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概念范文1
我斜倚在窗口，任凭眼前的高速公路剪取自己的思绪，因为之前的凝眸，停驻，细览太脆弱，经不过太浓的追忆。只是因为五千多年的历史概括得太简单，五千多年前的智慧传绎的太枯槁，五千多年的遗失太伤感，让我无法调用任何词汇去延续自己的感触。良渚，一切源于这方烟渚。江南水韵缓缓流泻着它的原始，沉淀着它的深邃；幽谷草丘掩隐着它的光芒，描点着它的历史坐标。有太多的不解让它停留在笔尖的遥想，有太多的奇迹将它定位成中华文明的曙光。它的辉煌已经不在，它的高墙深苑成为了考古现场，它的文明归属仅仅浓缩于几处墓葬，几方翠玉，也许它应该流泪，文明的碎片已满是泪迹。
这是一次思虑已久的偶然，一个社团举行的一次活动，据说目的地是良渚，被历史藏了五千多年的一段文明。行程安排在星期日，只是让我们用这个没有使命的12小时去承担扣问历史大门的使命。
我们一行人打点行装，有带背包的，带相机的，更多的是一袋袋食品。我暗自发笑；对于历史的拜访是庄严的，不是藏在薯片包里的游乐，也不是溶在饮料里的惬意，而是用自己的思维去探寻历史的内涵，用脚步去丈量岁月，用低喟去召唤遗失的灵动。因此，我只带了一个包，两卷饼干一瓶水，剩下的只有一本笔记本，一支笔和一阵默冥，不希望有多少收获，只希望出发时的期待可以兑换成几丝遐绪。于是乘上即离的汽车，选择了一座临窗之位，好在窗外蔓延我的思绪。一路上，我看着车辙在现代的大道上延续，说明白点，辘轱的尽头不会是真正的良渚，通向良渚王城宫墙，陵墓的路不可能用现代的水泥，柏油，钢栏来浇筑和卫护。而这段真正的幽径应该就在不远处的荒丘低冈，枫林绿野，只有它们属于那段亘古的历史，只有它们留得住良渚人浅浅的足印。而这趟车程的终点只可能是一座博物馆，一排遗址，也许只是一片苍林。
这样的遥想和潜测被一公里一公里地稀释着，直到车子停在良渚文化博物馆时，这样的发问已是徒然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博物馆，总觉得一窗窗壁影装帧不了历史的精髓，于是便懒洋洋地拾阶而上。看到栏柱上端刻镌着一方方玉琮，心里漾起一种深度的触动，享誉世界的良渚文化竟是一件礼器来装饰自己的归处，在我眼里，玉琮是礼仪的象征，是中华礼制文明的图腾式器物，尊卑长幼，君臣之训，在这里生长着最原始的基因，而此刻它就捏在我手里。再移步向前，正门之侧，只见一尊巨型玉琮雕塑，中圆周方，暗含天圆地方之意，重分九节，亦有九五之尊的爵位；恰似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代雄主，只是宫纱殿阙把它簇拥在遥远的年代，只留下这方九节琮镇守着这片沃土，以及生长在沃土上的废墟。以我个人而言，良渚文化博物馆的所有展品均不及这石刻，它已经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注解，闪烁光泽的玉器，绸片，木屐，骨针只是一幕幕侧影见证了一份又一份没有文字的智慧，既然没有文字，也不会传承在竹简帙卷中，惟有在历史中渐渐风干，直到枯萎得无法发掘。而这块冷冰冰的石块就像一方容器，叫纳了一轮淡淡的素月，吞吐着与物休戚的平和放达。我在它身前良立许久，用所有历史知识去洗去眼前的残刻，去想象着：遥远的古代，有一族有智慧的人，他们信奉着一种宗教，名叫：和平。
偷想一阵，又跟上大伙儿的步履，他们需要的速度将这个博物馆用一眼来复印，用几闪聚光镜来剪取，然后匆匆地完成叩拜这种遥远智慧的仪式。可我深深地明白，在历史无法回忆的那个年代，人们用最纯澈的心境去祭奠自己的神明，也许是感谢苍天，有这片水驿山程来编织美好平和的生活，感谢大地，有这片万顷晴空，可以寄留一下深邃的回眸，可是五千多年后我们这些后辈都做了什么？破坏，摧毁，让这片被感恩的天地背负一目目怆然。只留下一段影影绰绰的历史，传诉着先祖们最简单的规劝，实在是太简单，简单得失去了年代。
在此，我不想用自己的拙笔去涂抹一寸良渚文化的辉煌。只知道，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一个良渚古国傍依天目山，濒临钱塘之畔。载有奇迹含义的古城墙，存有王者尊贵的反山王陵，立有宏伟巍严的莫角山王城，都默默诉说那个国度的点点滴滴，可这一些只留下一个叫遗址的考古学概念。据说，良渚文化中农耕文化，陶器制作业，纺织业，琢玉工艺都有跨时代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写在五千年前没有文字的耀眼华章，我深深钦服这些考古学证明，渊渊东胜神州，在历史的第一页不是血色的，而是绿色的，土黄色的。相比之下，伊朗，埃及，希腊这些文明的襁褓裹藏了太多的阴谋，争伐，这些成为他们永远抹不去的斑纹。我眼前的良渚就是如此静谧，如此沉煦，只有橱窗里侧灯将历史照得更加遥远。
览尽博物馆，下一站是反山王陵。乍一听这名称，觉得颇气势，于是收敛一路的憔容，挺一挺身子，踏上尘途。可之后，我越来越惊讶，似乎在等待有人告诉我，这是在开玩笑。路只有长度，渐渐失去了宽度，一直蜿进一堵院门。重门一开，只见前方一壁告示牌，反山王陵遗址。我愣住了，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则则疑问。昔日的王者安息在这里吗？他的王座应该让三皇五帝臣服的啊！环视四周，这是一陌荒丘，长满茅草，一排荠青。一位附近的仓库管理员在一旁殷切地讲解着，“这里是一块贵族墓地，有十一座墓葬，已经5200多年了……四周都有监视器，监视器是防止盗墓的。”仰头侧望，的确许多监视器，时时刻刻监视着这块土地。我低着头，不敢俯瞰，心里酸酸的，这块积淀着历史原味的荒土原来一直由冷冰冰的电子眼盯着，连历经千年残留下来的空灵都显得不自在，监视着先祖的亡灵固然不敬，可那些欺世盗名的贼子甚是可恶。卑贱得靠挖掘始祖的积蓄谋生，这种兽性只能污浊了逝者的圣洁，可悲的是，这些盗者盗去的是另一部历史，一部更加真实更加丰厚的历史，可是全部烟散于可耻的叫卖中。
身旁的长者一直讲述着这块土地邈远的时间概念，偶尔也会提起身边的茅草，谈上一些这些草的功效。我聆听着，心里嘀咕着：中医药学发展不过2000多年，与附近5000多年前的鼾息相比，只是惊晨一现。只是长者娓娓不断，我也思绪连连……
反山遗址实在太小，比起秦始皇陵，茂陵，昭陵，桥陵，明茅陵，清东凌，只是一块植松侯柏之地，收不住王者霸气，展不开惊世伟业，更没有雕梁画栋，甚至没有眼前的茅草和枯竹，可能只有一堆黄土，几片翠玉，将朴厚和玉洁的神韵深深埋藏，躯体腐烂了，可是这些都还在，没有被岁月带走。可能是它们太重了吧，岁月带不走，王朝变迁带不走，争戈予伐带不走，留下了继续陪伴清风素月，奢求着有沉甸甸的脚步凝立在这里，可事与愿违，它总是接待着一轮又一轮过客。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2
(一)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良渚人的主食，指主要食物，或基本食物，显然是——稻米。参考依据：①比其早一、二千年，且同一地域、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②在良渚文化区，发现众多存有稻谷、稻谷壳或印痕、植物蛋白石等的马家浜、崧泽及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如：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萧山蜀山、跨湖桥、嘉兴双桥、大坟及雀幕桥、海宁赞山、德清雷甸、杨墩及下高桥、安吉安乐窑、诸暨楼家桥、慈溪童家岙、宁波五星、八字桥、慈湖和妙山、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舟山白泉和马岙、吴县草鞋山、澄湖、越城、摇城、昆山少卿山、吴江龙南、江阴南楼、无锡锡山、施墩、马山门前山、仙蠡墩、丹徒磨盘墩、常州圩墩、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句容陈家头山、南京庙山、江浦龙山、海安青墩、青浦崧泽、松江汤庙村、上海马桥等处。几乎遍及全良渚文化区。③出土的稻谷，有些如钱山漾遗址都是成堆的，有谷粒和米粒，分布很广；有些如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已成炭化稻粒；但经鉴定均为稻，是人工栽培稻的早期形态。④吴县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处发现稻田遗迹，进一步印证人工栽培已广为展开。⑤嘉兴双桥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臼。杭州水田畈遗址等处出土了木杵。宁波慈湖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质研磨器等。表明已掌握了稻谷的加工技巧，稻谷脱壳主要使用杵臼舂捣(含以地为臼)，或研磨器研磨。⑥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炊具——陶釜，其中有些釜内还残存一些烧焦的“锅巴”；又，在余杭南湖遗址亦曾发现二只陶釜内有明显的“锅焦”遗迹；经辨认其成分是稻米¨，。⑦《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有古越人“饭稻羹鱼”之记述。以上种种事实，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良渚人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良渚人如何食用稻米?从现有知识看，基本上仍继承了“河姆渡人”的食用传统；既不像现代人那样焖干饭，又不是煮稀粥，而是“饘粥而食”(2)。粥有厚薄之分，《礼记·檀弓下》孔疏云：“厚曰饘，稀曰粥”。饘，即糜粥，亦即稠粥，或可称之为“干粥烂饭”。这种习俗，后来连中原人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在保持着。如孔子先祖正考父，贵为三朝元老，由于当时口粮尚不宽裕，也是吃粥生活，有其鼎铭云“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为证。又，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的甑，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等也出土了甑；余杭吴家埠遗址及余杭南湖等处出土了甗，而甗实为鼎和甑的组合体。加上钱山漾遗址等处发现夹砂陶鼎腹内加一周突棱，以便放置箅架之类用以蒸食之炊器。综此看来，当时还可能有了蒸饭或蒸食。陶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世纪(陈文华)。蒸，是我国独特的烹饪方法，也是谷物为主的粒食地区才特有的烹饪法。此外，当时还可能有“糗”或“糇”，即相当于炒米粉之类的干粮。考古虽尚未发现物证，不过这类粉体有机物质，几千年保存至今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奇迹。这种认识是鉴于：①“石燔法”是上古时代最先形成的原始烹饪方式之一。有《古史考》云：“加物于燧石之上而食之”及《太平御览》引《周书》云：“神农氏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等可供参考。此法烹得，即炒米是也。②宁波慈湖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石质或陶质研磨器以及杵臼等，可加工米粉。③当时社会需求。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多征战、多大型土木工程；如良渚文化的势力当时曾一度北上飞越长江，穿渡淮河，扩张到海岱地区，花厅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就是个表征；而土木工程，规模最典型最宏伟的代表作之一如余杭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即一例证。在这类战备、远行、野外劳作等情况下，糗、糇等干粮，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描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轻便易带，取食方便，经久不腐；比煮、蒸等烹饪方式显然优越多了，从而促成。良渚人的糗或糇除以稻米制作外，还可能采用其它材料，如豆、葛藤根等。附言，糗、糇在此是借用名称，当地当时如何称呼，尚无考。
这里，良渚人主食稻米是从总体而论的。良渚文化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盛产稻米，一直是水稻的主产区和高产区，甚至还可能就是稻作的起源地(4)。历史上，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谷“万石”，而越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卷二十《越语上》)，且一次就能还给吴国谷“万石”。这虽是后话，仍可资参考。然而，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对黎民而言，不一定都能全年享用不愁。笔者解放初期曾在这一带农村参加过“土地改革”，亲身体验到当时贫下中农在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要靠芋艿、荸荠、风干老菱等，甚至糠菜代以度日。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但生产力远比现今低下，类似的情况，当在历史演化的情理之中。
(二)
关于良渚人的副食：所谓副食，是与主食相对而言的，是套用了现代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恐怕未必有主、副食的概念，至少无明确严格的区分。现为叙述的方便，暂且借用，并分为荤、素两大类。
