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颂祖国的诗范文1
关键词：天赋佳禀；独立不迁；伟大精神
《橘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关于它的主旨，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和宋朱熹《楚辞集注・橘颂》基本赞同《橘颂》是屈原自比志节如橘，清人林云铭《楚辞灯》中说“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陈子展《楚辞九章之全面观察及其篇义分析》一文中认为《橘颂》此篇前半说橘，把橘人格化，颂橘即以自比，后半说人，把人物性化，自颂即以比橘。可见人们大都认为《橘颂》是屈原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诗篇，在给予橘树热烈赞美的同时传达出诗人自己的性格、志向、品德和爱国情感。
具体来看，《橘颂》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首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到“纷宜修，而不丑兮”，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橘树的各种美好特性，以此暗比诗人自己。“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东汉王逸曰“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习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于众木，来服习南土，便其风气，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2]在我国的先秦文献中早有橘树从天而降的记载，《春秋律・运斗枢》云：“璇枢星散为橘。”意思是说天上的璇枢星散落下来化为人间之橘，橘是仙果。可见，橘树是天地灵气所钟的品性珍稀、美好的树木，受天命所生，高贵不群，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诗人在《离骚》开端中所述自己的出生、身世独特性和美好的品质才华，诗人和橘树一样，来历不凡、异禀天赋，因此在尘世中必然具备独特气质和超群品格；下面诗人就详细描绘了橘树的独特生长品性和美好生态特质，以此暗比自己。首先是橘树的生长特性：“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树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果树，喜温暖湿润的气候，只适合生长于南方，如果将它迁徙北地，就会变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3]橘树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特性，正是诗人热爱楚国，至死不渝，故土难离的情感之比，然后诗人细致描绘了橘树的绿叶、枝干、果肉、果实内色等生态特征，从各方面写出了橘树朝气蓬勃的美好资质：“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宜修，而不丑兮。”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说“其色精明，内怀洁白，以合贤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内有白洁之志”[4]，可见，橘树宛如诗人一样，仪德俱美。
橘树之美好，更在于它的内在精神。下面“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为第二部分，诗人对橘树的内在精神进行了直接的歌颂，和前一部分所勾画的橘树所具各种美好品质相映证，同时融入自己的形象。橘树的内在精神是“独立不迁”，联系全诗，这种“独立不迁”的精神包含橘树所展现出来像人一样的性格、志向、品德：橘树的不凡来历和生长特性决定了它“受命不迁”的特殊性格，即使它年岁虽少，但其性格已坚定不移，从幼年的橘树身上可以看到诗人早年的影子，诗人自幼汲汲自修，立下宏愿，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其志向之远大高洁，性格之坚毅脱俗已初露端倪；橘树还具有无私的品德：“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洪兴祖说：“凡与世迁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举世莫得而倾之者，无求于彼故也。”[5]橘树因为无所求存所以无所曲附，深固难徙，诗人也是对己无求，将个人私利甚至安危置之度外，一心向国，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树扎根故土，无欲无求，但是却繁茂蓬勃，为世人贡献凉荫、花果，它的品德像天地一样宽广无私，诗人也是这样，于己无私，但是为国家制定法度，培养人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品德胸怀何其伟大；橘树还和诗人一样对环境和自己的品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橘树坚持自己的生长特性和美好品质，以无言但坚决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生长区域、时节和形态，并不因为环境的熏染和世俗的流波而有所改变，纵然在百花畏惧的酷寒严冬，也“愿岁并谢，与长友兮”，王夫之注曰：“橘树冬荣，霜雪不凋，志愿坚贞，与岁相为代谢。友四时而无渝，喻己忠贞，不改其操。”[6]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参政后遭谗被废，却不改志向，始终热爱祖国的诗人形象相互辉映，在楚国黑暗的现实中诗人也是把持住个人的原则和志向不动摇，让人不禁想起先贤孔子在《论语.子罕》中对松柏所发出的赞叹“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7]，橘树的冬荣和松柏的不凋何其相像，百年之后唐张九龄被贬官后也在《感遇诗》中赞叹“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8]最后诗人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作结，将橘树与不食周粟，流传千古的伯夷并举，使橘树成为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先贤志士的精神象征，这也是诗人对自己的激勉，要像先贤一样坚持自己的性格、志向、品德，为国家尽忠，虽死无怨。
综上所述，诗人通过对橘树的歌颂，实际上展现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和橘树一样“独立不迁”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源于其与生俱来的性格秉性、远大高洁的志向、无私的品德和对自己清醒深刻的认识。在诗人的绝大多数作品中都蕴含着这种精神：例如《橘颂》中对橘树外在和内在仪德俱美的描写和赞美，与《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9]诗人对内美与外修相统一的追求是一致的；而《橘颂》中橘树“不迁”的执着性格和爱国之情，与《离骚》中诗人坚持政治理想不动摇“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10]的性格和不舍故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11]的情感是一致的；至于《橘颂》中橘树对于生长环境和自己品性的清醒认识所象征的诗人对于现实和自己性格的深刻认识也和《渔夫》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12]，《涉江》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13]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屈原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黑暗现实不能实现自己正确的政治理想和拯救国家的远大志向的时候，仍能坚持自己性格、志向、品德，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而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情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悔精神永远值得后人们的敬佩。
