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故事范文1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绅士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对丈夫的怨恨。
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
杨之华是大家闺秀，又有新女性的热情，拥护妇女解放，渴望志同道合的感情。王剑虹去世后，杨之华对瞿秋白的崇敬渐渐转变为爱情，和自己丈夫已经从思想上、感情上都分道扬镳了。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
最终，杨之华鼓起勇气，向瞿秋白表白了心迹。
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决定陪她一起回老家与丈夫沈剑龙离婚。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他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把她献给瞿秋白。
这段惊世骇俗的感情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试着通过这段并不漫长但是非常浓郁丰富的爱情，写出两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他们因觉悟而革命，因革命而相爱，因相爱而勇敢，因勇敢而从容。作为革命者，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青年，他们为纯真爱情和美好生活投入了全部热情。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瞿秋白的故事范文2
第一次避难：“积铁成象”纪念品
1932年冬，顾顺章在上海被捕叛变，中共“特科”在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盯梢，党的领导同志随时都有遭捕的危险。
1932年11月1日，中共“特科”联络员以秘密的联系方式，向瞿秋白发出“警报”：“有危险，速转移!”
瞿秋白接到“警报”后并未慌乱，他旋即将文稿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装到一只小提箱里，然后与夫人杨之华商量，决定“到鲁迅家去”。时间紧迫，瞿秋白与杨之华分头出走，约好在鲁迅家会面。
瞿秋白离家后，兜了几个圈子，见无特务盯梢，便急速来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鲁迅夫人许广平开门，见瞿秋白匆匆造访，必有情况，便机警地让他进屋，落座后告诉他，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去了，很快即归，说：“你们来，我会安排好的。”她问杨之华为何没有同来，瞿秋白说叛徒认得杨之华，为防不测只好分别走。许广平热情地煮了咖啡，等待杨之华到来，但等了许久仍不见她来，焦虑起来。瞿秋白安慰道：“放心吧，之华与敌人周旋是有经验的。”
11月30日，鲁迅由北平返沪，仍不见杨之华到来，便派人去找，果然在街上相遇，方知杨之华发现有人盯梢后，惟恐把“尾巴”带到鲁迅家，只得消磨兜转。是日直至夜幕降临，“尾巴”甩掉了，她才至鲁迅家。
两家欢聚，鲁迅高兴地说：“这回好了，秋白来了，我有知己哩!”
瞿秋白与鲁迅坦诚相见，开怀畅谈。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记道：“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的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是的，瞿秋白与鲁迅朝夕相处，倾心交谈，从文化界复杂的斗争形势到反动派的“两个围剿”，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到“九・一八”事变，从的不抵抗主义到中华国土的不断沦丧，等等。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谈得格外投机。
鲁迅对瞿秋白的生活非常关心，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腾出来，让秋白夫妇居住。
在平日，瞿秋白特别喜爱鲁迅的儿子小海婴，每每看见他那天真稚气的情态，往往想到将来革命成功，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这下一代必然是栋梁大柱了，由此思及自己，一个革命者会随时遭遇不幸，应给孩子留点纪念品，于是瞿秋白夫妇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价格昂贵的高级玩具，送给3岁的海婴。
这玩具是一种“舶来品”，用铁料制成，可变换组成各种造型，鲁迅称之为“积铁成象”。瞿秋白在盒盖上详尽地写明了众多零件的名称，共多少种、多少件，细心之至。鲁迅目睹秋白夫妇收入微薄，为此深感不安，而瞿秋白意味深长地说：“作个纪念吧，日后孩子大起来，也知道世界上有个何叔叔(瞿秋白的化姓)。”鲁迅深受感动，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维宁系秋白笔名“魏凝”的谐音。
1932年12月底，新年将近，党组织考虑到鲁迅一家的安全，遂派史平(陈云)到鲁迅家把秋白夫妇接了出去。
