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颂老师的文章范文1
关键词：赞美诗；哈佛-燕京图书馆；《颂主诗歌》；记谱法 ；西乐东渐
中图分类号：J605-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44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奥克兰大学哲学博士，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就学于武汉音乐学院。后入奥克兰大学研究汉学，自1997年起在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任教。
收稿日期：2011-04-20
引 言
从公元七世纪聂斯托利派进入中华国土开始，通过赞美诗与歌咏来传播福音就成了来华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①。唐元时代流行的景教歌咏仪式和明末传来的天主教弥撒音乐不算，仅十九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传来的赞美诗就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818年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934）《养心神诗》的出版，到1936年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普天颂赞》的问世，先后出版的基督教新教赞美诗达两百多本[1］（第487-519页）。唱赞美诗不仅是基督教礼仪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教会活动和教会学校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俱乐部、青年会、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戒酒会等教会学校所特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此外，教会学校维持纪律、校间交流也常常是通过作祈祷唱赞美歌进行的[2］（第14-15页）。虽然赞美诗在基督教在华事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国内赞美诗的收藏却有限。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国音乐书谱志》中的前期部分（先秦――1911）只录有来华浸信会所编的《赞主诗章》（1875刊本）、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编的《小诗谱》（1883刊本，1901重校石印本）和伍德洛夫（A. Woodruff）著的《公赞诗》（1908上海美华印书馆）四本。后期部分（1912――1949）也仅有55本。资料的缺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研究的肤浅和片面性。有关中国赞美诗的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谈不上特别的深入。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此种状况虽有所扭转，但细观近几年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各院校的博硕士论文，关注基督教音乐当展的地域性的个案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②。研究人员也多为教内人士，除神职人员盛宣恩[3]、王神荫[4-5]、陈伟[6]和谢林芳兰[7]的著述外③，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历史性地追溯赞美诗在中国发展演变的著述并不多④。其中原因颇多，但对原始资料的认识不足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就目前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缩微资料做一简述，除希望把这些资料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外，也旨在指出其中一些赞美诗在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价值。
一、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谈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哈佛―燕京学社及所属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虽位于哈佛大学校园内，与哈佛大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其在法律上与财政上均是独立的。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其宗旨为促进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该社以关注传统汉学研究为焦点，与1955年成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后者是海外中国研究中心，以地域研究与近、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为著。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与费正清中心仅一街之隔。原名“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虽然成立于1928年，但该馆的收藏可以追溯到1879年，也就是哈佛把中文课列为学科之一的那一年。因为在那年波士顿的几位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人集资请宁波文人戈化（1838-1882）来哈佛教授中文课⑤。戈化随身携带的一部分汉文书籍也就成了哈佛大学最早的中文收藏。三十五年后，即1914年，日本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服部宇之吉（1867-1939，此君曾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又在京师创办女学堂）和崎正治（1873-1949）到哈佛讲学，他们也向哈佛大学图书馆捐赠了一些日本出版的重要的汉学及佛学书籍。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这些收藏（汉文4526 册、日文1668册）被转到新成立的“汉和图书馆”。当时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且已开始对这些资料编目的藏书家裘明被任命为图书馆长（以上资料采自哈佛大学官方网站）。该馆是全美国中文书籍收藏中仅次于国会图书馆的地方，善本书珍藏尤其多。现有藏书共一百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中文藏书中，二十万册是古籍。包括宋、元、明刻本1500余种，清初至乾隆间刻本2000余种，其它抄本、原版方志、拓片、法帖等也数千种。除中、日文外，该馆还收有藏文、蒙古文、满文、韩文、越南文资料。所收藏的微缩胶片达八万多件，期刊5700多种，报纸32种。这些资料虽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但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大陆出版的新地方志等[8-9]。