荤类，即肉类食物，是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脂肪与几丁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在获取肉食的资源中，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家养动物的比重在不断地攀升。有专家分析过：河姆渡遗址：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桐乡罗家角遗址：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常州圩墩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崧泽遗址：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福泉山遗址：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苏州龙南遗址(属良渚文化早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其良渚文化层，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5)。这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聚落定居与家畜饲养(6)。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处于的补充地位。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多达61种，分属34个种属，这在我国其他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可能还有四不像鹿。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其次是四不像、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7)。“从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许多陶器鱼骨狼籍，龟壳鳖甲遗物成堆，……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的遗骨为例，明显可分的龟类个体竟有1570余个”、“河姆渡人捕获最多的还是那些水生动物。在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就达19种之多，且数量惊人。……遗址中许多煮食的陶釜中都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其中有一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蚌壳更是成堆地发现，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许多鱼骨”(8)。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中，经鉴定，有：(1)狗；(2)家猪和野猪；(3)水牛；(4)貉；(5)亚洲象；(6)梅花鹿；(7)四不像鹿；(8)獐；(9)鲸(?)；(10)乌龟；(11)中华鳖；(12)鼋；㈦扬子鳄；仙雁；(15)鱼类，鱼类的遗骨是动物群中数量特别多的一类。大多数是保存在各个灰坑中，有的堆积厚度可达40-50公分，但采集较难，初步认定到属的有：鲤、鳢、青鱼、鲫；(16)软体动物，由于保存不佳，采集困难，未作鉴定。只有形态基本相同的蚌类一种(9)。到良渚文化时期，从各遗址采集到的动物遗骸看，情况仍基本相同，无大变化。“就目前所知，推测良渚文化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以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已较普遍。在良渚文化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遗骨和牙齿发现，即是其证”、“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像鹿、麋、獐、野猪、虎和象及各种鸟类等”(10)；另外，还包括采集的鸟蛋、蜂蜜等。另一方面，“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都早巳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是食物来源的补充。依考古发现得知，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10)。如余杭吴家埠遗址发现灰坑20个，第四文化层共14个，灰坑内除杂有较多的陶片外往往包含大量的兽骨、鱼骨、龟蚌甲壳等，尤以鱼骨为最(11)。良渚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并东邻著名海洋渔场——舟山嵊泗列岛，气候上属湿热的中亚热带；因而，水草茂盛，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有淡水鱼产，还有海洋渔业。故，越人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捕鱼、采贝、捉蟹等，广见于各类古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足”。渔猎用具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出现频仍。如吴江龙南遗址发现的近百件陶网坠及大量的渔猎用石、骨器和大量兽骨、鱼骨、螺、蛤、蚬壳、植物种子等(12)。此外，出土过石网坠或陶网坠的遗址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各处：如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水田畈、余杭文家山、余杭吴家埠、嘉兴双桥、湖州昆山、青浦金山坟、歙县新洲遗址等。由此可知，当时渔业时兴织麻网捕捞。此外，钱山漾遗址发现竹篾条编结的“倒梢”(13)；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l件竹篾编织物，出自t6井内，像鱼篓，呈三角形，编织很精细(14)；这些捕鱼的工具至今仍有些在袭用。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有鱼标、匕(15)。还有些遗址出土了骨镞、弹丸、骨锥、骨鱼叉、木矛、木船、木浆等渔猎工具。训练鸬鹚等生物捕捞业也已发展。又，余姚鲻山遗址曾发现成堆的鱼鳞，表明吃鱼前已懂得先刮去鱼鳞(16)。综上，显然鱼腥类水产食品在良渚人的饮食结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大众荤食的主要类型，是其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的基本来源；难怪《史记》等古籍中要以“饭稻羹鱼”来高度概括古越人的饮食习俗。这既是古吴越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对古吴越文化个性特征的精辟总结。现代医学证实：多食鱼类，有利健脑发智强身。
素类，即植物性食物，是摄取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与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除稻米外，“按目前所知，已有种植或采集的蔬菜、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还有可供食用的酸模、榆果、板栗、蓬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灰菜、羊蹄菜、梅子、桃子、桑椹、杏子、甜瓜、小瓠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17)。这方面，游修龄、俞为洁、林华东先生等已有较为周详的研究论述发表(18)，不再赘言。仅再着重重复、强调、兼带补充以下食物：芋、薯蓣(山药)、葛藤根、竹笋、蕨菜等地下根茎类植物；甜瓜、葫芦、桑椹等瓜果类植物；菰(茭白及菰米)、两角菱、莲藕、薏苡、芡实、芦苇的新芽等水生或湿生植物；野菜等食叶植物；食用菌等菌类植物；大豆、莲子等植物种子；在山区，还有橡子、榛子、松子、板栗、南酸枣、核桃、杏子、杨梅、桔柚等林木果品。总之，品种繁多。这些，不仅是当地历来的土产、盛产物品，而且直到近代甚至现今，仍是这一带惯用的民间食品。其中，芋，“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发现有野生芋的分布”、“周代与百越系统关系密切的东夷族的邗、莒就是以芋名国的(据《说文》，齐人称芋为莒)”(19)。菰，“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应是南方古越族首先利用和加以栽培的”(19)。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由于菰蕃衍繁盛，战国时就曾被命名为“菰城”，直到现在，仍是茭白的盛产地。菰，在我国古代曾跻位于“六谷”(称、黍、稷、梁、麦、苽)之中。苽即雕胡，亦即菰；据说我国江苏南京、苏州一带的郊外，现在还可以找到野生不结茭的菰(游修龄)。菱，野生二角菱自古以来在江浙一带就是重要分布区，在河姆渡、马家浜、钱山漾、青墩、龙南和草鞋山等遗址都曾先后出土。可鲜食亦可熟食，还可晒干贮藏一段时间；现今，嘉兴一带的南湖菱仍蜚声市场。薏苡，又名薏仁米，《诗经》上称之为：苤莒；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就有薏苡。莲藕，通常认为原产于印度，然而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在其第四文化层就发现莲属花粉化石遗存；又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曾出土二枚古莲子在烧火台上，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另外，芡实、芦苇等，也都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踪迹。竹笋，江浙一带是竹的故乡之一，历来盛产早笋、毛笋、笋干、罐装笋片或笋块。居民有喜食笋的习俗。桃，南方水蜜桃类就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已分布在江浙沪地区的野生桃。至于桔柚，《述异记》曰：“越多桔柚园。越人岁出橘税”。(尚书·禹贡·扬州》云：“厥包桔柚，锡贡”。可能是这个地区桔柚栽培的较早记载，并在当时，曾作为高贵珍希贡品，奉献至中原。这里的“扬州”，泛指淮水以南广大地区，包括良渚文化区在内；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有考古遗存。
当时，可能仍属于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淮南子》)晚期之际，因而，除上述植物外，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实践与交流，不断有能食用的植物被发现被筛选，从而拓展素食的品类。只是我们尚不知晓。如，半坡遗址发现有白菜或芥菜，良渚遗址是否也有这类叶菜?
至于以上素食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采集得来的?除稻米外，尚难判定。可能多数是采集的，但有稻米的栽培经验，不排除也有部分其它植物产品开始人工栽培。如，芋；“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人们最先将灌溉技术应用于作物的，不是水稻而是芋。古代亚洲种稻的梯田可能起源于种芋的梯田”(游修龄)，如确证的话，至少芋、或许还包括菰、菱、竹笋等，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了。
由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采集方便，供应充足，所以良渚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另一方面，当时既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在肉食与素食的消费比重上，人群间不平衡。肉食，相对难得、珍贵，分配难免就有倾向性；除少数高阶层人物外；黎民大众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因地制宜，素食当家，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水生或湿生植物、地下根茎植物食品为多，以充主食。
总体看，当时良渚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物产丰富，食物充足；从而，社会方有条件供养大量巫师、贵族、工匠，仍至战士等脱产人员，成为孕育文明的良渚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柱。
