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范文1
古往今来，我国的一些名人，往往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个雅号，或寄情、或言志、或自勉、或明愿，从而形成独特的书斋文化。品味这些书斋名，我们既可了解名人的志趣，又会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
明朝文学家张溥自幼勤奋好学，所读的书，一定要亲手抄写，抄完后，朗读一遍即烧掉，接着再抄，再读，再烧，如此反复达七次之多，故将书房取名为“七焚斋”，用以激励自己永远勤学苦读。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房闲谈，然后根据聊天讲的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房为“聊斋”。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在抗日战争中欣闻平型关大捷，觉得看到了中国反侵略的希望，便将自己的书屋取名为“北望斋”，寄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对故乡的怀念。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称自己的书房为“龙虫并雕斋”。他解释说：“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大的著作，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龙虫并雕，两样都干。”他一生中既写过洋洋数十万的“雕龙著作”，也写过不少短而精的“雕虫小文”。文人骚客的书房称“斋”的还有不少：作家姚雪垠的书房取名“无止境斋”，意即学无止境；孙犁曾为书房取名“耕斋”，当是笔耕不辍之意；袁鹰的书房叫“未了斋”，是提醒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名人们以“斋”命名，也许是“斋”字高雅、空灵，也许是它同佛、道有一定的联系吧。
由于书斋的取名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主人的性情与志趣，它们往往或缘于某事，或由于某因，或感于某境，因此，把书斋称为室、堂、居、庵、屋等的也不少。“陋室”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居室兼书房名。诗人曾专门写下脍炙人口的《陋室铭》，以拙绘自己书斋的简陋，把自己的“陋室”与三国时诸葛亮的“茅庐”以及西汉文学家杨雄的“玄亭”相提并论，表明自己要安于清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雅志趣和“穷且益坚”的守节愿望。南宋爱国词人陆游的书房取“师旷老而学优秉烛夜行”之语意命名为“老学庵”，表示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阅微草堂”是清朝人学者纪晓岚的书斋名，它的含义十分有趣，“阅微”含“见微知著”之意，“草堂”则表达对诗圣杜甫的崇敬之心。他在书斋内潜心阅史，披沥数载，察其细微，写成了《阅微草堂笔记》。“绿林书屋”是鲁迅的书斋名，鲁迅在黑暗的时代为中过革命奔走呐喊，一些反动文人就诬蔑他是“学匪”，他就将书屋取名“绿林”，以示嘲讽。作家浩然的书房取名为“泥土巢”，表明他把乡土风格作为自己追求的艺术境界。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的书房名叫：“积微居”。他常说：“小是大的基础，大是小的发展；多是少的结果，少是多的积蓄。学问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书斋范文2
清代为《聊斋志异》作注者有吕湛恩与何垠两家，凡遇有关“四书”的语词或典故，多不出注，原因即在于当时能够阅读《聊斋志异》的读书人大都对“四书”烂熟于心，读到相关语词，自可会心，若出注，反成蛇足。然而今天的读者早已没有旧时读书人的文化背景，对于“四书”典若不出注，虽有可能并无理解上的障碍，却由于相关信息的缺失，难以体味小说用语措辞的妙处所在。《聊斋志异》中的有关篇目语词与“四书”密切关联，可分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对“四书”语词的一般性借鉴
卷一《婴宁》：“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媪唤：‘小荣！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噭声而应。” [1] 221 “作黍”即做黍米饭，系从《论语·微子》化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2] 196后世常以“作黍”为准备家常饭诚意待客之谦称。卷二《九山王》：“今遣儿女辈作黍，幸一垂顾。” [1] 352卷五《柳生》：“但勿问，宜速作黍。” [1] 1140卷七《云萝公主》：“或朋旧相诣，辄窃听之：论文则瀹茗作黍;若恣谐谑，则恶声逐客矣。” [1] 1858卷七《湘裙》：“湘裙欲出作黍，伯辞曰：‘弟事未办，我不遑暇。’” [1] 1930 《聊斋》一共有五篇皆以“作黍”为备饭待客之语，这属于对“四书”语词的一般性借鉴。卷一《胡四姐》：“四姐怨生曰：‘君不长进，与骚狐相匹偶，不可复近！’遂悻悻欲去。” [1] 294卷五《江城》：“翁姑沸噪，略不顾瞻;挞至数十，始悻悻以去。” [1] 1280所谓“悻悻”，即怨恨失意的样子，语本《孟子·公孙丑下》：“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 [4] 108此两例也属于对于“四书”语词的一般性借鉴。
