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诗全集范文1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县)人，生于1127年，卒于1206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54年)进士。他历仕高宗、孝宗、光宗三朝，为官清正，视金玉如粪土，一生刻苦简朴。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余首，现存四千余首，因构思精巧、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而被称为“杨诚斋体”。其中不乏感怀国事之作，也多写景咏物之篇，各体皆工。尤以七绝见长。多达两千一百余首，占其全部存世作品的一半有余。在唐人绝句的前浪之后，杨万里的七绝是绝句创作的又一个高潮，也是强劲的后浪。“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初入淮河》)仅从以上两首题材与主题大小不同的绝句。就可窥见后浪的声势与光彩。
绍熙元年(1190年)十一月，杨万里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年63岁。他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但因公常到下层诸郡出差，看到过去为北宋交通运输要道的淮河，今日竟成了宋金两国的分界线，不禁悲愤交集，写有《江天暮景有叹》(二首)：“只争一水是江淮，日暮风高云不开。白鹭倦飞波正阔，都从淮上过江来。”“一鹭南飞道偶然，忽然百百复千千。江淮总属天家管，不肯营巢向北边。”道经皖南山区，在山行道上作有《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一诗，这首写景咏山之诗，不仅显示了老诗人不衰的脚力，更表现了他不老的诗心。
中国的古典诗歌，历来就讲求“趣”与“味”。“味”暂且置之不论，“趣”细分之则有“天趣”、“妙趣”、“谐趣”、“机趣”、“理趣”等。所谓“理趣”，就是作者在对客观事物的审美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与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使作品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诗化的哲学意味，从而避免只求形似毫无蕴藉的直白与浅露。杨万里此诗具有发人深思的理趣，就是因为他绝不满足于表面化地摹山范水，而是移情于物，天人合一，与山对话，与山交融，感悟人生的甘苦，揭示生命的真谛，在诗的意象中自然而巧妙地表现他独到的人生体验。一诗在手，展卷而吟，读者当会有柳暗花明别开天地的领悟和喜悦。
古典诗歌中写“登山”的诗很多。如杜甫青年时的名作《望岳》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写心理的登山；谭嗣同《晨登祝融峰》的“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则是咏实地的登山。杨万里也有一些登山之作，如《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岭下看山似伏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陟一回首，我脚高时它更高!”在古典诗歌中，咏“下山”之作较少，佳篇更为罕见，然而，杨万里却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将咏登山的佳构与写下山的名篇，都收入自己的诗囊之中。
杨万里的诗全集范文2
摘要：《诚斋诗话》体现了杨万里（号诚斋）的诗学思想，结合诚斋具体的诗歌创作，除了“活”法之外，“虚实相映”七言三意”也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特征。虚实结合手法的运用，可以提高诗歌的境界，达到变俗为雅；言意的活变使诗歌的内容与情感更加丰富。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出发，探寻杨诚斋作诗时的具体艺巧，能够在整体上把握杨万里的诗学品格。
关键词 ：杨诚斋 诗法 诗韵
诗是为艺术生活而存在，诗歌失去本真的源质而沦为某种利用工具，便失去了最大的审美栖居。杨诚斋打破了这样的藩篱，为诗歌注入新的活力，力求诗歌妙趣横生，从诗歌的艺术审美角度来看，突破了晚唐诗风，真正有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力。
一、虚实结合，工俗为雅
从年轻时追随江西末流的章法技艺，到三十六岁愤而焚诗，“诚斋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焚诗之后的杨万里，一度沉醉于陈师道、王安石的绝句，但在他年过半百之后，才开始真正抛弃江西诸君子，追效晚唐诸贤。
（一）善用实虚，取调自然杨万里生活的时代，江西诗派的末流将诗歌创作推向了崎岖困窘的局面，诗歌的创作走向艰涩的死胡同。他在《诚斋荆溪集序》中说：“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这表明他对江西诗派的彻底绝弃，开始独立追求自己的诗歌创作。杨万里作诗，善以虚实的手法，在跳动间把握景物的情志。《诚斋诗话》写道：“诗有实字而善用者，以实为虚。”作诗之法，存乎实景虚景，实情虚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造景，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领于理想故也。”说明作诗之造境，分想象与虚构；作诗之写境，重模仿与写实；推而广之，可以说明诗人在将情景融化为自我之境界时，可利用虚实相结合的手法，自成格调。杨万里注意利用虚实相结合的手法，并注意流畅自然，《喜雨》可见其一貌：“欲知一雨惬群情，听取溪流动地声。风乱万畴青锦褥，云摩千嶂翠瑶屏。行人隔水遥相语，立鹭摧枝忽自惊。岁岁只愁炊与酿，今愁无甑更无瓶。”清风抚过万亩绿田，远处阴云下的青山，在雨中恰似一叶叶碧翠的瑶屏，仿佛告知农人这场雨会持续很久。通过“解旱之雨”的生动塑造，转笔对往事回忆，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着重表达出两种愁：新愁是粮食丰收无器皿可盛，旧愁是无粮食可食用可酿酒。一种是农人未见之愁，一种是过去之愁，这两种愁都是虚写，诗人利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这两种愁表现得自然实在，未有做作之嫌。除了利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杨诚斋还活于变俗为雅，并不失诗歌之严整清丽。
（二）变俗为雅，工整清丽《诚斋诗话》说：“有用法家吏文语为诗句者，所谓以俗为雅。”笏诚斋之诗，自然而成，善写实际生活，格调以写俗、自然清丽为主。写俗实质写贴近自然生活的一面，诗人通过对所描之景的审美观照，将平淡的意境升华成特殊的格调，而用清丽的笔调写出自然生活中朴真的意境，也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惯用的手段。杨诚斋在悲悯农夫的诗中，将俗雅之变渐臻妙境。以《悯农》为例：
稻云不雨不多黄，芥麦空花早著霜。
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
全诗通俗易懂，稻田、荞麦都是常见的景物，然而诗人却用悲悯的情怀关注百姓，为百姓挨饿切实地担忧，因正处闰月而显出无奈，这些高尚的情操灌注在朴实的景物之中，形象地写出了百姓生活的贫苦，揭露出朝政的昏庸，使诗歌上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即以艺术家的审美眼光挖掘出实际生活中朴实无奈的一面，并用艺术的形式委婉地表达出来，将这种通俗的景事上升到雅的高度。诗中的抒情形象潇洒飘逸；诗人想象之奇特浪漫，亦可与李白相媲美。
二、七言三意，活变其中
杨诚斋作诗讲究言外之意，追求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在委婉的表达中追求诗歌的言外之意。
