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大冒险范文1
关键词 儿童；冒险行为；风险情境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指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对不同任务所做的选择，反映了个体对采取具有明显风险程度行为的意愿，即当个体面临趋避冲突时，会为了趋近有价值的或更有利于满足个体需要的结果而采取的带有危险性的行为(陈丽娜，2003)。冒险行为总是与风险情境联系在一起。Bromiley和Curley(1992)将风险情境分为4类：(1)涉及躯体感受(physical sensation)的活动，(2)游戏(games)和抽彩(lottery)，(3)日常的生活选择，(4)商业环境活动。其中对青少年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涉及躯体感受和日常生活选择的消极冒险行为，如，吸烟、酗酒、吸毒、无保护的和开快车等(Michael&Ben-zur,2005；Dietze，Jolley,&Fry,2006)。低龄儿童的冒险行为则更多是与户外游戏和日常生活活动有关。国外最早关注低龄儿童冒险行为的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研究者们，他们对去急诊和小儿科就诊的儿童数量、类别进行统计发现，意外伤害是造成儿童致残、致死的头号杀手。学龄儿童是意外伤害发生的主要群体，而引起意外伤害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儿童的冒险行为增多。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就主观因素而言，年龄以及随年龄发展的儿童的认知决策判断能力，性别和情绪人格特征等都会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客观因素方面，家庭环境、学校社区环境，同伴压力以及儿童所面临的风险情境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儿童参与冒险的原因。总之，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探讨各个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对于提出有效干预措施，防范儿童因冒险而造成的意外伤害具有重要意义。
2 个体主观因素与儿童冒险行为
儿童进入学龄期后，随着年龄增长、认知水平的提高，开始扮演起冒险行为的决策者和行为后果承担者的角色，而性别、年龄、决策能力、情绪和感觉寻求等个体主观因素都会对他们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近十几年来，研究者从上述诸多因素考查了儿童冒险行为的各种表现及特征(Morrongiello，1995；Morrongiello，1997；Hillier&Morrongiello，1998；Morrongiello&Matheis，2004)。
2.1 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不论是日常观察还是实证研究都发现，男孩总是“偏爱”参与冒险，因此他们由于参与冒险行为而导致意外伤害的频率和程度都高于女孩。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2岁以后男孩的受伤率是女孩的2～4倍”。对此，早期的研究者主张这是与男孩的冲动性和活动水平高(Manheimer&Mellinger,1967；Matheny,1988)，或者他们不愿寻求帮助(Block,1983)的缘故有关，但这基本上是基于推测的解释，并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支持。以后Morrongiello等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个体对风险的知觉，对受伤风险的估计和对行为后果的归因是造成冒险行为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Morrongiello，1995；Morrongiello，1997；Hillier&Moongmllo，1998)。在面对相同的风险情境时，男孩对其风险程度的估计总是低于女孩，而女孩对风险情境中的危险因素则更为敏感，对情境中潜的危险因素的估计往往多于男孩。但在对比不同风险情境的危险程度时，男女儿童的认识则基本一致(Morrongiello&Midgett，2000)。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风险情境，哪个危险哪个安全，男孩女孩的认识是一样的。但面对相同风险情境时，女孩对情境中具体危险因素的知觉更为细腻。女孩不仅对风险的知觉较为细腻，而且对自己在冒险行为中受伤风险的估计较男孩也更为谨慎。她们大多认为，与男孩相比自己更容易受伤。面对冒险情境她们想到的是“我可能会受伤”，因此，女孩如果觉得参与冒险会造成伤害就会采取回避行为：男孩则不同，他们存在乐观偏向(optimism bias)，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相对于同伴自己受伤的可能性很小，他们考虑的是“我可能受伤到什么程度”，如果推测自己即便受伤也不严重，那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参与冒险(Morrongiello，1997；Hillier&Morrongiello，1998)。而在参与冒险之后，如果造成了意外伤害，男孩更多地会将受伤的后果归咎于“坏运气”，或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尽管他们在类似冒险活动中有过受伤的经历，面对相似风险情境时还是有可能再次冒险。女孩重复冒险行为的可能性一般低于男孩，因为她们更多将受伤的后果归咎于行为本身或自身原因，对冒险行为中可能存在的伤害更为敏感，从而选择回避风险，减少伤害(Morrongiello&Rennie，1998)。
除了性别因素外，儿童参与冒险行为的频次普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直到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JessoK 1991)，由此导致学龄儿童的受伤率也随年龄而不断攀升(Schiedt，1995)，这时冒险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也随年龄增长发生了变化。有研究发现，儿童在6岁以后将冒险行为的后果归因于“坏运气”的倾向会逐渐减少，而对行为后果的“乐观偏向”会逐渐增多，表现为年长的儿童对行为后果的估计总是很积极(Morrongiello，1997)。儿童随年龄增长在冒险行为中表现出的“乐观偏向”可以用Elkind的“个人神化(peronal fable)观念”来解释。所谓“个人神化观念”是指儿童和青少年常常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它反映了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对危险具备特殊防御能力的心理，他们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过分强调，认为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对一些危险常常视而不见(郭菲，雷雳，2006)。因此，在阻
止儿童参与冒险行为时，应该考虑“个人神化观念”的消极作用。也许过分强调风险情境中的危险与难度，反而会激起儿童更想通过参与冒险来证明自己“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的能力。
2.2 认知决策能力与儿童冒险行为的关系
Bromiley和Curley(1992)主张冒险行为是个体对所处风险情境中的因素进行判断，对未来发生事件进行预测而做出的决策，冒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决策。因此，除了性别和年龄等基本因素外，儿童对情境中风险程度和潜在风险因素的认知，儿童自身的决策能力等都会对是否参与冒险造成影响。
早期的一项研究(Coppens，1985)发现，儿童对不同程度风险情境(高风险、低风险)的认知不存在年龄差异，学龄前儿童就可以对安全和不安全的情境进行很好的判断和区分。既然不同年龄的儿童可以判断出不安全的情境，那么为什么学龄儿童还是会频繁地参与冒险呢?有些研究者推测这是由于儿童的记忆策略和推理等认知能力都不及成人，对风险情境中具体的潜在危险因素认知不足，而导致冒险行为的发生(Byrnes，1998)。但Hiller和Morronglello(1998)的研究却不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采用儿童参加某游戏活动的图片，考查儿童对风险程度和情境中具体危险因素的认知。结果发现，6岁、8岁、10岁三个年龄组的儿童对游戏活动的风险程度和潜在危险因素的判断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学龄儿童不仅能够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情境，而且能够较好地判断某风险情境中具体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因素。Morrongiello等人(200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面对风险情境时，有3个具体的认知因素――即对危险的估计，对个人受伤风险的信念和对冒险行为后果的归因一一是影响儿童风险决策的关键。儿童是对这3个方面进行综合认知与评估从而决定是否参与冒险。如果儿童估计某冒险活动中的危险因素很高，自己受伤的风险较大，并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是导致不良后果的主要原因，他们便倾向于回避冒险；反之，则倾向于参与冒险。其中，儿童对危险和对潜在受伤严重性的估计，可以良好地预测他们的冒险行为。
上世纪70年代，Tversky和Kahneman(1981)就成人风险决策特点提出了“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理论，该理论主张，个体的冒险性与决策任务框架有关，即个体在得益情境中倾向于“厌恶风险”，在损失领域中表现出“尝试风险”。这种效应在成人的风险决策中普遍存在(何贵兵，梁社红，刘剑，2002)。然而，Reyna等人(1994，1996)以学龄前、二年级和五年级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大部分被试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更倾向于冒险而不是选择必得的物品，没有表现出“框架效应”。此后，Harbaugh(2001)和Levin等人(2003)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即与成人相比幼儿会忽视框架信息而偏向于做出冒险决策。还有研究发现，当儿童进入青少年期后，他们的风险决策便与成人趋于一致，也表现出了“框架效应”(Chien，Lin&Worthley1996)。儿童和成人面临风险决策时在“框架效应”方面的不同表现可能与认知决策能力有关，即儿童可能对当下情境是得益还是损失缺乏准确的判断与估计，使得他们在“乐观偏向”的作用下偏向于做出冒险。
2.3 情绪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传统的认知发展观认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认知决策能力不断增强，行为决策会更趋于理性，那么他们冒险行为发生的频率应该不断减少。但现实观察和已有研究(Jessor,1991；Schiedt，1995)却发现儿童的冒险行为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加，两者之间产生悖论。因此有研究者提出，除认知决策能力外预期情绪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也会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Morrongiello&Matheis，2004)。
Loewenstein等人(2001)就情绪与行为的关系提出“风险即情绪”(risk asfeelings)模型(见图1)。该模型指出，面对风险情境时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会参与其中发生作用，即时情绪、主观概率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表现。消极的预期情绪体验就像是一种预警，而积极的预期情绪则是一种激励，这种对行为结果可能导致情绪体验的预测能力从年幼儿童到青少年直至成人一直在不断改善，影响着个体的风险决策(Boyer,2006)。预期情绪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在对成人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已经的得到验证，成人和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会受到预期情绪的影响(Zuckerman，1994)。
那么儿童在面对冒险情境时，是否也会对行为后果可能带来的情绪体验产生预期呢?Peterson等人(1997)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在观看模拟自行车碰撞情境之前，更多地报告自己预先感到的害怕，这种害怕的情绪预期可能对女孩日后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冒险可能为儿童带来兴奋、愉快或者害怕的体验，而对这些情绪体验的预期会影响到他们的冒险行为决策。当儿童预计某冒险行为可能为他／她带来兴奋和愉快的情绪体验时，选择参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如果是体验到消极情绪的预期，则可能回避冒险。其中性别和个体经验会影响到冒险行为的情绪预期体验，如前所述，由于男孩存在“乐观偏向”，所以总是认为冒险行为会为他带来刺激和快乐的体验，在面对冒险情境时会表现得跃跃欲试(Morrongiello&Matheis，2004)。而个体曾经在类似冒险行为中体验过的情绪经验会直接影响当下对风险情境的预期情绪，如曾经兴奋的情绪体验会带来积极的情绪唤醒，儿童自然期待着在冒险中再一次体验到快乐的情绪(Morrongiello&Matheis，2007)。
2.4 感觉寻求对儿童冒险行为的作用
如果说儿童的认知决策能力和预期情绪体验调节着他们的冒险行为决策，那么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便是儿童冒险行为发生的潜在、稳定的因素之一。感觉寻求是指对多变的、新异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通过以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感觉和体验的愿望(张明，陈丽娜，2003)。可以看出，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个体通过参与冒险行为对新异刺激感觉的体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快乐满足。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的儿童总是反抗父母的管理，高估自己的行为能力，在面对风险情境时情绪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认知因素的影响，他们更强调冒险行为带来的刺激、兴奋的体验，弱化或忽视情境中的危险因素而频繁地参与冒险(Morrongiello&Matheis，2004；Morrongiello&Lasenby,2007)。高感觉寻求的儿童在有安全设备的保护下(如戴头盔，护膝等)会出现“风险补偿”(risk comoensation)的倾向，在有安全保护的情况
下受伤的次数和程度反而要多于或严重于没有防护的情况(Morrongiello&Lasenby,2007)。感觉寻求这一特质在个体从幼儿到成人前期中一直呈上升趋势，进入成人期后，感觉寻求的水平开始下降(张明，陈丽娜，2003)，这与从儿童到成人时期冒险行为不断增多而后下降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感觉寻求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测量的人格特质，已成为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各种冒险行为的良好预测变量(Zuckerman，1994)。
3 家庭环境与冒险行为
以上讨论的是儿童自身主观的生理心理因素对冒险行为的影响，决定儿童是否参与冒险还与其所生活的微观、宏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儿童面对风险情境时的不同表现，与父母对他们冒险行为的反应关系密切。父母对冒险行为的不同反应影响儿童对受伤的态度；儿童对待受伤的不同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他们自身的冒险行为(Morrongiello&Dawber,2000)。另外，父母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同辈的哥哥姐姐，对儿童冒险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Morrongiello&Lasenby,2007)。
