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侯列传范文1
人们常常称《史记》为“悲剧性”的史诗。读罢了《淮阴侯列传》，无不为韩信这一悲剧英雄扼腕痛惜，满腔悲愤。但是，由于司马迁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只能曲折委婉表达，隐晦含蓄的显露，愤激之意也只能蕴于反语讥诮之中。这种曲笔手法在本文中极尽心思，时时伏笔，处处铺垫，将作者对韩信的惋叹之情深蕴其中。
《淮阴侯列传》一文最后一段，写到韩信“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表面上可以理解为对他的批评，写他不谦虚，夸耀自己的功劳。在天下太平之时，却造反叛逆，最终被灭族，正是应该。然而，综观全文，并非如此，作者在文中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对韩信的同情痛心，惋惜悲愤。这种情感并非只是突兀的在文章最后体现，在文中多处地方早已埋下伏笔。读到最后，前后贯通相连，情感更加深沉，令人叹息。
我们先从文中着力塑造的韩信的性格形象谈起。
文中的韩信在军事上可以讲无所不能，是一个才能卓著的军事奇才。书中井陉之战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战前预料准确，“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善抓战机，明察军情，“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战术变化莫测，“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 。赵军望见而大笑”， “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最终“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 “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 水上，禽赵王歇”。
此外，《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多次塑造了韩信的这一特点。垓下之战，十面埋伏，击败项羽。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也是他的杰作。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更是后人对他的称赞。
本文中写到了韩信的谋反。“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这一句叙述，展现给我们的韩信是一个不懂军事的庸才。如此机密之事，早早布置好了，干等远方的陈豨的报信。他不怕泄露机密吗？如此之愚!此段文字后人多有评述。明代归有光在《〈史记评林〉引》说：“陈豨事疑出告变之语。考陈豨传，豨招致宾客周昌所疑，一时惧祸，遂陷大戮，非蓄谋反叛也。且已部署而旷日待报，信亦不知兵机矣。此必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者。”
这一段叙述可以讲是司马迁有意铺垫之处。显露给后人读者的信息。
文章第一段写到了韩信的三个故事。“怒绝亭长”，“漂母饭信”，“胯下受辱”。韩信因为亭长妻“食时信往，不为具食”，最终“怒，竟绝去”。漂泊无依。衣食无着之时，“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而此后，待他做楚王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对曾经有恩于他的诸位乡亲一一回报。“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
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 给漂母千金，送亭长百钱。对曾经羞辱过他的屠夫“以为楚中尉”。可知韩信知恩必报，胸怀宽广。
韩信谈到与刘邦的关系时，曾这样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在韩信看来，刘邦对他恩重如山，信任有加，是刘邦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让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试想，如此知恩必报，胸怀宽广之人，面对曾经对自己有知遇恩情的主人时，能做出反叛之举吗？作者在文中极力塑造韩信的高尚形象，这令人深思，也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再看一看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
文章写到韩信被杀的原因，“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种分析颇有深意，耐人寻味。韩信在天下动荡未能统一时，在手握兵权时，却不造反，偏偏在“天下已集” 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这种最无反叛之机时造反了。作为军事奇才的他，也太不了解天下形势了。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
