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简介范文1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基本史实，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唐朝的历史奠定基础。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对唐太宗和武则天进行简单的评价，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二帝的开明思想及其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从中体会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一定推动作用。
教材分析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本课的重点是“贞观之治”。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盛世。唐太宗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贞观之治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本课的难点是：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对于初中学，他们评价一个人物，往往会带有感彩，从“好”或“坏”出发，而不能客观地分析，这就需要教师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
教学过程
导入：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然后思考“为什么如此繁盛的隋朝很快就灭亡了”，使学生理解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在农民起义过程中，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一、唐朝的建立(略讲)
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618年攻占长安，建立唐朝。
时间：618年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都城：长安
出示《唐朝疆域图》，强调唐朝长安城的位置。
二、贞观之治
出示材料：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又谓曰：“汝(指太子李治)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学生讨论这段话的含义及从中可以得到的结论：由于唐太宗对君民关系认识较为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贞观年间，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就是依据这一思想而制定的。
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归纳唐太宗采取的主要措施(突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三个人物，也可以让学生讲述有关魏征的小故事，加深印象，增强趣味性。)
1、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2、注重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3、崇尚节俭;
4、任用贤才、虚心纳谏。
唐太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出现繁荣景象，国力逐步强盛。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三、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强调)
展示武则天画像，边引导学生看图，边简介武则天经历。
重点介绍武则天的统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最后，引用郭沫若对其统治评价的话：“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简介范文2
关键词：古佚书钞；武术史料；介绍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G8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9-1269-04