善本书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早期中文基督教书籍也是全美数一数二者。特别是十九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广东、澳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或用中文撰写的基督教著作，可以说是世界上收藏此类著述最丰者。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最早的基督教赞美诗缩微资料是《续纂省身神诗》和《养心神诗》。此两部赞美诗集都不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印自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藏板和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石印版。前书由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出版，含有54首前所没有翻译过的圣诗[7］（第10-11页），采用律诗体翻译。全书19叶（每叶为正反两页），开本尺寸为25 厘米，封面上有“道光十五年（1835）重镌”之字样。（香港浸会大学也收有此诗集缩微资料）。后一书虽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所编，但封面署“尚德者纂”。未署具体的出版日期，但应是在1843年麦都思代表伦敦会到上海之前出版无疑。谢林芳兰在其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基督教赞美诗史》中把此书的出版日期标为“1838”。此书篇幅较大，共有46叶，开本尺寸为20 厘米。其中绝大部分（64首）译自有英国赞美诗之父之称的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 1674-1748）的诗作、九首译自英国浸信会牧师约翰•本（John Rippon, 1750- 1836）、一首取自最早出版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欧尔尼赞美诗集》（The Olney Hymns），还有一首出处不详。麦都思的《养心神诗》后经王韬（1828-1897）加工润色后，于1856年改名为《宗主诗篇》，在上海重新出版[7］（第13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五口通商后所出版的新教赞美诗集有：咸丰2年（1852）出版的《赞美诗》、良（William Young）的《养心神诗新编》和英国长老会宾威廉（William C. Burns, 1815-1868）的《神诗合选》。《养心神诗新编》为厦门花旗馆寓藏板，开本尺寸为23 厘米，10叶，内含13首厦门方言圣诗。原件与《神诗合选》合订在一起。据约翰•朱理安（John Julian, 1839-1913），氏是第一个成功地用厦门话编纂赞美诗的传教士（Julian 1985: 744）。良（也称杨威廉、养威廉）原是美国浸礼会派驻暹罗（今泰国）的传教士，在来华之前，他曾在新嘉坡、曼谷等地华人中传教，并曾于1840年在曼谷出版过一本《祈祷神诗》（王神荫1950）。的《养心神诗新编》后由1846年到厦门的伦敦宣道会的施敦力亚力山大（Alexander Stronach, 1800-1879）于1857年增扩为58首，但仍称《养心神诗新编》。宾威廉的《神诗合选》也是厦门花旗馆寓藏板，1854出版。23厘米，篇幅为30叶。1847年来华的宾威廉是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他先后在布道的地方有香港、厦门、上海、汕头、福州、北京等地[10]。《神诗合选》中的圣诗有的选自麦都思1838年的《养心神诗》，有的选自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2年在马六甲刊印的《养心神诗》，但均有细微的改动[7］（第35页）。早期传教士中，宾威廉是努力提倡方言文学最盛者，每到一处就用该地的方言译诗。他出版的诗集除《神诗合选》外，还有《潮腔神诗》（汕头土语，1861年出版，29首）、《榕腔神诗》（福州土语，1861年出版，30首）、《厦腔神诗》（厦门土语，1862年出版）等。下节所述的北方官话《颂主圣诗》中就有30多首是他的遗作。1936年出版的《普天颂赞》也收有他的赞美诗[4]。
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收藏了不少1860年之后编辑的方言和白话赞美诗集。如《赞美神诗》（双门底福音堂翻译，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86-?）、《耶稣教圣诗》（天津：耶稣堂存板，1862）、《榕腔神诗》（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同治四年［1865］）、《榕腔神诗》（榕城［福州］：福音堂藏板，同治9年［1870］）、《宗主诗章》（福州：福音堂救主堂印，同治10年［1871］）、《童子拓胸歌》（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同治10年［1871］）、《颂主圣诗》 （京都［北京］： 美华书院刷印, 1875）、《谢年歌》（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光绪元年［1876］）、《宗主诗章》（福州：美华书局活板；美部会印，光绪17年［1891］）、《救世教诗歌》 （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光绪23年［1897］）、《月季歌》（福州：金栗台存板，18--?）、《福州奋兴会诗歌》（福州：罗马字书局活板，光绪32年［1906］）、《赞主圣诗》（福州；罗马字书局活板，光绪32年［1906］）、《颂主圣诗》（圣公会译，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18）。
这些早期出版的基督教赞美诗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有词没有歌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与我们研究赞美诗传入的音乐无关。因为有的圣诗集在歌词旁边标有所唱的曲调的标题，这种做法与我国戏曲唱本中所标的曲牌差不多。通过所提供的曲调标题，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出应用的曲调。如韩国先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图书馆见到的《颂主诗歌》1877京都灯市口美华书院版和1905年汉口圣教书局，汉镇英汉书馆版就没有乐谱，只有押韵的中文赞美诗，但书后有英文说明及引得，英文部分的索引部分也有“乐调引得”，列举当时通行的数本有谱的西洋赞美诗谱集，指引唱者某首中文诗可配某首西洋调。特别指出中文平仄不易配合西调[11］（第3-7页）。据台湾学者江玉玲的研究，麦都思1858年的《养心神诗》中的每首赞美诗除注明出处外，还有均标明诗节号码以及每首都附有小标题等特点[12］（第39页）。由此可见, 即使只是歌词的赞美诗集，也可推断出当时所用的音乐。这种有歌词即可知音乐的现象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在大洋洲等非西方社会也都有惯例[13］（第91页）。
三、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不同版《颂主诗歌》
