政治的颠峰，跌落到现实的低谷时，才开始进入冷静的反思。整整一代人，也是从“广阔天地”走向觉醒的。乡间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物质生活，房东大娘善良的品性和生活忍受力，给初经世事的舒婷很大震动。知青们聚在一起，都有道不完的话题。他们“有过咒骂，有过悲伤，有过赞美，有过荣光”“目睹了血腥的光荣”，也“记载了伟大的罪孽”。正是从这一背景，舒婷萌生出“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她开始认真地记日记，给朋友写信，并尽可能地找多种多样的书来读。尽管这时图书馆已经关闭，新华书店除了红宝书和样板戏很难再有别的了。但神通广大的知青们却能变戏法般地找出各种“禁书”秘密流传：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观代的……这是那个贫瘠年月难得奢侈的一份精神享受。她从读字典开始，每天认五个字，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对文字的敏感和把握能力，学会从心灵上去关怀别人和表达这种关怀。她的最初的一些诗，几乎都是附在信中写给朋友的。这形成了她后来诗歌创作的―个特点：她的许多诗最初都有具体对象，只是由于她在诗中所倾注的对人关切的深情，和对当时现实的感受，带有普遍性。这些最初都有具体指涉的诗篇，能感同身受地为整整一代读者所欢迎。
这些诗稿在知青中流传后，使她结识了最初一批爱诗的朋友。畸形的时代造就结束这个时代畸形的一代。文学在他们心目中，首先是批判的武器。他们的历史感、使命感、社会批判意识以及人道主义思想，来自他们生活的时代。这次谈话肯定对舒婷创作发生过重要影响。她为此写过一首《致杭城》，这是收在《双桅船》里年限最早的作品。后来她在文章中还回忆道：“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远去，古榕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
三
1972年，舒婷被照顾回城。这年她20岁，渴望工作，渴望自立，渴望有一个献身生活的岗位。但她整整待业三年，做过多种多样临时工：泥水匠、炉前工、统计员、讲解员……故乡对她变得冷清和陌生。乡下归来闲置在家的寂寞里，她反倒获得一种洞悉人世的阅力和眼光。这是舒婷思想和创作准备走向成熟的最重要一个时期。神游物外，她常常从客观物象中获得自己情绪体验的对应物，发现其蕴藉的人生内涵。当她徘徊海边，沙滩上一只断桅的小船，会突然使她联想到人生理想境界与客观现实之间永难弥合的空隙；虽然大海有辽阔疆域，可是咫尺之间搁浅进岸的小船使它隔着永恒的距离。夜半无眠，任思绪如涛声在沈边汹涌漫流。她会听到风暴的召唤，感受到神秘的大海既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觉醒的欢欣……她写了《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等一批作品，显示出了处于人生困境之中一个不甘失落的青年歌者，寻找从自我出发又努力超越个人体验的更广阔深沉的人生把握。
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然都无处发表。但她却因此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探索者。有自己的同代人，也有长于自己的前辈诗人。其中给她重要影响的，是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送到山区农场劳动的诗人蔡其矫，当蔡其矫从朋友处辗转读到这些诗时，十分赞赏，当即给她写信。他们成了忘年交。在长期通信中，蔡其矫不断在信中整页整页地抄去惠特曼、聂鲁达、波特莱尔、洛尔伽……的诗，反复强迫她阅读来开阔她的艺术视野。舒婷在谈及和蔡其矫的友谊时写道：“首先是他对艺术真诚而不倦的追求，其次是他对生活执着而不变的童心，使我尊敬和信任……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
通过蔡其矫，后来她还认识到当时正在北京筹办《今天》的一批同样年青的无名诗人。当她和北岛、江河、芒克、杨炼、顾城等交流阅读各自的作品时，她有一种仿佛在寂寞的旅途上遇见故知的兴奋，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的苦苦摸索，不是孤立无援的。她很快成了《今天》遥远的一个成员。她的《致橡树》就是最早发表在这个流传民间的刊物上，并在《今天》组织的一次露天朗诵会上，获得听众的评奖。
自此，升起在南中国岸边的一朵蓝色浪花，汇入到北方黄土地上涌起的诗歌大潮中去。历史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同时也为这一代人的崛起，准备了土壤和提供了机遇。当舒婷在十年后作为新诗潮的见证走向世界的文学讲坛时，她已经不是单个的自己，也不是偶然的幸遇，而是整整一代人的举荐，她是浮露出海面上的那座庞大冰山上的闪光的一个峰点。
四
l979年4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了舒婷的《致橡树》，又发表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一个陌生的名字开始为诗坛所注意。
这是舒婷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比起《今天》的其他诗人，舒婷似乎更早为读者所赏识。这与她诗中女性抒情形象所流荡着的对人关切的柔情，以及艺术风格上与传统有更多联系分不开。对于刚从僵化的艺术模式挣脱出来的人们，过于超前的艺术探索，必须等待读者的适应。