（一）“言不尽意，直意曲说”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偶像，处处强调以杜诗的句法为圭臬。诚斋转益多师，以“活”法为诗，张扬个性，是诗人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诚斋体。《诚斋诗话》云：“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强调作诗时，需向古人求经，习古人妙语，力求新变，做到“言不尽意”。《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语言掌握的信息只是皮毛，从言意关系层面来说，语言把握的只是局部，得意才可以深入理会世界的真谛所在。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便是“言不尽意”。《初人淮河四绝句》之一写道：“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宋高宗赵构统治时期，宋朝疆土已经龟缩到淮河一线，杨万里创作此诗的背景正是受宋主之命过淮河接金人的议和使者。诗人看到金人一步步蚕食宋王朝的疆土，朝纲不振，使得诗人此时极度的郁闷和悲痛，因而始入淮河便感觉很悲伤。整首诗语意沉痛，短短的二十八字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对国土陷于金人铁蹄之下的愤怒和悲哀之情。其次，对统治集团懦弱腐朽的愤怒和不满之情。再次，于沉痛意境之中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忧国忧民的爱国情谊。这首诗只是《初入淮河四绝句》之一，然而其中却蕴含着多重意思，一句“意不佳”，结合淮水的无边涟漪，激荡开来。诗人采用了精致的艺术形式道出了复杂的情谊。“言不尽意，言不逮意”的理论在此可见一斑。
（二）三种“活”法，妙趣横生诗的内容，原是取自于生活中最实在最敏感的事物，“春花”“秋月”之所以常占有诗中相当之字数，正因为其原是最易感到的，然而这些敏感的事物，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种滥调，一种无病的呻吟，于是新的敏感的事物，便又成为生活中的必要了。诗一方面强调言外言意外意，另一方面则强调要有“活”法，要有新意，创作才能获得新的源泉。
研究“诚斋诗体”，大多要讨论其“妙趣活力”，从诚斋诗来看可以将“活”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创作手法上的“活”；第二，诗的源质上的“活”；第三，诗歌层意上的“活”。《诚斋诗话》除了上述几点诗论，其表达的核心思想便是“推陈出新，活趣其中”，这一点从杨诚斋朋友对其诗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张镃就说过：
今谁得此微妙法？……笔端有口古来稀，妙语奚烦用力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
从这段话中可以直接知道诚斋诗的创作特点，即妙语连珠，活法诗中。张镃的评价恰到好处：“评家说他笔端有口，其实，口又有几个是这样的妙口，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横生。”因而，可以从手法的使用、源质的选取、层意的丰富性方面来探讨“诚斋诗体”的“活趣”，其五古《夏夜玩月》是典型：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
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
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
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
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
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
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杨诚斋这首诗，没有用诗人惯用的手法写传统的感思。在经历“我”与“影”、“天中月”与“水中月”的疑惑之后，诗人发出最终的感叹，究竟“水为天”或是“天为水”呢？透过“本我”与“影子”的动静转换，上升到“超我”的状态，即物我合一的状态。意境的跳跃使得景物更加活泼有趣；在活泼的基础之上再加之联想，到达所要表达真挚情感的深层，便是活力之下的“真”，这正是诗歌一直努力追求的真谛。从诗歌源质上看，这首诗整体塑造出巧妙而富有哲理的意境，“我”“影子”“天中月”“水中月”这些本是最常见的意象，诗人用巧妙的手法将其对比关联，使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变成诗歌富有活力的源质，在跳跃式的情景转换中，达到物我合一。从层次递进来看，这首诗的层次感很明显，由“我”与“影”这个最初的疑问层面，上升到“天中月”与“水中月”的困惑层面，最后达到最终的“无我”状态，情感在一层层地推向高潮，月亮与影子的选择只是诗人设下的伏笔，真正“真”的情感才是作者所要追求的趣味。在灵活的笔法、生活源质的巧用、精进的层次推进三方面结合之下，这首诗不单单是作者对生活“真挚”的本性袒露，而且变成充满了哲学意味的禅机。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无我之境，人唯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以此观之，杨诚斋当时的情感状态当是跳跃的，在这种状态之下，本我完全倾注在事物之中，景动我亦动，而在动中又有静的存在，使得诗歌呈现出灵动开朗的诗意。
综上所述，《诚斋诗话》中的诗歌理论，是杨诚斋不懈追求艺术手法的结晶，更是诗人诗格人格的集中体现。杨诚斋通过改变诗歌的表达手法，利用全新的审美态度来观照当时的情境，使得诗歌突破了江西诗派余末的陈规旧法，达到了新的高度。
杨万里的诗全集范文3
早在秦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就与汉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汉代的《白狼歌》据许多学者考证，认为是纳西族先民的作品。但是，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是从元代开始的，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号称六十万的大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忽必烈亲率中路兵马，经今盐源、永宁一带，乘革囊及筏渡过金沙江，丽江纳西部落首领麦良到江边迎降，立茶罕章管民官，后又改置丽江宣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特别是1275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结束了长期以来云南与内地隔离的状况，同时也开始了丽江纳西族地区一页新的历史。
元朝在云南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在云南首建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在中庆、大理设儒学提举，并先后在包括丽江在内的一些路、府设立学校，积极提倡和传播汉文化。
这时期，王沂、李京等中原内地的汉族文人，先后以官员的身份到丽江考察，写下了《麽些诏》、《雪山》、《雪山歌》等描写丽江山水景物和纳西族风土民情的诗作。如王沂的《雪山》：“山高摩苍穹，积雪何年始?沟壑下萦回，水奔石齿齿。方夏偶经过，肌肤犹栗起；绝顶人莫升，仙灵应会此。”又如李京的《雪山歌》：“丽江雪山天下绝，积玉堆琼几千叠：足盘厚地背摩天，衡华真成两邱垤。平生爱作子长游，览胜探奇不少休；安得乘风凌绝顶，倒骑箕尾看神州。”这些诗篇，是元代中原内地汉族文人留给丽江、留给纳西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明代，进一步在云南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明洪武十五年(1382)，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率众归顺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钦赐“木”姓，封木得(阿甲阿得)为丽江军民府世袭土知府。永乐十三年(1418)，在丽江府所属通安、宝山、巨津、兰州等地设立学校，给境内封建领主贵族子弟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为使他们的子弟读儒书、习汉字，接受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不惜重金从内地聘请汉族文人做家庭教师；为了应取功名，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等地入学、应试。《明史・丽江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由此说明，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已成为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盛事。