《颂主诗歌》是在华各宗派协作出版《普天颂赞》以前流行最广的一本赞美诗集，原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汉理（Henry Blodget, 1825-1903）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共同编辑，1872年由华北公理会出版。柏汉理负责文字，富善主管音乐。所以该诗集也以其英文名Blodget and Goodrich Hymnal著称。柏汉理，也称白汉理，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到上海，随后又到天津和北京传教凡40年。富善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后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865年到中国，主要在华北地区宣教，并在通州设立了公理会神学院。由于富善精通希伯来文等各国文字，中文造诣也深，1891年，他与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等来自各宗派的数位宣教士一起被任命为《圣经和合本》的修订委员会的成员，此译本成为华人教会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富善擅长音乐，是最早呼吁音乐在传教事业中重要性的传教士之一[14］（第221-226页）。富善和柏汉理两人所编的圣诗达300多首，于1895年增至408首，在北京出版，1900年再版，可惜全书印成之后，就遇到庚子年的义和团事件，全部新书和铅版都被烧掉。以后于1907年在日本横滨出版，计有五种不同的版本。以后1925年，1929年又在上海美华书馆重印，1933年又在天津工业印字馆印镌[4]。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颂主诗歌》的版本颇多，仅京都（北京）美华书院刷印的版本就至少有：1880版本（开本尺寸21厘米）、1887版（开本尺寸23厘米，共有圣诗315首，三一颂10颂，歌咏文 12段，卷末页368-384还附有圣教择要礼文学［婚姻简礼文、殡葬礼文］及敬主文式）、1891版（开本尺寸14厘米，共有赞美诗358首，三一颂11颂，歌咏文12段；诗316-358首，附在歌咏文之后，即页293-331）、1895版（开本尺寸22厘米，共有诗375首，三一颂11颂，歌咏文12段）。在日本横滨市印的也至少有1895、1907、1911、1914、1915四种版本。1895版开本尺寸22厘米，有赞美诗400首，三一颂12颂，歌咏文13段，附英文序及索引。1907版开本尺寸2厘米，篇幅稍大，共有诗408首，歌咏之文14篇，三一颂12颂。附英文序及索引。哈佛毕业后即来通州协助潞河书院的都春圃（Elwood G. Tewksbury, 1865-1945）参与了此版的音乐编纂工作。1911版容虽与1907版大致相同，但在诗第一首之前均用中文加总题目录及首句目录。1914年版基本上与1907年版同，共有诗408首，歌咏文 4段，三一颂12颂，有总题目录及首句目录。1915年由横滨福音印刷合资会社的铅印版有总题目录首句及英文序、索引4种及诗译者名单。此书前部分与《颂主诗歌》1914年版之后部分及《颂主诗歌》1914年版同；后部分与下面将提到的《（新增）颂主诗歌》之前部分同。
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收藏还收有通州潞河书院1895印行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此版封面有“此嗖法诗谱与公理教会新印出颂主诗歌之韵调谱同”字样，开本尺寸为24厘米，68叶，都春圃编）。此外，上海美华书馆摆印，民国11年（1922年）的《（新增）颂主诗歌》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行列。（香港浸会大学也收有此诗集缩微资料）。此书第409首至452首有乐谱，与《颂主诗歌》1915年版之后部分相同。
哈佛-燕京图书馆之所以收有如此多《颂主诗歌》版本，除了此赞美诗集流传广、发行量大、版本易得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出自美国公理宗牧师之手。而公理宗的档案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收的最全。成立于1810年的“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 缩写为ABCFM, 中文译为“美部会”、“公理会”或“纲纪慎会”）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搜集了大量由基督教传教士撰写和翻译的中文著作，并将它们运回在波士顿的办事处。1949年和1962年该会两次把这些资料捐献给哈佛大学，手稿和中文图书分别由候顿图书馆（Houghton Rare Book Library）和哈佛燕京学社保存，图书时间大约在1810至1927年间[15]。
四、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有谱赞美诗集及其编纂者
对研究中西音乐交流的人来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中最有价值的是几部有乐谱的赞美诗集。这几部分别为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1817-1887）1856年编辑的《赞神乐章》、美国长老会应思理（Elias B.Inslee）1858年出版的《圣山谐歌》、1871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的榕腔《童子拓胸歌》、1876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的《谢年歌》、1877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的《福音赞美诗》、通州潞河书院1895印行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以及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印行的《福州奋兴会诗歌》和《圣诗乐谱》。这几部赞美诗集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传教士所教授的音乐，对他们所采用的乐理体系也可略见一斑。
罗尔梯鸦片战争后来华，先是在香港，宁波开埠后，他于1847年6月到宁波，与第一个来宁波传教的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MacGown,1815-1893）一同工作。他的《赞神乐章》编辑于1856年，开本尺寸为23厘米，页数不多，只有25叶，有赞美诗24首，加总赞词。其中赞美诗音调用五线谱，歌词既用汉字也用罗马拼音宁波方言。中文用文言文。歌词不是直接列在乐谱（四部和声）之下，而是与歌词分列。左边印乐谱，右上边列汉字歌词，右下方列罗马拼音宁波方言。此书可能是新教在华出版的最早的有谱赞美诗集。
与罗尔梯的《赞神乐章》相比，应思理的《圣山谐歌》的篇幅要大一些，开本尺寸为18厘米，内容也丰富些。除了赞美诗72首之外，还用了五叶的篇幅介绍简单的西洋乐理。同为美国人的应思理属于不同的教派，要比罗尔梯稍晚一些。他1856年受美国长老会外国差会派遣来上海，后来有被转往宁波。因为与差会有摩擦，1861年美国差会终止了他的任命。应思理不得已举家回美，但三年后受朋友资助作为独立传教士再次来华传教，也曾短期地隶属于伦敦传教会。这次他选择的传教地点是杭州，除办学外，他还编辑《中西学报》。1867年他与美国南长老会接触，同年6月被派赴华，所以，他也被称为第一个被美国南长老宗派到中国的传教士[16］（第31-32页）。他的工作后来由司徒雷登的父亲接任[17］（第12页）。他的《圣山谐歌》是他在宁波传教时编纂的，由宁波华花书房（上海美华书馆的前身）于咸丰8年（1858）刊行。与罗尔梯的《赞神乐章》一样，《圣山谐歌》其中的72首赞美诗均用文理和拼音化了的宁波话。但与罗尔梯不同的是，汉字和拼音歌词是印在歌谱下的。汉字印在第一声部旋律下，罗马字母翻译的宁波方言印在第二、第三声部的音符下面。
《圣山谐歌》中教基本乐理的方法也值得注意。与稍后英国长老会的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的《养心诗调》（1868年刊行于厦门）相比，应思理直接用的是五线谱。而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养心诗调》》、《乐法启蒙》、《乐理颇》）采用的却是经过改动的Tonic Sol-fa记谱法，直到1870年后，杜嘉德出版的《西国乐法》用的才是五线谱。⑥应思理介绍了五线谱的唱名法，用“佗、雷、米、法、琐、拉、西”代表大调音阶的七个音，与狄就烈（Julia B. Mateer, 1837-1898）1872年在《西国乐法启蒙》中所采用“多、类、米、乏、所、拉、替”的汉语音译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其他音乐术语的翻译上，应思理除用“全备、半开、四开、八开、十六开、卅二开”来分别表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用“歇”来代表“休止符”外，还介绍了升降号、表情符号等。应思理1868年初在杭州办男女书塾时，都曾设立过音乐课程[18］（第96页），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这一诗集曾被用作教材。
