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侯韩信者范例6篇

淮阴侯韩信者范文1

我朋友一听,恍然大悟,说道,“哎呀,这可真是个大问题。我在北京城里,至少在我那个领域里,许多事都是我说了算。可一回到家里,心里就马上失衡,充满了挫折感。老婆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现在连闺女也不太理会我。”听我言罢,他才发现真正的症结,是在于太将自己当一回事。我笑着说,这当然会出问题。回到家里,凭什么家人要像外人那样仰着头看你?

我这朋友悟性高,当下心态一转,后来,就渐入佳境了。也幸好如此,如若他继续不平衡,最后难保不会变成司马迁所说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

“日夜怨望,居常鞅鞅”,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与汉高祖,相较于他们夫妻,当然是两码子事。不过,中的某些心态,倒可稍稍一比。话说,淮阴侯韩信与汉高祖刘邦的关系,后世聚讼不已,历来论者,多将矛头指向刘邦,认为是刘邦滥杀功臣。但平心而论,刘邦并不觉得非杀韩信不可。当初他把韩信从齐王改封楚王,仍不放心,遂用陈平之计,把他抓了,送回洛阳,不久又赦免其“罪”,改封淮阴侯。至此,等于老虎拔了牙,只要韩信“安分守己”,刘邦自然也就不再难为他。毕竟,杀一个这么重要的功臣,负面影响太大了。当刘邦大致罢手之后,这时,问题的关键,就转到了韩信身上。

韩信沙场上指挥若定,尤其擅长盱衡全局。可惜,他看得清外头,却看不见自己。当天下形势已变,他却没办法心态也随之一转,到了洛阳,只见他“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只有怨恨,只有不平。他怨恨“汉王恶畏其能”,他不平“与绛(绛侯周勃)、灌(颖阴侯灌婴)等列”。他对于每回上朝都得和周勃、灌婴等人同列,不仅羞愧,简直觉得无地自容。

是的,人一旦昧于形势,一旦能起而不能落,就会把自己逼到进退维谷。韩信打从出关击魏,继而平赵、定燕、灭齐,最后再由楚王贬成淮阴侯,前前后后,不过四年。换言之,在犹未出关的四年之前,顶多,他就是和周勃、灌婴平起平坐;甚至在萧何竭力举荐之前,面对绛、灌二人,恐怕还得矮上一截。当初起,后来落,现在峰回路转,也不过又变回与周勃、灌婴平起平坐,他竟然就羞愧难当、完全受不了了。

淮阴侯韩信者范文2

在当时制度背景下,上述记载意味着发生了如下变化:文帝以前淮南国疆域内有三个列侯的封邑,其赋税归列侯所有;文帝即位后将这些侯邑从淮南国迁出,在汉朝直辖的郡中重新安置;三位列侯的赋税收入改由新的侯国支付,原来的侯国恢复为县,其赋税转归淮南国所有。这一变化使淮南王得到“三县之实”,汉朝则损失了相应的赋税收入。薄昭、贾谊说文帝对淮南王“甚厚”、“不薄”,都是指此而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事既令淮南王受益,而令汉朝吃亏,淮南王为何“不肯”?淮南王既然不肯,文帝又为何非要强行“易之”?看来,此事背后还有我们尚不知道的历史内容,以情理推之,这些内容又必定对淮南王不利而对汉文帝有利。学人对汉文帝“易侯邑”及与之有关的“令列侯之国”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论述,(注:如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年第9期,第14—21页;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2年第9期,第22—29页;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7—312页;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12—215页。)然于上述疑点皆未留意。今试考辨如下。

据《史记》、《汉书》相关各《表》所载,有可能位于淮南国疆域内的列侯封邑共有五个,即蓼、松兹、轪、安平、阴陵。(注:参阅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第301页。)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条《索隐》曰:“县名,属六安。”《汉书》卷28《地理志》“六安国”条本注曰:“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是蓼侯的封邑在淮南国内无疑。

《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松兹夷侯徐厉”,又有“祝兹侯吕荣”。松兹侯条《集解》引徐广曰:“松,一作祝。”《索引》曰:“《汉表》作祝。”《汉书》卷16《高后功臣表》有“祝兹夷侯徐厉”,但又说“祝兹……在《恩泽外戚》”。同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确有“祝兹侯吕莹”。对这些记载上的混乱,前人已经考证清楚。王先谦《汉书补注》“祝兹夷侯徐厉”条引陆锡熊云:“厉以吕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又吕荣以吕后八年封祝兹。二侯不应同时并封一地。班于《表》末已明言祝兹在《恩泽外戚》,则《功臣表》之徐厉从《史表》作松兹为是,盖传写误耳。”(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页。)钱大昕也认为:“当以庐江之松兹为徐厉国,琅邪之祝兹为吕荣国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页。)今案汉初庐江郡属淮南国,故松兹侯的封邑也在淮南国内。