3.1 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从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可以看出，男孩是冒险行为中的主角，这与大多数父母认为冒险行为对男孩有一定的价值和益处不无关系。父母在面对男孩的一些冒险行为时提醒和阻止较少，反应也相对较慢，甚至会明确鼓励男孩参与某些冒险；而对于女孩，父母则会更多地给予警示和保护，并强调冒险行为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即使能力水平相近的男女参加同一冒险行为，母亲也会频繁地提醒女孩注意安全或很快阻止她们的行为。这种父母反应和态度上的差异，在儿童两岁时就已经出现了(sehwebel&Bounds，2003；Morrongiello&Lasenby,2007)。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这可能与女孩比较乖巧听话有关)，导致女孩对冒险行为有了“女孩受伤的风险会比男孩多”之类的内化观念(Morrongiello&Dawber,2000)。也许正是这些内化的观念影响到女孩对风险的认知和对受伤风险的估计，使得她们面对冒险情境时更多地想到“我可能会受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孩面对冒险情境时，消极的预期情绪体验总是高于男孩的事实。
除了儿童的性别因素外，父母对冒险行为的基本态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反应。Morrongiello等人的研究发现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给予宽容是由于她们对此行为持有肯定态度，有些父母认为参与一些冒险行为对儿童有积极意义，把儿童的冒险行为视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因而不会过多干涉。另外，儿童受伤的经历也会影响到父母对冒险行为的反应，母亲对冒险行为的干涉速度与儿童的受伤经历成负相关，即儿童参与冒险行为和受伤的经历越多，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反应速度就越慢(MorrongieUo&Dawber,2000；Morrongiello，2005)。究其原因，可能是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或是母亲提高了对儿童行为能力的估计，还有可能是母亲对孩子不断的冒险行为产生了认识疲劳。
3.2 兄姐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有时父母的告诫对减少儿童冒险行为无济于事，而兄姐的劝说却十分有效。作为既是伙伴又是亲人的兄姐，他们的言语会直接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决策，不论儿童最初决定是参与冒险还是回避风险，兄姐的建议往往会有效地改变儿童的决定(Brook，Whiteman&Gordon，1990；Nathens，Neff&Goss，2000)。兄弟姐妹关系越亲密，且同一性别，这种影响就越大。而且，兄姐提出的参与或回避风险的理由越多，劝说就越有说服力，儿童改变最初决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儿童与兄姐交流讨论回避风险的意义，也许会比父母的提醒与阻止更有利于减少学龄儿童的冒险行为。不过，兄长和姐姐对弟弟、妹妹的冒险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兄长总是会对弟弟强调冒险行为带来的刺激与乐趣；相反，姐姐则会更多地强调安全问题(Morrongiello&Bradley,1997)。
4 社会－情境与冒险行为
冒险行为不可能脱离风险情境，趋于冒险或回避冒险是个体处于某种风险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个体面对风险情境时除了考虑“损失的可能性”外(Yates，1992)，情境中的压力(如图方便)、同伴关系等都会影响儿童的冒险决策。
4.1 情境压力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在对成人冒险行为的研究发现，成人常常会为了图方便而做出冒险的决定，并且会通过改变对危险和受伤程度的估计来减少认知失调。但寻求方便不仅是成人做出冒险决定的理由，对儿童也适用，风险情境中的压力也会增加儿童的冒险行为(Morrongiello&Sedore，2005)。Morrongiello等人(2005)向6～11岁儿童呈现了6幅配有相应情境压力故事的图片，考查处于情境压力下儿童冒险行为决策的变化，结果发现在情境压力与非情境压力下儿童冒险行为决策会有变化，如果意识到若不采取冒险行为就无法达到希望的目标时，儿童会更趋向冒险。他们和成人一样改变了对风险程度的估计。非压力情境下所估计的危险情境，在压力情境时会降低对其危险程度的推测。儿童在降低对危险程度估计的同时，也会改变对情绪体验的预期，此时，他们更强调冒险行为将要带来的潜在的“快乐”体验而忽视“惧怕”体验，这样就可以降低由认知失调引发的焦虑(Morrongiello&Matheis，2004)。因此，情境压力对儿童冒险行为的重要影响在于，儿童在风险情境下甚至会改变认知和情绪等内在因素，以应付压力。
4.2 同伴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除了风险情境中的各种危险因素外，同伴是否在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Christensen&Morrongiello，1997；Gandner&Steinberg，2005)。因为同伴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消极冒险行为通常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也通常是和同伴一起所为。入学以后的儿童脱离父母与同伴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增多，常与同伴一起面对风险情境，同伴关系自然会影响其冒险行为决策。关于群体对个体冒险行为存在影响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群体极化理论(group polarizationtheory)，即冒险行为受群体效应影响，冒险行为的发生取决于有冒险行为倾向的群体成员。二是风险转移(risk shift)理论，即人们在群体中进行集体决策比个人单独决策承担了更少的个人责任，群体比个人更倾向于做出冒险的决定。支持风险转移理论的研究者主张，只要有他人在场就会导致个体冒险
行为的增加(Gandner&SteinbeN，2005)。Morrongiello等人(2005)的研究支持了这一主张。他们发现只要有同龄人在场，即便是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流，儿童的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对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在冒险行为参与者个人的意识里认为即便有不良后果，也会有其他人来参与承担，从而同伴在场时对冒险行为后果的估计也更为积极。
除有同伴在场会影响到儿童的冒险行为决策外，对同伴行为的观察也会影响儿童对风险的评估，这与众所知周的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相一致。Morrongiello等人(1998)考察了他人参与冒险行为时面部表情对儿童的影响。他们向被试随机呈现一系列儿童参与某项危险游戏活动的图片，图片中突出儿童游戏活动时的面部表情(如焦虑或自信)，要求被试对图片的危险性进行4等级分类。结果发现同伴焦虑的表情提高了儿童对活动风险的估计，自信的表情(如微笑)则大大降低了儿童对风险的估计，担忧的表情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而且，亲密的同伴关系会直接影响儿童冒险行为决策，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抵御同伴影响的能力相对较弱，他们更容易受同伴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儿童冒险行为较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同伴接触的时间长、机会多，更主要是因为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受暗示性更强，更易受同伴影响。
儿童在交往的过程中会选择那些与自己有相同风险倾向的个体作朋友，总是倾向冒险的儿童会和与他相似的儿童成为好朋友，即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择友方式强化了他们固有的倾向，爱冒险的儿童冒险行为可能会越发增多，受伤几率也随之增加(Morrongiello&Dawber,2004)。
5 对儿童冒险行为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由于儿童冒险行为是造成意外伤害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重视，近些年心理学对儿童冒险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课题也日渐关注，且成果颇丰。但由于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因素十分复杂，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的争议与不足。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目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研究多是在西方国家或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个体的冒险行为与社会文化背景及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人格特质密切相关，因此对儿童冒险行为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其中，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是否会影响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态度?比如，面对子女冒险时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会更为保守和更强调安全；抑或是，出于对竞争性社会的认识及对子女竞争能力培养的理性考虑，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会提早关注对子女应对风险和处理风险情境能力的培养?另外，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对子女的管教往往相对宽松自由，儿童接触自然的机会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比较多，城乡父母的不同教育观念和教养方式是否会影响城乡儿童冒险行为的特征表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城乡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在城乡比较中，其实混杂着独生与非独生变量的作用，考察是否独生与城乡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揭示不同环境对儿童冒险行为的交互影响应该是未来的研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对冒险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个体所处的情境入手，将冒险概化到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探究其一般性特征(谢晓非，2001)。如设立一定的风险情境来探查儿童冒险行为决策的普遍特点。而这一研究方法往往很难保证每个年龄组的被试对所设立的情境都熟悉明了。那些不熟悉的冒险对被试的预期情绪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冒险行为决策。因此，研究者在设定风险情境时可以采用被试生成法(Gullone&Moore，2000)，让不同年龄的儿童提名最危险的情境，通过主试筛选来设定风险情境，这样，同组被试所面临的情境的风险性便可能会大体一致。冒险行为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从个体的人格特质入手，恒定性格变量对冒险行为进行跨情景的研究(谢晓非，2001)。如采用多个风险隋境图片或故事描述的方法，让儿童处于假设的冒险情境中想象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决策并予以解释。但这样的实验情境与儿童处于真实冒险情境时的情绪唤醒程度是有差别的，与在真实情境下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摹拟儿童真实冒险情境的实验设计来探查儿童的冒险行为也许更能揭示儿童冒险行为的发生机制。另外，现有的用于测查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对于学龄儿童似乎并不适用，开发和编制适用于低龄儿童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也十分必要。
生存大冒险范文2
列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 ），是法国当代哲学中一个重要流派“新哲学”领袖人物。他是一位揭示法兰西思想意识的人、犹太人团体的代言人、左派分子、自由悲观主义者。他著述勤奋，作品频出，影响巨大，至今已出版了以下著作：《民族主义与革命在孟加拉》（1973）、《人面兽行》（1977）、《上帝的遗嘱》（1979）、《法兰西思想》（1981）、《原则问题》（1983-1999）、《头脑中的魔鬼》（1984）、《亚洲印象》（1985）、《知识分子颂》（1987）、《夏尔·波德莱尔的最后日子》（1988）、《自由的冒险历程》（1991）、《最后的审判》（1992）、《男人和女人》（1993）、《危险的纯洁性》（1994）、《萨特的世纪》（2000）等。除了写作，他还积极投身于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很有萨特的生活风格，一直生活在法国媒体聚焦之下。
《自由的冒险历程》（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une histoire subjective des intellectuels），宣示了列维的知识分子主体史观，反思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追思了知识分子与自由、冒险间的秘密关系，为我们理解“20世纪”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哲学视角，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它聚集着法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名流：诗人、作家、画家、教授、历史学家、哲学家……本书一问世就立即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
二
什么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属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是理智的化身。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说某人是知识分子，意思是说，他（或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掌握一定学术文化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记者、编辑、工程师等都可归入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之中，其中不乏博雅之士。他们是有才智的人，是聪明人和智者，是天才，不是“大老粗”，有理智、智慧、智力、才智，有精深的知识，有特强的理解力（理智能力），善于推理和思考，其直接任务是理解、从事智力活动，或脑力活动，或思维活动，或精神活动，使所为之事理智化和打动人的理智，其行为具有理智性。他们强调理智、理性的重要性，崇尚凭理智行事，主张唯理智论（唯智论或理智主义）和智力至上。他们是唯理智论者（唯智论者或理智主义者）。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理智上，都是卓尔不群的。总之，知识分子是智力、理智、知识的在者、象征或代表。
