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文交所范文1
【关键词】云南省地方高校 越南高校 教育合作现状
一、红河学院简介
红河学院地处云南省红河州内，而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越南、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重要门户和对外贸易场所，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云南省桥头堡战略的建设，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红河学院是红河州内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开设45个全日制本科专业，涵盖文、史、法、理、工、农、经济、管理、教育、艺术10个学科门类
二、红河学院与越南教育合作的现状
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云南省与越南双方教育合作不断深化。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云南省高校与越南高校在汉语培训、学历教育、科研合作与交流以及社科机构间的合作，在越南兴办教育培训中心、学历教育专业。云南省高校加强与东南亚（特别是与越南）、南亚国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把留学生教育作为“建设区域性国际化大学”的重点，为滇越两地的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据统计至今到滇求学的越南留学生已有1400余名，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红河学院与越南教育合作的形式
滇越两地山水相连，历史悠久，文化相同，红河学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滇越的发展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云南省和越南北部的人才培养基地，把留学生教育作为“建设区域性国际化大学”的重点，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大力开展与越南高校、科研、文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学校从2004年开始招收第一批越南留学生起与越南各合作伙伴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通过近8年的努力，交流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培训
2005年10月，红河学院在越南的老街省筹建了“汉语中心”；2005年10月“老街汉语培训中心”在老街省正式挂牌成立；自成立之日起，红河学院便选派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师到中心任教，协助中心开展教学工作，已有来自机关、学校、企业近千名学员通过汉语培训，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老街省各阶层人员对学习汉语的需求；2007年11月14日由红河学院出资筹建了“越南太原汉语中心”，不仅扩大了汉语在越北地区的推广，还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学校与老街省的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
2. 学历教育
红河学院与越南高校的学历合作可追溯到2004年，红河学院与越南老街省教育培训厅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书，首批96名越南学生正式到红河学院报到入学，使红河学院留学生规模跃居全省第四（学历生），红河学院与越南的联合办学驶入了快车道。自2004年以来，到学校攻读学位的300多名国际学生以越南学生为主，分布在学校的15个本科专业学习。他们多来自越南北部的省份以及河内周边的省市。在省内一所高校攻读学位的越南学生人数之多，所学的专业之广，使红河学院位于云南省内高校的前列。2009年第一届60多名越南留学生已毕业回国工作，到2012年已有近165名学生毕业回国，他们已成为促进滇越合作的有生力量。
3. 非学历教育合作
设立“境外学习”（Study Abroad Program，简称SAP）、“境外实习”（Internship Abroad Program，简称IAP ）和“暑期夏令营”互动项目。双方的学生通过SAP项目，到对方学校进行时间不等的课程学习或实习，获得的学分可以转换。学生可以通过校际交换项目和自费参与SAP和夏令营项目，实现自己的“出国留学”梦。
4. 到越南设立分校
2006年红河学院与越南太原大学开展了“2+2” 联合办学项目，2007年与越南太原农林大学和荣市大学开展了“1+3”合作办学项目。在此基础上，2010年根据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学校在越南太原大学下属的太原农林大学成立“红河学院校区”，先期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电气自动化和艺术设计四个本科专业。红河学院越南校区的学生，将在学校成立的越南太原大学汉语中心内完成一年的汉语预科学习，HSK成绩和专业入学测试合格后，进入相应的专业学习。
5. 科研合作与交流
红河学院积极抓住机遇，开展与越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合作，主要合作有：
（1）双方共同发起，开展合作。双方根据各自国家相关规定组织经费来源，建立资金应用制度。采用这种方式，红河学院与越南社会科学院已签订了合作意向，就“滇越跨境民族研究”“滇越民族政策比较研究”“滇越毗邻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研究”“滇越边贸研究”等课题开展研究。
（2）红河学院与越南多所大学共同建立研究中心。红河学院已与越南太原大学、荣市大学等学校签订协议，共同在红河学院成立越南（语言、文化）中心，进行自身语言、文化的研究，配合学校越南语小语种教研室组织开展越南语的教学研究，积极参与学校越南语教学，大力培养师资人才。
（3）学校通过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对越南等周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现已成立了“红河流域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红河州越南研究中心”“滇越合作研究基地”。
（4）学校与越南老街省政府签订协议，轮流每两年举办一届“红河流域社会发展国际论坛”，如2010年12月初在红河学院举行红河流域第三届研讨会，2012年12月在越南老街省举办了第四届“红河流域社会发展国际论坛”，就双方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开展交流与合作。
6. 文化、体育与人员的交流
2005年红河学院与越南老街省教育系统共同成功举办了首届文体交流活动，现已连续举办了四届文体交流活动。双方都希望将文体交流活动作为一种传统继续下去，并希望以此为媒介，加强对两国青少年的滇越友好传统的宣传和教育。除了文体交流活动外，红河学院与老街省文化部门在滇越建交60周年暨滇越铁路建成通车100周年纪念时，分别在双方举办以滇越友谊、发展成就、滇越铁路等为主题的书、画、图片展，发展离不开人才，作为滇南地区唯一一所全日制综合性大学，红河学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滇越两国的发展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云南省和越南北部的人才培养基地。同时以“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以及云南省正在极力推进的“国门大学计划”为契机，积极推动中越两国的教育发展及友好合作，为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皱平.地方院校战略规划论[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刘寒雁，罗华玲. 教育战略新视角：云南省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M].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0.
