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范文1
我们跟着“大部队”走进良渚博物院，首先来到了特别展厅“书法展示厅”。这里每个橱窗都摆放着书法作品。同学们看后发出一阵阵赞叹声：“哇，这里的书法作品太棒了！”紧接着传出“卡擦、卡擦”的声音，同学们都忙着拍照呢！我也不忘拿出相机，对着那些精美的书法作品拍起了照。疑？这一张怎么不像前几幅一样，凑在一起摆呢？看来这个作品有点来头！ 我不禁读了出来：“煌煌百季西泠之光。”嗯，读上去就挺有内涵的。赞一个，赞一个！我及时把它拍了下来。
走出了“书法云集地”，我们来到了第一展厅“发现求真”。我眼前突然一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两眼发黑，难道我的眼睛有问题了？我急忙问在一旁的徐鑫捷：“我怎么觉得我的两眼发黑呢！”徐鑫捷头也不回地说：“王希，快看墙上！”我不由自主地扭头过去，看到墙上有一只发着绿光的乌龟。要是没有看到对面投影机的话，我绝对会很激动。但我明白了原因后平静地对她说：“这是用投影机把图像投射到墙上去的，教师里的多媒体不也是这样的吗？你激动什么呀？”徐鑫捷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看不清楚。”“这个展厅是干嘛的呀？难道是展示投影的？”我故作幽默地笑说。“嗯，是...”“嗷~~~~”还没等徐鑫捷说完，一声狼叫般的恐怖声就传了过来，紧接着又是一阵。哎呦，一听就知道是人扮演的。要演也要演得像点的嘛！我走着走着，看到了五花八门金银剔透的玉器。哦，原来这里是展出考古出来的文物啊！我顿时醒悟过来了。再往前走，看到三个仿生蜡像人，他们栩栩如生，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差点把它们当成真人了，朝他们幽默地说：“哎呦，蹲在那里很累的，而且又没有古物，赶紧上来吧！”引来了周围同学的一阵大笑。
走出第一展厅来到了第二展厅“良渚古国”。这名字引来了不少非议：良渚怎么能算一个古国呢？难道古代的时候良渚是一个国家？一走进去，就是一块风景墙，那是彩云流霞加上湖光荡漾的美丽景色。比起刚才的名字，更吸引参观者的眼球。它似乎在诉说着古代人的陶器制作业。那些陶罐都很精致，花纹驳杂着，好看得很。突然传来阵阵雷声！这个可不是“人声”了，而是切切实实的打雷声。我和徐鑫捷四处张望，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陈慧指着门口那块风景墙说：“快看，雷声就是哪里发出来的！”那么一小块背景墙换成了屏幕，加上广播里放出的雷声，别提多逼真了！徐雯婷眼尖，发现了一处动脚游戏——捕鱼。我们4个人一起用脚踩鱼，东踩踩西踏踏，终于通关了！哈哈，我们的团队合作力，可不是盖的哦！
最后我们来到了第三展厅“良渚文明”。“良渚文明？虽然我知道良渚是一个很文明的镇，但是也不用这样来显摆啊！”我自言自语道。好吧，走进去看看再说。一进去，我就明白了。这里的“文明”不是指道德的那个文明，而是指一种文化。“呵呵，这个有点奇怪，文明=文化?”徐雯婷喃喃道。呵呵，徐雯婷都跟我想到一块去了，这算不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呢？这里展示的都是玉器，每一件都是那么精致，那么珍贵。
良渚文化范文2
何翔：良渚文化诞生于距今5300－4000年以前，因1936年首现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而得名。良渚不仅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之一，也是中国烹饪文化的起源之一，它在工艺技术、烹饪文化等方面，均展现出了史前文明的突出成就。
几千年之后，同样是在良渚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一个肩负着“传承悠久烹饪文化”责任的品牌——老板，应运时代感召而生。这是我们公司文化存在的大环境。而“老虎钳精神”是对公司文化一种更深层次的概括和凝练，是我们企业的精神图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时，公司几位创始人肩负着带领整个村子脱贫致富的责任，开始了创业征程。在三无(无技术、无设备、无资金)的情况下，筹集了两千元又借贷两千元，最后凭借三把老虎钳等基础劳动工具办起了余杭红星五金厂，也就是老板电器的前身。从此，责任、务实、创新就成为老板人的“老虎钳精神”。
数千年来，烟熏火燎的厨房让善于烹饪的中国人爱恨交织：所以，老板人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让每个家庭都享受到由精湛科技带来的轻松烹饪。老板电器也会继续以技术革新引领行业变革，改善人类的烹饪环境。
《培训》：你们是怎样将良渚烹饪文化、老虎钳精神嵌入到老板的人才培养项目中的?
