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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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心命题是保证课堂讨论质量的关键
苏格拉底说：“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维的诞生。”命题的原则是要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以提高学生素质为宗旨，贯彻教学大纲，着重于对基础知识内涵的理解和掌握。命题的范围应是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重要历史人物，以及与当前形势和社会发展联系密切的热点问题。
在命题的技巧上，笔者的主要做法是：
（一）注意命题的综合性。如“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已走向反动，而东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却表现出极大的革命性，试结合史实分别指出这种反动性与革命性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此题涉及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六章十节的相关内容，这就帮助学生打通因教材章节所带来的知识割裂，使相关的知识体系化、网络化。
（二）加强命题知识的横向联系，即学科联系。因为历史与政治、语文及地理联系密切，命题时充分利用这种联系，将知识的触角延伸到相关学科和现实生活中去，以推动学生思维的迁移、融合和借鉴，加大知识贮量，使之为创造性思维服务。如通过对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讨论，联系到我国1958年的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学生从历史和现实中借鉴教训，得到启示，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正确看待当前出现的国企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等社会现象。使学生的认识源于教材，却又高于教材。
（三）注意命题的多角度和新颖性，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从各个角度、种种联系中进行分析、比较和辨别，捕捉其规律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获得有生命力的知识。如“试分析匈牙利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性质，若苏联不出兵，你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将向何处去？”讨论中，学生们对苏联若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改革取得较大成效，但被苏联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如南斯拉夫那样，成为不结盟国家；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捷共领导人把握不住社会主义方向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捷共出现邓小平式的领袖人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给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则可能避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那么整个世界历史将可能重新改写。“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就这样被点燃了。
二、师生双方的充分准备是搞好课堂讨论的前提
教师事先公布讨论题，提出目的和要求，布置必读的参考资料，提供某些带启发性的思考点。并事先确定3至5个主要发言人，其余为补充发言人，或按坐位每10人为一组，选出代表汇集小组意见作中心发言。学生则要根据讨论题认真钻研教材，查阅有关资料，写好发言提纲，人人都做发言的打算，发言要力求做到：不离题，不超时、态度认真大方，尽可能讲普通话，口齿清楚，措词得当。
三、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是搞好课堂讨论的核心问题
讨论时，教师要善于启发和诱思，高屋建瓴，掌握好火候。当出现沉默时，老师要拨开话题，打破沉默，启发学生发言；当讨论进入高潮，特别是出现争论时，教师要因势利导，紧扣主题，将讨论引向纵深，最后做好总结。总结时，要表扬质量较高的发言和积极性高、进步快的学生。要特别鼓励学生对书中或前人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大胆质疑，对前人尚未揭示的规律勇于探索，即使有不妥之处，得出的某些结论不尽成熟，甚至走入“误区”，教师也要满腔热情地肯定其创新思维，引导学生找出不足，分析原因，走出“误区”，变不足为圆满，变错误为正确，使学生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如在讨论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时，有学生将我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美国当年的经济危机等同起来，认为要照搬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对此，笔者首先引导学生回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着力揭露美国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认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接着，笔者在实事求是地介绍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之后，启发学生畅谈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目前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只不过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的阵痛，是局部的、暂时的，与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呈现的“大萧条”、“大恐慌”是根本不同的。只是某些现象有相似之外，况且在程度上也轻微得多。如我国目前下岗待业人员约为1100万人，这对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算不了什么，与美国当时约有占劳动人口1／4的1500万人失业更是不可比似的。从而正确理解党中央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倡导有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措施，不失为借鉴国际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明智之举，这对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很有积极意义。
开展课堂讨论，收到了如下效果：
（一）开辟了宽松的民主教学环境，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活跃了学术气氛，学生普遍反映：“课堂讨论一道题，课外狠下十分功”。
（二）“逼”得学生带着问题去细细咀嚼教材，认真查阅资料，写好发言提纲，并积极争取发言。这样，既动了脑，又动了手，还动了口，印象自然深刻，记忆必然牢固，从而实现了基础知识的再认和深化。