良渚人的主食与副食如何烹饪?尚难知其详。推断：总体上，一方面，那时既然未必有主、副食的界定或区分，自然是饭菜不分，将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大杂烩”式的一釜熟。宝鸡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内就盛有鸡、鱼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物质胶胶混杂在一起的事迹等，就是个参考例证。也可能，按现在的概念判，是煮一釜“菜”，以菜当饭；如上述河姆渡遗址等处显示的：熬一釜鱼或龟鳖或蚌蛤或鱼鳖蚌多珍鲜汤之类，就食。另一方面，仍保留些直接烧烤兽肉炊食的事例，如在桐乡县普安桥遗址，就发现局部被烧烤的地面及烧烤成灰白色的碎兽骨等。再一方面，晚期，或许，始行饭菜分炊，使成先秦所谓的“饡”，(楚辞·九思·伤吋》：“吋混混兮浇攒”，<说文·食部》：“饡，以羹浇饭也”；类似现今的“盖浇饭”。实际上，这还是分炊合食。这是因为，当时的烹饪手段，限于陶器皿，主要是：煮、蒸、烤三种；其中烧烤出现最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采用；煮及蒸是在原始农耕开始后方发展起来的；三者之中，以煮食为主，蒸次之，而烤在良渚时期可能已较少实施。至于，炒，却是有了铁器后才出现的事。自然，不排除当时少数上层人士，追求享受，发展烹饪技术，尝试性实行饭菜分炊分食，以菜佐饭，以菜佐酒等的可能。另外，综观良渚文化时期的各类炊器，大多加盖使用，这种举措，既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且能保存食物本来的香味，又卫生。
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三)
良渚人，用火熟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良渚人饮食时是使用怎么样的炊具和食具等的呢?
当时，尚无金属，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占据主角。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甗、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鬶、盉、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笔者试统计了13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之种类与数量，列表明示，以求探讨其某种趋势。
部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生活陶器器型与数量统计表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接续上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盉、匜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良渚人的进食方式，是直接用手?还是间接用具助食?用具的话，具是什么?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柶”，即匙)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梜”)、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挾’，有的也写作‘筴’。《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梜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筯’。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其它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筴)(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而“用手吃饭的方式，在中原很可能结束于战国晚期”(28)。
综上所述，良渚人进食方式：用匙——竹匙、木匙，间有骨匙；用“梜”——竹质、木质兼有树枝柴棍骨棒之类；同时，仍间或还使用手抓食。
(四)
良渚人饮食中是否已有酒?迹象表明，应是肯定的。①陈文华先生论析：“河姆渡遗址附近，至今还生产大量杨梅。熟透了的杨梅略经堆积，便会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只要稍加处理，就成为一种美味的果酒。……河姆渡第三期曾出土陶盉。而陶盉一般也被考古界认为是种酒具，表明河姆渡人也会酿酒。……另一类是用米饭酿酒。如河姆渡人已经用陶甑蒸饭，米饭如果没吃完，放久了受到酵母菌的感染，就会自然酿成酒”(29)。顺理成章，后继的良渚文化只会进一步发展，更上一层楼。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酒器，如蚕、匜等，尤其是余杭吴家埠遗址、良渚庙前遗址和萧山蜀山遗址等处出土的过滤器等，反映了当时良渚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③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二期的灰土中淘洗出红蓼遗存。红蓼，有许多别称或俗称，如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透露了此草与酿酒的关系。结合良渚文化所出土过滤器、大量杯、盉、鬶等水酒器及稻作的发展程度看，良渚人采用红蓼用于酿酒已很有可能(30)。④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墓葬中，1979年，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31)。大汶口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大致同期，其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有些重合，考古证明，两种文化间有过交往与相互影响；以前，一度曾被认为二者可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因此，大汶口的成套酿酒器具等，对良渚文化而言，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尚未被发现罢；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大汶口的酒具本源于或传自于马家浜、良渚文化!上述的花厅遗址事例就可能是潜线索。⑤巫觋法事、战争打斗及婚丧喜庆等的需要。
(五)
关于食盐。人，生理上需要盐；缺盐将影响健康、体力与发育。同时在烹饪中也是必备的调味品。需求量不多，但不可或缺。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共性。野生动物到时自会本能地去觅寻，吮吸或舔食。正所谓：盐为“食肴之将”、“生民喉命”，人人仰给。良渚人生活在沿海，得天独厚。取得食盐应是十分便捷的事。《说文解字》云：“古者宿沙初煮海盐”。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原杭县下沙一带，解放初还被称为盐区。盐，易溶；特别是长期处在潮湿的土壤中，受水作用，极易淋溶消失无踪。因此，在考古上至今未能发现良渚人制盐及食盐的物证。但，能肯定他们是有过作为的。而且，推测良渚人不单自产自用，还很可能会从事些运销或交换，并从中谋利营生。因为同时代的内陆人也需要盐，有需求作内在推动力。例如至少江西及湖南、皖南的部分地方，历来就是依靠“浙盐”生活的。以上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常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有种种迹象显示，如：余杭横山遗址曾出土石斧(钺)132把之多(32)；瓶窑汇观山4号墓随葬的石斧(钺)就有48把；且均未开刃，显非实用器。有人分析，这些石斧(钺)，不是生产工具，而是“货币”，是象征财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越国以斧斤为货币，其渊源可能即在于此。又如：余杭反山遗址出现了大量随葬玉璧的墓葬，其中m23出土玉璧54件，m20出土42件，m14出土26件；这些“良渚文化玉璧还是死者生前的财富、身分和地位的标志”(33)。在原始社会，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途径聚集的呢?支持这种联想或推理有下列参考事实：①近期长江三峡考古，在忠县、开县、云阳、巫溪县和巴东县等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盐栈道，揭示古代的巴人用盐将捕获到的鱼腌制晾干后，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等，这一本万利的食盐贸易，使巴人不纺织却有衣穿，不耕作却有粮吃，过着“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般的世外桃源生活(34)。②上古时代，青海一带的“原始羌人，居住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其四周诸河的上源部分，大都仰给于它。羌人逐渐能够用自己驯养成功的牲畜运盐到那些乏盐地面去兑换土产来丰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就是导引其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35)。③山西解州盐泽，即今运城市的盐池，上古时被誉为“国宝”，曾是蚩尤部落居地，蚩尤因此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36)。当时，环绕此宝，几番大动干戈，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④汉武帝时强行实施“盐铁官营”，结果，增强了当时国家财政实力，促进了国家巩固一统。故，素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不但能给封建统治者带来丰厚的赋税；而且也可以给商人带来高额的利润；故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等等。以上事例，充分反映盐在远古时代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意义。虽然，还没有依据说上述石斧、玉璧类财富的聚集与盐的贸易有直接关联；然而，前提相同，历史类似，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在良渚人中产生?值得关注，应该探讨。受此启发，或许还可以对良渚文化时期所以能豢养大量脱产人员，包括凿玉匠在内的大量各类工徒、众多军队战士等；所以有能耐能北上逐鹿中原；所以有实力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土筑金字塔式的余杭莫角山台城宫殿群遗址及绵延近5公里以上的塘山土垣等大工程；所以能开拓文明曙光；以及近期发现的钱塘江南岸——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族源之谜等；提供创新的补充论据和探讨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997年第3期第250～254页。至于余杭南湖遗址陶釜内存有“锅焦”，是杭州市余杭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馆员沈德祥先生亲自考察所得，并相告。
(2)王尚尊：“河姆渡人如何食用稻米”，《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292页。
(3)综合：①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②徐坚：“花厅墓地浅析”，③栾丰实：“花厅墓地初沦”，以上三文分别原刊发于《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1997年第3期、1992年第1期；现摘自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相关论述》(内刊)，第884～890页、569～578页、366～374页。
(4)程世华：“中国稻作源起与先越部族”，《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第9～18页。
(5)袁靖：“沦中国新石器吋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l期。转摘自《良渚学文柒——相关论述二》(内刊)第678～696页。
(6)程世华：“良渚文化的原始农业及其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1～9页。
(7)(16)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第250～254。
(8)周新华：《稻米部族——河姆渡考古》，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5～49、77～80页。
(9)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辑》第43～53页。
(10)(17)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42页。
(1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龙南遗址考古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龙南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0页。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5)《巾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
