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1
“对着无边无涯的天空，他只知道飞翔，因为一旦停止飞翔，他终将栽倒在地……忽然，一支箭射中他，再一支箭射中他，他别无选择，仍只有继续不断的带箭奋飞……飞行途中，偶尔，留下脚印，几乎都是带血的脚印，他低头凝视，不知道他的爪痕，为什么与众不同。”
柏杨在12年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以不断飞翔的受伤孤鸿形容自己一生。
柏杨本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父亲曾担任过河南通县县长。母亲早逝，父亲续弦，缺乏家庭温暖，也未用心向学，他靠着天资聪颖、作弊、伪造证件，一路混上大学。柏杨曾说：“不仅是史学，连文学、诗、人权，等等一切，我都是土法炼钢。事实上，我只是一块始终干涸的海绵，除了吸收，还是吸收……”
少年加入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他称：“余十数岁时，闻人称呼‘领袖’，即知立正致敬”。柏杨1949年辗转到台湾，先后在学校、教会工作，后经友人介绍进入救国团。救国团是蒋经国仿效共青团，想培养自己年轻干部的组织。柏杨在救国团负责文艺工作，开始接触文化圈，包括反对、企图组织政党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这段时期，他以本名“郭衣洞”陆续发表小说。
一次，救国团到中部横贯公路参访。这条公路是蒋经国带领退役军人开拓出来的，被蒋氏宣扬为重要政绩。途经一处原住民部落“古柏杨”，他爱上这个名字，之后就以“柏杨”为笔名。
后来，柏杨因为男女关系离开救国团，这反而开启了他新的人生道路。之后的十年，他给报纸写杂文为生。他称这十年专栏作家生涯，是有生以来最长的安定日子。柏杨的杂文逐渐触及严肃的社会文化议题，以嘲讽幽默的文风臧否时事。他建立起在台湾与海外的文名，当权者对他的不满也日益加深。
悲剧终于引爆了。罪名是柏杨在《中华日报》1968年1月2日翻译的漫画“大力水手卜派”（Popeye），内容“侮辱元首”。加之柏杨得罪当道的纪录辉煌，特务、小人争相举报，结果蒋经国震怒，下令逮捕，以叛乱罪判刑12年。先被关在台北附近监狱，后被转到专门关政治犯、重刑犯的“绿岛”。沦为阶下囚的柏杨，因狱中图书馆的一部《资治通鉴》，转型为通俗历史学家，在狱中完成了《中国人史纲》等三部书稿。
1975年去世，仿效封建君王，大赦天下。柏杨刑期减为八年。原本1976年就要出狱，但蒋经国仍不放心，以在绿岛监狱担任“教官”之名继续软禁。后经国际人权组织及核能学家孙观汉等人的救援，终于在1977年4月重获自由。出狱后的柏杨将狱中完成的书稿出版，又写下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在各地华人社会一度造成轰动。1984年，柏杨应《自由中国》文友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营演说，首度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
他在演说中说：“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柏杨说：“我写《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种棒喝。我要用人权拯救我们自己，虽明知无此能力，但有此心愿，鞠躬尽瘁……”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批判，有其尖锐之处，尤其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华人社会，容易引起想求新求变者的共鸣。不过，很难从作品中有系统地找出中华文化“酱缸”的结构性问题出在哪里，也很难确定他批判的诸多现象是否为华人社会特有问题。
《柏杨版资治通鉴》则是祈望以白话文翻译史书的伟大尝试。柏杨的企图不只是翻译，还想把历史主体从帝王将相扭转成寻常百姓。
他在序言中称，《资治通鉴》“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没有一个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透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
柏杨认为司马光的思想是“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他在书中透过“柏杨曰”反制司马光的“反动”。他自信其白话译本最长会有两百年生命，但外界评价不一，甚至有人倡议组织“修柏会”，修订柏杨版的错误。不过，这部作品带动通俗历史阅读风潮，其时代意义不容否定。
柏杨一生对抗专制威权，关注人权议题。2007年底，柏杨已重病在床，当时台湾政局不稳，透露“有人建议他考虑”。此言一出，引起柏杨大声反对，为此食不下咽。可见这位受到威权创伤的孤鸿，对民主人权真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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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输出；可明白政治输出
一、问题提出
对于政治输出一词，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此，笔者主要借鉴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理论中阐述的政治输出概念，把政治输出的概念放入到的大背景之下，笔者在寒假的调研中认为政策实行过程中是一种“可明白输出。”
笔者在的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政策在最开始的宣传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政策输出的过程中，并非是简单的政治系统和环境处于不停的互动之中。伊斯顿将整个政治循环系统分为四个环节，即输出――反应――信息反馈――再输出这四个部分。然而在的过程中，最开始共产党对于政策的宣传，是非常难进行的，在政治系统中，这个环节属于政治输出，的政策输出之后，进入反应的阶段，然后根据所反应回来的信息的汇总，进入信息反馈的环节，之后输出的政策，具体的执行标准，这时候在输出就是“可明白政治输出。” 也就是可明白政治输出的环节包括：输出――反应――信息反馈――可明白再输出。
二、政治输出概念建构
（一）政治输出概念
可明白政治输出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笔者主要从背景下可明白政治输出的原因以及可明白政治输出的内容两个方面来论述可明白政治输出的内涵。如图系统图所示，政治输出在系统内不断完善。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输出是指政治系统对系统本身或环境的影响，输出由政治系统到达环境，以满足系统成员的需要，包括控制或指导成员以及组织、动员和集中资源。政治系统和环境处于不停的互动之中，整个循环系统分为四个环节，即输出――反应――信息反馈――再输出。他认为，这四个环节是运动着的系统，是系统内部重要的构成要素。在这个反馈环中发生的信息反馈，对于系统对付压力的能力具有最深刻的指导意义。因此在的政治背景下每个系统的政治输出分为权威性输出和相关性输出，即正式性输出和非正式性输出，从以上的循环系统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输出在整个系统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离开了输出，系统将处于隔绝状态或者说一潭死水，政治生活将失去活力。在的背景下更是需要特殊的语境下去完成政治输出，这种政治输出不同于别的政治输出，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与政治语录，其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促进政治稳定。
（二）政治输出的条件
1、可明白政治输出对象的接受程度
政策的输出一定有政策接受的对象，在的大背景下，政策输出的对象就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这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因为经历了混乱的战乱时期，一方面，农民内心对于执政党的认识有着莫名的不信任，因为自军阀混战开始，经历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基层社会经历了太多的政权更迭，农民对于即将到来的政权权威，有着恐惧与不信任；另一方面，当时基层社会的农民，文化程度有限，晦涩的语言所讲述的政策普通的农民难以理解，而且封建社会所带来的底色没有完全的退去，对于外来事物的接受本身有着抵触，因此，的政策一定是“可明白政治输出。”只有这样，政策的推行，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并在全国大范围内推开。
