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极作文范文1
一、孔子与老子
《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道家宇宙生成观。《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这是儒家的宇宙生成观或谓《周易》宇宙生成观。这两种宇宙生成观实际上是有相同相通之处以及内在联系的。“一”相当于“太极”。“一生二”相当于“太极生两仪”。“二生三”的“三”指阴气、阳气、和气（阴、阳、中和三性）或地、天、人三才。在八卦符号中，初爻（重卦则为初、二两爻）为下、为地，二爻（重卦则为三、四两爻）为中、为人，上爻（重卦则为五、上两爻）为上、为天，可见“三”是与八卦相关的，“二生三”略当于“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阶段，“三生万物”略当于“八卦生万物”。比较两种宇宙生成观可知，道家宇宙生成观是完满自足的或者自洽的，而《易传》关于《周易》宇宙生成观那一段话则有逻辑或学理上的毛病（或谓“硬伤”）。
从宇宙生成观的角度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都是物质性的东西，八卦是指天（乾）、地（坤）、水（坎）、火（离）、风（巽）、雷（震）、山（艮）、泽（兑）八种基本物质。“八卦定吉凶”是指用八卦的方法，通过起卦、看八卦卦象来判断吉凶，这个“八卦”是指八卦符号及卦象，而不是指八种基本物质。用现在的话说，《易传·系辞上》在“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里偷换了概念：前一个“八卦”是物质实体，指八种基本物质，后一个“八卦”指八卦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是抽象性的、观念性的东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由于《易传》在这里“偷换了概念”，所以这段话自古以来就让学者无法圆满合理地通释，也导致各种歧见的产生。从宇宙观的角度说，“八卦”是不能定吉凶的，“四象生八卦”之后应该接“八卦生万物”之类的话，而“八卦定吉凶”是另外一层意思，需另行申论。从筮法的角度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讲八卦卦象的产生经过及其作用是勉强可通的，但这种理解与孔子述易及《易传》的精神是完全相背的：其一，孔子学易、研易的态度是“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我观其德义耳”（帛书《要》），故孔子绝不会推崇占筮而认为它可以“定吉凶”、可以“成大业”；其二，《易传》讲天地变化的大道理，变《易经》的占筮取向为哲学取向，故《易传》也绝不会推崇筮法，认为它可以“定吉凶”、“成大业”。退一步讲，就算这段话是讲筮法，但大衍筮法是对八卦产生过程的一种模拟，而绝不意味着八卦起源于大衍筮法，因此“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仍然讲的是八卦的产生和来源，即它与后面的“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仍然是两截话，前一个“八卦”与后一个“八卦”是有区别的，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系辞》的内涵、章法、文辞均精雕细琢，完全能够证实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语言锤炼功夫（南怀瑾先生曾说“《系辞》的文字真是美极了”一点都不夸张）。按理，完全不应该也不会出现“偷换概念”这种硬伤，更何况那段话向来被认为与八卦的来源、产生以及古代宇宙生成观有关，是《周易》哲学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命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孔子曾经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孔子所言《坤乾》即郑玄所言《归藏》，可见孔子和郑玄都知道《归藏》是与《夏小正》同类的书，即易的本相是天文历法。吕绍纲先生2001年发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通过对《老子》与《周易》古经、老子与孔子、殷道与周道、《归藏》与《易经》等等各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而不是源自《周易》（《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从这个角度看，《老子》宇宙生成观应该是根源于天文历法，而《周易》宇宙生成观亦可能如此。从天文历法的角度看，“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两仪”即一年中的冬夏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按此去理解《系辞》所言“易有太极”章，则豁然贯通：因为八卦为历法，所以能够“定吉凶”、“成大业”，《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孔子视《夏小正》、《坤乾》为夏道、殷道也正是这个意思（古代宗教权和行政权的根本及其合理性来源于掌握天文历法）；在上古，人们对四时八节的认识总是与方位观念即四方四隅联系在一起的，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参见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资料均能说明这个问题，而太极八卦自然也就成了古人的宇宙观，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打通了“八卦”奥义这一关，再看《系辞》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这段话也就顺眉顺眼了。八卦不仅是历法，能够“知吉凶”、“成大业”，而且它也与方位相关，古代式盘及勘舆、占筮活动总是与方位有关，其理也在于此。正因为太极八卦在本原上就是一种时空合一的概念或观念，所以古人将万事万物与太极八卦相比附，将太极八卦之理运用到各个方面（包括八卦占筮和《周易》古经的产生），将整个世界分为八种基本物质，对太极八卦产生崇拜等也都是合情合理、极其自然的事。这样看来，孔子和老子都没有“失蹄”，只是他们在将古易学转化为纯粹的哲学思想之后，给后人布下了迷阵。
二、郑玄和马融
“太一行九宫”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象数易学中的一个重要学说，其与医学、占筮、建筑、礼仪、军事、气功、天文历法等皆有相关并在多方面有所运用。古代与“太一行九宫”有关的图式主要有四种：太一行九宫图、明堂九室图、九宫八风图以及式盘如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这些图的基本内涵和结构大体上一致，即都由后天八卦方位图和洛书九宫数图叠合而成（虽然有的图并没有明确标示后天八卦方位，如明堂九室图、西汉太一占盘）。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太一行九宫”学说的阐释可知，“太一行九宫”学说的基本图式就是后天八卦图与洛书九宫图的叠加，其基本内涵也通过这种图式而得以表达和说明。
古代阐述“太一行九宫”学说的基本文献有三种（或三类）。一是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从于坤宫，又自此而从于震宫，又自此而从于巽宫。所行半矣，乃还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于乾宫，又自此而从于兑宫，又自此而从于艮宫，又自此而从于离宫。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宫，而返于紫宫。行起从坎宫始，终于离宫也。”二是《礼记·月令》（同见于《吕氏春秋·四时纪》）对明堂九室制的介绍：“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庙太室。孟秋，天子居总章左个，仲秋居总章太庙，季秋居总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庙，季冬居元堂右个。”三是《黄帝内经·灵枢》的介绍：“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日冬至矣。”《月令》所言是“太一行九宫”学说在建筑和礼仪方面的运用，《灵枢经》所言是“太一行九宫”学说在医学方面的运用。三种阐述，以郑玄注《易纬·乾凿度》为本，也以郑玄注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权威，但恰恰是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关于“太一行九宫”的说法是错误的、荒谬的。两千年来，学者引郑注者众，但均以误传误，以神秘传神秘，不求甚解，未予辨识和清理。
所谓太一（又作太乙），如郑玄所说是指北极星神（“北辰之神名”）。在古人看来，北极星恒居北天极不动，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旋转，带动着整个星空也围绕北天极和北极星旋转，于是北极星被神化为整个天空或星空的最高统治者即“天神之最尊贵者”太一。由于岁差的关系，人们在地球上所看到的北极实际上是处于不断的缓慢的变动之中的，因而“北极星”并非恒居北天极不动。据计算，从现在的极星勾陈往前推，天枢、后宫、庶子、帝星、太子，直至北斗，都充当过天神“太一”，成为天空的最高统治者。在前4000年前，北斗的第六星开阳和第七星摇光距北天极约13度；在前3000年前，北斗的第六星开阳距北天极约有10度的角距离。因此“这些星不仅完全有理由充当过当年的极星，而且北斗也最有资格成为当时的天神太一”（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3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北极星统治着星空，北斗七星围绕北天极旋转，由此带来阴阳消长、四时更替和万物的生长、繁茂、枯萎，古人便将北极星、北斗七星与四方四时的关系想象成是天皇大帝（即“太一”）坐着车斗一年四季在四方巡行，产生着并统治着宇宙万物（山东武梁祠东汉石刻画像对此有非常形象的表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所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太一行九宫”就是指的北斗七星围绕北天极旋转这样一种天象。北斗斗柄在一年中指向四方四隅，即形成八方八节（八卦），加上太一神北极星所居之中宫（北天极），即为九宫，古人以后天八卦方位图配洛书九宫数图表示“太一行九宫”正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古代政治要取法于天，于是产生明堂九室礼制，皇帝要象北斗四季转动那样，在不同的季节、月份居住在不同方位上的宫室；古代医学取法于天，不同的季节、方向有不同的风和气候，对病症也有不同的认识和治法，所以产生“九宫八风”学说。至于中国神秘文化中与“九宫”有关的东西，如《黄帝九宫经》、《九宫图》、奇门遁甲、六壬术等都是依样比附，并无什么科学奥妙在其中，不过由于一般人并不接触、研究而被术士搞得神神秘秘而已！天神太一既然被古人赋予生命和神性，那么它也当如人间帝王和老百姓一样，有工作也有休息，所以每隔半年（即巡游四宫）要回中宫休息一段时间，这就是“太一行九宫”的规则：每四乃还于中央。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行九宫的规则可溯源于《星经》：“太一下行，犹天子出巡……每率则复。太一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
明白了“太一行九宫”的本义，可知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关于“太一行九宫”的说法极其荒谬。北斗绕北极星转动一圈即为一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北斗的旋转路径是环形的。郑玄注出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中十）之序，实乃望图生义。后天八卦分布八个方位，加中央即为九宫，洛书九宫数图与之相配仅仅在于其为九宫，二者外形相合而已。洛书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序并非北斗斗柄转动之序。洛书数阵的排列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中央为五。即一在北方，二在西南，三在东方，四在东南，五在中央，六在西北，七在西方，八在东北，九在南方。北斗斗柄如按郑玄所注这样一、二、三、四地乱指，岂不天空大乱（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北斗斗柄不可能按照郑玄所注“从坎宫始……而从于离宫”这种颠三倒四的方位乱指，从学理上说北极星“下行八卦之宫”也不可能是这种方位和顺序。相反，“太一行九宫”只能是一种环形路径（由于半年休息一次回到中宫，所以“太一行九宫”的路径为“8”形，但实际的天象也不可能是这样）。虽然人间帝王居明堂九室做得到东北南西颠三倒四地乱住，医学上不按方位、气候诊治也无大碍，但《月令》和《灵枢经》所述太一（或天子）行九宫仍是环形路径，符合天象。两相比较，郑玄所注实在荒谬。由此可知，那些以“太一行九宫”为基础的式盘、占法、预测、军阵等等，虽然传得神秘，但又何其荒谬！