（三）提高了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写发言提纲，培养了学生对各种历史资料的搜集、阅读、综合和运用的技巧。通过发言和争论，又锻炼了学生的胆量，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从而较全面地提高了学生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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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基础中共党史在历经千难万险后得以流传下来，本来就是十分不易，在值得被后人载入史册外，用学科的方式分门别类地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纳入到历史学里考量，无不彰显了党史在逐步向教育性和规范性方面发展迈进，向着一种理性思考积极探索的高度求索，而多元化的剖析党史，给中共党史研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风范，更加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和茁壮生长。在二十多年的悉心建设后，党史研究已经初有成效，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党史研究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学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二）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角度在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不乏有文学研究的影子，究其原因，恐怕要从二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性质上展开，历史研究主要是对于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评论以及对未来的一个参考的过程，而文学的研究范围似乎更加广阔，涵盖面也更广，涉及到方方面面，囊括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范围。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始终处于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互促互进的层面上，曾有著名的国学大师对此做了精深的辨析，表达了一个透彻的看法，认为“文化是作为历史的本体，历史是文学表现衍生出来的现象，而文学和历史在其背后有一条斩不断的联系在链接引导着，我们研究者看来，映入眼帘的是什么现象，就能够接触到这个本体”。国学大师在揭露文学和历史学研究背后的秘密同时，也给了我们指出了一条“万变不离其中”的史学研究法则，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研究必须结合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来开展。
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方向
（一）中共党史研究分析既然把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作为一门具体的学科，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个研究对象，有了明确的发展前提后，我们应当理清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摆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难点，以及找出症结所在，再以历史学科的研究特性为参考，把中共党史的研究目标作出一个初步的筛选和界定——“在以中国近现代社会以及近现代文化的变化为历史背景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有了充分的历史界定，我们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中就能够较为轻易地熟络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脉搏，找到关键的问题。
（二）中共党史研究注意问题在一段历史的研究分析里，重要的是能够与前后的时间相互连接，就像一句完整的话语，需要上下句子的语义配合，才能洞察实情。中共党史研究也属于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首先应注意的是，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背景里，才可以将其历史内容面面俱到地反映出来。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虽然没有像我国五千年历史一样漫长悠久，但依然一段充满曲折坎坷的艰苦奋斗史，我们在研究时的心态应该是像对待其他所有历史一样，保持一颗积极探索，不惧复杂的心态，在细微处中寻找线索，寻根究底，时刻富有历史学研究的学术精神。然后，在研究过程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诸如历史形象的文学类探索，作为一门专业的研究课题，在历史分析中，重现人物画面，客观真实地展现中共的历史面貌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最后，也是最容易被混淆的一点是，能有针对性地对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分别诠释，避免概念上的偏差和误导，奠定一个明确规范的学科体系。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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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正是一个人心理、生理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的目标不只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获得了这些知识、技能后，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驾驭运用这些知识、技能创造性地从事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心理学会对22个省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显示，大约3000万少年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约有13%的青少年存在明显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且还有上升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重视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学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主渠道则应是课堂教学。我们的教育除了传统的知识教育之外，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目标。
可见，寓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历史教学，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呼唤，亦符合历史学科的内蕴和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故而既必要又可行。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具体起来应该：
一是情操教育培养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
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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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体现为“因素论”和“胚芽论”。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曾提出区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他说：“依我个人的理解，所谓‘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说用唯物主义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所谓‘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是说这些观点仅可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些事实或某些方面，而不能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史学领域，是没有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前，在国外的史学领域里，也是没有唯物主义的。