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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1
第一节 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是教育永恒的经典课题。我们都在使用着“课程”这一概念，但每个人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处在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课程作进一步的剖析和认识，形成基本的共识，规范和提升我们的课程实践和课程行为。
一、课程涵义的理解
在中国，“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一句注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这是“课程”一词在汉语文献中的最早显露。宋朝的朱熹在《朱子全书·记学》中亦提及“课程”，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功夫”等。朱熹的“课程”含有学习的范围、进程、计划的程式之义。
在西方，最早提出“课程”一词的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1859年斯宾塞发表著名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文中提出了“curriculum”(课程)一词，意指“教学内容舯系统纽织”。西方课程(curriculum)源于拉丁语“currere”。“currere”是一动词，意为“跑”，“curriculum”则是一名词，意指“跑道”(race-course)，根据这个词源，西方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
实际上，课程理论和流派很多，即使同一理论渊源和思潮的学者，对课程定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可以说，有一个课程专家就有一种课程定义。综观多种多样的课程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课程作为学科
这是使用最普遍，也是最常识化的课程定义。谈到课程必然要谈到语文、数学、外语、音乐、美术等某门学科，课程就是学科，学科就是课程。《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对课程这样定义：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这通常被称为广义的课程；狭义的课程则是指一门学科或一类活动。
这种课程定义片面强调了课程内容，把课程内容局限于源自文化遗产的学科知识，对学习者的经验重视不够。
(二)课程作为目标和计划
这种课程定义把课程看做教学过程要达到的目标、教学的预期效果或教学的预先计划。如课程论专家塔巴(H．Taba)认为，课程是“学习的计划”，奥利沃(P．Oliva)认为，课程是“一组行为目标”，约翰逊(M．Johnson)认为，课程是“一系列有组织的、有意识的学习结果”，等等。
在我国学校教育中，长期流行、影响最大的课程术语就是“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两者几乎涉及学校教育制度中关于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对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及课程管理等进行规定，提出了要求。
这种课程定义把课程视为教学之前或教育情境之外的东西，把课程目标与课程过程、手段截然分开，并且强调了前者，完全忽视了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关注，忽视了学生发展、创造空间的营建，忽视了学习者活生生的现实经验。
(三)课程作为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
这种课程定义把课程视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所获得的经验或体验，以及学生自发获得的经验和体验。如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卡斯威尔和坎贝尔认为，“课程是儿童在教师指导下所获得的一切经验。”另一课程论专家认为，“课程是学习者在学校指导下的一切经验。”最近的课程理论还非常强调学生自发获得的经验或体验的重要性。
这种课程定义重视了学生的直接经验，消除了课程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消解了目标与手段、内容与过程的二元对立。但有些持这种定义的学者有些忽略系统知识在儿童发展中的意义。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培养目标，赋予课程以灵魂和核心，并提出了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涉及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六个课程领域和范围，因此我们应积极重建我们的课程概念，这是整个基础教育的重大变革。
——我们的课程概念应是一种以培养目标为灵魂和核心的课程概念。
——我们需要一种将课程设计与课程实施、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统一起来的大课程概念。
——我们需要一种一元与多元、同一与多样、集中与分享相结合的课程认识。
——我们需要一种将课程的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的活生生、动态变化的课程概念。
总之，我们应建立一种广义的课程概念，一种权利分享的课程概念，一种非预设的动态生成的课程概念。只有在这样的课程概念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课程的理念与策略，更好地实施和推进新课程。
二、课程理
论的概述
课程理论是关于课程认识的知识及其体系。尽管课程思想源远流长，但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从教育中分离出来却在20世纪初。据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克雷明教授研究认为，课程领域崛起于20世纪“进步时期”初年，“随着进步时期教育者专业培训的迅速增长，有关课程编制的文献日益增长，发展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实体……”一般认为1918年博比特出版《课程》(The Curriculum)一书，标志着课程成为了一个独特研究领域。课程理论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课程流派。对我国有较大影响的是理性主义的课程理论、经验主义的课程理论和建构主义的课程理论。
(一)理性主义的课程理论
理性主义的课程理论，也是一种知识中心的课程理论。它重视人类文化的传递，强调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及分科进行教学与训练，在教育思想史中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1．“知识中心”的课程理念
理性主义的课程理论持知识中心的课程观念，认为知识的获得过程即真理的发现过程。因为真理是永恒的，所以知识也是恒久不变的，具有全真、全善、全美的特质和永恒的价值。知识体现了文化的共同性，是文化的核心。
要素主义教育的杰出代表、美国教育家威廉·C·巴格莱认为，知识有两种价值，即工具价值与背景价值：“知识可以作为背景，同时也可以作为工具，它的价值可以是解释的，也可以是功利的。”他认为前者能满足学习者当前的需要，解决学习者当前面临的问题，而后者则能对人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深刻、持久和广泛的影响。
理性主义的课程理论，强调以普遍的、稳固的、基本的人类知识为课程的中心，强调重视“文化上各种各样的最好的东西，即共同的、不变的文化‘要素’”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2．“学科中心”的课程思想
理性主义的课程观坚持按照科目分类设置课程，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来组织课程。如我国先秦时期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的“七种自由艺术”(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都体现了该课程思想。
在当性主义的课程理论中，钟启泉教授把“学科中心”的内涵和特点概括为“学问化”、“专门化”和“结构化”三个显著的特点。
学问化是指课程内容的知识必须是学问化的知识，只有学问化的知识才是适宜教与学的，以儿童兴趣、生活经验等为依据的知识不应纳入课程内容。专门化是指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中，学科应以独立的、专门的、体系化的面貌出现，课程内容不应打破学科界线，即强调课程的分科设置。结构化是指知识的组织和教学要强调“知识的结构化”与“结构化的知识”。通过形成和掌握结构化的知识，把握事实和材料的意义和逻辑。
3．“教师中心”的接受教学论