明朝丽江第六代土知府木泰(1455―1502)，字本安，号圣介。木泰是第一个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纳西族文人，以而被他的后人们誉为是“不学而识本方文字，旁通百蛮各家诸书”的先祖麦宗再世。木泰写的七律《两关使节》，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纳西族汉文诗。其诗曰：“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飞驰易往还。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全诗表达了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和纳西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和联系。
纳西族第一首汉文诗的产生，标志着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深入传播，是元、明以来纳西族、特别是贵族阶层热心学习汉文化的结果。木泰之后，相继出现了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木氏作家群。他们文学造诣较高，作品数量也相当多，仅木公、木青和木增三人，就一共创作了十四部诗文集，并全部付梓刊行。
木公(1494―1554)，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自幼深受其祖父木泰的影响，勤奋嗜学，好为诗。木公袭职以后，每当政务之暇，以诗书自娱，广交名士，常与永昌张禺山、蒙化左黄山相唱和，时称“三山”(因自号雪山)。与谪居来云南的新都状元杨慎交谊亦深，常有诗书往来，互相酬唱。
《雪山始音》是木公的第一部诗集，也是纳西族的第一部汉文诗集。木公二十九岁时，将他自己历年来所写二百余首诗求正于滇西名士、永昌进士张志淳。由于丽江地处边徼，交通闭塞，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麽些”还是个未开化的少数民族。起初，张志淳也以“地殊俗异”而不相信木公能用汉文字写诗作文。后来，他认真阅读了木公寄来的全部诗稿，并经过详细了解木公的生平和为人，深为木公的勤奋嗜学和艺术才华感叹不已。张志淳将木公寄来的全部诗稿编订为一集，写了序文，并题诗集名曰《雪山始音》。张志淳在序文中写道：“雪山者，丽之望也；始音者，丽初无诗而今创有也。”深切地表达了这位老一辈汉族诗人、学者对兄弟民族青年诗人的深挚情谊和殷切期望。
之后，木公又相继创作了《隐园春兴》、《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五部诗集，由杨慎、张含、李元阳、贾体仁等名人分别作序。另有《雪山诗选》，为木公的诗选集，由杨慎编选并作序。收入集中的作品，是从木公的六部诗集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体现了作者各个时期的艺术特色和风貌。
木青(1568―1597)，号华岳，又号松鹤，为明朝丽江第十二代土知府。《六公传》称：木青“游意述作，怡情声律，其所著撰，如仙跨鹤，渺不可即；又如胡马嘶群，声振万里。其书法，秀骨森然，飘洒若仙。”他自幼聪颖好学，能诗工书，且精于音律，惜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九岁而卒。遗作有诗集《玉水清音》。部分诗作收入《滇南诗略》、《列朝诗选》、《清诗略》中。《列朝诗集・小传》曰：“木青诗‘轻云不障千秋雪，曲栏偏宜半亩荷’、‘含烟翠筱和春瘦，啄麦黄鸡佐酒肥’、‘堤岸绿销应有限，渚莲红褪岂无愁’，皆中土诗句也。”
木增(1587―1646)，号华岳，又号生白。他十岁时，其父木青逝世，十一岁袭职，为明朝丽江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力倡学习汉文化，他于万历年间兴建的万卷楼，以藏书丰富而闻名于世。《新篡云南通志・古迹》：万卷楼“为木氏藏书之所。楼中凡宋、明各善本数以万计，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木增还在芝山解脱林创设印刷所，从内地请来印刷工匠，刻印木氏历代诗文。锓版印刷的大藏经《甘珠尔》，被称为丽江版大藏经。
木增三十八岁退隐，让位给儿子木懿，自己则在芝山解脱林南林别墅静居著述。徐霞客、周月泉、担当等先后来到丽江，木增以上宾相待，视若良师益友，结为文字交。木增请徐 霞客为其四子授课，并说：“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又特意为担当在玉龙山西麓修建了一寓庐，以待交游。与董其昌、周延儒、张邦纪等中原名士交谊亦深，常有诗书往来，互相酬唱。木增有诗、文、词、赋共1000多篇(首)，分别收入《芝山云P集》、《山中逸趣》、《啸月堂诗》、《空翠居集》、《光碧楼诗抄》、《云P淡墨》等六部集子中。其中《云蔼淡墨》六卷，是木增的读书札记，曾经徐霞客校订，分门标类。清《四库全书・子部杂家》对此书有提要介绍。木增还工于书法，大学士周延儒称其“字逼钟王”。有行草中堂“谈空客喜花含笑，说法僧闻鸟乱啼”，现收藏于博物馆。
木高(1515―l568)，字守贵，号端峰，又号长江主人。他主要以武功著称，但也擅长于写诗。最为著名的是他题在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水台石岩上的一首七律：“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云波雪浪三千垄，玉埂银丘数万塍。曲曲同流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长江永作心田玉，羡此当人了上乘。”这首诗以其浓郁的画意诗情为人们所喜爱，也为后人研究东巴教史提供了重要信息。此外，木高还留下一首摩崖诗，与其父木公的诗一同刻在白沙崖脚村西石壁上。
木靖是明代木氏作家群中的最后一位诗人。七律《雪山》是木靖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首诗：“边关一窦隔m瘢固守提封去路难；玉垒千年存古雪，金沙万里走波澜。舆图虽尽天犹广，月令无凭夏亦寒；磅礴远呈精白意，忽从日下见长安。”此诗在纳西族文人中广为传诵，认为是木氏作家群中题咏雪山诗的压卷之作。
元、明以来，丽江虽称建有学校，但由于文化教育被木氏土司及其它贵族垄断，一般平民子弟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孔子六十代孙山东曲阜人孔兴询到丽江任府通判，“见丽山水清奇，人才秀美，请置学校，为土舍所挠”。他力排阻挠，捐出俸银，几经周折，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建成了丽江第一个初具规模的学宫。康熙四十五年(1706)，设府学于学宫，正式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从而开创了丽江平民子弟入学读书的先河。
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改流后首任丽江流官知府杨E，以及以后继任的流官知府管学宣、儒学教授万咸燕等人，是几位有真才实学、为官清正廉洁的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丽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创建了雪山书院，重修了兴建于康熙年间的玉河书院，又在各乡镇创办了十二个义学馆，动员鼓励平民子弟入学。一时间，读书识字蔚然成风。管学宣、万咸燕还修篡了丽江的第一部地方志――《乾隆丽江府志略》。杨E在玉龙山石崖上题写了“玉柱擎天”四个骨力雄健、气势磅礴的大字，成为丽江又一重要摩崖景观。
丽江改土归流以后，入学就读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受门第的限制，纳西族和各民族的子弟有了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的机会。《光绪丽江府志稿・选举志》载：“自雍正初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未百年间，掇科捷南宫者相继接踵，而后先辉映焉。”从雍正初年到清末的180年间，丽江学子经过应试考取功名的，计有进士7人，举人60余人，副榜10余人，优贡3人，拔贡20余人。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