对于这种说法，李笠在《史记订补》中这样说：“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
文章中写到蒯通曾多次劝说韩信造反。“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韩信坚辞不受。“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由此可见韩信被杀之真正原因，不在韩信，而在刘邦吕后。韩信为何被杀？蒯通之言已向我们明示，“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功高盖主啊。刘邦何许人也？有人说:“项羽心黑而皮不厚；韩信皮厚而心不黑；刘邦则皮厚而又心黑。”这厚黑学的鼻祖，心狠手辣，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置父亲孩子于死地而不顾. 当韩信威慑到他的利益时，他岂能容忍?要杀功高之臣，他当然找一个借口来掩天下耳目，这个借口还必须要杀得了韩信的头.谋反自然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也正是俗语讲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淮阴侯列传范文2
贾生吊屈原
自屈原沉汨罗①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②，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雒阳③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④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太史公⑤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注释】①汨(mì)罗：汨罗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投此江殉节。②太傅：古代官名。③雒(luò)阳:三国时魏改“雒”为“洛”，即洛阳。④廷尉：古代官名。⑤太史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后世尊称他为史迁、太史公。
【文学常识】说“太傅”：太傅为辅弼国君之官，作为重臣参与朝政，掌管全国的军政大权。曹睿即位后任钟繇为太傅。周代设置，为辅弼天子之任。汉代复置，次于太师。历代沿置，多用为大官加衔，无实职;为辅导太子的东宫官。其制甚早，西汉起称为太子太傅。后亦用作虚衔。
【译文】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汉代有个贾谊，担任长沙王的太傅。路过湘水时，写了文章来凭吊屈原。
贾生名叫贾谊，是洛阳人。十八岁时，凭着能够诵读诗书、撰写文章而在郡县中闻名。廷尉就说贾谊年纪小，很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汉文帝就征召贾谊，让他担任博士之职。贾谊死的时候年龄才三十三岁。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到长沙，看到屈原自沉的湖泊，未尝不流下眼泪，追怀他的为人。等到看了贾谊凭吊他的文章，文中又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却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服乌赋》，把生和死等同看待，把弃官和得官等闲视之，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
【阅读训练】
1、解释：(1)为 (2)适 (3)涕 (4)及 (5)游
2、翻译：(1)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2)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3、“自令若是”的“是”指代的是什么?
4、你认同贾谊责怪屈原的观点吗?说说理由。
【参考答案】
1、(1)担任 (2)住;到……去 (3)眼泪 (4)等到 (5)游说
3、屈原投汨罗江殉节的事情
4、提示：认同的讲清理由，或不认同的讲清理由。
韩信忍辱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①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③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觽②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于是信孰视之，俛④出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节选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注释】①淮阴：地名。②觽(xī)：古代用骨头制的解绳结的锥子。③屠中：市井。④俛(fǔ)：同“俯”。
【文言知识】说“名词活用”：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①两个名词相连，既不是并列关系，又不是修饰关系，便是动宾关系或主谓关系，其中一个必然活用为动词了。例如：面山而居。[(愚公)面朝山而居]②名词后面紧跟代词，该名词便活用为动词。例如：驴不胜怒，蹄之。(驴子很恼怒，用蹄子踢他) ③名词用在“所”“者”结构中，便活用为动词。例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于是用丹砂在绸子上写“陈胜称王”，放在别人捕得的鱼的肚子里)