《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有“轪侯利仓”,《索引》曰:“县名,在江夏也。”《汉书》卷16《惠帝功臣表》有“轪侯黎朱苍”,与上文“利仓”肯定是一人。同书卷28《地理志》江夏郡有“轪”县,其地在江夏郡东北角,即今河南省光山县一带。又沈约《宋书》卷37《州郡志》西阳郡条:“孝宁侯相,本轪县,汉旧县。”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据学者考证,沈、郦所言之轪在江夏郡东部,即今湖北省浠水县。汉初轪国究竟在今河南光山,还是在今湖北浠水?学者看法不一。(注:参阅《汉书补注》卷28《地理志》江夏郡轪县条,第711页;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第14—21页;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第22—29页。)李开元则认为,轪国本来在今湖北浠水,文帝“易侯邑”时才将其迁至今河南光山一带。(注: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第302页。)可以肯定的是,今光山和浠水之地汉代都属江夏郡。而据王国维研究,江夏郡可能是武帝元狩年间所置,在那之前,“江夏属县半为衡山故郡。吴芮之王衡山,实都邾县。及芮徙长沙,而衡山为淮南别郡,英布、刘长迭有其地。”(注: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543—544页。)周振鹤又进一步指出,“江夏郡西部汉初当为南郡之地;衡山、南郡之界当在下雉、邾县一线以西。”(注: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今案《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汉朝直辖区域之淮水以南部分,以胡(湖)阳、舂陵、随、西陵、沙羡、州陵、下隽一线为东界,(注:参阅拙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页。)证明王、周二先生之说大致不错。而今光山和浠水都在此界以东,因此,汉初轪侯的封邑无论在今光山还是在今浠水,都在淮南国境内。(注:李开元推测说,今光山一代“当本为淮南国领土”,文帝易侯邑时,“由淮南国割出”,或者“前此已经由淮南国削除编入于汉南郡,此时由汉拿出作为补偿土地,用于侯国迁移”。但缺少直接证据。见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第302页。)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安平侯”,《索隐》曰:“县名,属涿郡。”案《汉书》卷28《地理志》,涿郡确有安平县。据此,汉初之安平侯国在涿郡,而不在淮南国。《汉志》豫章郡也有一个安平县,本注曰“侯国”,王先谦《补注》曰:“长沙孝王子习国,元帝封”,见《汉书》卷15《王子侯表》。是豫章郡之安平侯国乃元帝时封。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自应采信《史记索隐》之说。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又有“阳陵侯傅宽”,《汉书》卷16《高祖功臣表》同,然《索隐》曰:“阳陵县属冯翊。《楚汉春秋》作阴陵。”检《汉书·地理志》,阴陵县在九江郡,汉初属淮南国。钱大昕认为:“冯翊之阳陵,景帝陵也。汉制,陵县属太常……不以封诸侯。《汉志》:‘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则高帝时尚无阳陵之名,《楚汉春秋》作‘阴陵’,近之。”(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第21页。)若从此说,则傅宽应为阴陵侯,而非阳陵侯。但王国维认为:《史》《汉》功臣表都作“阳陵侯”,《史记》卷98《傅宽传》也称其为“阳陵侯”;又“潍县郭氏有阳陵邑丞封泥,邑丞者,侯国之丞,足证傅宽所封为阳陵而非阴陵”;又用“秦阳陵虎符”证明秦时已有阳陵县,汉初之阳陵县乃“因秦故名”。(注:王国维:《秦阳陵虎符跋》,《观堂集林》第3册,第905页。)王氏之说,证据凿凿,则傅宽之侯邑当为阳陵,而非阴陵。汉初淮南国内有阴陵侯国之说,也可以排除了。

经以上考证,被文帝从淮南国迁出的三个侯国应是蓼、松兹和轪。据《史》、《汉》功臣表,蓼侯孔聚乃高祖功臣,曾是韩信手下一员大将;松兹侯徐厉随刘邦起兵于沛,但无显赫战功,吕后四年才“用常山丞相侯”;轪侯利仓亦未见有战功,惠帝二年以“长沙相侯”,吕后二年卒,其子利豨袭爵。三侯与淮南王刘长既无历史渊源,亦无利害关系。文帝将他们的侯邑从淮南国迁出,看不出对淮南王有什么损害,也看不出对文帝有什么好处,其间应当另有隐情。

细检史籍,我们发现,除上述三侯之外,刘长的舅父赵兼也与此事有关。《史记》卷10《孝文本纪》元年载:“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同书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系此事于文帝元年四月辛未,《索隐》曰:“县名,属上郡。”案《汉书》卷28《地理志》,上郡有阳周而无周阳,《索隐》误。《史记正义·孝文本纪》引《括地志》曰:“周阳故城在绛州闻喜县东二十九里。”其地汉初属河东郡,在汉朝直辖区域内。这件事孤立地看没什么特别,但若将其与文帝“易侯邑”一事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文帝之前,王子封侯例皆置侯邑于本王国内。如惠帝元年长沙王子吴浅封便侯,邑在桂阳郡,汉初属长沙国。吕后元年长沙嗣成王子吴阳封沅陵侯,邑在武陵郡,亦属长沙国。吕后二年齐悼惠王子刘章封朱虚侯,邑在琅邪郡,属齐国。吕后六年齐悼惠王子刘兴居封东牟侯,邑在东莱郡,亦属齐国。吕后二年楚元王子刘郢客封上邳侯,邑在薛郡,(注:(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东海郡下邳条注引应劭曰:“邳在薛,其后徙此,故曰下。”臣瓒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9页)《水经注疏》卷25《泗水注》:“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迳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30页)《汉书补注》卷15《王子侯表》“上邳侯郢客”条王先谦曰:“上邳即邳,在薛县。”(第169页))属楚国。(注:吕后时割楚国薛郡另立鲁国,封张敖和鲁元公主之子张偃为王。《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平侯”条:吕后六年,“薨,子偃为鲁王,国除。”(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0页)《汉书》卷32《张耳传》:“高后元年,鲁元太后薨。后六年,宣平侯张敖复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鲁王”。(第1842—1843页)是割薛置鲁在吕后六年。《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系于吕后元年,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系于惠帝七年,《汉书》卷16《高祖功臣表》“宣平侯张敖”条系于吕后二年,皆误。参阅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7页。)张敖原为赵王,后废为宣平侯。吕后八年封其子张侈为信都侯、张受为乐昌侯,其邑都在赵国,(注:据《汉书》卷28《地理志》,信都县属信都国,汉初属赵国无疑;乐昌则属东郡,不在赵国境内。但《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汉朝直辖县道中无乐昌,其东郡北部以顿丘、观、东武阳、阳平、聊城一线为界,乐昌在此界之外,当时应属赵国。又《后汉书》卷45《张酺传》言:“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8页)钱大昕认为张寿即张受,故乐昌国应在汝南郡细阳县之池阳乡。钱氏似不知《汉志》东郡有乐昌,故曰“不审《地理志》何以阙之”。见《廿二史考异》,《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第29页。笔者认为,汉初即有乐昌县,则乐昌侯国理应在此。张受后人定居细阳可能另有原委。《后汉书》之说未可遽信。)当是依王子封侯之通例。

