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刘禹锡范例6篇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1

关键词:刘禹锡;《竹枝词》;创新

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 ,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也最为后人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其中以《竹枝词》最具代表性。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遂成就了“各人各具一种笔意”③的中唐风貌。刘禹锡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刘禹锡学习巴楚民歌创作的《竹枝词》共有两组,一组九首,另一组两首。这十一首《竹枝词》所表现的内容丰富,与前人所著的催人肠断《竹枝词》大不相同。刘禹锡吸取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时民歌新鲜活波,爽朗明快,节奏鲜明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练,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也就是说刘禹锡的民歌体诗即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以下简要谈论刘禹锡《竹枝词》在内容题材上的创新。

清人翁方纲曾指出《竹枝词》内容题材上的特点“竹枝泛咏风土”④,“琐细诙谐皆可入” ⑤。即《竹枝词》可以不受诗体的限制,随意取材。刘禹锡《竹枝词》的内容丰富,表现了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1 游子思乡之情

以《竹三》为例,诗的一二句与三四句是两幅连环的图画,诗人以茂密的青草和清冽的蜀江起兴。乍看,这幅自然图画与下文似无直接联系,实际上它却恰到好处的渲染了环境氛围。对“南人”来说,这幅图画饱含乡土气息,殊觉亲切;对“北人”来说,这副图画则颇具异乡情调,略感陌生。因而它无疑有着兴起下文的作用。同时,远处破土而出的春草和浩荡东去的江水,又暗示出时间的流逝,歌声的悠扬和归途的遥远,对下文的“南人上来歌一曲”及“北人陌上动乡情”都是巧妙的烘托。接着另一幅折射出当地风土人情的图画映入了读者的眼帘:“南人”引吭高歌,深情缱绻;“北人”低头徘徊,乡愁缭乱。显然,这两幅图画是前后关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惟其如此,苏轼对这首诗推崇备至,尝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⑥黄庭坚也称赞包括这首诗在内的《竹枝词九首》说:“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甫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⑦

2 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

以《竹四》为例,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位失意的女子。诗人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和感悟起兴的手法来表现她们的幽怨。诗人将山花和江水作为女主人公触景生情的“景”,赌物伤怀的“物”,兼用了兴、比二法。以红花喻美人,已成陈陈相因的俗套。诗人避熟就生,抓住“花红易衰”的特点,以之比喻男子的负心,这就是推陈出新,别具风貌。

3 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

如《竹八》、《竹九》,这两首诗中诗人故意自托为失意女子的口吻,借其酒杯,烧己块垒。诗人由滟堆的挺立中流、坚不可摧,想到人心的见异思迁、反复无常;又由瞿塘峡的水流湍急、舟行不易,想到人心的无端生衅,风波迭起。触物感兴,辗转生发,言近旨远,寄慨遥深。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爱情失意的女子的怨恨,也可以理解为政治上受到排挤和打击的诗人自己的感慨。诗人久历宦海风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有深刻的体验。作为无辜的受害者,他“长恨”统治者的凭空构陷、滥施;作为坚定的守志者,他又“懊恼”变节者的朝秦暮楚、趋炎附势。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鸣自己内心的不平,也可以看出诗人自身的“人情”之美。

4 有民俗风情的写照

以《竹五》为例,诗人将秀丽的风景与淳朴的风俗揉为一体,更加荡人情思,沁人心脾。这里,“人去人来唱歌行”,绝不是诗人的刻意粉饰,以示治下清平,为郡有方,而确系其人其地的习俗。这是使诗人怎样迷恋和沉醉的一种习俗啊!在这种习俗的熏陶下,诗人又怎能不诗兴勃发,欣然启开自己的歌喉,加入那雄浑有力的合唱呢?