注释：
[1][2][4][5]洪兴祖.《楚辞补注》，江苏：凤凰出版社，
2007年P135-136
[3]李万寿.《晏子春秋》，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P293
洪兴祖.《楚辞补注》，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年P136
[6]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P93
[7]李学勤.《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P122
[8]王启兴，毛治中.《唐诗三百首译注》，湖北：湖北人民
出版社，1984年P3
[9][10][11][12[13]]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P2、P11、P28、P136、P88
参考文献：
[1]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陈子展.《〈橘颂〉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9年02期
[3]龚红林.《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三峡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4]江立中.《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对〈橘颂〉的再解
赞颂祖国的诗范文2
下面为大家介绍莅临诗歌朗诵会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他们是：
学者、教授、沧州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国学院院长：x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常务院长：x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张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办公室主任：孙xx
国学院副院长、秘书长：杨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开发部部长：张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外联部部长：张xx
教授、国学院外联部副部长：王xx(女士)
国学院宣传部副部长：郎xx
国学院开发部副部长：刘xx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感谢。
节目单：
有一首词通篇陈情澎湃，格调清新，气势磅礴，意境深远。全词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语言明丽，情景交融，让我们用掌声请出
一、《万水千山总关情》
朗诵：国学院常务院长：田教授
有首词，赞美祖国的山河，评论祖国的历史，歌颂祖国的今天与未来，脍炙人口、古今绝唱，这就是
二、《国度抒情》
朗诵：国学院副院长：张教授
金秋的风，送袅袅桂香而来，霜中的菊，献片片绚丽灿烂。在这金色的第三季，在这大地丰收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生日—祖国母亲的60华诞。今天，就让我们为祖国母亲献上我们的：
三、《祖国颂歌》
朗诵：国学院办公室主任：孙教授
可爱的中国，仰望苍天，我高声地呼唤你伟大的名字
了瞰群山，我深情地呼唤你的名字;今天，在祖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要大声说，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
四、《可爱的中国》
朗诵：国学院外联部副部长：王教授
《歌唱祖国》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和自豪的强烈情感,以及盼望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情怀。今天我们祖国的花朵要集体表达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热爱，请听
五、集体诗朗诵：《歌唱祖国》：20名小学生
我爱祖国十月的花， 她无比灿烂辉煌， 因为她在我的心中 ，有56种芬芳——
六、《我爱祖国十月的花》
朗诵：xx社区：张xx等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
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她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她的脊梁，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
今天,在这欢庆的节日里, 我从心底里向您说一声,
祖国,您好!
七、《祖国颂》、《沁园春.国庆》
朗诵：卢建起、云桂荣等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集体朗诵：多宝兰等(18人)
接下来，xxx，也要在祖国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说出对家乡的热爱，一起欣赏：
九、《运河颂》
集体朗诵：(17人)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诗歌传统，屈原赋《离骚》，陶渊明诗“田园”，千古诗人，各领数百年。愿我们这个诗的国度乘着诗歌的翅膀，昂首翱翔在世界文化之颠!
‘迎国庆，红色诗歌朗诵会’到此结束
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赞颂祖国的诗范文3
升起。
孙：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我们踏着国歌激越的旋律，意气风发，昂首阔步。
王：红旗如画，展现光辉历程。
朱：岁月如诗，颂扬丰功伟绩。
今天，让我们用如歌的行板、如画的诗卷，庆祝我们伟大的母亲61华诞！献上我们一片诚挚的情感。
孙：《人民英雄纪念礼赞》：
你是一座丰碑，耸立起的是烈士们不朽的铮铮铁骨;
你是一座灯塔，召示着的是对中国未来的殷殷期盼。
请听由钟晶为您朗诵的《人民英雄纪念赞》
徐：《革命诗联颂》：
我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年之际，不能不由衷地想起和深深缅怀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中国革命争取的胜利，为中国建设发展的顺利，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其中，首要的是毛泽东。今天，我们的5位机关党委委员将分别为我们献上5首毛泽东的诗词，让我们领略一下伟人的另一番风采。 请听 朗诵的《 》
请听 朗诵的《 》
请听 朗诵的《 》
请听 朗诵的《 》
请听 朗诵的《 》
王：《祖国啊，祖国》：
祖国啊，祖国，我曾经为您的贫穷哭泣过；
我曾经为您的落后茫然过。
然而，我更愿为您的进取而振奋，
为您的未来而欢呼。
下面由应鄂萍献上配乐诗朗诵《祖国啊，祖国》
朱：《61年礼赞》：
攀爬过岁月的脊梁，沧桑印证着我们求索的脚步。 今天的祖国，脚步更加从容，信念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成就更加斐然。面对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更坚强。
61年，虽是弹指一挥间，
61年，更是一个新世纪征程的开始
请欣赏由唐文生、刘晓强、张建华的配乐诗朗诵《60年礼赞》
王：《乡愁》：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
，对家乡的思念总萦绕心头；
无论我们离得多远，对祖国的惦念总难以忘怀。
让我们在郭彬彬的《乡愁》中寄托对海峡两岸同胞的思念，共同企盼祖国的早日统一。
朱：《中秋月》：
（自拟）
王：《伟大的构想》：
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进步的民族。
我们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总设计师的伟大构想，
轻轻一圈，圈出了中国的希望，圈出了中国的未来，
也圈圆了中国人的美好梦想。 请听由 的朗诵《伟大的构想》。
孙：《奔跑的圣火》：
建国六十年，有太多的悲壮和感动，有太多的梦想和光荣，它们都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2012年历史画卷。
还记得那团圣火吗?
