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名言范文1
知道蔡先生此番回国，系应政府邀请，赴北大任校长职，友人中顿时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多数人劝蔡不要去北大任职，理由是北大太腐败，一旦去了，如果不能整顿好，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名声。对此意见，蔡明白“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少数人所持意见与前者相反，认为正因为北大腐败，才更应该去进行整顿，即使整顿失败，毕竟尽了心。蔡元培就是视这后一种意见为“爱人以德”。
爱人以德，蕴含的是希望那个人心怀大目标、大境界，摒弃明哲保身，应该有所作为。蔡元培显然更认同并愿意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他说“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蔡元培执掌北大，使北大一下子充满了强大的磁场，引入了诸如陈独秀、胡适、刘师培等各学科精英，成就了北大一段辉煌历史。事实上蔡元培执掌北大后，为不致有负朋友的厚望，事先已拟有计划，计划的第一步即先做调查。通过调查，蔡元培采纳了知情者的推荐，加上他此前的判断，首先亲自上门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初步人事任定后，“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然后从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着手，也就是摒弃“科举时代留下的劣根性”，让大家明白，“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北大倡导“不做官”，“这一风气的改变，把当时北洋军阀和政客的社会基础给打坏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蔡先生虽然做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却对近代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陶希圣语）。而此间老师给予学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为此，蔡元培即“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旧学邃密”且“新知深沈”的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进北大的。
对于各学科人才，蔡元培觉得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也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比如胡适和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刘师培、黄侃主张文言文，蔡元培觉得只要应用得当，两者可并行不悖。而对于不堪胜任的教员，则一概请出北大。其中一名法国教员因此扬言要控告蔡元培；另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蔡元培施压，蔡均不为所动。另外蔡元培还在北大打破此前不招女生的成例，让女生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由“爱人以德”，还让人油然想到蔡元培在北大创立的“进德会”，即要求所有教员包括他这个校长，均要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等戒律，给北大带来全新风范。可以说还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已经在这个“德”字上躬身实践了。
【原载2014年4月30日《新
蔡元培名言范文2
1901年，蔡元培的妻子王昭去世了。蔡元培此时已经是江浙一带的名人，说媒的人快把他家的门槛踏破了。倡导新思想的蔡先生对于说媒这套很不屑，为了再不受打扰，干脆写了一份征婚启事。征婚启事一出，吓得说媒的人都退避三舍。这一份征婚启事中对未来的配偶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不缠足的女性；第二、识字的；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这些征婚条件放在现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在清朝末年，这份征婚广告清晰地反映了蔡元培的新思想和那个时代新思想的涌动。男女平等和对女性尊重的进步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蔡元培写了这份征婚启事后不久，一段姻缘十分和适宜地就来到了蔡先生身边。蔡元培在一个朋友那里做客时，发现一幅工笔画十分喜欢，这幅画看起来清新脱俗，一打听原来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所画。碰巧黄仲玉也没结婚，而且黄天资聪颖，性格独立，从小喜欢书画，靠自己的努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的父亲黄尔轩也很开明，把她当儿子养，也没有给她缠足，可以说黄算是那个时代的进步女性的代表。蔡元培一看这姑娘完全符合自己的征婚条件，于是托朋友叶祖芜先生说媒求婚，黄也很欣赏蔡元培的才识和人品，二人一拍即合，很愉快地就订婚了。
蔡元培与黄仲玉的婚礼在今天看来也创意十足。此次婚礼中西合璧，婚礼中堂用大红幛摆出“孔子”两个字，表明尊崇传统文化和教育。婚礼后的闹洞房，以别出心裁的演讲会的形式进行。这场婚礼上的演讲会论起了男女平等。参与者引经据典，场面十分热闹。更有来宾以当天的新郎新娘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以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新郎蔡元培微笑反驳：“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这场特别的婚礼，开了一代新风。
蔡元培是民国时代新思想的先锋，而当时民众的婚姻观已经呈现新态势。从民国时代的征婚广告就可以窥见一斑。现代的征婚广告常看到的对对方“软件”、“硬件”的要求，在那时就已经出现。1948年第32期的《时报》，提到了一位二十岁女士的征婚条件，共有七条，涵盖了工作、学历、年龄、外语水平、车房齐备以及疼等各个方面。这和我们现婚的条件基本相符合。
蔡元培名言范文3
1922年11月13日，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停留上海，通过电报知道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前他已决定在访日结束后到北大访问，但最终与中国擦肩而过，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爱因斯坦的“北大之约”，主要牵线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积极促成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曾在德国当面拜访爱因斯坦，并多次信函邀请其来北大讲学。虽然爱因斯坦的中国之行最终未果，但蔡元培与爱因斯坦结下的深厚友谊和蔡元培对传播新学新知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
一次演讲，蔡元培识得
相对论和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给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基本概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摧毁了“牛顿世界观的旧体制”，被称为“革命的物理新说”。为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相对论初现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问题发表演讲，演说词发表于《中华新报》，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当年9月，他在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学艺》上发文反驳，说“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对性原理’”，并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回应蔡元培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看到许崇清的文章后，蔡元培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成为中国较早接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心胸开阔的蔡元培很欣赏许崇清，并与他结为好友，许崇清1920年8月回国后，蔡元培邀请其在北大任教。
