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1
人名或地名错误：（1）英布是秦末汉初的著名将领，和韩信、彭越等一道，为汉帝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又同受冤而死。英布又被称为“当阳君”，见《史记》卷九一《英布传》[2]。这是秦汉史研究的常识之一。柏杨先生居然说：“当阳君（姓名不详）。”[3]（2）周？（fú）是陈胜起义军中的重要人物，被陈胜派往平定魏国旧地，后拥立魏咎为王。他的名字在《史记》卷九《魏豹传》[4]、《汉书》卷三一《陈胜传》[5]、卷三三《魏豹传》[6]均写为“周？”，唯有《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写为“周市”[7]，当是误写。柏杨先生将其名字写成“周福（周市）”[8]，笔者实在不知道这“周福”二字是从哪儿来的。（3）亢父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济宁市，是战国秦汉时期山东地区与外界交通的要道，易守难攻，被称为“亢父之险”。柏杨先生将“亢父”误写成“亢文”[9]。
制度解释错误：（1）秦汉时期的基层行政机构有乡、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和村。另有“亭”，管理治安和邮传等事宜，属于基层治安管理系统，并不属于行政机构。刘邦曾当过泗水亭长，柏杨先生翻译成“泗水村村长”[10]。这其中的错误是明显的：“亭”不对应“村”，“亭长”也不是“村长”，与“村”“村长”相近的概念是“里”和“里正”。（2）周汉时期有司徒、司马、司空等官职。“司”的意思是掌管，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司徒管人，是行政官员；司马管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是军事官员；司空管工程制造，是工程部门官员。柏杨先生将管民政的司徒翻译成“国防部长”[11]，实在是很缺乏史学常识的表现。（3）传统史学家有人认为“隐宫”是指犯罪受过宫刑的人，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秦代受过刑罚（不一定是宫刑）的人在形体上和常人有别，刑满释放后，他们会被安排在“隐宫（隐官）”进行集体劳动。[12]史书记载赵高“生于隐宫”[13]，是指赵高的母亲受过刑罚，所以在隐宫中生活、生子。柏杨先生翻译为“赵高是个天阉―――生下来生殖器就不健全”[14]。这种翻译既不了解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符合古代学者的受宫刑的解释，是柏杨先生自己想象的。
文言文翻译错误：（1）智果评价智伯时，说他有五个长处，其中之一是“巧文辩惠”[15]，意思是能言善辩，柏杨却翻译成“文章流利”[16]。这种翻译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辩”字。（2）陈胜起义后，楚地人民纷纷响应。东阳少年两万人揭竿而起，要拥立陈婴为首。陈婴的母亲表示反对，她说：“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17]意思是说，不如投靠别人，事成可以封侯，失败了也容易逃跑，不是被政府指名道姓捉拿的主要人物。柏杨先生却将“非世所指名也”翻译成“不要追求世俗上所谓的大名”[18]。
更严重的问题则是篡改原文：（1）赵简子任命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任以后，少报了晋阳的户口数量，以减轻晋阳人民的负担，从而赢得了民心。柏杨先生说尹铎还进行过“整修战备”[19]的工作，这是史书中没有记载的，是柏杨先生虚构的，其目的大概是为后文的赵与智伯之间的大战进行艺术化铺垫吧。（2）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前夕，韩康子、魏桓子看到智伯的谋士？疵以后，就快速离开了，因此被？疵看出有密谋。柏杨先生可能觉得“快速离开”不过瘾，又加上一个不见于任何文献的、程度更加严重的词“脚下踉跄”[20]。韩、魏之主见到一个谋臣就吓得脚下踉跄，未免太过夸张了。（3）赵高欲杀秦二世，“诈为有大贼，令（阎）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21]。秦朝规定不能无故发兵，所以赵高要以有大盗出没咸阳的名义发兵，他害怕带兵的阎乐不听命令，又劫持阎乐的母亲，藏到家里。这句话是很浅显的文言文，并不难理解。柏杨先生却翻译成赵高“宣称有巨盗绑架咸阳县令的娘亲。一面悄悄把阎老娘藏到赵高住宅，一面下令阎乐动员追捕”[22]。柏杨先生译文的错误在于：并非“巨盗绑架咸阳县令的娘亲”，而是赵高挟持了咸阳县令的娘亲；实际上，“巨盗绑架咸阳县令的娘亲”仅为秦朝内史（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治下的普通案件而已，是不能发兵的。（4）秦二世出游时，曾有在秦始皇所立的碑石上增加刻字的行为。《史记》记载的秦二世的解释是：“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23]这段话的相关背景和含义是：秦始皇所立刻石的内容都是写的“皇帝”如何如何，而不是“始皇帝”如何如何，秦二世害怕时间长了，后世的人们会误以为这个“皇帝”是指后代的某位皇帝，而不知道是秦始皇，所以秦二世要求在原碑的旁边加上能表明秦始皇身份的信息。柏杨先生明显没有注意到《史记》的这段记载，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翻译成“嬴政往年所立石碑，有的未曾刻字，这次补行撰文……”[24]