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或在它建立以前，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史学领域里，都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存在。”［5］（P31）“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6］（P498）朱维铮也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并作了比较深入的历史考察。他指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前，唯物史观的某种萌芽形态，有没有在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里出现过呢？按照逻辑，回答不应该是否定的，不然很难理解何以它东来伊始，就引起愈来愈多的先进中国人的共鸣。”“在中国，关于唯物史观所表现的简单事实，至迟从战国时代起，也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探索。”［7］（P305）陈卫平撰文指出：中国人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以往的研究忽视这一事实与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土壤的关联。在中国传统历史观里，同样存在着唯物史观的胚芽；在肯定历史进步和变革、重视经济因素和民众力量、探求历史趋势的客观性和这种趋势与历史规律的统一性等方面，它与唯物史观有诸多相似之处。［8］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和发展问题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魏斐德指出：“王（王夫之———引者注）的思想就是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纯粹的理，而关心固有的社会关系。”“当王夫之把图式的识别和物质的自身运动（‘势之必然处’）统一起来的时候，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位比列宁本人还要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者。”［9］（P95）以上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和考察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概念，考察和分析中国传统历史观中那些与唯物史观相近、相似的观点和内容，强调这些“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构成近代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准备。我们之所以采用“基因”概念，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在生命科学领域，与“萌芽”、“胚芽”或“胚胎”等概念相比较，“基因”（genes）概念更为准确、科学，更能揭示生命体的本质。从20世纪初基因概念的提出，到50年代对基因本质的确认，对于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颇具奠基意义。此后，文化学者相继使用“文化基因”概念来诠释古今文化之所以相连相通的内在根据。远一点说，雅斯贝斯（KarlJaspers，1883—1969）曾提出人类文化的“轴心期”概念，几乎触碰到了文化基因概念。他认为：“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Period）。”“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直至今日，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10］（P7－14）因此，我们希望借用“基因”概念，揭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揭示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唯物史观的文化基因。考诸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的文字，至少有过两次经典表述，分别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2013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绪论中增添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概括，在有关唯物史观的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的观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11］（P3）颇引起笔者关注的是这样的观点：围绕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按照社会结构系统、社会运动系统、社会人的系统建立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亦即认为唯物史观主要研究社会有机体诸要素及其内在联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作为历史主体人的历史作用等三个方面。［12］（P359）我们赞同这种概括，将唯物史观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理论：社会结构论、社会动力论和社会主体论，并依此思想架构缕述“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相关内容。
二、唯物史观社会结构论方面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诸多丰富而深刻且近似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命题，主要涉及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比较科学的探究，社会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的观点，对有神论的批驳，对家庭、国家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科学认知，对义、利关系问题的科学回答等。
（一）关于社会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的观点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提出许多精彩命题。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①。这些命题的共性在于，“都认为道德面貌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多寡，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但看到道德观念依附于社会经济生活而存在、而变化，则是卓越的”［13］。韩非曾试图用职业分工和利害关系来解释人们的思想动机和道德面貌。他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同样的逻辑，古代圣王尧舜“轻辞天子”的高位，后世人们争夺县令的卑微职位，也是由于经济利益“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的缘故。这说明古代思想家试图唯物地解释道德的起源，这种探索是有益的。还有思想家注意到农业生活状况对人们道德面貌的影响。墨翟说：“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墨子·七患》）在古代，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因此，年景的丰歉对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有着重大影响。墨子的见识是可贵的。王充后来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王充：《论衡·治期篇》）的命题，正是对墨子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二）关于人类起源问题