何翔：具体来说，我们的做法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鼓励员工下厨房做饭，体验厨房生活。2012年，我们的人力资源部就联合品牌部，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级员工都去厨房做饭，重点不在于你的厨艺如何，而是让员工真正地体会消费者在做饭时的感觉，感受烹饪文化，从而去研发生产更好的产品。
第二，让有10年以上司龄的中高层去各论坛现身说法。他们会为学员讲解“老虎钳精神”等企业文化课及其个人心得。
第三，让员工参加与企业文化相关的辩论赛、沙龙分享等活动。
此外，2012年，老板电器斥资3000万元打造的全球最大的“厨房文化科技体验馆”即将落成。该馆将依托良渚文化的历史底蕴，提升老板品牌的溢价能力，展现中国5000年来的烹饪文化发展史。
《培训》：在具体的培训实践过程中，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何翔：一般来说，人才的培训与发展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淀才能见效，所以，我常常给我的团队灌输这样的理念：做项目要有长远的眼光，但务必要有短期的方法。
企业文化培训也好，营销人才培训也好，做培训最怕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看长远只看短期，二是光有长期规划却无落地方法。我认为，以短期的心态去做长远的事，最可怕。试想，高层看不到短期成效，又怎么愿意去投入?所以，做人力资源和培训工作，首先要规划好成本投入。当高层“不变”时，我们自己就要学会“三变”：
一变，将培训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呈现给高层。注重短期可量化的指标和数据，不要刚一开始就和高层讨论一次性能投入多少，而要做—个务实的人。
二变，要给高层做培训，并且，与人力资源相关的培训，一定要让他们多参加。
三变，转换人力资源工作者的心态。其实，做人力资源和销售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是在“销售”自己的产品(课程)，所以，我们可以有“急功”的短期行为成果，但一定不能有“近利”的心态，以此来匹配高层关注的需求点。
当然，我们也要把对效果的评价标准和老板的标准统一起来，比如从流失率、晋升率、内部员工的成长等指标来评估。再比如公司的财务报表，无论哪个领导都知道用利润来衡量公司的效益，而又有几个领导知道如何衡量培训效果的好坏呢。这就需要做文章，提前给领导“洗脑”，让他们认同我们的做法。
《培训》：对于老板电器下一步的人才战略与发展目标，您做何考量?
良渚文化范文3
与其他大多数考古新发现不同的是，良渚古水利工程并不是单独的考古发现偶得，而是有历史传承、有知识体系、有详细规划、有文物类别的系列发现。
科学考古，细致勘测：水坝创造世界奇迹
这次考古发掘始于2015年7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持发掘下，前后7个月的时间里，在良渚古城北面和西面共发现11条水坝。今年3月中旬，在杭州举行的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专家咨询会上，全国19家科研单位的考古学、水利史及水利工程研究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也将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多年，所以有专家表示，这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超过此前在埃及发现的一处有4000年历史的水坝遗迹。终评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这样评价：“这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发现，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记者为此访问了这次发掘的总指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刘斌表示，测年有两种手段，首先是碳14测年。根据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碳14测年数据，测了7条坝体的样本，时间都在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数据有了，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实物，也就是良渚人当年留下的生活垃圾。在塘山上，发现了良渚人的墓葬和玉器作坊;在老虎岭，发现坝上有一条良渚时期的沟，里面有良渚文化的陶器碎片。接下来，怎么证明这就是水坝?经过勘探，考古队员发现，大坝上的草裹泥，全都放在接近引水面的位置，说白了，就是靠近洪水受力比较大的位置，抗洪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发掘现场，考古领队王宁远，指着烂泥里一条条白色的细线说：“这就是烂掉的草，它混杂着淤泥，包成一块块的泥包，我们叫‘草裹泥’，良渚人就是用它堆筑成水坝。”
王宁远说：“良渚人的家，就在沼泽地边，沼泽下面是淤泥，上面长草。哪几种草呢：芦、荻、茅草。他们先把地面的草割倒，用铲把草下面的淤泥切割，放于草上一滚，淤泥粘湿，再用芦苇绑扎，就成型了。”
而且，因为草和淤泥都用掉了，这里直接变成为河道，良渚先民们只要把家旁边的小竹筏拉过来，把草包运过去，就能做好这项工作。这比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把土挑过去更省时省力，“就是一次性做完的事，而且因地制宜。”王宁远说，“草裹泥本身体量很小，又软，可塑性好，与外面草茎贴合紧密，所以堆垒后，彼此贴合紧密，完全不会漏水。”
精确选址，有的放矢：良渚考古发掘从未停止
那么，是什么指引考古队如此精确地选址，仅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有如此重大的发现呢?
刘斌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事实上，近一个世纪来，对良渚的考古发掘从未停止。
“良渚”在宋代被称作“梁渚里”，到了清代，才改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则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小洲”。今天良渚的“美丽洲公园”正是得名于此。
清末之际，良渚及周边地区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广泛流传。到了民国时期，良渚一带的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正是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来几位学者，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复旦大学的何天行、余杭本地学者施昕更，就是被载入史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
1936年，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这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
之后的70年代、80年代，良渚文化一直被考古界所关注，草鞋山、反山、瑶山墓葬中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同时，上海、江苏、浙江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发掘相关遗址，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良渚考察时，曾经感慨地称其为“古杭州”。
2008年，被誉为“旷世之城”的良渚古城城墙被发现并报道，虽然时至今日，对古城墙的身份，学界还有许多争论，但其与历年发现的良渚文化天然的地理重合，以及与本次发现的水利工程的功能互补，众所公认。所以水利工程的考察选址于此，也算是“有的放矢”。良渚水利工程的“新发现”，其实是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对良渚文化遗址长期考古发掘的新成果的呈现。
“新发现”后，更重保护：大型遗址保护的标杆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选的三条标准中，一条就是强调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后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保护。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的最大难题并非防盗挖，而是遗址内3.6万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对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和政府来说，令学术界一个个惊喜的发现，却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多了一道道“紧箍咒”。
“重科学，重投入，重持续，重民生。”这是当地政府提出的十二字口号，也是坚持至今的做法。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
2000年，余杭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按照这一要求，两镇分别在遗址区外新辟了工业园区。