柏杨先生的书并非专业书籍，但是由于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在民间，尤其是在青少年读者之中，具有较大的、长期的影响，故不可不提醒读者注意。这些错误的产生或许与柏杨先生的文言文水平有关，与他的历史知识储备有关，更跟他的作家气息有关：他喜欢删改原文，以让文章看起来更有文采，更好玩，这是史书翻译的大忌，也是现在的网络历史们的通病。倘若有志于了解历史真相，还是推荐沈志华、张宏儒两先生主编的《白话资治通鉴》。该书的译者马怡、吴树平、孙家洲、毛佩琦、崔文印等先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其译文忠实原著，语言颇为精彩，具有较高的普及价值。
注释
[1]王化兵：《〈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出版参考》2011年6月上旬刊，第26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8页。
[3]柏杨：《范睢漂亮复仇・汗血马战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4]同[2]。
[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9页。
[6]同[5]，第1845页。
[7]同[2]，第1954页。
[8]同[3]，第130页。
[9]同[3]，第30页。
[10]同[3]，第132页。
[11]同[3]，第150页。
[12]周晓瑜：《秦代“隐宫”“隐官”“宫某”考辨》，《文献》1998年第4期，第67―82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8页。
[14]同[3]，第124页。
[15]同[13]，第7页。
[16]同[3]，第7页。
[17]同[13]，第272页。
[18]同[3]，第142页。
[19]同[2]，第6页。
[20]同[2]，第8页。
[21]同[13]，第293页。
[22]同[3]，第160页。
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2
“对着无边无涯的天空，他只知道飞翔，因为一旦停止飞翔，他终将栽倒在地……忽然，一支箭射中他，再一支箭射中他，他别无选择，仍只有继续不断的带箭奋飞……飞行途中，偶尔，留下脚印，几乎都是带血的脚印，他低头凝视，不知道他的爪痕，为什么与众不同。”
柏杨在12年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以不断飞翔的受伤孤鸿形容自己一生。
柏杨本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父亲曾担任过河南通县县长。母亲早逝，父亲续弦，缺乏家庭温暖，也未用心向学，他靠着天资聪颖、作弊、伪造证件，一路混上大学。柏杨曾说：“不仅是史学，连文学、诗、人权，等等一切，我都是土法炼钢。事实上，我只是一块始终干涸的海绵，除了吸收，还是吸收……”
少年加入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他称：“余十数岁时，闻人称呼‘领袖’，即知立正致敬”。柏杨1949年辗转到台湾，先后在学校、教会工作，后经友人介绍进入救国团。救国团是蒋经国仿效共青团，想培养自己年轻干部的组织。柏杨在救国团负责文艺工作，开始接触文化圈，包括反对、企图组织政党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这段时期，他以本名“郭衣洞”陆续发表小说。
一次，救国团到中部横贯公路参访。这条公路是蒋经国带领退役军人开拓出来的，被蒋氏宣扬为重要政绩。途经一处原住民部落“古柏杨”，他爱上这个名字，之后就以“柏杨”为笔名。
后来，柏杨因为男女关系离开救国团，这反而开启了他新的人生道路。之后的十年，他给报纸写杂文为生。他称这十年专栏作家生涯，是有生以来最长的安定日子。柏杨的杂文逐渐触及严肃的社会文化议题，以嘲讽幽默的文风臧否时事。他建立起在台湾与海外的文名，当权者对他的不满也日益加深。
悲剧终于引爆了。罪名是柏杨在《中华日报》1968年1月2日翻译的漫画“大力水手卜派”（Popeye），内容“侮辱元首”。加之柏杨得罪当道的纪录辉煌，特务、小人争相举报，结果蒋经国震怒，下令逮捕，以叛乱罪判刑12年。先被关在台北附近监狱，后被转到专门关政治犯、重刑犯的“绿岛”。沦为阶下囚的柏杨，因狱中图书馆的一部《资治通鉴》，转型为通俗历史学家，在狱中完成了《中国人史纲》等三部书稿。
1975年去世，仿效封建君王，大赦天下。柏杨刑期减为八年。原本1976年就要出狱，但蒋经国仍不放心，以在绿岛监狱担任“教官”之名继续软禁。后经国际人权组织及核能学家孙观汉等人的救援，终于在1977年4月重获自由。出狱后的柏杨将狱中完成的书稿出版，又写下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在各地华人社会一度造成轰动。1984年，柏杨应《自由中国》文友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营演说，首度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
他在演说中说：“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柏杨说：“我写《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种棒喝。我要用人权拯救我们自己，虽明知无此能力，但有此心愿，鞠躬尽瘁……”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批判，有其尖锐之处，尤其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华人社会，容易引起想求新求变者的共鸣。不过，很难从作品中有系统地找出中华文化“酱缸”的结构性问题出在哪里，也很难确定他批判的诸多现象是否为华人社会特有问题。