2、可明白政治输出――反应：阶级话语在时期的传播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些反抗方式。“豪绅地主不是天生的”就类似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在一个平稳时代逝去之后，农民机会主义的体现“耕者有其田”也曾是无数聚拢人气的办法。共产党用相似的方法把阶级话语和原有的乡村话语融合在一起，去唤醒农民对造反的集体记忆。其实在这种环境下，革命与以前的农民起义对于农民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为生计所迫或是为利益所趋，造反都会给自己带来看得见的利益。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确是大不相同，这是个老瓶装新酒的过程，革命的目的被嫁接在传统的反叛上。为了更加切合农民的理解，共产党有意识的限制自己的打击范围，“农村中阶级关系极为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这时只是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他们力图使自己的打击目标和自发农民运动中的打击目标一致，都指向土豪劣绅和政府官员。这样做可以避免和一些乡村传统势力的纠缠，如家族势力和乡村士绅，尽可能的动员农民。
3、政治政策输出：信息反馈――平民化的诉苦语录与分财产
在运动中，诉苦正是帮助中共实现民众动员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诉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共产党试图确立的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获鹿县农民“种地主的地，生活不十分苦，因此不积极，但对汉奸恶霸仇恨很深”。正因此如此，平民化的诉苦言语才显得如此重要，才能激发农民内心的话语。分财产过程更是如此，通过诉苦这一环节，为下一环节的诉苦取得道德上的支持。
4、政治输出：政策在输出――之后的复查
为了有效地开展运动，更好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解放战争，从而增强共产党政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于在结束之后很快的开展了的复查工作，在一些地区明确的指出：“任何对于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尤其是1947年冀鲁豫分区党委召开的党委会议中指出，当时的并不是很彻底，有一部分地区仍然尊敬当地的地主阶级，保留他们原有的财产。部分领导并没有把和军事联系在一起，因而，农民的生活仍然贫苦，他们对支援革命的热情也不会高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区党委做出了相应的措施，在 1947 年，解放战争进入紧张的阶段，老解放区的人民再一次对运动充满了热情，使得运动达到了巅峰。
三、政治输出系统的政治功能：合法性的建构
马克・赛尔登在总结延安道路时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倾向，规训下的民众在党的引导下，投身入各种运动，进发出革命的激情，使运动的结果指向党所希望的地方查田运动的成果是丰硕的，在瑞金开展查田运动后仅一个月即扩大红军余名查田运动作为土地革命时期政治运动的代表已经展现了其在农民动员中的特点，也展现了运动作为一种政治策略。
在中国历史上意味着一次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与分配和社会结构的重新组织与建构。可明白政治输出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输出，在的大背景下，通过农民可以明白的政策，使顺利的推行下去，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在政治输出的过程中，共产党逐步获得农民的认同与支持，其权威的建构也逐步取得合法性。（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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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话文报刊 媒介即讯息 文化自觉 现代化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观的核心,他认为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媒介内容和媒介使用上，更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把媒介的重要作用提到一个本体论的认识高度。“他认为，每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其所传信息具体内容怎样，新媒介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讯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就这一意义而言，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讯息，媒介即讯息。”①中国近代白话报刊首先作为工具性质存在，担负着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更是以自身的独特性，与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紧密相随，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近代白话报刊工具理性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白话报刊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救亡图存探索实践中，经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发展高潮，到时期成为中国报刊形式主流。和其他报刊形式一样，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变动产生新闻，变化也使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变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中，社会的信息需要大大增加。近代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产生发展无疑正契合了这一需要。
中国近代科学意义的报刊事业，与“西学东渐”的文化影响分不开。西方社会传播实践和学理思考，逐渐认识到了报刊传播信息、引导舆情、监督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新式报刊的作用日益为国人认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看到新闻传播沟通舆情的重要作用：“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也。”同时，他也指出，新闻传播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和舆论监督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此行其教也。”“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②
近代报刊实践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言文不一致对传播交流效果实现的重要影响，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重要性，纷纷著文讨论白话文的地位。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当国事危急之时，裘廷梁就认为“救国之要图，莫要于文字革命”，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乃提倡白话事业，组建白话学会、白话书局。拟译中西有用之书，筹办白话报章。③
1876年，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馆附出的《民报》，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人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字林西报》曾对它做过评介：“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内涵。举例来说，每句之末都空出一格、人名及地名分别用直线和点线标于其旁。”④作为商业报纸，这种言文一致、通俗化的探索，容易使读者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底层，增加影响，赢取利润。
