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后言范文1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刘中霖
很多中年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年轻的时候不论生活还是工作，总是充满热情，而现在却越发懒惰，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这种惰性，往往会给身心带来不良影响。
心态惰性
不少人到了中年，会逐渐产生一种求稳怕变的心态，什么事都想维持现状。一旦遇到困难，往往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时常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此外，中年也是工作容易出现瓶颈的时候，一旦在事业上无法更上一层楼，心态会越加消极，以至于自甘平庸，碌碌无为。
解决方案：在工作上适当给自己加加压，但要注意循序渐进，比如可以先制订一个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待完成后给自己订下更难一些的目标。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做社会兼职，使精神生活得到升华和满足。
行为惰性
中年人机体功能逐渐走下坡路，容易感到疲劳，于是在生活上喜欢贪图享受，工作上追求简单轻松。其实，行为上的懒惰也会损害心理健康。长此以往，大脑功能会逐渐退化，思维反应变得迟钝，分析判断能力下降，怕烦喜静，遇事健忘，极易产生烦躁、痛苦等不良情绪。
解决方案：对于行为上的惰性，可以先从锻炼身体开始，即每天按时锻炼，并形成习惯。这样做的好处：一能够延缓机体衰老，保持充沛精力；二能及时宣泄不良情绪；三能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把这种积极向上的品质向工作生活方面延伸。
病态惰性
中年是疾病的高发年龄段，在疾病的影响下，也有可能形成惰性。尤其是一些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患者，由于消极负面情绪的影响，在行动上可表现为迟缓、拖沓；又比如失眠患者，由于消耗过多精力，做事容易无精打采，疲劳乏力。
解决方案：如果平时一向勤奋的人突然变得懒散邋遢，萎靡不振，不妨去医院做一次身体检查，以便及时发现疾病，及早进行治疗。
避免“语言暴力”请三思而后说
文/江波
在生活中，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言语，比如妻子嫌弃丈夫不会赚钱：“怎么我这么倒霉，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父母不满孩子成绩不理想：“你怎么这么没用啊？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孩子。”这些行为在心理学上称之为“语言暴力”，即施暴者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人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使得被攻击者终日神经紧张、提心吊胆，进取心严重受挫，养成怯弱无能、胆小自卑的性格，施暴者对对方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造成被攻击者严重的对立情绪。
三思而后言范文2
1、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2、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礼之用，和为贵。
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5、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6、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7、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10、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11、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12、往昔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3、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4、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15、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16、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7、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18、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
19、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20、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21、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22、过，则匆惮改。
23、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4、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25、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26、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27、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2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29、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30、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31、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32、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33、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4、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35、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36、是可忍，孰不可忍？
37、有教无类。
38、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39、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40、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1、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42、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4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44、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45、听其言而观其行。