丽江古城西，正对碗豆桥有一叫科贡坊的小巷，纳西语叫“牌坊过”，意为有牌坊的巷子。科贡坊虽然不大，却很有名气，十几户人家就出两个进士、好几个举人和拔贡。清嘉庆六年，巷里的杨兆兰、杨兆荣俩兄弟，一个中了举人，一个考上了拔贡；道光十七年，杨兆荣的儿子杨硕臣又中了举人，人们称之为“一门三举”；道光九年，巷里的学子王春藻中了进士，成为继龚渤之后的丽江第二位进士。为此，官府在巷口修建了一座两层的牌坊，取巷名为“科贡坊”。光绪十八年，科贡坊巷的和庚吉也考中了进士，为丽江历史上的第七个进士。之后，有一当地富商捐资，将科贡坊改建为三层门楼。从四方街朝碗豆桥放眼望去，科贡坊巍然耸立，成为丽江文化辉煌的见证。
古城里有一杨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据说在清代，族中先后有九人考取举人，六人考取拔贡。因此，在杨家老宅的大门上题有这样一副对联：“六酉拔贡第；九世大夫府”。
光绪十五年(1889)，丽江纳西族和庚吉(松樵)、王成章(竹淇)、李怀忠(梅卿)、周(兰屏)同时中举，一时传为佳话，时称“松、竹、梅、兰四举”。
与此同时，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来自新兴的各个阶层的诗人、作家，他们大多是汉文化素养很高的纳西族文人，作品风格各异，运用传统的表现形式，抒写情怀，描绘家乡的山水景物，反映社会生活、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上世纪八十年代编写的《纳西族文学史》中，称这一时期纳西族文人、以及明代木氏诸人创作的诗、文、词、赋等为“纳西族作家文学”，以区别于民间口头文学和用纳西族象形文字记载在东巴古籍中的“东巴文学”。清代丽江众多的诗人、作家中，较著名的有：
周之松，字鹤亭，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科举人。曾长期主讲丽江雪山书院，当时纳西族科贡之士，多出其门下。周之松是丽江江改士归流以后，最先有作品传世的平民出身的纳西族诗人。《丽郡诗征》收录有他的一组咏物诗。
李洋(1770―1840)，嘉庆五年(1800)庚申科举人。曾任云南通海县教谕多年，但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其弟李溢存拉萨经商，捐资修建丽江文笔峰灵洞，李洋在洞上题书“南瞻第一灵洞”及跋语。他的《文笔峰》、《茶花》等诗作，至令为人们传诵。李洋的诗现存二百余首。(手抄本，丽江县图书馆收藏)
桑映斗(1782―l850)，字聚伍，号沁亭。他的作品内容十分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造诣，成就比较突出，在丽江流传广，影响大。《铁砚堂诗稿》收录了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二千多首，后失散，仅余四卷，存诗441首。
杨万里的诗全集范文4
实际上，她的生活不仅仅是换了一套装束那么简单。最让人称道的是，她活出了农村女性的另一种风采。
把快乐放大，原来日子挺美的
“生活都是一样的，都有两面，你要选择好的一面，就能快乐一点儿，自己反复把这些快乐放大，幸福就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慢慢壮大。”这是杨东凌写的一首诗，她喜欢用诗来表达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杨东凌，山东省金乡县吉术镇西李村农妇，现年36岁，女儿16岁，儿子8岁。和许多普通农村女人一样，她种地、持家，没事也打打麻将。但同时，她又写诗、旅游、养宠物、炒期货、侍弄花草，忙着美容与减肥。
在网上，大家都喊杨东凌“诗人”，她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都说诗人有一颗纯真的心，她觉得自己好像是的。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她依然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畅游在现实与梦想之间。
对于赚钱，杨东凌倒没“诗人”的清高气。为了过上好日子，她能折腾，也能吃苦，10多年来，她一直和丈夫四处捣腾生意。
从1993年开始，杨东凌夫妇先后做过很多生意，贩玉米种、代收菠菜、收棉花、收大蒜、收蒜苔……
杨东凌是不言苦的人。她说，做生意那么多年，走南闯北，只不过是熬熬眼。农村的夜格外长，一到晚上七八点，人就有了睡意。大冬天里，杨东凌却要整宿整宿地收棉花、收冬菜。到了凌晨三四点，困得不行，她就靠在石阶门槛上，沉沉地睡去。由于长期吆喝，她的嗓子已经嘶哑了。这一切，她从不在人前提起，老调侃自己是“破锣嗓”。
到了2005年，夫妇俩积攒了近百万家财。有钱不嫌多啊，眼瞅家家户户都囤着棉花，杨东凌寻思，不如做中间商，赚点儿差价呢。她和丈夫找来几个合伙人，索性做起了“倒爷”。
棉花生意，动辄几十上百吨。第一次做，杨东凌就押上了身家性命，还借了几十万。可谁知棉花价格落了，全军覆没，还欠下20多万元。杨东凌那个急啊，整夜睡不着觉，还不能当着老公的面抱怨。老公比她更脆弱，喝点儿酒，就流泪。没办法，杨东凌半夜摸起来上网，开通了博客，自那时开始写诗，把心情写进文字里。
2006年，夫妇俩下决心一定要翻本，索性向银行贷了几百万。这次是有惊无险，从此不再为生活发愁了。
杨东凌说，做生意就像每天抱着一个炸药包，压力很大，但是没关系，周围值得高兴的事太多了。就说天热时吧，她爱去村里树下转悠。大家午后一般不下地，有摇着扇子看牌的，有拧着手巾解暑的，互相逗着嘴，烦恼就暂时忘掉了。
活色生香的女人，改变了家的氛围
“下午，儿子在沙发上坐着，尽可能拖延手中那块小布丁融化的时间……卡通片是如此吸引人，里边的小姑娘，应该比他老娘可爱得多。”
看过杨东凌文字的人，都说不上来那是不是诗，只觉得特生动、特有趣。杨东凌的确是有趣的人，过日子都和别人不同。
有这样一位想法又多又好玩的妈妈，孩子们别提有多开心，整天跟在她后面转。别人家养鸡是为下蛋，她却把鸡当宠物养，天天伺候着，还给它们洗澡。小金鱼、太阳花、石榴树，这些都是她的伙伴。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她看到一只小青蛙在自家脸盆里仰泳。她想，这小家伙真懂享受啊，于是搬了躺椅来，带着儿子，跟它并肩躺下晒肚皮。
杨东凌也喜欢看卡通片，看到《猫和老鼠》里面猫被捉弄，她会和儿子抱成一团，放肆地哈哈大笑。她还想去学溜冰，想去的布达拉宫，只是遗憾找不到伴儿，同村的女人都喊累，说农活这么多，难得有空歇歇。儿子就跳出来，兴奋地喊：“等我长大了，咱们一起去。”
在美容、健身上，杨东凌绝对是村里妇女的群众领袖。她爱美，下地前，会换上旧衣裤，卷起裤管，抡起袖子，田间地头，她的把势威风丝毫不逊色于男人。可回了家，她马上就换上花衣服，旗袍啊，小吊带衫啊，紧身裤等等。她说，好好打扮一下，下地的苦就觉不出了。
为此，她还得了个绰号，叫“杨三换”。就是说她一天要换N套衣服。她女儿正上高一，一直在妈妈的指导下吃健康减肥餐。一个暑假后回校，同学们都不认识她了，可见减肥效果之显著。
杨东凌没条件去美容院，却也想爽爽利利地站在人前。她不知从哪儿求来的密招儿，在家和女儿“美容”开了，先是抹蜂蜜，再熬粥，抹白米饭。做了十几天，效果奇佳。她还向姐妹推广这些方法，让大家在风吹日晒的劳作之后，可以迅速白皙光润起来。
虽然生活方式不同，但杨东凌并不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她可是村里女人的偶像。她的快乐开朗感染了别人，大家说，等咱有钱了，也要和东凌一样活。
诗意地生活，做他活泼的爱人
“柜门敞开着，棉的、单的、薄的、厚的、长的、短的，我把它们全都搬了出来，于是粉色的床罩上，全是衣服们乱糟糟的思绪。是该整理了，我要尽快地让它们恢复平静。”
这是叠衣服的时候，杨东凌突然来了灵感写下的。她的怪想法特别多，她说，把我的思想加到衣服里去，它不就有思绪了？在她眼里，一把钥匙也有生命，小猫、小狗也通人性。
对于写诗，老公不太懂，他只知道东凌写的东西“像活的，马上就能跳起来”。连杨东凌的抱怨也很“诗歌”。如果哪天半夜，她突然想写作了，又怕老公骂她半夜玩电脑，就会沮丧地说“那个诗就压死在梦里了”，弄得老公哭笑不得。
那日，杨东凌在家别出心裁，想做柿子小饼。她如此描述全过程：“我用剪刀剪断了它们的烦恼枝，把它们集中在一个纸箱里，放上苹果，给它们好好地温暖了一下……它们全都幸福得稀里糊涂，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一拥而上全部献身给我。”
你几时见过如此生趣盎然的小吃写法？老公评价说，弄个柿子饼也这么多话，不过说实话，还蛮好玩的。
秋天，院子里桂花悄悄开了，杨东凌觉得，这桂花似乎开不完，老有一簇簇的米色，从叶子的胳肢窝里蹿出，透着盈盈的暗香。那天，她静静地站在桂花树下，感受着它的热烈。末了，请朋友拍了写真照，传到网上。
一天，老公上她博客，无意中看见了桂花照片，去自家院里找，居然没找到。杨东凌笑着说，其实自己放大了桂花的美丽。试想，小小的桂花能有多大，在她眼里，却是那么动人。她自己欣赏了，还帮着别人去发现身边的美。