理性主义的课程理论要求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文化的传播者，知识的传授者，道德的训练者，具有一种“中心”或“核心”的地位，是教学的主宰者和控制者。与之相对，学生成了被动接受者。在这里，提倡的是建立教师的“权威主义”，教师与学生是权威和服从的关系；教学要有严肃性、计划性，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学生的兴趣需要“必须经过教师的熟练技巧加以改造”；要通过系统的、严格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群体的经验”和“成人的责任感”。
(二)经验主义的课程理论
经验主义的课程理论是20世纪初对传统课程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标志着课程理论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他对课程领域的贡献是空前的。
1．“经验为基础”的课程理念
经验主义的课程理沦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课程理念。杜威的经验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经验的事物，二是经验的过程。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经验”为基础，杜威提出了他的课程哲学的四个基本命题。
——“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或重组”
——“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生活”
——“教育是一个社会的过程”
以“经验”为基础的课程哲学，使我们对教育和课程的认识扩展到了整体的、动态的、主观的、将来的(未来新创造的)领域和世界，将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群体经验和个体经验等整合统—于学校职能中。
2．“儿童为中心”的课程设计
——般认为，儿童、社会、文化(知识)是课程开发的三个基本向度。经验主义的课程理论真正重视了儿童的价值，杜威坚决主张不成熟的儿童是教育过程的基本因素，儿童的不成熟恰恰是他不断生长的条件。因此，课程设计与开发应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将社会、知识统一在课程的开发与实践中。
杜威提出了课程编制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怎样才能使学校与家庭社区的生活关系密切?
——怎样使历史、文学、科学教材对儿童生活本身有真正的价值?
——如何使读、写、算等学科的教学在儿童平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并与其他学科内容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使学生产生兴趣?
——如何适当地注意个别儿童的需要和能力?
由此可见，课程改造的思路以儿童的兴趣、活动、生活和生长为中心，把课程设计和开发的“社会”、“知识”的向度和基点整合起来。
3．“实践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论
杜威指出，“学校科目互相联系的中心点，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学生本身的社会活动。”经验主义的课程理论就试图通过“活动性作业”实现儿童与社会、儿童与知识之间的沟通。
这种活动性作业可分为不同水平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4—8岁)，“做中学”。儿童主要从事直接的、外向的、社会的活动，学习怎么样做、且立即应用。
第二阶段(8．9—11．12岁)主要形成读、写、算、操作等能力。在学习中有意识地注意做事的正确方式、获得结果的方法。
第三阶段(12岁以后)，学习以分科形式展开的课程，掌握有组织的、系统性理论性的科学知识、规律和理论，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课程理论，坚持教育与课程的出发点是儿童及其活动，尊重儿童、解放儿童，让儿童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充分发展其天性与个性。希望通过实践性活动来整合儿童、社会和知识，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课程理论。
(三)建构主义的课程理论
这是目前成为热点和时尚的课程理论。建构主义有许多流派，其中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对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1．“知识建构”的教育和课程理念
——“知识建构”是指知识是不能简单地进行传授的，必须通过学生已有的经验、方式和信念，在与知识之间的互动中，以积极主动的建构方式获得。
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是意义发现的过程、意义赋予的过程，也是意义创造的过程。
——“知识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的认知结构与认知策略、经验方式与情感态度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是一种发展和提高的过程。
——“知识建构”的主体是学生，是主动的、能动的、积极的知识建构者，决非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因此，教师要转变角色意识，成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合作者，学生应成为主动的探索者和自我管理者。
——教育教学是一种以“知识建构”为核心，为之创设良好环境与支撑的过程。课程实施与设
计主要是为学生进行“知识建构”创造“情境性”和“协作性”的互动环境，推动学生在“知识建构”中获得发展。
2．创设“学习环境”的教学设计思想
建构主义认为，课程与教学设计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知识建构创设一种真实而复杂的学习环境。
建构主义所指的“学习环境”，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四要素“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三种新要素：
(1)情境。建构主义所说的学习环境特指一种真实而复杂的问题情境，并要求把学习任务全部置于情境中。
(2)协作。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特定情境中学习活动的交往性、合作性、互，合作中的交流、沟通、讨论等群体互动对知识建构的意义与价值，希望通过社会交往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个体的经验、方式与信念的内化和提升。
(3)资源。建构主义对资源的理解是多维的：一是将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资源作为一种学习资源提供学生共享；二是将教师与教师提供的指导与帮助视作一种学习资源；三是将学习环境中的特定问题情境和合作性学习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四是将与学生个体相对的学生群体作为一种学习资源；五是重视学习资源知识表现方式的多样化，认为进入学习环境，支撑学习活动的所有因素、事物、人物等都是学习资源。
3．倡导“主动学习”的教学策略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活动为中心、以学生主动的知识建构为中心是建构主义教学策略的核心思想。建构主义的教学策略强调四个基本环节，每个环节都充分体现主动学习的要求：
(1)情境创设。通过特定的情境，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学习任务，展开学习活动；通过特定的情境，使问题与学生的经验产生联系，“同化与顺应”新知识，改组或重建认知结构，这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启动环节。
(2)自主探索。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和方法，是主动学习的实质性的环节。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形成解决问题的“知识清单”确定搜集信息的途径和方法搜集、分析和处理所需的信息解决问题，完成学习任务。
(3)协作学习。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交流、讨论自主探索的学习成果，共享群体的智慧，拓展个体的知识视野，是形成学生表现、交往、评价和批判能力的重要环节。这是主动学习的拓展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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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量化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41 ― 03
在西方有关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法引进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面滞后性已经显而易见，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局限于观察与访谈资料的分析与汇总，缺乏相应数据的强有力支撑.应用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必然是将质化与量化相结合，以此促进应用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一、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及质化研究综述