王子如此,王之外戚也是如此。《史记》卷10《孝文本纪》元年载:在封赵兼为周阳侯的同时,又封“齐王舅父驷均为清郭侯”。《集解》引如淳曰:“邑名,六国时齐有清郭君。”清郭,《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误作“清都”,故《索隐》曰:“清郭侯驷均。齐封田婴为清郭君。”《汉书》卷4《文帝纪》作“靖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清郭”条:“清,读若靖,即《战国策》之靖郭也。”(注:《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第30页。)《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载:齐国贵族田婴封于薛,死后“谥为靖郭君”。《索隐》按:“谓死后别号之曰‘靖郭’耳,则‘靖郭’或封邑号,故汉齐王舅父驷均封靖郭侯是也。”明董说《七国考》卷1“靖郭君”条曰:“按战国臣死无谥,《索隐》为是耳。靖郭君,又名薛公。”(注: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页。)是靖郭乃齐国地名,汉初因之,文帝以封驷均。钱大昕赞同此说,还据此对赵兼封于河东周阳之说提出质疑:“予谓驷均以齐王舅父得侯,即裂齐地而封之;赵兼以淮南舅父得侯,其封邑亦当在淮南境内。”(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周阳”条,《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第30页。)钱氏认为汉初诸侯王之外戚封侯当从王子之例封于王国之内是对的,认为赵兼的封邑应在淮南国境内却错了。他忽略了文帝在淮南“易侯邑”之事。

易侯邑和封赵兼发生在同一年,其间存在这样的逻辑关联:淮南国内原有的侯邑既须迁出,赵兼的侯邑当然不能置于淮南国内。那么赵兼是否会因此而离开淮南国呢?按照汉初制度,列侯例不就国,功臣侯大都居住在长安,王子侯一般都住在王国的都城。(注:参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页。)王之外戚当与王子同。因此,赵兼虽封于周阳,仍可留在淮南王身边。然而这一制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赵兼受封半年后,文帝便下达了“令列侯之国”诏。《史记》卷10《孝文本纪》二年十月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大概列侯们都不愿之国,因而拖拖拉拉,迟迟不肯动身。于是,次年十一月文帝又下诏重申前命:“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文帝决心很大,绛侯周勃因此被免去丞相之职,举家搬到绛县。周勃带头,其他应该就国的列侯想必也都离开了长安。“列侯之国”作为一项制度肯定具有普遍性,而非专门针对住在长安的列侯而设。(注:说见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第19页。)这样一来,赵兼就必须远离淮南而就国周阳了。后来,刘长谋反事发,文帝“尽诛所与谋者”,(注:《史记》卷118《淮南列传》,第3079页。)而赵兼虽被认定“有罪”,却只受到“免侯”的处分,(注:《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第996页;《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第684页。)可能就是由于他不在刘长身边、未直接参与谋反的缘故。

列侯之国令是文帝下达的,建议却是贾谊提出的。《史记》卷84《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有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他向文帝提出令列侯就国的建议,必有一套说法。上引文帝诏中“朕闻古者”云云,可能就是从贾谊的疏中抄来的。不过,汉代列侯无治民权,(注:参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78页。)即使就国也“无由教驯其民”。故诸侯“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的古代盛世情景,不可能通过“列侯就国”而再现。贾谊和文帝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对如此简单的道理不会不懂。“吏卒给输费苦”倒是实情,但只涉及少数侯国臣民,对朝廷影响甚小。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贾谊和文帝提出并强制推行这一举措,一定还有其他政治用意。

马雍认为,令列侯之国“是为了把丞相绛侯周勃以及其他一些居住在长安的列侯遣散到他们所封的县邑去”。(注: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第19页。)李开元进一步指出,文帝此举是为了削弱朝廷中以列侯为代表的“军功收益阶层”的力量。这种解释固然不错。功臣侯势力确实是汉初举足轻重的力量。刘邦消灭异姓王靠的是他们,在长安发动政变、消灭吕氏、迎立文帝的也是他们。文帝入京前,代国群臣大多不信任这些“习兵,多谋诈”的“高帝时大将”,文帝也曾“狐疑”。入主未央宫后,当夜就“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用代来旧臣控制京师宿卫力量,也表现出文帝对功臣侯势力的防范心理。(注:《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3—417页。)

当时长安功臣集团的代表是绛侯周勃。由于消灭诸吕立了头功,文帝升他为右丞相,居百官之首,并赐金五千斤,邑万户。但不久便有人对他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周勃听后“惧,亦自危,乃谢归相印”,而文帝亦“许之”。第二年丞相陈平卒,文帝“复用勃为相”,但不久又“免相”,让他带头“之国”去了。周勃之国后仍战战兢兢,“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以至有人上书“告勃欲反”,被廷尉逮捕下狱,几乎丢了性命。(注:事见《汉书》卷40《周勃传》,第2055—2056页。)周勃的遭遇表明,文帝对长安功臣侯势力确是有所提防的。

然而总的来看,文帝与功臣侯势力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张。列侯身份尊贵,但没有多大权力。他们远离自己的封邑,所能调动的资源只有“家臣”而已。陈豨反叛时,淮阴侯韩信欲在长安策应,但他能做的只是“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然后率领这些“徒奴”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恐怕很小。周勃等人能战胜吕氏,是因为他们从吕氏手中骗取了南北军的控制权,否则也不可能成功。文帝对此当然十分清楚,所以一入宫就派宋昌控制了南北军,从而控制了长安的局势。此时的功臣集团对文帝只能俯首听命了。在这种形势下,贾谊也不认为功臣侯会对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理由很简单,列侯国小而力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他还拿韩信、黥布、彭越等诸侯王同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列侯做了一番比较:“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注:贾谊:《新书·藩强》,第39—40页。)他相信仅“为彻侯而居”的功臣们没有谋反的本钱。何况文帝时,萧何、曹参、张良、樊哙、王陵、陈平、郦商、傅宽、靳歙、周昌、任敖等重要功臣都已去世,功臣集团的力量已大不如前了。

此外,汉初对付各种危险人物和势力的办法,通常是将其迁至长安附近的陵县,就近加以监视和控制。正如《汉书》卷28《地理志》所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按照这一逻辑,将居住长安的列侯遣回关东各地,反不利于对他们的控制。从实际效果看,“列侯就国”对功臣侯势力的削弱也很有限。文帝诏明言“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则实际就国的大多是没有职务的列侯,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去世功臣的子孙。《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文帝令列侯之国后,长安仍有不少列侯。而当时在朝中任公卿要职的列侯,只有周勃免相就国,其他如颍阴侯灌婴、北平侯张苍、汝阴侯夏侯婴、棘蒲侯陈武等皆未就国,朝中权力格局并未因此发生大的变化。