《易经·系辞上》第九章载有起卦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以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从文字上看，这个起卦过程是对易学象数和历法的模拟（这实际上暗含了《易经》八卦的源头可能在天文历法这层意思；筮法对历法历数的模拟是借助于天文历法对于未来的预知性而使自身获得预测的“功能”与合理性，以便服人）。分析大衍筮法的数学原理，它则是现代数论中的求解一次同余式。根据同余式原理，可得“易同余式”，由此可以构造出各种与大衍筮法有同等效用的筮法（参见董光璧著《易学与科技》154——164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因此，神秘的“大衍之数五十”不过是古人为了得出四营数六、七、八、九利用数学知识而确定的一个数。古代有多种筮法，如四营数确定为一、二、三、四或其他的四个连续正整数，则大衍之数便不会是五十。之所以《周易》采用“大衍之数五十”，可能考虑到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这种筮法较好地吻合了“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这种宇宙生成观以及天文历法的数理；其二，四营数六、七、八、九正是河图四方之数，由此与河图挂上钩，增加更多的神秘以及阐释的广阔前景；其三，根据《尚书·洪范》五行生成数之说，六、七、八、九又与一、二、三、四相应（陈久金先生研究认为，河图与五行生成数的说法皆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因此这种筮法又与阴阳五行挂钩，更增其神秘与深奥；其四，“大衍之数五十”取一不用以象太极，“其用四十有九”正是七的七倍，又可以表达月相周期“七日来复”（《易经》复卦卦辞、与卦气说及天文历法有关）的规律以及古人对北斗七星的崇拜，因为考古发现在史前时代已有对七七四十九数的崇拜（如安徽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组七件石刀，其上分别钻孔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个，合计七件石刀四十九孔）。仅此四端，可知“大衍之数五十”基本上涉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内核以及古代天文历法的方方面面，确有“大演天下”之势。古往今来，学人对“大衍之数五十”总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此可以释然。下面我们看郑玄的老师马融是如何注释“大衍之数五十”的。
马融说：“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行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引）这段话如郑玄之注“太一行九宫”一样，也是易学中的一段名言和“经典”，两千年来为易学界中人原封不动地引用或阐释。但是其荒谬，虽不及郑玄之注“太一行九宫”，也不过大巫小巫而已。“太极”既生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那么“太极”应是指年周期，“北辰”为北极星，按前述北斗曾为北极星，那么北斗绕北天极旋转一周即为一年，太极“北辰”生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也勉强说得过去，但“北辰”又怎么会生日月呢？若“太极”为混沌之宇宙、元气，那么生日月是讲得通的，但是“太极”又怎么是“北辰”北极星或者北斗星呢？“大衍之数”五十，更纯粹是凑合、附会。“五十”之数的得来是：太极（北辰）1、两仪2、日月2、四时4、五行5、十二月12、二十四节气24、合计50（1+2+2+4+5+12+24）。四时、五行（五季）、十二月、二十四气，都是指一年的时间，划分标准、单位不同而已，怎么能用来凑合“五十”之数呢？“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行”更属荒唐，何来“四十九”、“四十九”指何物何数？按马融之说，“四十九”乃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之和。从年周期的角度看，此“四十九”亦等于2、等于4、等于5、等于12、等于24，所以“四十九转运而行”也等于“二转运而行”、“四转运而行”、“五转运而行”、“十二转运而行”、“二十四转运而行”。何况“日月”与“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相加，也属“1匹马+2条牛+3张桌子”之类，甚至“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相加，其和亦等于其中的任意一个加数，这与现在有些“浮夸风”的做法很是相似。总之，马融之注“大衍之数”，如从哲学的角度看，混乱无稽而已；如从科学的角度看，更混乱无稽而已：如从易学的角度看，亦混乱无稽而已。
郑玄知道《归藏》是天文历法一类的书，当也知道《周易》的根底也是如此，郑玄的老师马融亦当知晓这些。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后天八卦和洛书九宫都与天文历法有关，郑玄才不辨二者的体系不同，没有从实际的天象上去考虑，粗心地大胆地望图生义注出“始坎终离”式的太一行九宫线路，而马融也是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去注“大衍之数五十”。《易纬》是第一部以象数解易的易学著作，而郑玄又是《易纬》最早最权威的注家，但恰恰是郑玄所注最正宗历代被引述最多的太一行九宫学说成为最错误的说法。马融以博闻多识著称，是使古文经学臻于成熟的奠基者。郑、马是汉代数一数二之经学大师，二人于易注出如上之荒谬，可见易学的真相于儒家一脉在汉代已是基本湮失，“百家说易”的局面在所难免。三、邵雍与朱熹
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易传·系辞下》对此也说得很明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但是，邵雍和朱熹对六十四卦的产生另有一说。
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按邵雍的理解，三爻的八卦和六爻的六十四卦均是按“一分为二”的裂变方式产生的（有些《易经》现代科学论者又据此认为《易经》八卦包含现代物理学中的核裂变原理）。朱熹对邵雍的说法很是赞赏，他认为邵雍所说的生卦方法比起说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两两相重而成更为合理，更为自然。邵雍按“一分为二”的方法作有先天八卦小横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大横图，朱熹对此解释说：“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屈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之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周易本义》卷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又说：“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第五分而为三十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则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比之并累三阳以为乾，连叠三阴以为坤，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画八卦于内，复画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为六十四卦者，其出于天理之自然，与人之造作，盖不同矣”（《易学启蒙集说》引朱熹《答林栗书》）。朱熹甚至认为，邵雍所说的“一分为二”式的生卦过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比如可以画出七爻卦、八爻卦等等。
当代研究易图学的知名专家李申先生也倾向于邵雍和朱熹的说法。李申说：“依朱熹的解释，八经卦的产生，开始于阴阳二爻。阴阳二爻继续发展，产生了四个二爻一组的卦；二爻卦再发展，就是三爻一组的卦，也就是八卦。如果仔细推想，这样的逻辑推演，很可能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所以他认为“八卦的产生，或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某位天才人物一开始就画出了完整的八卦，为大家所应用；二是人们先画了两个爻象或类似爻象的符号。由于占卜实际的需要，符号需要增加，于是就用这两个不同的符号，两个一组，组成了四种符号。此后，又于每一组上再添加一个，成为三个一组的八卦符号。比较起来，哪一种情况更加合乎历史实际呢？我们认为可能是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由三画卦向六画卦演进，也同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传统所说，两两相重，成为六十四卦；一种如朱熹的解释，先生出四画卦，再五画卦，由于不好用，废弃了。二者相比，我们仍然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至少，二者有同等程度的可能性”（李申著《周易与易图》133——134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根据邵雍、朱熹等人所推测的八卦六十四卦生卦方法，在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存在的同时，历史上必然存在二爻的四卦（卦象即现在易学中所称的四象）、四爻的十六卦、五爻的三十二卦甚至可能有七爻的一百二十八卦、八爻的二百五十六卦等并得到某种运用，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古代文献、出土资料还是民族学资料，均无一点相关的音讯和证据。张政烺先生对传世器物以及考古发掘中出土器物上刻画的数字卦的破译更能说明问题。自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以来，目前见诸报道和释读的商周以来的数字卦约在100例左右，其中仅有数例卦符不是三爻或六爻。这几个例外的四爻卦、五爻卦，有的可能是因为器物残损或者是因为铜器锈蚀而尚未完全“剔出”的原因所致，如《续殷文存》卷上7页载“八八六八”鼎文（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而其余几例皆为爻画卦。张政烺、冯时等对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一个五爻卦、《吴愙斋尺牍·吴清卿学使金文考·读古陶文记》第七册所载的一个四爻卦以及传世商周青铜器上用连线“———”断线“———”组成的四个四爻或五爻卦作了释读，认为它们是六爻爻画卦的一种简省画法，而且有内在的规律性（略当于后世易家所说的“互体”），简省得很科学（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94——3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目前已知的有：崧泽文化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蔡运章先生在《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中谈到龙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笔者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陶器刻画符号中发现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在两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参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分布在中国东南部，中原和西北部如此广阔的地域且年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数字卦，却有一定规律性和一致性，即它们只与三爻八卦和六爻六十四卦相关，而与什么四爻卦、五爻卦无关。按邵雍、朱熹以及李申先生的理解，在史前时代，必然应该有四爻、五爻的数字卦与三爻、六爻的数字卦伴出，而且前者出现的机会还应该大于后者，至少应相等。因为根据易卦起源卜筮论者的说法，六爻六十四卦的产生是由于三爻八卦用于预测万事万物过于简略、不敷日用，所以要向六十四卦的方向发展，而超过六十四卦的七爻一百二十八卦、八爻二百五十六卦等又过于复杂，不便掌握，这样位于三爻八卦与六爻六十四卦之间的四爻十六卦、五爻三十二卦在八卦和数卜起源的新石器时代自然应该有较多的机会出现。但是考古资料一点也不支持这个推测。