【译文】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他还是平民百姓时，生活贫穷又没有善行，不能被推荐做官，他不会靠做生意维持生活，经常向人乞讨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讨厌他。
韩信在城北钓鱼，很多妇女都在河边漂丝绵，有一个女人看韩信饿了，就给他些饭吃，那个女人竟然一连几十天都在那里漂丝绵。韩信非常高兴，对那个女人说：“我将来一定重重地报答你!”那个女人生气地说：“男子汉不能自食其力，我是同情你，那里期望你报答呢!”淮阴屠宰市场中有一个辱骂韩信的年轻屠夫，他说：“你虽然身材高大，喜欢佩戴刀剑，其实内心是个胆怯的人!”大家都羞辱韩信说：“你确实不怕死，就刺死我;怕死，就从我胯下爬出来。”当时韩信仔细地看了很久，俯在地上爬过那人的胯下，然后趴在地上。整个集市上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很胆怯。
【阅读训练】
1、解释：(1)布衣 (2)推 (3)哀 (4)若 (5)辱 (6)一
2、翻译：(1)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2)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3、从全文来看，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参考答案】
淮阴侯列传范文3
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史、艺术史，徐渭在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疑都是不容忽视的。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徐渭作为个体存在的同时还是一个群体性存在的表征，这个群体除了徐渭还有祝允明、陈淳、王铎、傅山等，假若没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文化史、艺术史会单调得多也单薄得多；再者，就这一群体而言，徐渭则不仅是得风气之先者，而且又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如此，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徐渭以及他所代表着的这一群体性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怀有着叛逆的性格、破坏性的姿态。也正是这种叛逆与破坏，成就了他们也成就了一段历史。相较而言，徐渭的叛逆性格和破坏性力量在其中是最为强烈的，因而其书、其画也就更多地具有了破坏性书写、破坏性绘画的品性。《淮阴侯祠诗》卷是徐渭在晚年创作的一件草书作品，在这件作品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强烈的叛逆性格和破坏性的书写特征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有丝毫的削弱。那么通过对这件作品的讨论，尽管不可能全面地涉及徐渭以及整个晚明艺术家的创作，至少也会对徐渭的破坏性书写有稍稍明晰的了解。
二
提出破坏性书写这样一个概念，并非无中生有、故弄玄虚，相反，这恰恰是在对徐渭书法（如《淮阴侯祠诗》卷等）有过深入观照后的感悟。由此所带来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徐渭意在破坏什么，以及怎么破坏？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淮阴侯祠诗》卷的书写具有多体杂糅的特征，首先在这件作品的不同段落杂陈有行书、草书、章草等诸多字体，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加以仔细辨别的话，会发现其中每一个字的书写都同时具有着章草的意味。由此我们则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章草在徐渭整个的书法创作中发挥了什么样的效用，以及章草的介入与徐渭的破坏性书写行为是否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毫无疑问，徐渭的书法创作意在破坏的对象，是魏晋以来占据了书法史主流地位的“二王”书风。至于究竟是何缘由导致了这一破坏行为的实施，在下面的行文中还会有所提及，这里暂且搁置。笔者一直关心的问题是，略微对书法是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本来在我们的印象中徐渭是以其酣畅漓淋的狂草伫立于书法史的，那么他因何在狂草之外对章草颇为倾心？因为他在某处题跋中提及，他不仅认为索靖的章草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曾特别致力于对索靖书帖的研摹。事实上，当我们将徐渭一生的书法创作纵向排列来看的话，会发现在其生命的中后期，狂草的创作渐少而章草（包括准章草）的创作日增。（可参见刘正成编著的《中国书法全集·徐渭》，荣宝斋出版社）这应该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事实，当然也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否则黑格尔为什么感叹“熟知非真知”？