5 有劳动生活的场面

如《竹十一》,诗人摄下的劳动场面散发着诱人的泥土的芳香,在秀丽多姿的风景画的映衬下,显得分外生动可睹,层次分明。诗人以漫山开放的桃花李卉和缭绕在蓝天白云之间的缕缕炊烟作为劳动的自然背景。在这一背景上,点缀并活动着汲水为炊的妇女和以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在田间播作的男子。他们秉承祖辈的衣钵,各尽所能,劳作不辍,表现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里,诗人运用借代的修辞手法,以“银钏金钗”指代妇女,“长刀短笠”指代男子,从而赋予全诗更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更浓烈的异乡情调。

总体上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点。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共赏的重要意义。除苏轼、黄庭坚对刘禹锡《竹枝词》给予了高度评价外,《诗辩》云:“刘梦得《竹枝词》,所写皆儿女口中语,然颇有雅味。”《唐人万首绝句选评》:“《竹枝词》本始自刘郎,因巴渝之旧调而易以新词,自成绝调。”

总之,在刘禹锡的手中,《竹枝词》同于民歌又去其俗鄙,异于文士之作又不失其雅韵,被称为“气象氤氲,含思宛转,朴素优美,别具一格”。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得《竹枝词》成为巴蜀地区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精品。

参考文献

①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谓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转引自卞孝萱、屈守元《刘禹锡研究》第2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刘“诗豪者也,其锋森然”。转引自余恕诚《唐诗风貌》地11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②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到元和体变新。”转引自余恕诚《唐诗风貌》第9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③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转引自余恕诚《唐诗风貌》第8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2

(选自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注释】

①禁中:内宫之中。②判度支、盐铁案:担任度支和掌管盐铁专营业务。判,以高官兼任低职。③斥朗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④伧:音“chénníng”,形容边地语言音调与中原不同,发声粗重。⑤虽赦不原:即使遇朝廷大赦,也不在赦免之列。⑥将澡用之:将要为他们洗刷罪名,渐序起用。⑦当路不喜:致使当权者不高兴。当路,当权者。⑧始谪十年,还辇下:当初我被贬十年,回到朝廷。⑨恃才而放:凭借有才能而放任自己。⑩行年益晏,偃蹇寡合:经历过的岁月渐渐多了,处境困顿,落落寡合。

【练习】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始坐叔文贬者

坐:因……牵连

B、谏官奏罢之罢:罢免

C、益薄其行 薄:鄙薄

D、乃以文章自适 自适:自我满足

2、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A、多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

买五人之而函之,卒与尸合

B、宰相哀其才且困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C、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D、权近闻者,益薄其行

吾令人望其气,皆成龙虎

3、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直接表明刘禹锡“恃才而放”的一组是( )

①朝廷大议,多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

②判度支、盐铁案,凭借其势,多中伤人。

③乃倚声作《竹枝词》十篇,武陵人悉歌之。

④久之,召还,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

⑤至京后,游玄都咏诗。

⑥且言:“始谪……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④⑤⑥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禹锡擅长写文章,当权者王叔文说他有宰相的才能;也正是凭借与王叔文的关系,他经常到内宫参与谋划国家大事,并担任度支和掌管盐铁专营事务。

B、由于王叔文势力的衰退,刘禹锡等人也受到牵连被贬为远官。尽管宰相同情他们,将要为他们洗刷罪名渐次起用,但由于谏官奏阻,仍未还朝。

C、刘禹锡还朝后,被任命为尚书省郎官,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措词讥讽怨忿,结果触怒权臣;权臣认为他为人卑鄙,结果他再度遭贬出京。

D、刘禹锡历尽艰辛磨难,心境不能平和,就用写文章来自我满足、调适。他善作诗,而且精妙绝伦;与白乐天多有诗酬唱赠,白乐天推许他为“诗豪”。

5、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

译文:________________

②且其母年八十余,与子死决,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3

【关键词】 刘禹锡;贬谪;诗文;突破

贬谪文学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而他那凄恻的怨愁和极度的愤忿,则为后世的贬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

1 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刘禹锡打破了贬谪诗文的“怨愤”传统

刘禹锡少时体弱多病,常常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培养了他不屈不挠、战胜宿命的坚韧性格。他豪爽的性格也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

在中唐五大贬谪诗人中,刘禹锡的贬期最长。元稹共贬十年、白居易共贬六年、韩愈贬期不足五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共同被贬,但其病死柳州,所以贬期也只有十五年,而刘禹锡从宪宗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二年(826)的二十三年的时间里,连续谪居于朗、连、夔、和四州。当827年他被征还为主客郎中充集贤院学士之时,已经55岁了。漫长的贬谪生涯使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荒蛮之地走近百姓生活,感受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比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显得开朗、豁达。