书斋范文3
《书画录》和它的主人
是稿本为线装，高28.7厘米，宽19.8厘米。已记录29页(58面)，用毛笔书写于“西京宜文斋印”的红格纸上。所记为怡情斋的书画明细账，主要是进账，约240项，最早者为1943年，最晚为1956年。每一项按朝代名编有序号或无号。内容繁简不一，体例稍异，但大致包括作者名(字或号)、作品名称、对作品的描述(种类、形制、尺寸等)、购(销)日期、价格、提供者等。繁者如清之89项：“朱耷，即山人。《石蕉图》一幅。1954年元月29日。假30万元(旧币，下同)。《山石雄鹰图》，单腿立，水墨，高三尺余，宽一尺余。纸下有‘山人’及印章。”简者如“明张宏，山水，条幅，40万。”
怡情斋的主人是谁?因稿中无款，故未得其姓名。但在清之87项中有这样的记载：“朱鹤年，六帧山水。1954年元月16日。假30万元。此画系八帧，是我旧存于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我在逃难之际在郑州遗失的。今复得六帧，时经过十数年而又相见，真奇事，故记之。”据此推测主人很可能系河南人，是一位书画爱好者、收藏者或商人。1937年携诸“宝”逃来西安，并开设了“怡情斋”铺号经营书画，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书画录》之大要
怡情斋经营书画包罗万象，有经卷，有书札，也有扇面，时代上起隋唐，下至清代、民国乃至现代，今录一二如下：
隋(1)孙法意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卷子，大业四年(608年)二月一日。价100万。甲寅1955年7月，购白集五。
宋(1)宋徽宗《雀斗图》。赵佶，神宗十一子。鹦鹆，中堂。1950年7月。购白集五，价200万，乙寅。
明(1)唐寅，字伯虎，山水，中堂。癸，乙寅，58年(1949年)4月22。价70元。
(2)蓝瑛，山水，中堂，《韩康采药图》一轴。价100万元。癸，甲寅。37年(1948年)2月。和文轩，带北京重装。
(5)董其昌，行书，卷子。36年(1947年)。蔡碧如。价20元。
清(17)文微明与陆师道言一开。1953年6月。价20万元。
(21)傅山，青主。字，长卷。1953年12月19日。假3万元。
(6)禹之鼎，画像。1955年5月。价50万元。
(7)高其佩，指画。32年(1943年)6月，价3元。钱幼熙。遗失。
(9)高风翰。信，册页。38年(1949年)5月10日。钱幼熙。价50元。
(12)弘历御笔，乾隆宫绢，书千叟宴，中堂。38年(1949年)元月。价20元。
(14)郑板桥，盆兰，一轴。白集五。
(29)奚冈，字铁生。扇子，一面字，一面画。39年(1950)元月。价70元。
(38)林则徐，对于。37年(1948年)。价10元。
(42)翁同，对子。白集五。36年(194-7年)。价20元。
(62)名人信，一册。名人十八位；刘绍分文、秦瀛、邹炳泰、陈奉兹、瑛宝、顾光旭、祁俊藻等。38年(1949年)11月11日。价4元。
(75)胤稹御笔，雍正。行书，横披。1953年8月5日。价10万元。
(80)王觉斯，王铎。草书，长幅。1955年10月25日购于北京，价25万元。
明(100)优美，字十父，号十洲。《江宫百美图》。1954年5月11日。假354万元。
文徵明，兰竹一卷。9月9日。假110pt元。10月18日拿回，白集五拿去题字。
清慈禧太后御笔，15万元(实值20万元以上)。10月2号。
左文襄，对子。1954年11月7日。5万元。
宋，米元晖，《云山图》，6月1日。假250万元。
成亲王，对子。1954年11月1日。送给白集五。5万元。
张善行，《虎》一张，癸酉，1954年11月11日。
浙江，山水，田亚民赠，重装于北京。1954年12月50日交集五，钱带北京。
蒲松龄，词稿一册。1955年12月1日。50元(裱费)。
白集五是谁
据稿中载，与怡情斋主人打交道者多达十数人，如蔡碧如、马老二、申廷勋、和文轩、钱幼熙、邱寄平、杨晓园、岳松侪、王子安、陈锐廷、张太太等。但被提到最多的是白集五，几近30次(项)。
那么，白集五是什么人呢?刘玉苓在《清末民初至建国前西安的文物市场》中谈到在北院门经营古董店的各铺号时称：
马步云古董铺，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时被炸，白辑五(《书画录》中作“集”，当为同―人)、刘瑞亭开店时间均短。白辑五开店时间虽短，但很有声望。张学良将军在西安收购字画及清代名人手札，多通过白辑五之手。后白辑五在西安马神庙街盖楼―座，起名瑞楼，布置非常雅致，据说便是张将军资助的。新中国成立后，白辑五被聘任为西安市文管会委员。1954年白辑五将长年失修的钟鼓楼整修一新，将自己秘不示人、极为珍贵的北魏造像献给西安市文管会，并要求在鼓楼上陈列，以示他对党爱护文物的祝贺(《文博》1995年第1期)。
罗宏才在《老西安的人们》中专门提到他：
在西安古玩行中，没有人不知道白集五。(1951年)西安历史文物研究会选举副主任委员，他几乎全票当选。赵望云问与会的老人们为啥要选白集五，德高望重的马仲良、马敏鹤等^一口腔说：论人品，没有人能像白集五那样把钱财当粪土一样看待；论学识，没有人能像白集五那样能书会画。上场他能与张少帅、邵力子等迭官贵人谈天说地，下场他连要饭的也瞧得起，不选他，选谁呀?(《西安晚报》，2004年5刖2日)
