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二首范文1
关键词：杨维桢 西湖竹枝词 创作
一、引言
杨维桢是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他的诗颇有特色，融会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李贺等诗人的长处，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以纵横奇诡、丽妖冶为其风格；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为其特征。在当时诗坛令人耳目一新，时人称为“铁崖体”（亦称“铁体”）。《西湖竹枝词》是杨维桢优秀的诗歌作品，在当时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二、竹枝词的发展
《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条注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巷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竹枝》本为民歌，经刘禹锡创制，遂成为乐府一体。《竹枝词》的创作在元末蔚然成风。杨维桢是元末创制《竹枝词》的重要倡导者，他曾于至正八年（1348）自述其创作缘起：“余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苕溪郯九成辈为唱和交。永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
杨维桢的《竹枝词》在题材上比唐代《竹枝词》有所发展。刘禹锡曰：“竹枝，巴也……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淇濮多郑风，艳即咏男女之情。唐代《竹枝词》在《乐府诗集》中收录二十首。正如刘禹锡所说，多咏男女之情，还有乡关之思。如刘禹锡最有名的《竹枝词》之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作晴）。”杨维桢的竹枝词表现的内容更丰富些，除了竹枝词中固定的咏男女之情和乡情的题材之外，还结合现实，表现人民的生活境遇以及风俗特点。杨维桢的《竹枝词》有《西湖竹枝歌》、《吴下竹枝歌》、《海乡竹枝歌》共二十首。清代王士祯的《渔洋诗话》曾有“竹枝古称刘梦得、杨廉夫”；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中说：“廉夫自负五言小乐府在七言绝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诸篇，当与小乐府俱为绝唱。刘梦得以后，罕有伦比，而竹枝尤妙。”
竹枝词是众多诗体中的一种，始于唐代，原本流行于巴东（重庆、湖北）沿江一代的民歌。当地人们演唱竹枝，声调高亢激昂，“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刘禹锡语）。其内容多以男女爱情为主题“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刘禹锡语）写作风格上都是极其随意的，与其他诗体相比，更能具备诗歌最感人的真诚。直至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创作标志着文人竹枝词的兴起。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融进了文人诗的特色；内容上添加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寄托个人抱负，抒写世态人情；感彩上频添“苦怨”之情，男女离别之苦。至元末，复古风起炙热，杨维桢这位追求“以情性为本原”的诗人必然以此摆脱后世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上的诸多格套的束缚。接着在廉夫的竹枝词中便一扫以往竹枝爱情诗绵绵离别之苦，诗中的美女形象也不再是纤弱、娇贵、哀怨的少女。
杨维桢作品的问世，一时形成了繁荣的局面，“从而和者数百家”。当时，除杨维桢、张贞居(天雨)、郯九成(韶) 外，还有倪瓒、吴复、郭翼、沈石、康棣、黄季伦、吕诚、徐梦吉、欧阳公瑾等人。他们与杨维桢有着类似的经历，无不同声相应。毫无疑问，东南沿海一带的文人在杨维桢的带领下找到了被遗忘的“自我”，在正统文化以外的民间题材中选取了最富有个性的一种来表达肯定自我的文化心态。这使竹枝词的创作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三、杨维桢对竹枝词的贡献
杨维桢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他所写的竹枝词，如《海乡竹枝词》、《西湖竹枝词》等，有不少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通俗清新。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是这样评价杨维桢的竹枝词的：“杨维桢在元后期诗坛是以乐府诗扬名立万，但在民间则是因‘竹枝体’而广为人知。”
四部丛刊本《铁崖古乐府》卷十载有杨维桢的九首《西湖竹枝歌》，这九首诗都是以青年女子的口吻写的，其第一首：
“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
介绍了西湖的大致景物，为后面的诗做了一个铺垫，是后面几首诗的引子。其他八首都是女子的爱恋之词，其中有“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的豪迈气概；有“楼船无柁是郎意，断桥有柱是侬心”的即兴埋怨；有“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的缠绵情愁；有“歌声唱入箜篌调，不遣狂夫横渡河”的追悔莫及；有“妾死甘为石新妇，望郎忽似飞来峰”的痴情等待等。