在这里，笔者大胆地做出这样的一个假设：正是基于对章草的研习，促使徐渭的创作找到了反叛、破坏魏晋“二王”正统书风的契机，并且也是通过对于这一契机的无比敏锐与审慎的把握，也促使他的破坏行为顺利实施与完成。
应该说，徐渭意在于“二王”之外另觅新途、探寻异样的创作资源，那么，章草确乎是不可多得的选择。理由是，作为一种书体，章草在汉代之后基本游离于主流书风之外，更多地保留有不同于“二王”书风的审美意味。以此为创作资源，很容易使反叛、破坏“二王”书风的愿望成为现实。实现的可能性，同时会表现于书写形式与审美意味，观照于《淮阴侯祠诗》卷似乎也不难做出如是的判断。在书写的表现形式上，由于章草（或许还应该包括隶书）因子的存在使得《淮阴侯祠诗》卷中每一个字型都倾向于横向展开，且在书写过程中有意地设置了诸多似乎不近情理的停顿甚至是断裂，以此有别于“二王”行草一拓直下的流畅；另外，由于书写节奏的更易、表现形式的变化，必然地导致附着其上或蕴含其内的意蕴的转变，具体而言即是浑厚质朴取代妍美流便。其实在假设与事实之间，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天壤之别—在徐渭对于“二王”一脉书风进行反叛与破坏的时候，章草确实给予了他不可比拟的助力。
三
在上文笔者有意无意间悬隔了一个问题，即徐渭在展开他的书法创作的时候，为什么执著于对“二王”书风的反叛与破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其天资禀赋自然也会有一番成就，当然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徐渭也就不是徐渭了。
徐渭的破坏性书写行为，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的。
从外在的一方面而言，徐渭的破坏性书写行为的展开，是与彼时的社会文化现实同构的。中国的社会文化进入到晚明以来，相对于之前的时代，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质言之，即是世俗的市民文化的兴起，以及文人士大夫雅逸文化的不断接受质疑、不断地趋于衰落。由此而来的，作为文人雅逸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书法艺术、确切地说即是“二王”一脉帖学书风也就不可避免处于历史情绪的消极状态。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有些时候指的是比较抽象的存在（比如哲学童心学的出现、诗学中性灵说的提出等等），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又是很具体的客观事实（比如书写材料的变更、作品陈列空间的变化等等）。晚明的书法家作为一个心灵敏锐的创作群体，准确地把握着这一系列的或者抽象或者具象的变化，并将其带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于是，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普遍地呈现出对于“二王”书风的叛逆姿态。徐渭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位。以《淮阴侯祠诗》卷为例，从这件作品的字里行间不难辨别，在徐渭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他所浸淫其中的文化艺术氛围已然完成从细腻到粗放、含蓄到张扬的转变，而徐渭在这件作品中对某些个别字型的出乎意料的夸张化处理，则可以看做是他对于所感受到的社会文化出现转变的回应。《淮阴侯祠诗》卷里的每一个字或者每一个点画都是沾染了书写者的主观情绪的，这种情绪，有面对突如其来的惊恐，也有压抑的欲望得以释放的欢唱，或者更多的是不可名状的模糊话语，但无论如何这些是无法通过“二王”一脉的书写技巧表现的。
当然，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而言，徐渭的破坏性书写行为，更多地还是来自于他的主观欲求。创作《淮阴侯祠诗》卷这件作品的时候，徐渭已然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距离他的辞世不过还有十数年，一般而言，在这时候青壮时期的激昂亢奋不免要被无可奈何的黯然、淡然所置换。但在《淮阴侯祠诗》卷这件作品里面，观者所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笔力依然沉着，空间转换则更加神秘诡异，完全没有向来论书者所津津乐道的人书俱老，依然是生命力的自然蓬勃。顺便可以提到，所谓人书俱老，是否根本就没有多少逻辑的必然性？因为在西方的毕加索等艺术家那里也有着与徐渭同样的创作现象，他们的年龄虽然在增长，生理机体在衰老，但他们的生命力却丝毫没有衰落的迹象。关于这一命题，此处暂不展开论述。结合到徐渭的一生遭遇，可以想见，在经历了百般的磨难之后，他没有被厄运征服，相反他还有贝多芬似的“扼住命运喉咙”的冲动。由此可见，徐渭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狂者。在我们的文化情境里，所谓狂者，即是面对巨大疑惑的质问者，一旦求解不得，却又欲罢不能，遂由此而狂放、由此而咆哮。徐渭正是这样的狂者。理解了狂者的徐渭，也就不难理解破坏性书写着的徐渭的书法，《淮阴侯祠诗》卷里的起止顿挫、闪展腾挪，分明就是徐渭在生命晚年面对绝望发出的狂者怒吼。
四