相反，从八卦起源天文历法说的角度看，无论是早于《易经》的商、周数字卦还是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它们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三爻八卦由年周期的分割而来：“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两仪”即一年中的冬夏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太极”生“八卦”是按“一分为二”的方式产生的，这一点《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已经载明，而且它们与年周期的分割相应，即与天文历法有关。八经卦相重得六十四卦，其数理也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合：六十四卦以乾、坤、坎、离四卦或坎、离、震、兑四卦定四方四时主二十四节气，而以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纪一年三百六十日（余五——六日为过年日）。八卦六十四卦及太极图所反映的阴阳消长关系皆与天文历法相合；四爻十六卦、五爻三十二卦以及更多的七爻一百二十八卦之类在史前及商周时期均不得而见，这些数理同时也与古代天文历法和历数无关。可以这样推测：由于纪理一年四时八节的需要，产生了八卦；由于八卦崇拜和纪日的需要，古人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由于八卦和六十四卦作为天文历法有预知未来的“神性”，古人将它们用于占筮，于是数字卦产生。这种推测意味着，在数字卦产生之前，必然存在用阴爻（——）阳爻（——）表示的三爻八卦和六爻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已经为此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和证据。仅据笔者有限的了解，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均有系列的爻画八卦符号，而且大多绘制得极为精致、巧妙，将装潢、古代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白衣彩陶钵第三期AI式F1：26肩腹部饰有两圈极精美的图案、符号，肩部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均以红褐彩为地纹，衬出每个坤卦符号的六爻十二个白色小方块，计其数为六卦三十六爻七十二个白色小方块，可纪十月太阳历一季两月七十二天，腹部一周有数组竖画的白彩短条纹，仍以红褐彩衬出非常醒目，每组白彩短条纹为五条可纪十月太阳历一年的五季、五个时段（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这件保存完好距今约5000年的彩陶钵，可以说是中国史前人类的杰作之一，它至今仍可以作十月太阳历的历书使用。大河村类型与发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自西向东推进的早期仰韶文化有关，十月太阳历由陈久金、刘尧汉、卢央等学者发现、发掘于当代西南地区彝族文化（八卦在彝族文化中也正是天文历法），而彝族文化的远源正是中国西部的远古文化，这些都合若符节。当然，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史前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表明，邵雍和朱熹关于六十四卦来源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关于八卦由“太极”按“一分为二”的方式分裂产生则是正确的。显然，邵雍和朱熹是根据《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话对八卦和六十四卦的产生进行推测的，这其中有得有失。邵雍以《皇极经世书》和《梅花易数》名世，其预测大师的身份历史上罕有人与之并肩，邵雍对八卦的根底尚且猜错，其他的预测大师也就不必过分看重了。当然，所谓《易经》八卦包含原子核裂变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一清二楚了。
四、张岱年和季羡林
历史上有不少图都曾经叫做太极图，其中仅有周敦颐太极图和现在流传很广的阴阳鱼太极图最受学界重视，这不仅因为此二图来历不明（其他名为太极图的图形大多是在此二图的基础上繁衍、改造而成或者为图解易理而作、有明确可考的作图之人），引发历代学者为此考证、聚讼不休，更因为此二图与易道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甚至与《易经》八卦真相的揭破关系最巨。
关于周敦颐太极图，历史上的学者多认为其来自道家系统，或得之于陈抟，或得之于道教典籍，总之系发行自道家炼丹之图；关于阴阳鱼太极图，学者也多认为其与道家、道教有关。中国当代研究易图的名家李申先生一直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是周敦颐自己的创作并为道教所窃取，而阴阳鱼太极图也是明初公开此图的赵撝谦或其他儒者所创作。他在《太极图渊源辨》（《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话说太极图》（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周易之河说解》（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朱伯昆先生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版）中均持这种观点。1994年初，李仕徵先生在《中华气功》第1期上发表《天下第一图·太极图考略》一文，介绍与朱熹同时代的南宋著名道教学者张行成的《翼玄》中载有阴阳鱼太极图，且其周围整齐地排列着伏羲六十四卦卦名及卦画；同一年，张其成先生主编的《易经应用大百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束景南先生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披露了李仕徵先生的发现。1994年《周易研究》第3期发表了我国哲学界的泰斗张岱年先生关于李申《话说太极图》的评论，认为李申先生“对于太极图的渊源作了详细的考证，非常精确，发前人所未发，解决了太极图的起源问题”。随后，李仕徵先生又在1994年《周易研究》第4期发表《玻尔“并协原理”与八卦太极图》，在文中再次介绍南宋初年四川人张行成书中所载阴阳鱼太极图及伏羲六十四卦圆图《易先天图·浑天象》，对张岱年和李申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无言的反驳。李申先生以及历史上否认周敦颐太极图改造自道教炼丹之图的主要理由有：其一，唐明皇制序载有太极先天之图的《上方大洞真玄妙经品》、《上方大洞真玄妙经图》都不是唐代作品，唐明皇的序是伪托的；其二，周敦颐之前的古籍不见载有与周敦颐太极图有关的图形；其三，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为周作的墓志铭中说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关于墓志铭，邱汉生先生指出其中标点有误，正确的标点应是周敦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因为周氏没有作过《易说》，所以周敦颐是以易说图，而不是作太极图（《理学开山周敦颐》）；关于文献资料，束景南先生指出李申先生的考证“忽视了唐、五代、宋大量亡佚的易书、道书、术书，而但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这先在考证的方法上已经失误”（《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关于唐明皇制序问题，林忠军先生指出明本《道藏》“所收的唐代作品不是原作，而是经明人编纂修订的著作。后人在整理前人的作品时也常将当时避讳的字改过来”，因此不能凭唐玄宗制序中有“世民”二字而否认其为唐玄宗作品（《周敦颐太极图易学发微》）。
专家们对太极图的考证、研究表明，传统的凭文献资料研究历史的做法是有很多局限的，张岱年先生的误判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李申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周易与易图》中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周敦颐太极图为周氏自作、阴阳鱼太极图“不是蔡元定万里迢迢，到四川得于隐士之手，而是元未明初才出现的”。李先生的顽强让我想起一本闲书中的一段闲话：“专家意见的主要问题是，专家们总是极力倾向于维持事物的现存方式，因为专家对于他们成为专家的方面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投资。假如他们要破坏已有的投资，他们本质上就等于在摧毁他们自己的权威地位。假如他承认了新的东西，那他自己赖以立存的脚踏板就会被毁坏。因此，专家永不认输。”（吉恩·N·兰德勒姆著《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26页，张军、漫长、王小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90年，赵国华先生出版了一部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作《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本书特别受到季羡林先生的赞赏和肯定。季先生在序言中说自己“被其中十分精采的阐述、石破天惊的推理、天外飞来的论证、恢廓弘大的内涵吸引住”，认为“本书成就极大，优点甚多，读者如入宝山，到处是宝，眼花缭乱，不知道要拣哪一块宝石好了”，而他向读者推选的第一块“宝石”就是赵国华先生关于八卦起源的研究和论述：“本书第一章：‘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的发现’，就是非常精采的一章。八卦、河图、洛书等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一个聚讼了几千年而始终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的问题。最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对八卦产生了兴趣，骎骎成为世界显学了。然而它的真正含义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赵国华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崭新的独到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简直可以说是发千古未发之覆。他又把八卦的起源与西安半坡的鱼纹联系起来，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敏性。”