(18)见：①游修龄：“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试析”，《良渚文化论坛·二》，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47～160页。②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有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③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之二”，《良渚文化论坛·二》。2002年9月版，第129～142页。
(19)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75～279页、第2期第351～360页。
(20)同注(1o)，第133～196页。
(21)表中的资料来源，均采集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中的相关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第247～250页。
(23)黄渭金：“浅析河姆渡骨匕的用途”，《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第64～66页。
(24)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12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6)赵荣光：“箸与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第225～235页。
(27)邢湘臣：“筷子史话”，《农业考古》，1977年第1期第236～240页。
(28)胡志祥：“先秦主食烹煮方法探讨”，《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14～218页。
(29)陈文华：“新石器吋代饮食文化的萌芽”，《农业考古》，1999 年第1期第210～218页。
(30)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
(31)《文物天地》编辑部：“考占发现的酒”，《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第30页。
(32)《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54页。
(33)同注(10)，第413页。
(34)参见：①汪洋、朱萍：“难得契机——破解巴人之谜”，《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6期第87～93页。②陈秀、李宏松：“山崖上的创造——大宁河古栈道及大宁盐泉遗址”，《文物天地》三峡文物大抢救 重庆篇，2003年第6期第32～37页。
(35)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二章“羌支进人四川各地的路线”，1986年6月第一版。下载于“浙江图书网站”。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3
0引言 随着旅游经验的丰富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大众观光型旅游产品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旅游需要，旅游资源开发理念和旅游产品结构亟需调整升级[1]。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验性强的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青睐。在这种文化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以茶产业为依托的茶文化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茶文化旅游在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台湾建立观光茶园，日本著名的冈山后乐茶园，以及泰国、韩国、印度、肯尼亚，甚至新加坡都开辟观光旅游茶园，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随着茶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由于研究目的或对象的差异，不同研究对茶文化旅游的定义不尽相同。如将茶文化旅游定位为既属于文化旅游，又属于观光旅游、民俗旅游[4]。又如定义茶文化旅游为指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以达到积极的休息和娱乐、获取茶知识等为目的，而开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旅游活动，是旅游的新兴项目，同时也是茶产业的重要内容[5]。 总体而言，茶文化旅游是建立在当地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基础上，结合优美的生态环境及特色的民风民俗的旅游活动，涵盖了观光、体验、购物等多种旅游功能，是集合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方式。发展茶文化旅游可以推广中国的茶文化，提高国际知名度，能带给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不仅可以观赏旖旎风光，愉悦心情，感受到乡村的风土人情，与优美的生态环境零距离接触，还可以在游览中体验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茶文化旅游还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茶论道，以茶会友。因此各地应发挥各自特色，避免趋同化、庸俗化。本研究以浙江湖州顾渚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途径，在了解其资源特色的基础上，分析其茶文化旅游发展条件，进而提出其发展模式及开发项目和策略，使茶文化旅游模式理论能与实际案例结合并落实到具体项目中，引导其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其生态和社会效益。 1茶文化旅游模式理论分析 现有的旅游模式分类依据，主要包括地方特色，如“大理模式”、“丽江模式”、“香格里拉模式”、“明永模式”等[6-7]；资源利用，如直接利用型、整合提升型、原地浓缩型、主题附会型、短期表现型、复原历史型和虚拟型开发模式等[8-9]；旅游产品，如原生态模式、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模式、专项旅游模式和旅游商品模式[10]；旅游开发，如政府主导模式、景区带动模式、农旅结合模式、移民迁置模式等[11]。而一些研究茶文化旅游模式的学者将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归纳为结合自然生态发展观光型茶文化农业旅游，利用现代技术开展科普教育型茶文化旅游和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参与购物型茶文化旅游。李维锦[12]和朱海燕等[13]总结的开发模式包括社区参与、环境教育；以文化景观为基础，开发以观赏为主的初级旅游产品（生态茶园、特色茶馆、茶博物馆），结合文化风情，开发体验为主的动态旅游产品和挖掘文化内涵，开发以传承性为主的艺术旅游产品。Cohen[14]认为，不同的人渴望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旅游者不止一种类型。所以在旅游开发中也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多种旅游模式，在选择旅游发展模式时需要有统筹的思想。即茶文化旅游模式应从多角度出发，满足不同出发点人群的要求。因此，茶文化旅游应是资源、产品、利益方和游客体验的协调统一（图1）。 如图1中所示，茶文化旅游模式的选取与当地资源、开发者利益以及游客体验需求相关。茶文化旅游，既包含了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韵味，又包含了文化旅游的内涵。旅游业关乎开发商、村民、游客、政府的利益。而旅游本身包含的“食住行游购娱”6个要素更是旅游规划和开发的重点。选择茶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时，必须依托当地的资源条件和特征，从而对资源进行更好地整合与利用（复原历史、整合提升、虚拟等），进行产品设计（原生态、博物馆、主题公园等）。而产品设计的不同，开发主体（政府、原住民、企业等）也会有差异。产品设计不同会使游客体验不同，而游客体验需求又对产品设计起作用（需求导向）。游客追求不同的体验（参与型、观赏型或求学等），会使受益方不同。开发方即利益相关方对资源利用要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以免造成对当地资源造成很大破坏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应坚持立足当地文化，突出特色，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系统协调，合理布局的原则。资源、产品、开发方和游客体验各方衔接越紧密就证明旅游模式选择越恰当，更能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由于模式中可以有多种组合方式，因此在具体应用中有很大的能动性，可以根据不同的特色和需求而建立不同的组合。游客的体验是组合式的，所以就要求开发利益各方应当有合理地协作，即需求导向。如果游客的偏好是参与性的，那么就强化社区参与在旅游开发中的比重。相反，如果游客有较高的观赏偏好，那么有赖于政府的统一协调、规划，并通过企业入股或旅游公司参与的方式，强化旅游设施的建设与旅游产品的开发。 2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研究及开发策略 2.1研究区概况及开发条件分析 顾渚村属于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位于浙江北部太湖西南畔。北与江苏宜兴接壤，东南与上海邻近。顾渚村因陆羽在此地撰写《茶经》，因紫笋茶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陆羽著《茶经》称：“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故名为“紫笋茶”。“龙袱包紫笋，银瓶纳金沙”的搭配使紫笋茶成了千年皇家贡茶，具有较高的品位。顾渚村村域面积18.8km2，辖32个承包组，11个自然村，农户761户，总人口2567人，村里拥有农家乐农户约86家，是“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浙江省首位魅力新农村”。近年来，因其青山绿水、环境幽雅而成为游人品茗度假休闲的旅游胜地，有着“天然氧吧”的美誉（表1）。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顾渚村共接待游客6万人次（其中，陆羽山庄1.5万、霸王潭1.1万、寿圣寺3万、疗养院0.3万、农家乐0.8万、散客0.5万，除去重复计算，净接待6万）。顾渚村从3月底起至6月底，每天接待的游客基本为5000~6000人，周末达到8000人/d。#p#分页标题#e# 2.2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选择 结合表2中的分析结果，可以了解顾渚村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因素，从而可以针对其资源特色及良好的发展机会选择茶文化旅游模式。考虑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选择的时候，应该融合资源、产品、开发者及游客等各方面的要素，图1即分解了茶文化旅游模式包含的大体内容及选择方向。茶文化旅游首先应突出其“文化”特色，因此根据国内外现今文化旅游模式作为主导来选择，同时根据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产品设计，进而考虑到开发者的作为和游客的旅游目的，从而得到其茶文化旅游模式。 2.2.1原地浓缩型——浓缩茶文化（政府主导） 原地浓缩型开发模式指将当地的建筑、服饰、风俗等集中呈现，让游客可以领略当地的风韵，让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兴建主题园等[8]。大唐贡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门为朝廷加工茶叶的“皇家茶厂”。贡茶院由展示“茶圣”陆羽生平和《茶经》为主的陆羽阁，与供奉文殊圣佛的吉祥寺及东廊和西廊组成。不仅可以了解到贡茶制作、贡茶递送、品茗三绝、贡茶知识、茶艺流传等关于贡茶的历史渊源，还可品味到由当地著名的工艺美术师亲手制作的紫砂壶泡出的紫笋茶。而大唐贡茶院也可视为顾渚村文化博物馆，浓缩了顾渚茶文化，向游客展示了茶文化的历程及精髓。在新的一期建设中，可以打造“千年贡茶寻迹阁”，将当时唐皇八百里加急送贡茶、顾渚村接催茶令全村上山找茶等故事展现出来，描述和展示采摘、品茶、茶宴及斗茶场景等，让游客对紫笋茶的历史有较深刻的了解。还可以打造“学艺馆”，让游客现场学习茶道、制造茶壶等。 2.2.2主题附会型——弘扬茶文化（政府主导） 主题附会型指将文化旅游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业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此模式运用可与茶文化节结合[8]。