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宣传民族危亡，鼓吹维新变法，实现“开通民智”的主张，极力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前后共创办白话报刊5种。最早创办的《演义白话报》第一号《白话报小引》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⑤该报注重文艺宣传，大量刊登短新闻，与此同时，还对大敌当前一味求和的官员们的丑态进行了嘲讽，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报刊的性质功能。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认识到白话报刊的重要作用，积极创办白话报刊。从1899年到1918年这一段时期各地新创办的各类白话报刊就不下170余种。⑥
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代表《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提出，读者对象主要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在《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中，陈独秀也明确提出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习，明白时事。”⑦
从创办发展的历史和不同时期的办报宗旨目的来看，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工具而存在的，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而白话报刊这种通俗化的工具形式也非常适合当时社会发动民众救亡图存的信息传播需要。
近代白话报刊本体论意义的历史考察
“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近代白话报刊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往报刊形式很难做到的。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需要唤醒广大民众的努力，才能形成救亡图存的巨大力量。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改良是很难挽救中国命运的。这一时期觉悟的有志之士开始关注民众，呼吁民众的觉醒，这促使了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创办。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是把开民智的迫切性提到历史的日程。从维新到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白话报刊的创办是和当时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救亡图存和民主启蒙的国家民族命运相始终，而对白话报刊的认识和实践也呈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白话报刊的创办首先是和对通俗化传播以及对白话文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近代社会不少有识之士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和文字相一致，洪仁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提出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文言”，“总须切实透明，使人一目了然”；黄遵宪宣称“我手写我口”，认为文言合一使欧美诸国科技发达、社会进步，而文言分离则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梁启超则对文言分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文言分离有三大弊端。
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著名维新人士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对文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此文言之为害矣’。在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后，又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之益。即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他总结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⑧他对白话文的意义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到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而他的身体力行也促进了白话报刊的发展，《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都具有反帝爱国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想和愿望，它们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时务报》的宣传互相呼应，从而构成维新宣传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⑨
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十分重视白话报刊的宣传作用。随着对报刊功能新的认识和新的革命宣传需要，白话报刊得到迅速发展，从维新前后的5种激增到170多种。白话报刊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第一次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充分说明维新派开始对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而这一时期维新派白话报刊如《京话日报》、《苏州白话报》和《预备立宪官话报》等的创办和实践情况，也说明这一时期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通过白话报刊来开通民智，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儿童和下层群众中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革命派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敌人，知道要取得革命胜利，无广大国民的支持是不行的。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明确革命目的是要颠覆君主政体，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为众生谋幸福。这一纲领无疑是契合当时广大民众需要的，也无疑促进着革命报刊更多采用符合民众思维和接受习惯的新的通俗化形式，这些都促进了通俗化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革命报刊在与维新派争战中的胜利和最终帝制、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充分说明通俗化宣传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新军中下层官兵的觉醒分不开，而识字不多的下层官兵的觉醒与通俗化宣传分不开。
近代白话文报刊的历史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话语。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历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老同时指出：“‘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⑩