赫理美（Benjamin Helm, 1844-？）编辑的官话本《福音赞美诗》是为学校编纂的，内含101首圣诗和福音歌。编辑体例以长老会主日学校赞美诗集为原型。赫理美也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1868年与司徒雷登的父亲一起到杭州传教。1878年因健康缘故返回美国。据说赫理美是“中国最流行的圣歌”“耶稣爱我，我知明”的歌词翻译者（由司徒雷登的妈妈配歌）[16］（第148页）。他在办男童中学时，常常教授学生唱圣诗。也许是来自同一国度（美国）和同一教宗（长老会）的缘故吧，此歌集与和狄就烈的《西国乐法启蒙》很相似，除教授学生用的乐理常识《乐音问答》（musical catechism）七课（由1872年6月到达杭州的A. E. Randolph 太太编）外，其中所用到的语言（如把音阶翻译成“级子”）也与狄就烈的翻译相似。
四声部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用的是首调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但富善和都春圃的做法与杜嘉德在其乐理书系列中的做法不同，与英国浸礼宗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1883年在山西太原出版的教科书《小诗谱》也迥异。杜嘉德乐书所传人的西方乐理知识，有经过本土化了的“Tonic Sol-fa”系统，也有固定调的普通五线谱。李提摩太夫妇所用的则是融合和中国传统的“合、四、乙、上、尺、工、凡”体系和“律吕”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来自美国的富善和都春圃采用的却是更正宗的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音乐嗖法”。这里他们直接用d、r、m、f、s、l、t来代表do、re、mi、fa、sol、la、ti。
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活板印行的《福州奋兴会诗歌》是福州三大教会所通用的赞美诗集，含圣诗114。这些圣诗不仅在复兴集会上唱诵，在其他教会场合也用到。同样是由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活板印行的《圣诗乐谱》有256首赞美诗，每首圣歌的开始都有歌调名和节拍名和四个声部的乐谱。
五、哈佛-燕京及国外其他图书馆所收藏有谱赞美诗集与十九世纪西乐之东渐
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谈到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有谱赞美诗集和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所收藏杜嘉德1868-1870年的《乐理颇》(内含《乐理颇》、《养心诗调》、《西国乐法》) ⑦、狄就烈1872年版《西国乐法启蒙》、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所存狄就烈1879年版《西国乐法启蒙》、佛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收武林吉夫妇（Franklin and Bertha S.Ohlinger）1879年的《凯歌》、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图书馆所藏湛约翰（John Chamlers, 1825-1899）的《宗主诗章》等综合起来看的话，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几个事实：
一、从时间上来看，有乐谱的圣诗集的编纂可说是与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是同步的。至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也就是传教士在被允许在内地传教前，新教传教士即已开始编辑出版有乐谱的圣诗集。
二、从流传的地域来讲，新教传教士所传入的基督教音乐在学堂乐歌兴起之前至少遍及华南、华北、华中、华东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新教传教士由唱圣诗所带动的音乐活动先是以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上海为中心，杭州、北京、天津、登州等地继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已波及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台湾的原住民也不例外[19］（第207-209页）。
三、从传播的对象来讲，受赞美诗影响的除了普通的基督徒、教会学校的师生及与教会有关的人士外，还有教会医院的病人、普通的民众、士绅等。后者虽然人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李提摩太夫妇在山西赈灾时，李提摩太夫人在太原通常所做的事就包括“周三晚上开班教授那些有意学识谱的中国士绅朋友Tonic Sol-fa记谱法”[20］（第152页）。此外，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教会合唱节对中国普通民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当第一届合唱节在福州开幕时，吸引的观众如此之多，当时“福州最大的可容纳2000人之众的教堂被挤的水泄不通。…在场的中国听众极为满意”[21］（第423页）。
四、从传播的内容来讲，由传教士传入的记谱法多种多样。这与学堂乐歌以简谱为主的做法大不相同。较早的此类诗谱，如罗尔梯的《赞神乐章》（1856）、应思理的《圣山谐歌》（1858）、范约翰夫妇合作的《曲谱赞美诗》（1868）等用的是传统的五线谱[22]。而同时出现的天主教的《圣事歌经简要》（1861）用的却是五线谱前身的四线谱。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一书的初版（1872）和二版（1879）用的也是普通的五线谱。赫理美的《福音赞美诗》（1877）亦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源于英国的Tonic Sol-fa也开始在中国各地流传。虽然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最早的首调唱法的Tonic Sol-fa赞美诗集为通州潞河书院1895刊印的《主诗歌》，但有证据表明此法不仅早在1858年就被传入中国，而且流传很广。早在1867年传教士帅福守（Edward W. Syle, 1817-1891）在一封反驳香港一位外籍人士武断地说中国境内没有音乐教学活动的信中就曾明确地提到“早在1858年他们【按：宁波长老会】就出版了一本有二百五十首曲调的圣歌集，其中用到Tonic-sol-fa记谱法”[23］（第28页）。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1861-1863年在香港和北京都曾教授过这一方法[24］（第332页）。1868-1870年来自苏格兰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率先用华化了的Tonic Sol-fa法为《养心诗调》配乐。李提摩太1876年夏和1877年春在山东青州办孤儿院时曾有系统的教过Tonic Sol-fa记谱法[20］（第110页）。