知识分子一词，在英语中，即intellectual，在法语中，即intellectuel。法语intellectuel来自拉丁词intellectualis，正式进入法语的时间是1265年，这时还只是一个形容词，意即与智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相关的特性，指“智力的”、“理智的”、“精神的”、“知识的”，与moral，représentatif，spirituel同义；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把它与“脑力的或思维的（cérébral）”明确联系起来，指某人具有过多的智力和精神的东西或智力生活（脑力生活）占主导地位，于是，那些献身于智力生活的人被称为“脑力劳动者或思维劳动者（travailleurs intellectuels，cérébral）”，与“体力劳动者（travailleurs manuels，manuel）”相区别。有了这一认识，形容词intellectuel才有向名词intellectuels即“知识分子”这一层含义靠近的可能性。可见，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人才把intellectuels看作一个阶层即“知识阶层”。这是一个十分新近的发现。至于intellectuelisme和intellectueliste的出现就更晚了，前者出现的时间为1853年，后者为1876年。intellectuel作为名词，与clerc，intelligentsia（intelligentzia），mandarin同义。
不过，clerc一词除了指知识分子外，还指教士、神职人员（clergé）、文人、学者、书记、文书、办事员；此词来自拉丁词ecclés，clericus和希腊词cleros，十五世纪时指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即lettré（文人）、savant（有学问的人、博学者、学者、科学家）、expert（专家、行家、能手），即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intellectuel。能配称为savant的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某学科，在某领域造诣很深。intelligentsia是个俄语词，在历史上指沙俄时代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mandarin指中国古代的官、官员，转指名士、要人、闻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儒生、儒士）”、“士人”，即读书人（有时也叫“士大夫”或“士子”或“学子”或“士民”），其中会做文章的人则叫“文人”，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其中出现了“霸权势力”，这一势力横行于文学界、艺术界、政治界。我们今天称作“学霸”。
中国历史上的“儒”、“士”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汉语里，“知识分子”是个译词，即是对intellectuel的翻译。这表明，它大大晚于法语词intellectuel。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现代称谓的意识相当晚。但究竟起于何时，今已无从考掘（考古）。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儒，古时对读书人、学者的称谓，博洽多闻者就是儒，也指分化于巫、史、祝、卜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人（知识分子）。儒士是崇信孔子学说者，儒生是通经之士，都可指一般的读书人。可见，读书人就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而儒又意谓柔（顺）、愚昧、缓慢、懦弱，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柔顺、愚昧、缓慢、懦弱之辈。士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阶层：一是指先秦时期贵族的最低等级，位居大夫之下；二是指古代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是四民（士农工商）之一；三则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林、士流、名士，在这一层含义上，士即儒，即智能之士、学问之士。这三个方面的“士”品德好、有学识、有技艺，同为国家之本、天下之用。可见，儒和士当是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最早称号。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益于人类（生民）、宇宙（天地）、往圣、万世、人生、社会的栋梁。
三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特征。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所描述的法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为自由而冒险的战者。知识分子大多有自由的天性，愿意为这自由冒险。知识分子冒险的历史也相当漫长。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必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独立、思想的独立，是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知识分子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创造者，人类文化因他们的劳动而产生、发展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他们在精神上占据了人类的制高点，其超前思维引导着常人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以自身的思想规尺衡量常人社会、社会人、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务。他们生存于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之间。这决定了他们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创建理论与参与社会，或者说，写作与战斗。写作是冒“理论”或“文本”之险，战斗是冒“实际”或“军事”之险。社会事件让知识分子卷入其中，让他们成为风云人物。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开头就提出知识分子及其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知识分子的历史究竟源起于何时？或者说，“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名称何时出现？澄清这一问题就是为“知识分子”正名。法语词intellectuel作为名词，指谓法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或读书人）这一阶层，还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之后的事情。1898年发表于《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的《知识分子宣言》标志着“知识分子”之名（概念）从此确立。这个宣言是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发表的。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举动。这一举动使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可以广泛和解而具有共同追求，使本具贬义的称谓上升为一种荣光、一种象征、一面旗帜。和解就是欢乐的婚宴。“知识分子”的含义是深刻而明确的，不再是肤浅而暧昧的。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敢于正面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崇尚知识，知识是和解的基础，即是说，他们正是站在“知识”这一共同基础上接受了“知识分子”这一新称谓。可以说，左拉一代掀开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一词开始于左拉时代，在法语史上具有深刻意义。法国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美好时代”。
在法国知识分子这面伟大旗帜下，聚集着数目惊人的“智识分子”。如果说，19世纪末采取某种政治和道德立场的作家还只是个案现象，那末，在20世纪则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除了作家外，还有画家、教授、诗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把参与评论国家事务视为分内使命。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新型人物。他们为自由而战斗，努力使自己回复到自由王国去。这一回复过程是一个冒险历程。他们在正义、真理、善良与国家之间调停，在自由王国与政治空间来回奔忙。为此，他们在哲学、神学、政治、媒介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成为勇敢的人。这意味着作家、画家、教授、诗人“有时能够也应当停止写作或创作（peuvent et doivent s’arrêter parfois d’écrire ou de créer）”[1]，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可以说，写作或创作有时能够而且应当服从社会政治活动，并为其服务。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仅仅埋头写作是绝对不够的。他们要为政治生活创造最大的可能性条件，参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成为道德问题。战斗与写作一样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继续存在的条件。如果知识分子在某一天失去战斗就像失去写作一样，就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失去存在的价值。
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社会”这个居所的“居主”，就必须继续写作和战斗。写作和战斗都是他们切入社会居所（制度空间）的直接路径。写作还是战斗？有时必须作出果断抉择。写作与战斗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双重在者，有时也使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
四
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何为？”这个问题。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宇宙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对于列维来说，具体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时代何为？”我们应当如何领会和把握这一问题？答案应是怎样的？“时代”在这里具有冒险特征，是指栖身于自由冒险历程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自由冒险时代是令人惧怕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冒险的加剧变得更加令人惧怕。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历程中必须承受和亲历自由冒险的恐怖绝境。他们是出入绝境的在者。战争使世界转入完全的黑夜之中，自由冒险者的冒险也随着进入深渊泥潭。海德格尔在《林中路·诗人何为》一开始就借用了荷尔德林的问题：“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并进一步指出：
“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2]
神的末日、上帝之缺席以及神光之熄灭意味着世界进入黑暗（黑夜）时代。没有上帝的黑暗时代无疑就是贫困时代，也是一个缺乏基础的时代。世界丧失了基础，就掉进深渊泥潭。诗人自属知识分子群落。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自然包括诗人的使命。冒险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与贫困时代的诗人何为，具有一致的意义。“诗人何为”仅仅是“知识分子何为”的局部性问题。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这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3]
由于世界进入黑夜、掉进深渊泥潭，因此，知识分子必然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冒险：或写作或战斗。当然，他们最好进行有效的写作和战斗，写出有效的作品，争取胜利的战斗。他们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也听任冒险的摆布，他们的存在进入冒险状态。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冒险，一切以冒险为中心。冒险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冒险这一日常生活是他们的基础。知识分子作为冒险者，其冒险就是最高的自由意志。
作为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如若它们被抛弃了，那么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如若它们仅只被消灭了，那么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只是就所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的无保护之中。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4]
天平意味着权衡、均衡、摇摆、踌躇，冒险往往把冒险者（如列维的知识分子、海德格尔的诗人）带向天平，使冒险者处于这种或那种状态，也使冒险者进入游离状态。因为冒险途中多迷途，迷途就是歧路、岔道，所以天平状态实际上是危险状态。冒险者必须在天平上把握住自己，因此不能处于不安全之中。安全地存在是冒险的先决条件，而冒险又是为了获得安全的存在与创造和平环境。这是一个有目的、有条件的回复过程（永久重现）。知识分子在冒险过程中必须寻找安全的居所和保护伞。这种居所不仅指住处，而且指国家、组织、集团，甚至某位要人、某种靠山。他们在居所相互依靠、相互合作、相互利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为这种居所冒险，他们的使命与整个居所及其各个成员息息相关。
五
在政治冒险的苦乐园，阿拉贡是一个突出代表，代表一个自由冒险的时代。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阿拉贡时代”。阿拉贡作为共产党的伟大作家对法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重大问题是共产主义问题，当然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或政治上的问题。他在法共扮演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角色，这完全是他的肉体存在。列维关心的是，他做了什么事？想了什么事？能对此说些什么？这么重要的大作家以法共为安身立命之所，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当然他经历了不断寻觅的冒险，由达达主义而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终至共产主义。20世纪法国的大作家中许多人都在寻找“安居工程”，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就下决心定居下来，如马尔罗象征戴高乐主义，纪德即背叛者，加缪象征正义，萨特象征信仰，莫里亚克只不过是个坏孩子。
