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与最乐范文1
生什么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乃越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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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功利主义 渊源 比较
在学习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时，知道他深受另一著名的思想家耶利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影响，这两位都是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发展和改革运动的重要人物，又是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这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与好奇：他们都是英国人，年代相近，又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功利主义是否是他们的原创?他们的功利主义有何相似与不同之处?功利主义发展至今有何重大影响和价值?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而作了如下比较分析。
1 功利主义思想渊源：
未读过有关边沁和密尔的资料的人，一般会认为功利主义思想源于边沁而密尔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也熟悉边沁的名言：“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其实功利主义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哲学家罗素谈到功利主义时说：“边沁及其学派的哲学的全部纲领都是从洛克、哈特里和爱尔维修来的；他们的重要地位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然而，功利主义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的亚里斯提卜、公元前四世纪的伊壁鸠鲁都曾提出过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的人生观，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智者派和以德漠克利特、伊壁鸠鲁为代表的感性主义伦理学都意识到了人的维度，普罗塔哥拉有句千古传诵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这个尺度在他看来就是人的感觉；德漠克利特则把“完人”与“至善”明确地同追求幸福的伦理要求联系起来，试图从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角度来阐明道德现象；伊壁鸠鲁更是把追求快乐看作是人生最高的善，在他看来，道德的价值不在于道德本身，而在于由道德引发出来的快乐，否则，道德就毫无价值可言。爱尔维修也曾说过，如果爱美德没有利益可言，那就绝无美德。
但是，功利主义真正的产生，则是以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性的张扬为历史基础的。英国哲学大师弗兰西斯·培根为功利主义建立了人性论基础，他认为道德哲学就是“考察人类欲望与意志的科学”，而且根据整体大于部分的原理提出了“全体福利说”。霍布斯声称，自然权利其实就是源于人类趋乐避苦的本性，相互对立的私人利益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而社会利益也须体现在私人利益的对抗中。洛克则以鲜明的态度反对神学和理性主义的天赋道德原则。他提出著名的“白板说”，认为道德只能源于过去和当前的经验。“事物之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就其与苦乐的关系而言。所谓‘善’就是能引起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所谓‘恶’就是能产生痛苦或减少快乐的东西”。与英法学者不同的是，黑格尔从纯理论思辨角度论证了功利论是启蒙运动的最终结果。而边沁和密尔父子则是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他们把功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完全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基石。
2 功利主义基本观点比较
2.1快乐和痛苦：对人性本质的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利益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哲学伦理学说。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功利”是指外在事物能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产生或带来的利益或快乐，使当事者能避免或阻止的祸害或痛苦。他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大主宰一痛苦与快乐一的统治下，只有这两者才能指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同时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一句话，“求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边沁所说的“功利原则”，并把它作为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一把万能钥匙。但他并没胡指出快乐和痛苦有质的差别，他认为：物质的或肉体的苦乐是基本的简单的苦乐，精神的苦乐则是复杂的苦乐，复杂的苦乐是简单苦乐的量的总和，二者并没有质的区别。正如欣赏一幅名画与饱餐一顿精美的食品，二者所获得的快乐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计算发现每一行为苦乐价值的大小，从而去追求那种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确定性强、范围广的最大化的快乐。这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他也会产生悖论，如当一群恶人欺负一个无辜的弱者时，这群恶人所获得的快乐的问题肯定大于弱者受承受的痛苦，如果认为这是道德的，则会十分荒谬。