由此可见，白集五是一位有学识、擅经营、有爱国心和同情心的古玩商，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怡情斋主人的主要供货商，才能成为西安古玩界的领袖。
《书画录》的提示
《书画录》向我们展示了240余件古代、近现代艺术珍品的流传情况和当时的市场价值。如册中载：“赵望云。《秦岭工地一角》。1956年5月11日。”此作曾在某杂志上刊载，但到了1956年已经到怡情斋铺中。虽然没有注明购自何人，但我们可以想到很可能是白集五。从前文可了解到，他同包括赵望云在内的文艺界领导、书画家过从甚密，得到他们的作品，大约不会太难。
同样，《书画录》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上世纪50年代初期西安古玩市场的字画流通还是活跃、健康的。怡情斋主人有卖有买，多在西安当地经营，也有远至北京的交易。有装裱，也有鉴定。且信用尚可，真假分明。如在清之14项中明确记有“仿沈周山水一轴”，99项记“沈铨，《孔雀梅花图》一轴，后人仿摹本”；21项则记“蒋予检，画谱，真迹”。
遗憾的是，此“账”记到了1956年戛然而止，册中留下来许多空页。可以想见，其时，随着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以及对私人经营文物的逐渐限制，“怡情斋”主人和众多铺号一样不得不关门大吉，《书画录》也无所记录了。代之而起的是国营文物商店的独家经营，这种局面―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
书斋范文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时值盛夏酷暑，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光临华宝斋书院的开业庆典，在此我谨代表华宝斋集团和华宝斋书院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华宝斋从成立到今天已走过了20年风雨历程。20年来，华宝斋从小到大，已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和认可。华宝斋能够有今天的规模和业绩，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在座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关爱、支持和帮助。借此机会，向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宝斋是已故全国政协委员、我的父亲蒋放年先生一手创办的。凭借着对中国传统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痴迷和执着追求，华宝斋致力挖掘、恢复并发展传统造纸和印刷文化，致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除专业生产古籍印刷专用宣纸外，20年来，还运用传统雕版工艺和石印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历史文献、金石拓片、名人手札、佛教经典、医学古籍、明清小说、历代版画等各类线装书3000多种1000多万册。目前已形成年生产古籍专用宣纸300多吨、年影印线装书100多万册的生产能力，华宝斋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从造纸、制版、印刷、装订到出版发行一条龙生产影印线装古籍，并兼营文化旅游的纯文化产业。在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华宝斋尽了自己应尽的绵薄之力，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我们既感到受之有愧、诚惶诚恐，更感到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华宝斋的全体同仁一定继承已故董事长、先父蒋放年先生的遗志，为保护和弘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建设先进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竭尽全力、多作贡献。
在首都北京建立华宝斋书院，目的是使她成为一个有个性、有品位、并有较强辐射力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通过以书会友、以文会友、以茶会友，广交朋友，使更多的人认识华宝斋、了解华宝斋，是我父亲生前的夙愿，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在全国政协领导和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下，今天华宝斋书院终于开业了，我们做子女的可以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了。同时书院的开业也标志着华宝斋二次创业的开始。
书斋范文5
1.清代金石学的余续