1979年的诗坛，是个融合着各种不同艺术信仰、充满骚动和不安的诗坛。在诗坛一致地对历史事变奏响大悲大喜的合唱之后，对于新诗自身的建设，便在历史与艺术的反思中，表现出尖锐的分歧与对立。应当觉得幸运的是，舒婷再次被纳入这具有深长意义的论争当中。《福建文学》自1980年第二期开始，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了为时一年余、吸引全国众多诗人和评论家介入的“新诗创作问题讨论”。这是后来那场实际上起着推动诗歌艺术发展的“朦胧诗”论争的先声。虽然，如舒婷所说，在这场讨论中，“我的名字像踢烂的足球在双方队员的脚边盘来盘去，从观众中间抛出的不仅是掌声、嘘声，也有烂果皮和臭鸡蛋。”但是，这场讨论不仅拓宽和加深了读者对舒婷的认识，也确定了舒婷在新诗潮中的地位。
从1979年《致橡树》发表，到1981年秋天，舒婷“把一束《会唱歌的鸢尾花》装进信封，仔细旋好笔套”，准备辍笔一段时间止，她一共发表了100多首诗歌，先后结集出版为《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和《会唱歌的鸢尾花》，写作时限从最早发表《致杭城》的1971年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迁延十年有余。这个数字在当今多产的诗人眼中远不算丰裕。但艺术不以数量取胜。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爱诗的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读者心中，都会有一个呼之欲出的“以温柔的双唇熨贴”你心灵上“新伤旧创”的舒婷，一个唱着《致橡树》的舒婷。
作为这一代人一个自觉的歌者，舒婷诗歌的意义，首先是她揭示了这一代人从狂热、迷惘走向觉醒的痛苦的心灵历程。她在个人的青春失落中感应着整个民族的失落；她从自己不甘失落的追求中，寄寓着一代人的追求和希望。正因为这样，舒婷诗歌的抒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代人形象的概括。
从《致大海》到《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个复合着个人与时代的抒情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由困惑、沉思而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力量和责任，为反思历史、探索未来，愿再次赴汤蹈火，“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一种壮烈的悲剧感在一代人心灵中唤起共鸣，舒婷便也在这一代人中确立了她的代言人的历史位置。
五
今天，人们迫切需要温暖、尊重和信任。“我愿意尽可能地用我的诗来表观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这种关切，在舒婷，一方面是作为价值尺度，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肯定，作为她的追求和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创作的观照方式，通过对人的不幸、痛苦和哀伤的理解、抚慰和激励，来表达她对人的信念和人生关注。她在插队期间留下的一则日记中，象征性地描写了自己当时的周围环境：过了季节的菜地，安于觅食的小鸡和充满怀疑眼光的小狗。她说，“是的，这里只有我一个，它们都不欢迎我，因为，我是人。”无法苟同于环境，是因为意识到“我是人”，苦恼和追求，也由于想起“人”的崇高使命。人的意识的萌醒是舒婷创作的思想内核。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她对人生、社会、历史的理解、思考和把握。
人的主题在舒婷最初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人的失落”的主题。写于1975年前后的那一批作品，例如关于海的三章(《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跟泪》)、《船》等，集中倾诉的便是自己内心经历着一代人的失落和不甘于这种失落所激溅起的复杂感情波澜。她在《船》中描写的那只搁浅沙岸、无法到达咫尺之外辽阔大海的小船的悲剧，是自己这代人渴望飞翔却被囚禁的灵魂的痛苦自白。这一时期她还为友人写了大量不为发表的题赠诗，如《秋夜送友》《赠》《春夜》等，也都表现出她对在时代风暴中心灵和人格都受到挫伤的友人的抚慰和激励。对人的失落的不平和同情，在浩劫结束以后的一些社会意识更鲜明的作品中，逐渐上升为对历史的审判和对现实的强烈呼唤。《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遗产》《风暴过去以后》，都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角度，表现出作者对当时这些十分流行的社会性很强的题材的理解和把握。在纪念渤海二号事件的《风暴过去以后》，揭露和批判的主题，在舒婷笔下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对人性尊严的呼唤和富于人情味的表达，使这类社会性强烈的作品，也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感染力。
舒婷我亲爱的祖国范文2