第二次避难：珍贵的合璧
1933年初，日寇进犯山海关，平津危机。非但不抵抗，反而对中央苏区加紧进行围剿，同时在上海大肆搜捕中共领导人。
2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中央局接到秘密情报：当晚特务要在紫霞路一带破坏一处机关，经分析，瞿秋白夫妇住处首当其冲。值此紧要关头，党派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黄玢然)通知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傍晚，黄文容来到紫霞路，商量去处之事，瞿秋白果断而不容置疑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
天黑时分他们雇黄包车，来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
瞿秋白与鲁迅一见面，宛如久别重逢，迫不及待地进行心灵交流，两人马上攀谈起来。
重返鲁迅家，瞿秋白深感时日的珍贵，于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关于当前斗争的情状，关于“左联”的工作，关于文坛舆论动向与诸般文人的分野等，瞿秋白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需要写出来发表，他先打好腹稿，再征求鲁迅的意见，进行修润补充或变换素材，然后才完稿。故而，不少文章实系这两位战友的联袂杰作。
秋白写作速度惊人。鲁迅家每日午饭后至下午3时为休息时间，这时秋白便关了房门，静静地伏案而写。等鲁迅午睡起床，他便拿着刚刚写就的杂文一二篇请鲁迅过目了。秋白工作往往废寝忘餐，由于劳累过度经常咯血。鲁迅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而作答：“老毛病了，不必担虑。”秋白在病中编译完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一书。
1933年2月16日，世界著名作家、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中国，先到上海。宋庆龄热情接待了他，并由蔡元培、鲁迅等作陪，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特意组织了由上海各界名流参加的欢迎会，请萧伯纳作讲演与答记者问，轰动了上海舆论界。鲁迅觉得很有必要编一本关于萧伯纳在上海的书，便与瞿秋白商议，秋白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投入了紧张的合作，由许广平与杨之华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鲁迅与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鲁迅写道：这本书“是重要的文献”；瞿秋白称赞萧伯纳是“为光明而奋斗的、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编好后，鲁迅与瞿秋白共同用一个笔名“乐雯”(由鲁迅另一笔名“隋洛文”化用)署名，并交野草书屋于1933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鲁迅和瞿秋白战斗友谊的见证。
第三次避难：两度化险为夷
1933年6月，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到通讯社，主要负责审核专稿与文件，并为党报撰写文章。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瞿秋白住在冯雪峰处，就是在王家沙鸣玉坊花店的楼上，江苏省委机关也设于此处。历经月余，7月8日前的一天夜晚，冯雪峰获悉紧急“警报”：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牵连到他们的住所，必须尽快转移。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匆匆收拾行李，各乘一辆黄包车半小时之内来到鲁迅家。当夜冯雪峰放心不下，赶至大陆新村探视，见瞿秋白与鲁迅正在倾心交谈，方才释念。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文容护送秋白夫妇往成都南路高文华家住下。高文华系临时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其家为党的领导同志阅读文件之处。
约在8月底或9月初一日深夜，“警报”传来：高文华家进入特务搜索之列，岌岌可危，瞿秋白夫妇须当夜撤离。他们商定，仍到鲁迅家。时值凌晨两点，更深夜阑，他们各叫一辆黄包车，为防途中有人盘诘，高文华将睡梦中的女儿唤醒，陪杨之华同行。
瞿秋白的故事范文3