与边沁只看到量的“快乐”不同，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例如，理性的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出于感官方面的快乐有更高的价值。他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拾底比做一个傻子好”。并且密尔与边沁把最大幸福原则建立在裸的利己主义之上的看法不同，他强调人的社会感情，一再指出功利主义的所谓快乐或幸福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快乐和幸福。人们在追求幸福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社会。在密尔看来，所谓幸福就是能增进快乐和避免痛苦，不幸就是痛苦和不快乐。在这里，密尔与传统的功利主义不同，他不是以快乐作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最终标准。他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唯有幸福本身才具有内在的价值，因而密尔的幸福概念在对边沁的快乐主义作出修正的同时，也将其转化为幸福主义，这就涵盖了许多简单的快乐所不能达到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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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道意识
在某种意义之下,虽然它们都表现出天,但对天的内在本质还是处于将之神秘化阶段而并未给予充分揭示。同样,我们也无法用在有限世界想到的某一称谓为尺度去衡量无限者。由此,儒家与道家对于天的认识虽然都是在指代上帝,但却都仅仅是“指向”而已。相比较之下,佛教对天的认识的探索似乎要更加深入一步。“佛教却将我们引领进了一个更深更高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怀疑,疑惑我们的疑惑,认识到也许在宇宙之上另有一个大心。”[1]217-222但是,这种认识却是朦胧的,“佛教的致命缺点在于它否认上主”[1]225,而且,佛的教导更倾向于属于道德教训而非宗教教训,他没有认识到有上帝存在,所以他给人的那些教导与沉思都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领域,因此在吴经熊看来,佛家仍然没有找到真理,而只是触碰到了真理的“预像”。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虽然各有妙处,但还只是在朦胧中意识到有一个“真理”存在,未能真正找到并揭示出来,而以西方基督文化的立场来看,吴经熊认为,这个真理“必须是从上面启示来的”,也就是神的恩典。若想脱掉自我的蚕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灵性的种子———即成圣的恩典以及这颗种子不断增长直到基督在心中形成,而中国哲学对天道的认识却在中途止步了。由此,吴经熊用西方基督文化来理解并体证了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而在此过程中,三家的思想也使其本人产生了“一种灵性觉悟”,从而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
二、悦乐精神
尽管儒、释、道三家修身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对天道的理解。而在追求天道的过程中,吴经熊看到了以三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悦乐精神。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吴经熊主要以孔子、孟子、王阳明以及宋儒程明道为主要代表,分析了蕴含在他们思想中的共性特征以及由此四人所穿连起的儒家思想传承脉络。在吴经熊看来,儒家的人生哲学讲述的即是做人的道理,其最显着的特色就是注重脚踏实地地逐步渐进,而这种特色所到达的最高峰即是“乐”。《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着作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就在于它洋溢着的悦乐精神。吴经熊以《论语》中的开篇之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例,认为在孔子身上,最能反应“悦乐精神”的就是孔子的好学。“孔子对于任何学问,只要是值得研究的东西,都是用全副精神去学,直到醉心忘食,乐以忘忧的地步。”[2]2一个如此好学之人能与友人间进行学问上的切磋琢磨自然使其看到“有朋自远方来”后满心欢喜,而“人不知而不愠”背后的“极浓厚的天道意识”则是此种悦乐精神稳固的形而上的基础。此种悦乐精神在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身上得以充分体现的则是他的人性本善说。此学说被吴经熊认为是孟子对悦乐哲学的最大贡献。孟子认为,人性是天所赋予的,之中固有仁义礼智。
《孟子》给吴经熊最深印象的是他天爵异于人爵的思想。与人爵相比,天爵因其永久性得显可贵性。而在人反身自问的时候,发觉人性中的仁义忠信,且“乐善不倦”,心中便充满了悦乐。儒家此种“乐”的观念,明儒王阳明是最得力于孟子的,但似乎比孟子还要更进一步。在王阳明看来,乐是心之本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进,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而在宋明诸儒之中,最能体会孔子和颜回乐处的,就是程明道先生了。他将儒家的这种悦乐精神的形而上的基础与形而下熔为一炉,形成其致良知的理论。深得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传。程明道认为,最理想的是行于六合之内,而道通六合之外。向大处远处着眼,而从小处近处做起,这样才是将形而上和形而下打成一处,从而才能致良知,“能致良知,便是人生之至乐”[2]8。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在吴经熊看来,是宋儒吸收了庄子以及禅宗部分思想精华的产物,不排斥其他学问,没有门户之见,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伟大的一个证明。