运用考古资料论述八卦及河图、洛书的起源，赵国华先生作了非常认真的努力，这在当代学者中是少见的，也难能可贵。但是，赵先生关于八卦及河图、洛书起源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假课题、假问题、假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这里仅作简单的说明：其一，赵先生认定八卦起源于卜筮，数字卦是爻画卦的前身。这个前提没有确定性，甚至今天已有充分的资料和证据说明这个前提是虚假的、错误的。其二，赵先生认定八卦八个符号各自有它的原始数字意义（其意图和目的在于人为地让八卦、河图洛书及半坡鱼纹与生殖崇拜挂钩），而且八个原始数字必定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进而认为伏羲八卦存在“深层矛盾”，认为其“形”与“数”不合。这个前提和认识也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伏羲八卦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邵雍按太极“一分为二”生八卦的方式作出先天八卦小横图后为八卦所标的顺序数，可以说与八卦符号、八卦含义根本上没有内在的关系，即使从历法的角度看，八个数字与八卦符号也没有内在的联系。即使八卦符号起源于数字卦，八卦符号与八个数字之间（无论哪八个数字）也没有内在联系，因为任何一个数字卦都可对译为八卦符号但它却不是任何的某一个数。任何一个八卦符号都不与任何一个数存在内在联系，它也不必要存在这种联系。其三，由于赵先生人为的追求八卦“形”与“数”的相合，所以他制造出一个八卦“母图”，认为先天、后天，一切八卦图都由其“母图”演化而来。赵先生所谓的八卦“母图”即今传洛书，而他则认为是原始“河图”，它本是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祭坛布局图。赵先生对八卦、河图、洛书的图式、内涵、相互关系完全作了“为我所用”式的改造，而所谓半坡鱼祭、祭坛之类也是没有任何考古依据的。其四，为了论证八卦符号严格对应八个数字，他规定阳爻代表三、阴爻代表二，又规定一部分八卦符号分“实质部分”和“附加部分”（“附加部分”则不计数），又对坤卦符号运用“合三为一”、以一半代表整体的运算规则等等。为了将半坡鱼纹论证为八卦符号的前身，赵先生采取“三个鱼头等于一条鱼”、“一个三角形代表一个鱼头”、“两个三角形代表两条鱼”、“以一代一”、“以一代二”、“以一代三”、“合三为一”、“合四为二”、“一与三通”、“六与二通”等等、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昏头胀脑的他设定的半坡鱼纹示数的重要“密码”，终于将乾、离、坎三个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挂上钩，而巽、震、艮三个八卦符号以及兑、坤两个八卦符号与他归类的半坡鱼纹都不甚吻合，便只好认为半坡鱼纹尚待进一步演化才能最终完成向八卦符号的过渡。这种论证将八卦符号及考古资料半坡鱼纹都作了为所欲为的改造和理解，论证过程中不断设定新的释读规则和“密码”，前提、结论和过程都是虚假的，虽然最终仍没有在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之间搭起桥梁。其五，赵先生论证的最终目的和结论“八卦源于半坡鱼纹”与他默认的根本前提八卦源于卜筮和数字卦是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余不再述。
赵先生的研究可能会迷惑一些没有八卦和易学基本知识（或这种知识不够详备）的人，季羡林先生当是其中之一。所幸季先生对赵国华“把八卦的起源与西安半坡的鱼纹联系起来”，说了一句“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敏性”，算是为自己挽回了一些损失。
四年极作文范文2
在已经过去的大学初始阶段，筒子们的表现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为鼓励先进，现决定开展“三优一佳”及五四红旗团总支、五四红旗团支部的评选活动，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五四红旗团总支、五四红旗团支部的评比条件、名额分配及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优秀团员：
1）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先进理论和重要思想，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并已递交了入党申请志愿书，在同学中能充分发挥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2）学习成绩优良，本学年无任何补考课程，按时参加组织生活，定期交纳团费。
3）积极参加学院、年级、班级组织的一系列文体活动。
2.优秀团干部：
1）积极配合校团委、各二级学院（系、部）团总支、班团支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团干部带头作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已递交入党申请书，参加学校党课学习，并取得结业证书。
2）学习成绩优良，本学年无任何补考课程，热心团工作，具有奉献精神。
3）积极参加校、系（院、部）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
3.优秀学生干部：
1）认真学习党的先进理论和重要思想，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在同学中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并已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参加学校党课学习，并取得结业证书。
2）学习成绩优良，本学年无任何补考课程，平日工作认真负责。
3）积极参加学校、年级、班组织的一系列文体活动。
4.五四红旗团支部：
1）深入开展党的先进理论、时势政策的学习活动。
2）配合院（系）团总支工作，定期举行团的活动，团组织生活有质量、有创新，按期向团总支缴纳团费。
3）具有良好的班风、学风、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学习风气浓厚。
5.五四红旗团总支：
1）能够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学生的健康成长，开展团的活动。
2）积极组织学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3）积极开展课外知识学习、学术交流、科技创造等活动，促进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提高；大力开展社会实践、勤工助学和青年志愿者活动，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积极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丰富校园业余文化生活。
5）能够主动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勤工助学和青年志愿者基地。
6）团学工作总结情况好。
二、全校“红岩十佳青年”的评选条件及评选办法
1.评选对象：四川外语学院在读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学生。
2.评选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已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过学院党校学习。
2）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能在学生中发挥表率作用，具有较高的威信，学习成绩优秀，每学期均获二等以上奖学金。
3）积极参加校内外文体活动和集体公益活动，多次受到省市级及以上奖励。
4）一专多能，社会活动和工作实绩突出，校、系、班学生干部优先。
3.评选办法：
1）评选流程：由系（院）团总支、学生会初评，经系（院）党总支审批后将候选人名单及先进事迹材料统一报校团委。
2）评选人员：由学院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组成四川外语学院“红岩十佳青年”大学生评选小组，对各系（院）所推荐的候选人，根据评选条件，严格评选，并召开部分学生座谈会，以便更直接、准确地考察候选人情况。
四年极作文范文3
一、2014年团委工作回顾
矿现有适龄团员共人，平均年龄岁，青年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团员人，占团员总人数的%，团委书记名，副书记名，团支委员名，其中团支部现有适龄团员名，平均年龄岁，团支书和宣传委员名。为了做好今年的团费收缴工作，团支部严格按文件精神宣传“全系统团员青年积极响应”，主动按标准足额上缴团费，2014年度共收缴团费元，其中适龄团员共元，交纳团费元；自愿交纳团费青年职工名，共交纳团费元。
(一)以各项活动为抓手，作好青年员工思想工作。
在新形势下，作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对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年来，矿团委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按照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要求，结合青年职工的不同思想状况，适时召开共青团工作会议，及时传达矿党委和上级团组织有关会议精神，做好宣传鼓动、引导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十七大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启发教育青年，将党的指示和上级团组织的号召贯彻到团委的各项活动中，充分保证广大团员、青年的思想觉悟。一是开展“形式、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活动；二是开展“”学习活动；三是开展“两对照、五查找、一制定”活动和加强管理、从严治活动；四是举办了“”为主题的演讲比赛、6月份安全生产月在井口开展了安全知识问答活动，并现场对答对题的进行了奖励、选送一人参加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五四”期间举办的诗文朗诵活动，取得了优秀奖、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召开了“庆祝建党89周年党建党风廉政建设表彰暨下半年度工作会”；五是“五四”期间，筹备召开了“纪念91周年暨2013年度共青团工作”表彰会，共表彰了14个先进集体和62名先进青年，并纳新职工团员19人，组织观看爱国教育影片活动等。通过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准确领会和掌握了十七大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实质，用理论武装头脑，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以各类培训为载体，提高员工整体素质
为了加强青工勤奋进取的意识，提高技能水平，矿团委重点加强了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培训工作，在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相关业务知识方面下功夫，通过制度化、经常化的教育培训，提高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智力保障。今年以来，按照矿的统一安排部署，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了工团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内控培训”、“物流、营销、加工及知识培训”及“人文教育”、“环境污染与健康”知识等培训，邀请进行专题讲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月矿组织开展培训，每期为天，参加人数多人，通过此次培训，锤炼了队伍，磨练了意志和毅力，增强了体魄，培养了员工的大局意识、团队精神，提高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感恩心。矿团委在提倡青年岗位成才、爱岗敬业的同时，鼓励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多看书，积极参加各类继续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开展以上多种形式的培训，使矿青年员工队伍的综合文化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三)加强团的自身建设，提高团影响力和号召力
矿团委牢牢抓住团的自身建设不松手，根据矿的实际情况，一是健全了团委机构，进一步促进团的组织建设。二是积极推进“推优入党”工作，为党培养后备力量，有名团员青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名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培养对象。三是认真作好先进青年典型的推荐工作，今年，矿团委被陕西煤业化集团评为五四红旗团委，掘进一队团支部、掘进二队团支部被局评为先进团支部，3名团员青年被局评为优秀团干部，5名团员青年被局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四是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我与矿区同成长”首届青年读书节活动，购买了由公司团委推荐的书籍，激发团员青年读书热情。