《大理古佚书钞》据称是本汇编了三部明人笔记文集的古佚书，其中记有许多关于古代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文化资料。这三部古佚书的书名分别是《三迤随笔》、《淮城夜语》和《叶榆稗史》，其成书年代，据说约为明永乐至嘉靖年间。《大理古佚书钞》（以下简称《书钞》）一书的书名是编者大理州文联拟定的，该书已于2002年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钞》的内容均系“不拘类别，有闻必录，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式的笔记杂录，所涉及的面相当庞杂。其中既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侯南征、天宝战争、建文隐滇等，也展现了古代大理地区的民俗风情及，还收录了不少的民间故事、民谣俚语和文人诗词。令武术史研究者值得注意的是，《书钞》的三部古佚书中记有大量的武术史料，其内容之多，其记载之具体，在一般的明人笔记中是极为少见的，不少内容事关目前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大理地区的武术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但是，据三部佚书的持有者介绍，笔记原本被毁于“”，现在所见，已是当代人的转抄本，根本无法进行常规性的版本鉴定。因此，其内容的可靠性有多大，价值有多高，有学者认为“其史料价值是无庸置疑”，也有学者称其是“材料零乱，真伪杂糅”。诚如李映德先生在为《书钞》所写的“序”中所写的那样：“只有依赖于出版之后，广大学者专家来研究和评说”。［1］以下，分别就三部笔记中记录的有关武术史料作一简要介绍与评述。
1 《三迤随笔》中的武术史料及评述
《三迤随笔》的著者李浩，原是明洪武时沐英的部属，后来落籍于大理。据李浩的“自跋”所称，《三迤随笔》乃他“闲暇静观蒙段诸史”的心得随笔。其记录的武术史料，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记载了古代大理的武坛打擂。其《蒙氏演武场》条云：大理三月中，有朝观音、踏歌及易物的民俗风习，及大理国立，以每年三月十六日起，“为武坛打擂，擂主为头年武擂之魁。打擂者，上至皇室子弟、僧侣，下至庶民。宋室逃亡三迤者，皆可争夺，胜者为主。擂期三日，擂台每年取武士六人，授以武职，用于军。至段氏降元，元废旧制而开科设武举，仿汉制。”［2］另外，《张寸平除蟒事》条也记一位名叫张寸平者于五月“海会”上竞武于海坪，“以骑射第一”，受赐功勋腰带，后曾为民除巨蟒。［3］
二是介绍当年大理无为寺武僧的习武活动。 无为寺乃大理的“护国禅寺”、“武中道场”。其《秉义皇帝段素隆出家始末》条中记大理第八代王段素隆（秉义帝）事云：“秉义崇武，尚刀剑，于无为寺龙苑南，辟崇武堂，编罗汉兵八百皆受比丘戒。秉义法号梵通，无为寺第九代传灯大法师，终年八十四。”［4］关
于八百罗汉兵事，在“圆赞头陀”条中也有提及，“因（圆）赞击技超群，而聘为武师，传技八百罗汉兵。叶榆诸官皆以子弟投其门下。”［5］有关无为寺武僧的记载，还有如所记号称“膂力国中第一”的高智升，“幼拜无为寺莲座长老为师，精枪法，善骑射，智慧超群。家传铁鞭，为陨铁打就，重百斤……世称高家鞭。”［6］
三是有关张三丰的武术资料。三丰资料在《三迤随笔》主要见于两处。一处见《蒙古人崇道》条，其曰：“至元末，武当玄素等入南中，居点苍斜阳，授以阴阳周易。以内丹之说，外气巧运循环始复而授人。”［7］另一处见《沈万三秀戍德胜驿》条中：“万三时年六十余，崇道，通奇门。洪武二十六年，张三丰玄素道长知万三寓德胜驿，而云游龙关，至驿馆与万三会……盖三丰道人本万三师……三丰精周天太极，万三亦然。剑技之精，前无古人。余素好武，得其传三百八十四剑罡步，久练而轻身。”［8］
对于前两类所记是否为古代大理武术信史，因本人学识有限及缺乏其他佐证，不好遽言，但明显存在“真伪杂糅”问题；后者所谓的张三丰云云，则存疑更大。众所周知，《三迤随笔》的“三迤”，乃迤东、迤西和迤南的合称。然，明时仅有迤东、迤西两名，至清代乾隆，才从迤东中分出迤东、迤南两道。试想，作者既为明初人物，其笔记如何能名清代才有的“三迤”？因此，其托古所为跃然纸上，作者断非明初人物。至于《蒙氏演武场》中所言“元废旧制而开科设武举”，更是有违史实之说，因为元代一朝未设武举。《续文献通考》云：“元代不设武举，专事承袭”。［9］其所言“元废旧制而开科设武举”，实不知从何说起。
至于张三丰的两处资料，不是中国武术史料上的重大突破，便是巷间委谈的齐东野语，本人倾向后者。撇开所谓 “三丰道人本万三师”之类的传闻故事不谈，仅就把张三丰名号记作“玄素”一事，足见其谬。［10］历史上张三丰的名号，相当繁杂，有“君宝”、“君实”、“全一”、“玄玄”等，但鲜见“玄素”之名。张三丰与武当武术，可谓是中国古代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三丰擅武，始见明末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铭文中宗羲在言及其儿子黄百家所习内家拳之脉络时曾言：该拳“起于宋之张三峰（丰）……三峰（丰）之术，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11］然早于宗羲七十多年的万历大臣沈一贯在其《搏者张松溪传》一文所记内家拳中，根本未提到张三丰，［12］也就是说三丰擅武也不过为明末清初故事。依此，如何在“明初”的笔记中就有“三丰精周天太极”、“剑技之精，前无古人”云云，还有什么“三百八十四剑罡步”，能“久练而轻身”。有关张三丰武术之事下文还将论及。