阿拉贡为什么最后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居所？因为布勒东禁止他写小说，而共产党需要他写小说，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以过受到保护的安全生活。安全生活是当时的人们的梦想。要获得这种生活，就必须首先投靠某个重要组织：或法兰西学院、或政府内阁、或议会，但它们对阿拉贡都不合适，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阿拉贡受到保护，可以认真写作，安心生活。可以说，小说和生活成了他选择共产党的理由。这种理由同时成了他冒险的动力。当然，从总体上看，超现实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阿拉贡。尝试过多种生活（也是矛盾的、冲突的生活）成为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时尚，但是难以同时得兼，多数时间只能二者或多者必居其一。
列维关注的关于阿拉贡当时的状况及其所作所言，可以他的朋友埃德蒙德·夏尔－鲁所言为据：
j’ai trouvé aragon profondément troublé, se demandant ce qu’il fallait croire et ne pas croire, et déjà tout à fait conscient que ce ne serait pas les thèses officielles du parti communiste qui pourraient le convaincre. ces thèses, vous les connaissez! on parlait de provocation. d’ingérence de la cia… et en fait, grosso modo, de la responsabilité américaine dans cette intervention. alors, bien sûr, aragon ne marchait pas. il était trop européen, trop civilisé (et bizarrement civilisé, si vous réfléchissez combien son horizon avait été limité au début de sa vie à paris, et même à quelques quartiers de paris), il était de naissance trop européen pour ne pas sentir qu’il y avait quelque chose d’autre, là-dessous, d’affreusement grave. je crois que ça a été un tournant qui ne l’a pas déstabilisé, ne l’a pas rendu moins communiste, mais qu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fait douter de l’urss.[5]
我发现阿拉贡极度不安，寻思应该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他已完全意识到他无法信服法共官方论点。这些论点，您是知道的。他们谈论过挑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等。事实上，大概是指美国在这次干预中的责任。当然，阿拉贡没有跟上这种论点。他过于欧化，过于开化（如若您考虑到他在生活之初的视野只局限于巴黎，甚至只限于巴黎的某几个市区，就觉得他得到了一种古里古怪的开化），他生来就过于欧化，以至无法觉察出其中玄机，并且极其严重。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没有使他发生任何动摇，他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可是，这使他开始怀疑苏联。
形势把阿拉贡带到了乡下别墅，阿拉贡是孤独的。孤独使阿拉贡置身于不安状态：把他带上了信与不信的天平上。他站在这一天平上摇晃不定，一不小心就从一端滑向另一端，甚至摔倒。这是人生重心的偏离。信与不信都是一个信仰或信念问题。信此还是信彼，是应当认真寻思的，因为这是一个居所、家族、路线问题。站在天平上的阿拉贡是够呛的。信与不信的天平意味着冒险、危险、摆动、抛弃、解雇、均衡、比较、补偿、悬而不决、犹豫。不安的阿拉贡正处于这种种情形构成的复杂状态，眼前一片混浊紊乱，思想昏昧，心绪不宁，已经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不知道往那里走，法共官方言论也不足信。他成为一个整天慌张发窘的在者。在关于挑衅、干预和美国责任的讨论中，阿拉贡因过于欧化而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恰恰是他的转折点。转折点联结着之字形弯道或曲折迂回的弯路，也联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反方向，标志着车削、转动、转向、翻转、绕过、转变、表达、变成等。它标志着方向、重心和意志的分配，分配不同，结果就不同，犹如转动钥匙，对转动的方向、重心和意志作出左右不同的分配，其结果要么开要么关。分配应当符合意愿的要求，不能与要求相背离，否则结果必与要求相左。这个转折点虽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已使他开始对苏联抱持怀疑态度。
阿拉贡行游于天平上，是一位超现实更甚者或冒险更甚者，即超-超现实主义者，在超现实派的道路上比统治者布勒东走得更远更快。他也许是冒险时代的作家、诗人的先行者，他的命运可以证明这一点。
政治性自由冒险把知识分子引入“出”与“不出”的矛盾境地。自由冒险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无可选择地参与时代，投身政治，必须忘记所知的一切，如德苏条约、集中营……这是为了某种形势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事务成了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为此，他们以前确立起来的原则倾刻化为乌有。不过，他们一旦成为战斗作家（政治作家），其想象力、创造力、智慧和才华就会荡然无存。政治事务偷走了作家的时间。时间失去，年华飞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明知如此，却执意想继续当作家，只是免强写作而已。他们已经失去了写真小说（创制出真东西）的权利和时间。最明智的选择是退笔从政。作家在政治介入期的作品量少而质劣，介入期即作家作品的萧条期。作家只有摆脱介入，才能恢复行使自己的完整权利，才能重返自由的精神领域。不然，时至晚年会真正感到气怒和烦心，因为逝水年华永不复现，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业被延搁而终无实现之日，青春曾为政务而耗尽，中年和晚年悄悄来到了面前。人生充满幻灭。
六
另一位冒险者马尔罗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即“知识分子何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列维是马尔罗的崇拜者。这不奇怪，因为马尔罗迷恋冒险，令人着迷，恰恰符合作者胃口。马尔罗何许人？他生于1901年，死于1976年。其正式身份是法国作家。他除了写作外，还从事社会政治活动。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广州起义时访问了中国。小说《征服者》反映亚洲人民的觉醒，《人类处境》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希望》则反映了他亲身参加的西班牙内战。还有作品《反回忆录》、《蔑视的时代》、《沉默的声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阿尔萨斯游击队。在戴高乐执政期间，他担任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他在西班牙飞行中队的某些战役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作为一位作家获得了战争体验，并梦想成为战争领袖。当年在马尔罗身边工作的人、飞行中队最后的幸存者诺通认为，马尔罗神气而有才华，举止非凡。马尔罗就是马尔罗。他所领导的西班牙空军中队人员都是左派分子，处于无政府状态。中队运作不靠任何纪律、任何强制，其成员充分体验了自由。他还充当过前机，这种躬亲实践是一种冒险。他带领空军中队去西班牙的目的是革命，至少使革命成为可能。他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奥尔维尔、帕索斯之间的立场相反。他比他们勇敢，但没有他们清醒。马尔罗的一生充满传奇、神秘、冒险色彩，犹如历史画面中的阴影。
人们对马尔罗在西班牙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马尔罗是个撒谎大王，去西班牙仅仅是为了积累传记素材，对其参战的实效性和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人认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忘却的。列维显然是站在马尔罗一边的，认为不少人心存偏见和恶意，并为他辩护：
elle a joué un rôle, parfois crucial, dans quelques-unes de ses batailles. honneur à malraux le combattant. honneur à malraux le condottiere. connaissez-vous un autre écrivain qui se soit rêve-et vécu-chef de guerre?[6]
它（飞行中队——引者）是起了作用的，有时在一些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荣誉归于战士马尔罗。荣誉归于雇佣兵队长马尔罗。您还见到过另一位梦想并亲身体验过担当战争首领的作家吗？
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尔罗的勇气和胆识，像这样的作家只有他一人，因为他领导的飞行中队是临时组成的，装备极其简陋——飞机破旧，状态不好，孤立无援，在战争初期差点全部阵亡。然而，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表现出英雄本色，为战争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十字路口上路标性的。可以说，马尔罗及其飞行中队成员是冒险的代表，他们的冒险已经达到了极致，因此，荣誉归于马尔罗，是应该的，它也属于他所领导的飞行中队全体队员。荣誉是对有功者的奖赏，象征着体面、光荣、敬意、贞节、礼遇、地位、等级、伟大，是对耻辱、讽刺、贬低、怀疑、偏见、恶意的清算和颠倒。只有立功者才能撞开荣誉之门而获得荣誉，才能被载入西班牙战争史册。立功者只有告别耻辱才能亲近荣誉。亲近意味着告别的就绪，意味着从撒谎家向大英雄的过渡，是对战斗事实的证明。
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说家、伟大的反叛知识分子。可是，他当上了政府部长，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他改宗了。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骂：恶棍、变节者、法西斯分子，但对马尔罗来说，只过知识分子生活是不够的。人的一生就是经营荣誉的历史。马尔罗十分明白，20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对峙的历史，于是，冒险地选择了通往国际主义英雄的道路。然而，他的算计出现了严重失误。共产主义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是国际的。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优先原则。他为自己塑造的国际使者形象实际上是冒险的影子，在国与国之间奔波忙碌。战争让他看到了和听见了一切可怕的冒险故事。他与戴高乐结好，把自己视为诗人、奴仆、作家，而把戴高乐看作君王、领主、伟人。在法国，多数作家是失败的政治家（作家的失足），而多数政治家是失败的作家（政治家的失足）。知识分子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政治家不是当知识分子的料，否则，必然都是半瓶醋。行为的作家与著书的政治家之间难以存在永久和谐。只能以一个领域的失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胜利。知识分子最终发现自己选定的对象的凶恶面目时，会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伤口都有了，够痛的。
我们还可找到另一改宗的例子，即巴莱斯的情况。巴莱斯是马尔罗的导师，也是布鲁姆和普鲁斯特的导师，在政治与文学倾向上从一端走向了另一端，长着民族主义的头像和面孔，成为当时巴黎最受推崇的作家，冒着史无前例的危险。他从世界主义者立即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愚蠢的爱国者和沙文主义者），公开反对德雷福斯，只相信土地、死者、根、种族、血统。这令他的信奉者们极度失望。他从崇拜者们中间溜走了。“巴莱斯”简直是冒险的代名词。这就是著名的“巴莱斯效应”。冒险是知识分子成为显要人物的必经之路，冒险世界是专名的战场。知识分子是自由冒险的存在者。在冒险的支配下，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荒诞而矛盾的言行。可以说，改宗后的巴莱斯是一个新人、一个知识疯子。突如其来的改宗对他自己来说无疑是痛苦而困惑的（因为这一革命性改宗是一次大手术、一场生死决战、一种事关荣辱的选择），对他的崇拜者们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震撼着后人。也许，他认定他有权对自己的头像和面孔进行有意的重新分配，以图新的探险和提供双重面孔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时代的政治与文学的倾向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捉住了他。
七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荣誉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或回避荣誉，也不能过分追逐荣誉。荣誉应当是符合正义的理性追求目标。荣誉和行为应当配称。荣誉是对正义行为的证明和肯定，是对非正义行为的反驳和否定，与耻辱相反。可见，荣誉与正义相关，它把人带向社会义务领域，带向公职，带向公众，带向事功，要人过公开生活或公共生活。追求荣誉就必须首先追求并且过公开生活，抛弃隐秘生活。知识分子进行自由冒险就是过公开生活，马尔罗的行为足以表明这一点。
冒险生活使人的内在性格外化。冒险必然切入社会的“公开场所”或“公共空间”这一宽广领域，使人的生活公开，而公开化解隐秘，为隐秘者推开窗户，铺设通往窗外世界（社会、国家、机关、公众……）的道路。冒险允许隐秘者进入窗外世界，同样允许窗外世界进入隐秘者之中。知识分子通过冒险把自己牵引向社会，使自己进入公开状态而成为公开者。冒险是知识分子从书斋从象牙塔切入社会的直接途径。冒险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使自身他化的过程，使自身获得一种复杂的外在关系。外在关系的获得标志着人处于公开状态。人一旦处于公开状态就成为受监视者，其一切言行都受到公众的监视，于是，公开的人开始时时处处十分注意和检视自己的言行，相当在意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与此同时，公众也开始比以往更加留意其言行，时时刻刻执持批评态度，以更加挑剔的眼光看待公开的人。
冒险生活即公开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或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它把人从隐秘生活中牵引出来，使人进入公众中，使人由隐秘者成为公开者或公众人物，使人进入荣誉之途。只有公开者才能处于冒险状态，冒险状态则是对反公开者的否定，是对隐秘状态的告别。隐秘者对立于公开者。隐秘封闭和拒斥了荣誉，而公开是对隐秘的扬弃，使公开者向荣誉敞开大门。荣誉仅仅是身外物或外壳，因此，我们绝不能违背正义而巧取荣誉，更不能将一切荣誉都搜罗到自己名下，也不能为了荣誉而荣誉，成为荣誉的奴隶；我们可以失去荣誉，但绝不能丢弃正义；否则，荣誉如同废物粪土，一文不值。
蒙田写道：
应该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去打仗，并耐心地等待奖赏，你只要做了好事，不管如何隐秘，都会得到奖赏，即使是行善的想法，也会得到报偿：正直的人做了好事会感到心满意足……我们的心灵要起到自己的作用，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内心，只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它叫我们不要害怕死亡、痛苦乃至耻辱；它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忍受失去孩子、朋友和地位的痛苦；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它也会让我们在战争中去冒生命的危险。[7]
