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范文1
也有民族性、包容性等特点。
关键词 荆楚文化 内涵 性质荆楚文化从静态的空间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域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从动态的发展时序看，它不仅包括古代，还包括近现代、当代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从时间上来看，荆楚文化应该是包括了炎帝神农文化，楚国文化和三国文化自上古开始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以及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名人，深刻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诸葛亮曾向刘备出谋：“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为孙权献策：“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庶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曹操在北方更是垂涎三尺，要争夺江汉平原这块地盘。罗贯中《三国演义》120回本有80多回本写到湖北，三国的故事遍及全国，妇孺皆知，传遍东南亚，影响世界。
从空间上来看，荆楚文化不仅包括古城自身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商业文化，还应该包括在清江流域古代巴人的后裔的土家族，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都有较高知名度和丰富文化内涵。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峡文化。
若换个角度来看荆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又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而其中物质文化方面，又可以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
其实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泰勒曾经说过?“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自己的特质与属性。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公认为璀璨夺目、精采绝艳而又博大精深，其原因就在于它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质与属性。关于这点，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颇受启发。具有以下性质：
一、民族性
我们知道，楚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融夷、蛮、夏为一的民族。黄帝的后裔与居住在丹水、荆山、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长期融合，终于在商末周初形成为一个新兴的民族——楚族。所以，楚族是一个庞大的血缘集合体。这一血缘集合体所创造和沉积下来的文化，包括书写文化与非书写文化、文献典籍与出土文物，就留下了明显的民族性印记。
二、地域性
地域性与民族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楚民族是融夷、蛮、夏为一的血缘集合体，故其分布的地区是极为广阔的。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带居民，历来以“南蛮”名之。在这里孕育出来的文化，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未形成楚族和建立楚国之前，这里就已经开始原始文化在闪耀了。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晶。楚人建国后，南征北战，至战国楚宣威怀时，楚国的版图几乎囊括半个中国。这辽阔的地区，也有着其他优秀的文化，鲁、吴越、巴蜀文化。国家虽然为楚所亡，但鲁文化、吴、越文化则仍然是光辉灿烂，独立无损的。巴、蜀在历史上曾与楚有过争夺，楚一时还占领其地，但巴、蜀文化历来傲然挺立，至今还闪烁着耀眼的光华。荆楚文化与这些地域文化是并存的，并且互相影响，彼此辐射，在荆楚地域内形成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楚被秦所亡后，楚人领导的以楚人为主体的人民大起义，很快摧毁了秦的统治，建立了汉王朝，汉既承秦制，也承楚制，尤其是在思想文化上，更多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楚国的治国思想和文化成就。所以，荆楚文化是连绵不断的，源远流长的，而荆楚文化就是根源，寻根溯源，源流不息，故荆楚文化的某些物质，也可见其流传至今的。
三、包容性
荆楚文化范文2