《柏杨版资治通鉴》则是祈望以白话文翻译史书的伟大尝试。柏杨的企图不只是翻译，还想把历史主体从帝王将相扭转成寻常百姓。
他在序言中称，《资治通鉴》“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没有一个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透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
柏杨认为司马光的思想是“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他在书中透过“柏杨曰”反制司马光的“反动”。他自信其白话译本最长会有两百年生命，但外界评价不一，甚至有人倡议组织“修柏会”，修订柏杨版的错误。不过，这部作品带动通俗历史阅读风潮，其时代意义不容否定。
柏杨一生对抗专制威权，关注人权议题。2007年底，柏杨已重病在床，当时台湾政局不稳，透露“有人建议他考虑”。此言一出，引起柏杨大声反对，为此食不下咽。可见这位受到威权创伤的孤鸿，对民主人权真诚的信念。■
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3
一、《反经》的原序概要
《反经》原序由赵蕤写成，开篇就说：“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制造车辆的人，恐怕别人不富裕，没人买他们的车辆;制作弓箭的人，唯恐弓箭不能射杀射伤人，没人买他们的弓箭。他们这样想，难道是他们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恨吗？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
《反经》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开门见山，直接从绩效导向入手。简单说，做任何项目，都要有目标客群埋单，直奔销售收入而去。说明古人是何其豁达开明。《资治通鉴》里没有这么实在，主要讲权谋。《反经》直接拷问经济效益，用今天的话说，能挣钱与否是基础。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一旦制定一种方针、政策来治理国家、组织，当这种方针政策的弊端体现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祸乱。那怎么办？所以要变通。
《反经》的观点认为，管理实践是一种说不清的、黑白夹杂的过程，不是完全理想化的阳春白雪。所以真正的管理组织者，要在管理实践中，把理论、法、理要和管理实践、情、势等结合，分析变通，革除时弊，拨乱反正，这才是经邦济世的真理和真知识。
二、股东层面的组织与管理实例
2013年年底，笔者与几个伙伴进行了股份投资合作，注资日化行业，进行连锁店经营。在经营过程中规定：连锁销售，一律按面价执行，会员卡可9折，其余一律除了统一促销外不降价。同时对股东和员工的私人购买，拟定了基本按成本价的策略，即面价5折私人购买。
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股东李女士开了淘宝网店，继续从实体店5折拿货进行网络销售（网络销售价格和实体店价格一致）。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来的5折主要是用于个人消费而非销售目的，现在开了网店就有了销售目的。员工层面因为有《员工手册》和管理制度，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么股东层面在价格策略上就出现了新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当初确定股东私人购买政策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的。怎么办呢？
三、管理分析
《反经》的《大体第一》中说：君守其道，官知其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股东）要遵守股东的原则底线，股东是投资方，做好投资方的事情就可以了;官知其事，就是经营管理层面的经理人和团队去做产品的事情，价格的事情，就可以了。
按上述原则分析的话，股东李女士的行为其实是越权行为。后来股东会讨论给她讲，在这件事情上，股东的责任是守其道，员工和团队的责任是知其事，劝李女士就不要再折腾，要停止这种行为，否则就断货。李女士在征求大家意见后，停止了越权行为。
四、启发
启发1.股东层面守规矩是根本。股东层面不守规矩，一旦引起连锁反映，就是市场上的恶性低价竞争，对品牌和实体门店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种事情有《反经》的八字方针指导，结合实际情况，就很容易决策（参考：沈宗南、张京宏《蓝彻斯特战略在中国》，世新大学出版中心，ISBN978-957-8462-71-7，2008，上海世新进修学院教学试验研究所）。当然，电商渠道要不要发展？要。让管理团队去做。
启发2.员工和团队方面确立目标和考核，进行量化管理，股东层不要进行过多的干涉。因为一旦干涉过多，管理团队就难以施展，一会大股东说两句，一会二股东说两句，一会三股东的老婆过来搞两下，管理团队就很难侍从（参考：《企业深度法治管理3D理论》，下卷，张京宏，沈宗南，罗腾 著，上海印书馆，2013，ISBN978-988-19964-9-7）。