纵观杨维桢的“竹枝词”创作，他对竹枝词发展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拓展了竹枝词的题材范围。从题材看，正如王士桢《带经堂诗话》所指出：“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可见，竹枝词的题材，多泛风土，地方色彩浓厚。杨维桢的竹枝词，据吴复于元至正六年编辑的《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十收有《西湖竹枝歌》九首、《吴下竹枝歌》七首，《海乡竹枝歌》四首，共计二十首，除了像唐人竹枝词所表现的旅人离愁别绪、儿女柔情外，更多地吟咏湖山之胜、人物之美，反映民生疾苦。风格清丽隽永，开人耳目，其内容大大扩展。如他的《西湖竹枝歌》，歌咏西湖湖光山色，人物之美和爱情之美。《劝郎》可谓杨维桢竹枝词描写爱情的代表作：
“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
在形式上，杨维桢把《竹枝词》与咏西湖结合起来，创作了《西湖竹枝词》。“咏西湖，可以说是南宋偏安杭州之后才成为社会风气的。”宋元之际董嗣杲《西湖百咏》是七言律诗，到了杨维桢，才把咏西湖的诗题与乐府诗体结合起来，成为《竹枝词》中的一个类型。同时还衍发出了《吴下竹枝词》、《海乡竹枝词》。这可以视作杨维桢对《竹枝词》的发展。
2.增强了竹枝词的表现力、提高了竹枝词的文学地位。杨维桢的竹枝词因内容开阔，婉丽动人，且多有创造，而被明清诗论者视为唐代刘禹锡之后的第一人。如果说刘禹锡使竹枝词由民歌体小诗成为一种文人正式创作的文学体裁的话，那么杨维桢则使竹枝词成为表现羁旅哀愁、爱情，吟咏山水风物、人情，反映社会现实等极富艺术表现力的文学形式。
首先，他用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改造和发展竹枝词，并吸收了唐代元白“新乐府”批判现实的精神，大大提高了竹枝词的表现力，并使之成为一种延续不绝和不断发展的文学样式，在竹枝词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其次，杨维桢还注意借鉴南朝乐府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将民歌特有的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婉转的音节融入诗中，达到了“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的境界，从而使他的竹枝词具有热情洋溢的民歌色彩和地域风韵。如他的《西湖竹枝歌》咏西湖山水风情和人物、爱情之美，《吴下竹枝歌》专咏苏州，《海乡竹枝歌》咏海乡盐户的生活，清丽质朴，琅琅上口，颇有竹枝词的原汁原味。
可见，杨维桢在提高竹枝词表现力上，将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和元白“新乐府”批判现实的内容融入其创作中，并吸收南朝乐府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的民歌情调，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竹枝词的文学地位，使之成为既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又具有浓郁的民歌与地域色彩的艺术形式。
3、倡导并掀起了竹枝词的创作热潮，扩大了竹枝词的影响。在杨维桢的竹枝词创作中，《西湖竹枝歌》最有名气和影响，并由此掀起了一个竹枝词的创作热潮。
《西湖竹枝词》刻版流行后，影响极大，“听我西湖竹枝词”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这股风甚至吹进了小姐们的闺阁。“‘杨铁崖制西湖竹枝曲，和者百家’。兰英、惠英见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东吴独无竹枝曲乎?’乃效其体作苏台竹枝十章。杨见其稿，手题二诗于后云:‘锦江只见薛涛笺，吴郡今传兰惠篇。文采风流知有日，连珠合璧照华筵’。‘难弟难兄并有名，英英端不让琼琼。好将笔底春风句，谱作瑶筝弦上声。’”甚至元末一些民间传说中的鬼神也赶时髦，作起“竹枝词”。如元陶宗仪《辍耕录》记载，诗人揭斯未作官时，浪迹于湖南湖北一带。有一次船停泊在湘江边，二更天，披衣坐船头上，这时明月如画，忽然见到中流飘来一双小船，逐渐靠近揭斯，船上有一位淡妆素裹的女子，向他施礼，揭问她是何人，她说是商人之妻，与揭斯有一段前世姻缘。这女子临别时作了一首诗，也是竹枝词的格调：
“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
元末，杨维桢领袖东南诗坛，竹枝词经他倡导，振臂一呼，翕然响应。凭借他的名望和倡导，遂掀起了竹枝词创作的热潮，并由此而扩大了竹枝词的影响。
另外，杨维桢的竹枝词在形象、音调和表现手法上都有民歌特点，艺术上也运用比兴和谐音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见的手法，这应该说是他的竹枝词充满生气和活力，质朴动人，琅琅上口的优点所在，然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清人翁方纲认为“竹枝本近鄙俚……杨廉夫乃以浮艳得之”。如《西湖竹枝词》之五：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床上耆龟有时烂，臂上守宫无日销。”
其中“臂上守宫无日销”，浮艳溢于言表。但这只是他偶尔之表现。倒是有些竹枝词描写过于文雅，应该说是其缺点所在。
从整体看，杨维桢竹枝词创作瑕不掩瑜，既有刘禹锡的风情，又有自己独特的韵致。这是他转益多师的艺术修养决定的，也是他才务驰骋，意务新异的艺术追求的结果。其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有的质朴清新，隐含古乐府精神；有的柔媚旖旎，具有南朝民歌风味；有的自然隽永，可以窥见李白情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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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二首范文2
北京小吃能在全国闻名遐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自元明清以来，北京便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使北京小吃在数百年传承中，不仅吸收了宫廷食品的精华，还融汇了各民族、各地区食品的长项，从而在包容中，不断改进、发展、定型，得到北京广大市民，以及出入京都的官佐、学子和商贾等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但毋庸置疑，有诗为证，确实让北京小吃受益匪浅。这就是历代文人学士不遗余力地将北京小吃纳入诗词，在聚会、唱和中，热情讴歌北京小吃，极力传扬北京小吃，并将北京小吃以诗歌形式载入典籍。