有朝一日，人总有一死。冒险者自然是总有一死的人。冒险意味着受伤、致残、牺牲、死亡，意味着告别生命，即进入毁灭性深渊。毁灭性深渊是绝对深渊。冒险者们是不怕掉进入这绝对深渊的，因为他们早在冒险之前就把生命抛至脑后，冒险的勇气超过了生命本身。冒险更大胆，意愿更大，意志力更强。绝对深渊是冒险者的最低线。每一位冒险者一旦踏上冒险的征途就会掉进这个深渊。这个深渊的确深不可测，随时敞开着，让人进入。勇敢而无私的冒险者意愿把它变成永恒的居所。在冒险之前，冒险者们必须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时刻准备着身陷绝境。这要求冒险者们必须摆脱私利，具有勇气和毅力，甚至愿意为冒险献身。
海德格尔如是说：
那冒险更甚者并非出于私利和为个体本己之故而冒险。他既非试图获得好处，也非沉溺于自私自利。尽管他们冒险更甚，但他们也不夸张任何显著功绩。因为他们冒险更甚只是凭这么一点点，即他们“……秉气勇毅……”。他们在冒险方面的“更”就有如游丝般难察的气息那样微小。从这种提示中不难得出谁是冒险更甚者。[8]
这充分表明，冒险重于生命，冒险行动胜过冒险者本身，冒险者全凭勇毅而不出于任何私利我欲。冒险使知识分子成为冒险的存在者。
八
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是自由冒险历程中涌现出来的又一大奇迹。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成为时髦，超现实主义者中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又退出。列维指出，劳动社会学创始人纳维勒是超现实主义的最后见证人。超现实主义阵营拥有一批著名人物：佩雷、布勒东、阿尔托、阿拉贡、洛特雷阿蒙、纳维勒、贝尔尼埃、巴塔伊等等。其中，布勒东居于领导地位，既严肃又好讽刺，不喜欢肤浅的玩笑，好摆权威架子。尽管纳维勒与布勒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情感化分歧，还是把友谊关系保持到底，但与阿拉贡等人没能保持良好关系，不再来往。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观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纳维勒与布勒东发生冲突后有十年未见。有一天，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小型会议上相见，几乎相对而坐。当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差不多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只有布勒东一个人举手（其实是举起了一个指头）表示反对，却一言不发便起身走出了咖啡馆。[9]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背影。这个背影是矛盾、主宰、权力、立场、信念的象征。
列维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反现代文明的，主张忘却超现实主义及其运动。关于作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je crois, moi, que les écrivains sont des êtres uniques. je crois que leur univers intérieur est également unique. je crois que leurs démons,leurs fantômes, leurs phantasmes n’appartiennent vraiment qu’à eux. je crois que, lorsqu’ils prennent la parole, ils ne le font au nom de personne et peut-être même à l’adresse, à l’intention de personne. je crois enfin que cette croyance est d’une absolue banalité puisque c’est en elle que se reconnaissent, depuis maintenant quelques siècles, la plupart de ceux, petits ou grands, qui pratiquent la littérature ou, au moins, y réfléchissent. pour tous ceux-là, pour tous ceux qui se souviennent de ce que l’expérience littéraire a pu avoir－et a encore－d’irréductiblement singulier, il y a là une raison de plus, et pas la moindre, d’oublier le surréalisme.[10]
我认为，作家是独一无二的人，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样独一无二，他们的恶魔、幽灵、幻影的确仅仅属于他们本身，他们讲话时，这样做也不是借用任何人的名义，甚至也许并不想向任何人说清楚，这一信仰是绝对平凡的，既然至今数个世纪来，大多数搞文学或思索文学的人，不管他们是名人还是一般人物，都奉持这种信仰。对所有这些人而言，对一切没有忘记文学经验有过且仍然拥有无法消除的独特性的人而言，这里有着忘却超现实主义的又一个并非枝节的理由。
布勒东绝不允许任何人做有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如巴塔伊具有摇摆不定的危险信念，也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走回头路，而阿尔托更是一个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和立场。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常常互相诅咒、侮辱、谩骂、抨击、贬斥、争吵，充满污垢，极尽粗言之能事，把口头斗争和粗话推向崇高的文坛。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开除了与己不和的人：纳维勒、贝尔尼埃和巴塔伊（他们是孤立地进行愚蠢的文学冒险之徒）。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如一，必须具有完整的品格、全面的身份。他们对本书作者列维一代影响巨大，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同代人。超现实主义者具有好战精神，把不同路线上的人交织在一起。超现实主义对冒险的贡献之一是树立宗派精神，主张集体冒险。超现实主义者信奉弗洛伊德，但就群体观念而言，倒更像荣格主义的信徒。他们自以为是创造与天才相结合的浪漫主义者，但事实上实行恐怖的专制主义和好战策略。在今天看来，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文学恶梦，是一场幽灵战争，是荒唐、混乱、矛盾、恶毒的组合运动，因为它对思想推行警察式管制。让我们忘记它吧。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指出了超现实主义独创性的四大特点：[11]
第一、 超现实主义者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效应的影响下成为作家的；
第二、 他们并不是主张介入的诗人，文学也不附属于政治；
第三、 他们同时关注着写作与战斗之间的关系；
第四、 追求善和完美。
列维进一步指明，未来的任务在于催促一种现代精神的出现，它将丝毫不依赖前卫派的主题、措辞、非思想手段。[12]超现实主义者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协调起来，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认为政治造就了文学家。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与到社会上积极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写作与战斗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见的秘密关系，甚至具有一种先定的和谐或一致。超现实主义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保持这种方式。
人们也注意到，在超现实主义运动周围还出现了一些小团体，其中巴塔伊主持的“社会学学院”较有特色。这个团体主张几乎什么都谈，恰恰不谈社会学。可见，这是一个反讽性团体。布勒东引导人们为他者梦想，巴塔伊则强调人们替他者讲话。当团体中某位不在场时，巴塔伊就代言，犹如代他签名或为他者梦想一样。代言（替他者讲话）是为他者梦想的翻版，是具有冒险性的替补。顶替者最终是否翻供？本来的讲者为什么不在场？顶替者与不在场者之间具有何种关系？文本的作者其实也是替他者讲话，很少让他者自己出来讲话。因为团体成员实践集体性一致性游戏，实践的结果都必须签署每个人的名。这样的签名行为处处存在。
九
在举世闻名的阿尔及利亚事件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列维在书中主要举出了社会学家阿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和加缪、以及让松和布朗肖。
“阿尔及利亚”这块法属领地（法国把它作为自己的海外省），被视为法西斯分子、贝当分子与其他坏人的杂居地。作者把一位法国小学教师（小知识分子）莫诺罗因起义而死视作一种象征。莫诺罗远赴阿尔及利亚传播法国文化，成为法国自由、民主、人道的 “神秘英雄”、“神圣人物”。当时众多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斗争就是保卫普遍民主的意义。比如原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成员里维撰文指出，如果阿尔及利亚脱离欧洲，就会给它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衰亡。德拉维涅特是一位典型的殖民地人道主义者。最可憎恨的是完全由杀手组成的秘密军队组织，它常常在“抵抗运动”的大旗下展开其种种活动，实际上犯了不少血腥罪行。大旗与罪行使历史成为一个远比人们所想要复杂得多的东西。错综复杂的历史会变得模糊不清，好人与恶人的界线在历史中也无法确定。历史一旦落入恶人之手，就会成为其借口。恶人必然会在历史档案中抹去他们曾经干过的形形色色的坏事，甚至粉饰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在历史简单主义者看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善恶之战。
列维如是说：
dans la réalité (celle à laquelle se sont trouvés confrontés les vrais acteurs de l’histoire se faisant) un événement équivoque, hasardeux, dont il faudrait pouvoir recréer toute la part de contingenc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contingence, oui. pour une histoire de l’ambiguïté. face à un événement dont la première vertu aura été de troubler les repères et de faire vaciller les certitudes, je ne conçois qu’un discours:celui qui, loin de la réduire, rendrait ses droits à la confusion.[13]
事实上（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面临的事实），这是模棱两可而又具偶然性的事件，应当重现全部偶然史。的确是一部偶然的历史和一部模棱两可的历史。对于历史事件，首先要打乱历史事件的标记并动摇历史事件的确定性，我仅仅认为绝对不是简化历史，而是恢复历史的混乱权利。
阿龙对阿尔及利亚事件采取了什么立场？介入便是阿龙的立场。他被捧为“介入模范”。他的这一立场选择的确是一种英雄行为。他与萨特达成共识。他既不喜欢造反也不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打赌，也不把革命病毒带到法国本土。他的介入立场源于一种理论分析、一种经济考虑，也源于历史哲学的思考。[14]
列维指出，阿龙的立场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论分析：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殖民并不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可避免的运动；至于经济方面，殖民化既是发达的根源又是危机的根源，阿龙发现了殖民化正在导致法国的贫困化；阿龙的立场也自然有他的历史哲学观念，具体体现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引论》中，即明确指出，欧洲统治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时代，而法国不再有能力成为殖民国家。不管怎样，阿龙看到了法国人与其遥远的“海外省人”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使法国和阿及利亚的一体化理念成为不可能。
阿龙认为，使别国殖民化是很花钱的事情，与其这样，不如把钱用于法国本土的发展。因此，他必须尽快离开阿尔及利亚。对于政治家的政治失足，那些介入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处于常识环境和事实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人类、社会、历史和宇宙负责。当时的欧洲人流行地说：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对此，知识分子们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于是，有的要共产主义，有的要法西斯主义，有的则都想试一试。天真的知识分子易于迈入歧途。对阿龙来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做人方面，人们都把他视为道德化身。他时刻保持着非凡的理性冷静，曾想与他的小同学萨特展开对话，但后者总是回避。他有三部代表作存世：《历史哲学引论》、《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和《克罗兹威茨》。
莫里亚克虽然在1952年声明过他将把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为正义、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但他想的是摩纳哥，而非阿尔及利亚。当然有迹象表明，他也极其关心阿尔及利亚，因为他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况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态度又如何呢？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报告会上的插话颇令四座惊诧。他说：“在正义与我母亲之间，我将选择我母亲。”这是一句没有事先出现在讲稿里的话。为了堵塞找茬者的嘴，不得不如是说。当时在座的人们以为这是加缪的应急性幽默，因而给予支持。这句话得以广为传诵。加缪当时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和造成的场面一定美极了。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固有的勇敢。让松觉得加缪的话相当可怕。事实上，加缪一直在揭露贫穷、酷刑和殖民主义。他的立场不止在书里，更在大街上。难怪人们说，加缪是正义的象征。让松和布朗肖也都有各自的明确立场。他们的生命都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了。
十
列维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亲纳粹狂人德里约在法国把德国纳粹推向了极点，把希特勒捧到了顶峰。德里约在1935年纽伦堡纳粹代表大会期间有“极佳表现”，简直可以得到希特勒的“勋章”。在大会开幕的早晨，他谈的是“伟大”、“冲动”、“力量”和“快乐”，在晚上欢呼希特勒的人群中，他欣喜若狂，激动得要死，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积极介入希特勒阵营，皈依法西斯主义，参与反犹活动。他对纳粹分子极尽殷情和忠诚，以别人不可比拟的方式紧跟希特勒。多么荒诞和恬不知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冒险。纳粹时代是造就狂人的时代。德里约是个典型的极端纳粹分子，但是他给人们留下温和或暧昧的假象。正是这一假象使他取悦于人、吸引人，有着某种魅力甚至德行，拥有相当的优待和特权，产生了某种巨大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当希特勒惨败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历史和人生都到了转折点。德里约的勇敢是在脆弱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其严重错误在于把法西斯军队看作革命军而非占领军，把希特勒视为文明传播者和导师。其实，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诞生的反常而恐怖的怪胎。