学者张昭军认为：近代文化自觉源于政治落后，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既要实现民族自立，又要解决民主问题。自觉促进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良性互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所作的回答，代表了近代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11]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国人救亡图存民主启蒙的背景下艰难进行的。考察这一过程，有一条从自大封闭到新奇误解反感抵制，到痛苦怀疑，到大胆反叛，到冷静思考科学辨析的演绎轨迹；有一个受“西学东渐”影响的，从器物文化模仿，到制度文化的学习，到观念价值文化思索的不断深入过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中国近代变革自鸦片战争战败至民国初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此有自强运动；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此有维新运动；第三时期则是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因此有启蒙运动。[12]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发展壮大清晰地折射了这一轨迹。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反思。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后，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同。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从军事失败中得出观念上的觉醒，相反仅仅着眼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杰出人士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13]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自觉，仅仅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认识层面，由此掀起了器物文化自觉发展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洋务运动是民族觉醒和低层次的体现。”[14]
“甲午海事一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国个别舰船的性能甚至超过日本。”然而，结局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上层阶层的反思：“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愚昧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15]由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清议报》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提出“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宣布办报宗旨之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道德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功能观亦有所革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馆有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两大天职。[16]这是已经涉及观念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自觉问题，而白话报刊无疑是最契合这种需要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对西方广泛深入学习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为唤醒民众起来革命，通俗化的白话报刊沟通教育作用非常显著。纲领观念的进步促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白话报刊创办的最高潮。
文化自觉往往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中进行的，近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白话报刊创办发展，受“西学东渐”影响非常明显。在向西方学习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同时，白话报刊的创办发展强势地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层次观念文化自觉的启蒙和演进。这一萌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观念文化更大的自觉做了准备，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余论：近代白话报刊的历史影响
近代白话报刊不仅是作为传播工具起着重要作用的，其媒介本身形式的创新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白话报刊的出现，使当时报刊的话语由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向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开始演变，使报刊的读者群摆脱了精英的框缚，逐步流向文化教育程度低的普通读者，从而使报刊读者面更加宽泛，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报刊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17]同时，晚清白话报刊“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18]近代白话报刊运动还直接开启了“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参加白话报刊活动的经历。
谈文化自觉，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继承。王铁先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文化传统，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19]由于救亡图存保种保国革命的特殊需要，近代白话报刊和民族文化自觉更多的是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对于传统文化有肯定一面，但更多的是批判否定的态度。因此，中华民族近代文化自觉探索是存在缺陷的。而对这份缺陷的反思和对于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科学继承和开拓创新，则构成了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新的讨论。
注释：
①李正良：《传播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②洪仁：《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39页、第540页。
③[13][14][15][16]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第28页、第111页、第28页、第145页，第152页，第153页。
④⑤⑧⑨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4页、第786页、第791页、第791页。
⑥蔡乐苏：《清末明初的170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人民出版社，第493页。
⑦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的章程》，《安徽俗话报》第一期，1904年版。
⑩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乔健等主编，《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1]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2007（11）。
[1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第251页。
[17][18]许亚荃：《白话报刊与晚清公共舆论》，《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版，第38卷，第6期，第148页、第146页。
[19]王铁先：《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中国社会科学，2010（5）。
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4
柏杨一生饱经坎坷。幼年受继母虐待，17岁时全面抗战爆发，他考取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后由军政班保送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人员训练团，在武昌左旗营房受训，集体参加中国。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曾经借了别人的证件考取大学，被查出并遭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20世纪40年代，柏杨辗转于沈阳、北平、上海等地，1949年他随恩师吴文义到了台湾。