其结果恰恰是光大了儒家的门楣,复兴了儒家的人生哲学。在吴经熊看来,与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看起来更加辽阔。儒家思想中的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整齐而明显,而道家思想则充满了神秘的意味。“简而言之,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的生活感兴趣。”[1]177与儒家强调有意识地下功夫并运用理性思考相反,道家的特点则在于强调无意识和自然而然。这种在自然怀抱中寻找到的乐趣正是道家悦乐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儒家将人类看作一家,那么道家就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体,如果说儒家从人际关系的和谐中找到快乐,那么道家就是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快乐。”[3]6之所以道家有此博大与辽阔,就在于其对“道”的理解。道本身超出人的理解与言词之上,其既超越又内在的特质,构成了道家最大的神秘。而道家所追求的自然的最终源头以及最高实际就是天与天道(天指上帝,道则指上帝的能力、智慧与做事方式)。庄子的对“道”的真知灼见使得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的很多思想家,都借鉴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由此也使得道家和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共通性。如《庄子》一书最后的《天下篇》,尽管很多大家都承认它并不是出自庄子之手,而是其徒弟所作,但仍然无法否认其特殊的重要性。吴经熊认为,《天下篇》对“六艺”的认可可以将此传统理想总括成“内圣外王”四字,而此理想正是庄子对政治哲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庄子在晚年慢慢地吸收了孔子的中庸精神,正如同孔子在他晚年也逐渐接近老子的无为哲学,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互相借鉴,在成就自家理论的同时,也使得“儒家与道家完全合在一起”,成就了彼此的相生相长。对于在中国影响同样广泛、根深蒂固的佛教,吴经熊给予更高评价。从此世超越到彼岸正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最大区别,佛教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悲观与消极,大乘佛教中“涅盘”观念的积极就在于它将救世的热情和普渡众生的慈悲施于每一个人,其中之乐是无可比拟的。而被描述为“中国人灵性中最美的花中的一朵”的大乘佛教中的禅宗则是最具悦乐精神的。禅宗“可以说是道家结合了佛家的悟力和求世的热情所得的结晶”[4],它是在大乘佛学的推动下,以禅的方式复兴并发展了老庄的透彻见解,同时又将儒家的人道融合于一炉,其乐趣就在于“自己开悟和觉悟他人”,既拥有道家超脱的空灵,又体现了儒家的美德。“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消遥自在,无滞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3]1吴经熊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研究各家的精髓所在,认为悦乐精神即中国哲学整体具有的内在精神。
三、悦乐精神中的苦难意识
作为一名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文化濡染使吴经熊体悟到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而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又一直深信有一种神秘力量在统摄着人的生活。两重身份引起的思想上的碰撞,使他一直试图寻找中国哲学与西方基督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会通的契合点。在吴经熊看来,西方的基督文化中也有悦乐精神存在。耶稣因为爱世人而走上十字架,在经历了背叛、死亡,七天后复活,他向世人揭示神奇的上帝的力量,其所带来的悦乐须是经过苦难与爱才能得以彰显、才能深切体悟。这是上帝用自己的儿子给世人的永恒启示,也是基督文化悦乐精神之所以深刻的原因。只有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苦难意识,才能真正地爱天主。吴经熊在《内心乐园》中探索了痛苦在基督文化“爱”中的位置,指出内心的悦乐和苦
最苦与最乐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从情感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并剖析了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苦乐观和教师教学的导乐观，进而对导乐观的苦乐解说和价值取向作了全方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究竟是苦还是乐?这是自古至今始终有争议的一个基本教学观念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涉及对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苦乐属性的科学认识，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通过其主导作用来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导向价值。尤其在当前转变教师教学观念、优化课堂教学、减轻学生负担、推行创新教育、促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有现实的意义。
一、学生学习的苦乐观
学生学习的苦乐观可分为“苦学观”和“乐学观”两种。