看来,“令列侯之国”诏表面上是针对长安的功臣侯及其子孙的,因此而之国的也大多是他们,但仅仅用削弱长安功臣集团来解释文帝此举的用意仍然不够充分,甚至有些勉强。而赵兼一事使我们意识到,“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两项措施是相互关联的,贾谊和文帝设计这两项措施,很可能是通盘考虑的,主要目的是想解决只有这两项措施同时发挥作用才能解决的某个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诸侯王之子弟和外戚所受的影响比功臣侯更大,因而王国势力很可能是文帝此举之不便明言的主要打击目标。

淮南王刘长是刘邦少子。文帝即位时,刘邦之子仍在世者除了文帝就只有他了。《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载:大臣消灭诸吕后议立新帝时,刘长也是被考虑的候选人之一,但因其年少,“母家又恶”,而被否决了。这里的“母家”即指刘长的舅父赵兼。可见,文帝即位后,刘长在诸王中血统最尊,对文帝的皇位和权威都有一定威胁。而刘长不知收敛,“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文帝令薄昭对他提出警告之后,刘长非但不听,反而“不悦”,遂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注:《汉书》卷44《淮南王传》,第2136—2140页。)对这样一个诸侯王,文帝当然要及早设法加以控制。文帝元年,刘长不过二十岁,他的几个儿子或在襁褓,或在孕中,(注:《汉书》卷44《淮南王传》曰:高祖八年,其母“有身”。若次年出生,至文帝元年当二十岁。(第2135页)又曰:“孝文八年……王有四子,年皆七八岁”。(第2144页)则文帝元年,四子或刚刚出生,或尚在孕中。)都不能成为他的助手,因而舅父赵兼必是他身边最亲近、最重要的人物。赵兼早有“恶”名,也会增加文帝对他的顾忌。此人因文帝“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而离开淮南国,正可起到削弱刘长势力的作用。这显然对文帝有利,而对刘长不利。明乎此,文帝之所以要强行“易侯邑在淮南者”,以及刘长之所以“不肯”,便都可以理解了。

文帝即位之初,诸侯王方面的威胁主要来自淮南国和齐国。所以继淮南之后,文帝又在齐国推行“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以削弱齐王势力。

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庶长子,食七十余城,是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惠帝六年,悼惠王卒,其子哀王继位。吕后死后,诸吕“欲为乱”。哀王二弟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当时都在长安,“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哀王“既闻此计”,与舅父驷均等发兵屯于齐国西界,并联合其他诸侯及驻军荥阳的汉将灌婴,“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不久,刘章联合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在齐王的声援下发动政变,消灭了吕氏,并“议欲立齐王”。但有大臣指出:“齐王母家驷均,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遂改变主意,迎立代王为帝。文帝即位后,将吕后夺走的城阳、琅邪、济南三郡还给齐国,但齐哀王仍因没作成皇帝而心存不满。刘章和刘兴居为消灭吕氏立了大功,周勃等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但文帝听说二人原想迎立齐王,遂“绌其功”,各益封二千户了事。第二年,文帝割齐国二郡封他们为王,“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但二人仍“自以失职夺功”而愤愤不平。文帝元年,齐哀王卒,子文王继位。文帝三年,刘章卒。同年,刘兴居乘匈奴入侵、文帝亲往代国指挥抗击之时发兵反叛,结果兵败自杀,国除为汉郡。(注:《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1999—2010页。)这时,悼惠王诸子中最有影响的刘章、刘兴居两人都已不在,齐文王年幼,暂时不能有什么作为。但哀王舅父驷均尚在,悼惠王的另外十个儿子也都在文王身边,齐国对文帝仍是一大潜在威胁。贾谊曾警告文帝:“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者乎!”(注:贾谊:《新书·宗首》,第25页。)“谋为东帝”者指淮南王刘长,“西向而击”者指济北王刘兴居,“莫大诸侯”则指齐国。文帝对之当然不会掉以轻心。

四年五月,文帝将齐悼惠王子十人同时封为列侯,(注:“十”,《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汉书》卷4《文帝纪》、卷38《高五王传》皆误作“七”。)而其侯邑似皆不在齐国境内。据《汉书》卷15《王子侯表》,十侯是管侯罢军、氏丘侯宁国、营侯信都、杨丘侯安、杨虚侯将闾、朸侯辟光、安都侯志、平昌侯卬、武成侯贤、白石侯雄渠。杨虚,《汉书·地理志》作“楼虚”,属平原郡。《水经注疏》卷5《河水注》:“《地理志》杨虚,平原之隶县也。汉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庐为侯国也。”《汉书补注》卷15《王子侯表》“杨虚侯”条先谦曰:“杨虚即平原楼虚县。”是杨虚侯之封邑在平原郡。朸、平昌,(注:《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作“昌平”,误。)据《汉书·地理志》皆属平原郡。白石,见于《汉书·地理志》金城郡,然《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胶东王雄渠”条《正义》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县北二十里。”唐德州安德县即汉平原郡安德县。据此,平原郡亦有白石,刘雄渠之封邑当在此。武城,见于《汉书·地理志》定襄郡和左冯翊,然《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菑川王贤”条《索隐》曰:“《地理志》县名,属平原。”则唐人司马贞所见《汉志》平原郡下似有武城县。《正义》曰:“贝州县。”唐贝州武城县所在地紧邻《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原郡,汉初当属平原郡。杨丘即阳丘,(注:《水经注疏》卷8《济水注》:“(百脉水)西北流,迳阳丘县故城中。汉孝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第751页))在济南郡。管,《汉书·地理志》无此县,唯河南郡中牟条本注曰:“有莞叔邑。”《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条本注曰:“有管城。”然《水经注疏》卷8《济水注》载:“济水东,迳菅县故城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罢军为侯国。”据此,罢军封于菅。《疏》引赵一清曰:“《史》、《汉表》皆作管共侯罢军,误也……菅字为是。”(注:《水经注疏》卷26《淄水注》,第750页。)菅也在济南郡。《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原郡原是济北郡,属齐国。文帝二年以济北、济南二郡立济北国。(注:参阅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4—105页。)次年,济北国废,二郡遂归汉。以上七侯邑看来都在其中。