柏杨到台湾后不久，就在1950年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6个月。出狱后，历任教师等职。1954年在“救国团”任职，并于此时开始写作小说。1956年任“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960年五月起，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担任《倚梦闲话》专栏作家，这一笔名来自台湾中横公路隧道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原名谐音“古柏杨”。1961年开始，在《自立晚报》以“邓克保”为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异域》，轰动一时。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被以“共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77年因为组织等人权团体的要求才被释放，共被囚禁9年26天。
在狱中，柏杨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出狱后柏杨专事写作，自1983年开始，着手译写“柏杨版《资治通鉴》”，以“整体规划，分期出版”的方式发行，至1993年72册全部完成。1985年，柏杨出版了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引发全球华人社会热烈讨论。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在台湾病逝，享寿88岁。
思想观念：文化批评和历史反思
柏杨坎坷的人生经历，不但影响了他的性格生成，同时也影响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耿直倔强的个性、反叛冒险的精神、逆向反省的思维、犀利深刻的目光，这一切再加上文化学养的积累，共同形成了深刻独到的思想观念。集中反映为文化批评（以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为代表）和历史反思（体现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两个方面。
柏杨的杂文创作数量巨大，1968年入狱前即有“倚窗闲话”系列10本，“西窗随笔”系列10本，出狱后又有数本杂文集问世。《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杂文的集大成者，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柏杨思想观念的深刻性和独特性。
近十年的狱中生活，使柏杨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因此，柏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了更具历史深度的解读，并将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酱缸”特性与中国的国民性结合了起来。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了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演讲。1985年，柏杨将这些演讲，与另外一些跟揭露和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相关的文章一起，集成一册，以《丑陋的中国人》为名，交由林白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一出版，即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讨论。
《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的“丑陋”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封建“酱缸”文化，而这种“酱缸”文化，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的“丑陋”。《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说既是柏杨入狱前反思中国文化成果的延续，也是他将这种反思结合“中国人历史”所进行的深化并将之国民性化。柏杨对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基本是持一种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酱缸”文化是“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的畸形哲学”，它导致“权势崇拜”、“个体主义”与“个体人生观”以及“僵尸崇拜”。它既表现为一种文化体系，也表现为一种政治体系，并最终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心理体系。
柏杨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除了以杂文的形式直抒胸臆之外，也借助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寻找其历史根源。柏杨选取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典型文本《资治通鉴》，作为自己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载体，对这套集中体现“中国权力游戏的教科书”，进行完全不同于原书中“臣光曰”的新解释，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彻底颠覆和解构。针对“本来就是皇家的史官或代言人”的司马光，柏杨认为“维护帝王的立场，是他的本分……哀哀无告、受苦受难、辗转的小民疾苦，全被隔绝在他们的认知之外”。因此，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他一反司马光的历史观，站在其对立面，对历史进行重新“叙事”。司马光用帝王年号，柏杨就用公元纪年；司马光要注意到帝王的谥号、避讳，柏杨则坚持直呼其名；“臣光曰”持论平稳持重，“柏杨曰”议论则慷慨激昂……以“现代意识”贯穿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解释，成了“柏杨版《资治通鉴》”除“白话”外最大的特色，柏杨以一个具有现代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笔墨，“重写”了“中国人的历史”。他希望通过颠覆式的历史书写，揭示中国历史的黑暗，批判中国旧有的历史观念，打破旧有历史“格局”，以史为鉴，以达到反传统文化、正世俗人心、有助于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社会的目的。
文学追求：人生思考和艺术探索
柏杨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时以创作小说著称。20世纪50年代他最早的短篇小说《人民》《红灯笼》和长篇《蝗虫东南飞》虽因意识形态立场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但这种政治色彩在其后来的创作中逐步淡化，柏杨更注重用艺术形式表达对社会历史的思考。
如果说在文化和历史层面，柏杨思想的深刻性集中体现在他以决不妥协的精神，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帝王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话，那么柏杨在文学上的独特性，则体现为他始终以一种探索精神，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懈追求。
柏杨的文学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作品中灌注独特的人生思考；其次，他在作品中持续地进行艺术探索和实践，呈现为多种艺术形态的并陈。
柏杨在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中的人生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对现实人生困苦的反思；对爱情本质和意义的探究，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咀嚼。第一类的作品，以短篇小说集《挣扎》为代表。柏杨在《挣扎》中塑造了一群为了有尊严的生存，与丑陋现实和不幸命运不屈抗争的人物形象。他们中既有为了逃避伤害人的尊严的社会而“逃脱”在山上与兀鹰搏斗的明圣（《兀鹰》），也有为了生存永不言弃并且鄙视放弃挣扎和抗争的康沁（《相思树》）；既有因生活所迫而犯罪的魏成（《一叶》），也有在大陆是少年得意的大学教授，辗转到台湾后却做了十年小职员惨遭解聘，只能另找人生出路，“低头”却不“屈服”的大维（《进酒》）。这些人物虽然经历不同，命运各异，但他们在社会底层为了生存与挫折抗争、与命运搏斗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在这些人物身上，很显然投射着柏杨对人生的思考。