许崇清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国内陆续出现其他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不久，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爱因斯坦热”。
邀请罗素访问的是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其费用由讲学社赞助。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罗素在北京大学作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等五大系列演讲，多次详细和系统地介绍相对论。罗素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在中国知识界有显赫声誉。他的演讲很快被翻译发表，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和相对论在中国广为流传。
蔡元培三邀爱因斯坦访华
鉴于爱因斯坦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蔡元培一直有邀请其来北大访问的想法。1920年8月底，曾任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访德时与爱因斯坦相识。他注意到8月24日在柏林举行的“反相对论”集会，以及随后关于爱因斯坦意欲离开德国的报道，便电告蔡元培说，“爱（因）斯坦博士有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
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这一邀请。当时，爱因斯坦产生过离开德国的念头，但仍下不了决心，因此并未接受蔡元培的这一邀请。
蔡元培第二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是他在德考察期间。1921年3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并把邀请欧美教授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流单子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蔡元培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他当年不能去亚洲，一来因他已答应美方的讲学要求，二来他还要在美国为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学筹款。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希望，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但他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在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该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这次拜访，蔡元培感受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友好和访华意愿，于是坚定了邀请其来中国讲学的信心。
一年后，宝贵的机会终于来了。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称:“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蔡元培显得十分激动，当即复电：“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讲学两周，却开出以月计的酬金，可知其内心希望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得更长一些。这封第三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信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并由中国驻德公使转交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承诺来北大演讲
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于5月3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访问日本结束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酬金问题：“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具体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蔡元培考虑到爱因斯坦能来北大讲学是最重要的，酬金问题可以慢慢想办法解决，于是马上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的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精心筹备爱因斯坦访华事宜
获悉爱因斯坦承诺访问中国，国内知识界十分兴奋，最欣喜的莫过于蔡元培。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约请国内众多学术团体联名给爱因斯坦写欢迎信，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7月初，蔡元培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说明有关情况。梁启超当即答应他自己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在多方支持下，酬金有了着落，蔡元培松了一口气。
解决酬金问题后，蔡元培利用北大阵地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在11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蔡元培发表了《爱（因）斯坦（Einstein）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 11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预告，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当时一流的七位学者在北大开设一系列公开演讲，主题涉及经典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之生平以及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等。11月中下旬，《申报》以“星期增刊”的形式先后发表两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以与国人共相研究”。《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等也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
为表示慎重和更好地体现对爱因斯坦的诚意，蔡元培又忙着收集各方签名，起草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12月8日，也就是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讲学的三周后，蔡元培发出了这封用德语写的欢迎信：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
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一切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知识界，特别是蔡元培，静静地等待着这位科学泰斗的到来。
访华计划取消
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等待爱因斯坦来华时，《申报》的一则报道打破了这种喜悦。