《秋之白华》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荣获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摄影奖，走出了主旋律电影的新路子。《秋之白华》成功融合了商业和文艺元素，完全以情感生活为主线，使主旋律电影原本严肃、生硬的面孔变得温情、鲜活起来，被年轻观众广为接受。它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宏大叙事的个人缩影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多以正面展现革命历史和人物的壮志豪情为主，过分地强调思想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艺术性和观赏性。剧中的人物过分完美，观众只能用敬佩、仰视，和剧中人物之间情感差距较大，便容易产生反感。当主旋律与唱高调没有区别，人们就会对主旋律电影产生鄙夷。《秋之白华》最突出的探索在于将宏大的革命叙事个人化，把历史题材浓缩到一个家庭，这有效地拉近了革命历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不同于以往红色影片的气势磅礴，《秋之白华》集中渲染的是瞿秋白和杨之华两个人的爱情，刻意将宏大历史推到幕后。同时，选择窦骁扮演瞿秋白，董洁扮演杨之华，应该也是考虑到他们的青春偶像名声，以利于影片在年轻观众中的宣传。加上瞿秋白本身就具备当今推崇的偶像素质，和理想主义以及激情、坚定等更突出的品质，进一步赢得了年轻观众的认同和好感。影片把历史故事时尚化和偶像化，贴近现在的年轻观众的内心，更能激发他们对遥远的革命者的共鸣和对革命历史的感同身受。
二、革命史诗的诗画风格
《秋之白华》承继了导演霍建起一贯的唯美化、诗意化风格，影片画面古典而唯美。静谧的江南水乡风光，长满法国梧桐、落叶满地的校园，充满怀旧色彩的上海建筑，溢满古典情调的西餐厅，连雨中的红色油纸伞和扔在雨中的红玫瑰都如画般美丽。影片擅长用一个个长镜头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以及物象的意义。在西餐厅秋白之华进行组织谈话，之华转身去挑酒，长镜头代替秋白的视点成为主观镜头，对准之华曼妙背影，之后镜头转回秋白，秋白先是微笑而后低头若有所思，他对之华的欣赏和内心挣扎可见一斑；下雪的夜晚，之华送别秋白，长镜头对着秋白的背影，暗示了每次的离别都有可能成为永别；片尾，长镜头对着走出囚禁走向刑场的秋白，减缓了叙事节奏，却直击人心。最后秋白死在一个花开遍地的地方，他一句“此地甚好”静美如斯却又异常惨烈，正是这种对美的撕破令观众扼腕痛心，于戏剧冲突中达到了艺术的升华。
三、人物刻画的独特视角
影片从杨之华的《回忆秋白》开始，观众的视角与杨之华的是一致的，当瞿秋白走进杨之华的视野，也就走进了观众的视野中。而影片并非以这一视角贯穿始终，影片约前2/3的篇幅是以杨之华的视角在讲述她与瞿秋白的故事，而后1/3则是瞿秋白的自述，转换自然。两种叙述方式相互映衬，隐喻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革命爱情，也与印章呼应。以往主旋律电影对革命家的展现和理解过于平面，他们的婚姻和爱情观几乎没有涉及。在英雄的光环下他们失去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感，都被塑造成全能好人，甚至连言语、行动都是雷同的，这是主旋律电影不为年轻观众喜欢的重要原因。《秋之白华》以秋白和之华的爱情为影片的灵魂，塑造了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杨之华是有夫之妇，瞿秋白是有妇之夫，一个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一个是上海大学的老师，因为革命信仰走到一起。瞿秋白的原配去世后，杨之华与丈夫沈剑龙离婚，带着女儿和他结婚，最难得的是前夫沈剑龙还与瞿秋白保持良好友谊。三个人在报上登出启事，第一则：离婚；第二则：结婚；第三则：交友。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也深深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眼球。影片从浪漫情怀和世俗生活的角度去塑造革命者的伟大人格，革命仅仅是瞿秋白人生诸多色彩中的一个色彩，使人物层面显得更加立体、丰富。窦骁塑造的瞿秋白静默、真诚，书生气质的外表、略带忧伤和深邃的眼神建构了人物的独特魅力。他对杨之华的爱情也在含蓄、内敛的感情表达中升华。两人的爱情是淡淡的开始，却以深情不移为结尾曲。影片的对白去掉了翘舌音和儿化音，模仿江南人说话的样子，瞿秋白和杨之华都不是北方人，当时的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婉转柔美才适合他们这对江南恋人。
四、立足社会的指导意义
瞿秋白的故事范文4
颇有意味的是，瞿秋白的妻子女儿均以一生之行为，湮灭了瞿秋白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愧疚和歉意――文中提及的“最亲爱的人”，妻子杨之华，因为至死都怀念秋白，终生未再嫁，文中提及的“我的”女儿瞿独伊，虽非秋白之亲生，却终生以“好爸爸”为荣。
瞿独伊刚刚搬了新家，老人用两处小居置换了现在这套，南北通透，有着3米的层高，看着非常敞亮的大三居。女婿专程从美国回来装修，屋子四白落地，怀旧的痕迹明显，客厅南墙，悬挂着父亲瞿秋白和母亲杨之华的一张合影，才子佳人，非常抢眼；东向的墙上，女儿绣的巨幅十字绣《马列主义思想万岁》，针脚细腻，虽是黑白影调，却注脚鲜明――这是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
这个家的基调并不都是灰色，客厅摆放的沙发，就混搭着耀眼的中国红，为即将到来的兔年春节增添了喜庆。身着红色毛衣的女主人瞿独伊，并不多话，默默地准备茶水，只有在聊到她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艺术和舞蹈，才会突然像孩子一般，笑得天真。
89岁的瞿独伊，一生经历无数挫折和变故，攒着这个革命家庭所有离去亲人对她的期待和鼓励，健康硬朗地活到了今天。
长寿的秘密武器