----它点亮了13亿中华儿女心中的希望
它照彻了神州大地共同的心声
请听周伟、陈琰的《奔跑的圣火》。
徐：《坍塌的家，屹立的是国》：
我们曾经遭遇过非典，我们曾经遭遇过洪水,我们也曾遭遇过罕见的冰雪灾害，更遭遇到汶川地震,
尽管我们的“小家”一个一个地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大家”却始终没有倒塌，甚至比任何时候都坚强。
下面由请贝晋为你献上配乐诗朗诵《坍塌的家，屹立的是国》。
王：《大河颂》：
从炮火中诞生的祖国，一路怆伤，却一路悲壮 从灾难中走来的祖国，一程艰辛，却一程荣光
我们的祖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
未来的中国，必将会走得更加坚实，更加美好。
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涌动着对中华大地的无限眷恋与热爱。
请徐芳、朱浩强为大家朗诵《大河倾》。
孙、王：《致长城》：
孙：长城，你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王：长城，你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孙：
长城，你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王：长城，你是我们祖国承载过去，连接未来的桥梁。
请听由 为你献上的《致长城》
徐、朱：《长江情思》：
徐：长江，我们的母亲河，
多少回，我赞美你的风光秀丽 朱：多少回，我赞叹你的顽强气质
徐：你给了长江儿女不绵的情怀
朱：你给了华夏子孙永恒的气概
请欣赏由娄巍立、刘晓强、张建华、陈琰的配乐诗朗诵《长江情思》。
孙、王：《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孙：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六十载的峥嵘，
东方瑰丽的大地上，耸立起一个不朽的国度。
王：我是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孙：我是一个中国人，黄河的儿子，长江的女儿；
王：因为身后有你坚强的后盾，我无所畏惧，永往向前，
请欣赏集体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结束语：
（音乐“我和我的祖国”响起。。。。）
孙：滔滔江河水，淹不尽浩浩中华魂
朱：巍巍昆仑山，锁不住阵阵中华风
徐：亲爱的祖国，再优美的诗篇也抒发不尽对您的热爱， 王：亲爱的祖国，再动听的话语也表达不完对您的忠诚；
孙：新世纪的航道上，前进的巨轮已经启航
王：现代化的大路上，催战的擂鼓已经敲响
朱：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踏着战鼓的节拍
向着荣光、向着辉煌、奔向远方
徐：最后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富强
赞颂祖国的诗范文4
男：尊敬的各位领导，
女：亲爱的各位来宾，
合：大家下午好!
男：七月的星光照亮长夜的路。
女：七月的彩霞点燃心中的火。
男：七月的山岭放飞欢畅的歌。
女：七月的江河漾起笑的漩涡。
男：七月是历史的纪念碑，凝聚几代人执着的求索。
女：七月是辉煌的交响乐，奏响共和国壮丽的凯歌。
男：看，共和国的大地上，到处生长着七月的向往，共和国的蓝天上，到处翱翔着七月的希望。
为讴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发展成就，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爱党、爱国热情，展示交运职工的风采，提升集团公司“快乐旅程”服务品牌，检验集团公司“干部思想教育活动成果”，激励全公司干部职工努力实现集团公司“两个确保”目标，根据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开展庆祝建党94周年活动的安排，今天在这里举办“颂歌献给党”诗歌朗诵会。
女：**有限公司庆七一“颂歌献给党”大型诗歌朗诵会现在开始。
男：请全体起立，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男：下面我介绍今天出席朗诵会的领导，他们是：(略)
女：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的到来。
男：下面请领导讲话。
1、女：高高飘扬的党旗啊，为了您，多少人苦苦求索;为了您，多少人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请欣赏**为我们带来的《让我们的党旗永远鲜红永不褪色》。
2、男：下面请欣赏**为大家带来的《走向属于您的明天》。
3、女：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下面是**带来的《党旗》，请欣赏。
4、男：前赴后继，穿过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高歌挺进，跨越建设征途的漫道雄关;请欣赏《党旗飘扬在21世纪的春天》，朗诵者**。
5、女：七月的骄阳，如火如荼，把豪放的炽热挥洒大地。七月的党旗，如日中天，把真挚的关爱撒满人间。请欣赏由**为我们带来的《火红的七月》。
6、男：下面请**为大家献上诗朗诵《忆往昔峥嵘岁月创世纪美好未来》。
7、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植根在我们的心中，代代传唱……请欣赏**为我们带来的《有一首歌》。
8、从义勇军进行曲到东方红，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年的风雨历程，*年的辉煌历史，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每一次重大关头，都是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带领人民，依靠人民，不断开拓，请欣赏**为大家带来的《党的赞歌》。
9、共和国的大地上到处生长着七月的向往共和国的蓝天上到处翱翔着七月的希望请欣赏《七月的赞歌》，朗诵汽车总站蔺善荣等。
10、鲜红的党旗，经历了*个春秋的洗礼，显得更加飒爽多娇，在华夏上空自豪飘扬，请欣赏**等为大家献上《飞扬的党旗飞舞的魅力》。
11、火红的七月燃烧着希望，沸腾的时节奏响着进军的乐章，有请**为我们带来《七月颂歌》。
12、今天，我们共聚一堂，热烈庆祝党的生日，向伟大的党献上我们最诚挚的祝福请欣赏《党啊生日快乐》朗诵**。
13、我们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面前是一副壮丽的画卷。十三亿中华儿女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请欣赏**为大家带来的《献给您亲爱的党》。
14、我的祖国，有坚强的性格挺拔起泰山的气魄，我的祖国，有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的寄托。请欣赏**带来的《我的祖国》。
15、七月流萤，骄阳似火。忆昔南湖，惊看今朝。伟大光荣的党啊，人民感谢您。请欣赏**带来的《七月赞歌》。
16、*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从此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正确的航向。请欣赏《党啊我的母亲》朗诵**。
17、七月的太阳，绚丽多姿、热情奔放，七月的党徽，金光闪闪、喷射光芒。请欣赏**带来的《七月的天空》。
18、下面请欣赏**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不会忘记》。
19、今天我们激情如火，今天我们诗情如歌，今天，我们满怀豪情地迎来中国共产党*岁的生日!请欣赏**等带来的《颂歌献给党》。
20、共和国走过了*年的风风雨雨，从贫困走向富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请欣赏**等为我们带来的《祖国我为你自豪》。
21、我向往七月如火的激情，我赞美党旗上鲜艳的色泽田野，收获的音符写给黎明的图纸，山岚拓宽的场垛开阔中国的视野，请欣赏**为我们带来的《七月颂歌献给党》。
22、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带领集团公司的三位劳模为大家献上诗朗诵《光荣与梦想》。
赞颂祖国的诗范文5
论文关键词：诗经，周颂，评价，地位