通过对荆楚文化元素在商业空间装饰设计应用研究，明确了荆楚文化元素的多样性与艺术性以及在装饰空间设计中的运用效果，特别是针对武汉楚河汉街、万达广场部分装饰设计方案设计与制作。同时根据武汉轨道交通装饰设计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运用荆楚文化的设计思路与创作灵感进行了艺术处理，展现了荆楚文化的内涵。
针对荆楚文化中商业空间装饰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重点研究了荆楚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结合了地理、人文、科技，能有效地将荆楚文化所独有的文化内涵融入到商业空间装饰设计之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并通过营造简洁美观而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文化商业空间装饰设计，并在其中展示具有鲜明城市特色的主题文化，不仅是城市精神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城市魅力与历史的一种展现，其次关于构建具有武汉地域特色的商业空间装饰设计不仅仅是城市品牌建设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
装饰图案
装饰图案设计是一种在商业空间环境里自身独特的构成原则的图案，主要有：抽象图案、
肌理、几何图形、现代文字，它强调引导的信息功能性，强调形态的规范性和通用型。图案设计一般呈高度概括荆楚文化特色的简约设计风格在实际生活中起到美化空间环境的作用。
荆楚文化的装饰主要有凤乌纹、龙纹、云纹、几何纹、滑板纹、变形龙凤纹、兽面纹，以及以此为基础抽象而来的各种纹样。
荆楚文化中的图形纹样设计和组合为现代商业空间设计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在消费者日趋人性化、个性化的时代，荆楚文化中的图形组织方法可以在设计中进行再创造，细腻的荆楚文化图案的描述对主体事物的烘托，为现代商业装饰设计提供了典范。
装饰色彩
在荆楚文化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崇尚自然、浪漫奔放、兼容并蓄和趋
时拓新的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商业空间装饰设计中色彩设计对受众的视觉感受具有更强的刺激性，能促使装饰内容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合理科学的颜色搭配可以起到增强对比的作用。地域文化色彩这重要的要素除了能够在视觉上给人不同的感受，还能在心理上给人不同的感觉，强化地域文化的特征。在武汉城市轨道交通装饰设计研究中，运用不同的色彩来体现城市不同的情感。色彩由于其非语言性的特点，色彩成为地铁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之一。色彩能体现城市的性格和品昧，同时也可以带给乘客不同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色彩的象征性和识别性都可以人性化运用地铁设之中。
材质构成
在商业空间设计中，利用结构和材质来进行装饰风格的处理，形成特有的装饰特征，来体现一定的装饰含义，这既有效地完成了功能需要又体现了出装饰所表达的精神功能。运用材质将武汉本土地域文化的内涵较好融人其中丰富了商业空间装饰设计。如武汉楚河汉街装饰设计运用代表荆楚文化特色的图形符号和装饰色彩进行导视系统设计处理，将多元化的荆楚文化特色进行氛围营造。
空间展示
在现代商业空间中利用展示作为基本手段来装点空间，这在后现代时期的商业空间环境中较为常见，它即可作为装饰来美化空间，同时又具有信息传达功能。其精神功能与实用功能发挥的可谓“淋漓尽致”，最大化的发挥了装饰的“效能”。对于这种充分的利用，如实的表达，恰如其分的展现了空间装饰的魅力，给人以“融洽”之感，大大丰富了商业空间的装饰手段。
特色打造
以荆楚文化为底蕴，打造汉味地域装饰艺术。武汉城市轨道交通装饰空间方案设计中充分利用和发挥湖北楚文化大背景下的独特优势，从楚文学、歌舞、音乐、神话、绘画、雕刻中吸取营养，特别是具有荆楚艺术代表特点的编钟、漆画中的器物造型、装饰纹样、色形构成，从中提取设计创作元素，运用现代材料和艺术语言表现武汉商业空间装饰艺术主题。在武汉地铁2号线的地铁洪山广场车站壁画《楚风古韵》，就是以楚装饰图型为元素，借鉴楚漆器色彩表现艺术，展示了楚文化特色的艺术魅力。
总之，荆楚文化元素是现代商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变化而不断形成特色。在打造地域个性及文化的现代化城市商业街区时，不仅是遵循了“随波逐流”的大众化，更是对一个城市性格及文化的折射。现代商业空间设计形式和视觉语言是多种多样的，面对各种设计元素和理念的冲击，只有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尊重商业空间设计中，才能通过图形、文字符号、色彩和材质等元素进行整合，展现荆楚文化的艺术魅力。
荆楚文化范文3
关键词 黄荆 形而上 荆楚 荆州 纪郢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1 荆、楚——从物名到族名和国名
作为物名和族名、国名的荆、楚，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1.1 荆是黄荆，楚是荆中之秀者
关于荆、楚二字的本意，学者多赞同许慎《说文》所释：“荆，楚木也，从艹，刑声”，“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笔者以为许说甚是。但二者亦有明显区别，后文将述及。