中国历史进入两宋时期，学术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重文轻武、“郁郁乎文哉”的社会中，文物搜访和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可谓名重一时，领时风之先。元明时期金石学一度衰微，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发达，金石学进入鼎盛期。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乾隆以后约二百年间有906种之多；清代以前的金石学家360人，而清朝一代就有1056人之多①。清代金石学著作颇多，且多有特色，江阴缪荃孙云：“自来考金石者，以国朝为极盛，郡多专志，代有名家。”梁启超总结清代金石学研究状况时云：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之滥觞。继此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
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黄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②
在这种大学术背景下，墓志的搜访与著录成为清代金石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很多金石学者在著作都收录有墓志。
2.民国时期搜访墓志的风气
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至40年代末，出土墓志数量增至数千方，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都城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与北周首都的陕西西安附近。这一阶段墓志的大量出土，与国外收藏者大肆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从而刺激了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密切相关。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③
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
搜求古物，输给外人，如庆宽、蔡金台辈不足论矣。乃有汉满积学之士极负时誉者数人，亦秘密作此勾当。将其平生所蓄精品，捆载于扶桑三岛，间以求善价。不知落入何人圈套，尽被日本海关没收，曾不敢稍枝梧为他人道也，真苦煞也。④
随着以前无人过问的墓葬三彩器、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受到外国收藏者的青睐，价格暴涨，造成了民间大量盗掘古墓，因而亦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石刻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很快被国内学者与文人收藏家所认知并得到高度重视。国内的著名收藏家如罗振玉、张钫、缪荃孙、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均从事墓志搜访。
二、鸳鸯七志斋藏石概况及保存情况
清代末年，国势衰微，天下动荡，洛阳一带盗掘古墓之风渐起，古代陵墓几被尽数盗掘，出土的铜器、陶器、陶俑、玉器等殉葬品无数，其中包括历代墓志2000余方。外国古董商人闻风而至，许多稀世珍宝遂被窃运海外，墓志也未能幸免于难，如《冯岂妻元氏墓志》、《元肠妻王夫人墓志》、《元佑妃常季繁墓志》等皆被盗运日本。于右任对古代文物的散落和流失痛心疾首，于是殚精竭虑多方搜集。因为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大多为元氏公卿大夫、后宫殡妃墓中所出，取材多数是50厘米以上的大块青石，刻工精细，书法、文章俱佳，不但学术界重视，古董商也竞相收购，有的一石卖价达数百金，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因此他的搜访尤以北魏碑志为重。从民国初至30年代，于氏从洛阳古董商处购得汉至宋代刻石和墓志318种387石：其中晋四石，梁一石，北魏136种160石，北齐八石，北周五种11石，隋113种116石，唐35石，宋三种四石。这些刻石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洛阳，个别出土于安阳地区。他对这些石志喜爱有加，特别是对七对夫妇墓志：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诞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薛伯徽墓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墓志、元鉴及妻吐骨浑氏墓志无比珍爱，因而自题斋名为“鸳鸯七志斋”。1930年他从“鸳鸯七志斋”所藏碑志中选出285种编成《鸳鸯七志藏石》。于右任先生在《说文周刊》所载《鸳鸯七志斋藏―藏石记目录》序中说：