喜欢尝试各种运动，且坚持多年，性格开朗乐观，对待磨难和打击，越挫越强
记者夸老人腿脚麻利，走路的步速可能快过年轻人，瞿独伊也不谦虚，说院里和她一般大的老太太，不少都已经坐上轮椅了，唯独她还能大步流星，风也似的从年轻人身边飘过。或许是为了让记者看个真切，她突然站起身来，轻轻松松把腿放在桌上，压起腿来，说：“每天都这样，65岁开始，坚持了24年，你看你行不?”被89岁的老人将一军，记者羞愧。瞿独伊却笑了，坚信她的好腿脚就是这样压出来的。
除了这样锻炼腿脚，瞿独伊还有个爱好，就是跳舞。每周两次，她必去万寿路的一个老年交谊舞俱乐部活动，那里有她认可的男伴和女伴。至于别的场合，老人兴致来了，也会翩翩起舞，但不管在哪儿跳，舞伴必须优秀，一点折扣都不能打。
瞿独伊对舞伴要求之高，对待跳舞的态度之严肃，圈里出名。话说有一天，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不远处有慢四的音乐，立刻兴奋起来，急急忙忙找过去，果然是舞会。大着胆子，瞿独伊拦住出来的一位陌生舞友，问人家有没有多余的票。“巧了，还正好多了一张。”瞿独伊拿着票，又急急忙忙回家换衣服，“跳舞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没有裙子哪有美感。”
舞池里，初来乍到的瞿独伊张口就是“大话”，打听这儿跳得最好的男士是谁。她只和最好的男伴跳。众人惊讶来者不善，推荐了一位高手，老太太抬高眼睛，上上下下打量舞伴，嗯，身板精神，气质不俗，像是个不错的舞者。瞿独伊这才抬起手来，接受邀请。
那年她71岁，刚刚代表新华社参加北京市老年交谊舞大赛，拿下探戈、华尔兹、平四三项冠军的瞿独伊，几个漂亮的下腰，几个帅气的回转，技惊四座，一曲《蓝色多瑙河》毕，年轻人都围了上来，要交流心得，有好事者问她年纪，瞿独伊幽默，自称“今年芳龄刚十七”。
这个段子，瞿独伊现在回想起来，很是得意。“对舞伴，之所以要求高，是因为跳舞不是简单的动手动脚，而是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它是一门艺术。我一直相信，跳舞的最高境界是投入感情，让肢体成为表达内在的语言，任心灵随之起舞。”
瞿独伊的确喜欢运动，什么都会两下，小时候跑步、跳高、跳远、扔手榴弹，成绩从来名列前茅，当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即使狱中，还带领所有人员做广播操。离休后，她玩的花样更多，排球、台球、保龄球，每周两次跳舞、一次150米游泳，老人很少缺席。小区老年活动站有台球厅，却少有人光顾，女人摸杆的就更是凤毛麟角，瞿独伊偏偏自学成才，还经常“混编”在一堆男人里打比赛，完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样子。
89岁了，瞿独伊的生活还是保持动静皆宜。每天10点，看见太阳出来了，她就下楼，围着500米的院子走上两圈，在铺满鹅卵石的便道上按摩片刻，压压腿，打打拳，回家看报读刊，这样的日子平静又充实。外人完全看不出来，这个平日衣着素雅的老人曾历经无数浩劫和数次失去亲人的打击。瞿独伊说，是开朗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作息运动让她骄傲地活到了今天。
幸福的秘密武器
幸福就是替离去的亲人好好活着
1935年，瞿秋白被叛徒出卖，临刑前，在一处草坡，他盘腿而坐，玩笑了一句：“此地甚好。”随即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父亲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尽管年纪尚小，但慈父的形象一生都镌刻在女儿心里。
“他单薄，戴着黑框眼镜，书卷气，文质彬彬的，话也不多，但每一句都让人温暖。母亲不让我叫他‘爸爸’，一定让我叫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
瞿秋白其实是瞿独伊的继父，当年，在上海大学，瞿秋白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因其儒雅的气度、渊博的学识、富有思辩的口才，深得学生崇拜。母亲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印象极深。随着师生二人相处日多，瞿秋白得知杨之华已婚，并育有一女，但丈夫经受不住上海灯红酒绿的诱惑，夫妻感情不再。瞿秋白非常开明，加之欣赏杨之华的品貌和学识，二人随即热恋，最终在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
虽然是继父，在瞿独伊眼里，瞿秋白的形象一直都高大和伟岸。
“叫父亲‘好爸爸’是实至名归的，我童年的许多快乐的记忆，都和他有关。小时候和我玩，他也像个孩子。我记得，他经常带我和妈妈去郊外采蘑菇，还画图折纸给我玩，有个冬天，他拉着我坐的雪车，故意时快时慢的，还假装摔了一跤，又假装捂着脸哭鼻子，逗得我和妈妈大笑。”
“父亲曾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我和母亲也到了莫斯科。那时，我7岁。父亲安排我在森林学校住校。在这个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父亲知道后很快来信安慰我，他说：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
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落款是‘好爸爸’。”
因为这样的好，瞿独伊说，“母亲至死也怀念着父亲，她终生未再嫁，理由是――再也没有人比瞿秋白对我们母女更好!”