每年4月顾渚村都会举行一些节庆活动，主要有广场文艺、祭陆羽、无我茶会、茶文化研讨、寻觅茶圣踪迹、摄影书法比赛、招商会等活动。此外，可以打造贡茶交流会。每年（或隔年）的4—5月举办。齐集全国的贡茶，如常州阳羡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了解不同贡茶的特点、历史，探讨弘扬茶文化之道。既促进顾渚村的茶文化旅游发展，又能提高紫笋茶甚至整个长兴的知名度。也可举办茶道、茶艺展示会，每2年举办一次，在10月举行，弘扬茶文化。 2.2.3直接利用型——探寻茶文化（旅游公司组织线路） 直接利用型即直接把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并保持其原貌的开发模式[8]。利用顾渚村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进行开发。（1）观光休闲型。茶园风光游：观光、摄影、茶歌对唱。特色茶馆、茶楼：①品茗三绝茶道茶楼。紫笋茶、金沙泉水和紫砂壶的完美结合，茶道表演，伴以古乐，让人在紫笋茶文化中徜徉。游客可以对对联、下棋等。②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茶楼。将中国传统艺术融入茶馆中，使茶文化与越剧等传统曲艺相结合。③重建陆羽茶庄。重新修建茶庄，拓宽道路，且可修建小型的停车场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④室外天然茶吧。可以与农家乐结合打造，但需规模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下发展。在发展茶馆茶楼时应注重调查游客“兴奋点”，避免变形为“牌馆”、“麻将馆”，以防茶文化庸俗化。经营权可以交给原住民，或者吸引一些企业投资。健身山地探险游。（2）历史探寻型。紫笋茶历史探寻一日游：金沙泉—忘归亭—古茶山—寿圣寺—“三处九方”摩崖石刻—大唐贡茶院。 2.2.4游客体验型——体验茶文化（原住民与政府协作） 即让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把文化具体化，让游客更直观地接触和了解茶文化。在野生紫笋茶生态旅游、金沙泉观光农业等休闲观光项目的基础上，打造以下项目。（1）广场风情街：晚上推出，搭建舞台，进行茶文艺表演，游客可以进行观看、拍照等，也可以亲身体验当地茶俗，如“打茶会”、“三碗茶”等。（2）采茶制茶体验：游客亲身体验采摘、炒茶、茶艺、品茶的全过程。（3）旅游购物：品茗三绝；地方特产——紫笋茶、山珍（笋等）；音像制品——摄影集、宣传片等。 2.2.5社区参与型——继承茶文化（原住民主导） 原住民是当地的“活文化”，如果没有了村民，茶文化也就失去了色彩。让村民参与到茶文化旅游开发及建设中来。农家乐在顾渚村十分普遍，这是带有十分浓重的乡村旅游色彩的。游客可以在村民家中体验顾渚村的饮食文化及风俗习惯，也可以听这些“当地导游”帮忙设计最佳旅游路线。村民在顾渚村开发旅游后自发组织了茶艺表演队伍和京剧艺术团，可以作为表演队伍向游客展示民间文化艺术。 3发展建议 3.1经济方面 （1）扩大宣传力度，拓宽营销渠道，完善设施，加强管理。现今顾渚村的知名度不高原因在于缺乏宣传力度，营销渠道狭窄。在调查的406名游客中，有256人（占63%以上）是通过亲友介绍而来顾渚村旅游。游客中85%来自上海，游客以老年人为主，吸引的范围比较局限且消费心理比较保守。因此要提升紫笋茶的档次，提高知名度和吸引力，利用现代先进的媒体网络（电视宣传，网页宣传等）、旅游促销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合理制定景点门票，调整门票价格，调低大唐贡茶院的票价，规范收票制度，公平合理。如桂林茶叶科技园自开放至2006年底，旅游者购买茶叶、茶制品、茶具等销售额共480多万元[15]。因此调低门票价格及丰富旅游项目能为景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景区应加快交通建设，拓宽道路，开通相关旅游公交专线，既能方便游客又能方便当地居民出行。 （2）拓宽集资渠道。景区的开发建设不仅对景区本身带来效益，也会给景区周边带来辐射作用。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村民集资创办“顾渚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还可以争取社会企业资金，促进顾渚村茶文化旅游发展。#p#分页标题#e# （3）借鉴联众模式发展经济，企业与农民合作，最终达成双赢。联众模式是指由公司对整个村庄进行统一经营，不需政府、村民投入，不占用土地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村民在拥有新房的同时，在联众公司的规范管理下经营农家乐。顾渚村的“农家乐”发展亟需良性竞争，拓宽营销手段[16]。借鉴联众模式既可以发展经济又可以使农民自身建设资金得到解决，使得提供给游客的服务更专业、更全面，杭州梅家坞是联众模式开发的一个典型案例。顾渚村由于“农家乐”较发达，一些来自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游客选择在顾渚村长期居住。这表明顾渚村“农家乐”发展模式可借鉴联众模式，将村民的房子租给公司让其统一经营。 （4）突出特色，区域联动。作为“茶圣第二故乡”的顾渚村，应该抓住自己的茶文化特色，与杭州梅家坞、龙井村、湖州安吉等联合起来，形成江南茶文化旅游中心区。 3.2生态方面 应保护古茶山、茶园，限制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对顾渚村的茶文化旅游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原生态的环境是吸引众多城市中人们前来休闲的重要因素。只有维护好环境卫生，才能真正做到生态立乡，生态富乡，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3社会方面 （1）挖掘贡茶历史，深探“茶圣”、《茶经》文化。文化源远流长，能带给人们最深的旅游感受。顾渚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茶文化资源，应当充分利用，提高茶文化旅游竞争力。挖掘贡茶（紫笋茶）的历史，深探“茶圣”和《茶经》文化，使顾渚村有文化的魅力和历史的神秘感，给游客留下深刻的文化记忆。茶文化既可以作为宣传口号，又可以使旅游更加具有内涵。（2）建立学习基地，与学校、社会团体合作，吸引游学、考察、寻根访祖等人群。茶文化旅游应该发挥其社会效益，加深人们对茶文化的了解，让人们从单纯地游玩走向对茶文化的探求。 4结语 在茶文化旅游越来越热的今天，许多拥有茶文化历史的地方都开始发展茶文化旅游，并把它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文中提出的茶文化旅游模式是综合开发者的利益、旅游者的需求以及尊重当地资源的独特性来确定旅游模式，是一种适合机动搭配的模式，不拘泥于几种，而是发挥各地特色，开发者与游客可以各取所需，达到共赢效果。茶文化旅游旨在弘扬悠久历史，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真正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4
德国纳高拍卖公司亚洲艺术品拍卖会将于2012年5月10至11日于德国斯图加特举行。
中国近代书画向来深受藏家欢迎，本次纳高特别呈献“苍梧永大一传研楼藏画”邓苍梧先生是20世纪著名澳门书画古玩收藏家，斋名传研楼。邓先生原为商人，主要在澳门新马路经营永大丝绸行。由于喜爱与欣赏中国古董字画，后来在丝绸行旁边创立了一家永大古董书画金石文玩，收藏不同的中国艺术瑰宝。但收藏古董只为养生，好让邓先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个平台去品味中国艺术的精髓和互相交流心得。
邓先生对中国艺术热忱满溢，促使他收纳了不少珍品古玩，尤以中国近现代书画为主，更因此广交不少文人雅士。其友人包括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常宗豪教授和澳门市民日报的专栏作家文戈先生。
邓先生的见解及眼光独到，对艺术品的鉴赏目光敏锐，所以收藏了很多中国近现代书画珍品。经过邓先生的专业鉴定，在最精致的藏品上，他都一一印上不同的收藏印，使其流传有绪。本次收到的邓先生藏品中，不少书画印有他的收藏印。“苍梧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印大概是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虽趣舍万珠，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意思是尽管人们的爱好各有不同，或好静，或好动；但当遇到令自己高兴的事物时，皆一时得意忘形，“快乐不知时日过”，竟遗忘了自己即将步入晚年。也许这就是邓苍梧先生钟情于古玩书画的心态和写照。
本次拍卖会将于2012年5月7至9日(上午11时至下午6时)在德国斯图加特预展。
本刊报道
杭州良渚玉文化产业园首届新疆和田玉文化节隆重举行
由良渚玉文化产业园和新疆昌吉州玉文化协会共同举办的“良渚玉文化产业园首届新疆和田玉文化节”于2012年4月23日--5月10日在杭州良渚玉文化产业园举行。文化节集中展示了新疆和田玉原石、各类玉石作品等，宣传新疆和田玉石文化。
本次玉文化节汇聚新疆昌吉州近20家新疆和田玉参展商进行和田玉原石及各类雕件的展示、销售。本次活动的主办良渚玉文化产业园，是一个玉石行业的高端平台，集玉器展示销售、玉文化交流研究于一体。文化节期间，园区还举办“良渚中华玉讲坛”，邀请部级玉石雕刻大师和玉石行业专家主讲新疆和田玉石文化。此外园区还有“乐趣赌石”、艺术品优惠促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刊报道
上海玉石雕“玉龙奖”四月开评
由上海宝玉石协会主办、上海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玉石雕第四届“玉龙奖”于4月15日在上海评选。
此次评选汇集了以苏沪地区为中心，包括全国各玉石雕产地的品种众多、风格迥异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参评是在通过报名经过初选之后，进入最后评比环节的，显示出“玉龙奖”作品精、档次高、名家多的特点，各类奖项的决出与颁奖于4月18日进行。
本刊报道
红博馆举办当代山水画展
以“正本清源贴近文脉”为主题的中国山水画精品展，日前在位于北京玉泉营的红博馆正式开展。本次画展展出龙瑞、张复兴、程振国、曾来德四位国画大师的五十余幅精品力作，代表了当前国画界的最高水准。
山水画是中国国画的大宗，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表现手段，国画大师们充分运用深厚的艺术功底来颂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正让人们体会到“祖国的无山不秀，无水不美”。参展画家之一龙瑞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他提出与中国画发展有关的“正本清源，贴近文脉”观点，得到画坛诸多同仁的高度重视，本次画展即以此为主题。
此次活动由力求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北京红博馆大力支持，他们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借助这次高规格的平台展示更多的精品，为各界传统文化爱好者及专家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
本刊记者张然
达芬奇名画遭虫蛀老化侵扰
波兰一家博物馆馆员表示，虫蛀和老化正威胁莱奥纳多·达·芬奇的名作《抱貂女郎》。
《抱貂女郎》是达·芬奇现存4幅女性肖像画之一，创作年份为1490年前后。画中，一名年轻女子身穿低胸长裙，怀抱一只白貂。历史研究人员认为，女子原型为意大利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情人切奇莉娅·加莱拉尼，画作中的她正值花季。这幅画作曾是波兰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藏品，现存波兰克拉科夫一家博物馆。近期检查显示，蠹虫长年蛀咬导致画作的栗树面板破损，老化导致画作底板多处开裂。这幅画走过500年，许多原因导致它老化，包括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辗转于波兰、法国、德国等地，考虑到所有因素，它的保存状态依旧非常好，这得益于达·芬奇的选材标准和绘画技艺。
据了解，博物馆打算用先进技术辅助专家决策，以确定画作维护保养方案。馆方决定，画作结束在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的巡回展览后，至少10年不会再离馆。
本刊报道
紫砂工艺申报“世遗”又多活素材
近日，由江苏宜兴紫砂文化研究者闵学平、沈泓共同编著的收藏知识类新书《紫砂壶鉴赏与收藏》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在享有“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陶都宜兴首发。