不过有件事情，杨东凌说，要好好揭发揭发。婚前，老公说结婚后不会让她掉一滴泪。可事后，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有两只眼睛的，怎么可能只掉一滴泪啊。于是，大呼上当受骗。前些时候，听到老公在门口跟小青年侃追女经，她就一本正经去说：“以后你们搞对象，就跟女的说，不让她掉一滴泪，听见没？”大家都哄笑起来，老公也别有意味地笑了。
杨东凌说，山东男人性子烈，她尽量不去惹老公。接受采访时，她句句话里，都带着对他的关心、体贴，怕他生气，笑言要保自己一命。其实夫妻之间，爱与不爱，在乎与不在乎，全在这笑意盈盈间。
每天，杨东凌要为生计奔忙，却从不觉得苦。她说她要挣钱，要把这个家操持好。这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她改变了这个家的气氛和质量。
杨万里的诗全集范文5
这是一所青瓦白墙、气宇轩昂的江南厅堂建筑,坐落于常州市延陵西路西段北侧。大门正中横匾“瞿秋白同志故居”系茅盾先生所题,分列门两侧的一幅楹联是“秋水伊人品格,白花此地光荣”,镶嵌“秋白”二字。据史料记载和讲解员的介绍,此“故居”原乃瞿氏宗祠,系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于1898年晋京觐见皇帝后顺道回常州斥巨资建造。祠内东厢房原本系供祭祀之用的场所,后因瞿秋白家家道中落,无以为居,遂于宣统三年(1911)来此栖居。
望着故居正厅中神情沉毅坚忍的巨型瞿秋白塑像,笔者的思绪飞回那遥远的年代。
命途多舛的青少年时代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于清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八桂堂天香楼。童年时代因祖父瞿贞甫早逝,只得依靠叔祖父瞿赓甫接济为生。光绪廿九年(1903年),瞿赓甫在湖北病逝,其遗眷悉返常州八桂堂定居。瞿秋白一家困苦颠连,几经转徙,最后只好落居瞿氏宗祠。1910年春,瞿秋白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至1915年夏,因家贫仅差半年未能拿到中学文凭即被迫辍学。中学时代是瞿秋白修身苦读的时期。他除了完成学校里的读经、国文、外语等必修课程之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类书籍,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资治通鉴》以及当时风行的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涉猎颇广。在故居东厢的“读书间”,有当年瞿秋白读书的书案、书橱,有大量叠置的线装书,一部《天演论》的书皮书角已大部磨损,依稀可见青少年秋白伏案苦读的情景。
故居内还存有一份瞿秋白于1916年清明节写成的《哭母》七绝诗手稿: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此时饥寒无人管,
落上灵前爱子身。
1916年2月7日深夜,瞿秋白之母金璇女士因家里债台高筑,万念俱灰,于绝望中服毒自杀,年仅41岁。
母亲死后,瞿秋白“一家星散,东飘西零”。迫于生计,瞿秋白只得奔赴无锡,谋得一小学教员职位,得以糊口度日。
是年4月5日清明节,瞿秋白悲伤地题写了这首诗,奉献母柩之前(瞿母逝后因无地葬埋,暂厝祠内),笔触凄婉,如今诵之,依旧令人黯然泣下。
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2个月后,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崭新的纪元。瞿秋白为世界上这黎明的曙光而欢欣鼓舞。1919年,他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站到了“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顶端。为了寻求真理,改造中国,“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1920年10月,应北京晨报馆之聘,瞿秋白作为驻俄特派员赴苏俄采访,并于翌年1月抵达莫斯科。在居苏俄两年的时间里,瞿秋白除了采写大量的新闻报道,不断发表在《晨报》及《时事新报》之外,还撰写出版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通讯集,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赞扬苏俄这一新兴国家具有“不可阻的伟力”,其“一线光明”必将“照遍大千世界”。故居中现存的琳琅满目的报样和书影,可见证瞿秋白为此而倾注的大量心血。
瞿秋白于1923年1月回国,经推荐,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参加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工作,主编《热血日报》等报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于8月7日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瞿秋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他立志要把一个“阴沉沉、黑”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新中国。
徜徉在瞿秋白故居,展壁上展示的当代诗人钱小山所作的《怀霜诗词一束》,有“确信平生主义真,才华满腹更无伦”之句,唤起人们对瞿秋白无尽才情的崇敬和感佩。
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于当年6月15日在《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此前,《国际歌》在我国已有3种译文,但内容尚不准确,且与原歌曲谱难以配唱。为此,瞿秋白对照俄、英、法各文本,相互参证,重新翻译。他利用一架旧风琴,边弹唱边修改,直至顺口易唱为止。为使法文“国际共产主义”一词,唱起来声调铿锵,求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语同声”,瞿秋白决意采用音译“英特纳雄纳(耐)尔”,取得良好效果,传唱至今。
在瞿秋白故居,翻阅《新青年》季刊创刊号,特别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瞿秋白的力作《赤潮曲》:
赤潮澎湃,晚霞飞涌,
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光华万丈涌!
这首歌曲发表时署名秋蕖,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无产阶级歌曲,是瞿秋白诗歌创作上新的里程碑。歌词形象凝练,节奏鲜明,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后人写诗颂道:“鸡鸣风雨转光明,赤潮留作千秋唱!”
长夜未央相待旦
在瞿秋白故居的大展厅里,现代著名国画大师蒋兆和的一幅《鲁迅与瞿秋白》画像,熠熠生辉。左旁茅盾有诗曰:
左翼文台两领导,
瞿霜鲁迅各千秋。
从1931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两年多的交往中,鲁迅和瞿秋白就结为了知己,鲁迅为此特墨书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与瞿秋白。这两位无产阶级的文艺斗士,在左翼文化阵营里彼此呼应,携手共进:他们窃“天火”给国人,点燃思想火种于莽原;对新月社、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斗争的步调一致;推进“文艺大众化”,整理中国文学史的知识。1931年至1933年白色恐怖最甚的时期,敌人屡次跟踪追捕瞿秋白,庶几濒于绝境。鲁迅冒生死之险,将瞿秋白藏于自己家中避难,计三次之多,使瞿秋白在危境中脱险,为世人所称道。
在故居敞壁上,依稀可见邓拓怀念瞿秋白的诗词,那是写于1961年9月的一首《青玉案•〈战友――鲁迅和瞿秋白〉》:“凄风苦雨寒天短,最难得知心伴。长夜未央相待旦,谈文论道,并肩扶案,不识何时倦。”诗句形象地勾画出两人的战斗情谊。不仅如此,瞿秋白在上海所写的《王道诗话》等十多篇杂文,鲁迅著上自己的笔名发表;而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长篇序言,则更得到鲁迅的首肯。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同意瞿秋白对自己的评价,并且还感慨地说‘作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指瞿秋白――笔者)一个人!’”相似的学术修养与相近的艺术悟性,使他们之间的文学唱和达到完美的融合和一致。