12月28日，《申报》以《爱因斯坦博士之来沪》为题，报道爱因斯坦将于31日从日本抵沪，在上海停留两天后，前往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根本没有提到爱因斯坦前往北大讲学的事情。这令蔡元培十分惊奇。
元旦前后，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出的信。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爱因斯坦访华计划真的取消了。
在信中，爱因斯坦十分真诚地解释了取消计划的原因：
校长先生：
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
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附白，夏(元)教授的一封信中已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爱因斯坦确实十分渴望“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此前的12月17日写给夏元的信中，他说：“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宿愿，终不得偿，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象也。”
爱因斯坦取消访华，确实是“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关于个中原因，分析和猜测有许多。但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太穷、太弱、太乱，爱因斯坦怀疑中方的履约能力，又加上双方之间缺乏沟通，最终造成误解。
自1922年7月底表示同意去北京后，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局势一直十分关注。当时军阀混战，北京政府极不稳定，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难以正常发放，这些都可能使爱因斯坦怀疑蔡元培的履约能力而产生退意。五个月来，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未与爱因斯坦建立一种有效和及时的通信联系。爱因斯坦11月中旬抵达上海时，北大也没派代表去欢迎。蔡元培那封极其重要的欢迎信，辗转柏林之后才到爱因斯坦手里，也使其“不能追改”旅程了。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令中国东道主们大失所望。
为给关注此事的国人一个明确说明，蔡元培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蔡元培还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爱因斯坦最终没有出现在北大讲坛，蔡元培说这是“最大的遗憾”。但蔡元培为爱因斯坦访华而做的种种努力，客观上推动形成了一个宣传、普及相对论的高潮，促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爱因斯坦的风采与成就也激励着中国有志之士，影响深远。
永远的友谊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他在到日本讲学的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三天。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是：“极为喜欢，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的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他还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他的感慨，说中国人民“被残酷地虐待着，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他认为近年的革命事件（）是“特别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也一直想“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由于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以及其他原因，最终他再未能踏上中国的国土，但他与蔡元培结下的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同情，一直在延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国际社会表现出无奈和无能，而当年的11月17日，爱因斯坦在西方人士中率先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蔡元培名言范文4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教育家。作为教育家，冯友兰最敬仰的人是蔡元培。冯友兰与蔡元培的直接接触，只有有限的几次，但是，蔡元培对他的影响，却不限于直接接触。仅就直接接触而言，蔡元培身上“春风化雨”的人格气象，则是冯友兰敬仰蔡元培的根本原因。
冯友兰在北大上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遇到蔡元培校长，从蔡校长身边走过，并未说话，但是已经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气象，“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213页。下引此书简称《全集》，并只注卷数和页码）。这个印象，在后来的接触中更加强烈了。
有一次，弟弟去美国留学，若按正常手续办出国，已来不及，在紧急情况下，冯友兰直接找蔡元培校长批示。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只有校长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全集》第十四卷，214页）。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蔡校长听过事由之后，知道出国留学是一件应当支持的好事，二话未说，立刻批了字，顺利地办成手续。
还有一次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蔡校长到美国考察访问。冯友兰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召开欢迎会，请蔡校长讲话。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都是北大毕业，而北大学生向来很清高。但是，当蔡校长走进会场时，学生们“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示由衷的欢迎。而蔡先生“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语言”，使几百名到会者大受感动和鼓舞。
冯友兰的这些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人的共同感受。用他的话说：“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全集》第十四卷，215页）但是能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就看有没有“足够的自觉”。有“自觉”和没有“自觉”是大不相同的。没有自觉的人，也有敬仰之心，但是未必知其所以然；有自觉的人，不但有敬仰之心，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冯友兰有这样的自觉，所以他能这样说。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在冯友兰看来，蔡元培之所以为大教育家，有“两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实践，其二是人格气象。就前者说，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办学，使北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并形成北大传统），影响到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就后者说，蔡元培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巨大作用，培养了学生独立的人格。在一定意义上，后一点可说是蔡元培独有的。