[3]唐明生. 实践与提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中南文交所范文2
[摘 要]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探讨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及其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格局，这很有意义。地缘、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流动等因素在古代综合促成的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
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丛书>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袼鳌⑿率咏恰⑿鹿鄣恪???lt;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置?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
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传播。虽然不能排除不同地区在相同时代会创造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但应该考虑到正是由于地缘的接近，由于交往或者互相影响更容易导致相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就石器而言，即使自然条件相似，由于不同的构思和使用者的不同，器物类型也会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石器器形相似就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了。在广大南方和中南半岛发现的有肩石器，当是各地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了[6]。他们在居住环境上有共同特点，都是南方平原地区或江湖地区．有关百越族群的记载，虽然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但他们决不会是到三千年前才出现在我国南方及境外的民族，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其形成年代可以上溯到史前。换言之，百越的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了。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特征有：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有夹砂陶或夹炭陶，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居住干栏。这样一些文化特征普遍分布在我国浙、闽、台、粤、桂等省区以及印支半岛；在语言上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7]。过去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同样发现有段、有肩石器的遗址，从遗址堆积和文化面貌等因素分析，它同东南沿海省区是有共同联系的[8]。在越南北部，一般也认为是百越居住地，同时也是有肩石器的分布地．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是越族，又称京族，古代百越中瓯越、雒越就是今天越族的主要先民。
总之，从整体性视角看，种种考古学迹象均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和华南、中南半岛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并不是彼此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国界”，只要适合人们生存，人们便会不断地迁徙，到达能够给他们以较好生存条件的地方，而同时会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而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和人群迁徙，连同贸易交往、人口移动和文化传播，通过区域间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区域整体性格局。它一方面促进了人种的融合，这也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分布情况非常繁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它还促进了各民族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种群和文化的优化，使得好的、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文化因素保留下来，构成了文化的延续性。就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东南亚文化上的整体性，在11世纪之前表现得很突出，时代越前，越是如此。大陆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由于亚洲大陆许多移民南下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9]由于地缘相近，地理环境相似，以及交通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的相似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文化交往之密切和文化的传播，使得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并且表现得很突出。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都是各有特色，也有一些共性，这说明该时期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四川最早的青铜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与巴文化，它们和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可是说同时甚至更早。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也可以分为几支，滇中和滇西以及滇南，各自不同；贵州有夜郎文化；广西西部主要是同云南滇南相近的句町文化；在越南主要是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是班清文化。这几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张光直即曾指出：“石寨山、太极山、李家山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近似东京湾的东山文化典型遗址，并且三处墓群许多共同点无疑表明它们代表同一文化。它们具备以下特征：铜鼓；扇形和靴形斧；青铜浮雕；牛和孔雀作为题材；某些纹饰等。……我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是以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为中心，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10]显然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了。王大道把云南的青铜时代文明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的地区．具体而言，他又把前面一个大区分为三个类型，即滇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洱海区域文化和红河区域文化。后一个区又可分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两种类型[11]。
关于滇文化和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多学者已经撰文探讨，也都认为它跟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很多共性。而红河文化因其在地理上正好连接了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以要探讨该大区域的整体性问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并揭示其作为两大文化的中转地所表现出如何的特点[12]。红河文化分布在今红河领域，其墓葬形制同滇文化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农具与滇文化一样，也是以有肩长条形锄和尖叶形铜镢为主；此外还有一字格青铜短剑。在石榴坝遗址还出土有带翼无胡戈，这种戈也见于越南的安山、青亭。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有带翼戈，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做长胡形[13]。在文山州东北部，西汉时为句町属地。在这里发现的时代早于西汉前期的铜鼓墓和铜棺墓中的随葬品即跟中原器物相近，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以同云南滇族文物相比较[14]。句町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中有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邻，沿红河、郁江可通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便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到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它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屑濮越族系的民族[15]，生产水平及风俗习惯相近，所以其青铜文化面貌跟滇、夜郎都有很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及，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中原地区典型的铜戈和滇文化系统典型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6]，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由句町人滇以及到达中原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已经打通。在文山、广南和西畴等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7]。