2 《淮城夜语》中的武术史料及评述
《淮城夜语》的著者李以恒。据《书钞》持有者在“附记”中介绍，李以恒字静瑛，自号玉笛山人，是李浩的六世孙。书名“淮城”，是因淮城为大理下关的古城名。三份笔记中，《淮城夜语》所记武术史料最为丰富，其内容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有关古代大理无为寺武术活动的详细记载。该书《龙宫铁券》条云，大理国文武皇帝段思平之子段思英少年“烦于习文（而）尚武”，后出家“为宏修大法师，出行全副鸾驾，主持无为寺，见无为寺为护国禅寺。宏修善武，辟演武场。皇室子弟均到寺中习武三载，执黄龙剑，佐国辅君”，著有《黄龙金戈剑道》二十四卷。［13］另一《秉义和尚》条中则依《三迤随笔》所言，“秉义（段素隆）精武，选八百罗汉精兵为罗汉军，辟无为寺为传武圣地”。所异者，《三迤随笔》称秉义为大理第八代王，而本文中则记他为“大理国第九帝王”。［14］有关无为寺的武术情况还散见于《僧达智》等诸条。如《僧达智》条记僧达：“九岁出家无为寺，为无依禅师第一高徒。无依武功盖世……无为寺自南诏以来，为习武重地，精于刀剑、戈戟、棍棒”。［15］又如，《林劈佛》条中记，明成化十二年，云南宪副林俊“上无为寺毁佛，寺僧与其争。林俊怒，焚翠花楼。寺僧怒杀林俊。碎林尸及杀绝林俊随从六十二人……众僧守口，秘不外传。官府无奈，不了了之。后人称林俊为林劈佛，作恶有报，终为无为寺武僧所除，报应不爽。”［16］《铁雨可铸剑》条云：无为寺“寺有《剑谱》二卷，剑法二十五套，各有剑诀”。［17］
二是有关张三丰的武术情况更为具体。《淮城夜语》中记载张三丰的材料不少，而多与建文帝事迹有关，末有《张三丰入滇记略》一文，铺陈其事。其中《张玄素入点苍》条，对张三丰的简况和武术情况作了远比《三迤随笔》详尽的描述，引人注目，值得作深入研究：
“张玄素，辽东懿州人，生于元初，乳名全一。元初人，取名通。才智超群，博学经史，过目不忘。入仕，淡功名，喜清闲林下。先生身材高大，龟形鹤骨，大耳方颐， 青髯如戟。初拜碧落宫白云长老为师，悟修身之。后遇全真道士邱处机，传吐纳而悟。辞家远游，学道于火龙真人，得延年术。后至宝鸡金台山，精研道学，号三丰道人。道成游天下，至武当，结蓬于玉虚台，精研太极，创武学，自成一家。以阴柔阳刚、刚柔两仪四象而创太极三功，即内丹太极剑三百八十四招，太极两仪拳三百八十四拳，阴阳太极掌……建文出走入云南，玄素派弟子与点苍段氏、杨氏、张氏子女，西平侯沫氏女共暗辅之。与应文（建文帝释号）常游中原，历二十八年。玄素行踪如风似云，寿二百余，依然童颜不改。食则斗米，荤素兼食，无口戒。闭关可十月滴水不沾，不进饮食。出室则远游，归则讲道传教。著经立说，写《宝忏经》五部，皆度世论述。诗集《无根树》五百余，皆炼丹度世。常与沈万三及女线阳居士、杨黼同游……成化年羽化，其遗物遗稿存于灵鹫观杨元鼎、郑元春处。余多次游灵鹫观，于其五代传人守铨处观诸诗稿，抄诗百而是首。守铨示一木盒，藏武经四卷。余家虽世代千户，贯使长械。守铨与余挚交，授余拳术形柔态美，气布全身，一旦遇敌，拳力暴发，排山倒海。余劝守铨传余侄。铨曰：‘祖师有言，武经只传一脉。除非本门当家弟子全传，不传外人。’祖师另一留言：‘不许力碑立传，以免暗保建文事露，患杀身灾祸。’”［18］
三是出现了“少林南宗”和“少林南支功法”之说。据《僧达智》条中记，一位名叫无依禅师的人乃是无为寺当家和尚，收达智与达果二人为弟子，“无依武功盖世，为少林南宗传人。云游天下，见无为寺地灵钟秀，卧虎藏龙……无依轻功、罗汉刀、奇门拳功夫独到，惟达智得袭南中历代功夫，及无依所传少林南支功法集于一身者，达果次之，后圆寂于洪武十八年。”［19］
四是出现了“武术”一词及各类武技名称。《僧普照》条记僧普照“幼年出家佛国寺，拜了尘大禅师，受比丘戒。元至正年中，入鸡足山谒师伯了劫。了劫精诸武术，尚剑术，密传之十二门剑法，精绝。”［20］至于各类武术的技艺名称，《淮城夜语》中可谓是相当丰富，除上面提到的“太极三功”、“内丹太极剑”、“太极两仪拳”、“阴阳太极掌”及“罗汉刀”、“奇门拳”外，还有如《药王杜清源》条中提及的“醉仙剑”，文中称杜清源善饮，醉则酣睡，“醒则舞剑，如游龙蜿蜒，曰‘醉仙剑’，为段家世传剑法”，还能以剑点人穴位，曾有言云：“学医必通人体诸穴，通则必准。体穴道，生死一丝间……习武亦如是，精晓人体诸穴，点穴，小技也。万事一理，久练则精”；［21］《高大鼻子》条中所言的“白鹤剑法”，据说有“剑法七十二式”，其剑“如游龙缠身，忽软如棉，忽重如压顶泰山，轻重忽缓井然有序”；［22］《德胜驿布政分司鬼》条中记载的“弥陀寺有河南少林寺僧昙净”所习练的“二十四棍齐眉棍法”和“心意门拳”；［23］以及《吴启龙》条中言及的“岳王枪法”［24］和《点苍十八郎》条中所说的“童子功”等。［25］
另外，在《吴启龙》等条中，还记述了一般明代史料中极少见到的“镖局”：“吴启龙，江南人。其父为京官，靖难为永乐诛。启龙随建文入滇，落草于梁王山……一日，闻德荣镖局镖头何德荣押官银两万两入燕京”。［26］
关于第一部分所记古代大理无为寺武术活动情况，同样由于学识和材料所限的原因，难以作具体的分析，只是记载中提到的“武僧”一词，可以得到明代其他史料的佐证。如现存的少林寺塔林中有一明正德年间的“三奇友公和尚塔”，其塔铭曰：“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布政边（境）御封都提调总兵统云南烈兵扣官赏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另一块万历二十三年的《钦差督理粮储带管分守河南道左参政房批示碑》同样记曰：“刘贼、王堂及倭寇并师尚诏等倡乱，本寺武僧屡经调遣，奋勇杀贼，多着死功。”但有的地方也存在前后不一的话。如《三迤随笔》记段素隆为大理第八代王，而《淮城夜语》中则称其为“大理国第九帝王”。孰是孰非，有待识者正之。