2007年，余杭又启动了“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建设工程，包括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良渚文化博物院、美丽洲公园、中华玉文化交流中心、创意小镇、五星级度假酒店、良渚文化村(高档住宅区)和农民联片新村等，以“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为目标，打造集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惬意生活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了山水、人文、古今和谐的“美丽之洲”。
30年来，余杭共投入数十亿元对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遗址保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评上“全国十大新发现”，但良渚水利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结束。5000年前的水坝如何运行、库区里还藏着哪些秘密，等待我们继续去发掘。
去年开始，余杭良渚遗址管委会已经把良渚水利系统纳入良渚的保护管理体系中。良渚水利系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部门、余杭当地政府，显然感到保护的责任更重了。
“‘良渚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良渚人的梦想与荣光。”王宁远发出了这样一句很有“文艺范”的“获奖感言”。
良渚文化范文4
这个意外发现让我国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于是开始了对“良渚文化遗存”的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并陆续获得了许多新的重大发现。
发现中华第一古城
“良渚文化遗存”是上世纪30年代人们在今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环太湖地区发现的距今约5300年的文化遗存，其范围覆盖了约半个中国。由于它最初发现于杭州市的良渚镇，所以考古专家们把它命名为“良渚文化”。由于当时国内战乱，所以考古发掘不够深入细致。半个世纪以后陆续进行的新挖潜，才为人们逐渐揭开了“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
在对“良渚文化遗存”诸多的发掘中，最惊人的发现莫过于良渚古城的发现。
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约1800米至1900米，略呈长方形，南北方向，占地面积近290多万平方米，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宽度40米至60米，比西安古城墙宽2到4倍。城墙底部先垫石块，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
在城里，人们还发现了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的土高台，高台上有许多夯窝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高台上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高台有“中心祭坛”的性质。
从大的视野看，良渚古城南北有山，而且古城的南北墙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还有两座小山。因此，考古学家推断，良渚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而从古城的建筑布局和内部建筑来看，这座古城应当是目前中国被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也是时代最久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古城。
神奇的徽标与奇妙的文字
随着挖掘的持续进行，中华第一古城的许多秘密又不断被发掘了出来。
考古学家发现，良渚文化遗存中的许多祭祀天神的玉器上，有个“神人骑兽”图案非常特别。图案是一个头戴羽冠、身披战袍的神人或武士骑在了一只猛兽的身上，神人双目圆睁，龇着牙显示出威严的样子；他的坐骑是浑身布满花纹的猛兽，猛兽也露出獠牙，双爪弯曲地俯在人身前。如在一件被考古学者称为“玉琮王”的祭祀用的玉器上，它的四个面竟然刻画了八幅这种图案。这种图案在象征军事首领权威的重要标志――玉钺上也有。这就表明这种图案具有徽章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国徽”！
自2012年8月开始，考古学家对从良渚文化遗传中收集到的608个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有些符号出现的比较集中，但并非杂乱无章；有些符号单个存在，而且笔画较多；还有的几个组成一组，有一组连在一起的6个符号，其中有3个是相同的，这明显是表达某种意思的一句话。那些单个的符号很像一件件事物，比如旗帜、鱼虫等。整理还发现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大多在烧前形成，石器上的刻画符号与陶器上的多有相似之处。这些符号如果是普通划痕的话，那应该比较散乱，而不会在某个地方集中出现，而且普通划痕也不会如此规整。
据此，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符号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成熟且初具系统的文字，而且如甲骨文一样，是象形文字，不是会意文字。史学界之前普遍认同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3600多年，而良渚文化遗存的文字良渚文字的发现，实实在在地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美玉环绕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遗存的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反山遗址等多个大型墓葬中，最难破解的就是反山遗址墓葬了。
反山遗址墓葬算是那个时代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了，墓地当今位于杭州市区西北区域，墓地是在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墩上营建的，南边是男墓，北边是女墓；墓穴较宽大，有棺椁类葬具。随葬大量珍贵器物，90%以上是玉器，还有石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墓地出土的玉器品种之多，玉质之好，用玉量之大，是迄今为止我国同类发现之最。
最为奇特的反山墓葬是编号为M12的墓葬。在这个墓坑里，700多件玉器铺满了整座墓坑，被称为良渚“玉琮王”、“玉钺王”的两件超大型玉器就在其中。有玉琮，说明墓主人拥有神权，有玉钺，说明墓主人拥有王权，而同时拥有超大型的“玉琮王”和“玉钺王”，应该说明墓主人是顶级的、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人物了。
莫非M12的墓主人就是良渚的最高统治者吗？接下来的墓葬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反山众多墓葬中一共出土了5把玉钺，其中M12、M14和M20墓葬出土的是钺柄上下两端各有饰物的玉钺，这其实说明此三墓的墓主人权位等级最高，他们生前一定是“三巨头”。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墓葬在排列成蛇形队列的墓葬群中的特殊位置：M14是东起第一墓，M12位置居中，M20位置最靠后。这个次序排列其实也说明，M12很可能就是帝王墓，墓主应该就是良渚古城的最高统治者。
古城支撑的是一个美丽富足的古国？
既然良渚遗存范围跨越了半个中国，而且有城墙高筑的城池，有自己的文字和独特徽标，还有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这说明良渚古城支撑的不太可能是一个小部落，而可能是一个文明古国，良渚古城也可能恰恰就是这个古国的首都。
如果说良渚文明古国真的是存在过，那么它应该是在中华青铜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而且是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顶峰时期，同时作为一个国家，它除了有自己的文化外，生产力水平也应该比较高才对。那么事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考古发掘来看，当时良渚的农业已经相当先进，不但懂得种植水稻，还制造了三角形石犁来耕地，这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蚕，进行丝制品的纺织。如在良渚地区出土了一些丝和绢的织物，还有玉石制成的纺轮，证明我国的先民们早在5000年前就穿上了丝绸制成的衣服。良渚出土的陶器生活器皿也非常精美，玉器加工工艺非常独特，以至于用今天现代化的坚硬工具去模仿，都很难达到那时的加工水平。
既然当时的良渚已经具备了最高统治者、大巫师、军队、手工艺者、农民，说明当时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而且城池和宫殿的存在，也是等级和王权存在的标志，说明良渚当时已经是国家了，良渚古城其实支撑的是一个美丽富足的文明古国。如果后续的考古发现真的能进一步证实这个推论，那么中国朝代史的开端就应在夏、商、周之前，加上良渚了。