启发3. 从组织与管理控制的架构分析的话，这叫分割管理。各司其职。股东做股东的事情，运营团队做运营团队的事情。哪怕一个人既是股东，又是运营团队成员，那在这个人身上，两种职能也要分开。“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许多企业创业初期，这两种职能是合并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瓶颈无法跨越的时候，真正的阻力恰恰在这里。从实践中看，因为缺乏组织管理的能力，就无法构建牵制合作的团队，无法构造牵制合作的团队，就把牵制放在人事上，把老婆放在财务，把妹妹放在销售，把弟弟放在采购，把心腹放在仓库等等，形成极为恶性的企业文化，让绝大多数员工感受不到公平感，进而无法激发活力和突破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突破，非常关键。
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4
刘文军自1994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后一直从事消化内科的临床工作，2000年晋升为消化内科主治医师，2006年晋升为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由于在工作中的表现优异，2002年至2003年争取到了去北京301医院进修学习的机会。正是这次进修为她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的话题逐步深入人心，内蒙古自治区也不断与时俱进，引进了公共营养师国家职业资格鉴定与考试，刘文军由于突出的工作表现，被推选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的公共营养师考评员认证考试，凭借深厚的功底一次性通过考核，从此她又担起了营养教育的重任。现在除了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营养科主任，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等称谓以外，刘主任还是内蒙古营养健康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和协会的其他讲师一样，活跃在自治区各种公益讲座的讲台上，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有更多的人了解了营养健康知识，才有可能改变意识，走向健康！”
目前，刘主任除了营养科的工作，每周还要在消化内科出门诊及进入手术室做胃镜及内窥镜类的手术。当问她是否会感觉到疲惫的时候，她反倒神采奕奕地谈起了她在工作中的各种经历与感受，让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个消化内科医生变身营养科医生的心路历程。
“据临床统计，禁食患者早期给予营养支持治疗，同比没有给予营养治疗的患者平均住院日减少7-10天，大大节省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开支。这部分已经受益过的人，从出院开始就开始关注和重视营养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了。虽然现在可以说调整消费结构、投资营养、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已经成为消费潮流，因此全国以致全世界的营养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就是未来公共医学的发展趋势――营养医学。营养治病，目前对于我国人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认为疾病只有用药物去治疗，仅仅谈营养怎么可能用来治病呢。其实大家还是营养学素养需要提升，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实例：如果一个健康的人7-10天不吃任何食物及水，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不言而喻！人用来维持生命的东西除了空气和水以外就是食物，也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营养给予了人的生命，营养是生命的源泉；再比如说众所周知的小儿腹泻，人们常常张口就说吃点消炎药吧或输液去吧，殊不知这根本不符合小儿腹泻的治疗原则，这就是我们广大人民的认识误区。很多家庭都说，‘小孩拉肚子就给吃鸡蛋，吃了鸡蛋就好了’，要不然就是去买‘氟哌酸’。小孩子吃了鸡蛋为什么不拉了，是因为腹泻后肠胃消化功能减弱，鸡蛋中的蛋白质不易消化，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暂时好像止泻了，其实是严重地损伤了肠胃。另外由于现在多种肠道疾病都是病毒引起的，腹泻只是一种症状，‘氟哌酸’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它属于抗菌素类药物，对病毒性的感染是没有效果的。对于小儿腹泻我们医疗工作者都学习过，小儿腹泻仅通过口服补液盐即可治愈，这就又涉及我们营养平衡的话题了，所以营养平衡是可以治疗并预防一些疾病的，因此我们要加强营养医学的普及工作。”
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5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独立；服务；自由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145-02
一、引 言