对于张三丰的记载，其内容基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张氏生平事迹的简况，另一部分是对其武术情况的介绍。明代以降，有关三丰事迹种种，散见于官私著述。《淮城夜语》对其简况的描述及用语，基本不出王圻的《三才图会》、任自垣的《大岳太和山志》或《明史・方伎传》等范围。如《三才图会》云：“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君实，字玄玄……龟形鹤骨，大耳圆目，身长七尺，须髯如戟……元末，居宝鸡金台观。”［27］所异者，一般材料中均记张晚年至武当，而《书钞》诸文称其入滇。至于称三丰精研太极，创太极三功（即所谓内丹太极剑、太极两仪拳、阴阳太极掌），自成一家及五代传人所演练的拳技风格是“形柔态美，气布全身，一旦遇敌，拳力暴发”，应是目前所见到的对张三丰武技最为细致的记述，文中旨意，显然是力主张三丰创太极拳说。问题是，太极拳之名，直至清代才出现，而张三丰所创，即便依黄宗羲说，也为“内家拳”。通览黄百家的《内家拳法》，其技法与太极拳有极大差异，更不用说什么“内丹太极剑、太极两仪拳、阴阳太极掌”云云了。对此，当年徐哲东先生有关太极拳研究的一段话说得极为剀切：“考订之学，尤重取证，取证不确，自难征信。唯武术之史实，载籍罕记，十口相传，或不能及远，或故为依托，自炫神奇，是以虽有取证之资，犹必参验稽决，而后能定其是非，此所以为尤难也。”［28］
“少林南宗”和“少林南支功法”，实际即是近代以来武术界一直纷纭的南少林问题。据本人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认为，南少林不是一个具有确切地址的实指寺院，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武术文化与会党文化长期共同氤氲催生的一个文化概念。2005年3月，本人在福建东山进行学术考察时得到了一份嘉庆十五年的抄件，抄件名称为“正源”。抄件中记唐懿宗咸通六年（865）由智广上人开建的福建仙游九座山太平禅院有“南少林之誉”， 从资料记述的内容看，九座寺的 “南少林”也仅限禅宗戒法，并无任何武术意味。而到明成化年间，与太平禅院有法脉关系的苦菜寺则出现了“戒律精严，文武同修”景况，《正源》里赞其“宗风丕振，二百余众，兴少室而条（叶）昌。”很清楚，斯时的少林名声已由北向南，远远超越了本身的地缘界限，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文化符号。本人的这一推断并非无稽放言，而可得到碑刻材料的佐证。福建东山县博物馆现存有一碑，无碑名，碑额书有“皇明”两篆字，因年久风化严重，其中大部分字已难以卒读。通过对拓片的逐字辨认，大致明了碑文主要记述了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时张氏族人与民众垒筑抗击之事。碑文写于“嘉靖癸亥岁（1563）正月吉旦”，而文末的撰文者则赫然题曰“南少林时众”。查阅明代东山县有关寺观记载，并没有一座名叫“南少林”的寺院。嘉靖碑文中出现“南少林”，透显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南少林”已成为当时当地颇具影响的社会记忆。［29］《淮城夜语》记的“少林南宗”和“少林南支功法”在内容上属武术范畴，虽然所记人物未必史实，但对我们了解、把握“南少林”一词的文化指向，无疑具有难得的参考价值。
古代文献中的“武术”，常常用来指称军事，如人们常引的“偃闭武术，阐扬文令”。作为一个属于体育文化范畴、并包含多种价值功能的专用技艺名称，长期来或记作“技击”，或通称“武艺”，有时又写成“技勇”等。历史上“武术”一词到底始于何时，武术学界有过讨论，一般认为大概在清末。［30］最近有人曾撰文说在明代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已有“自幼好武术”的记载，然仔细翻检《闲情偶寄》全书，未见此语，当是鲁鱼讹传所致。因此，如抄本的年代可靠，《淮城夜语》中提及的“武术”其意义当然自不待言。但与《三迤随笔》一样，本人从诸多内容上对《淮城夜语》的抄本年代抱有疑义，如有关上文分析的张三丰创“太极三功”问题，如有关文中提到的种种武技问题。冠以各种名称的拳种技艺的大量涌现，是明代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仅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记有16家之多，而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和何良臣的《阵纪》中又略有不同。但是，《淮城夜语》所列举的诸多技艺名称，竟然与明戚继光诸人所记无一相合，实为怪事。如“心意门拳”及 “岳王枪法”名，都乃入清后才出现！另外，依文中所言，弥陀寺昙净原为河南嵩山少林寺僧。众所周知，早在元代，少林主持福裕曾模仿世俗宗族谱系方式，定下了少林七十字辈分的传承法脉。然而，在这至今绵延的七十字辈法脉中，根本无“昙”字辈。当然，历史上的少林僧名情况极为复杂。如有的少林寺僧未必完全按七十字辈以称，又如在当时“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文化认同下，［31］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真、假少林僧，［32］更使后人扑朔难辨。