寻找中华第一古城的历史脉络
如果中华第一古城真的支撑过一个文明古国，那么这个古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否有过记载呢？
传说在三皇五帝时代南方有一个国家被称为“羽民国”，因其国民崇拜鸟而得名，而我国古代著名的《山海经》和《淮南子》等典籍里，都提到过这个羽民国，其描述的羽民形象，与良渚徽章上的头戴大羽冠的形象可以相互印证；而考古学家们根据出土的良渚文化文物推定，良渚人梳着高发髻。如果高发髻也算人头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良渚人称得上是《山海经》所谓的“长头”，如果算上羽冠的话，那头就更长了。于此，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二者可相互印证。此外，典籍所述的羽国的地理位置与良渚所处的太湖流域也可以相互印证。有学者据此推测，良渚徽章上的神人有可能是战神――蚩尤。传说九黎族能征善战，他们的首领蚩尤更被族人奉为了战神，而羽民国应该就是九黎族建立的。
良渚文化范文5
(一)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良渚人的主食，指主要食物，或基本食物，显然是——稻米。参考依据：①比其早一、二千年，且同一地域、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②在良渚文化区，发现众多存有稻谷、稻谷壳或印痕、植物蛋白石等的马家浜、崧泽及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如：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萧山蜀山、跨湖桥、嘉兴双桥、大坟及雀幕桥、海宁赞山、德清雷甸、杨墩及下高桥、安吉安乐窑、诸暨楼家桥、慈溪童家岙、宁波五星、八字桥、慈湖和妙山、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舟山白泉和马岙、吴县草鞋山、澄湖、越城、摇城、昆山少卿山、吴江龙南、江阴南楼、无锡锡山、施墩、马山门前山、仙蠡墩、丹徒磨盘墩、常州圩墩、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句容陈家头山、南京庙山、江浦龙山、海安青墩、青浦崧泽、松江汤庙村、上海马桥等处。几乎遍及全良渚文化区。③出土的稻谷，有些如钱山漾遗址都是成堆的，有谷粒和米粒，分布很广；有些如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已成炭化稻粒；但经鉴定均为稻，是人工栽培稻的早期形态。④吴县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处发现稻田遗迹，进一步印证人工栽培已广为展开。⑤嘉兴双桥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臼。杭州水田畈遗址等处出土了木杵。宁波慈湖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质研磨器等。表明已掌握了稻谷的加工技巧，稻谷脱壳主要使用杵臼舂捣(含以地为臼)，或研磨器研磨。⑥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炊具——陶釜，其中有些釜内还残存一些烧焦的“锅巴”；又，在余杭南湖遗址亦曾发现二只陶釜内有明显的“锅焦”遗迹；经辨认其成分是稻米¨，。⑦《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有古越人“饭稻羹鱼”之记述。以上种种事实，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良渚人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良渚人如何食用稻米?从现有知识看，基本上仍继承了“河姆渡人”的食用传统；既不像现代人那样焖干饭，又不是煮稀粥，而是“?粥而食”(2)。粥有厚薄之分，《礼记·檀弓下》孔疏云：“厚曰?，稀曰粥”。?，即糜粥，亦即稠粥，或可称之为“干粥烂饭”。这种习俗，后来连中原人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在保持着。如孔子先祖正考父，贵为三朝元老，由于当时口粮尚不宽裕，也是吃粥生活，有其鼎铭云“?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为证。又，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的甑，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等也出土了甑；余杭吴家埠遗址及余杭南湖等处出土了?，而?实为鼎和甑的组合体。加上钱山漾遗址等处发现夹砂陶鼎腹内加一周突棱，以便放置箅架之类用以蒸食之炊器。综此看来，当时还可能有了蒸饭或蒸食。陶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世纪(陈文华)。蒸，是我国独特的烹饪方法，也是谷物为主的粒食地区才特有的烹饪法。此外，当时还可能有“糗”或“糇”，即相当于炒米粉之类的干粮。考古虽尚未发现物证，不过这类粉体有机物质，几千年保存至今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奇迹。这种认识是鉴于：①“石燔法”是上古时代最先形成的原始烹饪方式之一。有《古史考》云：“加物于燧石之上而食之”及《太平御览》引《周书》云：“神农氏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等可供参考。此法烹得，即炒米是也。②宁波慈湖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石质或陶质研磨器以及杵臼等，可加工米粉。③当时社会需求。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多征战、多大型土木工程；如良渚文化的势力当时曾一度北上飞越长江，穿渡淮河，扩张到海岱地区，花厅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就是个表征；而土木工程，规模最典型最宏伟的代表作之一如余杭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即一例证。在这类战备、远行、野外劳作等情况下，糗、糇等干粮，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描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轻便易带，取食方便，经久不腐；比煮、蒸等烹饪方式显然优越多了，从而促成。良渚人的糗或糇除以稻米制作外，还可能采用其它材料，如豆、葛藤根等。附言，糗、糇在此是借用名称，当地当时如何称呼，尚无考。
这里，良渚人主食稻米是从总体而论的。良渚文化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盛产稻米，一直是水稻的主产区和高产区，甚至还可能就是稻作的起源地(4)。历史上，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谷“万石”，而越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卷二十《越语上》)，且一次就能还给吴国谷“万石”。这虽是后话，仍可资参考。然而，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对黎民而言，不一定都能全年享用不愁。笔者解放初期曾在这一带农村参加过“”，亲身体验到当时贫下中农在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要靠芋艿、荸荠、风干老菱等，甚至糠菜代以度日。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但生产力远比现今低下，类似的情况，当在历史演化的情理之中。
(二)
关于良渚人的副食：所谓副食，是与主食相对而言的，是套用了现代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恐怕未必有主、副食的概念，至少无明确严格的区分。现为叙述的方便，暂且借用，并分为荤、素两大类。
荤类，即肉类食物，是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脂肪与几丁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在获取肉食的资源中，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家养动物的比重在不断地攀升。有专家分析过：河姆渡遗址：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桐乡罗家角遗址：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常州圩墩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崧泽遗址：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福泉山遗址：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苏州龙南遗址(属良渚文化早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其良渚文化层，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5)。这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聚落定居与家畜饲养(6)。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处于的补充地位。