在瞿秋白故居,还保留着一张颜色泛黄的报纸,这是1985年6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该报刊载了诗人林林纪念瞿秋白的诗词,内有“视死如归名节在,鲁迅翁亲切称知己。《述林》出,哀思寄”之句,所述情节是,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革命者深感无比悲痛,而这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人们只能在心灵深处默默祭奠。但此时,鲁迅没有沉默,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公开表示纪念。痛失亲密战友,鲁迅自然悲怆至极,但他“以为哭是无益的”,相反的,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于是,他不顾身染重病,集瞿秋白译著,终于编成《海上述林》上、下两卷,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发行。“诸夏”者,中国也;“怀霜”即怀念瞿秋白之意。同志深情,溢于词表。
我是江南第一燕
在瞿秋白故居的资料展厅中,有两幅照片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其一是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一首诗的手迹,其二是瞿秋白赠与杨之华的一个金别针。纵观瞿秋白一生,经历的爱情婚姻有两次:第一位爱人是王剑虹,第二位爱人是杨之华。致王剑虹的诗云: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
此诗表明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无限钟爱,一往情深,也抒发了诗人博大深邃的革命情怀,使人思及他们的爱恋往事:
王剑虹,原名王淑,1902年生,四川酉阳人,自幼丧母。1917年夏,考入湖南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与蒋冰之(丁玲)同窗。1919年,爆发,王剑虹成为“全校的领头人物”。1921年中共成立前后,她来到上海,结识了陈独秀、李达等人。同年12月10日,中共领导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创刊,王剑虹出任编辑。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召开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到会指导。会议期间,经施存统(复亮)介绍,认识了王剑虹。瞿王二人一见倾心。王剑虹早已读过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对瞿秋白更是仰慕已久……瞿秋白与王剑虹于1924年1月结婚,不幸的是,仅仅7个月后,王剑虹即因肺病离世。
之后,杨之华渐而进入了瞿秋白生活。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一个绅士之家,自幼聪颖好学。其父亲杨羹梅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与“左派乡绅”沈玄庐世代交好,于是两家结为“亲家”。1921年,杨之华与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完婚。当时,沈剑龙尚为在校学生,风度翩翩,喜好诗词艺术。婚后他们生有一女,甚为美满。谁知到上海十里洋场后,沈剑龙经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而堕落了,成了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时常出入舞厅酒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杨之华竭力规劝,毫无成效,夫妻感情濒于决裂。她气愤之下将女儿“晓光”改名“独伊”(意味只生这一个),以示夫妻关系行将结束之意。
1923年底,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为瞿秋白任教班级里的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瞿秋白知识渊博,文学功底深厚,讲课深入浅出,见解精辟,杨之华听了他的第一堂课,便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得瞿秋白喜爱。不久,瞿秋白作为介绍人,介绍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环境中的频繁交往,相互关照和帮助,使他们彼此倾慕的感情,越来越深。爱神降临了,杨之华内心却充满矛盾,她选择了回避,跑回萧山母亲家。瞿秋白在几经思索后,利用暑假来到杨家。此时,沈剑龙亦恰好在此。不成想,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三个人遂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1924年11月7日,瞿秋白、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沈剑龙亲临祝贺,并以6照片相赠,上题“鲜花献佛“四字。随后,《民国日报》登出了三则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瞿、杨婚后,赤诚相待,相濡以沫,携手共艰危,共历风雨程。一日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
故居老照片上的“金别针”,有瞿秋白亲自刻写的“赠我生命的伴侣”七字,是他赠与杨之华的信物。杨之华一直把它留在身边,伴随她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
不及星光照汗青
在瞿秋白故居所存资料及图片中,最感人最令人震撼的莫过反映瞿秋白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那些内容。
1935年6月18日,这是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天清晨8点钟, 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奉师长宋希濂之令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的“就地枪决”的电令。适时瞿秋白正伏案挥毫书写一首绝句(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集句下复又写如下文字:“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9点许,军事法庭宣读枪决令,之后,瞿秋白被押至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摄呈验正身的照片。故居所存的当时《大公报》尚能清晰见到记者报道的文字:
瞿秋白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
秋白信步行至亭前,独坐其上,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此时,敌人得意地说:“杀尽了共产党,‘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秋白冷笑着回答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革命是不会成功的。”随之,瞿秋白用俄语唱起《国际歌》,沉寂的空气为之打破。近10点钟,瞿秋白被刑兵押出中山公园,走向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瞿秋白奔赴刑场的遗照,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展壁上,向人们展示着75年前的情景:他上身着黑色布褂,下着白布短裤,脚登黑色线袜和布鞋。目光坚定,神态沉着。在自中山公园至刑场的1公里的行程中,瞿秋白态度镇定,手持香烟,视死如归,极度从容。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路旁的父老乡亲,眼见此情此景,无不肃然起敬。行至罗汉岭前养济院左近的一块草坪中间,瞿秋白盘腿而坐,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旋即枪声响起,凛然就义。