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典型器物，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分布，这是探讨该区域古代文化及其联系的重要资料。这类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铜鼓，另一种是刃部两端呈不对称状的铜钺[18]。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在滇中西部的楚雄地区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8个省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19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已经可以对其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关于铜鼓，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此无须赘述①。可以肯定的是，铜鼓文化分布区，恰恰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区域，它的分布正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红河地区，靴形钺(不对称形钺)的广泛流行，也是该区的一大特色。红河地区虽有可能是靴形钺的起源地，但在滇文化中出土不对称形铜钺的仅有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地，而且两地的65件铜器中仅有21件为不对称形，因此不对称形钺不是云南青铜钺的主要形态[19]。其实，这种靴形不对称钺跟南方很多青铜器一样，有很多制作中心：“由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很多民族集团常常使用共同的器物，保持相同和类似的习俗。……对不对称形铜钺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文明，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是在云南及其毗邻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的。……不对称形铜钺和其他若干迹象表明，代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极盛阶段的东山文化、石寨山文化等，与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有某些文化继承关系”[18]。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持此观点的汪宁生却说这种形状的钺不可能起源于石器，因为在东南亚和云南都没有发现这种形状的石斧，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呢?从考古资料看，在滇西、川西以及澜沧江流域中游的忙怀、昌宁、云县、景东、龙陵等地和下游(即湄公河)的泰国北部、越南南部，都发现有一种形状非常相似的双肩石器。在昌宁和云县的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对称形的有段石斧，非常象不对称形钺，因此估计还有可能不对称形钺的更早祖型是这种石器[20]。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3件钺，其中有一件略呈不对称形，中南半岛和西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钺可能都是由此种形制演变而来。从以上证据看，不对称形钺最早是起源于滇西，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其传播路线一路可能是沿着澜沧江传播到泰国、越南南部，另一路是沿着礼社江、元江一直到达红河流域。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村，处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区，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据泰国与美国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报告称，班清文化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一、早期(公元前3600年～前1000年)，成人的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陪葬陶器放在死者的头部或脚旁，此外也有屈肢葬，婴儿则盛行瓮棺葬。陶器大多拍印绳纹，肩部施加划纹。青铜器有矛头、手镯等，但数量不多．二、中期(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只发现仰身直肢葬，陪葬的陶器被故意打碎，覆盖在死者的身上。陶器的特征是尖底，或在口部施加红色彩绘。青铜饰物较早期为多。三、晚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葬式仍为仰身直肢，但陪葬陶器完整的置于死者身上。陶器上多施红色彩绘，以圆涡纹为主。同时，也发现许多青铜饰物与铁制工具，以及刻有花纹的陶滚筒，可能用来在树皮布上印制花纹②。在泰国的东北部，还有许多属于班清文化的遗址，比如，在能诺他墓地就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形制和班清一致。从这个分期看，班清文化的早期，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一样，都是以绳纹陶器为特征。而从它的分布范围来看，又可能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有关，也同南岛语民族的迁移有关，而民族的迁徙，恰恰是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整体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
① 关于20世纪铜鼓研究情况的概述，详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对班清文化年代、族属及其文化内涵的探讨，详见美国学者joyce c·white著作ban chiang：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p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2。必须指出，班清文化的年代问题在国际学界一直有争议，中国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并没有那么早，而且遗址发掘时还出现过扰乱现象．以笔者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经验来看，班清文化的出土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型式，与云南滇西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出一辙，所以估计年代相去不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从班清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器这一点看来，其年代最早也不超过中国的春秋时期。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证据也更充分、更明显。在远古时代，越南被称为交趾。在我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许多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神农、颛顼等本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记载也并非信史，但却反映了我国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考古资料看，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样式和风格，说明越南的“东山文化”正是受中国西南古文化的影响而成长发育起来的。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其典型遗址即今清化省的东山村，出土了磨制石斧、有肩石斧及青铜制作的鼓、武器、容器和装饰品，还有陶器、玉制装身具、货币等，是典型的汉文化遗物。特别是铜器，在鼓面和鼓壁上装饰着圆弧纹、锯齿纹、飞鸟纹、船纹、蛙纹，制作精巧，装饰性极强，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21](p300～413)。根据公开发表的这一批青铜文化资料，它其实是起源于我国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古交趾境内的延伸，越南发表的青铜器出土图式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在越南发现的青铜器时间上没有早过我国云南的铜器，且与我国旧史所记的竹(蜀)王子人交趾的年代相合[22]。这种情况说明，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如滇文化、红河文化、句町文化是同源的，都在大体上屑于同时代的百越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想找出越南东山铜器文化的渊源。不要在西方找，而应该在越族人共同的铜器文化中去寻求。并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越族各支间文化的交流很频繁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了解东山铜器和淮河铜器之间形式上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可能是由于战国铜器对岭南百越铜器的影响，以及越族人铜器对雒越人铜器的影响。”[21](p381)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就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末赵佗乘乱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不久即归属于汉，成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与汉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直属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此时一直到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止，它一直都在中国各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是中国的郡县。而随着中原军事、政治力量的南下，汉文化广泛南被，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公元初年，中原人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原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铸造铁器，制定婚娶礼法和衣服样式，晓以礼义。这对于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中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南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版图中，至此，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达到一个新局面。