柏杨一生在爱情上波澜起伏，对于爱情，他有与众不同的看法。柏杨在集中了他最优秀爱情小说的短篇小说集《秘密》的《序》中表达了如下感慨：“宇宙间最奥秘难测的莫过于人生，而人生中最惆怅难遣的莫过于爱情……我想借着《秘密》探讨一点什么，不知道办到办不到，但这至少是我对人生和对爱情的一种思索和一种凝望”。
《秘密》中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爱情的悲剧。《峡谷》写的是爱情与背叛和死亡的关系；《秘密》则对爱情能否经得起考验深表质疑；《龙眼粥》写的是美好爱情大概只能在梦中和迷狂状态下才会出现；《沉船》则写到了爱情经不起世俗欲望的诱惑和脆弱的本质……在形态各异的爱情故事中，柏杨向人们揭示出他所理解的爱情本质：爱情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的本质是悲剧性的。很显然，柏杨以其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洞穿了爱情的浪漫外表，对爱情的真正实质，有着自己的独特判断。
在作品中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指柏杨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异域》以及于1982年出版的《金三角・荒城》。在《异域》中，柏杨通过对一支军队在大陆失败后历经磨难自黔滇撤退至缅北的描写，呈现了他们“在穷山恶水的异域里，继续抗争求存的经过”。在表现这群军人异域“传奇”的同时，柏杨将对他们悲惨结局的揭示与军中腐败的现实相结合，1953年萨尔温江大战打响时，孤军几乎全军覆没，而此时“李弥将军飞返台湾，其他高级官员都去了泰国和香港”，对此柏杨写道：“写到这里，我有说不出的积郁和忧伤，我们真正是一个没有亲生父亲的孤儿，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每一次都遭到悲惨的遗弃”。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写出这种想法，需要多少直面历史和敢于直言的勇气？
柏杨在文学世界中，除了借助艺术形象表达深刻思考之外，还不断探索创新，开拓文学的艺术世界并形成自己的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日渐壮大，柏杨的小说虽然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但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对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其作品中留下印记。《异域》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的讨论，看上去是由体裁模糊所引发，但换个角度思考，这种讨论本身或许正反映出柏杨在小说创作上的“不守规矩”――打破体裁边界，不正是一种艺术上的实验和创新吗？在小说所要求的“虚”（虚构）和报告文学所要求的“实”（真实）之间“出入”自由，不正体现了柏杨在艺术上的“不拘一格”吗？
在小说集《打翻铅字架》中，柏杨以“夸张得令人发笑的叙述方式”，对台湾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各种心态，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其中，有对无病的新诗人、假道学、软骨头，也有对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讽刺。柏杨却将惯用的杂文笔法代入其中，为他的小说艺术风格，打上了辛辣锐利的烙印。
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5
[关键词] 语文教材；历史知识；功能
[中图分类号] G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22-0065-03[ZW（N]
[作者简介]李立华（1972―），女，湖南桃源人，硕士，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决定了语文教材的多重功能。首先，语文的工具性决定了语文教材承载了语文教育听、说、读、写的实用功能。其次，语文的人文性又决定了语文教材的德育功能、审美功能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语文教材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还具有传承知识的功能。语文教材承载的知识范围很广，文学、哲学、地理、经济、科技、民俗无所不包，其中历史知识就是很重要的一块。
一、语文教材承载和传播的历史知识的界定
历史是什么？历史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以为，历史是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事实，构成历史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人类过去所发生的，真实性和时代性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历史的真实性，意味着历史不是虚构的，不是凭想象出来的。像“开天地”“夸父追日”，这些人们口头上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是凭想象创造出来的，不是事实，不具有真实性，所以不是历史。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历史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历史的时代性决定了历史必须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如“圆明园的毁灭”“飞夺泸定桥”，这些不仅是事实，而且都是在过去发生的，所以都是历史。
历史是由一系列历史事实组成的，把历史事实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成为历史知识。每一个史实的构成要素都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语文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中的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包括政治事件、经济事件、科技事件、军事事件等。如《蔡伦造纸》承载的历史事件属于科技事件，《千里跃进大别山》承载的历史事件属于军事事件，《张骞与丝绸之路》承载的历史事件属于经济事件。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语文教材所传承的历史知识范畴。
二、语文教材承载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具体体现
（一）课文作者或课文中的人物是历史人物
首先，语文教材中很多历史方面的课文，课文的作者本身就是历史人物，他们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或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如《鸿门宴》的作者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张衡传》的作者范晔，《苏武传》的作者班固，《淝水之战》的作者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又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作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1949―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其次，很多课文描写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从帝王将相到外交使者，从国际友人到民族英雄，从古代农民起义领袖到现代驰骋战场的将军，数不胜数。如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詹天佑、邓稼先，为坚持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哥白尼，等等。
（二）课文描述的内容有具体的历史背景
语文教材中很多课文描述的事件都承载着大量的历史知识。如《飞夺泸定桥》描述的内容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达两年（1934―1936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别了，不列颠尼亚》的历史背景是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在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期限届满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奥斯维辛没什么新闻》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先后占领除苏联以外的一系列欧洲国家，并大肆屠杀犹太人和占领区人民。