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就连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普遍采用Tonic Sol-fa教学法[25]。即使是在学堂乐歌兴起后的上海，此教学法依然没有被淘汰。澳大利亚人艾美丽•巴顿（Emily Patton, 1831-1912）从1901年开始就穿梭于横滨与上海之间，办班教授此法[26］（第40页）。十九世纪下半叶通过赞美诗集传入的记谱法还有十九世纪中叶才刚刚在美国开始流行的首调记谱法――形状符号谱。最晚在1870年代后期，形状符号谱就已引进到中国。因为福州美以美会武林吉夫妇1879年的赞美诗《凯歌》中就用到此记谱法[7］（第41-42页）。1892年狄就烈整编《圣诗谱》时，也改用此种记谱法。十九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不仅用五线谱、Tonic sol-fa谱、形状符号谱，也有用工尺谱和中西合璧的工尺谱和五线谱。李提摩太夫妇在对中国音乐传统一无所知时，也主要依赖Tonic Sol-fa记谱法，但在接触到工尺谱后，他们就毅然决然地采用了Tonic Sol-fa与工尺谱、律吕谱结合的极具匠心的乐谱。其原因就是工尺谱是中国民间最广泛流传的记谱法，用的是汉字，中国人熟悉，学起来方便[27］（第311页）。有曲谱圣诗集的出版，无疑促进了西方乐理知识在中国民众间的传播。
结 语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收藏赞美诗集无疑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史料。其实，不仅仅是赞美诗，其他相关的史料仍然有很多保存在欧洲、美国的档案馆中等待学者们去挖掘。特别是像牛津、伦敦、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档案馆都有很好的收藏。一些不太知名的大学档案馆，也有令人惊喜的收藏。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如香港浸会大学，也有很好的收藏（如其中收藏的19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广东、澳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或用中文撰写的基督教著作就很值得查看）。再者，随着科技的发达，一些珍贵的史料，如由湛约翰编辑、广东伦敦教会藏版、光绪五年刊行的有谱赞美诗集《宗主新歌》都已经经过数码处理，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所藏的英国伦敦宣道会赞美诗收藏，也有许多可以在网上查到。即使是早期传教士的回忆录及著述也不再难以查找。连耶稣会士钱德明十八世纪原版的著述都可以查阅到。但遗憾的是，国内有些研究似乎不太注意对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在引述历史时，往往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学术繁荣”、“出版繁荣”后面的隐忧。
注释：
①关于景教圣咏音乐在中国的流传，可参见葛承雍《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总第87辑），157-178页。
②如林键《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载《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1期）、杨民康《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国内近几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也大都以地域性个案研究为主，如周晶的《兰州市基督教青年教会唱诗活动初步调查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 2005）、冯锦涛的《从国际礼拜堂看基督教音乐在上海》（上海音乐学院, 2005）、王秀缎的《福州基督教会音乐与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2006）、华慧娟的《基督教赞美诗在滇北苗族地区的传播、演变与文化意义》（西安音乐学院, 2007）、李博丹的《中国朝鲜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地域性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 2009）等。国外有关研究可见Samuel S. M. Cheung, “A Study of Christian Music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83” (D.M.A.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9). Maria M. Chow, “Reflections on the Musical Diversity of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usic in American Religious Experience, ed. Philip V. Bohlman, Edith L. Blumhofer, and Maria M. Ch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87-309. Connie Oi-yan Wong, “Singing the Gospel Chinese style: ‘praise and worship’" music in the Asian Pacific”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6)。
③谢林芳兰 2009年曾在美国出版《中国基督教赞美诗史：从早期传教士到现代本土创作》（A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From Its Missionary Origins to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Productions）。关于此书，可见笔者所写书评，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页140-144。
④当然也有例外，如加拿大学者Vernon Charter 和 Jean DeBernardi的研究即是一例。见Vernon Charter and Jean DeBernardi, “Towards a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Processes of Musical and Cultural Synthesis”, Asian Music, Vol. 29, No. 2 (Spring-Summer, 1998), pp. 83-113。
⑤关于戈鲲化，可见王振中《戈鲲化的梅花笺》载《读书》2005年第4期。
⑥关于杜嘉德，笔者曾专门著述，详见宫宏宇《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与西洋乐理之东传》载《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
⑦关于牛津大学所藏杜嘉德著述，可参见江玉玲《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中的音乐史料―浅谈杜嘉德乐理书的伯德雷恩藏本》载《台湾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参 考 文 献］
［1］Sheng, David. 1964:“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D］.D.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4.