3 《叶榆稗史》中的武术史料及评述
《叶榆稗史》的著者张继白，“叶榆”原为大理古地名。据《书钞》持有者在“附记”中介绍，张继白是大理太和人，生于元至正年间，生卒不详。据施立卓先生《书钞・前言》记，张继白与李浩“交情甚笃，结为姻亲”，《叶榆稗史》一书在明代曾由后人木刻百部问世。三份笔记中，《叶榆稗史》的内容量最少，故其记录的武术史料也较前两文少得多，主要的材料有两条：
1) 《沈线阳》条中记：“（沈）万三有女线阳，生而慧，双眉红痣。三岁游于市，遇中条玄女薛真阳，授以丹霞剑术，历十五载得绝技……艺成，师告身世，寻父于滇。时应文（即建文帝）潜隐浪穹，万三托女暗辅之。永乐五年，随应文出游。七年，应文于黔道遇胡滢率官兵追捕，线阳救之。”［33］
2) 《达果和尚》条中云：“达果，大理总管段隆四子。生悟，素食，九岁出家无为寺，拜师智能大主持。智能，天台僧，游方至榆……一夕，于段府演剑法，如雪花缠身。留焉，拜大主持……（达果）十五岁，书画、技击冠南中……演玄武剑法，势如游龙翻江，腾跳如仙猴……每月逢五，必至峰顶炼气，声如洪钟，举五百斤石狮而形色如故，奇人矣。”［34］
《沈线阳》事迹，类前人笔记中常见的武侠小说家言，不足为信；达果之事，在《淮城夜语・僧达智》条中已有所提及，只是该文中称达果乃拜“少林南宗传人”无依禅师为师，习练少林南支功夫，而《叶榆稗史》该为是“拜师智能”，习演“玄武剑法”，何者属实？恐怕只有作者自知了。还有，两文所言及的“丹霞剑法”与“玄武剑法”之类武技名，均为明代史料所鲜见。前者之称，或许因习练及传授者都为女性有关；而后者或由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中说的张三峰（丰）“夜梦元（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故事演绎而来。通观中国武术史料，这类剑法名只有在古代武术文化极为成熟时方能出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书钞》三份笔记所记述的武术史料是相当丰富的，但就其内容分析，有些内容自有可贵价值，但也有不少地方不由人疑窦重重，难作信史。缀辑琐语、叙述杂事、记录异闻是古记小说的特点。因此，这需要我们在具体引用这类材料时一方面应善于甄别，去伪存真；同时也应看到，尽管许多杂事异闻缺乏严格的历史逻辑，只是编创者构拟的一个象征系统，但它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也必然观照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故而，我们应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种佐证材料，方能去挖掘这类史料的内在价值，把握住那些看似杂乱荒诞内容背后的真实文化指向！
参考文献：
［1］ 大理古佚书钞・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2］ 《大理古佚书钞》第92页.
［3］ 《大理古佚书钞》第71-72页.
［4］ 大理古佚书钞》第101页.
［5］ 大理古佚书钞》第136页。按：叶榆，古县名，治所在今云南大理北.
［6］ 《大理古佚书钞》第106.
［7］ 《大理古佚书钞》第172.
［8］ 《大理古佚书钞》第198-199.
［9］ 《钦定续文献通考・选举考》，引自《四库全书》文渊阁版.
［10］ 按：点校者将《蒙古人崇道》中的“武当玄素”间用顿号“、”断开，语义显然不通。因此，《沈万三秀戍德胜驿》中的“张三丰玄素道长”也应连读，不当断开，且《淮城夜语》中亦多处提到“玄素”，均指张三丰.
［11］ 引自《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2］ 沈一贯.喙鸣文集(卷19)，引自《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3］ 《大理古佚书钞》第286-287页.
［14］ 《大理古佚书钞》第289，303-304页.
［15］ 《大理古佚书钞》第219页.
［16］ 《大理古佚书钞》第349页。按：原文对“剑法”用书名号，依其义当为引号.
［17］ 《大理古佚书钞》第322-323页.
［18］ 《大理古佚书钞》第303-304页.
［19］ 《大理古佚书钞》第305，332-333页.
［20］ 《大理古佚书钞》第402，422-423页.
［21］ 《大理古佚书钞》第435页.
［22］ 《大理古佚书钞》第401页.
［23］ 《三才图会》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4］ 徐哲东.太极拳考信录［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25］ 周伟良.武术文化与会党文化语境中的福建南少林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6).