46、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47、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48、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49、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
50、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51、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52、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53、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5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55、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56、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57、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58、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59、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60、朽木不可雕也。
61、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62、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63、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64、不学礼，无以立。()
65、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66、仕则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67、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68、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6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70、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谓之学矣。
71、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72、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73、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74、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75、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76、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77、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78、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79、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0、巧言令色，鲜矣仁！
81、不迁怒，不贰过。
8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8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84、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85、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86、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87、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88、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89、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90、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91、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92、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三思而后言范文3
在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中，思维基础是不同的，在汉语中基础思维支持为“辩证法”，而在英语中的思维支持为“形式逻辑”。
（1）辩证法
汉语语言的主要思维模式是来自于辩证法，而辩证法是我国古代哲学著作《易经》中的主要思想，其是我国传统文明之一。在我国古代思想中，“阴阳对立”是主流思想，在《易经》中很多文字和语言思想都是阴阳对立的。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太极、阴阳、道”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总结，因此，不难看出，在我国古典哲学思想中，“阴阳两气交感运动为基础的对立统一就是世界”的观点成就了我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同时，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很多古典思想的来源都是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在自然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就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思想，这也表现了我国古代思想的直接来源是人们的生活。
（2）形式逻辑
英语语言形成的思维基础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提出者是西方古代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这种形式逻辑在西方思想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东方人，他们利用便利的海运，商业开展得非常早，因此，数字逻辑对他们来说异常重要，他们往往是“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因而，逐渐形成了逻辑思维，在语言的构成中，这种形式逻辑的表现也是非常明显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是用来辨别句子陈述与事实是否相符的一种体系，其就是我们逻辑学中接触到的三段论，三段论的重点在于概念的外延，从外延再进行各种关系的演绎和推理，最终得到客观真理。
正是由于在东西方这种思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就导致了在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中国是以“两点论”为主要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是以“三段论”为主要思维模式。
二、思维根源差异对汉英语言的影响
（1）汉语语言同辩证法的关系