(四)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发挥员工的生力军作用
争先创优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青年员工工作激情。团委制定并下发了2013年6号文件《关于开展青年安全监督岗达标创优活动的通知》。达标创优竞赛活动时间从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2月底，此次活动正在开展当中，元月份青年安全监督岗员共汇报隐患358条。
矿团委拟草了《三月份学雷锋便民服务、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和矿区美化活动》的文件，组织了一支由40人组成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开展了学雷锋便民服务，送安全茶水，传颂雷锋故事、美化矿区环境等活动。为单身职工缝洗作衣300多件、床单被褥50多床，为职工家属和附近农村居民焊补碗盆900多件，义诊和健康体检500多人次，法律咨询200多人次。(五)结合团员自身特点，开展各种形式文体活动
团组织的生命在于活动，活力在于活动。一年来，矿团委在工会的带领下，结合团员青年的自身特点，不失时机地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和参观游览活动，寓教于乐。组织职工运动会，参加了乒乓球、羽毛球、保龄球、象棋、健美操及趣味项目的比赛，及登山、踏青、郊游等户外健身运动。通过开展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团员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执行力、战斗力，促进矿区和谐发展。
(六)采取多种手段措施，积极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矿高度重视宣传报道工作，团委采取多种手段，广泛发动团员青年认真挖掘工作中的闪光点，积极写稿、投稿，较好的宣传了矿工作动态和矿区形象。今年，制做了两期以《纪念“五四”运动91周年暨2013年度共青团工作表彰会》和《劳模的风采》为主题的宣传专栏及制做了两期以不同主题为内容的青年生活。
二、在的问题
目前团支部公司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中间还是有许多的问题与不足。青年团员众多，对国家、党组织及上级领导传递的各项重要精神的理解度、认识度高低水平不同，这将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其中，主要是：
1、由于工作调动、毕业分配等原因，部分青年的团组织关系没有及时的化转，对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2、青年职工思想活跃，相互沟通情况不理想，需加强引导。
3、团的宣传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三、2015年团委工作计划
2014年，我团支部工作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但是与上级领导的要求相比，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和差距，需要努力提高和改造。2015年是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的重要一年。按照“”和党委工作部署以及矿工作任务，团委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共青团十六大的精神，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及建设国际先进矿区的目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十七大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作为贯穿共团青工作的主线，引导和带领团员青年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努力奋斗，使团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团组织密切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能力得到提高，为实现公司新一轮规划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矿团委紧密结合上述工作指导思想，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狠抓政治理论学习，促进工作上台阶
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贯彻集团公司及公司两会精神，充分利用各种学习交流机会，积极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加专业理论学习，要求广大团员青年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积极投身矿区的经济建设，为矿区发展奉献力量。矿号召广大团员青年找准理论学习的“切入点”，寻求理论学习的“突破点”，夯实理论学习的“落脚点”，努力联系本矿区发展的实际，解决好矿区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各项工作上台阶。
(二)狠抓团组织自身建设，发挥团组织的生力军作用
继续加强团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团干部的自身素质，强化基层团支部“四个有”的工作目标，加强团干部培训力度，培训覆盖面达140%。切实开展“青年文明号”、“五四红旗团组织”、“青年安全示范岗”、“青年突击手”等活动，开展“小建议、小革新、小改进、小发明、小创造”为主要内容的“五小成果”活动，引导团员青年为公司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
(三)狠抓团组织推优工作，加强党的后备力量
矿团委从培养党的事业的后备力量的高度，紧密联系党组织，加强对青年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健全建立“青年学习小组”，使青年学习小组活动正常化、管理规范化。通过开展参观、讲座、座谈等方式学习活动，切实加强青年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建设，向党组织推荐“一流、一线”优秀青年，增强“推优”工作实效。
(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团员青年的热情
从服务好广大团员青年，服务好矿区发展出发，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针对过去团建活动的设计和宣传等不到位，造成活动覆盖性和吸引力不强，团员青年的认可和关注程度不高的现象。从团员青年自身的特点出发，2015开展“学理论、明责任、保发展”主题教育和“形势、目标、任务、责任”、“”再教育活动；开展争当岗位能手活动；积极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开展义务献工和社会公益活动等一系列喜闻乐见的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激发团员青年的热情。
四年极作文范文4
今年1月10日，从玉城四会书坛传出一个好消息：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书法家江少文在四会市第五届文联代表大会暨首届书代会上以高票当选市文联常委和市书法家协会首任会长。不少书坛人士纷纷竖起拇指：早就应该由江少文这样的青年俊彦扛起四会书法的大旗了！由于少文文质彬彬而少年得志、干事雷厉风行且深思熟虑，颇具儒将风范，被四会书法界戏称为玉城书坛“少帅”。虽不排除其中有一些调侃之意，但从少文走马上任几个月的“政绩”来看，玉城书坛“少帅”也绝非浪得虚名。
少文刚坐上四会市书协会长的交椅不到一个月，戊子春节就匆匆而至。元月中旬，刚带队到罗源镇文化站布置完“四会市中青年书法家五人精品展（乡镇展）”工作的他敏锐地察觉到：春节是个游子归家、万家团圆的重大节日，正是在群众中大力普及书法艺术、在社会上提高协会影响力的好时机。于是，他审时度势，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书画展方案，并积极协调市文化部门和美术团体，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推出了市书协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市性大型活动“2008年四会市迎春书画展”，为当地广大群众送上了一道节日文化大餐，得到行内行外的一致好评，全国著名专业报刊《书法报》也对这次展览进行了报道，玉城书坛“少帅”“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得好不厉害！当地书坛宿将们暗暗称赞：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四会书法大有希望！
少文在市委宣传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本职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脑子灵活、讲究工作方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烧好书协工作的第二、三把火。今年春节刚过，少文从一些书法骨干口中得知，广宁书法界的朋友有和四会同行进行艺术交流的愿望。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通过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打破近10年来本地书坛封闭保守状态的好机会。在市文联领导的支持下，他与广宁书法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达成了在“五一”期间举办“会宁书法精品交流展”的共识，以此作为中断了15年的两地艺术交流活动的延续，努力推动本地书坛出精品出人才。两地书协组织达成共识后，少文立即组织做好宣传发动、作品征集、联系展厅等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切进展顺利。从当地文联了解到，少文领导的书协举办这么大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至今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令不少文化界前辈为之叹服。在积极搞好书法展览推介书法精英的同时，少文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地方的艺术要发展，光靠抓精品创作还不行，还要做好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艺术普及工作。在这种理念的带动下，四会书协从今年三月份开始认真实施“书法系列活动进校园”计划，组织会员到当地学校义务讲书法课、开讲座、办展览，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在中小学生中掀起了一阵“书法热”，得到教育部门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少文还牵头制订了《四会书法2008―2012年发展纲要》，积极描绘四会书法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使四会书法事业今后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发展思路，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
作为书法工作者，少文善于谋划全局、运筹帷幄；作为书法家的他，也同样身手不凡。他从7岁开始随乡贤习书，沿着唐楷汉隶二王行书这样的传统路子一路走来，多年来沉浸在古人经典法帖中，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参加工作后，少文阅历不断增加，对人生和艺术有了新的感悟，尤其是和当地青年书家团体“玉城书艺沙龙”诸友交游、切磋书艺之后，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摈弃了一直以来崇尚流美、端庄的艺术追求，把主攻方向瞄准了最符合自己个性的宋代大家坡“尚意”一路行书，书法面貌为之一变，作品格调也比原来有显著提高。凭着这手书卷气浓郁、静中略带不羁的“苏体”行书，少文近年先后多次入展省和肇庆市的专业展览，去年还携10件力作参加了在当地规格颇高的“四会市中青年书法家五人精品展”，玉城书坛为之瞩目。最近，在迎接“会宁书法精品展”的作品点评会上，少文悄悄拿出了一件功底扎实、气度不凡的魏晋风格小楷力作，使见惯其行书作品的书家朋友敬佩不已，看来少文在艺术上又有了新的追求。