［26］ 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
［27］ 郑若曾.江南经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
武则天简介范文3
“顾炎武思想”是我校校本课程，下面笔者就试从“行己有耻”所包含的几个主要方面谈谈这一思想对高中语文教学以及提高学生道德修养的指导意义。
一、从爱国主义原则观文人的爱国情怀
亭林先生在《日知录・廉耻》中说：“吾观三代以下，世道衰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在顾炎武看来，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原则是生而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汉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时代，对异族统治者阉然献媚，是堕落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底线以下了。
我在讲解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时问学生：文天祥为什么不愿投降元朝，而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回到宋朝呢？他这样做是否值得？一个学生回答得非常好：这是文天祥爱国情操的表现。文章中写道“生无以救国，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他在《正气歌》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见文天祥高尚的爱国情怀。
二、从决不同流合污的原则观文人的“耿介”品格
顾炎武在《菰中随笔》中说：“尊所闻，行所知，好古不为空虚之学;言必信，行必果，立身不为乡愿之人。”他把“立身不为乡愿之人”看作是对“行己有耻”的注释或同义语。由此可见，顾炎武把决不与腐败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的原则看作做人的基本原则。
我在教授《渔父》这篇课文时设计了一个讨论环节：屈原和渔父对待事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你更喜欢哪一种？请简述理由。同学们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我和学生们一起明确：渔父的观点“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f其r？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他建议屈原走一条和光同尘、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这样的人貌似忠厚实际，实则没有一点道德原则，只知道媚俗趋时，随波逐流。屈原说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态度，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人。他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他的“耿介”品格。
三、从决不枉道事人的原则观文人的方正气节
所谓“枉道事人”，是指放弃自己的良知、信念和操守去侍奉权势者，以实现其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顾炎武认为，这也是一种的行为。亭林先生在《日知录・古者不为臣不见》中说：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推。”要真正做到“行己有耻”，就必须坚持决不枉道事人的原则，“上交不谄”，“上弗援，下弗推”，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良知、信念和操守。
我在教授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时，首先向学生介绍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此诗作于李白出翰林之后。唐玄宗天宝三年，李白在长安受到权贵的排挤，他在长安仅住了一年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他那由布衣而卿相的梦幻从此破灭。天宝四年，李白将由东鲁南游吴越，写了这首描绘梦中游历天姥山的诗，留给在东鲁的朋友，所以也题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然后介绍诗的创作特点，作者发挥奇异丰富的想象，用生花妙笔写出了“入梦――梦中――梦醒”的过程，着意奇特，构思精密，意境雄伟。感慨深沉激烈，变化惝恍莫测于虚无飘渺的描述中。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最后却愤愤然加添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寓居长安的郁闷之气。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试问在封建社会，敢于这样说、敢于这样做的能有几人？李白说了，也做了，这是他异乎常人的伟大之处，体现了他决不枉道事人的方正气节。
亭林先生所提出的“行己有耻”的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厚，能够和高中语文教学做到有机巧妙的契合，并能培养学生爱国的情怀，正直的气节和自律的精神，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在道德标准不断弱化的今天，不少人在内心深处缺少“行己有耻”这样一个道德警戒线。因此，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学习顾炎武思想，对重塑民族精神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武则天简介范文4