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著名的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万里，又名少泉，以“白水、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笔名活跃于民初的中国新闻界和政治界。他在1921年创办《新社会报》时，就宣称要“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1]”在主持多家报纸的编辑工作时，他坚持发表通讯和时评，辛辣尖锐地揭露和抨击军阀政客、贪官污吏。他的新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新闻界标榜的专业主义思想十分契合，但在军阀混战，拉拢靠山的特殊历史时期中，一个缺乏法制和民主的制度环境下，想要实现专业主义的新闻理想，可谓痴人说梦、异想天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在政党报刊解体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从业理念”。它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独立报刊的形成主要归功于便士报的产生和发展；2.记者成为一份专门的职业，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新闻工作者；3.新闻学教育和培养的全面铺开，很多院校都增设新闻系或者开展新闻教育；4.责任意识和道德规范的建立。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包含言论自由、客观独立、公共服务、专业精神四个基本标准和要素，它是规范新闻生产的操作准则，也是制约媒体的社会体制。
笔者通过关键词“林白水”查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之前学者对林白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命运审视、职业困境、报刊活动、平民视角四个方面，将其新闻思想和功过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具象分析，脱离于具体的新闻实践、新闻选择，缺乏前瞻性和发展性，也很难逃出新闻史研究“本体缺位”的窠臼。事实上，林白水并没有对自己的新闻思想做出直接的表述和总结，所以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去归纳他所坚持的职业规范，再把它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横向关联。研究目的在于为当下商业化和新媒体化浪潮下的报纸改革提供有效的参考借鉴。
二、重视公共服务
林蔚君在著作《我的父亲林白水》中提到：“林白水办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攻击军阀，贪官、污吏与奸商，使他们的罪恶目的不能得逞。一个是代毒人民，建议政府做对于人民有利的事，并代小民鸣不平。[1]”其实这两个目的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都希望政府能真正地为人民办实事，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林白水在《做百姓的身份》一文中就写道：“官吏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娃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2]”从林白水的言论中，足以看出他对民本思想的重视，他关注平民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疾苦。他认为官吏和报人一样，中心任务在于为百姓服务，而不应该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1901年，林白水在《杭州白话报》的创刊启事中写道：“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白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3]”他极力倡导报刊白话，力图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将国内外的大事小事告诉老百姓。尤其是在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垄断教育和文化资源的背景下，打破八股文言或者半文半白的传播话语体系显得十分必要。林白水的目的就是要推行“报纸大众化”。报刊想要真正实现为民服务的职责，首先传播的信息要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包括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百姓）所读懂；同时报刊应该成为民意表达的平台，1925年12月6～27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中，接连发表了77篇读者来信，足见其“为民立言”的诚心和决心。在林白水参与编辑和自主创办的多份报纸上，他大力普及科学教育、工业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旨在实现报刊启迪明智的价值。
三、倡导言论自由