在古代宗教神学统治思想界的情况下，“神创说”是解释人类起源的基本理论。但也有与之相反的，如韩非、王充、柳宗元和王安石等人都认为，在初始阶段，人类生活于蛮荒环境中，与万物并生，与禽兽为朋，过着茹毛饮血、岩居穴处的生活，后来才逐步做到文化昌明，礼仪渐备，进入文明之境。②他们虽然未直接回答人类起源问题，但也暗示出上古时代人与禽兽的生活境况是相去不远的。对此立论最大胆、见地最深刻的当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通过观察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原始部落生活，他推测史前时期华夏民族的生活状况与禽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并断言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14］（P578）“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15］（P467）在西方，历来也是以神话传说来解释人类起源的。直到近代，拉马克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中，才指出人类起源于类人猿。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中，指出人类和现在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是从已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成的。王夫之关于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的见解，不仅和西方近代猿变人的学说相合，而且这一假说的提出要比拉马克和达尔文早了两个多世纪。［13］
（三）关于家庭、国家起源和演变的问题
原始社会人类群婚制的情况，我国古代典籍曾有片断的描述。如：“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远古时期“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①。这些记载对人类群婚时期和对偶婚时期尚不稳定的婚姻家庭状况的描述，与唯物史观有一致之处。古代思想家也曾论及婚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比较典型的是明代王廷相在回答某人“尧以二女妻舜，达礼乎”这一问题时说道：“洪荒之世，犹夫禽兽也。唐虞之际，男女有别，而礼制尚阔也。殷人五世之外许婚。周人娶妇而侄娣往媵。以今观之，犯礼伤教甚矣。当时圣人不以为非，安于时制之常故尔。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是望于尧舜者，谓之不知时。”［16］（P819－820）这段论述意指婚姻关系和家庭形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更的，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远古时代的婚姻制度。古代思想家还认识到，国家刑政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鞅指出：“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②鲍敬言也认为“古者无君”，他具体描述道：“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这些记述“可能有稍许理想化的成分，但整个说来，还是反映了原始社会中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刑政法令的基本状况”［13］，符合唯物史观对原始社会的看法。那么，国家又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产生的呢？《商君书·画策》指出：“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标志国家的出现。柳宗元认为，人类在从自然“假物以为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发生争执，“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柳宗元：《封建论》）。这种解释近似于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虽未真正洞悉国家产生的本质原因，但柳宗元揭示出国家刑政使人“痛之而后畏”的暴力特征，则应属有识之见。更为深刻地解释国家起源的则应属鲍敬言。他认为：“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的本质。
（四）关于义、利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自从孟轲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非功利主义观点以来，每为有识之士所非议。北宋李觏在引用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话后，接着说，“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兄弟婚媾，非财不亲”；“凶荒札瘥，非财不恤”。因此，他认为，儒者“贵义而贱利”之论，完全错误，“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17］（P133）南宋永康、永嘉学派对于程朱理学家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空谈道德性命的论调，给予有力驳斥，深刻阐述道德和功利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陈亮认为，道德节义不是空洞的条文，它要表现为事功，要和事功结合起来，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18］（P393）。他还以极大的魄力提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18］（P363）叶适也明确指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不应离开功利侈谈道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才称得上是“道义光明”。宋儒“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19］（P324）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目睹道学非功利主义所带来的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更加强调道德和功利的统一。黄宗羲说：“事功节义，理无二致。”（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李颙说：“道不虚谈，学贵实效。”（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颜元曾理直气壮地质疑道：“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教及门第十四》）他还断言：“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因此，应把董仲舒那句迂阔的话改作“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书正误》卷1）重视功利，讲究义利统一，这是中国古代“经世致用”学者的共同特点，是进步思想家的优良传统。（五）对封建迷信和有神论产生根源的认识古代思想家对封建迷信、有神论产生的根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荀况指出：“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荀子·解蔽》）人在精神恍惚、疑虑重重时，就会以无为有，以有为无，形成鬼神观念。韩非指出：“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韩非子·解老》）他认为鬼神观念的产生与人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状态有关。对于天命观念的产生，墨子正确地指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墨子·非命下》）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天命观念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柳宗元也认识到：“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柳宗元：《断刑论下》）一切神学、迷信的东西，都是用来愚弄痴迷愚钝、无知之人的。