2 乐观爽朗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贬谪诗文的新境界

绝大多数的唐代贬谪文学作品,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刘禹锡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他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他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谢上连州刺史表》)大量使用了“飞语”、“飞谤”、“谗言”等词语,秉笔直书,为自己辩冤,抒发内心的种种不平与愤怒。刘禹锡以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对理想的执着与奋斗,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如自贬谪朗州后,他就致书杜佑,表达了大赦时能获“量移”澄州的愿望。“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诏令下达之后,刘禹锡也没有绝望,“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砥石赋》)中他把自己比作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的宝刀,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宝历二年,他奉命卸任至洛阳,与白居易相逢扬州,“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间“沉舟”一联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刘禹锡虽对“二十三年弃置身”感慨颇多,但不觉得整个世界是黑暗的,表现了他较为通达开朗情怀。

3 豪壮劲健的诗歌风貌是刘禹锡对“怨愤”诗文传统的突破

刘禹锡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他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

如:“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以玄都观暗指朝廷,用桃树影射当时的朝中权贵,对势利小人加以讽刺,语意委婉有致。此后,他不断遭受贬谪的厄运,直到元和二十四年,他再次回到长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绝句》)从中鲜明地感受到诗人对昔日权贵的轻蔑和自己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自豪,刘禹锡这种对于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在以后的很多年一直保持着,成为他诗文的一个重要主题。

贬居朗州时所作的《聚蚊谣》:“喧腾鼓舞喜昏黑,……利嘴迎人看不得。”诗歌把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比为渺小、可恶的蚊虫。“喧腾鼓舞”“利嘴迎人”,使人联想“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权臣得意忘形之状和对革新运动参加者肆意中伤的情形。此类诗还有《昏镜词》、《百舌吟》等,这些诗善于抓取有形的事物,截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加以艺术的升华和概括,用以抒发感情,表达心志。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鹜禽。……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学阮公体三首》其二)诗中“朔风”“秋霜”“老骥”“绝塞”,似有伤感的情调,但却道出了诗人勇敢地迎接命运的考验,勇往直前的襟怀。

4 独具特色的民歌体开辟了贬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

刘禹锡现存诗800余首。最有特色的是向巴楚等地民歌学习,以民歌特有的欢乐轻快的调子,歌唱了湘沅一带赛龙舟、少女采菱和赛神会等盛况的诗歌。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这些蛮风俚曲,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充满生活情趣。

其民歌体诗,包括《竹枝词》、《杨柳枝词》等等。刘禹锡共作过十一首《竹枝词》,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有写山村人家的劳动场面的;有写当地赛歌和踏青风俗的......兼具音乐美、画面美与人情美,且常表现一种人生哲理,达到哲理与诗情的完美融合,成就颇高。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种种贬谪生活磨难,诗人早已忘怀得失、宠辱不惊,他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置被贬的痛苦于身外,深深爱赏异乡风情,其诗作呈现出风景般的画面,洋溢着有清丽明净的色彩!

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贬谪诗文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刘禹锡贬谪诗文,其中也不乏有悲伤、孤愤的情感,但更有一种在备经磨难中相持的冷峻峭直、傲视忧患的悲壮劲健的风格。我们以贬谪诗文的角度把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观照,其豪健雄奇、冷唆犀利、清丽明净诗风的独特地位就会显得愈加清晰。

参考文献

[1]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姚雪红,孟陶宁:《刘禹锡对贬谪文学传统的超越》

[3] 王恩灿,王晓虹:《略论刘禹锡谪居朗州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4

1、刘禹锡的简介: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中唐文学家。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政治改革遭到失败,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等官职,在外地二十多年。后入朝做主客郎中,晚年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

2、世称刘宾客。他长于诗文,和柳宗元交谊很深,人称“刘柳”;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有《刘梦得文集》传世。