在汉语语言中，无论是句子组成结构，还是语言组成模式都存在着辩证思想的影子。首先，汉语的两分结构。汉语是一种语义句法，力求一句话能够把思想完整的表达清楚，在汉语中，一个句子通常都是由话题和说明两个大部分组成的，而构成话题和说明的内容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短语，这要看所表达的内容而定。其次，意合语言。在汉语中如果你脱离了语言环境去单纯地分析一个句子的意思是很难分清楚的，也就是说，“汉语句子概念是模糊的，不能够从句法角度十分清楚地加以界定。”因此受辩证思维的影响，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句子形式上是松散的，但是表达出来的内容却是集中的。同时因为汉语语言在语言形式上的限制非常少，所以，其变化性非常大，其联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句子所要表达的“意”，句子和文章的中心线索都是“意”。“汉语这种言简义丰、跳跃式的语感，可以使汉人自由表达，而不会致使语义含混不清。”最后，对偶句。在汉语中这种“对偶句”是我们思维的一种镜像反应，无论是表达何种内容，都可以灵活地应用对偶句。这是我们古典思维中“联系”观点的体现，对偶是用来烘托句子氛围的，并不构成句意组成，换句话说，去掉对偶中的一个句子也不会改变句子愿意。
（2）英语语言同形式逻辑的关系
第一，三分结构。这是受到三段论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形成的，三分结构主要指的是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现代英语中各种句型结构都是从该结构衍化而来的，动词通常是英语句子的中心，其就是三分结构中的谓语；而在其前方肯定会有一个施动者，这是句子的主语；在动词之后会存在一个受动者，这是句子的宾语。这种句子构成模式就表达了西方严谨的形式逻辑思维，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句子都是错误的，自然也不会明了地表达出句意。第二，形合语言。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了解到，在英语中，句子如果缺少主谓宾，或者关系不一致，格式不正确等都会导致句子或者文章表达不正确，因此，英语句子具有明显的“形式化、格式化”。英语不同于汉语不受句子形式的限制，在英语中，非常重视布局谋篇，因此对各种连词的使用也是比较多的。第三，三项并列语言结构。英语总是在“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三种形式的变化形式中进行理性思维的表达，无论是在句子构成还是在文章排列中，总是采用“三项并列式”，就比如段落会分为主题、扩展、结尾等三部分。
三、结束语
三思而后言范文4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三思而后言范文5
语言的任意性与相似性都是语言重要的特性。只不过因为索绪尔的巨大影响，语言的任意性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重视，而相似性一度被忽视了。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们发现了相似性的一些证据，相似性被重新认识和重视。研究者们发现，任意性与相似性是语言不同层面上的特性。相似性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人类对语言、心理、认知等领域了解加深的必然结果，是语言学研究的一大重要成果，但不能因为有了相似性就否认任意性。两者是在不同层面上的语言的本质特性。
二、语言相似性理论对思维现象的解释力
我们常有这样的感觉：无以言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词不达意等等。这实际上表明了语言不能完整地描述我们的思维。对这种现象我们大多以为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水平不够引起的。在语言相似性理论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后，对这种现象才有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根据认知语言学，现实决定思维，思维形成语言；语言反映思维，思维源于现实，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必然导致语言的相似性。在人类观察世界形成思维、由语言表达思维的过程中存在着减弱的现象。这是因为，现实世界是三维的，反映在人脑中的认识也是三维的或是近似三维的，如：形象思维等，而语言却是以线性序列表述的，是一维的。用一维去表达三维，就必然存在失真、衰减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语言符号的相似程度也得到衰减，用公式可以表达为:现实思维语言（王寅，1999）。也就是说，思维不是现实的全部，语言也不是思维的全部。因此，“词不达意”、“无以言状”等感觉是由语言的本质特性决定的，而不是我们语言水平低的结果。
三、对句法结构与语义之间关系的解释
结构主义在研究语言时，未能将意义纳入研究视野，这是其主要缺陷。相似性理论可以在结构的各个层面上解释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弥补了结构主义的这一缺憾。
1.结构间的距离与意义远近的关系。距离相似性是指概念客体之间的距离跟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相对应。认知上相近的概念在语言形式的时间和空间上也接近。该原则可以解释很多语言现象，如:名词多项定语的相对语序、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意义上的差异等。对英语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意义差异问题，以前没有很好的解释办法，学生不容易理解，只有死记硬背。如果用距离相似性原则来解释，则更易使学生把握它们的本质区别。前者的特征是先行词和引导词之间没有逗号，因而和从句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关系紧密，如果去掉从句，则句子意思不再完整;非限制性从句的先行词和从句之间有逗号隔开，距离相对较远，关系不密切，去掉后不影响全句意思的完整。
2.语言结构顺序与事件发生先后之间的关系。顺序相似性是指句子内部的两个以上的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 ，或者说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映照它们所表达的实际状态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比如：“他在马背上跳”和“他跳在马背上”就是不同动作次序在句法形式上的直接投射。《春秋・僖公十有六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僖公十有六年春壬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说“陨石于宋五”而非“五石陨于宋”是先诉诸听觉。先闻陨声，视之为石，察其数为五。而“六退飞过宋都”则侧重视觉。先观其数为六，察之为，而后动作及方式为“退飞”，最后是动作结果“过宋都”，这是先诉诸视觉的认知次序。这说明，语言成分的线性关系体现了人们对事物性状感知的时空次序。结构主义或其他语言理论很难解释语言结构与语义之间的关系。
四、讨论
语言相似性研究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揭示了人类普遍认知机制和语言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对很多语言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语言符号既有相似性，也有任意性，过于强调任何一方都无助于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把握。相似性理论对语言教学，包括EFL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中：对语法教学尤其明显。语法教学在交际教学理论问世后，一直为人诟病。运用相似性理论，通过对语言结构与现实世界结构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可以使语法结构更为直观、更容易理解和把握。我们认为语法是语言的规律，是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掌握的方面。相似性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语言的规律，有助于减少学生学习语法时的信息记忆负担，从而把握语言规律。学习有理据的东西比学习任意性的东西容易，记忆和运用有理据的知识比记忆和运用任意性的知识容易。所以，相似性理论对语法教学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郭 鸿：《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否成立?―与王寅教授商榷》，《外语研究》，2001.1。