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立交趾郡、益州郡，一直到东汉时期设立永昌郡，打通西南夷道，西南并人王朝版图为止，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明也渐次走向衰落．不过青铜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原人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就此结束．相反，由于伴随着中原文化大量南进，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族通、交往更为频繁，铁器时代才可能在整个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真正开始。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奠定了此后又一个千禧年(即截止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双方交往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告别了远古，这个大区域随之进入文字历史时代，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
① 见越南学者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309页图五，310页图六，315页图七、八，321页图九，344页图十，359页图十一。
② 关于东山文化的源头，陶维英只说对了一半，即其来自岭南等地的百越文化。但百越文化的源头在淮河流域，他却找不到，这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的错误。
参考文献：
[1]童恩正．近二十年以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3)．
[2](加拿大)r．j．pearson．东南亚大陆与华南史前陶器的相互关系[j]．云南文物，1986，(19)．
[3]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1999．(4)．
[4]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j]．云南文物，1984，(16)．
[6]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a]．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7]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j]．中山大学学报．1981，(2)，王文光．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j]．云南大学学报，2004，(3)．
[8]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j]．云南文物，1984，(15)．
[9]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史研究三题[j]．云南社会科学，1996，(3)．
[10]张光直．云南古代文明[j]．云南文物，1985，(17)．
[11]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j]．考古，1990，(6)；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j]．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2]师砚培等．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j]．云南文物，1985，(18)．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
[14]蒋廷瑜．西林钢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15]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初探[j]．云南社会科学，1983，(4)．
[16]广西区博物馆．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j]．考古，1979，(6)．
[17]熊正益．文山、广南、西畴三县考古调查记[j]．云南文物，1985，(17)．
[18]汪宁生．试论不对称靴形钢钺[j]．考古，1985，(6)．
[1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2)．
[2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考古，1977，(3)；蒋志龙．越南同奈盆地的史前文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1)，
中南文交所范文3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ducation， the number of Vietnamese students is increasing. Due to the different traditional and social customs and education， Vietnamese students have some difficulties i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Vietnamese students in Yunnan University of TCM as the object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o research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the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 and other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 越南留学生；文化适应；对策
Key words： Vietnamese foreign students；cross-cultural adaptation；measure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0-0249-03
0 引言
随着越南留学生日益增多，由比较单一的学习语言模式发展为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的复合结构。 越南留学生人数的日益增多给留学生管理部门对越南留学生的管理及教育模式提出了新要求。为越南留学生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只帮助他们解决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了解他们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方式时是否存在困难，是否会因无法很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方式而产生很多的心理问题。本文拟对越南留学生在中国留学的跨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1 跨文化适应问题的提出
跨文化适应，是指在新的完全不同于自己所熟知的文化背景下适应新环境下陌生文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要求参与者为应对新的文化环境而进行必要的有目的性的改变原有的观念体系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培养和形成有效的交际能力。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对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对象由最初的留学生和移民扩展到土著民和难民等。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发展，国家与国家间的人员交流和往来越来越频繁，规模也随之被扩大，文化适应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从而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积极广泛的研究和探索。
越南与云南山水相连，其文化与中国文化既有相似性又有独特韵味。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给我校的留学生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招收更多的湄公河流域国家留学生尤其是越南留学生到云南中医学院学习才能推进校留学生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当前，云南中医学院的主要留学生群体是来自越南的留学生，对我校留学生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越南留学生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做好对越南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在这一前提下，对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 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实证分析