（一）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
1.当代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在不同领域之中应用的一门研究性的学科，一般可以划分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就是指外语与第二语言，诸如语言的描述与理论、语言学科，以及语言教学学科都是其所涉及的范围；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则是指将语言学的知识应用到其他的领域中，其最终的效果即是得到语言学能够突破学科的限制而起到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2.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在应用语言学的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质化与量化的区别，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表现在主观与客观、数字与文字之间的差别。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具有数据性、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特点，质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建构解释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的就是对语言知识的主动性的学习，在学习的实践中寻找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方法。
（二）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
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就是指在对应用语言质化的方式与领域的研究，其具体的过程包括对研究模式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搜集、研究资料的应用、研究资料的剖析、研究报告撰写等环节，《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杨延宁，？2014？）一书中就对应用语言质化研究予以深分析，为当前质化方法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现状
从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的开放性、实验性与跨学科这一层面矸治觯有良好的社会发展前景，但是，因为语言的质化从归属上来说属于应用语言的范畴，使之从语言的领域跨越到了心理学、教育学、自然学科等领域，当代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基于此而具有较大广泛性。
（一）西方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现状
从Kuhn，Kuhn提出“范式转移”理论，到Mead将对社会中的客观性的现象的现场的观察与实地的访谈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式，都为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提供了借鉴。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随着应用语言质化研究所处的环境的较大变化，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从语言学科逐渐扩展到诸如心理学、社会交际学与文化人类学等诸多的学科，相比较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更容易可以对社会中的事物与现象具有深层次与细微化的剖析，其优势较为显著。
在上世纪90年中期，Lazaraton明确了应用语言质化研究的广阔的发展趋向，在其《Current trends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中认为1992年至1997年这一事时间阶段的核心期刊的10%内容就涉及到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其研究的核心期刊的羊本为“TESOL Quarterly”、“Language Learn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和“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当前西方有关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对内容的描述中探究出其中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规律。这一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得到持续，2009年Benson与Richards在自己研究中认为从1997年至2006年期间，应用语言质化研究的程度在进一步加大，其研究的依据为“Applied Linguistics”等核心期刊中的477篇论文，其中的105篇论文为有关质化的研究论文，最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Qualitative 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s， 1997-2006》，与之相似的研究则是Richards，Richards在自己的研究后发现，在进入新的世纪，应用语言研究中的质化研究不但没有得到弱化，反而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从实践的层面来予以分析，就是因为在教学的实践中的语言质化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才使得其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Tren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 since 2000》一文中，Richards对自己的研究过程与研究的成果予以详细的分析与阐释，其研究的样本是在2001年到2008年在“TESOL Quarterly”等核心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其中质化研究的文章占到25%。
当前西方有关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集中于内涵特质与实践的手段这两个方面。从内涵层面来说，应用语言有关质化的研究着力于探求事物的本质属性，将研究的价值、经验的取得、客观的描述作为实现其特质的途径，从实践的手段而言，相比较于应用语言的量化研究，质化研究的手段主要是对个案现场的观察与实地的访问、相关文献的分析与综述、历史性回顾与总结等，实验性的方法并没有受到质化研究的重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个案研究是应用语言质化研究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之一，个案的研究对研究的主体与对象、研究的范围与内容都提出一定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求研究的主体与对象必须要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保持一种积极主动的情感态度，并对内容进行有利于研究的描述。