3、作品:《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5

关键词:刘禹锡 白居易 唱和诗 艺术特色

作为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均在诗坛上享有盛名。陈寅恪先生曾说:“乐天一生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以唱和诗为例,可见刘白二人的深厚感情。唱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体裁作品,在传统诗歌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要全面古人的思想世界以及文学创作动态,有必要研究唱和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里,刘白二人的唱和诗活动就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本文将从体裁运用、风格互仿等层面浅析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一.体裁运用

刘、白二人作为一代文坛英寸,在唱和作品中,二人自然会运用到多种体裁,诸如古体诗、近体诗均有涉及。尤为特殊的是,二人除了诗歌唱和体裁之外,还有词体的唱和,即《忆江南词》的唱和词。这两首词被后人一致认为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i,而笔者以为,这种词体唱和亦是刘、白诗风成熟的标志之一。

《忆江南词》所配音乐为燕乐,白居易依声填词,改名为《忆江南词》。后来它又有许多别称,如《望江南》、《春去也》等词调。其名目虽多,但词调依旧为单调,词体形式为二十七字、五句,长短依次为三、五、七、七、五言,平仄层次错落,通首平韵,且三、四句相互对仗。

刘禹锡受此影响,亦作《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附和。由于刘禹锡长期处于贬谪之地,所以他没有白居易那份闲情逸趣,因而,诗人在伤春而兼怀人中,语言虽俏丽,感情却深沉婉转,这使得他的这首词具有婉丽之风韵。因此,况周颐评价刘禹锡词说,其词“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

二.风格互仿

刘白二人唱和时间一长,其诗风必定会在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从总体上看,白诗受到刘禹锡诗风的影响,其诗风趋于凝练含蓄,而刘诗受白居易诗风的影响亦有趋于平易浅近的倾向。

1.白居易仿效刘禹锡的凝练含蓄。清沈德潜在《说诗B语》里就曾说:“大历十子后,刘禹锡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就刘禹锡的具体文学创作而言,其诗风游离在中唐两大诗派之外,他的诗风既不同于元白诗派的通俗平易,也有别于韩孟诗派的奇险怪僻,其诗风大致为骨干气魄、格意奇高。他在《董氏武陵集记》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片言可以明百意”要求文学创作要凝练且深蕴。基于这种文学理念,刘禹锡认为诗歌“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他的诗歌意境往往因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互相交融,而形成了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另外,所谓“境生于象外”,是指作者通过文字刻画的种种物象来表达其在作品中的意旨,其妙处就在于言简义丰中能提供艺术美感,以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从而使诗歌有韵外之致。

刘禹锡的诗多用凝练含蓄的语言表现社会世事,以再现诗歌的现实意义。白居易诗受其艺术感染亦十分明显,如《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诗歌在凝练传神之中,将诗人一腔幽怨、哀戚之情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刘禹锡仿效白居易的平易浅切。刘禹锡在唱和诗中多次赞赏过白居易的才华:“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可见,刘禹锡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才华十分欣赏、钦佩。在刘白二人唱和之中,二人经常在谈文说道中,互相学习。白居易“意到笔随,景到意随”的创作手法,对刘禹锡影响亦颇大,如刘禹锡的《秋中暑退赠乐天》:“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人情皆向菊,风意欲催兰。岁稔贫心泰,天凉病体安。相逢取次第,却甚少年欢。”全诗因眼前景,而写心中事,景因情而现,情因景而生,将好友之间的相互关切之情,在“意到笔随”之中,自然贴切地融化在诗中。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刘禹锡所创作的带有浓厚民间文学色彩的《杨柳词》、《竹枝词》等诗歌佳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受到了白居易主张学习民间歌谣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影响。

透过刘白的唱和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唐文人的哀恨离愁与情感波动,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唐文人在思想世界里的微妙变化。虽然现代学者多鄙薄此类艺术价值不高的唱和诗,但存在即合理,笔者以为,唱和诗作为文学创作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诗人文化精神领域的变化,更与古代文学传播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要深入研究中唐文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以及文学发展特点,决不可忽视对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J].湖北大学学报,1990(2).