林白水通过自办报纸大力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西方新观念，强调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必须尊重和保护，同时也表达了对民国言论高度管控和限制的愤懑。他曾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权”，这为我国报刊真正实现言论自由做了理论层面上的准备。对于时政，林白水的通讯和时评“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 [4]”，揭露丑恶，为民请命。在这一点上，它与大公报“善言、感言”的追求十分相似。1916年8月1日，林白水目睹了政坛尔虞我诈的种种丑态，遂辞去众议院议员的身份，重新开始办报。1916年9月，他在北京创办了《公言报》，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新闻生涯。1921年3月，林白水又与胡政之在上海合作创办了《新社会报》。这份报纸，不仅打破了专制主义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传统，而且还对军阀黑幕，官僚腐败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斥责。例如《青山漫漫七闽路》（1918.08刊于《公言报》）、《斩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1921.12刊于《新社会报》）这两篇时评就表达出了林白水对陈锦涛、许世英等贪官污吏的痛恨与憎恶。但同时，报纸辛辣尖酸的言论阻碍了这些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稳定性，被下令停刊三个月。复刊后，林白水暗讽：“蒙赦，不可不改也。至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5]”至此，《新社会报》改了名头，成了《社会日报》，但报纸的特色，风格还是一如既往地犀利泼辣。这足以见得林白水对报刊言论自由的渴求和努力。他用手中的如橼大笔无情地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体恤百姓疾苦。他把报道的视角从宣传上流社会转移到关注普罗大众，积极鼓吹革命，全然不顾外部压力的阻挠和控制。他自由而负责的工作态度，足以担当起“无冕之王”口号。
四、坚持客观独立
林白水曾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这句话是林白水在长期的实践中所践行的职业规范和准则。何为说人话？就是说人民群众听懂的话，说人民群众不知的话，说人民群众想说的话。不受外界的其它因素的影响。林白水曾在报上自白：“我的这些说话，是着眼在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哪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5]”他坚持客观独立的新闻品格，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至于说真话。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主要是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拿出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甚至是牺牲自我的勇气。林白水的时评往往立场鲜明，一针见血，毫不避讳当局对某些言论的封锁和禁忌。林白水很少为金钱利益，权势暴力妥协，而是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上去统筹。林蔚君如此评价她的父亲：“凡对人民有益的人物，不管是军政人员、资本家，他都赞扬。[1]”林白水曾发表了《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欢迎孙中山》等多篇文章表达了对政治家孙中山的钦佩和欢迎。1926年4月，《京报》社长邵飘萍声讨北京“三一八惨案”，惨遭毒手。一时间，民国新闻界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林白水却仗义执言、毫无畏惧，于5月12日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时评《警告奉直当局》，痛骂北洋奉系军阀“涂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6]”可谓大快人心。当时《国闻周报》誉之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7]”但如此毫不避讳的言论，自然会遭致军阀的报复。在软硬皆施未曾奏效的情况下，张宗昌和潘复给林白水安了个“通敌有据”的罪名，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就将其杀害。林白水高风亮节的新闻品格其实就是对今天新闻教育中“独立性、客观性”的历史诠释。
五、遵循专业精神
从1903年起，林白水三度自费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学新闻。方汉奇称他是中国最早在国外学习新闻学专门知识的人。在日本求学的这段时间里，林白水对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和法律体系有了全面系统的掌握，同时，也接受了国外专业化新闻学科的教育。林白水不仅注重实际工作中的社会责任和专业自律，而且努力将新闻内容的社会影响和效果达到最大化。《官僚之运气》中对“肾囊”潘复的唾骂；《哭与笑》中对军阀政客的嘲讽；《吴大头之进项》中对吴景濂的斥责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将帝国主义走狗的劣迹公之于众，还进一步促进了国人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反抗斗争。1935年，陈与龄在《林白水先生传略》一文中这样评价林白水：“既长于文言，复精白话，朗畅曲达，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端者，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4]。