（二）我国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应用语言质化的研究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我国的学者陈向明将质化研究作为是一种研究的工具，在作者看来，自然情境下的资料收集是最为客观与科学的，这是因为自然性的情景最为接近社会的现实，因此如果才采用资料搜集与归纳分析的方法则会更容易与被研究的对象产生互动，进而揭示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期，我国的学者高一虹等人对应用语言质化研究现状予以统计，研究的样本是“TESOL Quarterly”、“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Applied Linguistic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四类核心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时间的跨度为1985年到1997年期间的十三年期间的论文，在研究后高一虹等人认为，应用语言质化研究已经从量化研究逐渐过渡，这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阎莉则是从应用语言质化研究的领域这一层面来予以理解，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发展综述》一文中作者认为在1960年，应用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这一学科是语言学在新时展的重要的趋向，涉及到诸如语言学科、心理学科、自然学科，以及社会交际学科等，这就使得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应用语言质化研究基于此所处的初起性的阶段，而出现基本概念与应用标准方面的争议，这也就成为国内对应用语言质化研究焦点之一，刘熠对此予以研究，在《应用语言学中的质化研究报告：定义、规范与挑战》一文中，刘熠首先是对质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手段予以分析，继而重点分析民族志个案研究这一方法方式，研究的过程则是借助于三篇国际期刊质化研究报告为样本，探讨了规范的要点，最后对研究报告所面临的时代性的拓挑战进行分析，提出具体化的解决策略。数据源的研究在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这是因为诸如案例研究、对话研究、观察研究、人种志都需要采集数据源。数据源基于此而成为质化研究方法方式择取的基本思想与基本原则，尤其是在语篇研究、语料库研究等，都是需要采集数据源而使得文本研究得到有力的支撑，张培在《新世纪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一文中研究后得出结论，人、情境、过程是应用语言质化研究的三大要素。
三、我国与西方的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对比
（一）质化研究的方法类型
当代应用语言学质化的方法研究主要有案例研究、行友芯俊⑾窒笱А⒎此挤椒ā⑿鹗鲅芯俊⑷酥种尽⒃根理论和会话分析等。
1.我国
（1）案例研究。就是根据实际设定具有真实语言情境的典型案例，然后在对典型案例予以剖析的基础上来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这与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从特殊到一般、从问题到方法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张立（1988年）的研究中就是以三位在英国留学学生为案例的研究中以“出声思考”来研究其在材料阅读者的思维活动。
（2）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对传统教学研究的一种颠覆，具体来说，就是指在行动的实践中寻求课题，行动研究注重的是协作性与过程中，研究者与实验者之间达成互动性的协作关系，在参加实验性行动的过程中促进行为目标的达成，对过程中的及时性的反思与总结就构成课题研究的两大要素。张玲（1991年）则是在研究中与九位留学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的互动与协作的过程中对其外语学习行为予以研究。
（3）现象学。所谓的现象学就是通过对现象的研究来探求事物本身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刘润清（1991年）在与Jeffrey的合作研究中就是从现象中来揭示应用语言的规律。
（4）反思方法。反思方法就是在对他人或是自己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或是问题进行总结，从而得出适合于自己的教学方法，潘绍嶂（1992年）认为对写作技巧的研究应该注重及时进行反思与总结。
（5）叙述研究。叙述研究就是在掌握原有理论、现象，以及规律基础上，借助于自己的实践来加以验证，从而得出具有实用价值的结论。
2.西方
（1）人种志。简单的说，就是在对某一个体语言研究的现实情况下，从这一个体所处于的自然背景、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来予以研究，借助于个体来反思群体所共同具有的思想、语言与行为特征，在研究的时候，往往就会采用案例分析、非结构性访谈、实践材料采集等获得，其理论的依据就是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自然主义的理论。
（2）对话分析。语篇分析来源于美国的社会学家Arfinkel与Sacks等人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时候，主要是采用录音材料来予以分析，从而揭示出日常交际活动中的内在的规律。对话分析就是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应用，其主要的应用领域在第二外语、口语测试、第二外语技巧的运用等诸多方面。对话分析的应用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情境的设置，设置出接近真实的情境，从而使得口语交际可以具有实用化的特点；第二就是词汇与语法的实用化，凸出词汇与语法在一个实用性的环境中得到应用，词汇与语法只是使用者的语言交际的工具；第三，语言的沟通性，语言交际的双方共同来构成具有秩序化的语言，从而共同推动语言会话交际的发展与进步。
（3）扎根理论。扎根理论就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在掌握一定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实践的观察与实验入手来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反思得出实践的经验，再由经验总结出具有规律价值的理论。
（4）语篇分析。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J.R.Frith在上世纪的30年代提出来语篇分析，要求语言学家必须要关注语言发展中的言语行为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哈里斯与米歇尔则明确提出语篇分析的概念，在上世纪的60年代，语篇分析的方法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引发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Barthes就是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来对语篇予以分析，从70年代至今，语篇分析的专著与相关的文献大量出现，德・博格兰编写出版《话语语言学入门》则具体论述语篇分析的起源、发展，以及研究的成果，因此可以看做是有关语篇分析的总结性的专著。
（二）质化研究的重点领域
当代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主要是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师的教学认知，下文则是从这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1.我国
我国有关质化研究的重c领域就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这一领域，语言的质化主要是体现在交际式语言的实践，即教师对语言交际的观念、信念与教师的教学行为之间产生互动性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坚持语言交际的观念信念的指导下，教师对在自己的课堂上注重听说读写的交际性作用的发挥，这一教学实践上的行为继而则会对教师有关交际性教学的观念信念做出反作用。语言的质化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就以会话分析为例来予以分析，听说读写要求交际的双方可以在共同努力下建构适合于双方对话的渠道，会话成员可以采取诸如访谈、记录、录像、观察，以及问卷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种建构，从而在展现出交际双方沟通与交流的有效性。
2.西方
西方关质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就在于教师的教学认知。教师的教学认知在教学的实践中据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上世纪的90年代才逐渐为理论界所重视，这一理论认为，教师的教学认知并不是仅仅局限在教师本体这一层面，而是要关涉到极其复杂的认知对象，从这一视角来分析，教师的认知就具有被动化的特点，对于教师教学认知的对象而言，都是具有个性化的复杂的对象，因此在教师的认知实践中，必须要从教师原有的经验经历与信念、教师认知的背景、教师认知的双向沟通交流等诸多因素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用诸如回忆性的解说、启发性的回顾、书面的记录、课堂上的观察与面对面的访谈等方式来搜集足够的资料，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四、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发展趋势