注 释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6

关键词:《全唐五代词》;诗词之辨;词的起源;词学观念

一代文集的编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更可贵的是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工作,上世纪末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力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便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词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关注,到最新版的《全唐五代词》,先后有几代学者倾注到其编纂过程中来。相较于唐五代之后的全宋词、或者全清词,唐五代词在数量上不能与它们相比,后来的学者每一次修补全唐五代词,新见补入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但是由于唐五代词处于词发展的源流阶段,其词体特征不如后来的宋词明显,鉴于前代编纂者对唐五代词作为词发展萌芽阶段的模糊性、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其唐五代词的编纂自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可以说,历代学者对唐五代词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词学观念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

最先用力于此的是明代董逢元,万历二十二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十六卷,收词人98家,词作948首。该书按照《草堂诗馀》的编纂体例,所录作品“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离别、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不过全书只是一个大型的唐五代词选本,而非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作为唐五代词的第一次整理,《唐词纪》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书中滥采诗为词,如将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多人的《折杨柳》诗题改为《杨柳枝》,将崔国辅、王昌龄、自居易等人的《采莲曲》易名为《采莲子》。《折杨柳》《采莲曲》本为乐府诗题,董逢元擅自改为词调《杨柳枝》《采莲子》,正反应了他对诗词区分的模糊观念。

由于唐词多为齐言体,其形制又近似于绝句,不仅仅是董逢元,早期人们对词特征的认识往往从“长短句”这一外在形态来判断,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中言道:“唐初歌辞,多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及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也云:“古词多只四句。”其实,早期词作者多为诗人,他们作词尚未有较强的参差变化句式的意识,像张志和的《渔父》那样长短句交错的词并不多见,其实他的词作中“

”不就是由一个七字句拆分成的两个三字句吗?更多的诗人作词时则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如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竹枝词》之三: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怨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又如词调《杨柳枝》,刘禹锡有《杨柳枝词》: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白居易也有《杨柳枝词》: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

此时不断翻唱的《杨柳枝》歌词,也是七言绝句体。

此外,早期词作中词多以调为题,以词调为歌咏内容的核心,题目与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与诗歌“即事赋诗”的传统相似,也显示着早期词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所以,当董逢元看到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人的本为离别所感而发的杨柳诗,误为词调《杨柳枝》,以及将《采莲曲》当成《采莲子》,都是早期词近诗体、调即内容的特征所致,他从外在形态上对诗词作出的区分,也是造成部分诗歌误入《唐词纪》中的一个原因。

对唐五代词的第二次整理,始于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其卷八八九至九零零收录唐五代词作者67人,词作870首,此书主要依据《花间集》《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总集和《阳春集》《南唐二主集》等别集、合集辑录而成,采录范围虽然不广,收词也较《唐词纪》为少,但去取较严,可信度很高。除了由于搜录不广所造成的遗漏外,诗词不分、真伪杂陈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白居易的《花非花》、韩翔《章台柳》等杂言体诗依然被当作词收入书中。大抵编选者对诗词的判定依据的是齐言、杂言的形式,杂言的诗歌本来就容易误认为词,齐言诗篇近于词调的体式更要让编者难以断定了。此外,书中真伪杂陈的情况多未考辨,如题杨贵妃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香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始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传记》即裴铡《传奇》),本为裴铡代书中人物拟作,假托杨贵妃之赠诗,《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五收录时误为杨贵妃诗,题为《赠张云容舞》,而《全唐诗》收入时失察,不仅误诗为词,且连作者裴铡也弄错了。这种错误为后来多次唐五代词的修订者所视察,一直延续到最新一次的修订才改正过来。

二十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用力于唐五代词的整理。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后辑录花间词人及韩僵、李璨、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17年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其中辑有李白、和凝、李瑕、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作品。1929年由陈大椿辑成的《唐五代词》堪称《全唐诗》之后的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选集。此书从《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及《全唐诗》中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五代词作者则依照朝代先后和国别编排。书后附录有校记,校录诸本异文,辑录有关各词的来源出处,较《全唐诗》的不注出处,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全唐诗》,本书多收《竹枝》《柳枝》等声诗体曲辞,如,经过他的整理,刘禹锡词作41首,自居易29首,这其中如刘禹锡《竹枝》ll首、白居易《竹枝》4首,刘禹锡《杨柳枝》13首、白居易《杨柳枝》10首,虽然这些作品属诗属词难以断定,但算上可以确定之作,使得刘禹锡和白居易一举成为中唐时代数量显赫的词家。总之,将声诗体词调选入词集中来,是词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是遗憾的是,林辑《唐五代词》并未收录当时已经面世的敦煌词,如当时《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已经面世,不知是陈大椿未见还是故意不收,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失误之处。为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敦煌词的整理历程,以及透视由此带来的词学观念的演进。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的打开,一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歌辞进入到词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有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的较为完整的抄本词集,还有一些抄写相对集中的残卷和不少零散作品。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的努力,敦煌歌辞的整理硕果累累,其中教有影响的成果先后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录164首作品;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录545首作