往余积年藏石400方，而南北迁移，每有散佚。二十四年春，始聚而增至西安碑林，建阁支藏，以飨士林。抗战军兴，典守者穿窟贮藏，久欲录其目而考订之，未暇及。箧中所存之拓本，堆积杂厕，且阙失未备。今略事整理，编成此目。上至炎汉，下迄赵宋，凡不同之时代十有三。爰依次编年，以月系年，以日系月，分别先后而比列之，得二百八十五则。他时旁求遗榻，可期汇成钜帙，区区所藏，二十年佳趣寄焉。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绎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骄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学者寻译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⑤
这应是北朝墓志的综合作用所在，但也不乏广泛意义。1930年代初，由于陇海铁路尚无法直接通达西安，所以这批墓志的绝大部分先暂存在北平东直门内菊儿胡同一王府内的后院里。1935年秋，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地区直接受到侵略威胁，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墓志，于右任先生决定将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西安碑林。1936年，在邵力子、杨虎城、宋哲元的帮助下，这批墓志分批运到西安，入西安碑林。此后，于氏在《说文月刊》、《东方杂志》(半月刊)上发表了这批墓志的内容评价及史料、艺术价值的研究文章，同时还让当时最好的拓印工精心拓印若干精拓本，铃盖自己的名章，分赠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资料馆。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碑林调整陈列时将这批墓志中有代表的精品选出56方，重新镶在碑林二室与三室的廊壁上，供广大游客珍赏。党晴梵在《华云杂记》中给予鸳鸯七志斋藏石很高的评价：
晚近石刻收藏，国内当以于右任先生为第一，先生所购六朝墓志石约二百七十余方，夫妇立石并存者七，所以自号曰“鸳鸯七志斋”。内以拓拔氏天潢第一，最著者有元简、元遥各志。或谨严、或疏朗、或遒逋，无体不备，无美不收，洋洋大观也。已赠给西京图书馆，由洛阳、北平、南京、上海各处，均运之西安，将于孔庙碑林建屋贮之。民十九曾以拓贻予，异彼时只一百三十余种。先生又有汉石经残石一方，亦罕见物也。⑥
三、鸳鸯七志斋藏石篆书书法风格
1.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风格的总体面貌
鸳鸯七志斋藏石涉及篆、隶、楷三体，风格各异，或朴拙方整，或精妍秀劲，或雄强博大，或稚拙率意，赞之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洵非过誉也。其书法艺术的风格特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四体兼备。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涉及楷、篆、隶、行四体，其中楷书为绝大多数约占藏石字体书法的90%以上，其次在藏石也还有相当数量的篆书墓志盖，另外隶书和行书作品藏石中也有一定的比例。
二、流派纷呈。鸳鸯七志斋藏石书法中有工匠刻画的草率隶书，有严谨的石经隶书，有刀意明显洛阳体，有写经风，有隶楷化合体，初唐的欧阳询、褚遂良，中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能找到相似的书风。如《李中虚妻卢氏墓志铭》与颜真卿早期的书法风格相似；《妓人张氏墓志》书法风格介于颜真卿、柳公权之间；武周天册万岁二年《亡宫五品墓志》与褚遂良《倪宽赞》风格相似。
三、风格多样。结体缜密、法度严紧如《元泰安墓志铭》、《穆亮墓志》等；结体略扁，宽博舒展如《元保洛墓志》、《王祯墓志》等；古朴稚拙、天真自然如《元鉴墓志》、《宁想墓志》以及唐《宫人墓志》等；方正平稳、和缓流畅如《卢令媛墓志》、《元仙墓志》等。书丹者的书写水平及文化素养各有不同，书法风格多种多样。
2.鸳鸯七志斋藏石篆书书法风格类型
①北朝墓志盖篆书―字形方整、装饰性强。
通常情况下，碑文和志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而碑额、志盖则用更早的字体像启功说的那样“祖辈以上的字体，绝少倒过来碑额或志盖用子辈或孙辈的字体”⑦。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古体的篆书仍然是人们使用的书体，范围照旧限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而且流行于上层社会。在中古时代，古体的适应阈不但受到东汉以来传统习惯的规约，可能人们使用古雅的篆书还能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含义，似乎也是社会等级的一种象征。”⑧
《鸳鸯七志斋》藏石中的篆书均在墓志盖上铭刻。这些志盖篆书大概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元宝月宝墓志盖》、《公孙猗墓志盖》、《和邃墓志盖》、《笱景墓志盖》、《张宁墓志盖》、《公孙略墓志盖》、《李梃命妇元聪墓志盖》、《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盖》、《赫连子悦墓志盖》、《范阳王墓志盖》、《胡君墓志盖》，这类墓志盖的篆书与秦汉篆书的规矩相距不远，篆法比较简单，笔画圆匀，中段厚实饱满，字形方整，但起笔收笔采用鸟喙，两端的圆头挑出一尖锋作为装饰。