冰心曾说过:“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是的,就有那么一位与共和国有着共同命运的诗人,站在时代的前沿,唱出了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心灵世界的歌”,那就是舒婷和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回溯祖国数百年的历史,落后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和多年蒙受的苦难,给人是那么沉郁和凝重。祖国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艰难挣扎、缓慢前行的形象。这怎么能让与祖国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诗人抑制得住内心的悲痛呢?诗人不能不发出悲哀的呼唤:“祖国啊!”然而,却也让我们感受到祖国饱经风雨却依然挺拔顽强具有活力。
诗人又似乎听到了淳朴百姓的痛苦的呼唤,亦是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他们正在翘首企盼“飞天”袖间将要落到地面的花朵啊。诗人把忧国的情绪强化为深沉的悲怆。但是,当她通过心灵的折光,严峻的思考,深刻的反省而又顽强的追求后,她的几分痛苦中又增添了几分希望。
当祖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个春天,诗人终于把压抑中释放出的炽热感情化作对祖国新兴的讴歌。这个历史性的转折,让祖国的形象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诗人不再愁苦,开始欣喜兴奋,把对祖国能够摆脱束缚、蒸蒸日上、正欲展翅奋飞的欣慰化作对祖国母亲的壮丽誓言!
看到祖国美好未来的希望,她是无比自豪,发出了等待已久的深情呼唤:“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其中,蕴含了多少的热情啊!它表达了诗人甘愿用自己的血汗去换取祖国的富饶、荣光、自由的心声,体现了她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爱国是什么?爱国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爱国是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爱国亦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我亲爱的祖国范文3
祖国是一个与国家组结在一起的词语。然而，与可以用清晰的疆域标示出来，可以用政治权力机构作为标志，可以作为主体在国际法和国际生活中开展活动的国家不同，祖国更多地指向民族、人种、宗教、历史、文化。换一个说法，如果国家提供的是人的有形的居所，那么祖国便是人的精神家园。
这样说来，祖国似乎又与故乡、故地纠结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细细体味便会发现，在同样的情感寄托之外，故乡更多些感性的色彩，它包括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的思念，对自己曾经的足迹的回忆，而祖国则不能不更理性一些，它是有着对共同的种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有一种历史、文化等精神层面的自觉。
所以，不是谁都会深情地吟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不是谁都够资格吟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黄药眠之所以能唱出“祖国山川颂”，是因为他经历了世界资本扩张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之后，有着中国人从此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豪。舒婷吟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是在经历了“”之后，为此，她也吟咏过“既然不能阻挡/又无处诉说/那么为抗议而死去/是值得的”（《人心的法则》）。是啊，只有具有生命的自觉，并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的人才会深情地吟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阿赫玛托娃经历了20世纪俄罗斯人所经历的所有苦难，却以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诗歌在记录苦难的同时，给在深黑的历史隧洞里的俄罗斯人以微弱的光明和微薄的温暖。只有把自己的痛苦与快乐，和那些生死于同一块土地，用同一种的语言歌哭，有着同样的悲欢的人民共担或分享的人，才会也才够资格痛苦却又深沉地吟唱：“我们躺进它的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自己的土地’。”
是的，祖国与国家不同，是一个沉甸甸的名词。它有温度，有血肉，有情感，有思想，有品格，它是活着的。它活在每一个把祖国放在心中的人身上，就像波兰活在肖邦的音乐里一样。只有肖邦才可以深情地吟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只有肖邦才可以说，只要音乐不死，波兰就不会灭亡。只有肖邦才可以说，我在哪里，波兰就在哪里！
正像颂歌也有变奏一样，从屈原到闻一多到舒婷，从阿赫玛托娃到肖邦到冯内古特，唱给祖国的歌往往充满了忧伤。那是因为，来自异族的铁蹄，来自于国家的专制的酷刑，总是摧毁了我们对祖国的美好想象。