或许是太怀念丈夫，杨之华在女儿独伊长大成人，需要选择伴侣时，也用瞿秋白的标准去寻找未来的女婿。“我的丈夫的确和父亲很像，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学识渊博，儒雅的气质也很像父亲，意气风发的样子。我母亲一眼就相中了他，认为他是最适合做我丈夫的人选。尽管他身体不好，当时已经查出患有心脏病，医生还建议他不要从事比较辛苦的新闻工作，但他没有接受。他的理想主义也和父亲很像。”
杨之华虽然喜欢这个男孩，但推荐给女儿时，她还是有些犯难，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他知道我母亲非常欣赏他，也知道她有个爱运动的女儿，于是，经常跑来操场看我打排球，然后给我写信，一封接一封的，我们就这样好上了。”
瞿独伊最终没有在意先生的病况，坚定地选择“和父亲像极了”的男人结合。
但是，最可怕的担心终于还是发生了，丈夫没有逃过病魔的攻击。瞿独伊强忍悲痛，送走了丈夫，谁知，仅仅时隔半年，大儿子患癌症，也离开了人世。
和母亲杨之华的选择一样，42岁的瞿独伊终生未再嫁，母女二人的理由也惊人的相似――再也找不到像先生那样好的人。
在回忆这些痛苦时，老人始终面带微笑，甚至在描述先生追求她的种种细节时，爽朗地笑出声来。“事情刚发生时，我也接受不了啊，茶饭不思，以泪洗面，整宿失眠，常人可能有的痛苦表现，我都有过。半年吧，有半年的时间都走不出来。后来就努力工作，让各种事务把时间占得满满的，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伤心的事。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到今年，先生都走了47年了。”
瞿独伊说，她这一生是幸福的，也许，在瞿独伊看来，幸福真的很简单――幸福就是替离去的亲人好好活着。
TIPS：瞿独伊养生秘笈
1 打太极拳前先热身。我的热身方式是压腿，30下前面，30下后面，30下左右，再30下踢腿，全部做下来再打太极。这是热身运动，我已坚持24年。
2 跳舞是一门艺术，不是随便动胳膊动腿。投入舞者的感情，理解每一段舞曲的艺术内涵，你的肢体语言才是最丰满、最能表达内在的。
瞿秋白的故事范文5
不用据守办公室，围着大样、小样转了。不必整天给杂文作者发“伊妹儿”，说“这篇留用”、“那篇奉还”了。多年了，被版面套住，自以为一个小圈子便是世界了，不知不觉，圈子老化，目光老化，知识结构老化。退休了，我来指挥时间了。我向自己发话――“走出小圈子，接触更多人，汲取更丰富的灵感！”
2007，我与上海的一批小说家，去了山东。小说家与杂文家气质有异：杂文家聚会，动辄指斥时弊，忧国忧民，以蠲除痼习、补苴世风为己任；小说家聚会，不大指点江山，调门也不激昂，说起事来，有情节、细节，如鱼儿浮出水面，可以捕捉。我听一位写长篇小说的好手，用标准上海话演绎坊间故事，噱头频现，令人喷饭。而且接二连三，内容不重复。我来不及记录，只得让它们随风飘去。另一位小说家，介绍落后青年在课堂上捣蛋，语言极富个性，不用加工，便可移入作品。小说家擅长描绘生活，无意之中，也将自己这个群体的风貌，抖搂在人世间了。
2007，我还接触到另一个群体。因参与编辑一本画册，我在广州，先后见到了杨尚昆的儿子，瞿秋白的女儿，刘少奇的女儿，的侄女，董必武的女儿，的儿子，的儿子。我自小读过瞿秋白致女儿瞿独伊的信，那信写得亲切、随意，使我对瞿秋白潇洒的文字很早就有印象，也熟悉了瞿独伊的名字。如今忽然见到，瞿独伊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她开朗、阳光，在坐等宴会开场的间隙，当众表演舞蹈。后来，我与她谈起了瞿秋白故居的情况。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历尽沧桑，谈吐，气质，有很多共性。我有缘识荆，增长见闻了。
2007快近尾声的时候，我去了广西北海。那里有以北方汉子阮直为首的一个文化人群体。他们浸润于岭南文化的余韵，在沙滩上海风中放飞彩色的羽翼。做诗就吟《梦里鲜花》，为文则写《月夜观海》。大多数人，操两广口音，习惯吃海鲜，滩涂上钻进钻出的沙虫，是他们餐桌上的美食；骑一辆摩托，戴一顶头盔，不紧不慢，怡然自得，穿行在大榕树遮阴的马路上，则是他们剪影般的身姿。经济不发达的西南一隅，给人的，是余裕的时间，从容的节奏，悠闲的生活。令忙碌的外地人，好生羡慕！我的灵感，在椰风海韵中，“簌簌簌簌”，冒出来了。
瞿秋白的故事范文6
1996年出版的《秋华馆文存》详细记录了羊牧之对瞿秋白的亲历、亲见、亲闻，本刊特选编其中部分章节，在6月18日瞿秋白逝世73周年之际，与您共同缅怀这位早期的革命家。