列维写道：
ses « idées » ont triomphé. enfin: elles ont à demi triomphé. car si l’ordre allemand régne en europe, si le mélange de la « grande vie grecque » et de la « grande vie du moyen âge » qu’il a reconnu en poméranie a triomphé presque partout, si ce magnifique déploiement de jeunesse, de force, de santé qu’il admirait à nuremberg est en passe de gagner l’essentiel de la planète et si, en france même, nous avons, grâce au ciel, fini par nous mettre à bonne école, il reste encore à faire, hélas, pour que la victoire soit totale.[15]
他（德里约——引者）的“思想”已经获胜。不过，只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既然，要是德国制度在欧洲起支配作用，要是他认同的波湄拉尼的“伟大希腊生活”与“伟大的中世纪生活”的混合物已经几乎到处都获胜，要是他在纽伦堡所赞赏的青春、力量、健康的出色表现即将遍布全球的主要地区，要是在法国本土，幸亏天助，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唉，要想大获全胜，尚需努力。
在30年代，德里约开始如同试毒一样尝试法西斯主义，后来上了瘾，便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并且在反犹道路上越行越远而成为极端的排犹主义者。他的言行和罪过是不可宽恕的。青年时代的德里约与超现实主义者如阿拉贡、布勒东等人甚至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表明超现实主义运动存在着许多问题。超现实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秘密关系呢？这也许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课题。
德里约把法西斯主义思为一种左派运动，于是法西斯主义是红色的、社会主义的。因此，法西斯主义与民族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民族社会主义，也必将成为法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越过德国进入法国和别的国家，这就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场革命运动。他还将德国法西欺军队视为未来欧洲的希望，德国军队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声音传播给整个欧洲。他所喜欢的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破坏性方面以及暴力、地震和灾难。他始终认为，希特勒的理想是为建立一个新世界铺平道路。这就大错特错了。
纳粹主义想使世界年轻化，纳粹主义者有着严重的青春魅力情结，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年轻化被神化了。使一切旧事物旧人物年轻化成为所有人的使命。法西斯主义正是以神圣的年轻化和使命的名义出现的。其厌旧情绪简直达到了顶峰。法西斯主义者把青春和力量、健康、美丽视为同一回事。青年人必须战胜老年人。这是十分危险而狂热的青春意志，是青春面具里的野蛮行径。这是典型的青春至上论，是极权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童年少年青年与中年老年不能互相排挤，更不能成为斗争的充足理由。“青春”不能成为一个人特定年龄阶段的专用词，除了肉体青春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青春。只有精神青春才是真正永恒的。
十一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女人在知识分子史中的影子。即使女人不从事写作，不成为作家，也会成为男人和男作家的图腾。这种图腾是建立和维系社团圈子的绳索，进而把男人们紧紧拴住。佩尼奥、奴葸、嘉拉、西蒙娜·布勒东……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与男人们（比如贝尔尼埃、苏瓦林、巴塔伊、……）狂热地玩一种多角恋爱游戏（也是一种自由的冒险历程），身兼数职，善于建立关系网，善于调停和选择，喜欢联系、接通和交流；她们本就是一张巨网，各自联系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处于男人们的边缘和中间地带；她们是心灵上和风格上的世界主义者、磁铁、舷梯、卫星、管道、新闻者，容易打通各种关节；她们还是世界、宫殿、城市、普遍和绝对，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冒险，可以说，女人是冒险的真正源泉，是冒险家手中的王牌。[16]这些正是女人的魅力所在。男人则通过女人进行较量、形成对峙、发生争吵、出现争夺。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较量、对峙、争吵和争夺。男人与女人彼此具有天生的欲望，人是欲望机器。男人可以拼命追求女人而使其成为冒险伴侣。只要女人一出场，男人的全部冒险史就行将完成。许多作家为女人写作，依凭女人安身立命，因女人而写出了杰作，如费兹杰拉德《夜温馨》、布勒东作品、海明威作品、乔伊斯作品、马尔罗作品……他们的生活也因女人而大放异彩。即使女人不动一笔一字，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会不朽；然而，女人一旦委身于作家就面临着多种结局：或被娶，或被弃，或被诈，或被抢，或被骂；她们在作品中的名字和身心形象已经被幻化虚化了，不能获得真实的再现；作品也不是她们的传记，她们不够传主的格。冒险让女人付出巨大代价，女人因此造成自身的不幸。
十二
萨特这个人怎样？萨特的情况相当复杂。在萨特那里，两种矛盾的象征并存：知识分子的完美无缺的象征和知识分子的蒙受耻辱的象征。他既是最好的人又是最坏的人，既是最光荣的人又是最可耻的人。他因错过了法国抵抗运动而在自己提出的介入理论领域做了许多事情，甚至过多。从德国战俘集中营回到了法国，过上正常生活，当时的萨特还不是伟大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者），而是渺小的萨特（只是《恶心》和《墙》的作者），他的名字还没有分量。尽管他一回到法国就寻找他的朋友们，并把他们聚集起来，打算大干一番，最后还是白干了。在伟大的马尔罗面前，他只是个天真的小伙子或幼稚的童子军，被认为是犹豫不决或等待时机的晚期抵抗分子。会见马尔罗后，只好羞愧尴尬地上路回家。作者认为，萨特是个野心家，在利益与信念发生冲突时，会倒向敌人一边，比如出现了著名的《苍蝇》事件，这一事件无疑是萨特一生的污点。列维对萨特的再思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萨特是否对社会政治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政治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抗议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政治。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17]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政治”？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政治（政治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政治的又是历史的，它是政治的历史，是历史的政治，是历史在现实政治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福柯最感兴趣的是“现时问题”，强调哲学研究人自身所居的现时世界。
十三
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政治语言的宣传者、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都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是自由冒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政治或准政治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抽象背影。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社会风云中掉入深渊，并以失败告终。伟大的知识分子死了。
在列维看来，知识分子冒的是“自由”之险，表现在两个方面：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冒自由之险就是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冒险者作为冒险的存在者，与一切别的存在者具有相同的方式。冒险者之为冒险者的方式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冒险是一种存在方式，把冒险者引向存在者，把冒险引向存在。海德格尔在解释里尔克诗后指出，里尔克没能回答“冒险者冒何险？”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海德格尔十分关心的。海德格尔写道：
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也即说，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从存在之圣殿（temple）方面思考，我们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何险。他们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唯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18]
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语言”，语言把知识分子引向道说，语言把他们引向了写作或革命理论；除了语言，还有实际，现实把他们引向了战斗或革命实践。他们不仅冒语言之险，而且冒实际之冒险，或者说，不仅冒写作之险，而且冒战斗之险，即是说，不仅冒革命理论之险，而且冒革命实践之险。对他们来说，语言是冒险的自由居所，冒险是语言的自由居所，因为他们冒的是自由的险，即，冒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之险。“写作”、“战斗”、“自由”等等，都是字词，通过它们，知识分子通达它们所指向的领域——社会领域或语言以外的领域，因此，他们不仅仅道说即写作。当诗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承担起写作与战斗的双重使命。因此，“知识分子何为”远比“诗人何为”宽广。可见，知识分子是在写作与战斗的双重冒险中显现自身的。写作与战斗互为桥梁，互相符合。冒险者冒自由场所的险，语言是自由的居所，自由是语言的居所。冒险者栖居于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中。冒险者通过“写作”、“战斗”、“自由”这些字词走向它们所指：写作行为-写作成果、战斗行为-战斗成果、自由理想-自由现实。在它们所指向的区域，冒险者成为写作与战斗的存在者。知识分子冒险更甚者，必须写作与战斗；作为写作更甚者，必须战斗；作为战斗更甚者，必须写作。写作与战斗就是存在。
冒险者的冒险或冒险性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显现对象。这个对象也必须通往公开状态。知识分子作为冒险的存在者正是在这一公开状态展露才华的，在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成为自由的居主（自由的写作者与战斗者）或自由的存在者。
知识分子作为分子，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以高科技生产为特征的知识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越来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体力劳动者本身也成长为有知识、有科学、有技术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商相结合。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成为有体力的脑力劳动者，也有利于工农成为有脑力的体力劳动者，还有利于进一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甚至自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和大众肩负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试图主导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知识兴国的今天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风骨与品质，应当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自觉崇尚智慧、知识、真理、识见、理智与理性的权威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社会责任感、理性判断、民主、批判、怀疑、良知、创造的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是“高极的”知识分子，区别于那些低级庸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大小之别，常言“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如同大作家与小作家之别。智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此外者（低极庸俗的知识分子）就是小知识分子。
[1].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435.
[2].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73。
[3].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76。
[4].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86。
[5].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46-247.
[6].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194.
[7]. 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中卷），马振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页320-321。
[8].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302-303。
[9].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64.
[10].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92.
[11].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75-77.
[12].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79.
[13].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75.
[14].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77-278.
[15].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122.
[16].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29-231.