不过，人类所走过的道路，不断地促进着我们对个人的尊严的思考，对国家尤其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思考，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也许我们会逐渐地懂得：没有对个人的价值的尊重，没有世界的视野，没有人类的胸怀，没有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制约暴力”等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思考，说起“祖国”就难免不再沉重，而唱给祖国的颂歌也就难免不再忧伤！
地球变得很小，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远离祖国的异乡人。愿人们再提起祖国时，“祖国”不再沉重！
阿赫玛托娃：俄罗斯额上熏黑的矿灯
筱敏，原名袁小敏，1955年生，广东东莞人，生于广州，现居广州。当代诗人和散文家。广东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散文集《喑哑群山》《理想的荒凉》《风中行走》、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等。
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女诗人，她和前夫古米廖夫同是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出版的诗集有《念珠》《白色的云朵》《耶稣纪元》以及长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组诗《安魂曲》等。
这位被称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伟大诗人，她的命运却布满荆棘。1910年阿赫玛托娃嫁给古米廖夫，1917年这两位诗人离婚。十月革命后不久，尽管阿赫玛托娃选择了与祖国同在，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安排一条顺风的路。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因“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枪决，她的诗歌也不断地被质疑被批判，人生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后来的人生之路更加崎岖。她唯一的儿子（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因父母的缘故三次被捕入狱，一生中有二十多年在监狱中度过。然而，作为母亲，作为诗人，阿赫玛托娃没有屈服，她把这段不平常的血泪史记裁成诗篇《安魂曲》，以此悼念那些在三十年代肃反中冤屈而死的无辜者。这首《安魂曲》是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的巅峰，它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感情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铸成不朽的篇章。
舒婷我亲爱的祖国范文4
多少次深情的呼唤着她，多少次日日夜夜思念着她，多少次的守护掩盖不了革命烈士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祖国母亲的尊敬。
我怀着对革命烈士的尊敬之情，读了在狱中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壮烈革命篇章——《可爱的中国》。
用流畅的笔调，写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反动派的鄙视和痛恨，表达了他为革命死而后已的坚定决心。可爱的祖国，地大物博，源远流长的历史追溯了上下五千年。可爱的中国，我的母亲，你用慈母的爱，宽适的怀抱，温暖的哺育着每个儿女。有多少像那样的革命烈士，为祖国奋斗不息献出自己的一切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幸福的今天。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2年前，伴随着喜悦的礼炮声，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庄严而又激动的声音响彻天空。62年后，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她的稳健，快速地发展，为世所赞叹，现在，祖国上下都是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色，到处都出现虎跃龙腾的热烈场面。
袁隆平在这片土地上培育了“杂交水稻”，它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神舟”系列飞船一次次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水平已进入世界前列……舒婷说：“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汁，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因为有了这片土地，才有了成功地中华儿女们！
在这片土地上，鲜花竞相开放。迷人的牡丹，淡雅的百合，高贵的玫瑰，可爱的迎春……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舒婷我亲爱的祖国范文5