第二类：《元焕墓志盖》、《侯刚墓志盖》、《元继墓志盖》、《尔朱袭墓志盖》、《范阳王墓志盖》，这类篆书，横竖平直，曲笔圆转，起笔收笔时而有鸟喙装饰明显，时而起笔鸟喙隐晦，貌似呆板，灵活有余。
第三类：《穆彦墓志盖》、《元公墓志盖》，这类篆书的特点：笔画不是先前简朴的样子，喜好刻画鸟形，字形扁，起笔收笔的鸟头鸟尾十分生动形象，笔画的装饰意味很浓，十分繁复。《穆彦墓志盖》还做了双勾效果的处理。
第四类：《杨乾墓志盖》、《庐阑墓志盖》这两件墓志篆盖很特殊，《杨乾墓志并盖》起笔和收笔尖锋有意识地表现，转折处亦隶亦楷出现了楷书的笔画，且体势倾斜，这类篆书，可能是当时的篆楷；而北周的《庐阑墓志盖》可能继承了《杨乾墓志盖》这类篆书的特点，只是没有装饰性笔画更干净些。
这些北朝的篆书书迹出于不同的书手和刻手，面貌各异，但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装饰性，这个特点的出现，可能是当时人根本就没有从书法的角度去考虑篆书的处理方式，而是从美术化的角度去装饰，和我们现在印刷用的美术字出现的目的差不多。这种篆书应该溯源于“秦书八体”中的鸟虫书，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称。所以称为鸟虫，不过是说它的弹性笔划又像鸟又像虫而已。”⑨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十六国以来的北方，篆书主要是由清河崔氏传法，篆法是承袭卫氏而来。卫觑擅长古文和鸟篆，按这一传承线索推测，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规矩，应当是汉代鸟篆的余绪。”⑩
而平城时期是北朝的前期，因此，北朝碑额、墓志盖篆法应该是平城时期篆书的继承和发展。
②隋朝墓志盖篆书―方正朴拙、雄浑圆厚。
隋代墓志盖篆书大多在方正的界格内采用双钩阳刻法制作，篆书充满界格，笔画雄浑圆厚，体势方正朴拙，装饰性与古意兼具，但有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鸳鸯七志斋藏石中有不少隋代篆书墓志盖，如《席德将墓志盖》、《田光山夫人李氏墓志盖》、《王香仁墓志盖》、《杨秀墓志改》、《吕胡及妻李氏墓志盖》、《马少敏墓志盖》等。而较早的《梁坦及妻杜氏墓志盖》、《梁邕墓志盖》则方圆兼备，笔画盘曲，极具装饰性，明显带有北朝墓志盖的遗韵。
③唐朝及其以后墓志盖篆书―婉曲流动、婀娜多姿。
鸳鸯七志斋藏石中唐及唐以后共有共有四种篆书墓志盖，分别是唐元和八年（813年）的《李中虚墓志盖》，后梁开平四年（910年）的《石彦辞墓志盖》，宋闲平三年（1000年）的《安守忠墓志盖》、宋熙宁五年的（1073年）《祖士衡墓志盖》。其中除《祖士衡墓志盖》为阳刻外，都是阴刻。从书法风格上说都是李阳冰一系的篆书。李阳冰篆书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篆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李阳冰的篆书在唐朝影响极大，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多由李阳冰用篆书题额，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因此唐以后篆额多用李阳冰篆法。
总之，鸳鸯七志斋馆藏石书法楷、篆、隶、行兼备，以北朝洛阳体楷书和隋唐楷书为大宗，或精巧工整，或粗犷率意，或自由洒脱，或拙态可掬，风格的多样性。这些出自工匠和民众之手的“民间书法”作品，意趣浓烈，生机盎然，天真稚拙，率性随意。虽然在清朝碑学兴起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它们的天然之趣，与正统谨严的书风相比，无论是笔法结体，还是章法布局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传统文人书法相映生辉。
注释：
①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是研究（1885-1949）》第5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胡寄尘《清季野史》第90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二》第5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⑤高峡《丰碑贞石纪于翁―于右任与西安碑林》，见《于右任首届国际论文集》第18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高峡《丰碑贞石纪于翁―于右任与西安碑林》见《于右任首届国际论文集》第1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⑧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第4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书斋范文6
原文：
《题洁斋书院》朝代:宋 作者:姚颖
鹅湖鹿洞两优游，吾道南来谁与俦。
鄮地传心化已洽，堇山遗教泽长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