后世的书法创作者，如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曾毫不吝啬地表达着他们对于徐渭的无限仰慕之情。其实，他们的创作也确实无一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徐渭的影响。对于后世的这些创作者而言，徐渭及其创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有西方美术史学者在谈到塞尚的时候，认为可以将西方美术史以塞尚为分界点划分为塞尚之前的时代和塞尚之后的时代。塞尚之于西方美术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是否我们可以以徐渭为分界点，将中国的书法史、绘画史划分为徐渭之前和徐渭之后两部分，则是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无论如何，徐渭对于后世创作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
以书法为例，讨论徐渭的书法创作对于后世的影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讨论徐渭的破坏性书写在他的后来者那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作用和影响对于书法史而言意味着什么？相信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徐渭的破坏性书写式的书法创作（当然也不仅是他自己，还包括他所代表着的那一创作群体）同崛起于清代的碑学运动，似乎其间有着某种隐性的逻辑关系。不是说徐渭的书法创作引发了碑学的兴起，而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反叛对象，即晋唐以来的“二王”帖学。当然这两种反叛行为的展开未必出于完全相同的缘由。正是由于两者面对着共同的反叛对象，因而徐渭的破坏性书写以及由此所引申附带的审美意趣等，基本上在后世的碑学崇尚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比如金农。应该说，从外在的表现形式上看，金农并没有从徐渭那里获取太多的创作资源。不过，若加以细致的辨别其实不难发现，金农所秉承的创作观念以及审美意趣同徐渭是一脉相承的。就创作观念而言，徐渭和金农无疑都将一己个性的表现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基点，在徐渭之前，这种个性在创作中流露是不太明显的，即便有，也无非是自然而然的流露，绝非主观地使之呈现。这一点在徐渭的创作中有了本质性的改观，而这种转变在其后的创作者如金农那里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事实也证明，徐渭的狂草、金农的漆书都是书法史上的一种奇异存在，这样一些创作者及其作品的存在，不仅破坏掉了“二王”帖学的温文尔雅的表达方式，而且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其不无虚幻的审美理想。或者可以说，社会文化史发展到徐渭生存的那个时代，对真实性的渴求已然成为了首要的选择，也正是因为这样，徐渭等人才对“二王”帖学以及其内在文化支撑展开史无前例的批判与颠覆。这种批判与颠覆的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依然存在于当下很多创作者的创作观念之中。
日本某历史学派一直认为，现代性不仅仅属于西方的欧洲，东亚地区同样有自己的现代，而他们也一直致力于寻找和论证自己的社会历史的现代性起点。他们认为，这个起点或者在宋代或者在明代。如果这一论断比较可信的话，由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徐渭以及徐渭的后来者们，是不是在他们的破坏性书写中不无艰难地寻找着一条东方艺术的现代之路？因为在徐渭和徐渭之前的创作者之间，断裂性的区分依然很明显。具体到某些作品的对比，如怀素的《自叙帖》和徐渭的《淮阴侯祠诗》卷，会发现晋唐一脉的狂草与宋元明一脉的狂草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最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晋唐狂草中所体现的或隐或现的宇宙法则以及狂放不羁中蕴含着的理性精神，在宋元明以来的创作中逐渐地消失殆尽。如果能够把强调和谐与强调冲突作为古典与现代的分界点，那么就有理由将前者视为古典而将后者视为某种现代性的存在。进言之，徐渭的破坏性书写、徐渭的书法艺术，如果追问其意义和价值的话，其现代性的表征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五
淮阴侯列传范文4
关键词：《史记》；成语；语源；构成方式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4-208-01
成语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一独特的词汇现象的辑录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从20世纪开始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成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史记》中的成语一部分是源于先秦典籍的，就其语源材料构成成语的方式而言，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经过加工改造而成的。其改造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换字法