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过程中遭遇到诸多的问题，在问题的解决的过程中，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科学化、标准化与实践化就应该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科学化。从上文的分析中就可以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区别，处于滞后性的发展状态，从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未来发展的趋向来说，就应该经历“个人经验论―实在论―相对论”的发展路径，一方面避免落入经验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不能够过于倾向与实证主义，这就要遵循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以建构主义作为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标准化。当应用语言学质化遭遇到学科知识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我国，从事英汉课堂教学的教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英语与汉语的时代背景在快速进步，语言的应用随之发生改变，然而自己的知识的更新速度却缓慢发展，相比较来说，则是呈现出倒退的窘境，这就对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深入，从根本上来进行分析，就是因为标准语的确定还处于初级阶段，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进程，据此而使得应用语言必须要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字与语言，因此立足于基础方言来确定标准语与标准音就十分重要，这也就会使得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标准化成为其发展的趋势之一。具体来说，就是要将一线的外语教师引入到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的过程中来，从标准化范式的确定为着力点来实现研究的标准化建设。
（三）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实践化。当代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但是基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就使得当代应用语言的理论无法支撑起应用语言的发展，举例来说，在应用的语言的发展中，词汇是其基础性的构成单位之一，当然其变化也是最为明显的，新的词汇会不断产生，而语言的意义也就会出现大的变化，这就对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提出实践化的要求。就本文而言者，则是要承认我国在应用语言量化研究实践成果的积累，在质化的研究中不排除量化研究成果的应用，将二者有机相融合，形成具有指导性与可选择性的理论，从而对教师的实践活动形成互动性的关系，使得实践对理论研究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五、结语
在我国当前应用语言的质化研究过程中，承接了量化研究的成果，强调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逐渐从经验主义向实证主义过渡，在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强调建构主义的指导性的作用尤其重要，因此就应该是从当代应用语言学的质化研究的科学化、标准化、实践化等方面着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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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3
集中在自然语料与诱发式语料两类，同时我们认为在具体的研究中，语料的效度、信度、适切性与可行性都应纳入考虑的范围。
关键词：实验语用学 实证哲学 研究方法 语料收集
一.引言
实验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99年Cognition杂志上[1]。它主要是指使用实证主义方法，对语用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含义解读与推导、发话人意义等的认知基础;同时在人们的真实交际中，如何根据语言学知识、语境因素等去消解歧义，获取话语的明示与隐含信息，最终理解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或者理解隐喻、反语、借代等非字面信息[2]。实验语用学认为，我们只有将语用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起来，才能对语用学本身的理论建构作出最好的诠释[3]。他们指出话语理解等信息中的推理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密切相关，但基于心理语言学所提出的与言语相关的实验方法并未系统地检测现有的语用理论，所以实验语用学就倡导将实验法推广到语用学的各个研究领域[4]。
二.实验语用学的理论建构
语用学在建立之初就与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哲学思想的介入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基础，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该领域提供了更好的科学方法。此学科虽与其它多种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本文只讨论其中几门特别重要的学科。
1.实验语用学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与行为规律，如条件作用、人格差异、人格异常、内心冲突等课题。心理学家只顾建构理论，却没有试图将自己建构的理论同其它学科联系。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取代了以往行为主义的主流地位，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被用来研究心理以及活动背后的认知机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学研究技术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常用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正电子扫描技术（PRT）、脑电技术（EEG/ERP）等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5]。认知心理学也波及到了语用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关联论、顺应论等。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技术和条件都处于基础阶段，尚未完成系统地科学验证，只是雏形而已[6]，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思想早已渗透到实验语用学的研究领域了。
2.实验语用学与实证主义哲学
实验语用学的直接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最早由法国哲学家Auguste Comte提出。实证主义哲学广义上是指任何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而基于经验材料的哲学体系;狭义的是指Comte关于这一认识论的观点[7]。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主张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内在的固有的、能重复发生的规律，同时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考查事物的本质。以巴赫主义为代表的是第二代实证主义与以维也纳学派代表的是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或称逻辑经验主义[8]。他们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以及相关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问题。语言世界也是可以被量化的，研究语言可以用实验的方法获取数据，依靠定量数据来解释语言。正是在此哲学观指导下，实验语用学应运而生。实验语用学认为：人类适切地使用语言以及理解语言的过程是有理据性的，我们可以凭借科学的手段进行测量，结合特定的文化社交语境进行阐释。
3.实验语用学与数理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是语言学研究中量化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可以使研究者运用一定的原理和公式描述量化数据，进而得出可靠的推论[9]。语用现象涉及社会、文化、语境、认知等随机变量，而统计学是研究随机变量的数学工具，因此统计学方法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探索出大量复杂语用现象的本质。实验语用学将人类纷繁复杂的言语交际行为和认知过程看作自然现象，可以用客观化的自然方法来研究。特别是对庞大的语料进一步处理时，我们必须借助推断性统计分析方法把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材料凸显出本身的价值。
三.研究中语料的搜集方法以及原则
研究是一个提出问题或假设、收集数据、阐述数据的过程[10]。对任何科学研究而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验语用学也不例外。我们根据语料收集方法的性质不同将其分为两类：自然语料和诱发式语料，下面就从这两种类型予以展开。