全书10万字，作者分别从紫砂陶艺历史源流、文化形成、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等角度对紫砂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和分析。书中从明、清时期落笔，对当时的历史文脉和紫砂珍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讲解，详尽地描述了紫砂收藏的理念和方法。作者分析了紫砂壶从古至今的市场行情变化及其原因。给投资者在紫砂艺术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宜兴紫砂技艺被文化部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生产保护基地”，推动了国内紫砂壶的收藏热潮。此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为紫砂收藏投资者提供鉴赏的基本方法，从识壶、鉴壶、收藏、保养、市场行情直到潜力分析，都深入浅出一一道来，几乎就是个全方位的投资咨询师，甚至可以说是紫砂收藏投资的一本全新的“教科书”。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5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逐鹿中原”，意思是说，谁占据了中原谁就能统治中国。这个成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既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文化核心地区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趋势，它有时强劲突显，有时也软弱黯然。但在周、秦、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最强盛的历史朝代里，这个趋势表现得尤为醒目。因此，它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主流现象。 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传说中有关夏人对东方的胜利，都意味着中原在当时已经很成气候了。所以，这个历史趋势的出现应该是更早的事情，而近十几年的考古学发现，提供了这段史前过程的资料。
一、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形势
近些年在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始于距今12000年前后。以后，有彭头山、皂市下层、马家浜等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泽文化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个稻作文化区的形成过程。但是，与之同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却不分明。 目前，我们对华北地区较早时期情况的了解，是通过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后李等几个文化得到它。它们已进入旱作农业经济时期，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旱作农业文化区。照此看来，华北旱作农业文化区的形成应当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极少有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使用这个过程之两端的材料构成一个假说，来推测华北旱作农业文化的形成。
旧石器晚期的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这些细石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全新世。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文化里，细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时，在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赵宝沟文化中，细石器还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这些地处北方地区的文化虽然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却更像联系华北旧石器晚期与磁山等文化的中间环节。这样便可以构筑一个假说，即自全新世以来，气候逐渐变暖，气候带也逐渐向北推移，原本适应华北地区干凉气候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随之向北退缩；停留在当地的人群则逐渐发展起适应温凉气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带。这个过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但以后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北进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对气候环境变迁最敏感的也许首先是人们文化中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部分，即旧有的包括打制石镞在内的细石器及其制造技术被新体系所替代，而带有习惯势力色彩的陶器，其变化过程可能滞后了一段时间。例如，在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黄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深腹罐形器，它们和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筒形罐应当有渊源关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纹在裴李岗等文化中也有发现。与其说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倒不如说它们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遗（注：赵辉《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这样，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它们的，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图一）。 附图{略}
在这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中，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了一些联系。以地理上毗邻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为例，两者的石器群种类形态相似颇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基本不见。这表明，两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联系，但饮食生活习惯还存在巨大差异，而风俗习惯也许更能表达人们群体心理的认同程度。 不过，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松散，却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钵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和以厚胎深腹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区尚未发现与后李同时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说，后李文化时期就已经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文化关系在后续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转贴于 二、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陶器和石器为首的制造业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注：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附图{略}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对此，也许可以借用苏联考古学的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关系，那就是“共同经济类型”和“历史文化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相同的经济生活上，还应当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内容。
文化交流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化群之间。如具有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也出现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类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国的广大地域。不过，仔细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风格影响甚广，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窑烧陶技术和产品、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和玉器都还没有影响到仰韶文化中来。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关系，就更像是一边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最近，笔者有机会在河南灵宝进行调查。当地已发现史前遗址120多处，据初步统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而且一些迹象表明，灵宝还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区，由此不难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了。 如果不能全部归功于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话，它至少也是导致下个时期文化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
经过前面那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后，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为了强调这些文化的成就，我们用“文明”一词来称呼它们。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把它们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地方文明”。
时间上的前承后续使我们相信，那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有关红山文化的讨论中已被指出（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区内部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是要彻底搞清这种文化交流在哪种机制上发挥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较这些地方文明不难发现，它们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现上却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会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别。以良渚文化为例，它的成长迅速而短暂，很快便达到高峰。在这个突起阶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与此前阶段开放式的对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开始对外扩张，同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它是一个组织化程序颇高的社会，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会中存在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享乐型的社会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样突兀，我曾经推测，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会内部的调节机制彻底失效所致（注：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年[待刊]）。