据研究，以北京小吃为题材的古典诗词，基本采用竹枝词文体。竹枝词源自古巴蜀一带民歌，经中唐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填词、唱和、创新后，便品位升华，日渐流行。竹枝词的外在形式同古典七言绝句本无差异，但对平仄格律等内在要求却甚宽松。特别因其长于记事，使用白话，且可加注，更给人以雅俗共赏、亦庄亦谐的感觉。说得直白些，竹枝词虽非打油诗，却又不乏打油诗的味道。故而，竹枝词既上得了文人唱和的高雅殿堂，在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中也有广泛市场，还吸引了一大批诗词造诣一般的人士成为竹枝词的热心作者和传播者。所以，到了清代，北京竹枝词的作者中，既有创作过《桃花扇》这样戏剧名著的文学大家孔尚任等人，撰写了以描绘当年白云观庙会盛景为题材的《燕九竹枝词》多首；还有许多普通作者也热衷写竹枝词，更有不少佚名竹枝词。以竹枝词吟诵北京小吃，不仅使竹枝词的创作更贴近北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也使竹枝词本身平添了更多京味，反过来竹枝词又成为传扬北京小吃的重要载体，这就提高了北京小吃的文学品位，遂使北京小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至今享誉全国。
以嘉庆年间成书的《都门竹枝词》（佚名）80首为例，按内容分为12个门类，饮食是门类之一。其后，又有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杂咏》（杨静亭）百首，分为10个门类，食品也是门类之一。不论饮食还是食品，内中所述则多为小吃。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的《都门竹枝词》（杨米人）百首中的一首：
“凉果炸糕聒耳多，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买得，又听硬面叫饽饽。”
该竹枝词通过“聒耳多”、“刚买得”和“又听”三个词，在活灵活现地描绘北京庙会那此起彼伏、络绎不绝的叫卖声的同时，竟然一揽子给读者介绍了凉果、炸糕、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和硬面饽饽等6个品种的北京小吃。由此可见，竹枝词虽只短短4句、28个字，但在文人笔下，容量相当可观。上述6种小吃能被文人选入竹枝词，可见其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而这6种小吃能传承至今，名扬海外，这首竹枝词可谓功不可没。
也有多首竹枝词吟诵同一种北京小吃的，这突出反映了该小吃在众多北京小吃和广大北京市民心目中的位置。这种小吃就是艾窝窝（又称爱窝窝），吟诵艾窝窝的竹枝词，除上述《都门竹枝词》外，还有两例：
一是《首都杂咏》，它描绘的艾窝窝是：
“形似元宵不用摇，豆黄玫瑰馅分包。外皮已熟无须煮，入口甘凉制法高。”
二是《燕都小食品杂咏》，它描绘的艾窝窝是：
“白粉江米入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挫。浑似汤圆不待煮，清真唤作艾窝窝。”诗后还注曰：“艾窝窝，回人所售食品之一，以蒸透极烂之江米，待冷裹以各式之馅，用面粉团成圆形，大小不一，视价而异，可以冷食。”
这两首竹枝词互为补充，互相佐证，把艾窝窝的原料组成、制作方法、形状大小、食用口味描绘得一清二楚。艾窝窝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内监刘若愚的《酌中志》曰：“以糯米夹芝麻为凉糕，丸而馅之为窝窝”，可见其是用糯米洗净浸泡，尔后入笼屉蒸熟，晾凉后揉匀，揪成小剂，摁成圆皮，包上桃仁、芝麻仁、瓜子仁、青梅、金糕、白糖，拌和成馅。至于艾窝窝的来历，清·李光庭的《乡谚解頤》一书认为：因有位皇帝爱吃这种窝窝，当想吃或要吃时，就吩咐宫人说：“御爱窝窝。”后来此食品传入民间，一般百姓因不能说“御”，便直称“爱窝窝”。《金瓶梅》一书第七回记述：“妇人安排酒饭，与薛嫂儿正吃着，只见他姑娘家使个小厮安童，盒子里盛着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十个艾窝窝。”说明此食品早在明代已走入民间。
在北京小吃的传承中，一些老字号功不可没，对此竹枝词多有记载。仅致美斋就有两种小吃被选入《都门杂咏》。
一是馄饨，诗曰：“包得馄饨味胜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淡，咽后方知滋味长。”
致美斋的馄饨因何“味胜常”，看来“馅融春韭嚼来香”和“汤清润吻”“滋味长”是其特色。
二是奶油槽糕，诗曰：“蛋黄和面啖如饧，松子擎来香最清。妙制品惟供上用，奶油风味溯兴京。”
致美斋的奶油槽糕好在何处，一句“妙制品惟供上用”告诉人们，它绝不亚于今日“人民大会堂宴会专用”之类的食品。
又如向来以宫廷小吃菱角糕、豌豆黄、小窝头等著称的仿膳，《旧京秋词》中写道：
“菱糕切玉秫黄窝，午膳居然玉食罗。饭饱湖浜同辍茗，夕阳窗外见残荷。”
诗中不但赞扬了这家老字号的宫廷小吃，还透露了它优雅的餐饮环境，可以在北海公园“饭饱湖浜同辍茗”，或是“夕阳窗外见残荷”。
再如月盛斋的烧羊肉：
竹枝词二首范文3
关键词：竹枝词 水 土家族 地域特色 民俗风格 文化底蕴
一.地域特色的写照
土家族是湘、鄂、渝、黔毗连地带的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东端余脉的大娄山、武陵山及大巴山麓的1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湖北土家族聚居地多属大巴山系，海拔高，山势峻，交错纵横，故其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然而，土家族居住地区河流纵横，交织若网，境内主要有沅水、澧水、清江、酉水、乌江等，自古有着舟楫之利。因此土家族竹枝词中有大量的关于水的意象描写，江水的汹涌气势，地理环境的险恶，舟楫之利，水域环境对土家人生产生活的影响，正是地域特色的写照。