《周颂》是祭祀活动的派生物，用今人的世界观来看，无庸讳言，祭祀活动是一种思想上的宗教迷信，即马克思所称的“颠倒了的世界观”，但在当时，它却是一种渗透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与战争具有同等地位的“国之大事”，是人们生活种所不可缺少的思想和精神支柱。古今人们对宗教祭祀活动的认识上的差异也鲜明地体现在对待《周颂》的态度上。封建社会的经学家奉《诗经》为经典，视之为神圣不可亵渎的金科玉律，他们对颂诗的理解和评价大都跳不出它本身的神学思想的范畴，他们的研究、阐释甚至对颂诗的天命神灵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从《诗序》的“美盛德之形容”，到郑《笺》的“太平德洽”，到《正义》的“德流兆庶”，无不是忠实于《周颂》本身的功德意识。清代学者虽然认识到了《周颂》的功利性，但只是加以阐释，很少有否定、批判的态度。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产生批判思想的土壤。五四运动以后论文怎么写，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世界观在人们的思想中生了根，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对一切封建思想加以批判成为新时期文化思想的主流。这时，人们对《诗经》中颂诗的认识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周颂》，在《诗经》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例如：“一部文学史也就是人民文艺与庙堂文艺的斗争史”，“歌功颂德的庙堂文艺，它走的路必然是趋向死亡的路”，“所有为少数人享受的歌功颂德的所谓文艺，应该封进土瓶里把它埋进地窖里去。”（郭沫若《人民的文艺》，《沫若文集》13卷）“歌颂统治者的功德，赞美贵族的腐朽生活，表现没落贵族的思想意识。”（周满江《诗经》）“内容充满着反动思想和迷信色彩，是应该坚决扬弃的糟粕。”（金开诚《诗经》）就《周颂》的天命神灵思想在现代的意义和价值来看，它受到大多现代学者的批判和贬斥，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为，对于《周颂》的评价，我们不必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古人的水平上，把《周颂》思想内容上的消极因素毫无分辨地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完全以今人的思想标准去衡量《周颂》，把它的思想内容一概视为糟粕，而应当看到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曾经具有意义和价值。
《周颂》的“迷信色彩”首先体现在它的天命意识上。无疑，天命是虚幻的，是古人给自己套上一种思想枷锁。对天帝的过分崇拜，易使人陷入宗教迷信的深渊，思想上常常是兴奋于一时而麻木于长久。殷未统治者在国家危难时还自信“有命在天”，便是其证。这是我们评价天命论时应该认识到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周初统治者对天帝的崇拜并未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虽相信天命，但同时又认为“天命靡常”、“天命不易”，并因此强调、重视人的品行。他们在告神的颂诗中不可能把这些思想表达得很细致，但在与《周颂》同时的《尚书》部分篇章中，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周人对天命的认识是相当理性的。在《君奭》中，周公与召公就天命问题展开过讨论论文怎么写，召公说：“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敢安享上帝之命，不去常念及天威与民众；要没有过失，只在人。）应当说，对天命的这种理性的认识，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正是用诗的形式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怎样认识天，也就怎样认识人；虚幻的意志之天不断被否定的过程，也就是现实的人不断自我肯定的过程。而在这一方面，周人可算是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人的天命观比之于前人是相对进步的。
天命论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宗教理论，在阶级社会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欺骗性。顾颉刚说：“汤克夏，武王克商，那自然是真的事实。但他们这种行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由，他们只说自己是新受了天命来革去别人以前所受的天命的。”（《古史辨》第三册，《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当天命意识成为一种思想工具之后，它所欺骗的对象当然首先是人民群众，即郭沫若所说“以天道为愚民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应当给予批判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汤克夏，武王克商，”那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新兴的、进步的阶级受了“天命”代替了腐朽的、落后的阶级，这“天命”对于维护新政权显然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天命论就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起的特定作用来看也是不可抹杀的。
对于《周颂》的评价，无论是古代经学家的附和的态度，还是现代学者的批判的态度，其焦点大都集中于对它的歌功颂德的评价上论文怎么写，这确实是抓住了《周颂》思想内容的主导面。怎样看待歌功颂德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看待《周颂》的问题。应当承认，对祖先功德的崇拜、歌颂，毕竟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情感，这种思想情感也只有从祖先功业中直接获益的后世子孙才会怀有，这样就决定了歌功颂德的的阶级属性。在这一点上，它确实是不含有“人民性”的。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根本问题在于，不含有人民性的歌功颂德的统治者的文学是否一定就是反动的呢？答曰：未必。
西周初期以前是周民族处于上升、发展的历史时期。周人的始祖后稷既是周人的祖先，也可称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的发明农业之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见证之一。周之太王率周人开垦险阻之岐山，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其艰难的程度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这种筚路蓝缕之功足以彪炳史册。周文王更是一个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的明君，“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大雅·大明》），“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有声》），他在前代祖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周的实力，拓展疆土，为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承文王之绪，经过精心准备，一举推翻了殷商王朝，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周颂》中所歌颂的祖先都是周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他们的历史地位是确定不移的。(2)这些祖先在历史上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为中华民族造了福，他们的功业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