有论者提出：“荆、楚原来都是竹……但是荆不完全等同于楚，荆既可指竹，也可以用若荆棘之荆，而楚专指竹，不能用作灌木丛。当两者互通时，则仅指竹。” ①窃以为不确。
其一，该说的前提是把荆、楚径视为因荆山而得名的今两湖一带，而“荆人”或“楚人”径视为于今湖北荆山立国之后的楚人，而荆、楚民族于殷商时期或更早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其族名源自其生存区域——山地中的常见植物。②如此，荆为竹的可能性大减。因为竹是常绿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只有零星分布。
其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闻之，肉袒負荆，因宾客至相如门前谢罪。” 司马贞索隐：“荆，楚也。可以为鞭。”王文认为“鞭虽有多种解释，然多与竹有关”。由此认为其中的荆即竹，其理由不足。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太祖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可见，荆是古代一种相对轻微的刑罚工具。由于其体量有限，有时需让被罚者褪衣受刑。因而在“负荆请罪”故事中，廉颇有“肉袒”之举以表明受罚的诚意。《吕氏春秋·直谏》载：“（荆文）王伏。 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就竹而言，罕见“细竹”之说，而用于荆条则无不妥，故此处之荆应为荆条无疑。同样，在“负荆请罪”故事中，廉颇所负和楚文王一样，也是一束荆条。
其三，王文认为，如果把楚理解成灌木丛，那么象“清清楚楚” 、“楚楚动人”等词语中“楚楚”的义涵，将无从引申，这是对楚（荆）的特点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误解。荆条发育的特点之一是分枝较少，其一年生枝条一般很少分枝或没有分枝，即使有分枝，其空间分布也比较均匀。生于密林之中或岩石之罅，或者荆棘刺多等竞争性环境中的荆条尤其长得直、高而且匀称。与“柳条”一样，“荆条”之条就是细长、修长之意，而从修长出发，引申出“楚楚”的整齐之意，是十分自然的。《诗·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维旅。” 毛传：“楚，列貌。”另外，荆一般与“棘”共生的，且在这种背景下，窃以为人们对荆产生“秀出于棘”的“鲜明”的感觉十分正常。所以《诗经·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中的“鲜明”义涵，笔者以为如果联系荆的生存环境，并不难理解。
可见，荆、楚本义都是指的“黄荆”（荆条），两者的不同在于，楚是对荆之秀质或荆中之秀者的美称。
1.2 作为族、国之名，楚寓有形而上的追求
有论者指出，“作为方国或氏族集团的名称，荆比楚还早。”③但《左传·僖公元年》载：“秋，楚人伐郑” 杜预注：“荆始改号曰楚。”方以智《通雅》云：“春秋庄公十年书荆，僖公元年始书楚。”此前，在周昭王，穆王时期的金文中已有“楚侯”、 “楚伯”之语。这表明，在选择族名和国名时，楚人有一个弃荆取楚的过程。其原因，或许可以从两个字的不同构造来找。如前所述，《说文》释荆为：“楚木也，从艹，刑声”，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说文》又称：“疋，足也。”即荆为砍伐荆条或荆条待伐之意，自然特性更多，楚为人行走于荆条丛中（“二木”）或扛着荆条捆行走之意，与社会活动联系更密切。联系《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所说：“……若敖，蚡冒，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可见楚人长期在山林中求生存求发展，楚字应该表现了楚人不畏艰险，开发山林的开拓进取精神，“二木”叠置，又似乎表现了荆条的修长，少分枝，易于捆束和搬运等特点，寄寓了楚人美好生活可凭劳动创造的信心。相比于荆，楚字有更多正面的伦理乃至审美义涵，使得楚人以之作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正式称号。近现代以来，两湖地区的人们自称楚，故楚之地的文化被称为楚文化，其根本原因，仍在于楚相对于荆有更多的形而上意义。
1.3 荆、楚的其它意义
荆、楚二字在秦汉以来的词义演变中，也都产生了新的意义。荆在东汉梁鸿妻孟光以荆为“钗”之后，有了朴素贫寒之义，及妻之谦称义，如《聊斋志异·青凤》：“叟指妇云：‘此为老荆。’”楚因与刑罚相连，有了“拷打”、“痛苦”等义，如“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痛楚”等。又产生了姣美义，如“眉黛楚楚”。向荆义回归，产生了“粗俗”、“粗糙”等义。如皎然：“乡服言亦楚”等。这些意义，大抵皆从先秦之基本意义演化而来，并仍然大致延续了荆之形下特征和楚之形上特征。
2 荆楚——从国族名到地域名、文化名
2.1 殷周之际：楚人及楚国
荆楚合用，最先见于《诗· 商颂 ·殷武》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汝荆楚，居国南乡”。金文中《艺驭簋》中有“艺驭从王南征，伐楚荆”的语句。《竹书纪年》则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承前所述，不难看出这里的荆楚或“楚荆”均为同义复词，指的是楚人及其楚国。
2.2 六朝以来：古荆州之楚国