一方面，在土家族竹枝词中关于水的描写由来已早。在明万历年间的土家族诗人田九龄就有竹枝词“郎去湘江经几秋，西风北雁又南洲”，这首是目前能见到的巴人后裔土家文人创作的最早的竹枝词。此处，虽未明显提出“水”字，但“湘江”一词便能让我们想象出江水浩渺，郎随湘江去了几年，伊人仍“含颦日月望江头”，日日待郎归来……另一方面，“水”意象的描写反映了土家族聚居区的地理环境。“峡山峡水望犹惊，那更扁舟渡峡行”这里山水险恶，扁舟难行，上两句的描写已让人心惊胆战，下两句“滩下喧争滩下哭，何人解道是轻生”更是发人深省，原来不曾“轻生”，只因地理环境险恶，扁舟不能经受住江水激烈的撞击，时有翻船的危险。这样的水势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玉屏山上草凄凄，玉屏山下水澌澌”，澌澌水声加上凄凄芳草更见玉屏山地理条件的险恶，环境氛围的凄楚。此外，“长阳溪水乱滩流，无数高山在上头”看到这里不经想起他曾写的“大江春水拍天流”的豪壮景象，高山峻耸，溪水绵延，乱滩激流，近处溪水汇流入江，远处浩瀚的江水一望无际，仿佛水天相接，气势磅礴……从水势的汹涌突出地理环境的描写，虽然存在部分夸张，但是“少数民族的歌谣很多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里有单纯又离奇，朴素而又美丽的想象，也有大胆的艺术夸张，这些想象和夸张来自各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竹枝词前身是一种土家族特有的民间歌谣，后经刘禹锡发展形成文人竹枝词，因而带有民间歌谣的夸张描写也是理所当然的。
崇山峻岭，虽是土家族人生存的天然屏障，但是，高山与激流对其生存又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为求其生存，必须勤苦劳作；艰难的生活环境，让土家儿女不得不选择沿江而下，
随水逐波。由此可见，艰苦的地域环境不仅塑造了土家儿女不畏艰辛、勇敢拼搏的精神，险要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土家儿女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土家文人郑虎文有《土家竹枝词》“项饰银圈耳十环，不冠不履不梳鬟。布裙窄窄才遮膝，水便溪行陆便山。”由于溪水众多，便于出行淌水而过，土家族人的服饰在布裙的长短上明显到水域地理环境的影响。此外，逐水而居的土家族渔业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在郑虎文的另一首竹枝词中有所体现“密网环牵独木舟，手叉渔火伏船头。一网一舟莫乱放，一叉一个莫轻投”，注释说“渔者率以独木为舟，系网船尾。一人手叉伏船头，视水中鱼以叉刺取，百不失一。”水域发达，渔业发展，渔民的捕鱼技艺也十分娴熟，土家族人淳朴原始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不仅在服饰和生活方式上“水”文化对土家族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在建筑、风俗等各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土家族有名的吊脚楼设计具有防水隔潮的作用，减少了沿江沿水而建的大量水汽影响；土家族也有祭水神等的图腾文化和神话传说。
“水”意象在竹枝词中的多次出现，凸显了土家族聚居区的地理环境的险要和水势澎湃的气势等地域特点；也反映了水对人们的民族性格、生活方式、服饰、建筑等各方面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二.水意象与情感的契合
在土家族竹枝词中多次出现的“水”意象，不仅是土家族聚居的地理环境体现，也体现其地域特色。同时土家诗人也常常用明喻或暗喻的方式将人的情感与“水”意象相联系，借描写“水”的汹涌或源源不断传达感情浓烈或难舍难分等情谊，二者的契合是土家族聚居区水域特色所孕育的思维方式下的产物，也更是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
彭秋潭曾写道“长是相逢在水涯，大东门外好平沙”，一个“长”字凸显了“相逢”频率之高，见到心仪女子该是多么喜悦，相逢在“水涯”，地点的固定，正如同那喜悦之情、心仪之意也是这般固定，而水的源源不断不也正是情感绵延不绝的写照？这里的“水”意象契合了诗人希望美好情谊永驻的美好愿望。正是希望感情深似水，于浓烈处方有“看侬洗菜怜侬冷，一笑低头落翠花”的闲情雅致，描写的细腻，怜惜之情溢于言表，暗喻精巧，情感浓烈而美好。正是：浓情似水，水为之增色。
用“水”意象作喻，化抽象为具体，情感的契合，升华诗歌主旨的用法在土家竹枝词中随处可见。但是在土家竹枝词中诗人情感与“水”意象的契合不是单一的，有的是触情生情，见水思人，如上面彭秋潭的竹枝词；也有的是情感浓烈，方借“水”意象作比喻抒发之；此外，诗人的情感也不是单一的，不仅有美好希冀的寄托，也有黯然神伤的离愁别绪，更有睹物思人、幽怨难消等多种复杂情感。正如“绣水溪西渫水东，天门台上雨”“几日天门不肯关，桃花流水去闲闲”，土家诗人陈光泰的这两句竹枝词，“绣水、渫水”的转换，一西一东，是地理空间的跨越，同时也是时间上的延续；“桃花”随“流水”而去，季节的更替，让诗人不禁感慨人生不也如此？这两句都旨在抒发诗人伤逝惜时的情怀，韶华易逝，桃花飘落，流水不止，逝去的时光如水一去不复还，暮春时节更增诗人愁绪，深情余韵，颇有行吟意味。又如“妾梦宵宵江水上，郎住渝城大江楼”；“铁桅峰顶云气阴，铜锣峡口水深深。江水回头峰顶见，妾将江水比郎心。”这是土家文人陈汝燮一组书写爱情竹枝词中的几句，从中我们可见姑娘爱慕情郎，夜夜梦中相见，那情景，像江水流泻一样快畅，绵绵不断。尤其第二首中一口气出现三个“水”的意象，我们也可窥见女子情之深，爱之切；可是，情郎负心，却也像江水一样流泻，一去永不回头……这样的幽怨之情与反复出现的“水”意象契合，让我们了解到女子情深似水，男子无情更胜水的悲剧。
水意象与人情感的契合，使所表达的情感更加浓烈。情浓胜水，愁绪难消似水，人世复杂更似水，水孕育了土家儿女，养活了他们，也形成了他们的思维方式，用水作喻，化抽象为具体，生动而形象。“水”意象与人情感的契合，这样的土家竹枝词，读来可歌可吟，其情感更是可歌可泣，余味深长，这也正是土家竹枝词一大特色。
三.水中蕴含的文化积淀