本文以云南中医学院的50名越南留学生为例，结合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法，从学习目的、文化适应状况、社会文化生活、对学校的评价及学习收获等方面进行了跨文化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本调查问卷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越南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进行设计的。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两个方面，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汉语水平、在华居留时间、跨文化适应的经历等，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包括文化适应、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环境及留学收获等方面。让被调查的越南留学生根据自己情况对问题进行回答，每个问题从“没有困难”、“稍有困难”、“一般”、“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等5个选项组成，最后计算出每个问题的均值。均值高则表示困难的程度越高。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收回46份，回收率为92%，有效问卷率为100%。
此次参加问卷调查的越南留学生基本情况为：性别分布：男生28人（61%）、女性18（39%）；年龄结构：20岁以下8人（17.4%）、20-25岁24人（52.2%）、26-30岁8人（17.4%）、31-35岁6人（13%）；汉语水平：一点不懂8人（17.4%）、初级12人（26.1%）、中级22人（47.8%）、高级4人（8.7%）；在华居留时间：一年以下20人（43.5%）、1-2年6人（13%）、2-3年12人（26.1%）、3年以上8人（17.4%）；学习层次：语言9人（19.5%）、本科33人（71.7%）、硕士4人（8.69%）；出国经历：没出过国40人（86.9%）、曾出国1年以上6人（13.1%）。云南中医学院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结果如下：
2.1 文化适应方面
平均得分为3.26，可知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困难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部分越南留学生对在校学习及日常生活适应没有太大问题。难以适应的问题主要是在语言、人际交往、饮食、教学方式及看病就医等。虽因越南留学生在个性、在中国居留时间及人际交往等方面有差异，但大多数越南留学生认为最难适应的是：用中文进行交流、饮食、到医院看病、和中国学生人交朋友及教学方式。这对他们的适应状况会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对相关适应问题对越南留学生进行了访谈得知：首先，初到中国的越南留学生无法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虽都以米饭为主食，但云南菜的口味偏咸和辣，也有越南学生考虑自己烹饪，但他们又觉得占用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及生活成本的随之提高。其次，生病去看医生方面，有部分越南学生觉得在中国去看医生，跟走迷宫一样，挂号交费需排长队，有的医生的服务态度和医院的收费标准难以接受。再有就是用中文和中国人交往有困难，尤其是到刚到中国学习的越南留学生。但绝大多数的越南留学生也表示，随着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时间的增长，汉语听说能力的提高，他们能尽快适应在云南的学生和生活。
2.2 社会文化生活方面
平均得分3.01，越南留学生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用中文和昆明人交流”、“看中文影视”及“与老师及学生课外交流”等方面。而对校园文化活动、学术交流及日常生活方面参与程度表现最低。越南留学生文化适应与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是正比关系。即越南留学生参与校园文化生活程度越高，则表明其文化适应状况水平也越高。换言之，随着越南留学生语言水平的不断提高，能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文化生活及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便能促进他们的适应状况的改善，表明他们的适应已渐入佳境。
2.3 教育环境进行评价方面
平均得分2.67分，通过调查得知越南留学生对学校的教育环境满意度不是太满意，对校园的文化活动总体评价不高。从访谈了解到，学习本科或硕士专业的越南留学生不愿意单独分班，想插入中国同学的班级一起学习。因为单独开班对他们来说能很容易的获到学位，但不能像中国学生一样学到好多内容，因单独开设越南留学生班级的课程设置、内容及考核要求会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为能更好的体验中国文化，越南留学生从内心里希望能参加校园文化活动甚至能加入中国学生的社团活动中，以此来增加与中国学生接触和沟通交流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了解校园文化活动的方式有限，不能及时掌握校园文化活动动态。因此，在为越南留学生群体提供基本优质服务的同时，应积极关注他们，努力创设各种信息更新共享平台，积极接纳他们参加校园文化生活活动，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2.4 留学收获方面
平均得分3.84分，越南留学生认可度最高的是留学对中文水平及适应能力等两个方面。由于大多数的越南留学生在学校只是进行短期的汉语培训或学习，对中国的学历教育结构和模式不能全面认识和了解，在学术研究能力方面就不能有所成就或突破。因此，越南留学生觉得对在学校留学生对他们提高获取新知识、信息、学术研究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不太明显。除了在学校接受相关教育和参加校园的学习文化活动外，还应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接触，只有与不同于自己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才能培养和提高跨文化交往及适应能力。
从以上调查可知，云南中医学院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总体良好。但由于语言水平差异、缺乏相应跨文化交际能力及社会支持等原因，少部分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存在较大的困难。
3 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应对策略
越南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困扰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问题的存在说明越南留学生正在感受和体验不同于他们自己文化背景的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越南留学生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为解决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跨问题，就必须分别从他们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入手进行考虑，提出相应的应对跨文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策略，才能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1 提高越南留学生的汉语水平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语言显得非常重要。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必须掌握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才能解决适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语言问题不仅会阻碍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同时也会影响他们校内外文化活动的参与。因此，学校留管部门应切实提高越南留学生的汉语水平，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他们的汉语实际运用能力。可采取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提高越南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可通过与中国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语言学习。
3.2 培养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在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时所需要的一种能力或素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备与否是文化适应的关键因素所在。因此，对越南留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目的是加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意识，缓解甚至消除他们由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的交流障碍，养成认识和理解文化差异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是把原有文化全部丢弃，而是要在原有文化背景基础上认识和接受新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种养成跨文化适应整合模式的手段。 留管部门在越南留学生入学报到后应尽快对新入学的越南留学生进行入学教育或培训，要让他们熟知他们将赖以生存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了解相关的规章制度等帮助他们做好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它能确保越南留学生能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的有效途径。
3.3 υ侥狭粞生实行无差别管理
在对留学生的管理上，一般学校都会采取尽可能为越南留学生提供优良的生活保障措施，采用与中国学生差别管理的方法。这种差别化的管理确实为越南留学生创设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但越南留学生失去了与中国学生近距离接触和沟通交流的机会。良好的生活条件对越南留学生固然重要，但为其营造友好的学习生活氛围等软环境对提高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会有更好的帮助。因此，应采取“趋同管理”方式对越南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实行无差别管理，让他们没有被“区别对待”的感觉。这样可切实加强越南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间的交流与接触，能帮助越南留学生尽快提高语言能力和了解中国文化。