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这一点上，与之最相似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然而两者的经济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农业显然不适合后者所在的东北地区，遗迹遗物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内容也有很大差别。若将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会生活中明显没有前者那样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规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带有大规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这意味着两者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命运也不尽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时间颇长的苍白；屈家岭文化过渡为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折冲中改变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续者有能力与中原文化对峙较长时间。
这些地方文明在发展、强大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外扩张，这一点在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此时，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北进到今河南南阳一带，而这里曾经是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的范围；东面的大汶口文化比较早就已占据了豫东平原；良渚文化在它的繁盛期曾一度北上，直抵苏北连云港一带。但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一方面，在前一个时期里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了，各地区的地方特色突出起来，至少就文化面貌而言，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另一方面，即便是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也开始出现来自其他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仰韶文化除最西部的地区以外，也始终没有发现能和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相媲美的遗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图三）。 附图{略}
从更大范围的观察可以看出，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并在有个性地发展的同时，彼此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所以，严文明在描述这种现象时，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简称“多元一体”（注：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在这个文化丛体的更地区，例如东北、蒙古草原到西北戈壁、华南地区，其文化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这些地区要么不便发展农业，要么就是没有主动发展农业的必要。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文明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方向是中原地区，所以，这些更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处在一种缺少刺激、发展停滞的状态。以岭南地区为例，大溪文化时期，由于北面的仰韶文化十分强大，不但遏制大溪文化向北发展，也间接促成它掉转方向而对岭南渗透。结果，我们在深圳、香港地区都能看到具有大溪风格的白陶和彩陶。而进入屈家岭文化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大幅度向北扩张。恰值这个时期，岭南地区文化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的考古工作尚不到家，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可能是，这时的岭南由于缺少外来刺激，文化发展停滞，所以文化面貌也进入极其缓慢变化的阶段，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已有的发现中把它们识别出来。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清楚地呈现出三重结构。
四、公元前2500年以来的文化形势
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样态，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轮制陶和闭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发明也显然在用鼎文化区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镞的镞体从扁平到立体的变化，至今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其中间环节，而长江流域的文化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传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类既然见于西北边陲的陕西神木遗存和齐家文化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原也会有这类东西，何况尧伐三苗的一个主要口实就是“苗民弗用灵”。
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区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复杂和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与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围文化的折冲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发生在中央地区的变化也波及到外层。在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浙南山地却出现了良渚风格的较大规模墓地，墓地中还发现类似闽中昙石山文化的拍印纹陶器。耐人寻味的是，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遗存在粤东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而达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广东海丰发现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个方向，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从各方面来看，石峡文化在粤北都是一支外来文化，与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赣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为，与其把它们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不如看作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更恰当一些。而在石峡遗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将昙石山和樊城堆两个文化向岭南的扩张联系起来，进而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这种原产于东方的陶器滥觞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成为龙山时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时，在它的原产地山东和长江流域，鼎却趋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区保存下来。到了二里头文化，鼎在诸器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指的就是这件事。在二里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为大众炊器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却成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其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关于这一点，李济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铜器的形制皆脱胎于陶器，而它们“绝非重复当时陶器的形制。它们显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注：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年；《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两篇皆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见，中原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远方的和传统的东西持有尊重态度，并把它们看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这种“礼失而求诸中国”的现象意味着，文化交流不仅仅在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上展开，它更主要是在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统治权术的层次上进行的。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6
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大院没有围墙，市民可以很随意地在宽敞的区政府大院里走动，还可以在院内的健身器材上操练几下。
“有时候会有市民直接跑到我办公室里来。”余杭区区委常委、副区长殷英说。
距此几公里开外就是良渚镇――大名鼎鼎的良渚文化发现地。良渚文化内涵丰富，特别是玉器非常发达，种类繁多、造型独特。学者概括良渚精神为“原创、首创、独创、外拓”。
余杭人以良渚为荣，区内的建筑比如区博物馆的造型就借用了很多良渚玉器的元素，而且他们相信现代余杭人的创新精神也同样来自于良渚文化，“包括推倒政府大院围墙在内”，余杭区司法局调研员马其镖说。
最近，余杭人在自己的创新序列中又增添了一项内容――他们正在将抽象的法治具体化、量化，准备用一个“法治指数”来评估余杭的法治水平。“最迟今年七八月份要出台第一个法治指数，以后每年都会评。”余杭区司法局局长毛新利告诉记者。
2005年，香港曾经出台过我国第一个“法治指数”，评估的结果，香港法治水平分数为75分。
世界银行2006年出版的《国家的财富在哪里》一书，在分析国家资本财富问题时，将法治指数作为国家无形资产余额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其无形资产平均有36%取决于教育水平，57%取决于法治程度。
曾参与香港“法治指数”整个操作过程，同时也是“法治余杭”评估组成员的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说，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治评估体系，余杭制订出台这个体系，对浙江乃至全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参考价值。
法治怎么量化
“这件事要追溯到两年以前。”马其镖是余杭区司法局前任局长，退居二线后主要精力就投入到法治余杭评估体系的搭建当中，并以此为最大的乐趣。
他介绍说，2006年初，余杭区委出台了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意见，此后又组建了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法治余杭建设领导小组。
接下来是引进“外脑”――课题组邀请了一批全国知名法学专家在杭州开了第一次法治余杭研讨会。在会上，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弘道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法治量化的概念。