1925 年7 月，我在上海总工会的工人夜校教课。一天，高语罕来讲话时，问我：“你是常州人，认识瞿秋白么？”我说：“非但认识，而且很熟悉。”高语罕说：“那你到某处去找找看。”
翌日清晨，按照高语罕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分别9 年未见的瞿秋白。对这次意外的相逢，两个人都特别激动。他详细地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以及我这些年来的学习和思想，却避而不谈自己。我多次问起，他只谦逊地说：“我们分手时，不是相互勉励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吗？”他简略地告诉我，从苏联回国后，出于对故乡的留恋，曾回常州一次，一个人压低了帽檐，围了大围巾，坐在人力车上，只是路过了幼年时曾住过的瞿氏祠堂和青果巷，却并没有下车。
秋白还是像少年时代那样简朴。他的窗台上总是放着一盘茴香豆或者花生米，工作到深夜觉得饿了，就吃几颗花生米充饥。早在苏联时，医生告诉他肺部有穿孔，要注意休息和营养，但他回国后，从来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心上，经常和我一起熬夜工作，也从不吃鸡鸭鱼肉补养，每顿饭都是一碗青菜拌米饭。他犯病时发热吐血，组织上要他进医院，但他坚决不去。在武昌军分校任政治教官时，组织上给他做了一套军装，他十分珍惜，回到家就立刻换下来。在汉口时，经济窘迫，他的衬衫领口袖管都磨破了，我说：“你好歹是个部长，穿着破衬衫岂不是不像样？”他毫不在意地笑着说：“共产党的部长就是穿破汗衫的部长。”
1927 年春天的一个深夜，秋白开会回来，在楼下叫醒我，给我一本厚厚的文件，说了句“单独刊印”就上楼了。第二天一早，我翻开一看，原来是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不太了解秋白昨晚交代的“单独刊印”的含义，便跑上楼去请示。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正在洗脸，问我：“在武汉的生活过得怎样？”我说：“就怕忙不出成果来。”之华边梳头边说：“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在革命的大厦上添了一砖一瓦，就对得起‘生活’两个字了。”这时秋白也披衣起床，郑重地对我说：“目前党内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农民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越轨’，明天一个‘过火’，这不行。的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接着问我看了没有，我老实回答：“翻了一下。”“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中央的报告，都要认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只翻了一下，就是旧衙门里的‘师爷’！”之华见状，忙插嘴说：“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截住人家一句话，真是摆出旧衙门的官僚来了。”说得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这次批评是我和秋白相处多少年来唯一的一次，也是难忘的一次，我心悦诚服。
到了7 月初的一个傍晚，阵雨才过，气温适宜，秋白喊我：“在武汉的日子不会多了，我们再去黄鹤楼走走吧！”为避人耳目，我们特地叫了一个划子过江。船到江心，秋白若有所思地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最能表达我们的心境了。现在很多同志在牺牲，就像这萧萧下的落木啊。”面对着烟水苍茫的三镇和白浪滚滚的江流，秋白流露出革命者很少见的悲观情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指着夕阳中的远方群山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我怕伤感会影响他的健康，就想把话题引到艺术上，说起他学画于父亲，学金石于六伯父。殊不知他反感地说：“我父亲画是好的，但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