荆楚再次出现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是在六朝，故此期的荆已不再是楚的同义词，而是指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域地理概念“荆州”。其词为战国时《尚书·禹贡》所首创：“荆及衡阳维荆州”。其中荆指湖北荆山，“衡”指湖南衡山，包括今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粤一部分。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分出十三个监察区性质的州刺史部，荆州为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往南延伸至今两湖（湖北、湖南）全境。
东汉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后，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域，荆州辖有以两湖为中心的南阳（河南西南）、南郡（湖北西部）等七郡，州治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汉寿县）。190年，刘表领荆州牧，移治南郡襄阳（今湖北襄阳市）。
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保有荆州北部南阳郡与南郡之一部，中南部被刘备和孙权瓜分。219年，刘备的荆州守军被东吴、曹魏联军击败，随后刘备又在夷陵败于东吴，荆州遂由曹魏与孙吴两家分领。曹魏荆州，治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孙吴荆州，治南郡孱陵（今湖北公安）。④
西晋分国为十九州，荆州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阳），范围与三国时期略等。东晋荆州定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因大量流民迁入，荆州尤其是江陵一带成为人口聚集的繁盛之区。南北朝，荆州位居京师上游，又当阻挡北朝南下要地，南朝统治者遂在此集结重兵，加强建设，治域及治所多有调整，然其变更的范围大致不出江陵、襄阳之间，荆州的繁荣总体上不减东晋。
从东晋（317）至南朝末（589）年，荆州作为中国南方仅次于首都金陵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存近三百年，其地位如《荆州记》所谓“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重镇，上游之所总”。这一地区人们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加深，积蕴所至，产生了专谈本区地理风俗的笔记体著作——刘宋时盛弘之的《荆州记》和梁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标志着作为区域地理文化概念的荆楚已经形成。
六朝以来的荆楚，可借用《诗·商颂·殷武》毛传释之，即：“荆楚，荆州之楚国也。”指以古荆州为中心的故楚之地，与先秦时的荆楚相比，用字相同，而含义实已不同。
北朝荆州，类似南朝之乔置郡县，影响有限，兹不赘述。
2.3 隋唐以后：以荆州（古纪郢）为中心的故楚基本辖域湖北及其楚文化
隋唐以后，荆州或存或没，其治所大致在今湖北江陵和荆州之间，治域大致与今荆州设市所辖二区三县及代管之三个县级市相当，较之此前，范围大减。与治域缩小相应，荆楚的适用范围也在缩小，即由原来的鄂、湘及豫桂黔粤越来越集中于湖北一带，到近现代遂为湖北人专有。然隋唐以来的荆州只是古荆州（六朝之前）之一部，即在今湖北辖域内亦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故此期的荆楚已不能再解释成“荆州之楚国”，而只能解释成“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国”。而这里的“以荆州为中心”实际上是以“纪郢为中心”。纪郢，即今荆州城北五公里处的纪南城，为强盛期的楚国都城，历时达二百余年，若从楚文王元年（前689年）算起，则长达四百多年。这样，两湖是楚国强盛期的中心区，以纪郢为核心的湖北的中心地位又高于湖南。因而，当明清以来，两湖行政上日益分离的时候，极富文化意味的荆楚一词便为湖北人所继承，而湖南人则只自称楚人或径称湘人。
与荆楚在地域上转故楚中心区湖北相应，在“文化热”的背景下，“荆楚文化”也相应指楚国强盛期荆州（纪郢）为中心的楚文化，即荆楚文化是楚文化的主体和精华，对比两千多年前楚人在文化上的去荆化努力，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反讽。
3 结论
综上所述，荆楚的涵义演变大致如下：荆本指黄荆，侧重其自然特性，楚亦指黄荆，侧重其某种形而上的超越性（如修长、鲜明等）；楚人以楚自名，寄寓了某种形而上的追求。秦汉以来，荆发展出贫寒朴拙义。楚发展出姣美义的同时，又回归了荆之伧俗义，由荆条之用于责罚，又发展出楚之拷打、痛苦等义。
荆楚，在殷周之际用于称楚人及楚国；六朝以来指汉魏以来荆州范围内之楚国及其文化；隋唐以来指以荆州（故楚国都城纪郢之所在）为中心的故楚中心辖区——湖北，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用以指楚人在这一区域所创造的文化。
注释
① 王廷洽谈.荆楚国名考释[J].民族论坛,1995(1):50.
② 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J].求索,1981(4):154,155.