其余三侯邑,地望不详。营,《汉书·地理志》无。《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营侯”条《索隐》曰:“《表》在济南。”今案《汉书》卷15《王子侯表》“营平侯”条无此注,王先谦《补注》曰:“《索隐》:‘《汉表》在济南。’此夺济南二字。”据此,营当属济南郡。然《水经注疏》卷26《淄水注》曰:“(绳水)西北流迳营城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绳水又西迳乐安博昌县故城南。”(注: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第2253—2254页。)则营又在博昌县东南,当时属齐国。安都,《汉书·地理志》亦无。《齐悼惠王世家》“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条《正义》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阳县西南三十九里。”高阳见于《地理志》涿郡,汉初属燕国。氏丘,《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作“瓜丘”,皆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史记索隐》作“斥丘”,《汉书·地理志》属魏郡。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斥丘”条曰:“予谓斥丘侯唐厉,高帝所封,传三世,至元鼎初尚无恙,不应更封他人。”(注:《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第30页。)我认为,既然前面七个侯邑都在济北、济南境内,后面三个侯邑应当也不例外。《新书·五美》曰:“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注:贾谊:《新书·五美》,第67页。)贾谊此疏作于文帝六年之后,(注:上引《五美》之文又曰:“地制一定……栈奇、启章之计不萌”。阎振益、钟夏校注引卢文弨曰:“《汉书》作柴奇。柴与栈,音义得两通。”又曰:“《汉书》启作开,避景帝讳。”(第69—70页)柴奇即“棘蒲侯太子奇”,启章即“士伍开章”。二人参与刘长谋反在文帝六年。贾谊此疏,必作于其后。)所言是文帝已经在齐国实行过的办法,贾谊只是建议将这一办法向其他诸侯国推广。由此看来,将悼惠诸子封于削自齐国的济北、济南之地,是文帝有意做出的安排。除非二郡容纳不下,否则不应有例外。

悼惠诸子如此,哀王舅父驷均又如何?据前引史料载,驷均封于靖郭,其地当在齐国。然《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曰:“邬侯驷均,以齐王舅侯。”司马贞和颜师古都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推测说驷均可能先封靖郭后改封于邬。《史记》卷10《孝文本纪》“驷均为清郭侯”条《索隐》:“按《表》,驷均封邬侯。不同者,盖后徙封于邬。”《汉书》卷4《文帝纪》“驷均为靖郭侯”条师古曰:“岂初封靖郭后改为邬乎?”但杭世骏认为:驷均“享国甚短,并无徙封之说”,邬与郭可能“以偏旁形似而差”,“又并清字脱去耳”,因此“邬”可能是“清郭”之误。(注:见杭世骏:《史记考证》,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册,第105页。)其说也不无道理。今案《汉书·地理志》,邬县在太原郡,汉初属代国。文帝“易侯邑”是将王国内的侯国迁入汉郡,不大可能将驷均之邑从齐国迁入代国。然而据上引贾谊所言“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推测,文帝在封悼惠诸子的同时,也将齐国境内原有的侯国迁出了。因此,驷均的侯邑不会继续留在齐国。又《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邬侯驷均”条曰:“六年,坐济北王兴居举兵反弗救,免。”驷均对济北王谋反有“救”的义务,应当是由于他当时住在济北国境内。由此推测,靖郭可能就在齐国之济北或济南郡内,文帝二年改属济北国;三年,济北国废,靖郭便随之归汉了。

和淮南国相比,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在齐国收到了更明显的效果。悼惠十子和驷均应当都离开了齐国国都,居住在各自的封邑,从而落入汉朝济北、济南二郡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失去他们的辅佐和支持,年幼的齐文王当然不能有任何作为。从那以后,齐国一片宁静,未发生任何对汉朝不利的事件。故《齐悼惠王世家》载文王事迹,只有“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一句。《汉书》卷38《高五王传》亦同。

上节提到,贾谊曾建议文帝将其在淮南国和齐国的上述做法继续向其他诸侯国推广。文帝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呢?答案是否定的。

文帝八年封刘长四子为列侯时,刘安为阜陵侯,刘良为东城侯,其邑皆在九江郡,是淮南国旧地,但刘赐为阳周侯,其邑在上郡,刘勃为安阳侯,其邑在汝南郡,都是原汉朝直辖郡。(注:见《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第1003、1004页;《汉书》卷15《王子侯表》,第432、433页,卷28《地理志》,第1569、1617、1562页。)其后,文帝又封了几个列侯,而其侯邑仍有在王国中者。如十年封召奴为犁(《汉表》作黎)侯,其邑《汉书·地理志》属东郡,然《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东郡之东界,在东阿、鄄城、濮阳一线,黎县在其东,当时可能属梁国。十四年封孙单为缾侯,《索隐》:“缾,音瓶。”《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有瓶县,当即其邑,文帝十五年前属齐国。后三年封申屠嘉为故安侯,其邑《汉书·地理志》属涿郡,文帝时属燕国。(注:又:文帝十六年封韩颓当为弓高侯,《史记》卷93《韩信列传》“封颓当为弓高侯”条《集解》:“《地理志》河间有弓高县也。”《索隐》:“《地理志》属河间,《汉书·功臣表》属营陵。”(2636页)《汉书》卷33《韩王信传》“封颓当为弓高侯”条注引晋灼曰:“《功臣表》属营陵。”(第1857页)其时河间郡属汉,营陵则属胶西国。)景帝元年封楚元王子五人为列侯,其中刘秽为沈猶侯,《索隐》曰:“《汉表》在高苑。”《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高宛”,《续汉书·郡国志》作“高苑”,当时属齐国;刘埶为宛朐侯,《地理志》作“冤句”,属济阴郡。《水经注疏》卷7《济水注》:“济水又东北,迳冤朐县故城南。吕后(当作景帝)元年,封楚元王子刘执为侯国。”(注:《水经注疏》卷7《济水注》,第692页。)其地当时属梁国。这些情况表明,文帝在淮南国和齐国的做法并未形成制度,“易侯邑”只是针对性很强的权宜之计。