摘要作为诗人，舒婷和伊丽莎白・B・布朗宁诗歌中都有关于爱情真谛理解的书写。本文从诗歌所体现的女性主义爱情观入手，解读了舒婷的《致橡树》和布朗宁的《爱，只为那爱的意念》两首诗中女性意识爱情观的异同，探寻了两位女诗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女性主义爱情新视界。
关键词：舒婷 伊丽莎白・B・布朗宁 女性主义 爱情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中国诗人舒婷和英国诗人伊丽莎白・B・布朗宁堪称诗坛的两朵奇葩。虽然两人诗作出产的时代不同，但是通过分析她们诗作中体现的女性主义特点，可以发现二者对爱情的立场观点的理解上又不谋而合地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试以舒婷的《致橡树》和布朗宁夫人的《爱，只为那爱的意念》为例，解读诗中传递的女性主义的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的思想，透视两位诗界才女对爱情真谛的理解。
舒婷，原名龚佩瑜，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之一。其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等。《致橡树》创作于1977年3月，是“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在诗中，诗人别具一格地选择了“木棉”与“橡树”两个中心意象，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具有女性意识的伟大爱情。
伊丽莎白・B・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生于英国德拉姆邦富裕的家庭，15岁时从马上摔跌下来，此后便长期卧病在床，博览群书，醉心于诗歌创作。1838年，她以诗集《天使及其他诗歌》成名。1844年，她发表了短诗《孩子们的哭声》，愤怒地抗议资本家对儿童的摧残和剥削。这首诗对敦促国会讨论反奴役儿童议案起过一定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诗人的声望。1846年，她不顾父亲的反对，与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私奔，在教堂举行简单的婚礼后，同往意大利。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15年。在意大利期间，除发表了《葡萄牙十四行诗集》（1850）外，布朗宁夫人还写下《圭迪公寓的窗子》（1851）和《在大会以前写的诗》，同情并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直至1861年突然去世前，她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达了激进的观点，她痛斥卖淫制度，为追求女权而斗争。她说：“我深信，这个社会的破灭需要的不是关闭门窗，而是光明和空气。”
虽然异域文化、历史时代和成长背景使二者的写作风格不大相同，但是二者通过诗歌所要传达的女性意识的爱情观却具有相似之处：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女性主义爱情新视域。
一 女性主义的自我觉醒
米勒（Jean Baker Miller）（1978）认为女性化的特点就是：直观、被动、顺从、脆弱、感情用事，不应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忠心耿耿地尽妻子、母亲、女儿和朋友之职的女人，比那些无视重要职责、每天沉溺于哲学和文学的思考、在虚构和浪漫的幻境中飞翔的女人要有用得多。
然而，舒婷和布朗宁夫人在她们的诗中颠覆了这种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抒发了女性主义自我觉醒的爱情意识。舒婷在其诗中把自己作为抒情的主体，化作一株木棉的形象，采取“木棉树”的独白口吻与“橡树”对话，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上，这种手法是具有开拓性的。“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正不阿的男性之美，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则显然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抛弃了旧式女性纤柔、妩媚的秉性，充溢着丰盈、刚健、独立的生命气息，这正与诗人所歌咏的女性独立自重的人格理想互为表里。诗人采用拟物修辞的手法，对橡树直抒胸臆，表白了自己全新的女性主义爱情观：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女诫》曰：“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诗人打破了传统观念对男女形象的束缚，摒弃了以往所塑造的林黛玉式的形象。在这里，诗人所创造的树的意象具有其深广的内蕴和外延。两株高大的树的形象不仅让读者感受到爱的主体的青春与健康，更重要的是以此把爱的主体内在强悍的力量、独立的人格和坚韧的品质传递给读者。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形象的塑造向读者暗示爱的双方是作为平等独立的身份存在于宇宙之中的。“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两株树的形象若即若离，诗人要表达的是：即使是挚爱的双方也应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有一方供心灵释放驰骋的独立空间。每个个体都需要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自治领地”，双方需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欣赏、相互尊重。这是诗人所追求的爱情最起码的基础。诗人不愿像“凌霄花之于高枝，痴情鸟之于绿荫”那样完全依附于爱人没有自我；也不愿像“泉源送出慰藉，险峰衬托威仪”那样一味奉献自己。