下面列举一些比较真实的丧失小说及其介绍：
1、《末日猎杀者》。作者:黑天魔神。作品简介：主要讲述了一个游走在末世的猎杀者变为丧尸的故事。
2、《星尘武装》。作者：中土。作品简介：从无魔、到洪荒，星尘改变了自然法则、世间万物的真实丧尸故事。
3、《孤城的死斗》。作者：鲁南民兵。作品简介：一颗陨石坠入了南极,各国蜂拥而至,将陨石样品带回研究,然而试验中出现了意外,不明病毒开始扩散导致形成丧失的故事。
（来源：文章屋网 ）
武则天简介范文5
(一)种植栽培方面《协大农报》上刊载的作物栽培方面的文章包括了水稻、小麦、番茄、马铃薯、茶树、柑橘、荔枝等多种类型,涉及育种、杂交、嫁接、病虫害防治等诸多方面。如第1卷第2期林成耀的《水稻杂交技术新法》一文推介了当时最新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由美国水稻育种家约当(N.E.Jodon)氏发明的“温汤去势法”。文章详细介绍了温汤去势法的发明根据、使用方法(包括操作工具、控制温度、工作时间、操作步骤、授粉时间等)和使用效果。该文作者认为温汤去势法可以完全消除剪颖去势的各种弊病,而且用具及方法都十分简便,可在田间进行,不必盆栽及温室等烦费之处理及设备,很适合在我国水稻种植方面大力实行。[9]张先大在第3卷第1期的《番茄枝接初步试验》中详细介绍了番茄的形状及价值。通过将番茄与蕃椒、马铃薯、鸡冠花、茄子嫁接试验,发现了以番茄枝嫁接于茄子上,不但能抗青枯病,而且能增加耐寒性;还能有效地利用不能栽培番茄却适合茄子生长的土壤。番茄接枝于茄子之上,可得硕大鲜红的果实,还可扩大栽培面积。[10]第3卷第2期陈肖柏的《草菇栽培谈》认为,草菇栽培容易,风味鲜美,成本低廉,获利丰厚。而福建省气候也适宜栽培草菇,可在农村推广种植。作者在文中从草菇的形态、生育状况、栽培方法、调制加工、留种这7个方面详加描述,对生产者具有实际指导作用。[11]还有诸如第1卷第4期蔡惠智的《普通农家可行之育种法》、第11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和李家慎《荔枝高压繁殖之新法》、第2卷第4期徐绍华的《甘蓝采种方法之研究》、第3卷第4期张东溪《肥料三要素试验及轮栽》、第4卷第1期陈时中译的《各种肥料对于热带及亚热带茶树成长之功用》、第2卷第2期罗清泽的《稻热病害防除之要领》、第9卷第1-2期合刊赵修复和陈庆诚的《福建两种小麦害虫及其天敌》、第3卷第2期林文训的《荔枝蛀虫生活史及其防除法之初步研究》、第11卷第3-4期合刊吴志强和李来荣的《粉剂防治米象之初步报告》等文章也对种植栽培做了多方向多角度的论述。
(二)加工管理方面《协大农报》还注重农业生产中涉及的贮藏加工、土壤改良、生产管理等方面前后期工作的文章:第2卷第1期朱雄的《柑桔采收贮藏包装的几种方法》认为,柑橘的腐烂,大部分是由果皮表面的伤痕,逐渐衍进,所以要减少这种腐烂,应当在果实的采收贮藏包装盒运输上特别注意。文章对这些环节都详细的分步骤注明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并配以示意图,使得读者更加直观。[12]而在第3卷第1期的《柑桔类之加工与利用》一文中,陈肖柏认为福建市国内是出产柑橘的重要地区,以往只重生产,不重加工利用,导致供求不能相应,盈亏未得调剂,暴敛天物。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对柑橘类的加工利用进行改进。文章从柑橘汁的制备、保鲜;金桔的罐藏;糖金桔的调制方法;柑橘类果皮的利用等方面对福建省所产各类柑橘的加工利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和推广。[13]第3卷第2期宋瞻骥的《米谷仓库之设计》则对战时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米谷仓库的设计进行详细的论述。从设计前的准备、基地的选择、设计的要求、仓库构造、建筑材料、附属建筑、建筑设备及经营的费用预算等方面按操作步骤一一写明,并举例详细演算,使读者一目了然各不同存量的米谷仓库设计的方式方法,具有可操作性。[14]第7卷第1期张天福的《九一八揉茶机之构造与用法》一文,作者认为,我国茶叶欲谋复兴,需要从产制运销各方面同时着手。就茶叶制造方面,尤其以揉捻的工艺不卫生与不合理,一直为国外人士所诟病。文章详细介绍了作者设计的简便手摇揉茶机———“九一八揉茶机”的构造和用法。该机经济耐用,简单便利,不但可以改变用脚揉捻的不卫生状况,又可以使茶叶卷紧,既美观又不至于流失茶汁,提高了茶叶品质,增加了销售价格,同时还能节省人力。[15]另外还有第4卷第1期宋瞻骥的《米谷仓库之构造及贮藏方法》、第8卷第1-2期合刊陈维和黄维垣的《酸度与稻谷贮藏品质之关系》、第4卷第4期林振骥的《施用石灰与土壤改良》、第5卷第2期林振骥和黄恬静的《肥料盐与水稻土壤之初步研究》、第11卷第1-2期合刊和第12卷第1-2期合刊河为廉的《改良福建土壤几种豆科作物的初步研究(I)(II)(III)》、第2卷第1期陈时中《李卤咸制造法》、第2卷第4期沈孝容《枇杷装罐试验》、第3卷第3期陈振铎的《福安社口茶园土壤之机械与化学分析(附:倾斜地茶园设计法与土壤管理法)》、第8卷第3-4期合刊翁绍耳的《代替法在农场管理上之应用》等等。
(三)森林畜牧方面《协大农报》登稿还包括了森林畜牧等农副业方面:第2卷第2期杨赐福的《简易造林涉及须知》强调了植树并非造林。整个造林工作涉及林地风土、树种选择、造林方法、林苗定植、后期管理等方面。文章从福建省造林须注意的树种、植树时期、造林地点、保护抚育、获益时间这几个问题详加论述。[16]第6卷第3-4期合刊林世泽的《植物蛋白质比率对于菜鸭生长之影响》一文认为饲料对于鸭有维持身体各部需要、促进生长、供给蛋的生产、长肥四个功用。文章通过对邵武当地就地取材且价格低廉的饲料进行试验,得到了对饲养鸭子有效又经济的饲料组合和成分(从经济和生长速率考虑15%蛋白质比率最优,),以方便农户选择。并用试验数据说明剥壳的小鸭比自然脱壳的小鸭死亡率高得多的事实劝诫农户。[17]还有第11卷第3-4期合刊李来荣等的《福建几种重要林木之天然繁殖》、第2卷第1期詹英贤的《邵武木本植物初步调查》、第9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等的《山松天然繁殖之观察》、第3卷第1期詹英贤的《武夷山林木种类之观察》、第1卷第1期林青的《邵武畜牧概况及其改进建议》、第3卷第1期江福堂的《邵武牛会之调查》等文章也是对此方面的论述。