品;饶宗颐《敦煌曲》,收录318首作品;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收录176首作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200余首作品。

随着对敦煌写本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批以唐、五代民间词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学者对词起源问题的探讨。由于敦煌写本曲子词的发现,之前声音不高的“词起源于民间”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纂《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曲初探》等,都于书中阐述“词起源于民间”的思想,至于林玫仪《从敦煌曲看词的起源》、程石泉《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更是以专文的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词的起源于敦煌曲子词的关系。这些都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多把词的起源归功于帝王或文人的观念,可以说,正是敦煌词的发现与整理而引起的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正是词学观念进步的体现。

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停顿,终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璋、黄畲合纂的《全唐五代词》。该书收录170余人,包括敦煌词在内的词作2500余首,收罗之广,几倍于前人。然此书谬误甚多,如考订不精、时代不分、编次混乱、诗词不辨处甚多,如李峤、徐彦昭、李义等人《桃花行》本为应制诗,

《文苑英华》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而张辑却以词收入书中。而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杂言体诗,也被误作词收入,这些可以看出编者对诗词辨体的观念缺乏一些清晰的认识。至于像杨贵妃《阿那词》的作者判定失误之处,更是不可胜数。

正是因为张书问题众多,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新版《全唐五代词》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可以说正是目前最为尽善的全唐五代词。除了增补新见的词作如中唐释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以及晚唐易静《兵要望江南》720首,对诸如李白、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臻、李煜等有争议的作品作出考辨外,全书最特别之处可以说是将所收词分为正、副二编,如编者所言:“正编为可以确定之作,副编所收则包括:属诗属词,难以判定之作;明清词籍所误收而可以考定的原属‘声诗’或徒歌之作。”之所以作出以上区分,可以说正是反映了编者对词体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经过编者的判定,编者把早期的唐代诗歌中诗题与词调同名的作品,如《长相思》《乌夜啼》《拜新月》《离别难》《梦江南》等;杂言体诗歌中字数句式与词体相近者,如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诗题与词调名相近之作,如近似于词调《采莲子》《杨柳枝》的《采莲曲》《折杨柳》,这些很容易与词混淆的诗歌,都放入副编,并作了相关的考辨说明,甚至还有一些属诗属词性质难断的作品,如元结《欺乃曲》、崔道融《杨柳枝词》、吴融《水调》等,也归入副编,待后来新资料的出现或新观念的发明后再作判断,可见编者负责的态度。

以此书反观以前历次唐五代词的编纂,那么多误诗为词的错误的出现,多是早期人们对于“词”与“非词”的“词界”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而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针对词体的特征的判定,认为如果能避免从词的外部特征来认识词体性质,而从词与音乐的配合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词体特征或可为一正确途径,正如此书前言所认为的“‘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则是我们探讨‘词源’和判别‘词体’的两个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燕乐,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融,又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实现,北方的金戈铁马之音与清淡靡丽的南朝清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族音乐,这是词体所依托的音乐载体。至于“依调填词”的方式,与唐声诗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的辞乐配合方式不同,而采取先乐后词的方式,随着“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自然会有句式长短、杂言的出现了。由此再来反观唐五代早期词,自然能清晰地辨别词与诗、声诗、徒歌的区别了。

从明代董逢元开始,经过至少五代学者的努力,一部比较理想的唐五代词集终于编订出来,这都是因为从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模糊所致。所以每一次的编纂,都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诗词之辨、词的起源等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可以看出词学观念的演进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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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仔纂集,廖德明点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3.

3.黄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本.

4.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22."

5.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