布朗宁夫人在其诗作中同样也表达了一个追求高尚平等爱情女性的心声。在诗中，诗人开门见山地表白了爱的心迹：
“如果你一心要爱我，那就别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爱才爱我。”
诗人表明自己追求的是抛开一切世俗礼教束缚的爱情，渴望的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筹码的平等、自由之爱。这样的对爱的表白“背离”了西方宗教的传统观点：一个女性怎么能向男权制中的主体男性言爱的基准？女性对男性应完全顺从，受男性支配，培育母爱，从而实现对菲勒斯父权的敬畏。
二 女性主义的自我审视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ian，1990）称之为“女性奥秘论”的西方男权社会意识，通过对“女性气质”的规定和宣扬使妇女自动选择回到家庭中去，甘心于受支配的附庸地位。而弗里丹本人便是二战以后大量回归家庭的美国妇女中的一个，她在做家务时，如给厨房地板打蜡时，并没有产生社会所宣扬的女性价值自我实现的喜悦；相反，只是感到烦琐和悲哀。她把自己对两性关系的思索写进了一本名为《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书中。这本书于1963年出版后，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女性阶层中引起了共鸣，反响强烈，启发了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对于男权社会意识的怀疑和质疑，成为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孙绍先，2004）。
女性气质对妇女产生了巨大的禁锢作用。面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规定，两位女诗人在自己的诗中进行了女性主义爱情意识的自我审视。舒婷在诗中表明自己不会学痴情鸟，也不会像凌霄花，强调了自己不会因为狂热的爱情而丧失理性的思考。她不会“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洪子诚、刘登翰，2005）。为了“他”几乎达到盲目痴迷的程度，丧失了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完全放弃了自己也作为爱的主体应持有的尊严。热恋中的少女的情感往往胜过了理智，因而迷失自我，甚至偏执、轻薄地奉献了自我。舒婷的爱情告白则具有理性的自我超越，并不因为挚爱而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在诗中，诗人“背离”了中国传统婚姻爱情观中的“三从四德”式的虚伪的高尚，选择的是自由、理性之爱，她把对爱情的理解和信念提升到了一个女性主义的高度。
布朗宁夫人同样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爱神丘比特的箭射晕；面对爱神的炽烈攻势，她显得异常的冷静，并且进行了理性的思索。她质疑她所面对的爱情只是“我爱她，为了她的一笑，她的模样，她柔语的声气；/为了她这感触正好合我的心意，那天里，的确给我带来满怀喜悦的舒畅”的一种昙花一现的爱而已。这种爱只是求爱者一时的倾心爱慕。一旦自己成为秋霜打的黄花，那么爱情春天岂不“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她向求爱者暗示了自己对爱情的理性的审视，同样也希望对方也更加理性地面对着这纯美的感情，不要因一时的狂热而伤害双方的情感。诗人还质疑她所面对的爱是“因为你又怜又惜地给我揩干了泪腮”，也就是说求爱者的爱是源于对自己高贵的同情和怜悯，一种居高临下带着优越和施惠的心态的爱的“施舍”。这样的爱并不是爱情而应是人道主义的同情。如此之结合只能让诗人终生依附于爱人，不能自主自立。爱情主体间的关系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造物主与被造生命之间的统领顺从关系，而非基于平等的自然和谐关系。诗人不愿意在经济地位和精神世界完全附庸于自己的爱人，更不愿意承受被压抑的施舍之爱。这与舒婷诗中表达的完全释放的自由的爱是相似的。布朗宁夫人在追求真爱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我的尊严。像一些少女在爱的火山包围之下往往降格自己原有的衡量事物乃至自我的标准，被同化成只有“我，中你的意”，少女们在爱的洪流中常常甘愿毁灭自己。这就展示了诗人对爱情的理性倾向的认识，哪怕诗人情至深处，仍能保持自己的理智的女性主义意识。
三 女性主义的自我超越