［2］宫宏宇. 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J］.音乐研究，2007(1).
［3］盛宣恩. 中国基督教圣诗史论述 (1-8) ［J］.香港浸会圣乐季刊 (1979-1983).
［4］王神荫.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J］.基督教丛刊》1950(26、27).
［5］王神荫.《赞美诗（新编）史话》［M］.中国基督教协会，1993年.
［6］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3).
［7］Hsieh, Fang-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From Its Missionary Origins to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Productions,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8］张效民. 美国的亚洲研究机构简介―哈佛-燕京学社 ［A］.icwar.bfsu.省略/2009/03/495（2010年6月25日登陆）.
［9］朱政惠.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本营［A］.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11月21日.
［10］McMullen, Michael D. God's Polished Arrow: W. C. Burns, Revival Preacher ［M］.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00.
［11］韩国.早期西乐东渐佐证的发现 ［A］.自西徂东》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第一集.
［12］江玉玲.《圣诗歌:台湾第一本教会圣诗的历史溯源》［M］.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
［13］Stillman, Amy. “Prelude to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Protestant Hymnody in Polynesia” ［J］.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5 (1993): 89-99.
［14］Goodrich, Chauncey. “Chinese Hymnology” ［A］.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221-26.
［15］赵晓阳.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汉语圣经译本 ［J］.历史文献，2003(8).
［16］Woodbridge, Samuel Isett. Fifty Years in China. Richmond, VA: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1919.
［17］Stuart, John Leighton.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18］Brown, G. Thompso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 1837-1952.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7.
［19］Lee, Angela Hao-Chun.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al Control and Ear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on Music Education of Aborigines in Taiwan” ［J］.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23:2 (2006): 205-216.
［20］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21］Pakenham-Walsh, W. S. “The Foochow Choral Union” ［A］.Chinese Recorder 50: 6 (1919): 423.
［22］宫宏宇.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圣诗谱》［J］.中国音乐，2008(4).
［23］Syle, Edward. “Music among the Chinese” ［A］.Dwight’s Journal of Music, 27. 4(1867): 28.
［24］Fryer, John. China ［A］.The Tonic Sol-fa Reporter 143 (1864): 332-333.
［24］杨民康.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 ［J］.中国音乐学，1990(4).
［26］Stevens, Robin S. “Emily Patton: An Australian Pioneer of Tonic Sol-fa in Japan” ［J］.Research Studies in Music Education 14 (2000): 40-49.
［27］Richard, Mary. “Chinese Music” ［A］.Chinese Recorder 21(1890): 311.
Hymnbook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Collec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A Preliminary Study
GONG Hong-yu
赞颂老师的文章范文2
1、通过本次班会抒发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通过活动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教师工作的艰辛和崇高，从而激励学生更加热爱老师、尊敬老师，努力向上！
2、通过朗诵、歌唱、表演、讨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形式，来表达学生对老师的礼赞和祝福。
3、通过问答竞赛形式，了解有关教师节的知识、古今中外尊师重教的故事，使学生备受教益，既激发学生的爱师、尊师的情感，又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
二、活动准备
1、教师精心制作活动课件
2、学生自己设计、制作的献给老师的节日礼物。
3、确定活动的主持人（中队长：王佳慧；班长：罗聪），编写串词。
4、学生学会音乐《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和手语版《感恩的心》。
5、邀请参加活动的老师。
6、布置好教室
三、活动过程
（一）导入
主持甲：是谁，播下万古远点的梦幻？
主持乙：是谁，耕耘遍野燃烧的心愿？
主持合：是您，我们敬爱的老师！
主持甲：您将青春融入滴滴烛泪，记下了人类永远的赞叹。
主持乙：流淌的汗水和心血啊，在校园里把希望浇灌。
主持甲：您用青春写出无悔的人生。
主持乙：您用真情谱写世间最壮丽的诗篇；
主持甲：您的爱，我们永远也报答不完，
主持乙：让我们深深地向您鞠一躬，真挚地问候一声——
主持合：老师您好！