同时，林白水积极发挥报刊的舆论引导作用，统一国内民众的思想意志，并积极争取舆论的支持。1921年10月27日，林白水在《新社会报》上发表时评《国民的大示威运动》，鼓励学生开展示威运动，争取英美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援，从侵略者受众夺回青岛。文章中他深恶痛绝地揭露了日本侵占青岛的种种罪行，建议国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他也较早使用了号外、编者按、连续报道等多种新闻体裁，手段丰富，灵活多变，更加全面客观地向读者呈现事实的原貌。
从研究结果来看，林白水的新闻思想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潮在实践操作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借鉴性。二者相互印证，从前者中可以找到后者的操作表现，从后者里可以找到前者的理论归纳。他们都在强调新闻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自律。
当下，商业化和多媒体浪潮风起云涌，纸质媒体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内外挑战。一方面内容娱乐化，低俗化倾向愈演愈烈，纸媒的公信力以及核心受众大量流失；而另一方面，多媒体海量信息的强烈冲击，纸媒的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了阻碍其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因素。那么在泛信息化时代，纸质媒体，尤其是报纸如何走出“消亡论”，“拐点论”的囵圉，是横亘在学界和业界面前的重大研究问题。林白水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在军阀混战的历史环境下，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它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和具体表现。林白水的一生，是坚持言论自由、客观独立、公共服务、专业精神的一生。他对新闻业所做的贡献，即便是在现在依旧熠熠生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面对纸媒江河日下的现实处境（广告下滑，读者流失，内容低俗等等），弘扬林白水的新闻思想，是拯救和变革纸质媒体的一剂良药。
参考文献：
[1] 林蔚君.我的父亲林白水[M].北京：时事出版社，1989.
[2] 白话道人.做百姓的身份[N].中国白话报，1903-12-19.
[3] 孙先伟.林白水的报人生涯[J].民国初秋，1998（2）.
[4] 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J].东方杂志（第32卷），1935（13）.
[5] 赖光林.七十年中国报业史[M].台湾：中央日报社，1981.
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6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论 现代文论 包容 吸收
“现代”一词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点的体认更加明显。现代视野下的古代文论，必然具有转型、反叛、对立等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才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提出了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口号，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其次是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了文学文体的正宗。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再次，批判意识的勃兴。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阶段，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和批判唯心主义等。最后，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等文论话语，吸收并改造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论话语。
以上说明中国现代文论的确是新时代的产物，有了新的质，与古代文论已经不是同一的东西，但同时有现代对传统的包容、吸收、借鉴与交汇。就如有学者指出：“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容纳“各式各样的东西”，向古今中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