一方面，认为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从本质上说是苦的观点，自古有之，谓之“苦学观”。在我国古代就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实践的范例，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苦学理念的诗句，更有甚者，还有关于苦学的文字考证。在古代的西方似乎也有这样的苦乐观。在希伯莱语中，“musar”同时有两个含水量义:一是“教学”，一是“惩罚”。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的教学方法更是残酷，孩子们经常被鞭挞，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同时也是为了教育学生忍受疼痛。在这种教学活动中，苦学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时至今日，虽苦学之宏观未见诸书刊报端，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根深蒂固，认为学习活动中苦学、厌学之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且有伴随“应试教育”而愈烈之势。于是乎，苦学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认为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从本质上说是乐的观点，亦源远流长，谓之“乐学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饭疏食饮水，曲肮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之类的乐学之说，其“学而不厌”的乐学精神，其弟子颜渊“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乐学表现，为后人树立了乐学的榜样，被称为“孔颜之乐”。在嗣后的长达两千年的教育史上，在东西方文化中，不断有许多教育家、思想家为乐学观提出真知灼见。从《学记》中的乐学思想到《淮南子》中的乐学分类，从南宋朱熹的《四时读书乐》到明末李蛰的《读书乐》，无不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阐明其乐学观。其中明朝王守仁的弟子王心斋的《乐学歌》中的“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为此学?天下之学，何为此乐?”的诗句，可谓是最断然、明晰的乐学观之表述。时至今日，乐学之宏论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进而有人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苦学诗句改成了“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的乐学蔑言。
纵览学生学习的苦学观和乐学观，似乎都以事实为依据，都有一定的道理，细细分析，似乎又都没有说出问题的关键。所谓苦学，即指学生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以苦为主的负性情感体验。所谓乐学，则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以乐为主的正性情感体验。然而，情感心理学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本身并不是单独决定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决定一个人情感体验的是客观事物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关系:若客观事物能满足个体需要，会引发快乐之类的正性情感体验;若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个体需要，、则会引发痛苦等负性情感体验。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作为一种客观事物，同样不能单独决定学生是否会引起苦的情感体验或乐的情感体验，而决定学生对教学活动中学习的情感体验的是学生学习与学生需要之间的关系。若学习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学生对学习会产生乐的正性情感体验;反之，若学习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学生对学习则会产生苦的负性情感体验。因此，学习本身无所谓苦或乐，亦即就学习的性质而言，无所谓苦学或乐学，它们本身并无积极性，只是当学习与学生的需要发生关系时，才因满足学生的需要而变得乐学或因不满足学生的需要而变得苦学。鉴此，可以更确切地说，学习的苦乐属性并非预定，而具有动态特点，即它会随着学习活动与学生需要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学习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时为乐，而当学习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时则为苦。苦学观与乐学观的偏颇恰恰在于未看到学习苦乐性质的动态特点，而究其根源，则是未看到学习苦乐性质的动态特点，未认识到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情感体验并非由学习单独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学习与学生需要之间的关系。
二、教师教学的导乐观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苦与乐取决于教师的教学引导。因为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是受教师的教的制约的。因此，教师的教处于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直接指导着学生，并由此调节着学生的学习与其需要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教学既能充分体现教学的要求，又能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要，给学生以积极的引导。教师调节作用的发挥是以尊重学生的需要为前提的。因此，通过教学引导学生乐学的过程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充分重视学生主体地位的精神。
学习时的快乐情绪具有积极的促学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代的乐学观就已有众多论述: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发学，近乎知(智)”之说;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安“同师而超群者，必乐其乐也”，“知(智)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之说。时至今日，人们对乐学的作用认识仍主要囿于促进学生的认知学习上。