生存大冒险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冒险精神；创业精神；缺失；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257-03
2011年年底，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了《第七份全球创业观察（GEM2010）中国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创业活动仍然处于持续活跃状态，在全球创业观察的60个参与成员中排名15位。但高学历创业者（指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的创业活跃程度排在全球创业观察的60个参与成员中的第22位，低于总体创业活动比较中中国在全球的排名[1]。也就是说，大学生创业活动活跃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报告还对大学生进行创业调查：2005-2010年间，我国大学生认为创业机会有所增加，2005年，认为“在随后六个月中存在创办新企业的良好机会”的比重是32.43%，到2010年，该比重上升到44.13%。但认为创业能力存在不足。尽管有5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具备创办企业的技能和经验”，但有35%的大学生认为，“对失败的恐惧妨碍创业”。因为“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实践缺乏感知[2]。
这样的研究结果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全民创业意识增强，创业的大环境趋向成熟；忧的是作为知识文化层次较高的高校毕业生，在创业大潮中却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美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比例达23%至25%[3]，而在中国，从2012年6月9日麦可思研究院（MyCOS Institute）发表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来看，2011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虽然较上届有所上升，但也只有区区1.5%[4]。
导致这个结果，有创业环境不成熟、创业教育起步晚、创业资金不足、创业知识和经验准备不足等诸多方面的外在原因，但真正的原因主要取决于内在因素，即创业精神的缺失。而在创业精神中，大学生害怕风险不敢冒险的冒险精神缺失才是创业率低下的最更深层次的原因。创业固然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准备、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支持体系，但是冒险精神才是创业者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一、冒险精神与创业
冒险精神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甚至是首要的。在比尔・盖茨看来，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冒险[5]。冒险精神不是蛮干，而是一个人胆量、胆识、胆略的度量，是创业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冒险也不等同于，冒险是建立在成功概率之上，是在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详细的市场调查基础之上的理性激进行为。冒险精神在事业开创阶段以及关键的决策节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冒险是创新的前提
美国的创新力和科技水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这与美国国民崇尚冒险精神有极大的关系。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写的《技术与国家利益》报告中说到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无与伦比的能力时列了5个方面的优势，最后的一条是“一种鼓励竞争冒险和创业精神的社会风气和文化”[7]。创新精神是创业精神的核心和精髓，要创新就必立异，而立异则要冒险。创业是一项风险性活动，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多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在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候，没有现成的处理方式和先例可循，只能创造新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去解决。新的思维和解决方式不能确保一定成功，这就需要创业者有一种接受失败的心理准备，这就是冒险精神。如果一味害怕风险，畏惧失败，创业者就不可能有创新思维去把不确定性因素变成确定性因数，创业也不可能成功。因此，冒险精神是创新的前提。
（二）冒险精神是创业成功者必备素质
创业者能否取得创业成功，需要很多条件，主观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创业成功者取得成功的经验不尽相同，但从目前对创业成功者的研究来看，以下主观因素是成功的共同原因：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学习精神、主动进取精神、诚信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宽容精神、自信精神以及服务精神等。从中可看出，创新精神是首要的，但冒险精神是仅次于创新精神的重要心理素质。市场经济最鲜明的特征是饱含风险与机遇在内的激烈竞争，当大部分参与者持保守态度处理风险时，有冒险精神的创业者则选择面对风险，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从长远来看，保守者失去机会，也就失去了成功的可能。而敢于冒险的创业者，虽多次失败，但随着经验的积累，会逐步增大成功的可能。当然必须需要承担其中可能的损失与代价。因为企业决策人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风险的承担者，要成功就必须承担风险[8]。因此，冒险精神是每个成功创业者必备素质。
二、大学生冒险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方面
社会环境为个体提供了生活空间和意识氛围，个体的精神意识必然会受到大环境的深远影响。严格地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氛围是不利于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培养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小富即安、知足常乐、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不愿冒险、避免竞争的中庸哲学和小农意识思想和面向过去、迁就现实、顺从继承的行为方式我们随处可闻可见。这些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习惯，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心态和行为[9]。“考公务员热”现象就是一个传统习惯作用下的鲜活例子。这种现象折射出当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就是避险求稳的大学生人生心态。要想培养创业精神，培养冒险精神，必须直面并扭转这种强大的社会心态和社会习惯。传统文化作用下的社会环境构成了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诞生的第一道障碍。
（二）家庭及学校教育方面
首先，家庭教育方面，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对家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政策下，独生子女成为我国家庭存在的普遍现象。传统教育思维在孩子少的事实影响下，使得家长在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偏向溺爱路线。在这种氛围下，孩子的独立性被削弱，犯错误的权利以保护为名被剥夺。冒险意识更是被严格禁止。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孩子一方面自理能力差，独立性弱，冒险意识差；另一方面尊重意识弱、合作意识差。给孩子冒险和创业精神的形成埋下了第二道障碍。其次，我国的学校教育体制不利于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形成。以考试分数为准绳的考察体制下，学生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会受到相应的惩戒和教育。素质教育虽然一直在提，可分数仍然是升入高级别学校的唯一标准。于是学生把精力放在知识死记硬背和钻研考试技巧上，个人能力和学生个性就逐步被磨灭。即便进入了没有升学压力的高校，大学考试内容更凸显单纯的书本知识，其指向是知识的重现，而不是知识的运用，要求识记的内容太多，考察学生各种能力的应用较少。这无疑强化了大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严重制约着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开发与训练，许多大学生拥有知识，却不具备智慧和思想[10]。在保姆式管理方式下，不要出事成为高校管理求稳的最高要求，学生的冒险意识被进一步削弱，形成了学生冒险和创业精神的第三道障碍。
（三）个人原因
在上述两大方面的客观原因作用下，求稳心态占据学生思想上风。在没有专门的训练和培养前提下，大部分学生会安于现状，不再努力。长期来看，会形成懒惰思想，不愿多尝试，不愿意去实践。没有职业生涯规划，没有人生目标，在远离家庭情况下，逃课打游戏成为部分学生消磨时光的最好手段。学生的松散懒惰自我放弃成为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产生的最后一道障碍。
三、大学生冒险创业精神的培养途径
要改变目前国内创业热情高涨而大学生创业率低下的现状，必须先突破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产生的四大障碍。参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鼓励创业的政策和做法，分以下3个层次对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培养途径进行建议。
（一）国家层面上，营造冒险精神和创业实践的有利氛围
1.通过立法，动员全国力量加强创业培训。美国是最早开展创业教育的国家，创业教育体系较为完备。美国创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就业、创业培训法律体系。几十年来，美国颁布了《人力开发与培训法》《职业教育法》《青年就业与示范教育计划法》《就业培训合作法》等数十个有关职业培训与创业教育的立法。以职业技术培训、税收政策优惠、创业资金支持和优惠培训等办法，培养创业者，发展小企业。通过立法，结合政府拨款，调动地方政府、私人机构的积极性，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11]。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借鉴这个重要经验，通过法律认可和政策倾斜来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创业气氛，突破国内不利于创业和冒险的环境障碍。
2.出台鼓励创业政策，支持各高校建立“创业支援中心”。韩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大力支持高校“创业同友会”和“创业支援中心”，通过建立风险企业学校，提供创业必要的设备、场地、“智囊团”等方式，辅助校内风险企业获得政策或校外投资机构的资金和经营技术，协助大学生进行创业。许多政府部门为“创业同友会联合会”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同时在资金上支持各大学成立“创业支援中心”[12]。我国也可以借鉴韩国经验，支持高校创立“创业支援中心”为学生创业提供贷款担保、失败救助、低息贷款、技术指导、创业经验交流等服务，给予资金、技术以及经验等方面的全方位指导，降低大学生创业风险，鼓励学生冒险创业，培养学生冒险精神。
3.加强“挑战杯”等创业大赛的孵化作用。纵观各国，高校创业计划竞赛已发展为成熟的创业教育手段，美国的创业计划竞赛催生了包括雅虎公司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我国的“挑战杯”创业大赛也催生了一大批小型创业公司。但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大学生中的宣传，提高资助力度，让更多人参与。
（二）学校及家庭层面上，保护个性并重视冒险精神的培育
1.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保护学生个性发展。没有个性存在，就不能有创新，没有了创新，就不可能有创业成功。个性的生长，必须要有宽松的土壤。传统教育对学生个性的忽视，是国民创新精神不足的重要原因。在创业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营造宽松包容的创业教育环境。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都要创造保护和鼓励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思维的氛围。同时学校也必须采取措施，让管理层和全体教辅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论在日常学生管理中还是在课堂上，都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思想，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尝试精神。对学生所犯错误要有宽容心态，学生观点偏怪异时，不能全盘否定或一棒子打死，鼓励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学生尝试失败时，也要用具体行动支持鼓励他继续尝试等等。这些具体措施，能够降低学生心理压力和尝试失败的成本，形成学生个性发展的宽松土壤。
2.重视风险教育，崇尚科学冒险。高校创业教育中的创业知识教学模块中，风险教育是重要知识点，在这部分内容中，让学生确立科学冒险思维。创造场景，让学生了解、分析和研究风险，科学地处置风险，大胆决策。让学生明确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学会面对和处置才是关健，鼓励勇敢尝试。同时在创业实践中帮助学生掌握识别和处置风险的一般性原则和方法。
3.创造条件培养学生冒险精神。高校创业教育者自己首先树立创新思维和冒险思维，打破习惯思维和传统观念以身作则实践创新和冒险，然后鼓励学生去创新，去冒险，去合作。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在日常实践中，参考国外高校的一些辅助教学手段，如组织精英野外生存训练、野外探险、攀岩、登山、极限运动等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冒险精神。
（三）个人层面上，杜绝懒惰，主动挑战自己
大学生应该首先树立好人生目标，做好生涯规划，明确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和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独立去解决困难、克服懒惰思想、发掘自身潜能，寻找自身社会价值。同时在课余参与社会实践认识社会，为以后的就业和创业做好知识、能力和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1〕〔2〕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第七份全球创业观察（GEM2010）中国报告[R].北京：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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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延军，王晓鸣.企业家的冒险精神[J].中国市场市场・学术论丛，2008，（7）.