（三）作品反映的内容是历史事件
自古文史是一家，文学与历史关系非常密切，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如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文史结合的典范。语文教材中有的课文是历史的实录，作品反映的内容就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如《口袋阵》记录的是明朝戚继光领导戚家军抗倭的英勇事迹；《开国大典》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典礼的盛况；《勾践灭吴》反映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一段历史，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称臣归附，十年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准备之后，一举灭掉吴国。
三、语文教材传承历史知识的意义
虽然语文教材不同于历史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系统，但“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就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汲取精神的养料，还可以“鉴古识今”，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语文教材在传承历史知识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以史为镜，鉴往知来
中国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了解历史知识是为了以古鉴今。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在通过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以供借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旨在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学习历史可以了解过去、认识现实、展望未来，这就是传承历史知识“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作用。
语文教材传承历史知识“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作用比历史教材更加明显，历史教材对史实的介绍语言平淡、内容枯燥、缺乏生气，而语文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经过文学作品的形象阐述，能够生动鲜明地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可以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带来深刻的思想认识。语文教材承载的每一段历史都是一面镜子。以陈胜、吴广反秦起义为镜，就知道了统治者的残暴和对人民的无限制的搜刮必然会导致反抗，导致自身走向灭亡；以唐太宗为镜，就会明白统治者知人善任、虚怀纳谏、以史为戒、以民为本，国家就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习历史，不忘历史，就是为了鉴往知来，更好地书写今天和明天的历史。
（二）树立历史观，培养历史精神
语文教材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决定了语文教材承载历史，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历史知识，而且还能让学生树立辩证的历史观，培养学生的历史精神。
一是在客观分析语文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树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以史为镜，鉴往知来，要求语文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必须是真实的，而语文教材并不完全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承载历史知识。如《圆明园的毁灭》，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是在1860年10月18日和19日，英法联军为了销毁他们掠夺的罪证，放火焚毁了圆明园，事件的责任完全在英国和法国。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就此事而论，英、法两国的纵火行为无疑是强盗行径，但是也应该反思：为什么他们就能长驱直入中国的首都为所欲为？于是引导学生分析“导致圆明园毁灭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让学生在客观地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树立辩证的历史观。
二是在学习杰出历史的过程中，培养中国传统的历史精神。首先是务实求真的历史精神得到培养。语文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许多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在众多的历史著作中，杰出的代表当推《史记》和《资治通鉴》，二者并称为我国史学成就的“双璧”。“二司马”著史书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非常注重史料的考证，力求史料的真实、可靠，他们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真的历史精神。语文教材选编了不少《史记》《资治通鉴》的文章，如《将相和》《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陈涉世家》《淝水之战》等，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文学素养，而且增长了智慧，更重要的是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历史精神的浸润，这让务实求真的历史精神得以传承。
三是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得到培养。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考查历史成败、兴衰的规律。《史记》不仅为历代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且开创了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司马光书写《资治通鉴》便传承了这种理性精神，“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以帮助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巩固统治，“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用意相当明显。
四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褒贬精神得到培养。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表现出鲜明的褒贬倾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不仅秉承了《春秋》褒贬精神，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寓有褒贬，而且还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评价历史人物没有避讳，即使评价本朝的皇如此，如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二是不论出身，肯定历史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如《陈涉世家》对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司马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可以看出，《史记》评价历史人物，以人类社会进步为标准，即凡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就褒，否则就贬。语文教材中节选自《史记》的其他文章，如《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赵》等，都体现了《史记》的这种褒贬精神。所以，语文教材通过承载《史记》的历史知识，便能培养学生评价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精神。