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多达61种，分属34个种属，这在我国其他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可能还有四不像鹿。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其次是四不像、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7)。“从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许多陶器鱼骨狼籍，龟壳鳖甲遗物成堆，……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的遗骨为例，明显可分的龟类个体竟有1570余个”、“河姆渡人捕获最多的还是那些水生动物。在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就达19种之多，且数量惊人。……遗址中许多煮食的陶釜中都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其中有一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蚌壳更是成堆地发现，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许多鱼骨”(8)。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中，经鉴定，有：(1)狗；(2)家猪和野猪；(3)水牛；(4)貉；(5)亚洲象；(6)梅花鹿；(7)四不像鹿；(8)獐；(9)鲸(?)；(10)乌龟；(11)中华鳖；(12)鼋；㈦扬子鳄；仙雁；(15)鱼类，鱼类的遗骨是动物群中数量特别多的一类。大多数是保存在各个灰坑中，有的堆积厚度可达40-50公分，但采集较难，初步认定到属的有：鲤、鳢、青鱼、鲫；(16)软体动物，由于保存不佳，采集困难，未作鉴定。只有形态基本相同的蚌类一种(9)。到良渚文化时期，从各遗址采集到的动物遗骸看，情况仍基本相同，无大变化。“就目前所知，推测良渚文化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以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已较普遍。在良渚文化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遗骨和牙齿发现，即是其证”、“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像鹿、麋、獐、野猪、虎和象及各种鸟类等”(10)；另外，还包括采集的鸟蛋、蜂蜜等。另一方面，“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都早巳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是食物来源的补充。依考古发现得知，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10)。如余杭吴家埠遗址发现灰坑20个，第四文化层共14个，灰坑内除杂有较多的陶片外往往包含大量的兽骨、鱼骨、龟蚌甲壳等，尤以鱼骨为最(11)。良渚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并东邻著名海洋渔场——舟山嵊泗列岛，气候上属湿热的中亚热带；因而，水草茂盛，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有淡水鱼产，还有海洋渔业。故，越人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捕鱼、采贝、捉蟹等，广见于各类古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足”。渔猎用具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出现频仍。如吴江龙南遗址发现的近百件陶网坠及大量的渔猎用石、骨器和大量兽骨、鱼骨、螺、蛤、蚬壳、植物种子等(12)。此外，出土过石网坠或陶网坠的遗址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各处：如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水田畈、余杭文家山、余杭吴家埠、嘉兴双桥、湖州昆山、青浦金山坟、歙县新洲遗址等。由此可知，当时渔业时兴织麻网捕捞。此外，钱山漾遗址发现竹篾条编结的“倒梢”(13)；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l件竹篾编织物，出自t6井内，像鱼篓，呈三角形，编织很精细(14)；这些捕鱼的工具至今仍有些在袭用。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有鱼标、匕(15)。还有些遗址出土了骨镞、弹丸、骨锥、骨鱼叉、木矛、木船、木浆等渔猎工具。训练鸬鹚等生物捕捞业也已发展。又，余姚鲻山遗址曾发现成堆的鱼鳞，表明吃鱼前已懂得先刮去鱼鳞(16)。综上，显然鱼腥类水产食品在良渚人的饮食结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大众荤食的主要类型，是其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的基本来源；难怪《史记》等古籍中要以“饭稻羹鱼”来高度概括古越人的饮食习俗。这既是古吴越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对古吴越文化个性特征的精辟总结。现代医学证实：多食鱼类，有利健脑发智强身。
素类，即植物性食物，是摄取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与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除稻米外，“按目前所知，已有种植或采集的蔬菜、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还有可供食用的酸模、榆果、板栗、蓬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灰菜、羊蹄菜、梅子、桃子、桑椹、杏子、甜瓜、小瓠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17)。这方面，游修龄、俞为洁、林华东先生等已有较为周详的研究论述发表(18)，不再赘言。仅再着重重复、强调、兼带补充以下食物：芋、薯蓣(山药)、葛藤根、竹笋、蕨菜等地下根茎类植物；甜瓜、葫芦、桑椹等瓜果类植物；菰(茭白及菰米)、两角菱、莲藕、薏苡、芡实、芦苇的新芽等水生或湿生植物；野菜等食叶植物；食用菌等菌类植物；大豆、莲子等植物种子；在山区，还有橡子、榛子、松子、板栗、南酸枣、核桃、杏子、杨梅、桔柚等林木果品。总之，品种繁多。这些，不仅是当地历来的土产、盛产物品，而且直到近代甚至现今，仍是这一带惯用的民间食品。其中，芋，“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发现有野生芋的分布”、“周代与百越系统关系密切的东夷族的邗、莒就是以芋名国的(据《说文》，齐人称芋为莒)”(19)。菰，“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应是南方古越族首先利用和加以栽培的”(19)。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由于菰蕃衍繁盛，战国时就曾被命名为“菰城”，直到现在，仍是茭白的盛产地。菰，在我国古代曾跻位于“六谷”(称、黍、稷、梁、麦、?)之中。?即雕胡，亦即菰；据说我国江苏南京、苏州一带的郊外，现在还可以找到野生不结茭的菰(游修龄)。菱，野生二角菱自古以来在江浙一带就是重要分布区，在河姆渡、马家浜、钱山漾、青墩、龙南和草鞋山等遗址都曾先后出土。可鲜食亦可熟食，还可晒干贮藏一段时间；现今，嘉兴一带的南湖菱仍蜚声市场。薏苡，又名薏仁米，《诗经》上称之为：苤莒；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就有薏苡。莲藕，通常认为原产于印度，然而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在其第四文化层就发现莲属花粉化石遗存；又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曾出土二枚古莲子在烧火台上，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另外，芡实、芦苇等，也都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踪迹。竹笋，江浙一带是竹的故乡之一，历来盛产早笋、毛笋、笋干、罐装笋片或笋块。居民有喜食笋的习俗。桃，南方水蜜桃类就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已分布在江浙沪地区的野生桃。至于桔柚，《述异记》曰：“越多桔柚园。越人岁出橘税”。(尚书·禹贡·扬州》云：“厥包桔柚，锡贡”。可能是这个地区桔柚栽培的较早记载，并在当时，曾作为高贵珍希贡品，奉献至中原。这里的“扬州”，泛指淮水以南广大地区，包括良渚文化区在内；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有考古遗存。
当时，可能仍属于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淮南子》)晚期之际，因而，除上述植物外，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实践与交流，不断有能食用的植物被发现被筛选，从而拓展素食的品类。只是我们尚不知晓。如，半坡遗址发现有白菜或芥菜，良渚遗址是否也有这类叶菜?