将原型成语中的某一个字更换成另外一个同义或者近义，甚至是反义的字。
发号出令——《书》：“发号施令，罔有不藏。” 《史记·苏秦列传》“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
以管窥天——《庄子·秋水》﹙《集释》六下601﹚：“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闚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 《史记·扁鹊传》一五2788：“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郗视文。’”
痛入骨髓——《战国策·燕三》三一1134：“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 《史记·淮阴侯传》 九二2612：“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二、调序法
后世通行的四字格成语的语序是在语源的基础上调整顺序而成，其意思不变。
人给家足——古逸书《乐稽耀嘉》﹙《艺问类聚》﹚一二224：“武王承命兴师……克殷之后，民乃大安，家给人足。” 《史记·太史公自序》一三3289：“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妒贤嫉能——《战国策·秦五》七288：“其为人嫉贤妒功臣。” 《史记·范雎列传》七九2412：“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
三、截取法
在原典中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后世截取其中一部分以构成成语。
时不再来——《国语·越语下》二一652：“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史记·淮阴侯传》九二2625：“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
食不甘味——《战国策·齐策》一二442：“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为死士置将，以待卫氏。” 《史记·孙子吴起传》六五2161﹙：“﹙吴王﹚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之。’”
四、捏合法
一个成语的两个语素，在原典中分别属于上下两句，在每一个分句中选取一两个代表性的词语组合以成词。
归马放牛——《尚书·武成》﹙《十三经注疏》本184上栏﹚：“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论功行封——《管子·地图》﹙《诸子集成》本160﹚：“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史记·萧相国世家》五三2015：“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
五、增字法
有的成语是在原文基础上增加适当的词语以构成四字格的基本形式。
肝胆涂地——《战国策·燕一》二九1050：“﹙张仪谓燕王曰﹚‘厨人进斟羹，因反斗而击之，代王脑涂地。’”。 《史记·淮阴侯传》九二2623：“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
间不相能——《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十三经注疏》本1971上栏﹚：“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史记·衡山传》一一八3095：“衡山亡、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
六、节录法
节录一句话或者一段话中有代表性的词语合并成词。
时不可失——《尚书·泰誓上》﹙《十三经注疏》本181上栏﹚：“时哉，弗夫可失。” 《史记·吴太伯史记》三一1463：“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
嫉贤妒能——《战国策·秦五》七288：“其为人嫉贤妒功臣。” 《史记·高祖本纪》八381：“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所以失天下也。”
一日千里——《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
淮阴侯列传范文5
释义：指早晨做好了饭在被子里就把它吃掉。蓐：通“褥”。坐卧时铺在床椅上面的垫子，褥子。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原文：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淮阴侯列传范文6
按照严格的“悲剧精神”，悲剧感从何而来？至少得有以下前提条件：
第一，人物应有崇高而不是卑琐的人格，纯粹而丰富复杂的人性。也即这个人物不是完美的，但是在某一方面他是纯粹的，体现人之“生命性”，而不被“非生命”所异化；
第二，在人为安排或命运注定的情况下，人物遭遇了令人同情的不幸，但是人物能够从生命本性或人格精神深处奋起反抗，也可能犹豫再三，但绝不能是一味无原则地屈从；