聚居于湘鄂渝黔交界的土家族人，历史悠久，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狭隘，但地理位置显要，是沟通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必经之道，其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极具有文化代表性。同时舟楫之便，使土家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吸取其精华，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土船夷水射盐神，巴姓君王有旧闻”，“夷陵，即今湖北宜昌。清江，古夷水，发源于湖北利川齐岳山，东流至宜昌东北入长江。”，在《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四引《北梦琐言》有关盐井龙的神话记载，即此处所说的“夷水盐神”，在这句竹枝词中“巴姓君王”则指的是远古时期鄂西地区巴人廪君，南朝范晔在《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和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政》中都有关廪君的记载。“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这样的历史记载点明了“夷水射盐神”的文化底蕴，当今群众中还广泛流传着廪君大战盐神的故事。这首竹枝词算是众多描绘远古神话、展现文化底蕴内涵的历史画卷之一。读来似乎土家族远古时期的画面一幕幕重现，可见远古神话奠定了竹枝词的文化底蕴，而它却让历史重生，并以新的形式再现。其中水意象孕育出的土家文化底蕴是极其深厚的，文化的积淀也是十分浑厚的，土家族竹枝词的民族风格由此也得以凸显。
“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土家诗人彭施铎这首极具民族特色的竹枝词道出了土家族曾经的土司制度，其中“土王宫”即原土司王的官署，官署依水而建，看似得天独厚，却随时代更替。水生水落，潮涨潮消，曾经繁华似锦的土司也在时间的水波中消逝，终究抵不过时代潮流。时代的苍凉刻在土家族土司制度历史的一页上。
此外，很多描写土家族地区的文人竹枝词也涉及“水”意象的刻画，并借其传达出特有的民族风格。例如，苏轼的三峡《竹枝词》：“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屈原己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这首词就用了“扣水求屈原”来再现人们对屈原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的气节表示崇敬。水中求屈原，寻求文化的积淀，寻求民族气节，寻求爱国热情。
文化的积淀还体现在对“天梯”母题的表现上，《水杉传说》表现的神话传说也含有“水”意象，“母题的主要情节为人类遭到毁灭性的大洪水（大旱灾）袭击后，仅存的两兄妹沿天梯（水山神树）而上天避难……”这里的水杉即天梯，大洪水的出现增加了土家族洪水神话的神秘与规模气势，给我们再现了神话的浪漫主义色彩。
可见在土家文化中“水”意象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土家族民俗文化神话传说中有突出表现。而在竹枝词中的反映也体现了与水有关的土家族文化积淀，是我们窥见土家族源远流长的民族特色文化的一扇窗口。
（此文系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土家族竹枝词民族风格与地域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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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二首范文4
竹枝词，原是巴渝（今四川省重庆市）一带的民歌，一般以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为吟咏对象，民间的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且极少用典，读起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富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
比如旧北京有一种专卖胡梳坠什的小贩，手提包裹或小木箱，经常在旅店门外高声叫卖，音调极高，带有腔板。有一首竹枝词就把小贩的叫卖词入了诗：“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元拣样挑。”后两句把小贩的叫卖词――老北京话“捎家走”、“拣样挑”鲜灵灵地写入诗中，令人感到亲切、生动，小贩形象跃然纸上。再如“居家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最怕人情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清代北京，大办婚丧事之风很盛，普遍市民们对此十分烦恼，见了“知单”（指请柬之类）便为难起来。这首竹枝词以“为难”的通俗语入诗，生动地刻画出百姓市民们无可奈何的心态。
杭州有一首写卖水果的小贩称：“小步街头日夕回，桂花栗子白杨梅。寄人檐下高声唤：‘六个铜元一大堆’。”一句叫卖声入诗，街头小贩的形象活灵活现。南昌也有一首写菜贩的竹枝词：“夜半呕哑拨橹声，菜佣郭外听鸡鸣。青菘、碧蒜、红萝卜，不到天明已入城。”明白如话，把卖菜小贩起早搭黑地辛苦贩运，写得十分逼真。
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故与地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往往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如“临湖门外是侬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 这是一位江南水乡少女与自己意中人邂逅相遇，少女以热情爽利的口吻，详尽地告诉了自己住家的标记，从中映现出她心中的企盼。诗写得明白如话，十分动人，好像读者也听到了少女的声音。