淮阴侯韩信者范文3

其实作为正规的历史著作,未必用得着大发感触,因为毕竟史学不能等同于散文。然而太史公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就注定了他难免在写作中融入自己的心灵,本来他的写史动机不过是接过父亲的遗愿,完备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但是在经历“李陵之祸”后,其形体乃至于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于是心情也大不同于往常,修史的动机也因此相应地作了调整,痛苦的心灵于是淹没在文字里不可自拔。我读《史记》就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一方面当成信史来读,另一方面,我宁愿把这煌煌五十万言当成覆盖着太史公平生苦楚的心灵史。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为了使自己永垂后世,那个满身萧瑟的巨人,面对着时人的侮辱抑或不解乃至不屑,究竟是如何独咽了屈辱的泪水,以无比坚毅的心志去描绘华夏的辉煌呢?一个人太苦,是需要发泄需要倾吐的,然而太史公天赋太高,稍稍一倾吐,他的文学气质即洋溢简上,后人大可不必用眼去看,而用心灵去体味,即可于文字间触摸到一种悲壮之美。

后来,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淮阴侯列传》与《李将军列传》了,因为无论是韩信,还是李广都是悲情的英雄。整部《史记》,最能打动人心的正是这样的悲情人物。

然而英雄毕竟是英雄,大凡英雄之人则必有非凡之举,或天生雄杰,英不可逼;相反,则落魄无比,仿佛无药可救,后者在我看来,毋宁是一种颇具文学色彩的铺垫: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竞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下。”于是信孰视之,倪出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韩信甫一出场,太史公就给他奠定了一种委琐不堪的基调,这与李广将军的出场大相径庭。韩信“贫无行”,别人都很讨厌他,最后竟到了将要饿死的地步。先是被亭长之妻羞辱,然后被漂母斥责,最后是被恶少所欺,韩信仿佛都能平静接受,然而细细品味,则发现绝不如此,亭长之妻不为韩信准备食物后,韩信的反应是“知其意,怒,竟绝去”,从他的反应中则能看出那种被隐匿着的磊落之气;当他受漂母一饭之恩后,慷慨允诺“吾必有以重报母”,话语当中也自有无比的抱负。而恶少当众羞辱他的时候,韩信也曾“孰视之”,“孰”字通“熟”,即为看了很久之意。我常常觉得这一个“孰”用得最妙,在这久久对视之时,韩信未必不曾动了杀机,但是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多年以后,韩信裂土封王,荣归故里时: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日:“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我每读到此处,常常就能联系到太史公自身的境遇。作为堂堂太史,竟遭受了任何男人都无法面对的官刑,常常想象太史公竟是如何以堪?如果不是身负父亲的重托,如果不是为一部史家绝唱得以垂世,他宁不能一死了之?非必得以残躯蒙羞于世?然而,所谓“杀之无名”,所以只能是“忍而就于此”。

我们可以读一读太史公的另一名篇《报任安书》,那种椎心泣血的控诉或许就是最好的注解。所谓“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但是“人固有一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辱和忍的权衡中,太史公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发生在韩信身上的这一细节,与其说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倒不如认为太史公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牟。

在辱和忍的权衡中,太史公也让韩信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忍一时之辱,他才能做到功盖天下,名称寰宇。韩信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家,可以说在楚汉争雄之际,就指挥的从容完美与达到的效果而言,无人敢出韩信之右。所以太史公也不吝笔墨,一笔一笔精心地描绘韩信布下的棋局。出陈仓、定三秦、破代、攻魏、拔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几乎全无败绩。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譬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十面埋伏”等军事典故也部为韩信所留。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军事奇才。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部是战争史上的杰作。韩信一生,纵横天下,实在是无人敢樱其锋。譬如井陉一战,韩信背水列阵,他的将军们尽是大惊失色,没有一个人服气。理由是违反“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的兵法常例。但韩信却成竹在胸地与诸将约定破赵会食。结果出乎诸将所料,汉军勇不可挡,赵军一触即溃。其中的原委,韩信事后在诸将追问下才全盘托出:

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日“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平!

一时诸将皆服。

我以前常常在井陉过来过去,但窥得群山险要,碧溪围绕,正是英雄骋武之所。两千多年过去了,英雄之气却不曾衰减。现今靠近井陉火车站的一侧,画有韩信按剑凝眸的壁像,使人见之神往不已。

太史公也承认韩信功绩奇伟。但是他认为韩信的缺点在于太过骄傲,他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然而韩信就是韩信,如果他不骄傲,也就没有了韩信的姿态与神采。没有了个性,或许就根本不具备参与游戏的资格。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韩信的个性与才能,萧何最钦佩,同时也最担忧,萧何如此,刘邦又何尝不是?当韩信死后,刘邦的表情竟是“且喜且怜之”,由此可见一斑。

我一向喜欢韩信的高傲,那是出于一种对于自身才华乃至生命的自信和自尊,即便是死,也从没有削减了些许英雄的本色。尽管本传韩信出场时颇为委琐不堪,但是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太史公曾经到过淮阴,淮阴人曾对他说:

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有如此的志向焉得不高傲?他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

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樊将军哙是吕后妹妹吕须的丈夫,封舞阳侯,在当时绝对是一号人物。在砀东作战时,连斩十五首级;在与章邯军队抗衡时,樊哙登城,斩二十三首级。的确可谓勇武过人,尤其是在鸿门宴上斗酒彘肩,出尽了风头。但就是这位勇武过人的将军,见了韩信居然挺不直腰板,而韩信出门的苦笑,眼神中流露出的竟是由衷的鄙夷与不屑。

我常常觉得,在韩信的抱负与骄傲中也映射着太史公的心怀:

淮阴侯韩信者范文4

一代贤臣,蜀汉丞相,保后主,进忠言。只为报先帝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一种感恩,感的是知遇之恩!