3.4 加强对越南留学生的社会支持
跨文化适应的关键时期是进入新环境后的3个月，由于语言问题和陌生的环境，原有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活动支持完全丧失，连最基本的食、行和打电话等都很难完成，再加之新的社会关系支持还不能很快建立，在心理上会造成很大的落差和被孤立和隔离，从而会导致失败和沮丧感油然而生。因此，在新和越南留学生入学后，需立即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社会支持网，提供新的社会支持，消除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顾虑。留管部门可安排越南留学生的同胞作为他们刚入校后的“向导”，力争帮助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越南同胞在社会支持中能增强越南新留学生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只要越南学生能尽快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 “圈子”，在跨文化适应方面遇到的问题就会尽快得到解决，他们的孤独感便会随之慢慢消除。。另外，对越南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方面，还需完善专门针对越南留学生群体的心理辅导机制，帮助他们消除孤独感。对在跨文化适应中由于文化冲突而导致失落、压抑的越南留学生则需采取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参考文献：
[1]杨军红.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2]陈向明.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万梅.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问题的研究述评[J].现代教育科学，2008（6）.
[4]王亚鹏，李慧.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及其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2004（3）.
[5]雷龙云，甘怡群.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0）.
[6]陈慧，朱敏，车宏生.在北京高校的外国留学生适应因素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6（4）.
[7]袁慧.从跨文化交际理论看如何提高留学生的适应能力[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
[8]李丹洁.来华留学生跨文化社会心理适应问题研究与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5）.
[9]陈二春，袁志明.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3）.
[10]贺平，青松.越南留学生在中国经历的“文化冲击”现象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1]肖耀科，陈路芳.在中国的东南亚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J].东南亚纵横，2012（5）.
[12]李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与管理对策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5）.
[13]亓华，（越南）刘汉武.来华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6）.
[14]孙乐芩.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现状调查及建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1）.
中南文交所范文4
南海扼南北要冲，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江岸”于一身，名列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其中。青山秀水、地杰人灵，历史久远，积淀深厚，有“教育之乡”、“体育之乡”、“建筑之乡”、“纺织之乡”、“长寿之乡”等诸多美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座江海之城既包含近代文明的浓厚意蕴，又充满现代都市文明的蓬勃气息。
江海文化始源
早在千年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现在的南通还处在一片茫茫江水中，只是万里长江人海口的一块沙洲，史称“胡逗洲”。“沧海桑田”，随着长江泥沙的堆积，水退土长，与陆地连在一起，便形成了现在南通所在的这块平原，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五年出现城市的最早雏形。
南通所在地理，南北文化交融。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是江南人，而南方人则常常把南通人视为北方人(苏北人)，这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人文特征，南北文化各取所长，颇有趣味。
南通的海安县应是江海文明始源。1973年在该县的原沙岗公社青墩大队(现南莫镇青墩村)开挖新河时发现一处新石器遗址，并出土了大量文物。这就是所谓的青墩遗址。
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江苏及其周边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混战，世世代代居住在淮、沂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祸，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南下，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南通最早的居民。他们在南通这土地上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
南方文化渐主流
春秋战国，吴王夫差骁勇善战，北霸中原，当时出现一些小规模移民活动。随后吴越相争，越又灭吴，大举向北移民。这几次移民者随一部分散落到海陵(今泰州)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
接下来的两晋战乱不断，北方人口数度大举南迁，至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海陵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交融。
南北朝后自然多有变迁，及至唐朝时有盐场，玄宗曾设置盐官，同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一个军事据点。南通有学者一再强调南通的文化是盐文化，可见这一时期对南通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统治胡逗洲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人，说明在当时南方文化占了统治地位。
后周显德年间，此地改为通州，设静海、海门二县，静海人与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又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或定居。至元明之时，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永乐初燕兵之乱，使大批江南居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不少江南商贾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安家落户。他们同样保留了江南文化的风土人情。
明末清初的崇明人陈朝玉率妻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了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辛勤垦殖，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那个时候海门竟然已有一万多人，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从崇明那边迁徙而来，以后200年间不断有崇明^迁至海门。
至近代张謇时，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浙江、广东、上海、镇江等地工商户和其他^至南通定居、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几乎一直延续着。
但南方文化逐渐强势，并不意味着南北文化交融的隔断。这皆因南通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大运河漕运使南北交流无碍，有副对联可以反映当时的盛况：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南通方言拾趣
中南文交所范文5
从“天南街”到“南天门”
――南开大学VS天津大学
南开和天大各自有其校门，而它们之间又有一个“校门”，其实这是两校合建的“联合研究大厦”，现在被人戏称为“南天门”。越过此门，便是对面那所大学。此门的前身其实是一面墙，事实上，两个大学之间，甚至有过一段连围墙都不存在的时期。十几年前，一条布满了小饭馆、酒吧和理发店的南北通道连起了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和94号，人们称之为“天南街”。向北，是“北洋”（天大前身为“北洋大学”），向南，是“南开”。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很难找出像这两所距离如此之近的高校。
形式上没有围墙，并不意味着实质上没有藩篱。从两所高校的日常言谈中，可以听出隔阂。譬如，南开学生会戏称天大为“七里台技工学校”，而作为回敬，天大学生赠送了南开“八里台某文科学校”的别号。
这两个称呼当然有失偏颇，但也多少反映了两所高校的特点。理工科更强势的天大办起了文学、经济、法律甚至影视专业；而文理驰名的南开大学，也有了光学工程这样的工程类重点学科。不过总体而言，天津大学仍然是工科占据统治地位，南开大学的看家本领也依旧是文理各占一半。这是50年代中国高校调整之后，两校形成的传统格局。院系调整让天津两所最具传统的大学做了邻居，也给它们的办学方向带来了变化。
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张伯苓以务实著称，所办的化工、经济等学科，紧密结合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的需求，极为成功。但院系调整中化工这块“招牌”划给天大之后，南开不得不在更强调基础的文科和理科领域精耕细作，天津大学则专心致志地发展工科。客观原因导致的偏科虽不无遗憾，但结果还算皆大欢喜，它们在文、理科和工科领域分别享有盛誉。