主持乙：《谢谢您，老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二）表演
1 歌唱《每当我轻轻走过老师的窗前》
主持甲： 今天的主题班会，从歌声开始，让我们用真诚感恩的心，唱一首歌送给我们最尊敬的人：
全班齐唱《每当我轻轻走过老师的窗前》！
2、诗朗诵《老师，辛苦了》
主持乙：老师，似春蚕，如蜡烛，比慈母，他们心联学子，鞠躬尽瘁，奉献所有，也收获希望。请听，诗朗诵《老师，辛苦了》（小组分角色）
3、礼赞
主持乙：是啊！老师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是无价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句正是我们老师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从古到今有许许多多赞美老师的诗词和文章。
主持甲：同学们，我们的老师平时指导我们学习，教我们做人，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奉献出无私的爱！你们说，我们可以把老师比作什么？（举手发言）
主持乙：同学们的比喻真是太恰当了！老师，您就是春蚕，就是红烛，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您又是一棵小草，默默无闻但精神高尚！您还是我们心中隐形的翅膀，助我们成长高飞！请欣赏小组合唱《隐形的翅膀》
（三）竞答
主持甲：教师节即将来临，你对教师节了解多少，你还了解多少古今中外尊师重教的故事呢？下面进行知识小竞赛。
（四）祝福
主持甲：我们的每一点知识，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渗透着老师的汗水和心血。
主持乙：在此，让我们用自己的话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敬爱之情和祝福之愿吧！
同学发言表达心声
全班齐读《尊师颂》
主持乙：尊师，爱师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下面请同学们说一说：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实际行动才能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个别学生发言。
（五）结束
甲：老师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乙：老师是火，点燃生命之灯；
甲：老师是灯，照亮前进之路；
乙：老师是路，引你走向辉煌。
甲：感谢恩师，感谢您们的谆谆教诲；
乙：赞颂恩师，赞颂您们的美好心灵；
甲：祝福恩师，祝福您们教师节快乐；
乙：祝福恩师，祝福高尚的您们永远健康，欢乐
赞颂老师的文章范文3
听了这个故事，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比较赞同哪一种做法呢？
实际上，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求同思维所造成的。我们在无意识中已经压抑了学生的天性，否认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外部环境和力量对学生的作用与影响，把学生当成了只是接受的被动载体。因此造成学生思想僵化，一直以来我们的学生一个个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产品一样，缺乏个性，缺乏创新意识，特别是在写作上体现更为明显。
虽然老师在课堂上一再提醒：写作要有新意，要会创新，要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要有真情实感，但学生或为了迎合老师的口味，或为了考试时确保万无一失，在写作时总是套用旧的格式：即使文章的开头总忘不了一句，我经历的往事像天上的星星（或沙滩上的贝壳）一样多，现在我只撷取最亮的一颗——记事的文章写作主线总是以《小木船》《羚羊木雕》的情节为模型；提到蜡烛，学生总要赞颂无私奉献的老师；提到老师总是比作春蚕，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引路人；提到明月，不忘“每逢佳节倍思亲”、渴望祖国的统——在学生的头脑中，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争议与邪恶，早已成为定论，早已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所以，在他们笔下：乌鸦是不能赞美的，因为人们早有结论，乌鸦是不祥的象征；狗咬耗子永远是多管闲事，因为狗的职责是看家护院；中途睡觉的兔子永远是骄傲的典型；老师是永远值得赞美的——这样毫无新意可言的教学内容和模式，必然会导致学生对写作的厌烦，觉得写作是件苦差事，从而影响写作效果。其实作为老师，完全可以打破思维的固定模式，引导学生去创新。
比如，乌鸦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乌鸦喝水》一文中，乌鸦的做法就是可以借鉴的，假如我们一味的敲掉乌鸦的不足，而忽视其优点，则很容易让学生对事物美好的一面的忽略，甚至扼杀，而狗咬耗子也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使耗子不再危害我们的生活，只不过它不像猫那样善于捕捉罢了。而这句话的本意是否也暗示学生不属于自己该管的事就不要管，进而是学生产生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呢？老师固然值得赞颂，但也有可指责之处。所以，教师要给学生正确的看问题的方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性，我们要客观、公正的对待每一件事。
赞颂老师的文章范文4
清代崇尚儒学，祭孔成为国家常典。每到天子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称为“临雍”。“临雍”后，便将皇帝御笔的题词制成木匾，悬挂在孔庙大成殿内。这些题匾的内容，都是对孔子的颂扬之词。木长约6米、宽2.5米，每字一米见方，金字书写，四周雕有群龙戏珠图案。自从康熙皇帝亲自写了隶书的匾额“万世师表”下诏挂在孔庙大成殿梁上，人们便称颂孔子是“万世师表”。
从康熙朝至宣统年间，大成殿内已有9块御制匾额，依次为康熙帝御书“万世师表”，雍正帝御书“生民未有”，乾隆帝御书“与天地参”，嘉庆帝御书“圣集大成”，道光帝御书“圣协时中”，咸丰帝御书“德齐帱载”，同治帝御书“圣神天纵”，光绪帝御书“斯文在兹”，宣统帝御书“中和位育”。
“万世师表”是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御笔题书。语出晋葛洪《神仙传》：“老子岂非乾坤所定，万民主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意为孔于是千秋万世的老师和表率。
“生民未有”是雍正皇帝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御笔题书。语出《孟子・公孙卫》：“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匾文意为尊祖千古以来，从未有若孔子之至高无上的圣贤。意为自有生民以来，世上就只出现了这一位圣人。
“与天地参”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御笔题书。《中庸章句》：“为天下至诚……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赞天地之参矣。”其寓意为赞誉孔子品德与天地并而为参。