在此，我谨以此文祝愿少文君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才华和四会书坛的重托，继续努力，一路走好！
四年极作文范文5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目标
一、引言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是指以湘鄂赣三省现有的武汉城市圈、湖南“3+5”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三大城市群为依托，通过整体规划和集成建设形成的一体化的城市群集合体。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便利的交通和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经过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较为雄厚的产业和科教基础，且城市群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发展阶段，城市规模体系不断完善，是我国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之一。
2010年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简称《中国发展报告2010》）。此报告确立了今后重点发展的8个大城市群：哈长（黑龙江哈大齐和吉林的长吉）、闽东南、江淮、中原、长江中游（长株潭、武汉城市圈、昌九）、关中平原、成渝和北部湾。此外，明确了环渤海（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3个特大城市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极。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认为，中国希望培育一个新的城市群为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动机已十分明显。
早在1987年，以武汉为中心，跨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湘）、湖北（鄂）、江西（赣）和河南（豫）四省，由武汉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构成的经济圈——武汉经济协作区成立，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的目标便是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第四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但是，在2004年，中部各地开始陷于 “龙头之争”，错过了迈进“第四极”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能力，应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打造成继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二、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方面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是着重描述单个城市群发展的，例如，秦尊文（2003）对华中三角洲，李靖宇、聂松竹（2004）对东北地区，秦尊文（2005）对中部地区，谷继建、宋华锋（2006）对黄河三角洲，叶飞文（2006）对海峡经济区，张晨（2007）对成渝经济区，朱丽萌、陈志伟（2007）对汉长昌都市圈，耕夫（2008）对北部湾，沈明君、赵立恒（2008）对东北地区，林喜庆、许放（2008）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汪倩雯、张明举（2008）对成渝经济区，马传栋（2009）对泛山东半岛城市群，朱文强、刘彦昆（2009）对西三角经济圈，何伟、曾礼、汪晓凤（2010）对“西三角”经济圈，李秀中（2010）对成渝经济区，邓扬建、熊志君（2011）对“中部金三角”，魏后凯、成艾华（2012）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研究。而同时对多个城市群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献，相对来说较少，主要有童中贤（2008）对“长武郑”板块、东北板块、成渝板块、海西板块，林喜庆（2009）对东北地区、海峡经济区、华中金三角地区、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王军（2009）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黄河三角洲经济区，何伟、汪晓凤（2010）对东北经济区、成渝经济区、海西经济区、西三角经济圈、黄金中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邬云峰、何伟、汪晓凤（2011）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中三角经济区、“西三角”经济圈、福建海西区域、广西北部湾的研究。
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城市群的研究，所使用的名称也不同，没有将所研究的城市群名称固定下来，名称使用不规范，与《中国发展报告2010》所划定的八个城市群的范围不一致，最重要的是，没有囊括对八个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三、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战略目标：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中国发展报告2010》确立了今后重点发展的八个大城市群具体为：
哈长地区，是指包括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哈大齐）三市和吉林省的长春、吉林（长吉）两市在内的两省经济最发达地区；
闽东南地区，包括福建沿海地区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5个地级市辖区，辖43个县；
江淮地区（安徽皖江地区），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八个地级市，共59个县（市、区）；
中原地区（河南中部），包括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武汉城市圈（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湖南“3+5”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和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新余、抚州、宜春、吉安）；
关中平原地区，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商洛；
成渝地区，包括重庆、成都、自贡、德阳、遂宁、内江、南充、眉山、广安、资阳；
北部湾地区，指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辖区域范围。同时，包括广西近海沿边的玉林、崇左2市的交通和物流。
分析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城市群的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年末总人口、工业总产值（当年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这几个总体指标中，除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这一指标是仅次于成渝地区排名第二，其它几个指标都是排名第一。
从前两项指标，即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与第二三产业总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分列第五、第四，表明长江中游地区仍需进行大力度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进程；从存贷比来看，虽然长江中游地区排名居中，但以0.75的最优存贷比来说，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既不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也不存在信用过度扩张的风险；而科技教育总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仅为17.23%，仅为排名第一的北部湾地区的58.51%，说明政府对科技教育的投入过低，今后应增加对这两个方面的投入，以科教的高水平吸引人才。
上表可以看出，在城市群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稳中有快，没有出现非常大的波动，总体趋势向上。长江中游地区与成渝地区，从同比增长速度来说，不相伯仲，兼具了稳定性和潜力性，是争夺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最具实力的城市群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城市群的主要总体指标、主要结构指标和同比增长速度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雄厚的发展实力和规模，在促进中部崛起和全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城市群中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城市集群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定位，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设立机构。成立三省统一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领导小组，并在三个省分别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面统筹、谋划、协调城市群建设中的规划引领、产业发展、资源利用、体系建设、政策支持、体制机制创新等各项工作，实现专职集中办公，完善工作推进平台，强化、协调功能和执行功能，探索城市群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2）制定规划。城市群规划空间上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时序上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努力促进利益均衡，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做到资源共享、调剂余缺、实现多赢，重点发展一个中心城市、二个副中心城市、十个组团式城市和若干个中心城镇，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路子，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市集群、产业集约的新路子。
（3）出台政策。三省应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的、多元化区域经济体系，出台各种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的统一政策，撤除贸易和要素壁垒，统一外商投资的优惠条件，统一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统一人才、技术、资金的自由流动，切断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家的联盟关系，真正形成由市场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营造统一的市场准入环境、统一的市场执法环境和统一的市场法治环境。