冯友兰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全集》第十四卷，218页）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出于内心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也就是说，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一种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在冯友兰看来，二者相比，前者更难。“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一大贡献，但这是一种思想和方法，真正懂教育的人，也能做到，所以并不难。而“春风化雨”的作用，却出于教育者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更难。但是，蔡元培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典范。这是一种“无言之教”，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更不是所谓量化教育能做到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很多人都知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却少有人说到。冯友兰作为蔡元培的学生，对此深有体会，并视之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冯友兰看来，蔡先生是一位真君子。蔡先生为人“慈祥诚恳”“诚于中，形于外”，没有任何造作。只有真君子才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也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蔡先生有这种境界，因而能“春风化雨”。“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全集》第十四卷，218页）有些人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但是装不像，因为他没有这种境界。因此，蔡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办学的大教育家，而且是“一代宗师”。
冯友兰对蔡元培能有这样高的评价，与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有关。但是，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感受，则出于他本人对教育的体认。冯友兰一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实际上兼哲学家与教育家为一身，主张将“为学”与“为人”统一起来(这里所说的“为人”，是做人的意思，不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那个“为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点。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学校体制不能不发生转变，蔡元培是实行这种转变的第一人，也是转变得最成功的第一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将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全部转变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肃的问题。蔡元培和冯友兰都接受过西方教育，但是，又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教育的造诣。这所谓“造诣”，不是将传统文化作为对象去学习、去传授，而是身体力行，领会其精神实质，内化为个人的人格气象、精神境界，体现在教育实践中，发生实际作用。这就是“中西融会”或“中西合璧”。在有些人看来，近代教育就是西方教育，应当“全盘西化”，批判传统。但是，从冯友兰对蔡元培的真诚的敬仰和真切的评价可以看出，将中西教育的长处结合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成功的。这种结合，在蔡元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能够自觉认识并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冯友兰。
中国儒家有“为己”之学。这个“为己”，就是做人，“为己”之学就是如何做人的学问，这也是儒家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供自己“受用”。但它必然发生客观效用，起到无形的教育作用，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不言之教”，也就是“春风化雨”。过去有句话叫“为人师表”，现在这句话被从事专业教育、知识教育的人忘记了，但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这种效用与教给学生一门知识和技能所发生的效用是不同的。比起后者，人格气象的效用可说是“无用”，因为它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用处。但是，无用之用却是“大用”，这就是使人成为人。任何知识技术都是由人掌握的，任何知识技术的效用都是由人的运用操作产生的。使人成为人，实在太重要了。前一个“人”字，是指现实的人；后一个“人”字，是指理想的人。但这不是空想，这既是“是其所是”，也是“是其所当是”。蔡元培说过：“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中学修养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171页）可见，蔡元培很重视使人成为“为其所当为”的有道德有理想的人。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不是说教所能做到的。蔡元培以自己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作用确实是一点也不能勉强的。一个人要真正有所成就（无论哪一方面哪一行业）有所作为，就不能没有理想。这应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的主要贡献。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全集》第十四卷，218页）为什么要在“大”字上加一个“最”字呢？就因为蔡先生除了成功地办大学之外，还有“蔼然仁者”的人格气象，能够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在蔡元培身上，教育与人格气象、精神境界是统一的。
作为冯友兰的学生，我与他接触很多。当初我考取研究生时，曾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希望能马上写文章、出成果。冯先生便以循循善诱的方式，为我讲了为何读书和如何读书的道理。他说，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不可能全读，但又不能不读。初读古书，“如读天书”，不知从何下手，怎么办呢？要从语言文字入手，首先扫清古汉语这个“拦路虎”。但是，真正会读书，就不能只知其字面意义，而要领会古人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意出言表”。这就需要“优游涵泳”。这实际上就是说，要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体会文字以外的意义，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不只是当作一门知识去掌握。这个指导，使我受用无穷。
我与冯先生之间的谈话也不仅仅限于学术，而是范围很广，从生活、社会到人生，无所不谈。如果说，研究生期间，多谈学业上的问题；那么，到了冯先生晚年，讨论更多的则是社会人生问题。除了对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关心，我最大的感受是，冯友兰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人生关怀。他对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和“人情世故”都很关心，随时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慈祥之心。“诚于中，形于外”，这是冯友兰对蔡元培的评价，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感到，冯友兰有两大关怀，一是中国的现代化，一是中国文化，特别是有关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问题。蔡元培将现代教育与人格气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冯友兰则将现代化（包括教育）与人的精神境界统一起来。他似乎“超然物外”，但又很关心现实，仁者气象，溢于言表。