杨万里的诗全集范文6
关键词：《全唐五代词》；诗词之辨；词的起源；词学观念
一代文集的编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更可贵的是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工作，上世纪末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力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便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词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关注，到最新版的《全唐五代词》，先后有几代学者倾注到其编纂过程中来。相较于唐五代之后的全宋词、或者全清词，唐五代词在数量上不能与它们相比，后来的学者每一次修补全唐五代词，新见补入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但是由于唐五代词处于词发展的源流阶段，其词体特征不如后来的宋词明显，鉴于前代编纂者对唐五代词作为词发展萌芽阶段的模糊性、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其唐五代词的编纂自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可以说，历代学者对唐五代词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词学观念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
最先用力于此的是明代董逢元，万历二十二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十六卷，收词人98家，词作948首。该书按照《草堂诗馀》的编纂体例，所录作品“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离别、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不过全书只是一个大型的唐五代词选本，而非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作为唐五代词的第一次整理，《唐词纪》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书中滥采诗为词，如将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多人的《折杨柳》诗题改为《杨柳枝》，将崔国辅、王昌龄、自居易等人的《采莲曲》易名为《采莲子》。《折杨柳》《采莲曲》本为乐府诗题，董逢元擅自改为词调《杨柳枝》《采莲子》，正反应了他对诗词区分的模糊观念。
由于唐词多为齐言体，其形制又近似于绝句，不仅仅是董逢元，早期人们对词特征的认识往往从“长短句”这一外在形态来判断，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中言道：“唐初歌辞，多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及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也云：“古词多只四句。”其实，早期词作者多为诗人，他们作词尚未有较强的参差变化句式的意识，像张志和的《渔父》那样长短句交错的词并不多见，其实他的词作中“
”不就是由一个七字句拆分成的两个三字句吗?更多的诗人作词时则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如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竹枝词》之三：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怨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又如词调《杨柳枝》，刘禹锡有《杨柳枝词》：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白居易也有《杨柳枝词》：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
此时不断翻唱的《杨柳枝》歌词，也是七言绝句体。
此外，早期词作中词多以调为题，以词调为歌咏内容的核心，题目与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与诗歌“即事赋诗”的传统相似，也显示着早期词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所以，当董逢元看到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人的本为离别所感而发的杨柳诗，误为词调《杨柳枝》，以及将《采莲曲》当成《采莲子》，都是早期词近诗体、调即内容的特征所致，他从外在形态上对诗词作出的区分，也是造成部分诗歌误入《唐词纪》中的一个原因。
对唐五代词的第二次整理，始于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其卷八八九至九零零收录唐五代词作者67人，词作870首，此书主要依据《花间集》《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总集和《阳春集》《南唐二主集》等别集、合集辑录而成，采录范围虽然不广，收词也较《唐词纪》为少，但去取较严，可信度很高。除了由于搜录不广所造成的遗漏外，诗词不分、真伪杂陈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白居易的《花非花》、韩翔《章台柳》等杂言体诗依然被当作词收入书中。大抵编选者对诗词的判定依据的是齐言、杂言的形式，杂言的诗歌本来就容易误认为词，齐言诗篇近于词调的体式更要让编者难以断定了。此外，书中真伪杂陈的情况多未考辨，如题杨贵妃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香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始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传记》即裴铡《传奇》)，本为裴铡代书中人物拟作，假托杨贵妃之赠诗，《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五收录时误为杨贵妃诗，题为《赠张云容舞》，而《全唐诗》收入时失察，不仅误诗为词，且连作者裴铡也弄错了。这种错误为后来多次唐五代词的修订者所视察，一直延续到最新一次的修订才改正过来。
二十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用力于唐五代词的整理。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后辑录花间词人及韩僵、李璨、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17年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其中辑有李白、和凝、李瑕、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作品。1929年由陈大椿辑成的《唐五代词》堪称《全唐诗》之后的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选集。此书从《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及《全唐诗》中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五代词作者则依照朝代先后和国别编排。书后附录有校记，校录诸本异文，辑录有关各词的来源出处，较《全唐诗》的不注出处，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全唐诗》，本书多收《竹枝》《柳枝》等声诗体曲辞，如，经过他的整理，刘禹锡词作41首，自居易29首，这其中如刘禹锡《竹枝》ll首、白居易《竹枝》4首，刘禹锡《杨柳枝》13首、白居易《杨柳枝》10首，虽然这些作品属诗属词难以断定，但算上可以确定之作，使得刘禹锡和白居易一举成为中唐时代数量显赫的词家。