（4）项目推进。三省应统一协调加快城市集群中的航空、铁路、公路、港口等现代化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行产业链重组战略，有效整合产业存量资源，构建面向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主导优势产业链，促进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推动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分工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5）协调利益。城市群合作范围应主要包括基础公共服务合作、经济公共服务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合作、公共安全服务合作四个方面。应谋求多样性合作方式共存共赢，促进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行为约束与激励机制，信息交流与对话机制等合作机制的形成，最终达到协调群区发展、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化解城市群内部争端、避免恶性竞争、提供利益诉求平台等合作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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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秦尊文.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02）
[4] 谷继建，宋华锋.黄河三角洲：中国区域经济体第四极？[J].中外企业家 .2006（10）
[5] 叶飞文.努力打造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J].宏观经济研究.2006（10）
[6] 张晨.“成渝经济圈”：中国第四增长极[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 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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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明君，赵立恒.全面振兴东北，再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23）
[10] 林喜庆，许放.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思考[J].经济纵横.2008（07）
[11] 汪倩雯，张明举.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第四极——成渝经济区分析[J].理论前沿.2008（12）
[12] 童中贤.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构建及对比分析[J].求索.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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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极作文范文6
二、唐村碑刻中的武术资料问题
唐村碑刻中的武术资料是唐村武术史料中的又一重要组成，其现存的碑刻有《李自奇墓碑》，以及《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和据说是东汉末徐庶母亲撰写的碑文等。对此，拙文依照各碑文内容时间依次论及。
关于东汉末徐庶母亲撰写之碑，在本人两次对唐村的实地考察中虽尽力求访，但始终未见，魏美智先生的《修复中国最古老太极养生拳起源、洪洞移民舍善脉恩圣庙》一文记有部分碑文，碑文中记有“无极寺”与“无极养生”等词语。撇开碑文内容不谈，拙文认为，要确认该碑文为徐庶母亲所撰，至少需要明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徐母究竟如何在唐村。这也是断定该碑文真伪的一个关键所在。关于徐庶之母，史籍中仅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文中并无其籍贯乡里说明，而《三国演义》则成功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视死如归的妇女形象，但也无徐母的籍贯乡里（注：在拙文中之所以提及《三国演义》，是因为古代“演义”类的文学作品往往依傍史传，融合野史而敷演成章）。也就是说，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故事，都未有关徐母的乡里记述，那么说徐母在博爱唐村写有碑文，其依据是什么？不要说其碑现已不存，即便其碑还在，亦须由专业学者进行考证甄别，岂能凭《再考略三》所谓的“唐村的老者们说”即可定论？至于文中声称的“能够与徐庶母亲的碑刻相佐证的现存的残碑断碣，还有一远一近两方面的资料”，其中，文中的“一远”是指东方朔所写《金伞山万寿观刘自然先生赞碑》，“一近”是指2014年10月竖立的捐款功德碑，在该碑碑阴刻有“三国徐庶之母撰书魏碑”之语。
然而，仅凭东方朔《金伞山万寿观刘自然先生赞碑》有“无极”一词来证明徐母碑的存在，犹如张三有了钱能证明李四也必然有钱一样；拿2014年10月村民竖立的捐款功德碑来证明东汉末的徐母碑，更好比关公战秦琼，此等“研究”实在不合正常逻辑。《再考略三》作者如想证实徐母碑的客观存在，必须拿出点靠谱的材料来。顺便提醒作者：东方朔的《金伞山万寿观刘自然先生赞碑》的碑文据说见自《怀庆府志・金石志》，如此，并非“现存的残碑断碣”，如作者亲见目前该碑的残断模样，无疑应清楚说明其具体情况；另外，2014年10月的捐款功德碑竖立的时间至今仅一年多，完好无损，也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残碑断碣”。
《再考略三》一文中的第二部分至第十部分，其内容是围绕笔者对《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所提的质疑。据说该碑原碑已失，仅存拓片。从字体看，此碑为行书，其落款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作者为“普观”，而在此年，“普观”还写有一通碑行书的《清凉子末香偈》。鉴此，笔者对照其书体笔迹，认为“两者字体明显有异，显然非出自同年的同一人之手”。而《再考略三》认为，《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是楷书，拙文拿楷书对比行书，“那显然是非常缺乏书法常识的”。笔者承认《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行书相比《清凉子末香偈》略显工整，此类字体也有人称之为“行楷”，但万万不敢苟同《再考略三》称其为“楷书”。请非常具备书法常识的作者能否列举出古代类似《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式的所谓“楷书”作品？至于作者能如于字体差别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看出两块碑刻的相似之处”，笔者表示怀疑，至于是如何鉴别的，应作出详尽说明。
接下来分析《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表述的具体内容。关于此碑涉及的武术问题，拙文列举了四大疑点。疑点一：唐代已有《易筋经》吗？疑点二：唐代出现了冠有名称的武功吗？疑点三：唐代少林寺习武吗？疑点四：唐代能有“以柔克刚，舍己从人”这样的拳理吗？事实上，这四点疑问只要有一点成立，那么这通碑及记述的所谓唐僧李道子事迹就值得怀疑。
关于前两点，刊登在《少林与太极》上的《再考略三》闭口不谈，而在魏美智先生个人博客的《河南唐村武术史料再考略》一文中，则谈到了碑文中的《易筋经》问题。《易筋经》按目前学界的共识，应成书于明中晚期，但博客中的《再考略》不同意此说，认为如《易筋经》创于明末，“我们就不能理解宋代张君房所撰的《云笈七签》中的‘易髓’、‘易筋’的说法，以及在魏晋时期出现的《汉武帝内传》中的‘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的记载”，在作者看来“这些记载正是习练易筋经的要旨”。显然，作者在《易筋经》的成书年代上玩弄起了颠倒乾坤的攘星大法。在他看来，似乎只要在前代的字里行间找到与所考订事物相同或相近的文字，那么所考订事物的年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上文的“体质”、“卫生”，和下文的“以柔克刚”等。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指责说：“目前有关易筋经的考证只是对现存资料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所得版本的考证上……并不能代表《易筋经》发展的历史。”那么什么是《易筋经》一书“发展的历史”呢？难道历史上出现了“易髓”、“易筋”之说就代表了《易筋经》的问世吗？作者的用心大概也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中提及《易筋经》才显得合情合理。可以明确对作者说，目前学界对于《易筋经》成书年代的判断，并非依据作者声称的“仅仅停留在所得版本的考证上”，而是通过该书本身透露出的种种历史信息。史学研究注重的是史料。关于这一点，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过一段非常剀切的话，即“治科学者，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而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则无须资料。
另外，魏先生谈及了有关《易筋经》一书的内容问题。他这样写道，《易筋经》是“通过修炼丹田真气打通全身经络的内功方法”，此外再按照功法要求，“配合《易筋经》搏击术同时练习可达到无坚不摧的神功威力”。如此描述《易筋经》，本文笔者不知魏先生等对该书的认识是基于文本的阅读，还是出自武侠小说。因为在现存有清一代的各种《易筋经》文本中，不管抄本还是刻本，均未出现过一本如作者所说的《易筋经》。
文中作者还提到了本文笔者对于西谛本《易筋经》的考释，称笔者所言“似是而非”。在关于西谛本《易筋经》的年代问题上，本文笔者确是看走了眼，忽视了西谛本中所避的乾隆帝名讳，即该文本并非明末本而是清抄本。关于这一点，本人早在2013年第12期的《中华武术》以及多次相关学术会议上，有所说明。对于西谛本《易筋经》文本年代判断的失误，对笔者也是个很好的教益――在以后的治学中会引以为戒，会不断夯实自己的学识基础。但是，这与《易筋经》的成书年代无关，与西谛本《易筋经》本身具有的学术价值无关。
关于拙文提出的疑点三“唐代少林寺习武吗”，《再考略三》引用了唐人张《朝野佥载》中有关僧稠的记述，似乎想证早在唐代之前少林寺已有习武活动。殊不知《朝野佥载》所记僧稠习武，并非在少林寺，而是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寺院。其后文中以“《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记载的十三棍僧助唐王的故事”来佐证唐代少林僧习武，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请原作者好好看看至今竖立在少林寺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碑文中何来什么“十三棍僧”之类的记载？需要指出的是，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自唐代至元的七百多年时间内，至今未曾发现一条有关少林僧人习武的确凿资料。因此，《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言之凿凿的所谓李道子“塑艺少林”，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关于少林武术的缘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撰文强调：少林武功缘起于紧那罗王信仰，并认为“将少林功夫源头直接归结到隋末少林僧助唐史实上，实为勉强”。
至于其后《再考略三》所论“以柔克刚，舍己从人”，再次玩起了他断章取义的攘星法宝，认为“以柔克刚”早在《道德经》中见诸文字，而“舍己从人”也始见于《孟子・公孙丑》，所以“李道子精通儒道佛三教的文化与理论，将之用于无极养生武功将以柔克刚，舍己从人的理念引入无极养生武功是很正常的”。对此本人有两个问题请教作者：
1.拙文的“以柔克刚，舍己从人”是据于武术的特有语境来谈的，难道《道德经》与《孟子》也是如此吗？
2.除了这一独家报道外，作者能否还可在明清以前的武术文献中举例一二？要不然，怎么能使学界信服？