肯定了后稷、文、武等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就无法否定歌颂他们的功德的诗篇。无论就所颂之人还是就所颂之事来看，《周颂》都不是捕风捉影，矫揉造作，相反论文怎么写，它正是颂得其人，颂得其事的。《周颂》应当看作是英雄的颂歌，只不过这种英雄颂歌不是出自人民群众，而是出自统治者罢了。既然是英雄之颂，那么它肯定就不是反动的、腐朽的、倒退的。实际上，歌颂英雄的功德，这是迄今为止的文学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人们都不能从心中完全清除掉对伟人的某种特殊的崇敬，真正的尊敬、忠诚和崇拜，不管这崇拜多么模糊不清和违反常情。只要有人存在，英雄崇拜就会永远存在。”（蒋述卓《宗教艺术论》引卡莱尔语）对处于王朝初建期的西周统治者来说，缅怀、继承英雄祖先的功业，宏扬英雄祖先的美德，以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这无论在宗教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是无可非议的。
所以，对于歌功颂德，对于统治者的文学，我们不可以狭隘的思想态度去理解、看待它。汉赋也有一定的歌功颂德的内容，但它仍不失为今人加以批判继承的文学遗产。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历代传诵的佳作，并没有因为它的作者是亡国之君而被人唾弃。对待《周颂》也应该这样。《周颂》的艺术价值虽然比不上汉赋和李煜的词，但实在说来，它也是一代之文学，是在宗教祭祀的胚胎里孕育出来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因而它显得粗糙、幼稚、不成熟，很不象文学。也正因为它“出身”于宗教家族，一身的宗教气味，所以才有点令人生厌，让今人难以接受。
还应当看到，《周颂》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歌功颂德，周初统治者在颂祖的同时也表达了突出的敬业思想。杨树达《诗周颂天作篇解》：“天作岐山，太王垦辟其芜秽。彼为其始，文王赓续为之。是以虽彼险阻之岐山，亦有平易之道路也。夫先人创业之艰难如此，子孙其善保之哉！”可谓善得诗旨。他们对自身严格要求论文怎么写，对百官循循诱导，对历史深刻反省，对农事精心布置，他们所表达的敬业意识是足可与歌功颂德的思想相提并论的。这种敬业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有益因素，它与我们所提倡的民族精神传统是并不相悖的。
《周颂》形式简陋，缺乏文采和艺术魅力，没有多少艺术上的价值，但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把远古时期的原台歌谣与《周颂》相比较，它显然要比前者成熟得多。《周颂》固然是一种宗教文学，但上古时期的一切文学艺术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艺术与宗教本来就具有某种同源性。后世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正是在逐步脱去了宗教色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些意义上说，《周颂》同整部《诗经》一样，在文学发展史上履行着它固有的历史史命，即：担当着一种过渡性的桥梁作用。而《周颂》所起的桥梁作用的原始性，又几乎决定了它在后世诗歌中的地位──同风、雅相比，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精制的瓦片，它是埋在墙脚的奠基的石头。
《周颂》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供玩赏的文学，我们也不必唯一用文学的标尺去衡量它。本来，“六经皆史”，人们对《诗经》的研究、阐释从来也没有局限于文学的角度。尽管以史释《诗》在《诗经》研究史上带来过一些弊端，但全面、彻底的《诗经》研究是无法离开对它的史料阐释的，挖掘《诗经》的历史认识价值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一项重要任务，将来也会是这样。《周颂》正是研究《诗经》认识价值的最基本的原材料之一，它直接地、真实可信地向我们展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特征──周初统治者在那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认识过去、思考现实的，他们的思想行为有什么历史独特性等等。它向我们展示的西周社会的祭祀情况、农业生产状况以及统治者的思想情感特征，具有风、雅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堪称《诗经》的源头，这正是对《诗经》进行追本溯源研究所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它在这些方面的独特认识价值是可以与风、雅相媲美的。《周颂》在《诗经》中的地位或许主要体现于此吧。
总之，对待《周颂》，应当以辩证的眼光和态度给予它恰当的评价，不可以全然否定的态度一概视之为糟粕，这是我们研究《诗经》所应有思想态度。不过说到底，相对而言，《周颂》总体上的价值并不高，在三百篇中论文怎么写，它的价值和地位均在风、雅之下，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性也多于风、雅，这是我们对《周颂》的定性评价。最后，我们以明代胡应麟《诗薮》中的一段话作为全篇的结束：
赞颂祖国的诗范文6
从文化诗学的阐释角度来看，对《诗经》作品最初功能的阐释必须放到周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文化 历史 语境中才是合理的。诗在周代文化中何以有那么高的地位？在后来儒家思想谱系中《诗》何以竟成为“六经之首”？这都与诗歌作品原初的意识形态功能直接相关。可以这样说：周人用诗的方式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工程。在这里我们就联系礼乐仪式来 分析 《周颂》与“正大雅”的部分作品，以此来揭示周初诗歌的意识形态功能。
关键词
意识形态 颂诗 正雅 礼仪
一
我们先来看《周颂》。郑玄尝云：
《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礼运》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祖庙，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傧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及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报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齐明而荐之，歌之舞之，所以显神明，昭至德也。 [i]
郑玄的这段话既指出了“颂”诗昭显祖先之德的表层意义，也指出了“颂”诗的意识形态性。这类诗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祭祀祖先而作，实际的作用却并非仅仅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之情，而是在现实 社会 中推行某种道德价值。所谓：“礼行于宗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以及“故自郊、社、宗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正是说这些祭祀仪式蕴涵着现实的 政治 与道德意义。祭祀祖先本身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慎终怀远”，而祭祀祖先所采用的仪式却包含着远为丰富的内涵。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切实地感受到现实统治的庄严与神圣。所以说“颂”诗的真正作用乃在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他们的祖先早已是那样道德高尚、功业卓着，那样值得称颂，现在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得到天下 自然 是当然之理了。
关于《周颂》的作旨，钱穆先生尝言：
盖周人以兵革得天下，而周公必以归之于天命，又必归之于文德；故必谓膺天命者为文王，乃追尊以为周人开国的天下之始。而又揄扬其功烈德泽，制为诗篇，播之弦诵，使四方诸侯来祀文王者，皆有以深感而默喻焉。 [ii]