荆楚文化范文4
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自古兵家必争,素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美誉,东连武汉,西邻三峡,南接张家界,北靠武当山,是湖北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文化中心。
荆州――楚国之都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春秋战国时期先后有20代楚王在荆州定都411年,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堪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这里,有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技术、最古老的铁器制品、最精美的漆器工艺、最精湛的丝绸工艺、最先进的青铜工艺。这里,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辞赋之祖”屈原、宋玉,“问鼎中原”政治家楚庄王、“第一循吏”孙叔敖、“宰相之杰”张居正等翘楚辈出。这里,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楚都纪南城遗址保存之完好,被考古界称为“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荆州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达13万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和稀世珍品达300多件,有世界上最早的根雕、中国根雕协会的会标――避邪、世界上最早的黄金货币――郢元、世界上最早的手枪――连发弩机、世界上最早的商业通关文书――鄂君启节、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的楚彩绘石磬。这里馆藏的古丝绸占全国丝绸文物总量的3/5,年代久、数量多、品种全、保存完好堪称“世界丝绸宝库”。距今2170多年之久的西汉男尸,是迄今年代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软尸。馆藏漆器占全国出土漆器总量的3/4,造型奇特、色彩绚丽。冷兵器的绝世双璧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也在荆州出土。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熊家冢楚墓,是我国已发掘楚墓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陵园布局最完整的一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真人、真马、战车实物殉葬实属罕见。
荆州――三国之城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1800多年前,“卧龙”诸葛亮独具慧眼,认定荆州“乃用武之国”,一句“得荆州者得天下”,使荆州成为魏、蜀、吴三国争夺的焦点。无数政治家、军事家在荆州大地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征战,留下了“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无数经典传奇故事。长达120回的《三国演义》,就有82回写到荆州。这里,拥有南方独一无二的古老城墙,拥有华人世界广为人知的关公遗迹。至今仍保存完好、延续时代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唯一古城垣――荆州古城,雄踞数十里,构筑牢固,素有“铁打的荆州”美誉。“武圣人”关羽,镇守荆州达十年之久,至今城内留有春秋阁、关公刮骨疗毒处、关公点将台、关公马跑泉、关公喂马槽等遗址,其塑造的忠义、仁勇形象,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景仰,使荆州成为海内外华人朝觐关公的圣地,到荆州拜关公最“灵”。每年农历5月13日,都要在其帅府关庙举行大型“关公祭”朝觐活动。境内还有诸如乌林赤壁大战古战场、曹操当年败走的华容道、刘备迎娶孙夫人的刘郎浦,刘备在公安的大本营、孙夫人城等著名历史文化遗址。
荆州――水泽之地
荆楚文化范文5
关键词：湖湘文化；断裂与整合；楚文化
关于文化，其内涵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历史条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共识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楚文化，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直至战国后期的楚国灭亡，巴人的进入所带来的巴人文化。此过程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与整合。
一、春秋时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岭
湖湘文化发展过程早期追朔至尧、舜时期，当时已然存在着当时势力及广阔活动范围的“三苗”国部落集团。禹将三苗国瓦解后建立夏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500年间再无三苗国记载，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区出现了于三苗国有传承关系的“荆蛮”部落，越人的出现也为楚文化的进入打下基础。
1. 三苗部落的分布与灭亡
我国在尧、舜、禹时期曾在现湖南地区存在过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三苗”或称为“三苗国”。所谓“三苗国”名字的来源，古人在数字排序中常以“三”为多，故所谓“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团包含了许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帝王世纪》载：“诸侯有苗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为氏族部落的名称。而将称为“国”、“诸侯”，则是说明其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的部落集团。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三苗集团的分布情况和活动区域记载较多，但大多说法不一。综合资料及考古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三苗国”，其分布及活动范围大致处于江汉、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间地域内，而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区。
由于尧、舜、禹在位时，为巩固其地位而不断地且大规模的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这过程中，三苗集团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别历史舞台。禹传位启后，建立了夏朝，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诸多古书及记载中并未曾发现有关“三苗”或“三苗国”的相关记载。
2、越人文化与荆蛮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阶段，出现了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或“荆楚”的庞大部落集团。
“荆蛮”其主要分布在古荆州地域。而古荆州的位置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与之毗邻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毛诗正义》云：“蛮荆，荆州之蛮也”。指的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这正是三苗部落集团“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可见，“荆蛮”与“三苗”在分布与活动范围方面相吻合，可以说明荆蛮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湖南当时为“荆蛮”地域，到商周时代，湖南地区分布着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境内的越人是构成“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岭文化现状
1、西周时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楚国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虽战乱纷飞，但同时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几个族名徽记多次出现，如“凤”、“戈”，以及凤鸟。考古学界考证，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凤”、“戈”和凤鸟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带来的。[2]这说明，西周时代，不仅中原文化在继续传入湖南。而且某些华夏族成员也开始南迁。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荆蛮”文化在西周数百年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为湖南地区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2、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