这一优美的民间文学形式，引起了一些诗人的兴趣并仿制，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刘禹锡了，其仿作的《竹枝词》现存十一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诗摹拟民间情歌的手法，写一位初恋少女听到情人的歌声时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语言平易，诗意清新，情调淳朴，至今仍脍炙人口。在我国诗歌史上，有些文人不赞成诗中有俗语出现。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朱熹也说过：“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这种说法是片面的，竹枝词正是以俗为特色，恰恰是淡语中有味，浅语中有情，俗语中含雅。
竹枝词二首范文5
陆游《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绿树暗长亭，几把离羊。阳关常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清泪泡罗巾，各自消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在这首词中，阳关指的是“阳关曲”，又名“阳关三叠”或“渭城曲”，该曲取材自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篇绝句后来成为一首七弦琴歌，因取诗中“阳关”一词，再加之歌曲的三次叠唱，故名《阳关三叠》。因为《阳关曲》渲染的是离愁别绪，该词中作者“身是行人”，将别故人远去，又闻阳关曲，词人此刻的离愁更是愁上加愁。可以说，识得“阳关曲”就读懂了诗歌之离愁，所以“阳关”在古诗词中出现时往往是表离别的悲愁意象。
而在中国古诗词中还有另外一些古曲调，如“折柳曲”“何满子”“花”“行路难”“关山月”“梅花落”等，诗人将这些曲调也直接根植于诗词当中，构成情感表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折柳曲”也叫“折杨柳”，古人离别时，有折柳枝相赠之风俗。“折柳送别”时，要吹笛，有时还要放声歌唱，所以，古诗中常把折柳、吹笛（唱曲）联系在一起，来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王之涣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杨柳”即曲子《折杨柳》，曲中所表达的就是送别时浓浓的惜别感情。
“何满子”――曲牌名，据传何满子是唐玄宗时的宫人，因得罪皇帝而被推出就刑。就刑前她张口高歌，曲调悲愤，苍天白日黯然失色，然而皇帝却终不免其刑。因为何满子出色的技艺，大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等都相继为之赋诗。唐代张祜的《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就是在说宫人本已幽闭深宫二十年，故乡亲人远在千里之外，乍然听得《何满子》，君恩寡淡与否自然在心中，焉能无恨无悲呢？了解《何满子》的曲辞来源，就能明白为何听得《何满子》就会“双泪落君前”。
“花”，源自于南朝陈后主《玉树花》：“玉树花，花开不复久。”所以花代表了亡国之音，杜牧《泊秦淮》中即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
“行路难”，乐府《杂曲歌辞》调名，内容多写世路艰难和离别悲伤之意，所以曲辞多悲哀之音。如“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从军北征》李益）
“关山月”，是乐府旧题。《乐府古题要解》：“‘关山月’，伤离别也。”如“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从军行七首（其二）》王昌龄）句中“关山”在字面的意义外，双关《关山月》曲调，含意更深。
“梅花落”，汉乐府横吹曲名。诗人高适的《塞上听吹笛》一诗中“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中“梅花”系乐曲“梅花落”。同《折杨柳》一样是唐宋文人很喜欢听的笛曲，曲辞往往以傲雪凌霜的梅花为描写对象。诗歌中表现出听古曲“梅花落”的诗意，因笛子音调之特点，所以这样的诗句往往表现哀伤之意。
“塞下曲”为汉乐府旧题，出自于汉乐府，歌辞多写边塞军旅生活，比如《塞下曲・饮马渡秋水》（王昌龄）、《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李益）、《塞下曲六首》（卢纶）等。“玉阶怨”亦属乐府古题，其内容则以宫怨为主，如李白、谢眺等都写过这一曲调的古诗。而这些诗歌都可以从诗题中一窥诗歌内容。
竹枝词二首范文6
白居易早年坎坷困顿，流徙四方，直到30余岁始步入仕途。他深知底层民间疾苦，为官正直，敢于言政，并因此遭贬黜。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发生盗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的政治丑闻，白居易首先上书请求追捕凶犯，竟被当权者以“越职言事”将其贬为江州司马，任满之后，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奉诏改官忠州刺史，进入四川。本文拟对白居易为官忠州期间的作品予以研究，不当之处，识者匡正。
唐代忠州，即今之重庆忠县。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间并不算长，却在此赋诗不少。白居易溯江水西上，赋《入峡次巴东》、《题峡中石上》、《夜入瞿唐峡》、《自江州至忠州》等诗以纪其沿途风物与感受。
《夜入瞿唐峡》展现诗人的忧愁与惊异：“瞿唐天下峡，夜上信艰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而他在《入峡次巴东》则云：
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
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计一舟中。
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
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 上巴东。
诗歌描写诗人取道长江逆水西上，舟行缓慢的情况，所谓远郡即是诗人即将赴任的忠州。值得庆幸的是他阖家同行，旅途虽遥，尚可饱览峡江风物山川，也是贬谪中差可欣慰的了。