天大推崇求是的态度，鼓励学生“振科工、重实验”，“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南开大学则以风气自由、学科多元、基础宽厚为傲，能从抽象的数学中生出一门“文化”课程，也鼓励物理系学生做自己的诗人梦。
南开大学最出色的毕业生之一、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很早就注意到了两校风气的差别。1926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之间选择。北洋大学规定：四年制学校毕业生只能报考预科，入学后须补读两年。而南开无此限制，只要考试通过即可。
其实南开和天大曾有合并的机会。十年前中国高校合并风潮正盛，天津也传出了南开和天大要合并的消息，合并之后，校名就叫“天津南开大学”。外界很难知晓合并计划流产的缘由，但这为天津保留了两所各具特色的学府。
事实上，南开和天大都是当今气质内敛、实力雄厚的高校。一个世纪以来，天津的城市地位时起时伏，南开、天大的命运，也与这座城市连在一起。
东南东南，先东后南？
――南京大学VS东南大学
六朝古都南京，到处都是故事。石头城的墙，夫子庙的月，秦淮河的水，乌衣巷口的夕阳……无论哪个都那么诗情画意。南京城里的两所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一个儒雅，一个大气；一个是谦谦君子，一个是沙场老将。
南大和东大都在南京最古老的城区，那里的道路如蛛网一般细密错综。到新街口新华书店所在的那个路口往北走，旧楼明显多了起来，树也更加苍老高大。右手边一所南师附小，再往前走就是东大南校门了。
穿过古朴的校门，参天大树夹道迎来，迎面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东南大学的建筑系很强大，校园里很多建筑都是东大自己设计的。主楼前是一个古老的欧式喷水池，铜已泛绿。而东大的校友也给学校捐了好多建筑，这些建筑和道路都有鲜明的个性。
原路返回，走过马路是石婆婆巷和繁华的中央路，向西北走是一条斜路――北京路，很容易看见南大校门。南大被小小的汉口路腰斩成两半，北半曾是传说中的王府，里面许多建筑古色古香今犹在。南大几乎没有一条路是笔直且长的，大多七弯八拐，亭台楼阁点缀其中，植物和建筑融洽得很好。最有名的一个楼是很大的石墙红檐灰瓦建筑，朱窗木刻镂空的那种。郁郁葱葱的爬山虎覆盖住了大部分的墙，很有历史的沧桑感。
东大有同学开玩笑说：“东南东南，先东后南，所以东大比南大厉害。”不过客观来讲，自然是南大更加强势一些。其实，南大和东大建校于1902年，都是原国立东南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等分合兼并而成，都标榜为国立东南大学的嫡系真传，不过现在是南大继承的衣钵多一些。
南大是朴实的大学，南大的学生也给人一种谦和敦厚的感觉。南大的国家重点学科所在的院系大多是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等。其实南大的研究重点还在冷门专业上，其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在全国前列。冷门专业的就业也是国家最需要的，全国基本上所有天文观测台台长都出自南大，气象局高层不胜枚举。其冷门专业毕业生一次签约率70%以上，远高于热门学科。南大专利申请在全国高校中排第七位，科技转化则排前五，很多学生就是带着自己参与的专利项目走进IBM、微软、摩托罗拉的。两院院士数量方面，南大居中国高校第四。
正如前面所说，东大建筑学很强大，在华东能与同济相抗衡，且东大的设计风格更富创意。建筑方面东大拥有三个国家重点学科，在同类高校中足可傲视。东大微电子研究先进，有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其最大特点是学风严谨，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报考热度在江苏省高校理工类数一数二。东大校园是以前国立中央大学旧址，有漂亮的喷水池和宏伟的大礼堂。东大有六位工程院院士和两位科学院院士，且历史更加辉煌，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誉。往年东大就业率稍高于南大，有些单位如深圳建筑设计总院，只在同济、东大、清华三所招人。在东大1923年落成的体育馆里，仿佛还能听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此讲演时的声音。
十里洋场，两种气派
――复旦大学VS上海交通大学
曾有复旦毕业生在学校的BBS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边走路边唱歌的女生的话，那她八成是复旦的，因为只有复旦才能培养出这么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来。”这句话非常巧妙地阐释了复旦学生对于复旦的理解，有点自嘲，有点小资情调，但也精彩含蓄地解释了复旦学生的气质。
也许老谋深算是因为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们吧，复旦还沾着这么一点点贵族气息。这里有研究生命科学的，但是并没有研制出“昂里多帮”等知名品牌来；有学习计算机网络的，但却没有创业办网站的热火朝天；也有中文系新闻系的，但却没有经商搞出版的下海浪潮。如果用个性化的比喻来形容的话，那么复旦大概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家的少爷小姐吧，本领尽管都学着，但再有能力也没想到用它来养家糊口。在华洋杂处、商气浓郁的上海，复旦的学生显得有些“另类”。
但是，这不能否定复旦学生的优秀。复旦从来不是产生革命者、富翁、领袖的土壤，但是复旦培养贵族。每天早晨，你会看到那些骄傲而懒散的复旦学生穿过法国梧桐掩映的街道去上课的情景；黄昏时，草坪上通常会有许多躺着看书的男生女生；偶尔，一些摇滚乐手会在篮球场上演出，相辉堂上也常常会有先锋话剧。在这里，你肯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上海，复旦学生身上也难免沾上几分洋气，复旦的学生有些像复旦的校门，谈不上气派，但总有一种时髦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处在上海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复旦是温和的、精致的，而骨子里一直是骄傲的，并且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骄傲。
创办于1896年、以南洋公学为前身的上海交通大学，其聪明，单从其“名不副实”便可见一斑。上海交大并不是专门研究“交通”的大学，这两个字取自《易经・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之交是最大的“交”，是万物大“通”之时。这才是上海交大之名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办学理念。
说起来交大学子也不怎么用功，但他们不仅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赛、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英语演讲赛等各类大赛中屡获佳绩，而且在篮球、游泳、乒乓球等体育项目中勇夺桂冠，同时在大学生交响乐团、学生艺术团等方面享誉全国。交大的学生动手能力强，用起来上手，这是很多用人单位的共识。在上海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难怪交大的学生一个个都牛气得很。
说起交大的名声在“外”，这首先要归功于其前任校长的未卜先知，在国门尚未洞开之时，便率先组团访美，创建了海外同学会，为若干年后的出国热埋下了伏笔。一直积极致力于国际间教育、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交大，已与海内外80余所著名大学和一大批研究机构、公司、企业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交大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若论思想之活跃、政治触觉之敏锐，终远不及一些文科类大学，所幸交大人也颇有自知之明，自谓“交大出去的人，经商虽然没有出现巨头，但却出了一帮实用的人才”。
天生一对
――北京大学VS清华大学
谈起中国大学，只要一涉及比较，无论比什么，总绕不开这样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它们都是中国最好的高校，并且同处北京，似乎天生就是“对头”，简称“天生一对”。
说起两校风格，从老师、学生身上大抵便可一见端倪。北大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清华人则“埋头苦干，行胜于言”。北大才子看不上清华的“太过现实，缺乏理想”，清华学人则对北大“眼高手低，空谈误国”深恶痛绝。同样都坐拥一汪浪漫的名湖――未名湖与荷塘月色，为何两校学子气质却大相径庭？
这是因为，在潋滟美景之外，湖对于两校学子的意义截然不同。北大的精神在未名湖之内，清华的精神在荷塘之外。
北大的同学习惯“天气好的时候，就去未名湖畔读书背单词”；而清华的学生喜欢“天气好的时候，就去图书馆上自习”。北大学生毕业后回忆起来，大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多来自未名湖。但北大人因此说自己懂欣赏美，清华人可就笑了：“你们不就是学校太小，只有未名湖那一片有绿化吗？我们从北宿舍到南主楼风景都很漂亮，一路骑车就一路欣赏了，都不需要特地去荷塘观光。”
两校学生都普遍带有济世的理想主义，但截然不同。北大人自觉不自觉就会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清华人嗤之以鼻。他们举出清华的校训之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试图“纠正”邻居的认识。比起在书斋里高谈阔论，到基层或西部为祖国工作一辈子才是清华人最尊敬的。但北大人认为这种“螺丝钉”的清华式理想正是“缺乏理想”：“如果谁都不出来启迪民智，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于是争论又绕回了起点……
典型的北大人都有“孤傲”之气，自认为是书呆子，如果不是跟自己在同一个层次的人，他就不屑于与之对话。他们至今仍受着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潜移默化，会将“德先生赛先生”挂在嘴上；而这会“雷焦”清华人，于是他们会还击：“说比做容易，你在那儿说所谓的大道理，就能改变社会吗？还不如扎扎实实做好一件力所能及的事。”
上世纪中期的院系调整造成了“文北大、理清华”，而今两所名门都在努力增长自己的“另一条腿”。
如今北大的理科日益发展，校门之外的新建实验楼也随之而起；而许多清华人也会举出以《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命名的老宿舍明斋、新斋，来反驳“清华寡文”的误解。虽然书香味的建筑留存至今，但清华人的人文素养也许同荷塘畔的朱自清先生像一样，在汉白玉的中腰留有一道无法消除的拼接黑痕。
在外人眼里都是“天之骄子”的他们，实际上如同太极的黑白，完全不同，却又都在努力做中国的栋梁。
中国其他同城双子高校纵览
除了“天南海北”，其实很多城市都有着这样的“双子星”高校，城市里的人们在与两所高校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把它们视为一种象征，一种骄傲。