“我们过去谈了很多法治的意义，但是法治的成效究竟怎么样呢？我觉得量化评估是一个好的落脚点。”钱弘道告诉记者。
当年4月，领导小组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联合成立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课题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为专家，共有10名，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铭、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等；另一部分主要由余杭区司法局人员组成。 “专家主要负责理论论证和体系设计，我们更多地在具体操作上予以配合。”马其镖说。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设计，2007年底，一份长达6万字的《“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最终出炉。
“我们的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殷英说。
据介绍，这套评估体系的特色可以用“1”、“4”、“9”3个数字来概括。“1”是一个法治余杭指数，该项是对余杭社会现状进行的整体上的评估。殷英说：“香港2005年法治水平分数为75分，我们也会形成一个分数。”
“4”即4个“评估层面”――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和社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9”是面向老百姓的9种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9方面，总分为1000分。
公众问卷占相当权重
评估体系规定的具体考核办法极为详细。在第一部分“总指标”中共设9项具体目标，分别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等。每一项目标各有具体考核量化标准，如针对第一项整体目标有10条指标。
举例来说，第一条15分，规定“组织机构健全，分工明确，责任落实。专职人员不落实的，扣3分，工作经费未列入财政预算的，扣2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一年少于2次的，扣3分；年度法治建设任务部门责任考核不落实的，扣3分；法治建设简报录用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扣3分。”
第三条10分，规定“干部选拔、任用体系科学，程序规范，奖惩制度完善。重要人事任用未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的，扣2 分；因违员民利保障条例，发生侵犯党员民利事件的，每起扣2分；选拔任用不公，引起群众投诉被查实的，每起扣2分。”
第六条10分，规定“支持和保障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无以组织或个人名义干预司法活动。若出现干预独立司法正常活动的，此项不得分。”
这套评估体系只是最终法治指数的一个依据。另外一项依据是民意调查。2008年3月余杭区“两会”期间，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之机，课题组向120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此举标志着《“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调查正式启动。
评估组还进入社区，随机向城市居民发放问卷。同时，问卷调查也在网上进行。“一共发放了1012份问卷。”毛新利说，目前，课题组正在进行问卷的统计和分析。
问卷一共有9种，每张问卷设有10个到20多个问题不等，每个问题设有四五个选项。如第一份问卷关于“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度”，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反腐败斗争，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消极腐败现象是否得到遏制。”选项A―E分别是“有效遏制”、“一定范围得到遏制”、“遏制很少”、“没有遏制”、“更加严重”。
第五个问题是：“假如您了解掌握一些具体涉及腐败问题的线索，您将如何去做？”选项也是5个：“积极举报”、“涉及自己利益才举报”、“把线索告诉别人，让别人去举报”，“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不论什么情况都不举报”。
有的题目设计颇有意思。第五份问卷的主题是“人民群众的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说：‘老百姓一定要守法，而干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遵守法律。’您同意吗？’”选项5个：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立、基本同意、同意。
“最后的法治指数将结合评估体系和问卷调查两者综合评定。公众的问卷在其中占相当的权重。”钱弘道告诉记者。至于具体的权重比例，钱弘道说“暂时保密”。
信心和底气
“做这件事是要有一定的信心和底气的。”毛新利说，他的信心和底气建立在余杭的法治传统和20年的普法基础之上。
在余杭采访期间，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提到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国学大师章太炎。
130多年前，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桩家喻户晓的清末奇案发生在余杭。这桩案件里有执法的草率，有司法的腐败，也有百姓的抵死相告，最后以百姓获胜、贪官获刑而告终。而在20世纪初，余杭人章太炎则与孙中山等人一道成为最早呼唤法治的思想家之一。
先人的精神遗产滋养了余杭的法治土壤。如今，余杭建有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展示馆，作为余杭的一个重要法制教育基地，面向社会，进行最生动、最实际、最有说服力的普法教育。
法治成为余杭的一种氛围。出余杭市区七八分钟的距离，在南苑街道有一个叫高地村的村庄。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施雪龙告诉记者，该村在2006年时就组织村民进行关于国土资源法的法律知识竞赛，而且决赛的时候还搬到了余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现场直播。
余杭在基层民主的创新方面也走在前列。在全国率先自荐海选“村官”，在社区换届选举中，余杭100%实行直选。杭州首家法治网站――余杭法治网开通一年，访问量已达11万多人次；政府设立了法律咨询中心，号码很好记――“148”，谐音“要司法”，咨询中心2006年一年接待来电来访近3500批次……
当然，另一方面，毛新利说，余杭的法治建设之所以走得较快，也是现实的需要，余杭正在面对许多成长性的烦恼。
余杭的经济社会成长之快可以由一组数字清晰体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全国百强县(市、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测算结果，余杭名列第15位，而2000年余杭列在第23位，相当于5年进了8位。
“所谓‘成长性的烦恼’”，毛新利说，比如征地和拆迁就是当前一大矛盾，还有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以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之后的服务和管理问题。“这些怎么解决，只能靠法律。”
高地村之所以组织国土资源法知识竞赛，施雪龙说，也正是为了化解矛盾。“高地村就面临很多关于征地拆迁方面的矛盾，老百姓希望求助于法律，而他们对法律又不熟悉，所以我就想通过竞赛的方式来普法。”
“法治指数之所以花落余杭，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副区长殷英这样归纳。
法院是最大受益者
“我们法院显然是这一套评估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接受记者采访时，余杭区人民法院院长傅樟绚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这几年司法氛围改善了不少，法院和法官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傅樟绚说，以前别人经常把法院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比如现在通知开会，文件上一般是‘四套班子领导、法院院长和检察长’，但以前经常是‘四套班子领导、全区各部门负责人’。”
建设法治余杭的决议通过后，“我们可算是抢抓机遇，立即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提出用综合治理的手段破解执行难。”
在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中，2005年，余杭出台了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办法，规定请求额在5万元以上的案件、本单位第一例行政诉讼案件、受区政府委托行使职责的案件以及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行政机关首长必须出庭应诉。
“2006年我院一共开庭105件行政诉讼案件，按规定首长要出庭的是44件，实际到庭33件，到庭率75% 。“应该算高的，但还不够理想。”傅樟绚介绍说，2007年他们又跟区法制办沟通，要求请假制度更加严格，或者规定第一件不能出庭的第二件仍然要出庭。“通过这些，强化行政首长的法治观念，平等地跟百姓对话。”傅樟绚说。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副局长胡昕告诉记者，评估体系的出台使得工商分局在“条”的管理外又增加了“块”上的监督。对工商分局的考评除了9项区级机关的共性考核评估指标外，还有9项个性评估指标。其中包括“对核定注册单位名称、审定、批准、颁发营业执照不严，造成严重后果的，每例扣2分”；“当事人要求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每发生1起扣1分；行政诉讼败诉和行政复议被变更、撤销的，每发生1起扣2分”等等。
“我们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科室，每个个人。量化的考核克服了以前‘好、中、差’这种很模糊的主观考核标准。”胡昕说。
4月22日，记者刚从余杭离开，国家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一行来到余杭。在考察中，张苏军说，“法治余杭”建设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成绩。余杭不仅成为省市法治建设的“试验田”，更要做全国法治实践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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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指数”的争论
正方观点
余杭推出“法治指数”，不仅在余杭，在全国也尚属首次，实现了中国法治水平量化评估标准零的突破。
余杭“法治指数”实现了中国当下法治水平评估由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的转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质的飞跃。
余杭“法治指数”的一个看点是脱离了法治水平评估“自己给自己打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窠臼，一举实现了政府法治水平由第三方评估，这一点殊为不易，堪称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如果在我们现行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个法治指标，那么，各级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而必须顾及包括法治在内的其他指标，推行法治才能够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反方观点
像“法治指数”这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指标体系，其核心价值就在于独立性――从倡议者到主导者再到评估者、审核者，都必须是“利益非相关”的第三方个人或者组织。但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法治余杭”活动从发起到推进，步步都少不了当地政府的幕后推手。如此这般，不能不让人对余杭“法治指数”的制定与落地，心存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