二
冯友兰最欣赏蔡元培的“三不主义”（冯友兰对“三不主义”的记忆，前后有些出入，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记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全集》第十四卷，179页；在《三松堂自序》中，记为“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全集》第一卷，270页）。“三不主义”是蔡元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来以约束自己的，但很有针对性，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蔡元培的办学原则。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和相关文章中有全面论述，这里只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不做官”的问题。
蔡元培出身于清朝的翰林，留学回国后担任过教育总长，按当时的传统观念，政治地位很高。但是，蔡元培回国，是要办事，不是做官；到北大，是要办学，不是做官。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依然沿袭了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学生读书是为了“混个资格”（冯友兰语），将来做官，办学的人就是学界的官僚。蔡元培之所以首倡“不做官”，就是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办学思想和风气。蔡元培说：“从前风俗以科名为荣耀，自幼即揣摩科举。所以然者，为欲借考试而得做官也，为做官可得较优之财产，较优之名誉也。……今试问，吾国此风已改乎？实未之改也。”（《在浦东中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二卷，298页）这种风气，在刚刚建立的北大，同样存在。蔡元培立志改变这种风气，因此才提出“不做官”的原则。他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与此有关的。他的改革，为北大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冯友兰就是在这种新鲜空气中学习成长的，所以他有很深的感受。
冯友兰也是从旧的教育体制中走过来的。幼年时，读的是四书五经，为的是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得一个“功名”。民国以后，这种风气并没有完全改变，但他厌倦了八股文和科举考试，喜欢上了新学（逻辑），认识到读书是为了求真理，不是为了做官。报考北大时，他选择了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科。当时的北大，法科最吃香，因为将来可以做官，他已经被法科录取，但又主动转到文科。蔡元培到北大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新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冯友兰说：“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之后，又陆续在全国聘请了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逐渐树立起来了。”（《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全集》第十四卷，216页）冯友兰的学术，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打下了基础。
“不做官”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学术自主、学术独立。蔡元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北大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学术独立也就是教育独立。冯友兰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说：“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严格说，一所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论大学教育》，《全集》第十四卷，160―161页）。大学是独立自主而“自行继承的团体”。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发展。
与蔡元培一样，冯友兰有明确的强国意识，认为教育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途径。要达到强国的目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大学与学术独立》，《全集》第五卷，456―457页）。他把教育看成是强国的基本国策，不仅是爱国，其中包含远见卓识。凡是真正关心国家命运而又懂得教育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话的意义，也会有这样的认识。
早在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30页）“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确实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制度，“超轶政治”实际上就是教育独立，只有“超轶”，才能独立。蔡元培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学校领导时，也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将这一原则说得更为具体。“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大学之内，每一领域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以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大学与学术独立》，《全集》第五卷，459页）“不干涉”不是不关心，而是真正的关心，即尊重学术的自由发展，并为他们创造条件。这些话是六十六年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它说明一个真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目前的教育，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形成学术独立自主的体制，缺乏学术创新的机制。
与此有关的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改革的重要原则及之后出现的新气象，对于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冯友兰回忆说，蔡先生实行改革之后，学术空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家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全集》第十四卷，216页)冯友兰在晚年重提“为学术而学术”，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教育中的官本位、行政化。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冯友兰继蔡元培之后，从理论上对“为学术而学术”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一口号包含三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有关于个人研究学问的目的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学术的看法的思想。更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研究学术的方法的看法的思想。”（《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全集》第十四卷，189页）并对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一作了说明。