春秋子路,为了让年老的母亲吃上一碗香米,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了几十里路,终借回一点米,看到母亲吃上香喷喷的米饭,他忘记了疲劳。这是一种感恩,感的是慈母之恩,养育之恩。

兵仙韩信,少年时家中贫寒,父母双亡。他虽然用功读书、拼命习武,却仍然无以为生,迫不得已,他只好到别人家吃“白食”,为此常遭别人冷眼。韩信韩信咽不下这口气,就来到淮水边垂钓,用鱼换饭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淮水边上有个为人家漂洗纱絮的老妇人,人称“漂母”,见韩信可怜,就把自己的饭菜分给他吃。天天如此,从未间断。韩信深受感动。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后始终没忘漂母的一饭之恩,派人四处寻找,最后以千金相赠。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一饭之恩”的故事,韩信功名成就之时,并没有忘记当年自己落魄之时,“漂母”的一饭之恩。这是一种感恩,感的是一饭之恩

老师的传道授业不仅让我们学会了识字,更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程门立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些故事无不传达着人们对老师的感激与尊敬。对于老师的恩情我们应当时刻铭记与感恩。这又是感恩,感的是授业之恩。

淮阴侯韩信者范文5

《史记》为韩信作过一个传叫《淮阴侯列传》,列传一开头就说,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好带刀剑。这些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信息:第一,韩信曾经是布衣。什么叫布衣呢?就是没有官职的人――有官职的人可以穿锦,而没有官职的人只能穿布。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布可不是现在的纯棉,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有棉花,这个布是麻布。第二,韩信没有钱。贫,古代的贫是没有钱财的意思;穷,是没有官职的意思――在上古的时候,“贫”、“穷”两个字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看到,韩信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所以可以说他是贫穷。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韩信好带刀剑。那么他是带刀还是带剑呢?我的结论是:韩信带的是剑。为什么呢?因为古汉语为了好听,往往要用两个字,而第一个字又往往是虚指的。比方说缓急,没有缓,只有急;所以“刀剑”,我认为没有“刀”只有“剑”。而且在后面司马迁还写道,项梁项羽起义以后,韩信“仗剑从之”――拎着一把剑就参军了,可见韩信平时是带剑的。这个信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韩信有贵族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带剑――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好剑很不容易。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韩信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有一些什么遭遇呢?

司马迁告诉我们,韩信这个人有着贵族身份,还有一把剑――我猜测这剑可能是祖传的,韩信他肯定买不起――却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什么本事,史书上的说法叫做“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就是说韩信他没有什么良好的社会表现,因此地方上招募低级公务员――叫“吏”――的时候大家都不招他。然后又说,韩信不能“治生商贾”。就是他没有这个本事,不会做生意――既不能做行商,也不能做坐贾,那他该怎么吃饭呢?韩信是“从人寄食”,就是他只能到人家家里去混饭吃、蹭饭吃,所以“人多厌之者”,就是当地的人都很讨厌他。一个大男人,整天挎把剑,啥也干不了,到处混饭吃,这样一个人会讨人喜欢吗?

韩信经常去混饭吃的一家叫做南昌亭长,当时的制度叫做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就是十个村子合起来叫做一亭,十个亭合起来叫做一乡。那么可以推测出来亭长比乡长低半级,比村长要高半级,这人是这么个职务。这个南昌亭长大概多少有点钱,韩信就老到他家里去混饭吃,天天去吃,吃得这个南昌亭长的老婆一肚子气。最后,南昌亭长的老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起来做饭,天亮之前把饭端到床上,全家人吃光。韩信早上起床,摇摇荡荡来吃饭,一看饭已经吃完了。韩信当然明白了,人家是讨厌他了,他一赌气,就和南昌亭长绝交了――我不跟你玩儿了――他脾气还大得很。

所以,此时的韩信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因为他不讨人喜欢,大家就都瞧不起他,瞧不起他就有人会来羞辱他。有一天,淮阴市面上一个地痞无赖就跑来羞辱韩信,说,韩信你过来,你这个家伙,个子是长得蛮高的,平时还带把剑走来走去的,我看啊,你是个胆小鬼!他这么一说,呼啦就围上来一大群人看热闹。这个家伙气就更盛了,说,韩信你不是有剑吗?你不是不怕死吗?你要不怕死,你就拿你的剑来刺我啊!你敢给我一剑吗?不敢吧!那你就从我两腿之间爬过去。这就是有名的韩信遭受“胯下之辱”。

胯下之辱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啊,而我们前面讲过韩信是一个破落的贵族,是一个士,谁都知道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韩信为什么接受这样一个奇耻大辱呢?他还是不是个士?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呢?

柏杨先生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要认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弱,这其中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心胆俱裂,胆战心惊,丢掉了灵魂,“扑通”一声跪下来,这是懦夫;还有一种是先弯一下,然后往上一蹦――因为人只有蹲下来以后才能跳得高――如果是为了将来跳得高些蹲下来一下,这是英雄。如果是别人惹你一下,你就一下扑上去,一口咬住死死不放,这算是什么?是螃蟹。

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你也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还能不能够实现呢?不能实现了。而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人是能够忍受的。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他遭到宫刑――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是一个男人不能接受的东西――他还不是忍下来了?为什么要忍下来?他是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而韩信同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孰视之”――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这就叫做忍辱负重。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这样的一个英雄,绝不会满足于那样的生活,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有所作为!那么,韩信有着怎样的作为呢?他又是怎样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呢?

韩信终于成为一个英雄是遇到了一个时势,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四面八方的英雄豪杰在陈胜吴广的带动下,全部站出来和暴秦进行斗争。这个时候韩信的家乡同样发生了起义,项羽的叔叔项梁拉起了一支义军,于是韩信“仗剑从之”――韩信拎着他的宝剑参军了。韩信参军以后先跟着项梁,后来又跟着项羽,但是项羽不重视他,韩信这个时候的情况,司马迁用了四个字进行概括:“无所知名”――当时韩信还没有什么名气,在项羽那儿他觉得没有发展前途,于是又投奔了刘邦。

淮阴侯韩信者范文6

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彪炳史册。公元前204年他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赵军二十万,活捉赵王赵歇。公元前202年,他又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四面楚歌而自刎于垓下。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用“一代名将,旷世功臣”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

韩信之死,是西汉第一大案,也是至今为止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名案和疑案。韩信为何会被杀,长期以来人们将韩信被杀看作是封建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正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事实上韩信被杀不完全是因为功高震主,也不完全是因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韩信之所以会被杀是因为他参与了一桩造反大案。