（一）自然语料法
自然语料是受试人员作为交际一方参与其中的言语交际行为，是真实交际意愿的驱动。然而，我们所说的自然语料并非是受试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受试，而是带有人为因素的尽量接近真实场景的自然语料。获取自然语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借助现有语料库与自然观察。
1.语料库
有些言语行为，如告别、问候，表达感谢[11]，有其自身的固定程式，语言数量有限，结构单一，较易识别，因此比较适合用语料库。我们认为语料库的开发和使用对应用语言学，特别是对研究学生错误类型的标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在实验语用学中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们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即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供使用的口语语料库，这样就无法涵盖不同的语体特征，那么目标语料的可比性在语料库研究方法中似乎不能作为理想的语料源头。
2.实录语料
实录语料是指研究人员在征得受试者同意的基础上，对自然发生的真实交际行为进行录像或录音，然后将资料转写。这种方法显然具有人类学研究的特征，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交际在真实语境下的全貌。鉴于此，这种收集语料的方法是从理论层面公认的理想语料，但是实际采用这一研究方法的学者很少。首先，研究人员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西方国家特别注重研究道德问题）;同时如果受试者知道话语会被录音，其语体风格往往会被调整;况且真实的交际很难对交际双方的权势、地位、年龄等变量加以控制，不利于科学分析，因而实录语料的际操作显得困难重重。
（二）诱发式语料
诱发式语料是指研究对象并没有参与到真实的言语交际行为中，而是受研究人员的诱发和引导，从记忆中激活相关信息，报告表演或写出来，即受研究人员的目的驱动[12]。常见的收集形式有语篇完型任务、角色扮演、口头报告。
1.语篇完型任务
语篇完型任务（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DCT），是语用学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理念，先是一段情景描述，然后是对话，其中一部分给出，要求受试者补全另外一部分，要研究的那一部分需要含有特定的言语行为[13]。DCT可以分为选择语篇完型（MDCT）和书面语篇完型（WDCT）。两者都给予受试者一些场景，但MDCT要求受试者从被给选项中选出答案，而WDCT是开放式的，要求参与者写下他们生成的语篇反应。有些学者[14/15]认为MDCT仅能够测试出受试者的某些语用理解能力，但是对于语用生成似乎WDCT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没有面对面的互动交际那么真实，但从语料收集的数量上讲不失一种好的方法。
2.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Role Play， RP）是一种情景模拟法，由研究人员设定交际场景，规定双方的角色关系，包括职业（如师生关系）、社会距离、相对权势等，并向被试者说明，要求他们在给定情境下实施某种言语行为，并以口头形式表演出来。根据交际互动的深广程度，角色扮演可以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前者一般是单话轮回应，而后者是一种不限数量、不预设交际的多话轮回应和交际双方意义协商的过程。我们认为，RP克服了收集实录语料不太可能的弊端，因为RP所获得的语料在复杂性、多样性、互动性、协商性等层面更接近于自然语料，但其交际语境是虚拟的，并且交际双方可能会因不熟悉其扮演的角色或本族语没有经历过类似情景，那么语料的信度和效度就值得质疑[12]。
3.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这一研究方法以多种形式丰富了研究人员对语料的识解。通过自我报告和自我观察，受试者要求说出他们在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时的内心想法并对其特定语言行为进行自我心理剖析。这一方法可以用来验证获取语料的方法和过程是否具有效度和信度，同时有助于我们了解受试者在给定情境中的意识活动[16]。内省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及时汇报，可以使得任务同时进行，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任务的完成[17]。
四.结语
本文对实验语用学的学科基础进行了溯源。实验语用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是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数理统计学于一体，以实验为研究手段的一门学科。虽然实验语用学对于语用推理并未做出清楚的解释， 但它的学科价值在于它可以使语用学理论逐渐减少其心理学上的模糊性，同时为本学科以往的内部循环论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就语用收集方法层面而言，这些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但在做研究时，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最近几年研究者们为了提高语料的效度、信度、适切性与可行性，混合法似乎成了一种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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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4
【关键词】；哲学思维；创新素质；特征研究；形成过程
创新素质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构成创新智慧的基础。我国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对于传统单一创新素质的解决思路与方案显得局限，而为了寻求更为智慧的解决路径就需要从创新素质的培养中，强化创新思维能力训练，充分发挥创新思维对于激发人的创新能力的整合作用。哲学思维作为以创新精神为主导的哲学观，在尊重实践、科学、辩证地反思与批评中，更能够引领个体从综合能力的展现中来解决问题。哲学思维作为当前创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是我们全面阐释哲学思维的具体体现，更从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创新价值中客服片面思维的局限性，增强个体创新素质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
1．创新素质的基本内涵及思维表现
1.1创新素质的内涵
创新素质包括“创新”和“素质”两个词，其内涵的把握应该从两者的组合上进行解读。对“创新”的定义，有学者提出创新是对新事物的开发过程，或者是运用知识来创造或改进新事物的形成过程；还有学者从环境学上将对一个组织或一定环境的重新接受，并被应用到新的实践或制造物中的过程。对于“素质”的内涵，心理学认为，主要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性，如神经系统、大脑及其他感官的特性，是构成个体能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可见，对于创新素质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个体基本素质基础上形成的能够运用多种方式方法来创造新的事物、解决新的问题的高级的、复杂的、综合的能力素质，既包括认知领域的创新素质，也包括实践领域的创新素质。创造力理论创始人J•P•熊彼特提出，个体创造性特征包括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心理学家R•J•斯坦伯格提出：创新素质不仅表现在良好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上，还能够以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勇于承担、敢于挑战，以“全面的”的视角来组织事件。心商理论创始人王极盛从四个方面来提出创新素质的构成，即实现系统，包括个体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及智力策略；动力系统，包括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个性等；调控系统，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心理适应能力、心理协调能力、心理平衡能力等；供给系统，包括潜心能因素，如记忆的潜能、想象的潜能、尚未顿悟及尚未出现的灵感等。
1.2创新素质的思维表现