至于《再考略三》在最后通过近代以来博爱县“傲人的武术成绩”来证明“《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所记载的武术都是真实可信的”，这显然缺乏学术支撑力，就像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武术练得好就必然得出他是习武世家的结论一样。
拙文正是据于以上四大疑点，提出：“不管《十力传碑》是否是普观所写，李道子与十力僧是否为同一人，可以肯定的是，碑文中有关武术方面的种种记述几乎无一条可信，无一条可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相反，“如碑文中的内容属实，那么一部中国古代武术史将被彻底改写！”顺便提醒作者，《再考略三》中称宋书铭非宋远桥后人，而是博爱县清化镇十街人，这与拙文并无多大关系。因此，请在这发前人所未发的重要问题上按规范说明其依据，不管是文献资料还是口述史资料。否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学术规范上都不具有说服力。
另一通《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原碑也已无存，仅留拓片。就内容而言，拙文认为，此碑应与历史上东汉末的徐母碑之无极寺“无极养生”、唐初李道子十力和尚创艺的“无极养生武功”，以及据说丘处机1163年在唐村所题的“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释道儒融三教之胜，养生之圣地焉”碑文不无关系，四者之间明显有着一脉相传的沿承关系，而且这也应是《李氏家谱》中所记李春茂及其儿子李仲、李岩等纷纷进入该寺习练武功技艺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这样一来，上自徐庶母亲所撰碑文中的“无极养生”，继而《十力传碑》中李道子的“无极养生武功”，再至丘处机赞誉的“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养生之圣地焉”以及明初千载寺高僧对迁徙来的移民“舍食传拳”，以使苍生养生而寺门积善，最后是李春茂父子等入千载寺习武而创“太极养生功”及撰写出“无极养生拳论”等，就显得其历史脉络十分清晰，而且前后衔接，一切顺理成章。然而，这种丝丝入扣的历史对接，加上东汉徐母碑及所谓“唐初李道子十力和尚创艺的‘无极养生武功’”等等种种疑点，总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全海博士曾对《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和《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两碑的真伪进行过专门研究。他通过两碑拓片内不同位置的相同文字对比认为：“两块碑帖同一字书写基本没有变化，不符合毛笔手写的特点，电脑排版可轻易做到。”言下之意很清楚，被一些好事者视为拱璧的《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和《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两碑，不过是现代计算机的“杰作”。据张全海博士告知，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就对魏美智先生说过，据说魏先生也默认了此事，不知为何在《再考略三》中还被坚信为“是真实可信的”，“对研究明朝初年的移民历史”与“千载寺武术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还有一通落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所立的《李自奇墓碑》，其所记内容无疑是对长期来武术界认定的关于心意六合拳源起和传播路径的颠覆。关于此碑的真伪，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真实的，但也有人认为靠不住。拙文未纠缠于碑文中的“皇明与大清”以及“与二字”等诸问题，而就其中记载的武术资料从三个方面提出疑问：首先是拳门传人的认定问题，其次是心意拳的传播区域问题，再次是碑文上将李自奇称作“心意拳六合枪宗师”问题。遗憾的是，在笔者所提问题上，作者又一次置若罔闻，喋喋不休地大谈起繁体字的“”与“”来。笔者认为，《再考略三》作者如不对拙文提出的有关《李自奇墓碑》几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那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下面，就其中两大问题再次提出，希冀作者能正面回应：
首先是拳门传人的认定问题。按碑文所记，李自奇“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卒于康熙六年（1667年）”，而姬龙凤的生卒年则较模糊，据一份乾隆年间的《形意拳谱》，他是明末清初人氏，后人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姬龙凤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0年），稍后于李自奇。如果两人的生卒年大致不错，那么早在姬龙凤的二十多年前的河南唐村，心意拳已蔚然形成，这样一来，所谓姬龙凤“传艺河南”自然就无从谈起。但问题是，既然早在姬龙凤之前的李自奇是位精擅心意拳的一代宗师，又曾去“山西、陕西传拳”，并按《再考略二》所说，“唐村的武术活动是家族性的”，还把“把武术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这样说来，无论如何应多少留下点有关这方面的蛛丝马迹。然而，长期以来的基本客观事实是：至今包括河南在内的历代形意拳传人，莫不奉山西姬龙凤为拳祖，这种文化认定的个中原委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心意拳的传播区域。依据《李自奇墓碑》所记，李自奇当年曾将其心意拳传播山西、陕西地区。如此，山西等地的心意拳应由河南传入。然而，在目前所有的心意拳或形意拳相关记述中，这一传播路径从无人提及，均认为心意拳缘起山西，后向河北、河南等周边地区传播，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拳技流派。若要此论，作者须提供相应的材料，但绝对不能以需要甄别真伪的材料来考订材料所记内容。此外，《李自奇墓碑》还有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既然李自奇身为心意拳宗师，而“唐村的武术活动是家族性的”，还把“把武术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那为何在近350年中，其影响竟然声息全无？这岂不令人称奇？难道在这350年里，李自奇一脉心意拳遭受过一场文化灭绝，以致他所传心意拳被历史彻底尘封，声息全无？笔者所提这一问题，也包括唐村李氏家族所传之太极拳。
三、唐村武术抄本资料问题
在唐村另外的几份武术抄本资料问题上，拙文主要讨论了三份《拳谱》与数份枪棍谱。《再考略四》中集中谈了《拳谱》而没有谈及枪棍谱，因此，我们把话题也围绕三份《拳谱》展开。
在《再考略四》一开始，作者就指称笔者“没有厘清杨氏太极拳谱、武氏太极拳谱与李氏太极拳谱的关系，没有厘清赵堡太极拳与唐村太极拳、赵堡太极拳与杨氏太极拳谱以及舞阳盐店与武氏太极拳谱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思绪颠倒，概念含糊”。这里，本人暂不理会此类先声夺人的言辞，先看看该文作者是如何“厘清”各家太极拳、尤其与唐村太极拳之间关系的。
《再考略四》第一部分的“唐村太极拳谱与武禹襄太极拳谱承袭关系”中，据于上世纪末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武氏太极拳全书》所记武禹襄之兄武澄清“对太极拳造诣颇深”一语，先是谈唐村李氏如何在舞阳开设盐店，随后又绘声绘色称李氏开设盐店后如何与舞阳县官场关系非常好，深得官员信任。同时，“因武氏兄弟都喜欢武术”，故“李氏兄弟也常教武澄清十三势太极拳”。由此，《再考略四》作者提出了个一反前人的“新观点”，认为：“所谓武氏太极拳并非自武禹襄开始……武澄清就是唐村李氏的门徒。”于是乎，武澄清在舞阳盐店得到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就显得头尾相接，似乎既合情，又合理。也许，这就是作者自诩的“厘清”。然而，李氏兄弟曾常教武澄清十三势太极拳，武澄清“是唐村李氏的门徒”之说，其依据的材料是什么？请作者如实列举；如无，就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难道就凭文章作者一无佐证之辞，就能得出“武氏太极拳源自唐村”的结论？
另外，作者指责武禹襄“并不懂得十三势的功法功理”，武禹襄对太极拳理很多地方的理解、改动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武禹襄乃历代太极拳家公认的一代太极拳宗师，他对太极拳理的阐发与贡献，主要见于《打手撒放》、《十三势行功要解》、《四字密诀》和《十三势说略》等著述，这些拳论，也被后人奉为太极拳理经典而加以传抄、刻印。对于包括太极拳理在内的前代武术拳谱和各文本之间的差异，不是不可以加以重新解读，甚至纠正，而且这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难道《再考略》的作者是“隐藏在少林寺中的扫地僧”，手握绝对真理可以“秒杀”武术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
《再考略四》在第二部分的“唐村太极拳抄谱与原谱的关系”中，闭口不谈拙文通过多方面分析对三份《拳谱》年代所作的“不会早于民国”判断，而是把话题转向“抄谱是不是有价值，关键看此抄谱是不是反映了原谱的面貌”上来。那么文中作者所指的“原谱”是什么秘籍呢？原来就是上面那份需要甄别真伪的《李氏家谱》中所录“无极养生拳论”。必须指出，作者这样的引证是有违史学常理的――如何将一份破绽百出的文本定为“原谱”而去考订另一个文本？有趣的是，在后文中，原谱与抄谱的关系竟被掉了个，具体反映在所论及的“朕”与“联”两字问题上。
在《李氏家谱・无极养生拳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练功探感之无极养生功乃人之无意无形，联先天极妙之主体。”而此语与孙禄堂先生《形意拳学》署名“艾毓宽”所写之“序”非常雷同，“艾序”原文为：“无极者，乃人之无意想，无形朕，先天极妙之主体。”这是拙文认为“无极养生拳论”抄袭《形意拳学》的一个佐证。“艾序”的“形朕”一词是指事物外表的征兆，但“无极养生拳论”作者则将原文的“无极者”三字改为“吾练功探感之无极养生功”后，又贸然把“乃人之无意想，无形朕，先天极妙之主体”改为“乃人之无意无形，联先天极妙之主体”。这样的改法可能是抄袭者对“形朕”一词不明语义，故按己意强将“朕”改“联”。殊不知这样一改，不仅读起来诘屈■牙，而且文句不通。但是，在《拳谱・无极养生拳论》中，原谱的“联”则写作“朕”，其云“无意，无形朕，先天极妙之主体”，只是“无意”后漏写了一个“想”字。对于“朕”作征兆解，《再考略四》是认同的。既然这样，作者就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为何作者避谈原谱“无极养生拳论”的“联”与“朕”关系问题？
2.既然被作者视为原谱的《李氏家谱・无极养生拳论》内容存在问题，那如何来证实抄谱，抄谱又如何反映“原谱的面貌”？
3.作者究竟是想用原谱证明抄谱还是想用抄谱证明原谱？
事实上，“艾序”与唐村的“无极养生拳论”其文句孰对称、孰通顺，相信稍具古文常识的人不难明白，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形意拳学》与“无极养生拳论”谁抄袭谁的问题。
《再考略四》第三部分标题是“唐村太极拳谱之间的内在联系”。用需要考订真伪的文本来证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实在有点无厘头，笔者不愿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故不予评述。但是，在这段内容的末尾作者提到拙文曾说“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里有《十三势论》”，而“这个问题学者专家已经披露很多”，是后人编辑进去的，故周某人“再称它为‘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就没有道理了”。但笔者实不知魏先生是如何在拙文的字里行间搜寻到所谓“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里有《十三势论》”一语的。在拙文中，提及“十三势论”的有三处，提及“张三丰全集”的仅一处，而且是在最后的引文注释中，全文根本未有什么“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里有《十三势论》”之类的话。此等无中生有的指责与点评有违基本学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