[2].李国南：《辞格与词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秦洪武：《语言结构的顺序象似性》，《外语研究》，2001.1。
三思而后言范文6
论文摘要：曾子是孔门弟子中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学派，曾子的思想以伦理为核心，除了他的“孝”的思想外，在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君子人格与豪杰气象，以及从贵义到仁义等方面对后来的儒家学者也都有着重要影响。
曾子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之一，是得到了历代学者认可的对儒学的传承做出积极贡献的学者之一。曾子的思想也以伦理为核心的，直接渊源于孔子，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思孟学派直接源于曾子，而且后世以“一贯之道”理解孔子思想，也是曾子首开其端。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曾子思想的研究与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本文有鉴于此，力图以《曾子》十篇为基本文本，从承志谕道的孝敬论、内省重行的修养论和宏毅守礼的人格论等三个方面论述曾子的伦理思想，揭示曾子伦理思想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
在历史上，曾子以孝称著于世。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孔子以恢复周礼为矢志，其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家庭道德基础之上，孝就成为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考《论语》论孝有17处，以孝梯为仁之本，表明孔子对孝的极大重视。作为孔门弟子，曾子的孝的思想直接源于孔子。
曾子论孝坚持了孔子的观点。孔子以“敬”为孝的核心内容，认为它是人养父母和养其他物的根本区别。曾子也说:“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因此，曾子所论之孝，其涵义与孔子思想基本一致，而特别突出了和阐发了“敬”的涵义。
他说:“所谓孝也，民之本教日孝，其行之日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投，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在此，他提出了孝德的这样几个基本要求:养、敬、安、久、卒。孔子讲“色难”、“不敬何以别乎”。曾子继承了这种观点，并在敬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孝应该做到养而能敬、敬而能安、安而能久、久而能卒。
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曾子大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尊亲、不辱、能养。尊亲者扬父母之名;不辱者，不陷父母于不义;能养者，克己奉亲，而“敬”则是其精神实质，无论尊亲、不辱还是能养，都必须贯穿一个敬字。“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曾子立孝》)由此，曾子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孝敬的基本内容，对孝的精神实质做出了较全面的发挥。
第一，敬养。勿庸置疑，孝敬父母最起码的要求是要养其亲，但是，正如孔子所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唯有敬才是对父母之孝。故曾子也认为，孝养父母不是简单的养，而是要养之以敬，要做到使父母感到安逸、舒心，长久如一，直到父母死后也应如此。敬养的实质是诚于心，时刻将父母放在心中，故孔子有“游必有方”之说。所以曾子认为父母在时应该不计较官职的高低“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韩诗外传》曾记载曾子的话说:“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初，攘题三围，车毅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庄子·寓言》也记载曾子说“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泊，吾心悲。”乐与不乐，就在于能否奉养、敬爱父母。若能，虽禄不过钟釜，犹欣欣而喜;若不能，在虽堂高九初、禄富三千钟，也无法有真正的快乐，因为父母既没，他们再也不能享受这种成果，自己纵有高官厚禄，也无法再对父母尽孝。
第二，敬志。在曾子思想中，养父母之养不仅仅是养其口体，更要养其心志。他说:“孝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日，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乐其心者，即要让父母心情偷悦，尊敬父母的意愿，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乐其耳目者，就是要照顾好父母的饮食起居，使他们的身心愉快。曾子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忠”字，是要以诚敬之心对待父母的意思。故曾子又说:“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曾子大孝》)孝的精神是敬，而敬则要求“先意承志”，即尊敬并且继承父母的意志。当然，他没有忘记承志的前提，那就是必须符合“道”。“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曾子大孝》)，“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优之，父母所乐乐之。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曾子事父母》)一言以蔽之，乐父母之所乐，忧父母之所忧，自己的喜怒哀乐唯父母的意志为转移。孝敬父母不是简单地为父母提供生活的必需品，也不等于是尽力供养父母，而是要守礼、要敬、要忠。礼的作用是使其力做到恰到好处，敬的意义是使对父母的孝敬发自本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能够让父母甘食安居、心情愉悦，这就是敬志。
第三，敬体。曾子认为身体发肤是父母给予的，是父母身体的延续，所以这里的“敬体”不仅是对父母身体的担忧和敬重，还包括了对自己身体的敬重，如果损残了自己的身体那等同于是对父母身体的损伤和不孝。《孝经》开宗明义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也强调:“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曾子大孝》)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我们的身体也是父母身体的延续，珍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起码的孝敬。曾子这一思想深受孔子的影响:“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曾子大孝》)要孝敬好父母首先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做冒险的事情，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忧，举手投足间都时刻记得要保护自己身体的完整，“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埃命，不兴险行以徽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曾子本孝》)曾子直到老的时侯都在小心注意白己的身体不受毁伤，快要死的时候见自己的身体保存完好才放心。