创新素质作为个体在继承先天既得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后天的努力而形成的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事物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创新立场、创新方法、创新理念、创新精神及思维等。对于创新素质的思维表现，往往是个体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对各类信息进行重组、选择、嫁接、综合的过程。由于创新思维在整个创新实践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探讨创新素质中可以从剖析创新思维的表现来关注创新素质。
1.2.1科学化思维
对于学术界中科学化思维的探讨，也称为求真思维，主要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及本质。对于自然科学中的思维方法与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倾向于实验数据来进行逻辑推理，从而获得可重复性、可证实性的逻辑思维，其方法多以精确性、实证性数据对事物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对于人文科学中的思维方式，主要倾向于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思维逻辑，其研究对象与特定事物相隔离，或者以纯粹的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其方法表现在发散性、模糊性、思维的横向性及归纳推理上，侧重于定性分析。
1.2.2艺术化思维
艺术化思维不同于逻辑性思维的按部就班的线性跟进，而是依据个体的情感体验、从想象、联想中来感悟事物的规律及本质。艺术化思维是建立在形象性的信息材料基础上，由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象以形成新的形象。对于艺术化思维的表现，尽管属于非逻辑性思维方式，对思维的结果存在偶然性或有待逻辑证明和检验，但艺术化思维往往能够从直觉能力上获得意外的创新成果，是个体进行创新的必要思维之一。如爱因斯坦在相对论的思维过程中，将人的自由下落旅行想象成骑在一束光上，从而获得了对科学创新的经典构思。
1.2.3哲学化思维
哲学化思维是通过思辨、批判、反思等方式来揭示事物的一般本质或规律，倾向于运用超越性思维来重新审视世界。在创新实践活动中，哲学化思维的价值能够从多方科学思维的整合中，吸收艺术化思维、科学化思维的优势来进行创新。哲学化思维作为认识论之一，能够从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协同中把握新的看法、观点和态度；哲学化思维能够从宏观认识上，而不局限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性创作方法来揭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等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并给与回答；哲学化思维作为高于局部的思维方式，能够从“求真”中获得更深、更高、更广的认识或价值。
2.哲学思维的特征分析
哲学思维是基于实践形成的，对一般问题获得的唯物辩证地概括与归纳，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践性。对于哲学思维并非囿于自我精神的封闭，而是从个体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实践的层面来进行概括与推演，基于实践来理解个体、理解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强调个体的理论源自实践，还要将个体的思维方法付诸实践，进而从实践中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二是抽象性。哲学思维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发挥到极限，力求从对象的总和及意义上来把握“无限”。抽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往往以主观世界的普遍性或一般性来看待世界。可见，对于唯心主义哲学思维，从“物质”特性上进行抽象，超越具体的物质的象，以构建成有限领域内具体物质的象，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本质层面上的普遍性。哲学思维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从超越具体实物论上，将“客观实在性”作为世界可能的、有限的、无限的最普遍的特性进行整体抽象。三是唯实性。哲学思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肯定物质决定意识；其次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上来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哲学思维将“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强调思维与客观实际的关系，并从个体思维与客观实际的相符合上来崇尚实事求是。四是辩证性。哲学思维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变化发展的动力，在揭示认识事物思维上表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首先表现在以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从事物的整体性、多向性和开放性上来把握事物的普遍联系；其次从矛盾分析法上来坚持对立统一的“两面性思维”。五是批判性。哲学思维强调实践性，从尊重实践上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地创新。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基础、《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将对实践的尊重进行经典阐释；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德国哲学与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进行探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是从多种哲学思潮的批判中来进行新哲学观的论述。
3.哲学思维的创新素质形成过程
在对创新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关系研究后发现，哲学思维凭借其立得稳、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从创新思维的高度自觉性、动态灵活性和积极求异性上来实现创新目标。可见，哲学思维在提升个体创新素质上具有鲜明的推动性和涵育价值。一是哲学思维为创新素质提供了创新立场。作为创新哲学思维，从思维的实践性、批判性、反思性上来促进创新者立足实践，并从自觉反思中来追求卓越；同时，以批判反思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将创新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实现创造真善美的基本立场。事实证明，创新立场的明确，对于创新之科技价值和人文价值同时兼顾，能够从批判和超越中为创新者奠定基础。二是哲学思维为创新方法提供必要的导向作用。创新者在创新实践中，对于所用的方法或程序，如比较法、归纳法、分类法、演绎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表现为单一化倾向，而哲学思维，能够从辩证思维方法上，从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上来看待创新，能够引导个体发现新的创新方法，即客服单一方法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三是哲学思维为创新过程提供具体的修正功能。创新的过程是从创新计划的实施中获得创新成果，哲学思维首先从唯实思维和辩证思维中坚持实事求是，并从辩证法上来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从联系的、变化的发展中来优化创新方法。四是哲学思维为创新素质提供科学的理念。矛盾是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哲学思维将矛盾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提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可见，对于创新的开展与实现，需要从问题的发现、深刻的揭示与完美的解决中，遵循科学的创新理念，依据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4.结语
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5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6
［关键词］品牌管理；教学改革；能源精英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5-0070-02
1 品牌管理课程现状