将三个方面集中起来说，前面所说的学术独立，就是第二方面的意思，即认为“这种‘学术独立’的看法，以为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的价值在其自身，不在于能为某一方面服务”（同上）。这就是“学术至上”和学术尊严。只有尊重学术，承认学术自身的价值，才能有学术的独立发展。关于第一方面的思想，冯友兰说：“学术是为什么呢？照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全集》第十四卷，179页）真理是最高价值，追求真理是神圣的事业，学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因此，大学是神圣的领地。蔡元培开创了这一领地，冯友兰则捍卫这一领地。如果丧失了这一领地，一切都无从说起。冯友兰还提倡“无所为而为”的学风，批判了“有所为而为”的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是阻碍教育发展的”。他说：“学术是有用的，但是研究学术的时候，不可以有致用之心。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短视急躁病。结果学术研究不好，因此也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全集》第十四卷，190页）这是研究学术的方法问题，也就是第三方面的意思。教育中的急功近利，绝不可能出大师，冯友兰的分析说明了这个道理。
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友兰认为，大学不只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要研究新学术。不仅要研究学术，而且要将研究的成果传授给学生。一个人在研究中有成就，就可以开课，讲授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大学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课程，这就叫“学术自由”。一个人喜欢研究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研究出成果了，就可以自由开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这与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蔡元培对大学有一个精辟的论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二卷，283页）要教授高深学术，就要有高深的研究，因此，他将全国最有成就的学者集中于北大，请他们开课，担任教授。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详细的记述。
蔡元培名言范文5
关键词：蔡元培；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一、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落后及世界列强的入侵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主权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蔡元培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尤使蔡元培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蔡元培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 [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蔡元培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蔡元培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蔡元培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蔡元培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二、广泛来源：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就“百家争鸣”而言，蔡元培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蔡元培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蔡元培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蔡元培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蔡元培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
蔡元培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 [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蔡元培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蔡元培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蔡元培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蔡元培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
蔡元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1、康德哲学思想的指导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蔡元培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蔡元培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蔡元培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蔡元培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蔡元培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蔡元培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蔡元培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2、德法科学文明的激励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蔡元培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蔡元培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蔡元培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蔡元培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蔡元培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蔡元培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蔡元培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蔡元培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蔡元培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蔡元培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蔡元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蔡元培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蔡元培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蔡元培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535－536.
[11]、[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133.
[10]、[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84：62.