由于西周以来宗法制度的确立，孝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道德规范，孝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礼记·祭义》说“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孝经》更是将孝视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曾子的伦理思想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曾子大孝》)在曾子看来孝普遍地存在于宇宙之中，是世界上最普遍、最永恒的道德，也是其他一切道德的基础。他把孝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东西，突出了孝在人伦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把孝作为统领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个人道德行为的价值准则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领。这就是不仅认为孝具有真理价值上的绝对性，而且还具有行为规范上的极大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这种观点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血缘家庭的基础之上、传统伦理道德建立在家庭道德基础之上的基本特点。
由于曾子将孝看作是诸德之本，因此，践行孝德，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子女，更是要做一个遵守社会道德的好人。如何做一个有德的好人?曾子阐述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理论。他的道德修养理论中有很多观点和方法，都被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内省”、“慎独”、和“忠信”。
曾子秉承了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始终把道德完善看做是一个学者的终极追求，因此，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时时检讨、反省自己的言行。这就形成了他道德修养的第一个重要思想，即注重内省的修养方法。《论语·学而》记载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所谓三省只是一种例举，并非说是仅仅对这三件事进行反省。但是，在此，至少说明曾子认为这三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特别例举。忠是对人尽职尽责，信是对人诚实不欺，习是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一个人而言，这是三种重要的德行。故曾子经常对自己这三个方面的行为进行反省。“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没其身，亦可谓守业矣。”(《曾子立事》)他将这种反省的方法作为自己每天的必修课程，旦夕惕警，终生持之以恒。
曾子常常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对自己的言行要求很高，《荀子·法行》篇中记载了曾子“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原则，“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已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远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总得概括起来是“三不”原则。一是不要疏远自己的亲人而亲近外人。如果一个人连亲人都不珍重只顾着亲近、馅媚于他人，那就是亲疏、里外不分了。二是不要因为自身没有做好而埋怨别人，不要一旦有事情发生首先就想者埋怨和怪罪他人，那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的只会使事情更糟还会影响与他人交往的感情。三是平常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招致刑罚时再哭天喊地后悔。
曾子要求一个人应该勇于自己承担责任，认为人要不断的发现和改正自己的不足，要与人为善，不要轻易怀疑别人，不要说他人的过错，要成他人之美，宽容待人。“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曾子本孝》)
曾子道德修养第二个重要内容是“慎独”。他指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因为身处人群之中，时刻受到他人的监督，好像有很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好多双手指着自己，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但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脱离了他人的监督，思想上就容易松懈，放宽对自己的要求。另外，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或者面对重大的事情往往不难把握住自己，根据道德的要求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却通常不能将自己信奉的道德贯彻到底。因此，他强调在道德修养上要谨微慎独。他谨微慎独的自律方式可以总结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先思后行。曾子认为平时做事应该小心谨慎，不要武断、鲁莽行事，在做任何决断之前要先对做此事的过程及后果考虑周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思想与行为一致才能尽可能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曾子本孝》)在曾子看来，谨慎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冲动，不能意气用事，而要进行周密的思考和对可行性的严密论证，凡做事无不能对人言，不仅胸怀坦荡，而且不授人以柄。
第二，博学无患。曾子每天都要检查自己当天所学的内容加以复习，以求更好的掌握。只有博学多知才会在处理问题时能选择更好的方式，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作为储备，会因为无知而做错误或不妥的决策。谨微慎独不等于谨小慎微，后者通常表现为胆小怕事、目光如鼠，而前者则是在对道德原则有深刻的把握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严格自律。所以，谨微慎独必须以对道德原则的把握为前提，这就需要努力学习包括学习道德知识。“君子博学而屏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恺恺。”(《曾子本孝》)人只有在认知到足够的事物基础上才能尽量避免自己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有了足够的是非辨别能力才能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才能更好的使自己更好的把握好白己。