第三，人物反抗不幸或“反抗绝望”，在人为或命运的强大压制下，最终都偶然或必然地宣告失败，但是其反抗的行为方式带来了心灵深处发自人性或一切生命本性的净化与震撼。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实严格的“悲剧”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
一、 项羽和刘邦
项羽极有可能是整个《史记》中司马迁唯一处理为“悲剧”的人物。在《史记》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中，项羽式的人物并不多。
以上三个“悲剧”前提条件，项羽和刘邦在《史记》中恰好是鲜明的对比。
首先，崇高而不是卑琐的人格，纯粹而丰富复杂的人性。
项羽残暴，但是从人性、人格来说，他则显得真诚、纯粹而又真实、丰富，心中有“道德法则”。韩信对项羽的评价最可以体现出项羽性格的真诚、矛盾、丰富：喑叱咤而言语呕呕，爱人礼士而妒贤嫉能，分衣推食而异常吝啬，仁爱恻隐而凶残暴虐，神威勇猛而儿女情长。而司马迁则有意地将其与刘邦对比后显现出项羽“真人”的性格。
项羽生于将相世家，心中有世家的道德，他的举动总要体现出将军世家的“高贵”；而刘邦长于市井，不循规则，常狎侮宾客，玩欺骗的把戏，做了皇帝还当群臣之面戏弄父亲。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法则――“仁义”，在项羽，是心中的道德法则，但也只是对待个体信任的朋友；而在刘邦，则只是口中的道德旗帜，从争夺天下而言，联合诸侯讨伐弑义帝“不义”的项羽，道德只是旗帜与工具。
这其实正是“道德法则”的歧路，“仁义”不是“心中的道德法则”，而成了说说而已、利用一下的“手段”，所以终至鲁迅先生所说的道德仁义“吃人”的千年史。
其次，反抗不幸，反抗绝望。
项羽成功得势时，心怀仁义放了刘邦。项羽兵败被困，四面楚歌，悲歌，快战，拒渡，自刎，主人公与读者耳边都会反复萦绕一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尽管旁观者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对于项羽来说，他做他该做并且能做的反抗，最彻底、痛快地反抗刘邦的大势或者命运的不幸。其中的残忍、英勇、叹息、苦笑，无一不令人心生悲壮与崇高感。所以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相反，刘邦则“阴”得很，先入关中先任性后又听计韬光养晦，封国后又听计“暗渡陈仓”，失败后只身遁逃、乔装打扮，甚至抛弃儿女不顾父兄。而他一旦得势得利，对项羽步步进逼紧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种成功不让人崇敬。
再次，其反抗给人心灵的震撼。
项羽一作战，人皆敬畏而服之。巨鹿之战得意时且不论，东城之战项羽带领百余骑突围后又陷入重围，“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王众将也皆服。至此，读者又何尝不是倍感震撼？
最典型的“悲壮”的震撼还有《垓下歌》。《垓下歌》给人的意境是失败者项羽的“悲壮”，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尽管“时不利”于理有谬处。然而《大风歌》传达的却是胜利者汉高祖的“悲哀”“悲凉”：表面上兴奋、欢乐、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恐惧和悲哀。但这“悲哀”“悲凉”不是“悲壮”：“猛士”都被他杀了、烹了、醢了，当然没人替他镇守边关了。
刘邦虽然成功了，却也没有带来相应的崇高、高贵的“震撼”与“快意”。中国文化悲剧传统消逝之源是否即于此呢？
二、 项羽和韩信
项羽和韩信，二人都是楚汉之际人，都有过人的军事才华，最终都被刘邦诛灭：一个是在楚汉相争中自刎，一个是在“天下已集”后“叛逆”被诛。有超人才能的人却不能成就事业或善终，总令人为之抱憾，感到悲哀。
《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悲剧的三个前提条件都具备了，而《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却只满足第一个条件。自然，韩信也就不能算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在《史记》的文字中，《项羽本纪》是一出悲剧，而《淮阴侯列传》则不是。
一方面，可以说韩信性格有一些“缺陷”，但是其人格确是真诚、善良的，他自尊、知恩又理性，也可谓具有纯粹的人性、人格。
然而另一方面，面对一切压抑乃至危及生命的不幸遭遇，韩信选择了忠诚、感恩，或者说是屈从与隐忍，最后不得已“消极”地抵抗。其实早先更关键的时刻，武涉、蒯通已说之再三，韩信终不肯反。“天下已集”，做了楚王，因被猜忌而降为淮阴侯，仍在隐忍。“称病不朝从”是一种消极反抗，消极反抗给人的是压抑、阴郁，自然不是心灵深处的净化和震撼。对于韩信来说，“积极”反抗就是早该“自立”，三分天下。
当然这一切都不“怪”韩信，只“怨”韩信太善良，刘邦太心狠。而从文学、人性的角度来说，当真诚被虚伪肆无忌惮地压制，善良被恶毒一无反抗地毁灭的时候，一切的场景还能令人净化和震撼吗？不，是悲哀。所以，四面楚歌后，项羽认输了，但却仍不甘心于这种压制与毁灭，所以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令人震撼；而韩信的结局，则只能说是刘邦有意制造的一出人间惨剧，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