法国的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9年出版了《第二性》，她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观点至今仍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几千年来，女性一直被定义为男性传统的“他者”（other），是“附属的”人，“边缘人”。在传统思想中，既然女性作为无话语权的他者身份存在，又何谈自由平等爱情的权利呢？但两位女诗人却不畏父权制的束缚，在诗作中挑战了这种传统的“女性气质”观，实现了女性主义意识的自我超越。舒婷认为真正的爱情应是“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爱情的主体要作为爱人、朋友的双重身份而存在，从而达到“梁鸿孟光”的和谐相处，相敬如宾，互相理解支持，在思想上能达到共鸣。诗人所理解的更伟大的爱情应是：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这是诗人对爱情理解上的升华。爱情非外表的匹配与否，而是心灵的结合相知，思想的会通融合。只有相互欣赏的知音般的爱情才会愈弥久愈甘醇，经得起暴风雨的洗礼。布朗宁夫人在诗的结语处也道出自己所追求的爱情是：
“爱我，请只为了那爱的意念，/那你就能继续地爱，爱我如深海。”
诗人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和对真爱的呼唤：为爱而爱我吧！爱本身是永恒的，这样的爱才会亘古常青，不会因时间的消蚀而褪色。诗人在这里强调是不掺任何杂质的纯美之爱，就像上帝的爱，不搀杂一点儿尘埃，像水晶清澈透明，不虚饰，不夸张。只有不分高低贵贱的爱，才能达到爱人之间彼此心心相印，灵魂的相融相通，实现爱的最高境界。
四 结语
通过对舒婷和伊丽莎白・B・布朗宁诗作中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比较，我们看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成长背景影响下，女性主义的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以及她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女性主义爱情新视界。舒婷和伊丽莎白・布朗宁对爱情追求中体现的女性意识，让读者不由联想到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那个始终捍卫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虽然外表平凡但内心处处闪烁着伟大之光的至纯、至善、至美的天使的化身。渴望站在上帝脚下用灵魂与知心爱人说话。（文聘元，2002）
参考文献：
[1] Jean Baker Miller,On Women’s New Psychology[M]（Penguin Harmondsworth,1978）.
[2] 贝蒂・弗里丹，程锡麟、朱微、王晓路译：《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舒婷：《舒婷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孙绍先：《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
[6] 文聘元：《西方文学的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7]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 朱云齐：《朝圣者的灵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舒婷我亲爱的祖国范文6
邢梦瑶
从小到大，我没有得过一次奖。每当看到别人拿着奖状高高兴兴地回家时，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心里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得奖呀？
开学不久，沙老师在一次上课前说：“9月份是普通话宣传周，我们学校要举行普通话演讲比赛，希望同学们积极准备，踊跃报名。”我听了十分激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朗诵了。心想：无论如何，我小学毕业前也要得次奖呀！那天我一下课就赶紧报了名。从那天起，我天天练习普通话，早晨练，中午练，晚上还练。几天下来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就在我准备选择演讲内容时，沙老师给我推荐了舒婷的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沙老师说：“梦瑶，现在正值国庆来临之际，这首诗歌内容很合适。你读书又很有感情，我相信你能发挥的很好。”老师的话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我一遍遍地诵读着，自己好像成了作者的化身，感情也随之跌宕起伏。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普通话演讲比赛终于开始了。我是第二个上场，只听见主持人说：“抗震救灾的胜利和奥运梦想的实现，让我们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下面上场的是五年级的邢梦瑶，她演讲的题目是《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在同学们的掌声中我来到了主席台前，我的心跳很快，手和腿直发抖。我定了定神，拿起了话筒，开始了深情的朗诵：“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看到了同学们专注的眼神，看到了老师赞许的目光，我演讲得更投入了。当我伸开双臂，动情的朗诵最后出一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同学们的眼睛湿润了，老师们的眼睛里也都饱含着晶莹的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