(四)为所在地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协大原在福州办学,后因抗战迁往邵武,抗战胜利后复校福州。协大农学院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学校驻地附近农学的。相应地在《协大农报》上也体现了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的特点。在邵武办学期间,就对邵武以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种植、养殖、土壤、加工、经济、管理等有深入地研究:第1卷第1期林成耀的《邵武稻产情形及改进意见》认为邵武市闽北产稻的重要地区,每年出自给外还供应福州一带。尤其是抗战以来,更显重要。因此协大迁移到邵武之后,对其水稻生产情况更加重视。文章通过对邵武的调查和考察,概述了其稻产情形并提出改进意见。先介绍了邵武气候、人口、田地、农产品等农业概况,然后水稻的面积和产量、栽培状况、肥料、品种、运销情况通过调查数据一一分析,最后提出改进闽北稻产的意见———派员宣传冬耕;提倡绿肥及堆肥的施用;设立闽北水稻试验场等。[18]在第1卷第4期《邵武租佃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陈秀夔认为租佃问题是解决邵武农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考察了全县土地分配概况、作物面积分配概况、地权分配问题、田租缴纳问题、租佃契约等问题之后,作者提出解决邵武租佃问题的建议———扩张农贷与发展农村各型合作社组织,使农民渐次脱离高利贷剥削;由政府或农业金融机关贷与低利垦荒资本,使佃农直接脱离地主压迫,增加农村社会自耕农数目;由政府权力维持与提高自耕农在农田社会的地位;严厉取缔农村高利贷的而活动。[19]还有第2卷第1期徐绍华的《闽北之产梨》、第1卷第1期林青的《邵武畜牧概况及其改进建议》、第1卷第3期吴俊英的《邵武水稻害虫之调查》、第3卷第4期陈振铎的《邵武城区(第一区昭阳镇)土壤调查报告》、第3卷第1期冯国森的《邵武茶业现状及改进意见》、第4卷第2期余松烈的《邵武红茶制造初步试验》、第1卷第4期林成耀和陈时中的《邵武小麦播种期试验初步报告》、第2卷第4期翁绍耳的《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等文章。在协大回迁福州期间,《协大农报》对周边农业的相关研究也很详细,从土壤结构到作物栽培,从林木繁殖到果实收藏等都有涉及,如第10卷第3-4期合刊河为廉、李家慎和张利锬《福州蔬菜栽培之时间表》一文,根据多年种植国内外素材蔬菜品种的经验,结合福州当地的气温、雨量等气候信息,详细列表从扦插繁殖、播种最适当时期、可播种时期这几个方面说明了芋头、葱、洋葱、蒜头、竹笋、荸荠、甘蓝、油菜等数十种蔬菜在福州的栽培时间表。并根据生物气候法则,给出闽西、南、北各地的播种时间计算方法,具有相当的实践指导作用。[20]第12卷第1-2期合刊《福州养蜂植物之研究》一文的作者龚一飞和杨孙鎏为明了福州蜂业现状与发展希望,自1947-1950年间利用假期调查采集,发现福州养蜂植物共有141种,最主要的为芸苔、柑桔、荔枝、龙眼、橄榄、油茶、八叶五加等。福州南台岛主要养蜂植物的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各区间运转近便,为春夏蜂群繁殖采蜜之良所。夏末至冬,蜜粉源缺乏,宜行转地饲养。而南台岛养蜂场有集中凤岗乡的趋势,为避免过分集中,新蜂场宜另觅新址,如蜜源丰富且蜂群稀少的福州西南各地果区。文章还对福州五种主要蜂蜜进行分析,发现其还元糖含量在71.766-77.112%,色香味俱佳,提倡其外销。同时该文还详细绘图标注了南台岛蜜粉源的分布范围。[21]第10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和周祖英的《平潭风力冲刷土壤之初步研究与应采取控制值方法》则是分析了平潭土壤冲刷严重的原因并提出控制之法。针对土粒或沙粒因风力移动,可采用粗化表面土壤;放置障碍物;增加地面上未腐烂的有机物质这三种方法,其中种植树木最有效。针对水力冲刷,最佳方法是种植植物,除保持原有沙丘上生长的植物外,尤其要广种胡枝子、车轴草、苦绿豆、鸡眼草、铁扫帚等易于实行又花费不多的植物。[22]第9卷第3-4期合刊李家慎和李来荣德《福州鼓山附近土壤最高容水量与凋萎系数之测定》、第10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和李家慎的《福州鼓山附近四种土壤之物理性质》、第10卷第3-4期合刊河为廉和胡锡光的《福州魁岐马铃薯栽培报告》、第11卷第3-4期吴志强和李来荣德《福州鼓山油茶种子含油量之测定》、第3卷第3期陈时中译的《福州花茶》、第7卷第2期杨孙鎏的《福州柑橘贮藏试验报告》等文章也反映了这方面内容。协大农学院创办了自己的试验场,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成了实际的产品,直接为农户提供种子和农产品。《协大农报》在这方面积极宣传,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信息,比如:第3卷第3期《农学院消息数则》[23]中就公告大家,协大农学院与当年的七月一日成立农产品贩卖部。又如,在《协大农报》各期的广告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农学院为农户提供的各类果蔬的种子和成品罐头等信息。
武则天简介范文6
[关键词]茅元仪；《武备志》；军事
茅元仪是明末的军事家、文学家，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1594年，卒于1640年。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郁郁而死。茅元仪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1）茅元仪《武备志序》，华世出版社，1984年5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