他还认为，统治者宣传有神论，或宣传无神论，是政治清明与不清明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柳宗元：《时令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柳宗元：《非国语·神降于莘》）有道者就“力足”，就会坚持无神论；无道者就“力不足”，必然鼓吹有神论。对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刘禹锡的分析更为系统深刻，达到古代无神论的最高水平，至今也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有神论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不足，二是社会生活的不公正和不安定。他以泛舟行船为例，泛舟溪水，快慢缓急尽在人的掌握之中，即使偶有事故发生，人也不会抱怨天，“理明故也”；航行大海，风急浪高，不确定的因素很多，随时可能出现危险，行船的人没有不仰望于天的，“理昧故也”。刘禹锡以此强调有神论的产生，有其认识上的根源。他还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法大行”，人们能够安定地生活，就不会相信有神论；如果“法小弛”，是非有些不清，赏罚有些不明，人们就不免产生各种有神论、天命论的观念，如果“法大弛”，是非颠倒，赏罚易位，有神论必然大行其道。（刘禹锡：《天论》）因此，必须从法制、伦理建设入手，才能根本解决有神论的问题。
三、唯物史观社会动力论方面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动力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比较深刻的有关历史变通演进的观点，并在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一）关于历史变通演进的观点
商鞅提出“三世”（上世、中世和下世）的历史阶段说，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他以社会历史的变通演进为依据，论证变法革新的必要性，指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韩非直接吸收商鞅的观点，从历史的变通演进观点出发，论证“因时变法”的重要性，认为有识之士当“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讥讽那些主张复古倒退、恪守“先王之法”的俗儒，就像守株待兔者一样不识时务，荒唐可笑！（《韩非子·五蠹》）当然，商、韩对“三世”的划分和界说并不科学，但他们以此说明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则不失其为正确。商鞅、韩非有关历史变通演进的观点，被后世的思想家继承和发挥。《淮南子·氾论训》指出：“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桑弘羊也指出：“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反对“随古不革，袭故不改”的泥古倾向。（桓宽：《盐铁论·遵道第二十三》）这些都体现一个共同思想，即用历史变通演进的眼光看待事物，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停顿僵化、复古倒退。这种思想形成中国古代一种优良传统，在历次改革的思想家中每每可见。历史变通演进的思想，到明清时期的王廷相、王夫之和章学诚，更具理论形态。王廷相指出：“道无定在，故圣人因时。尧、舜以禅授，汤、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继序……尧、舜之事，有羲、轩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尧、舜未能行者。”［16］（P763）王夫之指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12章）章学诚认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理，适行于古代的未必适行于当今，适行于当今的未必适行于来日，“道”既非天生之物，也不是由圣人创造的，而是伴随人类的发展，一步步形成，并被发现、总结出来的。因此，要因时制宜，因事作则，绝不能将历史上某一个特定时期的道理，看成永恒不变、万古长存的原则。这种观点既暗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又包含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二）关于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
东汉仲长统指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盘剥，“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乃是“祸乱并起”的缘由。（仲长统：《昌言上·理乱篇》）鲍敬言把封建君主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系，比作鹰和鸟、獭和鱼的关系：“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人民群众遭受百般压榨，以致“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乱，其可得乎？”（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元代邓牧也指出：“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邓牧：《伯牙琴·吏道》）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罪责完全在统治阶级一边。明代王廷相更是把矛头直指封建帝王，指出封建帝王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他说：“人君侈费无度，常赋不充，必至加敛暴征，则民之蓄积耗而生计微，生计微则家贫无所恋爱矣。以无所恋爱之心，加之以贪官狡吏之摧楚，其不舍其邑里耕桑而去者几希矣！去则流离失业，困极为盗，势所必至，此黄巾红巾之患所由起也。”［16］（P841）戴震也认为，统治者“多凉德而善欺背”，“行暴虐而竞强用力”，造成人民的怨恨，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他断言：“乱之本，鲜不成于上。”（戴震：《原善下》）当然，像王廷相、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更不可能有封建统治的观念，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原因的分析却在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呼声。
四、唯物史观社会主体论方面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社会主体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在两个方面有着深刻创见：一是民本或重民思想，包括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二是关于时势造英雄的观点。
（一）民本或重民思想
首先，民本或重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优秀传统。［20］在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中就出现诸多命题，如“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①，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某种对人民群众的重视和尊重。后来慎到更明确指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荀子也提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孟子则提出一个流传千年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后世思想家中，类似的民本或重民思想不绝如缕，如：“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孟子》）“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14］（P497）“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21］（P44）其次，有些思想家对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如《管子·揆度》有言：“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在自然经济中，离开劳动人民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社会根本不能维持。