这是只有目光宏通的史学大家方能有的见解。大凡政治家所标举的文化事业必然深藏着政治的目的。对这样的文化事业如果仅仅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就难免失之狭隘，或至于郢书燕说。《周颂》并非民间自成之物，乃是西周政治家精心制作的东西，他们寄予其中的政治意义自是不可忽视。钱穆先生的见解实为切中肯綮之论。我们再看《大雅》。郑玄云：
始祖后稷，由神气而生，有播种之功于民。公刘至于大王、王季，历及千载，越异代，而列世载其功业，为天下所归。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声》，据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又大雅《生民》下《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时诗也。 [iii]
郑玄这里提到的从《文王》到《卷阿》这十八篇作品即所谓“正大雅”， 内容 都是歌颂自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等人的。其字面之意可以用“据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概括之。然其真正的意蕴则远非郑玄之言所可囊括。“颂”诗大约是由于受到祭祀仪式的限制，都比较短小，一般只是笼统地赞颂先王的美德，基本上没有具体事实的叙述。与此相反，大雅作品都很长，描述具体而详尽，因此与《周颂》相比，“正大雅”之作的意识形态内容也就更加丰富。这些看上去似乎是“史诗”的作品实际上都是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话语。概括起来“正大雅”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周人代商而有天下乃是上帝之意。周人虽然相对于商人更重视人事，但对于古老的上帝崇拜毕竟依然有所继承，更何况这是证明政权合法性最有力的根据呢！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对这一重要文化资源的利用。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大明》）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皇矣》）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下武》）
这些诗句旨在说明上帝对周人有特殊的眷顾，他就像慈爱的长者一样对周人循循善诱，指导他们走上昌盛之路，毫不吝惜地赐福于周。这就是告诉天下诸侯、百姓，周人的代商乃是上帝之意，非人力所能抗拒。他们除了顺从之外，别无他途。
第二、周人祖先历代皆为圣哲之君，累世积德，因此只有周人才应该得到天下。《生民》详述周人始祖后稷种植五谷的事迹；《公刘》记载后稷曾孙公刘如何忠厚诚实，如何于豳地艰难创业；《绵》描写太王在迁于岐山之下之后开荒筑室、设立官职、征服戎狄的伟大事迹；《文王》、《大明》等赞扬文王光辉美好的品质；《下武》、《文王有声》等歌颂武王能够继承先王之德，建功立业，等等，如此一个历代皆有圣明君主的邦国如何能不受到上天的垂顾，如何能不昌盛呢？这些诗就是要告诉天下诸侯和百姓，周王室与商纣迥然不同，是道德高尚的君主，他们代商而立不仅是符合上帝意志，而且是符合天下百姓的期望的。支持这样的政权自然会得到很多好处。对周人而言，列祖列宗的美德就是其政权之合法性的最强有力的依据。
第三、殷商遗民务必服从周人统治。对于殷商遗民的处置与安抚恐怕是周初统治者最为头痛，也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除了封建殷王室后裔 [iv] 、褒扬商纣忠臣、开释被囚百姓、以殷王室之财物赈济贫弱萌隶以及对殷贵族予以迁徙等措施之外，就是在观念上征服殷民，使之从心里信服周人的统治了。在观念的征服方面，大雅之作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诗不仅极力歌颂周人历代君主的光辉伟大以及反复强调上帝庇佑周人，而且还直接劝告殷人服从，《文王》云：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这是明确告之殷人，周人既然已经得到上帝眷顾，你们就要服从周人统治。这样看来，大雅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给殷商遗民看的。
第四、周王室务须秉承先王美德，戒骄戒躁、谨慎小心，如此方能保有天下。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下武》）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假乐》）
这都是劝告时王（武王、成王）要继承先王美德，以为法式，如此方可受福无疆。
这些诗歌表明，周人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使天下宾服，可谓煞费苦心。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文字书写工作都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都是要使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颂”诗与大雅之作实际上是建构了一个周人世系，这个世系同时又是一个道德谱系。它告诉世人，只是因为周人列祖列宗的道德纯美，才获得上帝的青睐，从而代殷而立。这种通过对先人的神圣化而为现实的价值建构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做法是一个聪明的创举，这对后来儒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自孔孟以降，历代儒家无不借助于神化先王来为现实确定价值规范。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就成为最高道德准则的象征。他们成了后世历代儒家用来制约、规范现实权力最有力的武器。儒家的抽象的道德规范通过这些偶像而形象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文化与周公等周初政治家创造的礼乐文化的确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儒家文化传统的“法先王”原则是在周公那里就已经确定了的。所不同的是：周公等这种将道德谱系、祖先世系、价值建构与历史叙事合二而一的做法乃是为了已经获得的政权寻求一种观念上的普遍承认，是直接为现实统治服务的；后世儒家却是为了给现实统治确定一种法则，是儒家士人代表被统治大众对权力的约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颂》及所谓“正大雅”是《诗经》中最早成为官方话语的诗歌作品，其他作品，即“正小雅”、“二南”、“变风变雅”等作品即使有些原初创作时间并不一定晚于“颂”与“正大雅”，但是其进入官方话语系统的时间则肯定在它们之后。道理很简单：周人之所以将诗歌置于官方文化系统的重要地位上，乃是为了实际的政治需要，而为新的统治确立合法性依据是他们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武王、周公等在周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的核心是使周王室对天下诸侯百姓实现有效控制，以避免出现殷商末期诸侯叛乱的局面；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巩固刚刚获得的政权。“诗”、“书”等方面的书写活动都离不开这个核心。这也正是“颂”诗与“正大雅”必然是最先成为官方话语的原因所在。
二