事实上，从现代情感心理学角度透视，乐学的促学作用远不局限于认知学习范畴，而是多方面的。若能在教学中让学生怀有快乐的情感体验进行学习，就能克服苦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发挥这些情感功能的积极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动力功能)、提高认知活动的效率(调节功能)、促进教育内化(疏导功能)、改善师生人际关系(协调功能)、增进身心健康(保健功能)等。同时，还能有效减轻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减轻学生学习的紧张度和压力感。这一切都有利于教学潜能的发掘，有利于教学效果的优化，有利于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发展。
导乐观与传统的乐学观一样，都主张要让学生怀着快乐的情绪学习，都坚信乐学的促学作用。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学习本是快乐的事，而前者则强调学习本无苦乐之分，全在教学此导所然。
导乐观对学习苦乐属性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的情感心理学原理基础上的，并用以解释各种与之有关的学习中的苦乐现象。一方面，认为学习本质是苦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依据，注重的是社会和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少重视学生的需要。许多教学理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从认识维度上看如何提高学生对教学的接受状况，即重视的是学生对教学内容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亦即能接受性的程度，以提高认知学习的效率，至于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需要，是否愿意接受，则很少顾及，也就是忽视从情感维度上对如何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愿接受性状况的关注和研究，亦即缺少对乐学接受性程度的重视。至于教学实践中更是普遍存在着“重知轻情”的学失衡状况，并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愈演愈，这就使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很难满足其需要，使厌学情绪滋生，苦学现象泛滥。另一方面，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乐的。历史上不少主张乐学观的教育家、思想家，诸如孔子、程颐、朱熹、王守仁等，他们坚信学习本是快乐之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出自他们自己的乐学感受之故。
其实，学习本身并无苦乐之分。在学习中是否获得快乐体验，更多地受到学习者学习需要和学习方法的影响。学习满足学习者的需要会产生乐的体验，反之，则产生苦的体验。
三、导乐观的教育价值
如上所说，由于情感具有两重性的独特功能，倘若学生能在教学活动中怀以愉快的情感体验进行学习，就能发挥情感功能的积极作用，优化教学效果。因此，提倡乐学实为明智之举。要使学习变为快乐之事并非教育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教学”，教师有良好的愿望，亦终究是徒劳，学习无法变乐。如果正如乐学观所认为的那样，学习本是乐的，那么要使学习变为快乐之事岂非多此一举—教师只要听其所以然进行教学就可使学生乐学，何以兴师动众，大搞愉快教育、快乐教育之类的教改实验。苦学观的结论只能导致教师放弃使学生乐学的教学追求，而继续推行依然使学生苦学的教学，置教学于低效率、低水平状况，无法使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乐学观的结论并未为教师刻意追求使学生滞于浅层次的乐学水平，无法充分优化教学。导乐观则能起到促进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积极导向作用。
首先，导乐观否定了学习本身所固有的苦乐属性，把教师的教学引导作用放在影响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苦乐属性的突出位置上，充分强调教师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增强教师在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效果上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当一个学生最初来到学校接触学习活动时，他往往并不真正喜欢学习，恰恰需要教师加以引导。教师引导得好，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产生学习的动力，提高学习的效率，使其易于在学习中获得成功，久而久之就会趋于乐学。相反，如果教师引导不好，学生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缺乏学习的积极性，降低学习的效率，使其易于在学习中导致失败，苦学也就随之而生。在具体的教活动中，即便是乐学的学生，也会因教师没能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未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而感到不愉快。相反，一个有厌学情绪的学生，却有可能被一位优秀教师的一堂成功的课所吸引而体验到学习乐趣。在这中间，我们不否认学生自己的主观因素，但教师在引导学生方面的主导作用是始终不可或缺的。
最苦与最乐范文5
关键词：许三观；苦难；人性之善
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在创作转型后的代表性作品。作者用朴实而洗炼的笔墨，冷静而集中的笔法，讲述了丝厂送茧工许三观一生十二次卖血的故事。苦难中，在解决婚姻问题、儿女前途问题、治病医疗费问题、饥荒问题等人生大事件中，许三观都以卖血来解决，卖血成为许三观拯救自己与家庭的最好出路，也是关怀亲人、显示温情人性的唯一选择。面对生活中种种无法预知与避免的苦难，许三观都以积极抗争的态度，挣扎在生活的边缘，尽自己所能去寻找解决这些苦难的出路。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他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或是对生活困苦的抱怨，他在无尽的心酸中展示的是人性的美好。