生存大冒险范文4
爸爸：“这架子并不高的，你可以从攀登架的顶端跨过去从另一边下来，想想办法跨过去，好吗？”
男孩：“爸爸，我怕！”
爸爸：“没事的，这不高，你不会摔下来的。”
男孩：“不嘛，爸爸，我怕，我要下来！“
爸爸顿了一下说：“这样吧，爸爸站上来保护你，这样你就可以跨过去了呀？”
男孩略带哭声叫到：“不，我要下来，我不爬了。”紧接着就下到了地上。
父亲有些失望地说：“你为什么不敢尝试呢？”
男孩：“上面很高，如果抓不稳，我跨过去会摔下来的。我们幼儿园老师也说过，在外面玩耍时，安全最重要，不要随便尝试危险的事。”听完孩子这话，爸爸沉默了。
我走过去说：“你家小孩有很强的安全意识，这样不会受伤呀。”爸爸叹了口气：“哎，想想我们小时候，像他这么大时，爬树、荡秋千、过独木桥、从高处跳下……你看看现在的孩子，也不知怎么了，安全意识是有了，可稍微有一点危险他们就退却了，什么都不敢尝试，他们的冒险精神去哪儿了？”是啊，这一代的孩子，他们的冒险精神到底去哪儿了？
冒险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男孩。随着孩子的成长，在好奇心、求知欲等力量的驱使下，他们会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接触并接受新的事物与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尝试、探索、冒险的收获与价值。同时，冒险也是创新的需要，在不断尝试新事物和新游戏的过程中，孩子逐渐形成一种对未知世界和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就是创新精神的本质。歌德也曾说：“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掉了许多；你若失掉了勇气，你就把一切都失掉了。”由此可见，冒险和勇敢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生存大冒险范文5
关键词：养老金；冒领；对策；管理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是从根本上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企业退休人员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和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死人领取养老金”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了社保基金的大量流失，干扰社会保障体制的正常运行，如何有效防范养老金冒领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一、明溪县养老金冒领及追讨现状
明溪县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自2010年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多措并举，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狠抓工作落实，在健全养老金防冒领工作机制、追缴冒领养老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2010至2013年，我中心共办理离退休死亡手续170例。其中按规定及时上报退休死亡人员51人，逾月上报119人。逾月上报退休死亡人员多领取养老保险金总计23.70万。采用各种手段我中心追回养老保险金23.29万。通过退休人员居住地所在公安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的协助，核实退休人员户籍等方法稽核查出共有9人冒领，冒领退休费52876.67元，追回冒领资金48800.34元。另有一人逾月申报，多领4076.33元，逾期未追回4076.33元。未追回1人的情况为：我县下岗职工朱X筹退休时按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月养老金1799.71元，因子女在厦门工作所以长期居住异地，于2011年10月在厦门死亡，至2012年5月经举报，其儿子才来办理退休死亡手续。但不管我中心工作人员如何劝说，其儿子拒不愿退还冒领的养老金，并且变更了手机号码，至今无法联系上，我中心将利用法律等手段继续追缴此笔养老金。
二、原因分析
笔者通过总结近几年工作经验并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冒领养老金这一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养老金由企业发放到社会化发放的转型导致管理脱节
在实行社会化发放之前，养老金的支付由企业负责，由于要管理的人数较少，企业很容易掌握退休职工的状况，养老金的发放也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实行社会化发放后使离退休人员逐渐由“企业人”转变成“社会人”，与原单位逐渐脱钩分离，加上有的单位已不复存在，大大淡化了单位的管理责任。由于缺少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形成了管理脱节，再加上离退休人员异地居住造成管理更加困难。而每月应领取的养老金，社保经办机构又必须严格执行政策，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这就客观上为离退休人员亲属冒领养老金提供了条件。
2.离退休人员信息数据的共享渠道不畅通
公安部门、医疗机构、民政部门、殡葬部门等对离退休人员死亡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离退休人员死亡的信息。但是由于与社保经办机构没有固定的信息传递渠道，公安数据库和社会保障系统数据库也没有形成互通，死亡、失踪或劳动教养等信息不能及时上报，导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而且有的地方死亡人员火化与户籍注销并不同步，也会造成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离退休人员生存情况调查的失实。另外，缺少不同地区、不同统筹、不同险种之间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致使跨地区、跨统筹、跨险种重复享受人员信息不灵。以上因素直接导致了部分冒领行为长期不被发现。
3.缺乏经费支持，奖惩机制不健全
目前社保机构的工作重心倾向于扩大社保范围、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上，对于养老金防冒领问题不够重视，更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在实际工作当中，社保机构不管采用何种先进的认证手段，经认证后，只能怀疑离退休人员死亡，要确认是否属实必须到其家中进行核实，异地外调更需要经费；另外要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必须出台相应的有奖举报等措施，也需要部分经费。社保经费的缺乏，导致养老金防冒领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由于缺少正规有效的知情人举报奖励机制，奖励金额偏低且手续繁多，引不起公众的关注，加上碍于情面或顾虑打击报复，大众举报监督的积极性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4.家属缺乏法律意识，冒领资金追回困难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利益性，驱使某些人利欲熏心，金钱至上，不惜采取不正当手段冒领骗取养老金；另一方面部分离退休人员亲属法制观念不强，道德观念缺失，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即便事情败露，也不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因此部分家属铤而走险，恶意冒领骗取养老金。
三、杜绝养老金冒领现象的对策及建议
1.明晰责任义务，加大处罚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已经于2011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使得养老金冒领问题的处理开始有法可依，也从立法上明确了各部门的防冒领工作的职责和义务。因此社保机构、司法及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该问题，认真履职，形成合力，加大处罚力度，而不应再消极懈怠。同时利用法律的震慑作用，使企图冒领骗取养老金者，望而却步。
曾经有位住在江苏省的我县退休人员来电告知，他已经半年多没领到退休金了，问是否是社保公司把他漏发了。当我从业务员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仔细查找核对会计明细账，经核实我们每个月都有及时汇去并转入其存折的账号。我首先利用下班时间主动挂了一个电话给这位老先生，从他口中初步了解到了一些信息后，安抚老人不要着急，我会帮忙其查找。然后我主动到银行进行追查，随着调查一步步深入，发现是对方银行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钻银行的空子，冒领了养老金。我为其及时追回了近一年的退休金二万多元，也使得冒领者得到的应有的法律惩罚。这位老先生感激之余，还送来了锦旗。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作为社保机构的工作人员，及时追回被冒领的养老金，让冒领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只要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认真履职，承担责任，依法办事，养老金冒领问题一定会被遏制。
2.建立社区管理机制，加强群众监督
社区是离退休人员管理的最基层单位，他们能够直接和离退休人员打交道，最清楚哪家发生红白喜事。以离退休人员居住的社区为单位，聘请若干名党性强、责任心强、身体健康的老同志做监管员，当离退休人员情况发生变动时及时上报社保机构，发现冒领问题第一时间举报制止。
社保机构应设立举报电话、监督信箱，接受群众的监督和举报，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冒领养老金属实的举报人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对追回养老金的社保和退管机构工作人员，按追回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奖励机制的形成，必将大大提高群众和工作人员反冒领养老金的积极性。
对于异地居住者认证困难的问题，我县实行异地认证的方式，要求异地居住着按时提交《异地居住企业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表》，对未按要求认证人员实行养老金暂停发放，2010年以来共暂停发放145人，其中仅2013年就暂停54人，有效减少了异地冒领问题。
3.社保机构应加强与民政殡葬、邮政储蓄、公安户籍管理等部门的协调和沟通
全省社保机构应充分利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大与殡葬部门的配合，准确传输死亡人员信息，勤与医院，医保中心、公安联系，及时掌握数据，可以进行月月比对，发现退休死亡人员，及时采取暂停发放措施。通过实践效果非常好，建议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进行信息比对。
4.争取专项经费支持
防止和堵塞养老金冒领是一项涉及面广、复杂细致的工作，没有专项经费的支持，养老金资格认证、社区管理机制、各部门加强沟通等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希望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设立专项经费，以便于开展工作。
2011年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向财政等有关部门争取资金，购得一台电脑提供给我县新建成的殡仪馆火葬场，让其工作人员及时向社保机构提供减员名单，以防止其家属没有及时来办理减员。购得六台电脑给社区居委会，让他们可以利用电脑与社保沟通，帮助社区无从业经历的老人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将退休人员减员信息传输给社保，做到月月比对，天天核对。真正达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5.社保机构规范操作，防控业务风险
在社保业务经办过程中我们充分认识社保业务经办和基金管理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求我中心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业务《养老保险标准化手册》操作规程进行业务管理和操作。在信息平台上严格按照权限设置操作，互相制约，严格审核。另外做好系统维护管理、数据安全备份、系统权限管理、财务与业务衔接等工作，相互核对纠错，相互制约。通过以上手段，加强内部风险控制。
6.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全面营造讲诚信、守公德的良好社会氛围，使广大离退休人员和家属熟悉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充分认识到冒领养老金是可耻行为、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随着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进程，社保机构必须构建一个综合性、一体化养老金防冒领预警系统，同时结合各种防冒领手段，形成完善的防冒领机制，定能堵塞养老金冒领黑洞，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和完整。这样不但切实维护了广大参保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也必将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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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样平.养老金社会化管理方面的几点建议[J].品牌，2013（4）.
生存大冒险范文6
一个优秀公司的成功绝不会是几个创始人的成功，而是所有参与者的成功。同样，创业者精神，也不是公司创始人和某些人的精神，而是一个组织在不断谋求生存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积淀的全部智慧、思维和文化。对于东软来说，创业者精神是全体员工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创造出的生存能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希望每一个员工都是创业者。
创业者精神并不神秘，我们许多人的身上都拥有创业者的DNA，而阻碍我们成为创业者的原因往往是我们自己。我理解的创业者们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持续的好奇心
创业者永远不满足于对过去事物的认识，总是对未来的事物充满着兴趣。他们愿意超越自己的业务和知识来认识外部的世界，他们不拒绝新生的事物与思想，他们不以自己的经验作为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他们是时尚思想的先行者，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弱点好奇，对他人的成功好奇，他们是聆听者。
对于企业，所谓的好奇心就是要有对环境、市场、技术以及客户需求变化的高度敏感，并通过学习与实践，为未来可能的变化做好准备。任何一种商业模式、产品与服务都有其生命周期，都有兴衰的过程。我们要对变化的社会、变化的消费行为、变化的商业模式充分地敏感。
颠覆性的变化是渐渐开始的。许多过去很成功的企业一夜间成为历史，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发展趋势的敏感，失去了对新的商业形态的认识和准备而导致生命的终结。始终用好奇心来观察未来的变化，用好奇心来寻找生存之道，用好奇心来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并不断转变，有准备地迎接一个个新机会的到来。
冒险精神
冒险是创业者的基本精神。人生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冒险和认命之间的选择，冒险并不一定是选择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和机会，也不只有领导者才有机会冒险。冒险精神是一种心态，表现为在进取与保守、奋斗与安逸之间的选择。员工的创造性，对于一个既有工作来说，就是在冒冲破现实的风险。
一家20年的企业，未来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再敢于冒险。因为会有太多有形与无形的因素约束着我们，我们可能会宁愿不做事也不犯错误。我们会担心领导的态度，会担心与别人合作的风险，会担心承担失败的责任。我们最大的不幸将是缺少了一批冒险家、开拓者，而多了一批当冒险的成果变成现实之后的维护者、守护者和评论者。
冒险需要智慧，冒险的目的是成功而不是受伤。我们需要的是在冒险中控制风险并取得成功，学习与实践是防范风险的惟一手段。
今天成功的事业，大多来自于当年一批冒险家在一块块荒芜的土地里种下的种子，他们确定了一个超越于他们自己能力的目标、超越了现实的目标，他们选择了许多人不能理解的路线，也承受了太多的非议和善意的提醒。他们在选择了远见的同时也选择了寂寞，在坚持中与自己开拓的事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困难中拥有了一生中永远珍惜的同事与战友。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冒过早或过晚、过界或不过界的风险，我们在冒险中有过失败和教训，但更多的是收获。失去了敢于冒险的精神将是我们变老的开始，也将是我们失去机会的开始，因为试图通过逃避变革和创新而获得稳定的事业和生活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激情是财富
拥有激情就是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可能的困难。现实的世界总是充满矛盾，社会从不存在真正稳定的公平。一个人可能会因为遇到一个困难、一件不高兴的事情而失去热情，或者唤醒了抱怨、愤怒的情绪；也可能会因为在克服和面对这些困难时变得更为成熟和睿智。
一个人的态度、心智决定了他的前程。创业者的性格是坚定的，他们将困难与挑战看成是学习与成长的机会；创业者的心态是平和的，他们不骄不躁，愿意与他人沟通，并创造一个与他人共同成功的环境；创业者很不自我，他们总是在理解他人时来认识自己，他们知道没有对个人行为和心智的不断修正，就没有快乐的工作与生活。
一家成长型企业每天都在面对问题，每天都有人在犯错误，我们不喜欢只知道抱怨而没有建议的人，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成长起来。那些面对问题只知道抱怨、退缩，没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将永远没有机会。
合作的艺术
获得成功的人往往是幸运者，他们成功的许多部分并不完全来自于他们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来自于许多外部的帮助。创业者精神包括了合作的精神、集成的精神。
合作是一种能力，许多人因为没有合作精神而没有朋友。合作是一种态度，做事情只想自己而不想别人的人永远不会赢得尊重和持续合作；合作是一种分享，当自己可以分享的价值多的时候，合作的机会也就更多；合作更是一种修练，通过“给予”而“获取”是合作的本质。
合作又最容易成为口号。每个人都期待着别人的合作精神改变，而自己往往是最不容易的合作者，指责是不合作者的基本特性。在内部，希望员工要学会在如何与他人的合作过程中快速发展自己；通过与别人分享知识与能力来收获更多的资源与能力；通过更多地在别人成功的结果之上创造新的进步而实现自己的成功、提高实现成功的效率。在外部，要更开放、更广泛地建设战略联盟，通过合作将合作伙伴的能力变成我们的能力，将合作伙伴的商业目标变成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学会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