《诗经》这部书的编定时间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 问题 。自清代以来学界对于流传久远的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是我以为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审慎对之的必要。我们知道，《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是《陈风》的《株林》，这首诗是讽刺陈灵公的，大约作于前 600前后，距离孔子出生有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这部书即使不是孔子编定，也必定只能早于孔子数十年。那么问题就来了：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中叶这五百多年间“诗”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根据《周礼》、《礼记》、《左传》、《国语》等史籍的记载我们知道“诗”是这个时期贵族 教育 中的重要内容，贵族们大都对“诗”的确极为熟悉。这说明“诗”在创作、收集、使用的过程中肯定有过 [v] 许多不同的版本，其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删的。这样，孔子面对往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进行整理，去其重复、校正其错讹，对于他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又矢志于弘扬西周文化的人来说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司马迁的说法肯定有所本，他没有任何编造孔子删诗的必要 [vi] 。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孔子编定过《诗》，后代儒者在秦汉之间肯定又重新编定过它。这可以从各类诗的编排顺序上看出。依据诗歌作品进入周王室官方话语的先后次序来看，诗的编排应该是先“颂”诗，然后是“大雅”，然后是“小雅”最后是“国风”。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早就察觉到了，他说：
惟今诗之编制，先风，次小雅，次大雅，又次乃及颂，则应属后起。若以诗之制作言其次第正当与今之编制相反；当先颂，次大雅，又次小雅，最后乃及风，始有当于诗三百逐次创作之顺序。 [vii]
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完全符合诗歌功能演变的逻辑。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孔子所编定的《诗》正是如此次序。新发现的材料证明钱穆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濮茅左先生对新发现的上博楚竹书的整理中发现，《孔子诗论》论诗的顺序正是以《颂》、《大雅》、《小雅》、《邦风》的次序排列的，他指出：
从诗的产生时间看，这一类序的情况与《诗》的实际产生时间也是相符合的，是一个由先至后过程。《周颂》产生在西周初期，西周武、成、康王之时；《大雅》诗的大半产生于西周前半和宣王中兴期；《小雅》的诗产生于西周后期；《邦风》（《国风》）的诗则是东周时期收集的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诗篇。这个类序反映的是整个《诗》的 发展 史。 [viii]
这就足以证明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肯定是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间的儒者重新编定过的。孔子对《诗》的整理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乃是因为当时《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次序上的错乱，于是他便根据自己对诗歌功能的理解和儒家价值观对纷乱的诗歌进行了整理，并且确定了每首诗相应的乐调，使“《雅》、《颂》各得其所”。后世儒者重新改变了原先的次序，也必定有其原因。根据我们的推测，这原因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为了突出诗歌“怨刺”功能。我们知道，当战国中期以后，周王室对诸侯的 影响 已经基本上完全失去。就连孟子这样的大儒心目中也已经没有了春秋 时尚 存的“尊王攘夷”观念，而是时时将统一天下的的理想寄予肯行仁政的诸侯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周人赞美祖先祖先的那些“颂”诗与“正大雅”已然不像往昔那样受到推崇，倒是那些以“怨刺”为主的“风”与“小雅”更加受到愤世嫉俗的士人阶层重视。在《诗经》作品编排的次序中亦可见出意识形态意蕴，体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
“颂”诗与大雅之作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呢？这还是要借助于礼的仪式。我们 现代 学者早已证明，《诗经》作品都是入乐的。对于“颂”诗和大雅来说，入乐的唯一目的就是成为重大的礼仪形式的一部分。这时“诗”与“乐”是相结合而发挥其仪式功能并进而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关于《周颂》与《大雅》作品在礼仪中使用的情况主要有如下记载：
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 ……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蛮夷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明堂位》）
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礼记·祭统》）
古者，帝王升歌《清庙》之乐，大琴练弦达越，大瑟朱弦达越，以韦为鼓，谓之抟拊。（《尚书大传》卷一）
夏祭为“禘”，秋祭为“尝”。“升歌”是指乐工升至宗庙的堂上而歌；《象》、、《大武》、《大夏》之类都是舞名。这里记载的是最隆重的祭祀大典，是只有已故天子才能享受、现时的天子方能使用的。《清庙》是这种大型祭祀活动不可缺少的乐章。但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这里的《清庙》也许是“《清庙》之什”的略称，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总是用这一首乐章而不及其他。这样的祭祀大典非常隆重，除了王室宗亲及卿大夫之属必然参加，又有前来朝觐的诸侯们的助祭，这样仪式本身与乐章辞旨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得到充分实现了：在庄严肃穆的人群、平和舒缓的音调、整齐划一的舞蹈的衬托下，乐章的文辞就平添了一种神圣的色彩，对其所言之 内容 ，人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产生深切的认同感。然而据《礼记》记载，“升歌《清庙》”之乐又不仅仅用于祭祀大典：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 ……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这是讲天子到学校（庠序）视察时所进行的活动和仪式。“登歌《清庙》”即“升歌《清庙》”，可见《清庙》乐章并不仅仅用之于祭祀大典上。又：
子曰：“慎听之！汝三人者。吾语汝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龠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紧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仲尼燕居》）
这里讲的是诸侯君主相见之礼。《采齐》、《振羽》、《雍》、《清庙》均为乐章之名。其中《采齐》是逸诗，《振羽》即是《周颂·振鹭》，与《雍》同属“臣工之什”。由此可见“颂”诗非但不全用之于祭祀大典，而且也不全用之于天子之乐。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三十一首《周颂》之作就其最初的创作意图而言应该是为了各种祭祀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看《周颂》之作都是那样短小，每首都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这原因恐怕正在于乐调的限制。就是说，这类作品原本就是作为乐章来创作的，事先已经有了固定的乐调，是一种“填词”式的作法，故而不能畅其所欲言。与之相反，大雅之作却是为了颂扬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而创作的诗篇，当初并非作为乐章而写，也不是原本就要入乐的，所以内容丰富，长短不限 [ix]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本为祭祀之用的“颂”诗的用途渐渐发生了变化：一是从祭祀活动泛化到其他礼仪活动之中；二是由天子之乐下落到诸侯藩国。所以《礼记》记载的这两种用乐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后起的，很可能是西周后期甚至春秋之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诗歌的意识形态功能基本上已经与仪式本身的功能融为一体了 ——文辞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礼记·经解》还说：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仪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