品牌管理是能源工业精英教育教学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能源工业精英教育教学体系,旨在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能力,增强学生智慧,使之具有成为能源行业精英的潜质,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尽早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企业经营管理高端人才、推动科技进步的学术科研领军人才及实现技术革新的工程技术骨干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矿业类院校的办学思路应该是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基于研究的教学,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实施行业精英教育,培养能源工业精英人才。
“品牌与产品管理”课程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工商管理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是提供扎实的品牌管理理论基础和处理品牌综合管理实践能力的专业课程。通过让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现代品牌管理理论,锻炼学生从事煤炭矿业市场营销及相关工作的岗位技能,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学时,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势在必行。
2 品牌管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考核方式不合理
一直以来,闭卷考试是学校对于品牌管理这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及评定学生成绩中分量最重的砝码。对本科生而言,闭卷考试想得到高分相对容易,无非就是考试前突击一下。但是,这种单纯依靠死记硬背取得的高分,不能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不能彰显学生的真正实力。闭卷考试只会导致学生形成“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与能源工业精英教育教学的思路格格不入。
22 教学模式单一化
品牌管理课程属管理学的范畴,同时涉足了市场营销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和艺术学,综合性强,趣味十足。但在现阶段教学过程中,教师仍以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满堂灌输理论知识,案例教学、互动教学应用不足,实践环节得不到重视和保证。特别是在能源行业背景下,单纯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学生被动学习,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缺乏内容丰富的教学形式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运用在实践中,缺乏对品牌管理的实际操作技能,使课程变得枯燥无味。既占用大量的教学时间,又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3 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教师是教学环节中的领军人物,其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备课,课堂讲解生动。但不容忽视的是,教师没有经过实践锻炼,缺少实践经验,教师的讲解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使得教师授课底气不足,缺乏自信,难以使学生信服。部分教师由于科研经验非常少,授课只限于书本上的内容,导致学生感到枯燥无味,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 品牌管理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31 考核方式多元化
由于这门学科的实践性非常强,单纯依靠死记硬背来考察学生的能力,不能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因此,考核方式不能单纯依靠考试,要改革以往的试卷成绩占大部分的做法,降低试卷成绩所占的比重,注重考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在日常课堂上各种活动的参与度以及在讨论下的发言水平、思考问题的深度才是评价一个学生能力的重要指标。在最终成绩评定中,考试成绩应占总成绩的比重不能超过40%,课堂参与案例分析及课程论文占60%。即在教学中轻成绩,重能力建设；轻理论,重实践动手。
32 教学模式多样化
(1)调整教学内容,改善理论课堂。随着科技进步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要使学生单纯地掌握理论知识,熟记知识要点并不会存在太大问题。甚至教师讲的内容在书上、网上都可以搜集到,导致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针对这种情况,可以根据教学大纲,缩短理论课教学时间,在课堂上只对理论精华部分进行串讲,提高课堂授课效率,其余时间结合能源行业特色进行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单纯地讲解理论知识,教师可以把科研项目中的关于品牌建设的内容拿出来进行分析讲解。比如当前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品牌建设和管理存在的问题,由于受计划经济等历史原因影响,煤炭企业普遍重生产、轻市场、缺乏品牌意识。有些煤炭企业已经开始实施“品牌管理”,但对企业品牌管理的认识仅存在片面认识。最后,把问题留给学生自己,让学生自己讨论,自行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运用理论知识并能够熟练掌握,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快速提高。比如可以煤炭企业集团品牌管理的重要性让学生进行探讨,由此来激发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2)丰富实践教学形式,强化学生实践能力。为实现学生从被动听讲到主动学习的转变,教师应丰富实践教学形式,增加学生全面参与度,形成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把每个知识点的精华讲完后,可以拿出几个煤炭能源企业,让学生自主选择,自己主动分组,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己收集资料,准备材料,提出该煤炭能源企业的品牌建设方案,最后要求学生小组提交方案报告,并且把方案报告制作成 PPT,由小组代表走上讲台进行讲解。这样既可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又可便于知识的掌握,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例如可以让学生设计潞安集团的品牌,体现出潞安集团立足煤、延伸煤、超越煤的战略,体现“绿色潞安”、“环保潞安”、“生态潞安”的理念,可以让学生体会现代煤炭生产业的理念,加深对中国煤炭企业的认识。
33 增加教师的科研项目经验
现如今,教师实践经验不足是大多数院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应该增加教师的项目科研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脱离经验主义,进入科学教育的轨道。让教师参与战略品牌类的项目和课题,可以增加教师的实际经验,加深教师对煤炭企业品牌的认识,教师对知识点的把握也会更准确,讲授案例的时候会更生动,自信心会更强。通过项目科研实践,以成功的品牌建设系统为案例,进行实践学习。同时进行品牌建设各环节实际课题的实战模拟,实践教学贯穿整个品牌建设的各个环节,让学生了解和实践品牌建设系统的各个部分。另外,教师可以尽可能多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积累较多的学术经验。同时,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师承担的一些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通过进行深入调查,让学生亲身体会到品牌建设的实践。
4 结 论
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特别是一所具有百年办学历史、鲜明行业特色,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和煤炭能源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的重任。需要坚守能源精英教育这一理念,牢牢占据科学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培养更多行业学术大师和行业精英。品牌管理的教学改革,应该着眼于现代教育理念和学科特点,通过精心设计,在教学手段与方法创新、实践教学改革、学生创新培养等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更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联系,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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