春秋时期湖南境内依然分布着大量越人，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1982年在长沙县金井茶场发掘了一处越人墓地。出土青铜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与中原的作风不同，又与楚器迥异，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产物。说明长沙一带在楚人进入以前，仍为越人活动和分布的地区。此外，近几年来，湘江流域的平江、湘乡、衡南、资兴等地也都有春秋时期的越式铜器出土。这都为春秋时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证据。
三、楚国的扩张与楚文化的进入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当中以楚国势力强大，在当时已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
1、楚国势力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势力在春秋时期曾扩张扩张进入湖南，一条线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区扩张，第二条线路在春秋中叶，沿洞庭湖东，经岳阳、长沙到达五岭地区。楚国势力的扩张带动了楚国文化进入湖南，与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再一次大规模扩张，西线拉长过贵州直至云南。东线拉长至广东、广西地区，楚国版图变大，楚国的文化传播影响变广。
（1）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一次扩张。
在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湖南地区。其中据考古资料表明，楚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经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过松滋河、荆江，再由陆路逾过现湖南张家界地区的天门山，武陵山，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即现在的湘西北张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区域。从考古来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县发现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还有沅水中游麻阳和辰溪之间九曲湾铜矿遗址，经考古鉴定是春秋时代楚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处。这都说明春秋时代楚国的势力和楚人已由西线进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线由沿洞庭湖东部，进入（今称）岳阳、长沙地区后继续向南扩展，直达五岭地区。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线。从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罗子国于现今岳阳、汨罗一带，为楚国势力由东部路线进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几十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沙、湘潭、湘乡、衡阳、资兴等发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楚墓。这反映了楚国势力自春秋中叶以后，由北而南逐步进入洞庭湖东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迹。
（2）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二次扩张
战国时，楚国势力向湖南又有两次大的扩张。一是楚悼王时（公元前401-381 ）“吴起相悼王，南并荆越，遂有洞庭、苍
梧”。[4]即从洞庭湖地区直达五岭南北，均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将庄F溯沅水而上，扩地黔中以西，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来，湘南地区以及广西恭城、平乐，广东清远、广宁等地，先后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与长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也就表明了战国时代，楚国和楚人进一步向南拓展的结果。
（3）楚文化的进入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和楚国势力日益扩大，但在原“荆蛮”地区内同时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蛮”、“濮”。或许是因为其氏族部落众多，又称“群蛮”和“百濮”。“濮”实际上也属于“蛮”。故韦昭云：“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5]。“蛮”、“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荆蛮”集团之内，只是其发展落后于楚人。
进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蛮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进入湖南的华夏集团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构成了后来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战国后期湖南巴人与巴文化
巴人进入湖南是在战国后期。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说明了“巴人”在国灭之后所残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随战乱移民流入湘西地区。所谓“楚子灭巴”，应是始于楚国占领巴国的国都――枳。在《战国策》中记载“楚得枳而国亡”[6]。即楚占领巴国国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进入湖南，同时带来了不同于“蛮、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据四川发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与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战国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发掘的益阳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织和对它的影响。
战国以后，关于湘西地区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确实也还有“巴”人的记载。如《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中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这里所说的“巴”，应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巴人。正是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邻近的川东、鄂西地区的巴人，长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进入之前已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蛮、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强势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推动了信巫蛊、敬鬼神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辉灿烂的远古青铜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湘楚文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湖湘传统艺术，以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进入湖南前的远古时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国”和“荆蛮”部落为主导，生产力低下。中古时期的楚国势力扩张带动了楚文化的进入，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带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一》第二辑。
[3]《史记・楚世家》。
[4]《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夷传记》。
[5]《国语・郑语》注。
荆楚文化范文6
荆州实验小学四（4）班 谢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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