《初入峡有感》则以山高水深，峡江湍急的画面抒写其惊悚悸怖的心绪：“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岂非尽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
长江三峡，绵延七百余里，江流汹涌湍急，江面阔狭不一，两岸群峰高耸，绝壁嵯峨，气候变幻莫测，舟行此际，陡生惊悸。诗人认为个人操守节概，足可倍增胆魄：“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这不免令人联想当年杨炯泛舟峡江时所说“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妨”的情形。这大约是古代诗人面临自然险景的共同感受与普遍心态。
白居易在忠州安顿下来之后，即向朝廷上《忠州刺史谢上表》，并云“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惊惶，陨越无地……”这是因为从江州司马从六品升至忠州刺史正四品确为“非次升迁”，其心情是不言而喻；同时向朝廷表示“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他不仅这样向朝廷表白，也在忠州刺史任上作了不少善事。诗人早年即以“忘身命，沥肝胆”实施其兼济之志，提出了一系列的轻徭役，薄税赋的主张。他所任之忠州在当时是仅有六千户的“下州”，自然更应当体恤民瘼，薄赋轻徭了。他在《东坡种花二首》之二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漠漠花尽落，翳翳叶生初。……刬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余。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甿俗苏。”
从种树养花需精心呵护，扶本勤耘中悟出养民之道务在劝农薄赋、轻徭减役，使其不致冻馁的道理是很可贵的。然而忠州乃山区小县，人地生疏，交通不便，不免令诗人与之前所居江州进行对比：“前在浔阳日，已叹宾朋寡。忽忽抱幽怀，出门无处写。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滪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敢望见交亲，喜逢似人者。”（《自江州至忠州》）
诗人在《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中，对忠州地貌环境与风土人情有更为细致的描写：“山朿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田……”群山叠拥，人居环境逼窄，山间岚气氤氲，气候阴晴莫测。这就是忠州给诗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其《郡中》诗：“乡路音信断，山城日月迟。欲知州近远，阶前摘荔枝。”而他在《东楼晓》中则谓：
脉脉复脉脉，东楼无宿客。
城暗云雾多，峡深田地窄。
宵灯尚留焰，晨禽初展翮。
欲知山高低，不见东方白。
东楼是诗人在忠州城内的居所。白居易以敏锐细腻的眼光，捕捉忠州山县的风土物候与地理特征：终日多云雾，能见度极低，高山耸峙，平地少而狭窄。究竟忠州山有多高呢？“不见东方白”是极为形象的回答。
诗人所居之东楼，虽地势僻窄却也景色可人，《东楼竹》诗有云：“萧洒城东楼，绕楼多修竹。森然一万竿，白粉封青玉。卷帘睡初觉，欹枕看不足。影转色入楼，床席生浮绿。空城绝宾客，向夕弥幽独。楼上夜不归，此君留我宿。”是诗展示了万竿修竹，无垠绿翠，碧玉弥望，物我混一的迷人境界，这是何等的情致！这不免令人联想到宋代苏轼受白居易的影响而酷爱修竹的情怀，甚至生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感慨了！
忠州城有座小山坡叫东坡，山麓一条小溪曰东涧。白居易种花于东坡，植树于东涧畔，东坡是诗人盘桓闲步之所：“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新叶鸟下来，萎花蝶飞去。闲携斑竹杖，徐曳 黄麻屦。欲识往来频，青芜成白路。”（《步东坡》）
东坡养花，东涧种树不仅是诗人在忠州的消闲方式，更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寄托与对大自然山川草木友于情怀的剖白。这种情愫屡见于题咏。《别种东坡花树两绝》云：“三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旧春。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这是诗人三年忠州任上即将离去之时所赋的诗歌。白居易对东坡的深情，亦体现在他到京任职之后，还为之眷恋，甚至梦绕魂牵。他在长安所作《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与《中书夜直梦忠州》是其对忠州深情的自然流泻。前者谓：“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宾楼上去年心。花含春意无分别，物感人情有浅深。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后者则有云：“阁下灯前梦，巴南城里游……禁中惊睡觉，唯不上东楼。”白居易忠州刺史尚未任满，旋调入京任中书舍人，故称西省。
东坡下之东涧，也是白居易种树憩息之处。《东涧种柳》诗：“野种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种罢水边憩，仰头闲自思。富贵本非望，功名须待时。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
由此可见，作为忠州刺史的白居易，不仅关切民瘼，提出劝农轻税赋等措施，而且亲自动手植树种花，美化环境。白居易爱竹咏竹与于东坡养花艺树，深为苏轼心折，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本朝苏文忠（轼）不轻许可，独敬白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苏轼爱竹，显然也受乐天浸润；倘对白居易《竹窗》、《玩松竹二首》、《画竹歌》诸作细加玩味，不难获得启示。