蔡元培名言范文6
同在北大，偶然相识
蔡元培任校长后，要把北大办成新式学校，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各派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选择的余地。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他大胆引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胡适之等新人。特别是他亲赴前门西河沿一家普通旅馆，登门拜访陈独秀，礼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时传为佳话。他号召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学生中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热诚关心爱护学生。一天，蔡元培坐车外出开会，云南学生王有德因无钱入学拦车求助，他问明情况后，没有责怪王有德，还让王到总务处报个名，每天上完课后，做一两个小时的工。这件事，在学生中也广为流传。罗章龙入校后，耳闻目睹，对蔡元培很有好感，认为他不但学识渊博，也是一位思想开明、作风民主、热情爱护青年、锐意革新的教育家，是北大新派力量的保护人，支持新思想不断发展。
当时，罗章龙心目中十分敬佩的人是陈独秀和。他追随陈独秀，积极参加了。他在的教导下，于1920年3月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宣传。罗章龙深知要在北京大学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不争取蔡元培的支持，而蔡元培也是可能这样做的。因此，罗章龙便找机会主动接近蔡元培。
蔡元培虽然知道参加的激进的北大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罗章龙的湖南学生，但从未谋面。有一次蔡元培演讲，内容是批评宗教思想，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罗章龙等人去给他做记录。事先预习了一些参考书，所以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解。送给他看时，他认为表达了他的本来意思，便对人讲：“能记录到这种程度就算不错了！”因此，他对罗章龙等人的印象很好。此后，罗章龙就不断同他接触，希望得到他的赞助。
1921年4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何孟雄等人，代表在北京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应邀赴苏俄出席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途中，他们在满洲里被捕，关押在黑龙江陆军监狱。审讯时，何孟雄等人辩称此行系赴俄考察教育，审讯者表示，需要北大校方证明方能开释。消息传来，等人积极组织营救，由罗章龙找蔡元培请校方出面营救。蔡元培问明情况，让罗章龙代拟电稿，说明案情原由，经他审阅后，以校方名义发电给东三省地方行政长官，成功地营救出这些学生。通过这件事，罗章龙对蔡元培的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之间的来往日渐增多了。
赞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一个秘密团体，到1921年秋才有会员19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研究会设书记2人，由王有德、罗章龙担任。有一次，研究会会员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会，不少人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组织状态，不能扩大影响，只有公开，才能发展。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决定公开，在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
这时，罗章龙已是中共北京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同研究会会员商定，先在《北大日刊》上登一个启事，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大家推罗章龙和另一个同学去找蔡元培商谈此事。罗章龙见到蔡元培陈述理由时说：“中国二千年来学术思想界先后受儒、佛思想的影响甚大，时至今日，儒、佛思想已不能范围人心，行见新的思潮必将起而代之。”蔡元培点头，表示赞同。罗章龙继续说：“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运用，均有超越前人之处，我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是试图对于革新思想界，做些促进工作。”蔡元培听后，详细阅看了启事和发起人的名单，终于欣然同意。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后，报名者十分踊跃，仅一个月会员就增至50多人。研究会准备借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也答应了。他应邀参加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会后还同会员一起合影留念。
研究会公开成立后，推罗章龙为书记。罗章龙急于在校内找一所房子做图书室和办公室。他先托《北大日刊》的编辑，试探一下校方的态度。蒋总务长答复说，如果此端一开，学校以后将穷于应付了。罗章龙只好直接去找校长谈房子问题，没想到一见面蔡元培就对他说：“你们的房子可以请蒋总务长解决，与学校其他学会同等待遇。”结果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给了两间宽大的房子，应有设备齐全，还有工友值班。事后，罗章龙听说蔡元培左右有人很不赞成此举，认为答应给房子事小，从此北京大学不得安宁了。但蔡元培告诉他们：“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才要安置他们哩！”
研究会有了会址，马克思学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成立德、英、法文三个翻译组，其中德文组尤为重要。罗章龙是学德文的，兼任德文组长。刚巧，蔡元培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历史、美学和文学，德文很好。他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有好感，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对德文组非常关心。研究会会址距校长办公室不远，罗章龙在德文翻译中有什么问题常向蔡元培请教，蔡元培有时也到德文组来，还让教德文的教授辅导这些学生。德文组先后翻译了（《英马鲁埃·康德传》、《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初稿。其中，罗章龙和商承祖共同翻译的《康德传》，是蔡元培亲自写信介绍，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哲学丛书委员会出版的。
后来，罗章龙回忆说：“蔡先生顶着反对派的压力，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支持，使我们很激动。这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