（三）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有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舍身而取义”的民族气节，“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有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的思想；还有道家“清心寡欲”“无为”的思想……这些思想几千年来都熠熠生辉，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类的文化靠历史得以保存，民族的传统靠历史而得以传承，语文教材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中小学语文教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屈原虽遭放逐，仍眷顾楚国，岳飞一生征战，精忠报国，詹天佑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条铁路，体现的都是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狼牙山五壮士展现了“舍生取义”的民族骨气；强项令董宣、清官包拯，表现的是不畏强权的浩然正气；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孔子在困穷之时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孙膑受膑刑后编著了《孙膑兵法》，司马迁受宫刑后隐忍苟活成就《史记》，他们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传统美德，通过语文教材承载的历史知识得到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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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6
[关键词]领导干部 文史知识学习 人格魅力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70-01
党的十通过的修正案，把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内容写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也专门谈了关于党员的学习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转型期，更要求党员要不断学习。笔者仅就加强对领导干部文史知识的学习略述己见。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读史书如照镜子，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我们可以不断总结和汲取前朝盛衰的经验教训。作为领导干部要读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贞观政要》等古代历史文献，尤其是要研读《资治通鉴》和《史记》这两部史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名臣司马光奉旨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一直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我们伟大领袖曾研读此书17遍，直到晚年，他的床头还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身受宫刑，却忍辱负重，以血作墨，以心灵为纸，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两千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无数纵横捭阖的谋士、能征善战的英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通过《史记》走到我们面前：春秋时轻财重德、推行法治、知人善用、爱民重民的郑国的相国子产；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恪尽职守，为民除害，造福百姓的大禹；身居高位，厉行节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的齐国国相晏婴……这些历史人物都应该引发我们为政之本，为官之德的思考。领导干部要想为老百姓做事是不是也要有子产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海纳百川的气度，广开言路的作风；也当有大禹求真务实，“舍小家，顾大家”想百姓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身体厉行；还要有晏婴“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自觉。
常言道，文史不分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领导干部在潜心学史的同时，也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同志在一次回答记者问时，随口引用了左宗棠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六句诗，这种即兴作答不仅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情怀，也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学多识。
加强文学修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儒家尊崇的信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逐步树立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崇高理想。孔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都体现了“民本”的思想。作为领导，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找准了自已的定位，才能把好欲望关、权力关，做到不贪图名利，不贪图美色，才能清清白白做人，踏踏踏实实为官，才能秉公用权，廉洁行政。
加强文学修养，可以增长知识和才干。学习是提升修养的天梯。文学典籍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常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提升自己的领导艺术，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才华。如唐魏征写的《谏太宗十思疏》，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其中提出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以纳等十个治国需警醒的要点在我们今天读起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文学修养，可增强个人的人格魅力。身为领导者，只有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热爱文学，善写文章，长于演说，甚至出口成章，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一代英雄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当属乱世枭雄曹操，从他写的《观沧海》中的名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便可见他宏伟的政治抱负，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气度，一代英才的个人魅力跃然纸上。再看近代，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但是一位革命家，还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他在《沁园春·雪》中写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充分显示了深厚的文学修养、高深的哲学眼光，以及作为一位政治家不凡的气度和敏锐的眼光，折射出为世人所敬服的不同寻常的伟人风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增强文史知识，不断思索，不断磨炼，才能德才兼备，做到肩扛千斤之责、背负万石之任，才能养浩然正气、炼坚强党性，才能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