第三，不越于度。谨微慎独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做，或者纯粹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而是对道德原则的坚守，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一个人独处，无论是面对重大的事情还是细微的小事，都要做到坚持道德原则，不越于度。曾子时刻注意自己不做有违自己身份的事情，他甚至在临死前发现白己睡的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仍坚决要求换掉。曾子的自律非常严格，几近苛刻的地步，他认为君子要时刻注意把守君子之度，高度要求自己做到“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馅，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亦可谓知矣”。(《曾子本孝》)
曾子要求君子修养上的“慎独”并不是清高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世界，只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要保持好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是故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曾子制言上》)所以，“与君子游，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人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曾子疾病》)因此说，曾子讲的慎独不是要独善其身，谨微不是临事不决，而是无论大事小事、不管同游还是独居，都要严守道德的原则与要求，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曾子道德修养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忠信。和孔子一样，曾子也非常重视道德实践，主张言行一致，言信于行，行重于言。他认为语言可以通过行为得以检验和体现，君子要做到言行一致，不说不切实际的话语，不做与自己身份相违背的事情。“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矣。”(《曾子疾病》)他说:“不能行而言之，诬也;非其事而居之，矫也;道言而饰其辞，虚也。”(《曾子立事》)要做到内外一致、表里如一有这样几层要求，一是要讲真话，不能坑蒙拐骗、必须实事求是;二是要说到做到，不说自己做不到的空话、大话、假话。
所以，曾子认为，检验言行一致的方法就是看自己的言论是否与自己的行为相符合，言信于行，行是检验言语是否真诚的关键。他说:“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曾子本孝》)语言的可信度是通过行为来检验的，而行为的可信不是仅仅看某个偶然的举动，而是要看其一贯的行为，因此，能够在行为中始终践履自己的言语(实则是思想)，这才称得上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曾子杀氨的故事就说明来曾子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
言信于行就是要坚持“言之必可行”，所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和道德素质的高低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曾子认识到，行比言更加重要，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因此，曾子不但要求说话要实事求是，做事脚踏实地，还要求说话要有主次，做事要有目标和分寸“言必有主，行必有法”，更主张少说多做，先行后言:“且夫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曾子制言上》)行动是思想的实践，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加以强调，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活动而了解他的内心想法，所以说话要少，做起来要扎实;行动要比别人早，说话要比别人晚。他认为君子如果能做到言而有信，后人则会赞赏他，效仿他。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也必须从这些小事做起。“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君子终身守此惮惮。”(《曾子本孝》)
从根本上说，语言和行为都是内在道德品质的外在表达，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语言和行为有矛盾，那么，语言反映的就不是他的真实的品质，反而说明这个人的虚伪。道德既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又是人的内在素质，还是人的现实的活动，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只有落实在行动上，才是道德修养的最终完成。故曾子在道德修养上强调言行一致、言信于行、行重于言，符合道德修养的本质要求。
曾子伦理思想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孔子是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在曾子的言论中，“君子”一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仅《曾子十篇》这5699字的篇幅中，“君子”一词即出现71次;《论语》引曾子之言中的“君子”一词出现了5次。曾子对君子的道德要求极高，他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极限，也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人格。
众所周知，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和君子。圣人是尽善尽美的完善的理想人格，君子则是现实生活中有德之人的范型。孔子就从未以圣人许人，而积极鼓励人们做一个有德的君子。曾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把君子做为理想的道德人格。但是，他的君子人格形象和孔子提倡的君子有许多差别，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孔子宜扬的是谦谦君子，而从在曾子言论中可以看出曾子是十分主张君子应时刻秉持正义，弘扬大义，要有坚毅的责任心能担当起大任。这是曾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曾子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他提倡不以贫富论英雄，要有强烈的道义感，要坚持正义于天下。“故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也;若由富贵兴道者与?贫贱，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贫贱兴道者与?富贵，吾恐其赢骄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则耻之，贫而不以道则耻之。”(《曾子制言上》)君子坚守和追求的不是富贵与贫贱，而是道义。若道因富贵而兴，则君子耻于贫贱;若因坚守贫贱而兴道，则君子耻于富贵。君子所安者不是富贵后者贫贱，而是道，若不符合道，则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为君子所不耻。曾子的这种义取天下的精神是无条件的，无论在任何困难的境况中都应该坚持的“义”。
曾子的思想直接源于孔子，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他提倡的君子人格，仍然有鲜明的孔子思想的痕迹。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恭敬谦让、诚信守礼的人格形象，在曾子思想中，君子也有这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