共同进行“非宗教同盟”的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翻译、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同时，还进行组织非宗教同盟的活动。非宗教同盟的目的，一是反对神道设教，肃清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玄学，为科学大众化开辟道路；二是打倒封建思想，发扬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显然，要组织和进行非宗教同盟这样的活动，不是少数人能做到的，研究会必须联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校师生共同进行。罗章龙便去找蔡元培商议此事。蔡元培在思想上提倡科学，反对各种宗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非常赞成罗章龙的提议。他们商定组织非宗教同盟，并由北大师生联合国立八校师生共同发起。
非宗教同盟成立后，公布了由罗章龙和李墨耕起草的《非宗教同盟纲领》。同盟因蔡元培、陈独秀、等学术界名流领衔发起而轰动一时，仅北京一地会员就发展到200多人。同盟经常在北京大学组织公开的学术讲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为题作讲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影响很大。后来，非宗教同盟的活动渐渐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
1922年6月，罗章龙等人把各界名人关于非宗教的30多篇论文汇集起来，编辑出版《非宗教论》一书。在该书中，公开刊印卡尔·马克思的巨幅铜版像，并加以说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者中除蔡元培、陈独秀、外，还有罗素、、朱执信、罗章龙、萧子舁、王抚五、张耀翔、周太玄等人。（《非宗教论》的出版，推动非宗教同盟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罗章龙和蔡元培共同进行的非宗教同盟活动，实际上是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的革命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他们能从实际出发，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上海被捕，鼎力营救
1923年，蔡元培和罗章龙先后离开北京大学。1月，蔡元培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而提出辞职，未等批准，即行离京。但他仍是北大校长，由蒋梦麟。7月，他赴欧洲学习考察。罗章龙于6月去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留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但他仍是北大学生，学业尚未完成。
国共合作建立后，罗章龙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与胡汉民、、张继、戴季陶、叶楚伧、茅祖权等人共事，进行国民革命。此时，蔡元培尚未回国。1924年夏，罗章龙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会后去欧洲参加国际运输工会工作。他虽然到过德国，因工作繁忙，未能与正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的蔡元培会面。1925年秋，罗章龙回国，到中共北方区委工作。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归来，南下广州，去中央工作。因此，在整个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竟未能一起合作共事。
1927年，发动反革命，国共分裂，进入十年内战时期。蔡元培参加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先后担任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罗章龙则主要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反对反动统治的工人运动。他们分道扬镳了。1931年，罗章龙和蔡元培的情况都发生新的变化。罗章龙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进行分裂活动，被中共中央。同年冬，又被他担任常委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开除。从此，罗章龙退出政治斗争，转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编写（《中国产业史》。蔡元培在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倾向有了转变，主张对日抗战。1932年12月，他同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副主席，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分子等。
1933年4月8日，罗章龙在上海商会图书馆被捕，关押在市公安局。蔡元培闻讯立即派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所请律师唐明时前往探视，但遭拒。4月26日，蔡元培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写信，进行营救。信中说：“北大同学罗章龙，最近因共党嫌疑，在上海市商会图书馆被捕，现禁于市公安局，民权同盟所请律师往探，闻公安局谓案情重大，竟不许见，查罗君于十八年因政见不合，被共党干部派开除，近年专力著作，成中国产业史一百二十万言，其书稿弟曾寓目，搜罗甚富，为中国经济史料之巨制，其两年来在沪之时间精力，多消耗于各图书馆，似不应根据曾在共党之眼线报告，即加以危害民国罪名，务望令上海公安局，即日将罗章龙君释放，或移交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判为幸”。接信后，立即电上海市政府，谓如罗无暴动行为，当可从宽办理。4月28日，罗章龙被释放。
罗章龙获释后，拟前往河南大学任教，需要有北大毕业文凭，这张文凭也是来之不易的。1924年夏，是罗章龙应该在北大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但因他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和在西欧做国际运输工会的工作，不能回国应试，他给蔡元培写信说明这一情况。蔡元培知道罗章龙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在国外从事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活动，仍很痛快地答复说：“不能回来没关系，将来可以补考。”1925年，罗章龙回国到北大补考，推迟一年毕业了。正是这张北大毕业文凭，帮助罗章龙顺利地实现了去河南大学任教的愿望。罗章龙回忆说：从这一件事上足见蔡先生“对于正义行动、革命行动，是满怀热忱关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