忠州山县交通不便，远离京国，居此期间，不免令白居易生出放逐之感与贬黜之愁来。他的《和万州杨使绝句》就是这种情感的流露：“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竞渡》）；“东都绿李万州栽，君手封题我手开。把得欲尝先怅望，与渠同别故乡来”（《嘉庆李》），其贬谪放逐之情与远离故土乡人之悲溢于言表。而在《南宾郡斋即事寄扬万州》更将忠州宦情窘厄之状予以生动的刻画：“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衙鼓暮复朝，郡斋卧还起。回头望南浦，亦在烟波里。而我复何嗟，夫君犹滞此。”诗人在“黄缣”句下自注：“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所谓“畬田”即火耕下湿田，以此田之产支给禄食。如此境况，处如此偏僻荒野之地能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身》：“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断，浩浩生长风。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寞翁……”当日京华清要之官，今为偏鄙蛮荒之守，如此差距必然造成内心极度失衡。然而通达潇洒的白居易，很快调适自我，顺应眼前处境，坦然面对人生坎：“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荣辱穷通，显达潦倒既然都是人生遭际难以避免的现实，又何必陶醉于秦雍的荣耀而怨尤于巴蛮中的困顿呢？悟透此理，始可“身穷心不穷”。
诗人自有排遣忧愤之法与消解贬黜郁闷之途，那就是登山临水，友人晤聚，饮酒赋诗了：“天涯深峡无人地，岁暮穷阴欲夜天。不向东楼时一醉，如何拟过二三年。”（《东楼醉》）“莫辞数数醉东楼，除醉无因破得愁。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东楼招客夜饮》）
《登城东古台》、《九日登巴台》与《城东寻春》是其以山水名胜、自然景色纾解胸中忧闷之章。其中“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尘埃……我来一登眺，目极心悠哉。始见江山势，峰叠水环回。凭高视听旷，向远胸襟开。唯有故园念，时时东北来。”登高放目，视野顿开，胸襟为之一展，宠辱皆忘，以大自然之灵气洗涤胸中杂念，这是何等畅惬！唯有乡关之念，故园之思难以排遣。
这也难怪，自江州之贬至忠州为太守，白居易远离京华，暌违故旧，久别故园亲老已逾五年之久。他在《寄题扬万州四望楼》中云：“江上新楼名四望，东南西北水茫茫。无由得与君携手，同凭栏干一望乡。”这是浓浓故土之念的表露。
荔枝乃蜀中之嘉果，白居易对此情有独钟。他不仅多次在诗中咏及此果，而且亲手栽种。他在《种荔枝》中云：“红果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在庭前种荔枝。”在《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扬八使君》更对荔枝竭力描绘刻画：“奇果标南土，芳林对北堂。素花春漠漠，丹实夏煌煌。……早岁曾闻说，今朝始摘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桔得霜……”他的《荔枝图序》更对所钟爱的荔枝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内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简直将荔枝从树状花貌果味作了全方面的展示和淋漓尽致的描绘，令人见之难舍，闻之馋涎欲滴。
综上所述，白居易自江州司马迁江州刺史，时间不过三年（实则二年不到），心情颇为复杂：既有“非次升迁”之荣，也有忠州地处荒野之悲；既有人地生疏之苦，也有登临山水之乐。他在任期间，为政廉明勤敏，有体恤民瘼的嘉绩，与其“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的承诺相符。他在《征秋税毕题郡南亭》中言道：“高城直下视，蠢蠢见巴蛮。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清闲……”他得以的是在轻赋税，减徭役等关怀民间疾苦的措施实行之后呈现的“闾井安”、“案牍简少”等与民休息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刺忠州期间对民情的关切及与民同乐。他观看民间端午竞渡并赋诗纪其事（详前），还在东坡一带拓土植树，栽花种草，种荔枝等。作为文人太守、诗人刺史，他不仅喜好当地民间歌谣，而且亲自创作了不少竹枝词。如“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梅病使君。”“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蓠湿叶碧凄凄。”“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这些语浅情遥的竹枝词可谓白居诗作的另类奇葩，极为珍贵。
竹枝词又名巴渝词，是流行于民间的乐曲，极具乡土特色。白居易诗歌风格本以浅切晓畅为其基本特征。当他接触到民间竹枝词之后，所创作的竹枝词即真挚动人。这种近于口语化的创作，看似晓畅浅近，实则并非易事。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
代匹夫妇语最难，盖饥寒劳顿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诵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白居易可谓此中高手。在白居易居蜀期间所创的诗歌，据我不完全的统计近百首之多，较之于其诗歌总量近四千首而言自然不算多。可是这些作品涉及面广，而且艺术造诣极为独到。出刺江州也是白居易一生中既短暂但也较为重要的经历，是全面、系统研究白居易的重要环节，不可或缺。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在他已荣升京官之后的岁月中，还多次忆及忠州及蜀中感受，前所举之《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及《中书夜直梦忠州》即为显例，而《寄题忠州小楼桃花》更是对忠州依恋难别的心境敞露：
再游巫峡知何日？总是秦人说向谁。
长忆小楼风月夜，红栏干上两三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