总之，将声诗体词调选入词集中来，是词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是遗憾的是，林辑《唐五代词》并未收录当时已经面世的敦煌词，如当时《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已经面世，不知是陈大椿未见还是故意不收，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失误之处。为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敦煌词的整理历程，以及透视由此带来的词学观念的演进。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的打开，一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歌辞进入到词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有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的较为完整的抄本词集，还有一些抄写相对集中的残卷和不少零散作品。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的努力，敦煌歌辞的整理硕果累累，其中教有影响的成果先后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录164首作品；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录545首作
品；饶宗颐《敦煌曲》，收录318首作品；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收录176首作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200余首作品。
随着对敦煌写本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批以唐、五代民间词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学者对词起源问题的探讨。由于敦煌写本曲子词的发现，之前声音不高的“词起源于民间”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纂《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曲初探》等，都于书中阐述“词起源于民间”的思想，至于林玫仪《从敦煌曲看词的起源》、程石泉《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更是以专文的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词的起源于敦煌曲子词的关系。这些都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多把词的起源归功于帝王或文人的观念，可以说，正是敦煌词的发现与整理而引起的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正是词学观念进步的体现。
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停顿，终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璋、黄畲合纂的《全唐五代词》。该书收录170余人，包括敦煌词在内的词作2500余首，收罗之广，几倍于前人。然此书谬误甚多，如考订不精、时代不分、编次混乱、诗词不辨处甚多，如李峤、徐彦昭、李义等人《桃花行》本为应制诗，
《文苑英华》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而张辑却以词收入书中。而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杂言体诗，也被误作词收入，这些可以看出编者对诗词辨体的观念缺乏一些清晰的认识。至于像杨贵妃《阿那词》的作者判定失误之处，更是不可胜数。
正是因为张书问题众多，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新版《全唐五代词》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可以说正是目前最为尽善的全唐五代词。除了增补新见的词作如中唐释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以及晚唐易静《兵要望江南》720首，对诸如李白、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臻、李煜等有争议的作品作出考辨外，全书最特别之处可以说是将所收词分为正、副二编，如编者所言：“正编为可以确定之作，副编所收则包括：属诗属词，难以判定之作；明清词籍所误收而可以考定的原属‘声诗’或徒歌之作。”之所以作出以上区分，可以说正是反映了编者对词体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经过编者的判定，编者把早期的唐代诗歌中诗题与词调同名的作品，如《长相思》《乌夜啼》《拜新月》《离别难》《梦江南》等；杂言体诗歌中字数句式与词体相近者，如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诗题与词调名相近之作，如近似于词调《采莲子》《杨柳枝》的《采莲曲》《折杨柳》，这些很容易与词混淆的诗歌，都放入副编，并作了相关的考辨说明，甚至还有一些属诗属词性质难断的作品，如元结《欺乃曲》、崔道融《杨柳枝词》、吴融《水调》等，也归入副编，待后来新资料的出现或新观念的发明后再作判断，可见编者负责的态度。
以此书反观以前历次唐五代词的编纂，那么多误诗为词的错误的出现，多是早期人们对于“词”与“非词”的“词界”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而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针对词体的特征的判定，认为如果能避免从词的外部特征来认识词体性质，而从词与音乐的配合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词体特征或可为一正确途径，正如此书前言所认为的“‘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则是我们探讨‘词源’和判别‘词体’的两个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燕乐，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融，又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实现，北方的金戈铁马之音与清淡靡丽的南朝清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族音乐，这是词体所依托的音乐载体。至于“依调填词”的方式，与唐声诗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的辞乐配合方式不同，而采取先乐后词的方式，随着“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自然会有句式长短、杂言的出现了。由此再来反观唐五代早期词，自然能清晰地辨别词与诗、声诗、徒歌的区别了。
从明代董逢元开始，经过至少五代学者的努力，一部比较理想的唐五代词集终于编订出来，这都是因为从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模糊所致。所以每一次的编纂，都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诗词之辨、词的起源等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可以看出词学观念的演进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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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仔纂集，廖德明点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3.
3.黄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本.
4.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22."
5.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