至于以上素食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采集得来的?除稻米外，尚难判定。可能多数是采集的，但有稻米的栽培经验，不排除也有部分其它植物产品开始人工栽培。如，芋；“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人们最先将灌溉技术应用于作物的，不是水稻而是芋。古代亚洲种稻的梯田可能起源于种芋的梯田”(游修龄)，如确证的话，至少芋、或许还包括菰、菱、竹笋等，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了。
由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采集方便，供应充足，所以良渚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另一方面，当时既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在肉食与素食的消费比重上，人群间不平衡。肉食，相对难得、珍贵，分配难免就有倾向性；除少数高阶层人物外；黎民大众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因地制宜，素食当家，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水生或湿生植物、地下根茎植物食品为多，以充主食。
总体看，当时良渚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物产丰富，食物充足；从而，社会方有条件供养大量巫师、贵族、工匠，仍至战士等脱产人员，成为孕育文明的良渚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柱。
良渚人的主食与副食如何烹饪?尚难知其详。推断：总体上，一方面，那时既然未必有主、副食的界定或区分，自然是饭菜不分，将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大杂烩”式的一釜熟。宝鸡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内就盛有鸡、鱼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物质胶胶混杂在一起的事迹等，就是个参考例证。也可能，按现在的概念判，是煮一釜“菜”，以菜当饭；如上述河姆渡遗址等处显示的：熬一釜鱼或龟鳖或蚌蛤或鱼鳖蚌多珍鲜汤之类，就食。另一方面，仍保留些直接烧烤兽肉炊食的事例，如在桐乡县普安桥遗址，就发现局部被烧烤的地面及烧烤成灰白色的碎兽骨等。再一方面，晚期，或许，始行饭菜分炊，使成先秦所谓的“?”，(楚辞·九思·伤?肌罚骸?蓟旎熨饨皆堋保?lt;说文·食部》：“?，以羹浇饭也”；类似现今的“盖浇饭”。实际上，这还是分炊合食。这是因为，当时的烹饪手段，限于陶器皿，主要是：煮、蒸、烤三种；其中烧烤出现最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采用；煮及蒸是在原始农耕开始后方发展起来的；三者之中，以煮食为主，蒸次之，而烤在良渚时期可能已较少实施。至于，炒，却是有了铁器后才出现的事。自然，不排除当时少数上层人士，追求享受，发展烹饪技术，尝试性实行饭菜分炊分食，以菜佐饭，以菜佐酒等的可能。另外，综观良渚文化时期的各类炊器，大多加盖使用，这种举措，既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且能保存食物本来的香味，又卫生。
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三)
良渚人，用火熟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良渚人饮食时是使用怎么样的炊具和食具等的呢?