据《史记》记载:汉十年,阳夏侯陈稀举兵叛汉,自称“代王”。刘邦闻之大怒,御驾亲征。此间,韩信与陈稀有书信往来。韩信写信给陈稀说,你只管放心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给你作内应。不仅如此,韩信还打算将监狱里的囚犯放出来,让他们去攻打阜宫。不巧被人告发,事情败露。韩信为什么要造反?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权迷心窍,利令智昏。我们说,韩信是一个领兵打仗的军事天才,但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韩信的政治失败表现在两处:一,无自知之明,竟然在楚汉相争难分难解之时,胁迫刘邦封其为齐王。刘邦是什么人,生性多疑,有仇必报,韩信你竟敢挟迫我。你想想,刘邦能不记这仇吗?日后能放过他吗?这是其一,二,优柔寡断,错失良机。当年刘项相争,韩信处于焦点。他偏向谁,谁就会得天下。当时有许多人都劝韩信“三分天下而王之。”面对着这个千载难逢的称王机会,韩信却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以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终不果。可见韩信确是一个感恩重义之人,他终不能逃脱“仁”这一传统价值取向的束缚。

第二,乃形势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公元前202年,韩信指挥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战役――垓下之围后,便被刘邦夺去兵权,徙为楚王。随后,刘邦又依陈平之计,假托巡游梦,夺去韩信楚王爵位,并把他押回洛阳。只因当时政局未稳,不宜大开杀戒,加之韩信确实战功赫赫,刘邦不得已只好勉强封韩信为淮阴侯。说是淮阴侯其实也就是一个政治人质。作了淮阴侯的韩信自然是满腔孤愤,郁郁不得志。平日里只好以有病为由不参加朝会。韩信哪里有病,他那是心病。连降三级,放谁谁都不爽。长期的压抑、羞辱、悲愤,久而久之,便一步步化为东山再起的欲望。

不过我们要说韩信造反实在是一个错误。他在最能背叛刘邦的时候忠贞不二,但却在最不可能反叛时涉嫌反叛。韩信的悲剧固然要归咎于其性格和政治上的近视,但它从另一个侧面也再次说明了封建帝王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和排他性防范心理。

知己

大凡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有个成语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凡去过韩信墓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二者说的都是一个人,萧何。同样历史上还有一个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如果说我们将韩信比作是一匹千里马的话,那么萧何无疑就是发现韩信的伯乐。正是由于萧何不遗余力的挽留、推荐,才使得刘邦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也就是三军总司令。这样韩信才得以施展才华和抱负。既然萧何是如此欣赏、器重、栽培、提携韩信,那他为何后来又和吕后合谋斩韩信于长乐宫呢?我以为要解开这个疑团,须先要考察刘邦萧何之关系。

经过研究我发现,刘邦和萧何的关系是既微妙又复杂。刘邦对萧何一方面是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另一方面对萧何又是猜三疑四,处处提防。在刘邦的心目中萧何无疑是头号功臣。因此,他在平定天下,做了皇帝以后,分封群臣时判定萧何功劳最大,位居第一。封他赞侯,食邑八干户。当时许多大臣不服,认为萧何只是动动嘴皮子。为了说服他们,刘邦竟创造出了两个新名词“功狗”和“功人”,他将群臣称作是“功狗”而将萧何称作是“功人”。由此可见刘邦对萧何的器重。后来刘邦又提议搞一个“元功十八人位次”,结果萧何又是“元功第一”。不仅如此,刘邦还赐萧何可以带剑上殿,享有“入朝不趋”之特权,另外又加封两千户,这样萧何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了。

这里我们不禁会问,刘邦为什么如此器重萧何,他这样做是否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以为刘邦之所以器重萧何,除了萧何自身的功劳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一,萧何和刘邦是老乡,他很早就追随刘邦,不仅如此,萧何还鼓励族人数十人效忠于刘邦。这让刘邦很感激。二,当年刘邦当沛县泗水亭长的时候,常赴秦都咸阳出差。按照当时的制度,公务员的差旅费不在政府预算之内,而是由同僚、下属以及百姓分担。刘邦出差别人都送二三百钱,萧何每次却送五百钱。这就叫早期感情投资。三,还有当年刘邦沛县起义,众人都推举萧何做县令继承人,但萧何力排众议,拥立刘邦,这才使刘邦成为“沛公”。

写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萧何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追随、支持刘邦,他的用意又何在?纵观萧何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萧何虽不能像韩信那样领兵打仗,但他却有一套独特的相人识人的本领。萧何之所以一生追随刘邦是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料定刘邦会成事,有帝王相。因此,他才将自己栖身于刘,并进行了早期投资。

那么刘邦又是如何对待萧何的昵?他二人之间的关系果真是君臣一心、亲密无间吗?我的答案是,非也!我认为刘邦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封萧何,固然不排除“报恩”、“感激”、“论功行赏”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扬萧抑韩”,即通过抬高萧何来压制韩信。这才是刘邦的真正用意。在刘邦看来,打击一个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人为地为他培养和造出一个“假想敌人”。对小人的纵容其实就是对好人的迫害。可见,刘邦加封萧何是别有用心。他未必就真地信得过萧何。事实上,刘邦对萧何也是多有提防。他曾于汉三年、汉十一年、汉十二年三次怀疑萧何心怀异志,三次将萧何置于险地。特别是在韩信造反以后,刘邦对萧何更是倍加提防。只不过萧何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以退为进,或忍气吞声、或自污自贱,小心翼翼、不动声色,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除于无形,从而化险为夷。

最后我们再回到文首那个问题,萧何为何要合谋诱杀韩信。我的答案是,萧何诱杀韩信完全是出于明哲保身。也就是说,他企图通过牺牲韩信,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平安。事实上,萧何是保住了性命,只可惜韩信却死得有些冤。

智慧

萧何、韩信、张良并称“汉初三杰”,但他们三人的命运却不尽相同。萧何可视为刘邦的幕僚长,虽位列第一功臣,却为刘邦所猜疑,被捕下狱,险些丧命。韩信拥兵自重、战功赫赫,但素来为刘邦所猜忌,最终未能逃脱被诛杀的厄运。三人中惟有“汉初第一谋臣”、“谋臣中第一高人”张良,成功地扮演了“帝王师”的角色,始终受到刘邦的尊重并得以善终。那么张良又是凭借什么既赢得了刘邦的信任又保全了自己呢?

我认为张良之所以能保全自己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一,张良长期留在刘邦身边(张良多病,不曾专任将帅带兵作战,他一般是作为出谋献策的谋臣跟随在刘邦身边),因此使刘邦对他少了几分猜忌;二,张良深谙刘邦的为人、喜好、爱憎,因此他一般不去触犯刘邦;三,张良有着足够的智慧。张良的智慧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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