如此说有据，则“颂”诗尚可用之于房中燕处之乐，乃是为了纯粹审美娱乐的目的，则其作用是更加泛化了。
大雅之诗开始或许并非为入乐而作，其内容的翔实足以作为独立的文本而发挥作用。但后来亦被用为乐章大概也是事实。郑玄说：
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飨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于邻国之君，与天子于诸侯同。天子、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皆歌《鹿鸣》，合乡乐。 [x]
郑玄的根据则是《左传》襄公四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由此可知西周的用乐原本规定十分严格，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已经混乱，故即使晋侯和他的大夫们也已经不懂得原来的规定。穆叔是鲁国宗室，而鲁为西周礼乐保存最为完好的国家，所以穆叔能够明白个中道理。穆叔说《文王》等大雅篇什是“两君相见”时所用乐章，肯定是根据古老的周礼。周礼规定诸侯相见时用歌颂文王的诗为乐章， 自然 是为了提醒诸侯们尊崇王室，从而强化周王室的权威性，其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三
《小雅》的数量远较《周颂》和《大雅》为多，写作时间也延续较长。从我们以意识形态建构为线索的考察思路来看，《小雅》中部分作品为西周初期所作应该是言之成理的。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制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除了王室祭祀、诸侯朝觐、聘问、朝会等重大的宗教和 政治 活动之外，还有燕饮、婚嫁、成人、交往等生活习俗方面的活动也被制定了严格的礼仪。与这些礼仪相应当然也必然有诗乐存在。《小雅》中的部分篇什，主要是所谓“正小雅”中的作品，就是为了这类礼仪创作的。例如前引《左传》有“歌《鹿鸣》之三，三拜。”所谓《鹿鸣》之三乃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小雅》的前三首而言。又《仪礼·乡饮酒礼》载，先是升座之礼，主、宾、介依次相拜，然后洗盥、饮酒。此间则有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陔》、《白华》、《华黍》，间歌《鱼丽》，再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最后以“二南”之诗为合乐。其中《南陔》以下九篇皆《小雅》篇什。只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今仅存其目而亡其辞了。“歌”即是“工歌”，请乐工歌唱；“笙”即是“笙吹”，请乐工以笙吹奏。“合乐”则是“工歌”与“笙吹”合之。《燕礼》亦有相近的记载：“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
《乡饮酒礼》、《燕礼》除了同样是为了区别身份，即明贵贱、等高下之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渲染友情与和睦。我们知道，西周有所谓“乡遂制度”，国都附近的地区分为“六乡”，较远地区分为“六遂”。据史学家的 研究 ，六乡之民即是先秦古籍中常常见到的“国人”，他们具有国家公民性质，属于统治阶级，他们都可以在官学中受到 教育 ，可以参与国家大事，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其身份就是所谓“士”阶层和工商业者 [xi] 。对于王室或诸侯来说，“国人”是其最直接的统治基础，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乡饮酒礼》一般在“乡校”举行，由“乡大夫”主持，除了饮酒、欣赏 音乐 之外，还要商议乡中大事。所以这实际上乃是地方政府举行的隆重会议。这正是巩固上下之间、同侪之间友谊的好机会。所以这里所选用的乐章首先是赞美友谊的，请看《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诗中充满了和睦亲密之情。其作用不用说是为了在贵族阶层中建立亲密关系。这个乐章用之于燕享之礼，则亦可以联络王室与诸侯之间的感情。又如《四牡》，全诗大旨是抒写勤于王事，无暇顾及个人与家庭之人的情感，十分真挚动人。《诗序》以为是“劳使臣之来也。”应该是合理的解释。此诗用于燕飨来朝觐的诸侯或诸侯使者极为恰当，用之于燕飨朝臣亦可收使其感恩戴德之效。再如《皇皇者华》，《诗序》以为是“君遣使臣也。”也完全符合燕享之礼强化上下感情的意义。
这样，从《周颂》到《大雅》到《小雅》，诗的意识形态功能贯穿了当时贵族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钱穆先生尝设想当时情形：天下诸侯之朝王室，先至宗庙，歌《清庙》；后至朝会，歌《文王》；在于燕飨，歌《鹿鸣》，并得出结论说：
故必知《鹿鸣》之为《小雅》始，其事乃与《清庙》为《颂》始、《文王》为《大雅》始之义，相通互足，而成为一时之大政。而后周公在当时制礼作乐之真义乃始显。 [xii]
总之，诗乐对于西周的贵族阶层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非从后世之于诗歌的理解角度能够窥见。钱穆先生将诗乐的使用视为周人“一时之大政”，实为有见之言。周公等人就是这样通过营构看上去为纯粹无关宏旨的礼仪形式来实现其伟大的政治目的，这样的手段可以说高明之极。为周公等人所未及想到的是：这样的文化建设对于后世近三千年的 中国 历史 发生了至关重要的 影响 ——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倾向，规定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的基本特色，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文化性格，套用古人的话说：其功大矣！蔑以加矣！
注释：
[i]
郑玄：《诗谱序》，见《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
[ii]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 台湾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05页
[iii]
郑玄《诗谱序·小大雅谱》，见《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
[iv]
据史籍载，武王伐纣成功伊始即封纣王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封微子于宋。
[vi]
实际上司马迁并没有说“删诗”，只是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史记·孔子世家》）
[vii]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一），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04页。
[viii]
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ix]
关于《大雅》的创作早就有所谓“图赞”说，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为宗庙中历代先祖的画像所作的赞辞。如此说成立，则可证明《大雅》并非为“乐”而作，相反，其乐乃为诗而作，犹今日之“谱曲”。
[x]
郑玄：《小大雅谱》，见《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
[xi]
参阅杨宽《西周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之第一章，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