广州：中山大学VS华南理工大学
在“浮躁”的广州，中大绝对是清净治学之所。中大的校园由一条中轴贯穿，一直延伸到珠江。这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布局，意义就是：一支神笔，点着珠江之水，书写篇章。作为广东学科门类最全的综合大学，中大是省内高校输出公务员、政治家最多的。
另一厢，湖光山色，绿树繁花，民族式建筑与现代化楼群错落有致，曾经的中大旧址现在成为了华南理工的校园，华南理工也承袭了老中大大气恢弘的特点。其新建筑体现了开拓进取的精神，白色的楼群在蓝天下格外耀眼。华南理工在广东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企业家的摇篮”。
武汉：武汉大学VS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之美，美在自然天成。层林含翠珞珈山，一碧万顷东湖水，再加上古典风格的民国建筑点缀在湖光山色之间，这是武大的环境之美。而人文风韵之美则体现在武大学子身上的“闲情”，这种闲雅之趣恰恰是武大名人的成功之宝。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确认武大文理学士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华中科大则更像一部自强不息的励志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从无到有，再到现在排名中国高校前列的地位，华中科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说，华中科大是靠专心做学问赢得了学界的认同，也是靠着不断进取的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华中科大的学子也因为能吃苦、有责任心而得到了广泛赞誉。
西安：西北大学VS西安交通大学
建国初期，西北大学是当之无愧的“西北王”。现在的西北大学，强大的地质学科研实力为全国乃至世界所瞩目。正如美国《华侨日报》所说“西北大学在石油地质方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员，对中国能源工业有相当大的贡献”，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也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西安交大从在西安扎根以来就一直是引人注目的热门高校。走进西安交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奋发向上的气氛。规模宏大的钱学森图书馆，高耸入云的腾飞塔，让人心潮澎湃。西安交大是以工学为主，多学科综合发展的高校，管理学科实力强大，管理学排名多次名列全国第一，也是全国第一个拥有管理学两院院士的系科。
成都：四川大学VS电子科技大学
“岷峨挺秀，锦水含章。巍巍学府，德渥群芳。”在“天府之国”成都，川大有着崇高的地位。论综合实力，川大西南第一高校当之无愧，很多专业都处于全国前列。
电子科技大学，建校50多年以来，电子科大由建校初期单一的电子学科，发展成为以电子与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理工管文协调发展，居于国内前列、国际知名的现代化大学。
重庆：重庆大学VS西南大学
中南文交所范文6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Hague Convention 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zation for Foreign Public Document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二、域外送达
域外送达,是一国司法机关依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规定或按照互惠原则将司法外文书和司法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就整个国际私法协助而言,送达是实践中合作最为频繁的内容。②送达在司法协助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法院确定管辖权、防止平行诉讼的出现以及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有重要影响。
南非《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规定了在南非和指定的国家内民事互惠送达程序。该法既规定了来自指定国家的文书在南非的送达,也规定了在南非作成的文书在该指定的国家内的送达。但由于目前该法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因此该法在文书送达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此外,由于南非还没有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65年制定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the Service Abroad of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因而有关此类文书的送达应适用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定。规则四第三条规定:“南非法院任何文书在国外的送达由下列人员进行:
a)任何一个由下列人员委任的人:
1)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的首长,在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或国外贸易机构供职的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或专业部门的人员;
2)任何一个在该外国代表南非共和国进行文书送达程序的外国外交或领事官员;
3)驻南非共和国的该外国的任何外交或领事官员;或4)任何作为或代表该外国司法行政部门首长,根据该外国法律被授权进行此类送达的人员;或b)由a)中1)、2)条款提到的任何人员,如果该外国法律他进行此类送达,或如果该外国没有法律禁止此类送达并且该国机构没有反对此类送达。“
规则四第四条规定,在澳大利亚、博茨瓦纳、芬兰、法国、香港、莱索托、马拉维、新西兰、西班牙、斯威士兰、英国及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此类送达也可由“律师、公证人员或其他得到一国或相关州授权进行法院文书送达的执业人员”。但是,要在南非提起一项针对不在南非的当事人的诉讼,还必须克服以下一些障碍:首先,规则五明确规定,除了在《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中规定的指定的国家内,除非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不得通过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方式在南非提起诉讼。截止目前,《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指定的国家只有纳米比亚。为申请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以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申请人必须说服南非法院,在终局的诉讼中他有极大的胜诉机会;其次,为作出此类申请,有必要通过拘捕被告或扣押被告在南非的财产以获得管辖权。财产可以是动产或不动产,甚至是知识产权。①南非《最高法院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了外国民事文书在南非的送达。外国民事文书要在南非送达,首先由该外国有关机构向南非司法部递交请求书,南非司法部长再将该请求转交给南非法院的登记员,然后登记员安排执行人员根据法院规则进行送达。对于不想通过外交途径对在南非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外国当事人,可以通过雇佣在南非的私人人的方式对南非当事人送达文书。在大部分英联邦国家,通过人进行送达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其本国政府也不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其主权。②
三、域外取证
民商事案件的域外取证制度是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受理案件法院国的有关机构或人员为进行相关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而在法院国境外提取诉讼证据的行为。调查取证作为行使国家司法主权的一种表现,根据各国普遍实践,如无有关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他国家是不能在该国领域内实施取证行为的,否则就侵犯了该国的主权。③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要在南非直接取证,必须获得南非高等法院法官签发的命令后才能对证人进行询问。南非《最高法院法》规定了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在南非进行间接取证。根据该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在收到外国有关机构要求调查取证的请求书后,南非司法部长将该请求书转交给登记官员,登记官员再将其转交给法院法官以给予该请求书以效力。该条中所规定的请求书的目的是将外国法院的审理延伸为在南非由该外国委派的特派员审理,特派员获取的证据就成为外国法院证据的一部分。④1997年7月8日南非加入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0年制定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该公约在1997年9月6日对南非发生效力,南非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有关缔约国内调查取证。在国外调查取证方面,除了该公约外,南非国内法也有相关的规定。根据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则三十八第三条规定“在方便或为公正之目的所必要的情况下”,通常是在证人不愿或不能到南非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可指令任命一位特派员调取证人证据。规则三十八第四条规定,在特派员是在南非调取证据的情况下,可用传票传唤证人。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了在南非可跨境传唤某些国家的证人。目前,这种互惠安排仅存在于某些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如: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
四、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