当时，尚无金属，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占据主角。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笔者试统计了13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之种类与数量，列表明示，以求探讨其某种趋势。
部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生活陶器器型与数量统计表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接续上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F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良渚人的进食方式，是直接用手?还是间接用具助食?用具的话，具是什么?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啤保?闯?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k”)、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丁??械囊残醋鳌?k’。《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k，其无菜者不用?k’(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k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其它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而“用手吃饭的方式，在中原很可能结束于战国晚期”(28)。
综上所述，良渚人进食方式：用匙——竹匙、木匙，间有骨匙；用“?k”——竹质、木质兼有树枝柴棍骨棒之类；同时，仍间或还使用手抓食。
(四)
良渚人饮食中是否已有酒?迹象表明，应是肯定的。①陈文华先生论析：“河姆渡遗址附近，至今还生产大量杨梅。熟透了的杨梅略经堆积，便会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只要稍加处理，就成为一种美味的果酒。……河姆渡第三期曾出土陶?。而陶?一般也被考古界认为是种酒具，表明河姆渡人也会酿酒。……另一类是用米饭酿酒。如河姆渡人已经用陶甑蒸饭，米饭如果没吃完，放久了受到酵母菌的感染，就会自然酿成酒”(29)。顺理成章，后继的良渚文化只会进一步发展，更上一层楼。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酒器，如蚕、?F等，尤其是余杭吴家埠遗址、良渚庙前遗址和萧山蜀山遗址等处出土的过滤器等，反映了当时良渚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③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二期的灰土中淘洗出红蓼遗存。红蓼，有许多别称或俗称，如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透露了此草与酿酒的关系。结合良渚文化所出土过滤器、大量杯、?、?等水酒器及稻作的发展程度看，良渚人采用红蓼用于酿酒已很有可能(30)。④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墓葬中，1979年，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31)。大汶口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大致同期，其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有些重合，考古证明，两种文化间有过交往与相互影响；以前，一度曾被认为二者可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因此，大汶口的成套酿酒器具等，对良渚文化而言，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尚未被发现罢；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大汶口的酒具本源于或传自于马家浜、良渚文化!上述的花厅遗址事例就可能是潜线索。⑤巫觋法事、战争打斗及婚丧喜庆等的需要。
(五)
关于食盐。人，生理上需要盐；缺盐将影响健康、体力与发育。同时在烹饪中也是必备的调味品。需求量不多，但不可或缺。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共性。野生动物到时自会本能地去觅寻，吮吸或舔食。正所谓：盐为“食肴之将”、“生民喉命”，人人仰给。良渚人生活在沿海，得天独厚。取得食盐应是十分便捷的事。《说文解字》云：“古者宿沙初煮海盐”。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原杭县下沙一带，解放初还被称为盐区。盐，易溶；特别是长期处在潮湿的土壤中，受水作用，极易淋溶消失无踪。因此，在考古上至今未能发现良渚人制盐及食盐的物证。但，能肯定他们是有过作为的。而且，推测良渚人不单自产自用，还很可能会从事些运销或交换，并从中谋利营生。因为同时代的内陆人也需要盐，有需求作内在推动力。例如至少江西及湖南、皖南的部分地方，历来就是依靠“浙盐”生活的。以上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常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有种种迹象显示，如：余杭横山遗址曾出土石斧(钺)132把之多(32)；瓶窑汇观山4号墓随葬的石斧(钺)就有48把；且均未开刃，显非实用器。有人分析，这些石斧(钺)，不是生产工具，而是“货币”，是象征财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越国以斧斤为货币，其渊源可能即在于此。又如：余杭反山遗址出现了大量随葬玉璧的墓葬，其中m23出土玉璧54件，m20出土42件，m14出土26件；这些“良渚文化玉璧还是死者生前的财富、身分和地位的标志”(33)。在原始社会，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途径聚集的呢?支持这种联想或推理有下列参考事实：①近期长江三峡考古，在忠县、开县、云阳、巫溪县和巴东县等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盐栈道，揭示古代的巴人用盐将捕获到的鱼腌制晾干后，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等，这一本万利的食盐贸易，使巴人不纺织却有衣穿，不耕作却有粮吃，过着“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般的世外桃源生活(34)。②上古时代，青海一带的“原始羌人，居住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其四周诸河的上源部分，大都仰给于它。羌人逐渐能够用自己驯养成功的牲畜运盐到那些乏盐地面去兑换土产来丰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就是导引其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35)。③山西解州盐泽，即今运城市的盐池，上古时被誉为“国宝”，曾是蚩尤部落居地，蚩尤因此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36)。当时，环绕此宝，几番大动干戈，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④汉武帝时强行实施“盐铁官营”，结果，增强了当时国家财政实力，促进了国家巩固一统。故，素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不但能给封建统治者带来丰厚的赋税；而且也可以给商人带来高额的利润；故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等等。以上事例，充分反映盐在远古时代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意义。虽然，还没有依据说上述石斧、玉璧类财富的聚集与盐的贸易有直接关联；然而，前提相同，历史类似，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在良渚人中产生?值得关注，应该探讨。受此启发，或许还可以对良渚文化时期所以能豢养大量脱产人员，包括凿玉匠在内的大量各类工徒、众多军队战士等；所以有能耐能北上逐鹿中原；所以有实力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土筑金字塔式的余杭莫角山台城宫殿群遗址及绵延近5公里以上的塘山土垣等大工程；所以能开拓文明曙光；以及近期发现的钱塘江南岸——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族源之谜等；提供创新的补充论据和探讨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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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5)《巾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
(18)见：①游修龄：“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试析”，《良渚文化论坛·二》，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47～160页。②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有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③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之二”，《良渚文化论坛·二》。2002年9月版，第129～142页。
(19)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75～279页、第2期第351～360页。
(20)同注(1o)，第133～196页。
(21)表中的资料来源，均采集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中的相关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第247～250页。
(23)黄渭金：“浅析河姆渡骨匕的用途”，《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第64～66页。