一、面对苦难，坚韧而乐观
苦难是小说主题，而“卖血”则是苦难主题下许三观生活的主旋律。在一次次的卖血过程中，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以顽强、韧性的生命力展现在读者面前。当大儿子一乐因得了肺炎在上海的大医院住院治疗时，他一路卖了五次血。在林浦卖血时“他从包裹里拿出了一只碗，将河面上的水刮到一旁，舀起一碗下面的河水，他看到林浦的河水在碗里有些发绿，他喝了一口，冰冷刺骨的河水进入胃里时，使他浑身哆嗦。他用手抹了抹嘴巴后，仰起脖子一口将碗里的水全部喝了下去，然后他双手抱住自己猛烈地抖动几下。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胃里的温暖慢慢地回来了，他再舀起一碗河水，再次一口喝了下去，接着他再次抱住自己抖动起来。”当坐在河边窗前吃着热气腾腾午饭的林浦居民想为他提供帮助时，浑身打冷颤的许三观仍笑着婉拒了他们并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许三观就是以这样顽强的毅力勇敢地挺过来了，他的无畏让人敬佩，感动。小说最让人感动的是那顿“精神会餐”。许三观生日那天，为了表示庆贺，满足一下儿子们的欲望，他准备用嘴给每一个人炒一道菜。每一道菜在他细致的语言中精致地完成了，他的乐观精神和幽默语言满足了大家的欲望，让人在咽口水的时候也将心酸的泪水咽进了肚子里。生活中的苦难是残酷的，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苦难的影子，看到的是乐观的精神。
二、面对家庭责任，担当且牺牲
许三观对于家庭的责任感随着情节的推进终于达到了感天动地的境界：为了给儿子治病，他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不顾卖一次血要休息三个月的常识，频频卖血，一直到晕倒在地。他的决心是：“就是把命卖掉了，我也要去卖血。”于是，许三观这个浑浑噩噩靠卖血为生的草民，就在小说的最后显示出了伟大的人格。
三、面对伦理情感冲突，怨恨变宽容
当许三观发现儿子一乐是许玉兰与何小勇的儿子时，许三观分别对一乐、何小勇、许玉兰作出批判和排斥。他要求一乐回到何小勇身边去，但何小勇不愿承认一乐，甚至在一乐打伤人之后，拒绝承担医疗费用，最终许三观没有袖手旁观，他卖血去偿还债务。在一乐住院治病时，他卖了五次血，差点丢了自己的生命。许三观怨恨何小勇，恨其与妻子许玉兰生下一乐，让自己当乌龟，而且拒绝抚养一乐甚至不肯承担一乐伤人所用的医疗费。当何小勇出了车祸时，许三观觉得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并且不肯让一乐去为昏迷不醒的何小勇喊魂，最后却把一乐叫到面前，告诉一乐“做人要有良心”，要他看在何小勇是他的亲爹的份上去为何小勇喊魂。故事情节最终是许三观以宽容之心结束了对何小勇的批判。
对待老婆许玉兰首先是盘问，之后以不再干活来惩罚许玉兰，在家里变成一个评判者。他懒洋洋地坐在藤椅上，看着许玉兰吃力地搬着重物，却没有想到要去帮帮忙。但小说最后，他依旧与妻子相依到老，感情甚笃。面对伦理情感冲突，许三观复杂而丰富的内心冲突，善良与仇恨的灵魂挣扎，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许三观人性中善良战胜仇怨、宽容取代狭隘的艰难煎熬过程，让读者看到了善良、宽容、人道的闪光，闪射出人性善良的高贵与光辉。“做人要有良心。”这是许三观相当平民化的言语，也是许三观为人之灵魂。
四、结束语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关注与辛格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发现水融在一起的成功尝试。在小说的前半部，打上了鲜明的鲁迅式烙印―――阴暗，可怜，麻木，但又显然没有“怒其不争”的启蒙光芒；在小说的后半部，随着许三观家庭责任感主题的出现，辛格式的色彩凸现了出来―――温馨、感人、无所畏惧。在对苦难小人物人性深处之善的发掘中，余华成功地实现了对鲁迅笔下阿Q人物创作的延续与超越，并进一步完善了辛格式人性复杂性的探究。
最苦与最乐范文6
《卖不动到畅销》作者孟庆亮认为是卖好处，所谓好处就是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快乐利益，能帮他减少或避免什么麻烦、担心和痛苦。快乐是指诸如健康、享受、品位、实用、发财、发展等，痛苦是指诸如疾病、损害、无用、劣质等。
首先举一个案例，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最大的混凝土机构。
德国政府最大的痛苦是担心总部外迁导致失业及税收流失，被收购企业管理层最大的痛苦就是担心即将被下课，被收购的企业的员工最大的痛苦担心会失业。可是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睿智地卖出了三副好药，让收购非常顺利。
（1）企业总部永远放在德国。
（2）收购后3年内不调整管理层。
（3）收购后马上招聘500名德籍员工。
请记住，客户永远不会因为产品本身而购买，客户买的是通过这个产品或服务带来的好处；对顾客来讲，顾客只有明白产品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避免什么麻烦才会成交。
所以，一流的销售人员不会把焦点放在自己能得多少好处上，而是会放在客户会获得的好处上，当顾客通过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获得确实的利益 时，顾客就会把钱放到我们的口袋里，而且，还要跟我们说谢谢。
在销售过程中，顾客为什么买？为什么不买？为什么掏钱？为什么不 掏钱？决定销售成败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什么？那就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
请问：你认为是追求快乐的驱动力比较大，还是逃避痛苦的驱动力比较大？
你觉得顾客把带着体温的钱从口袋掏出来是痛苦，还是快乐？
人类行为学家告诉我们：逃避痛苦的驱动力是追求快乐的四倍。
当痛苦与快乐同时出现，由客户选择时，除非快乐是痛苦的四倍才会选择快乐，当痛苦与痛苦同时出现，由客户选择时，他会选择较小的痛苦。
在销售过程中，一定要让你的客户知道：使用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能带给他什么快乐，不使用、不购买我们的产品会有哪些痛苦和损失！ 所以，在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这两种行为活动中，请记住两点：
1.痛苦的力量比快乐的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