北宋沈括断言：“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沈括：《长兴集·上欧阳参政书》）这种观点与所谓圣人创造万物、发明一切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形成鲜明对照。明代宋应星也认为，“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意指离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集体智慧，就没有“聪明博物者”的出现。最后，有些思想家对劳动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荀况总结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经验，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一“载舟覆舟”的深刻总结，为后世许多头脑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所记取。思想家在重视民心向背、敬民畏民、顺天应人的基础上，更鼓吹“革命合理”的思想：“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哉！”（《易传·彖传下·革》）
（二）关于时势造英雄的观点
荀况认为，杰出人物是从艰巨的事业中磨练出来的，也是在艰巨的事业中识别出来的，“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荀子·大略》）。汉初东方朔认为，像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苏秦、张仪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末期纵横天下，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史记·滑稽列传》）假如苏秦、张仪不是生当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而是生在社会安定时期，像他们这样的才能就无处施展，也无从锻炼，恐怕连个管理图书档案的小吏也当不上，更不用说身居卿大夫的高位了。《淮南子》认为，社会治乱“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淮南子·俶真训》）。清代思想家魏源也持类似的主张：“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乘，可以试智。”［21］（P54）东方朔、魏源等人的这些看法，相较于认为个别英雄豪杰可以使天地变色，可以使历史改观的英雄史观，无疑是进步正确的。
五、结语
史论论文范文6
历史故事类课文，由于离我们比较久远，学生一般很难理解。因此在学习此类文本时可以先让学生理清故事的叙述顺序，理清线索和脉络以及事件发生的前因和后果。这样就会在学生的头脑中对整个故事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在读和思考中渐入佳境，为理解整篇课文和人物的性格特点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比如：在教学《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时，为了让学生理清课文的脉络，刚接触课文时可以在学生阅读之前设计这样几个问题：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司马迁有什么遭遇；司马迁如何发愤写作；结果如何。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阅读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可以默读，可以放声朗读。教师巡视并提醒学生不动笔不读书。一定时间之后再组织学生讨论。讨论时注意抓住关键词，如“发愤”等，讨论的内容应包括故事情节，人物的性格及其成长过程等。学生很快就会发现课文其实是包含场景即：少年受染、临终嘱托、受辱发愤和坚持写成。它们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由于阅读到位，学生在品读过程中把握了故事的情节和线索，了解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触类旁通，读出古今间联系
历史故事题材永远是小学语文内容的重要主题。编写历史故事主题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从历史故事中汲取智慧，而历史上的人物或故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此互相贯通。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可以是人物性格，也可以是历史背景，甚至是在遣词造句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在学习时应鼓励学生对不同课文比较，体验人物情感历程，走进历史拉近距离。比如：在教学《推敲》一文时，就可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来引导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把诗句中的“绿”字进行替换，还可以给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鼓励他们再推敲，寻找一个自己认为最为恰当的字，并说出理由。教师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提问，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答案。有的说换成如“醒”，因为岸边的花草树木当就像人一样，被春风唤醒了。也有的认为可以换成“俏”，因为春天美丽动人。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绿”字更好。通过这样的触类旁通，从字词的品读中让学生读出了文字内涵。
三、博识多通，读出故事的背景
我们知道，任何的历史故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在教学中将故事或人物放在指定历史背景中，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文本中的人物和故事，提高课堂效率，完成教学目标。在探究的过程中，让学生敢想、敢说、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想法。从而更加丰富自己的认识。例如：在教学《李时珍夜宿古寺》时，可以先向学生介绍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相关资料及历史背景，让学生具体感受一代医圣李时珍的出类拔萃。如李时珍为了向群众普及医药知识，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翻山越岭，咀嚼药草，历经千辛万苦才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甚至这本书还影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了营造这种历史气氛，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让图文并茂的故事展现在学生面前。也可以截取李时珍电影中的视频播放，以此来点燃学生心中的激情。这样就让学生对李时珍的了解更多更加全面，丰富学生的知识。从而更加准确的理解李时珍，理解历史故事的用意，也从中品读出历史故事的内涵。四、融会贯通，读出人物的形象小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历史故事一般都以鲜明的人物形象为题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小学生年龄小，鲜活的人物形象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学习过程中应以品读人物的形象为主，要抓住关键的词语和句子及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行分析。例如：在教学《完璧归赵》时，文中的廉颇和蔺相如性格迥异，初学时学生大多喜欢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但当教师引领学生了解了历史的背景以及故事的前后关联之后，学生的观点渐渐地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一边倒的现象，不少同学又开始喜欢廉颇这个人物了。随着品读的深入，这两个人物的形象都获得了同学们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