(24)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12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6)赵荣光：“箸与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第225～235页。
(27)邢湘臣：“筷子史话”，《农业考古》，1977年第1期第236～240页。
(28)胡志祥：“先秦主食烹煮方法探讨”，《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14～218页。
(29)陈文华：“新石器?即??澄幕?拿妊俊保?杜┮悼脊拧罚?999 年第1期第210～218页。
(30)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
(31)《文物天地》编辑部：“考占发现的酒”，《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第30页。
(32)《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54页。
(33)同注(10)，第413页。
(34)参见：①、朱萍：“难得契机——破解巴人之谜”，《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6期第87～93页。②陈秀、李宏松：“山崖上的创造——大宁河古栈道及大宁盐泉遗址”，《文物天地》三峡文物大抢救 重庆篇，2003年第6期第32～37页。
良渚文化范文6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器；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
齐家文化是公元前2300年至1700年之间，甚至更晚的文化时期，属于新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其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陕西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部分地方，它同众多古代文化遗址一起，共同孕育了辉煌的黄河文明；在我国历史上，东北的红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东南江浙的良渚文化都有一定数量的玉器出土，这些时期的玉文化已基本为人们所熟悉，得到了一致的重视，唯独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玉器因历史、地理、交通、环境、人文、及当时贫瘠的现状等各种复杂原因，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大西北的开发，大量齐家玉器涌现出来，其丰富的造型、精美的玉质、精湛的制作，让人叹为观止。本文通过对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种类、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简述，并与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做了对比，以了解齐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齐家文化的玉器特点
齐家文化的玉器主要源自新疆、甘肃、青海等地。齐家文化中的和田玉主要有白玉、黄玉、青白玉、青玉、碧玉、墨玉和杂色玉。地方玉有白玉、青白玉、黄白玉、黄色玉、碧玉、酒泉玉、杂色玉。其型制有工具类、祭奠类、兵器类、礼器类、饰物类。而玉璧是齐家文化礼器类玉器中的代表，数量也最多。纵观齐家玉器的造型与艺术风格，其在黄河文化的主调上又吸收了些西方文化，使其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这与齐家文化的地域相关，其处于东西方文化汇通的要道上，艺术风格自然相互吸收与借鉴，进而齐家玉器异彩纷呈，造型多样，彰显独特魅力与风采。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玉料就地取材，一般用本地玉料。齐家玉用材料区分明显。玉礼器多选用本地出产的优质玉材，一部分用和田玉；兵器和饰品玉仅部分选用和田玉；工具用玉主要采用的是产自甘肃、青海的本地玉。
二是齐家文化玉器以工具类和礼器类居多。玉礼器除了象征权利和财富之外，还用来供奉天、地、鬼、神、帝、灵等，显示了古代先民以玉器为“饰品”、“祭品”的观念，反映了齐家文化玉器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崇高地位。
三是玉器表面通常光素无纹，以素为美，如图1。其造型简单朴拙、粗犷、豪放，品种多样，方圆中矩，线条流畅，大气凝重。齐家文化的早期玉器，品种相对单调，多素面无纹饰；晚期玉器，出现很多鸟、兽形图案和多孔扁平玉器，玉琮。加上圆雕、透雕、浮雕、浅浮雕、线刻以及嵌绿松石等工艺的运用，使玉器造型和装饰显得更加美观、多样化而且艺术化。
四是齐家文化玉器制作工艺娴熟，从选材、切割、钻孔、琢磨、抛光，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玉作工艺，具有明显的作坊生产规模。
五是齐家文化玉器具有神秘的意蕴，包浆饱满，光泽沉稳，耐人品味，柔和。因其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厚厚的黄土将玉器保存的较好。虽历经四千年之久，但皮壳、色沁十分漂亮。
二、齐家文化玉器与其他文化玉器对比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起始时间距今4500±150年，延续至距今大约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晚期时代到中原的夏、商时期[1]。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达1000多件，其他石器数千件，这些玉石器都十分珍贵[2]。其玉器材质大量使用一种质地细腻带斑纹的崖石和另一种质地比较软表面呈灰黑色的沉积岩，这种沉积岩产自龙门山，俗称龙溪玉。
三星堆玉器主要有装饰器、礼器和武器工具类三种[3]。装饰器主要为管穿、珠、方形玉片、长方形玉片等。这类器物数量少，形态小。礼器类主要为琮、壁、环、璋、瑷等，较多出土，工艺相当精湛，形体大小均有。武器工具类主要有剑、戈、刀、凿、斧、锥、铲等。从三星堆玉器的成型效果和加工痕迹来看，大致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及抛光等工艺。其玉器成品、半成品的璋、壁等都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和锯痕。这些加工方法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加工方法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它年代稍晚，更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工具而已。
2、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3000年，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极为广泛，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材主要采用的是蛇纹石等，也就是现在所叫的岫玉。其玉材硬度为2.5-6，密度为2.57，其颜色是比较均匀的，而且透明度也好。并且，其产地所在就是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中，获取相对容易。红山文化玉器以素面较多。红山文化玉器依据材质进行造型，简约而神似，多作装饰品用，总体的风格较浑厚、豪放、朴实，体现出一种与大自然相辅相成、统一的风貌。
红山先民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南迁燕山地域，有的往西进陕西甘肃之地，红山文化影响随之进入齐家文化。导致齐家古玉中某些器型与表现手法与红山古玉相同。如瓦沟纹圆滑，沟纹内有纵向和横向的磨痕，尤其是硕大的齐家玉龟，伸头、圆眼、四足伸出爬行，无论是器型与神态表现均与红山玉龟相似，只是体积比红山玉龟大好几倍。
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3300到公元前2200年 [4]，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主要材质采用的是透闪石、阳起石等材质，玉材的硬度是6-6.5，密度是2.95[5]，其内部的结构不是很均匀，肉眼直接看可见毡状、簇状或捆状交结结构，透明度较差。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相对发达，以神面纹为代表，集中体现在琮、钺、冠形饰等器物上。
就兽面纹而言，齐家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齐家文化玉器的兽面纹，似乎还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的痕迹，但是比良渚文化玉器的兽面纹更粗矿，刻线比良渚更粗，形神却很相似。
三、总结
总之，齐家文化的玉器以其形体之大，品类之多，工艺之精美，玉质之润泽，以及纹饰的瑰丽和别开生面的造型与雕琢艺术之独特让人震撼。即使齐家文化多多少少受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玉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原因使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格调的地域性玉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在地里埋藏数千年后，出土后不仅保持其原有的色泽和光感，还多了一份经时间的历练而独有的吸引人的感觉，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她。
参考文献
[1]彭燕凝.齐家文化的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J].深圳大学学报，2008：55.
[2]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45
[3]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玉石器研究[J].四川文物，1992：26.
[4]王炜.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200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