“圣集大成”是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御笔题书。语出《孟子・万章》：“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也，智主事也，终条理者，圣主事也。”这里用音乐作比喻：孔子善于把单个的音符，按音乐规律组成美妙的乐章，意即孔子能把古圣先贤的美德集于一身，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圣协时中”是道光皇帝子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御笔题书。语出《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为孔子的学术思想、个人情操，都是能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客观实际的。寓意为尊崇孔圣之道协和万邦，凡事处置得体，恰如其分，以求事业顺畅发展，国泰民安。
“德齐帱载”为咸丰皇帝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御笔题书。语出《中庸》：“仲民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无不持载，无不复帱。”这里的意思是：孔子是顺就天时应运而生的圣人。颂扬孔夫子为上天赋予人间的品德学识和高超的神灵。
“斯文在兹”，是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光绪皇帝御书。语出《论语・子罕》：“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之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合?”意指世间所有文化盖源于儒学创始人孔子。
赞颂老师的文章范文5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当平民偶像，展党员光彩—老有所做，“退”有所为
邵建华
我是东环里社区的退休党员教师，今年六十九岁。虽年龄大，但精神不老，我思想紧跟时代节拍，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党员学习，及社会各项公益活动。
“退而不休，永做奉献。与时俱进，永葆领先。”这是我心中的誓言。因此，我能时刻按上级的布署，时代的需要，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的创新理论，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
采用五种方式学习：
1.读报、看电视；
2.学理论文献，摘录句子，做专题笔记；
3.编词、谱曲、写歌；
4.写诗，演唱；
5.编写说唱材料。（说：胡总书记看得远……）
二.宣传科学发展观，促进三年大变样，以旅游立市，谋划新思路，宣传、推介我市秦皇岛。
1.自费出资，设计、印制了‘创新虎年挂历’一百余册，作为免费发送居民的新年贺礼。
此创新挂历的设计，在于宣传我市美丽风光，推介我市旅游品牌。版面设计成诗配画，山水风光选用我市风景。诗的内容：是关于宣传科学发展观、爱党颂社会、赞美大好时代，以及有关实现三年大变样、快速发展我市的宣传诗句作为推介语。
第一.诗的内容突出科学发展观；
第二.采用我市美丽风光及名胜古迹做插图，推介了秦皇岛；
第三.印有
日历，比较适用。（展示挂历，及送给总书记的画册）
2.通过到各地采风写诗，歌颂、赞美我市山海风光、歌颂改革开放，赞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景区居民的生活巨变。写有：开发区新貌、望峪美景、毛家沟大樱桃、祖山风光、花果山、水帘洞、天马湖、十里铺葡萄沟等美丽景区。
3.编写《美丽的秦皇岛》歌曲，歌颂我市改革开放，城市巨大变化，以及新时代市民的崭新风貌。（演唱美丽的城市秦皇岛）
三.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1.支持奥运，参加奥运安保志愿者。
（1）.编、教“奥运健身操”弘扬奥运精神；
（2）.谱写迎奥歌曲；
（3）.写诗颂奥运；
（4）.参加奥运安保志愿者；
2.弘扬社会主旋律，表扬好人好事，为新闻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撰写稿件，积极反映民情，关心百姓热点。
诸如曾见报上镜的作品有：《园丁老雷锋义务修路》、《街道路面雨后成小河》、《小广告夜袭园丁小区》、《城河护栏严遭破坏》、《井盖下陷行路危险》等。这些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及有关职能部门协调，多数都得以及时解决。
3.倡导遵守公德、宣传文明、提高市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
（1）.编写《文明十六字歌》约两万字，六十余首。
（2）.编写倡导文明的小品剧本，并参加演出。如区文明办和《燕赵都市报》联合搞的，情景剧巡回演出，在海港区范围持续上演两个月之久，深受市民的好评。编写的《鱼婆卖蟹》小品剧，曾在星光乐园直播演出。
四.关心教育，奉献教育，编写教育论文、研制新型英文书写本。
1.编写《文明少年十六字歌》，近两万字。
2.编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近四万字；
3.编写英语专著《英语速记歌诀一百首》在部级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4.为规范英文书写，发明设计了《棱格英文书写纸》，获得了国家专利，并被我市教委印用；
5.编写《规则英语单词直读法》荣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现杂志社颁发的“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并集书发行；
6.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诗文，曾荣获市委“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的奖励并在《秦皇岛日报》刊登，部分格言获得了部级
大奖；（展示报样，奖状，获金奖书样）
7.有关网站也多次转载我的文章和事迹。
五.创先争优出新招，文明示范进楼道,保洁护绿爱花草。
1.我为社区设计‘支部争树一面旗，党员争当十颗星’的‘创先争优’活动方案；以提高党员的光辉形象和服务能力。此方案受到市和省领导的肯定，欲将在省范围推广。
2.开展“文明行为进楼道，和谐邻里靠大家”创文明楼道活动； 共同清除小广告，自费粉刷楼道墙。达到楼道清洁，邻里和谐，维护安全，共创争当文明家庭。
3.参加护绿志愿者，义务维护园丁苑的环卫管理工作。
4.发明设计“环保两用拾物夹”倡导环保、推广低碳，并荣获“区科协二等奖”参加颁奖晚会，亮相《星光乐园》现场直播。并自费购料组装20把将进行示范推广。
5.倡导楼栋居民和谐、文明、团结、崇尚先进，关爱小区，组织举行“才艺技能实物展示”鼓励大家争创文明，爱我家园。
6.教师节期间，自费印制“教师慰问贺卡”八十份，送给《萃文及十三中》的两个学校的党员老师，进行节日慰问。
这是我自退休以来，参加社会活动的部分简介。
我经常自勉道：
赞颂老师的文章范文6
这篇文章构思巧妙、生动感人，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文章以班主任老师的笑容为主线，前后描写了两个故事，借此升华文章的思想感情，一次来赞颂班主任老师关心差生、鼓励差生的优秀品质。文章的结尾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感悟，照应开头和结尾，点明中心、深化主题。文章前后的神态、语言描写，突出老师对我的关怀，也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文章语言情真意切、情节生动感人，反映了人间真情的美好。
六年级:幂静的阿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