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1
[关键词]《简爱》；透视；角度；话语权力；女权主义
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经典之作，它以开放式的结构讲述了英国贵族出身的罗切斯特和家庭女教师简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部小说中，简拒绝扮演维多利亚时代这一父权社会为女性指定的传统角色，超越了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狭隘性别话语的束缚，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琳达・诺克林，2005)。如同人们对作家众说纷纭一样，多年来《简爱》的研究也从传记、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神话原型批评等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批评视野和不同的解读方式。近几年，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场角度对《简爱》的解读，彻底解构了传统定论。然而，无论对它质疑还是肯定，独立、倔强可以说是主人公性格的基石，《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们所共识的。
一、 透视作者：“有权利讲述自己”
夏洛特・勃朗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女小说家，也是文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其传记《夏洛特・勃朗特的一生》中把夏洛特描写成诚恳善良独立的完美女子，她的作品也多半是对自身经历的表述；然而随着人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对夏洛特的认识和评价也莫衷一是。2005年英国《卫报》发表署名文章并且援引了大量当时的原始资料，称夏洛特是一个有着强烈渴望名利的人，文章还认为盖斯凯尔夫人的传记长篡改了主人公的性格和生活，对读者产生了误导作用。也许正是夏洛特有着人们阐释不尽的复杂性，才是她享誉文坛的魅力所在(楮蓓娟，2006)。从本体论的层面看，《简爱》是对作家自身处境和写作本质的讽喻。“现在在哪里?谁在说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小说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些看似简单但却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如果说从哲学的角度，这些问题是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本质的拷问，那么，从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它们则是对叙述者或存在者存在问题的探究。《简爱》一书开篇就叙述了主人公简在里德家的生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然后就发出夏洛特式的疑问：“贝茜说什么了?”夏洛特似乎在警示我们：究竟是作者本人，还是叙述者，还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说话，其实是难以分辨的，因为叙述声音是含糊不清的，即便是在现实主义大师像夏洛特这样感情细密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同如此理。由此，“不是作者，而是语言在说话(盛宁，1997)。”
小说的创作是使写作本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一场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其自身。写作的宗旨，只是创造一个可供写作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作者必须在写作的游戏中充当一个角色(王雅华，No.3，2006《外国文学评论》)。在夏洛特看来谁在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是否有权利说话，在何种场合、以何种方式说话。小说中“我”的声音只不过是代表小说中所有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声音，它就是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人物声音的汇合。虽然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代表他人格的某个方面，但每个人又不同于自己，因而也没有一个能真正解释“我”的身份。所以这一次作者决定不再讲述他人只讲述自己：
“我一路反抗着，这在我是第一次，贝茜和阿博特对我也更加厌恶了。我确实有点不像我自己了，就像法国人说的――失常了。我意识到，一时的反抗，让我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惩罚；而我，也像所有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暗下决心要誓死反抗了”。
叙述者“我”渴望讲述自己，这是她的权利。为了履行说话的义务，以实现为自己命名的目的，叙述者“我”不得不为自己创造一系列新的替身，因为她只有通过别人的声音和语言才能达到讲述她自己的目的。“成为自己”，这不仅是难以命名者所要完成的使命，其实也是所有作家和思想家的永恒追求。19世纪的伟大哲学家尼采就曾发出这样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但“成为自己”又谈何容易。福柯曾经以尼采的这句名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他却发现每一次“成为自己”都是又一次“摆脱自己”(J.希利斯・米勒，2003)。那么，叙述者“我”有权利讲述自己，以便成为自己，正是如此，在桑菲尔德庄园简再次发出了不平的呼声：“谁也不知道，除了政治叛变还有多少其他的反叛发生在芸芸众生之中。”而夏洛特对小说结局的安排也充满了隐喻，简既是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拥有对庄园的支配权。至此简爱成功地完成了对桑菲尔德庄园既有秩序的颠覆。夏洛特对父权制家庭反抗的主题昭然若揭，正是这些使她成为19世纪最具反抗性、自我意识最为强烈的女作家(楮蓓娟，2006)。
二、角度：语言的牢笼、叙事的迷宫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究竟是什么?《简爱》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现代词语的里程碑，它讽喻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语言表征”的本质。如阿弗雷兹所定论的，在《简爱》中，“唯一的主题就是词语本身和难以忍耐的权利对使用词语的需求”(A.Alveraz，BeckeR，Glasgow，1978)。夏洛特一向被看作是爱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家，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似乎并不是作者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语言自身在游戏。所以叙述者“我”探究自我的活动其实就是对语言意义要表述男女平等这一欲望自身的拷问(申丹，2002)。《简爱》中的“我”用文字构建了一个叙事迷宫，但作者本人也被这座错综复杂的叙事迷宫所吸引。然而，夏洛特凭借自己的智慧打造出翅膀，最终飞出父权制家庭的牢笼，并重新获得了自由。而《简爱》中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语言的束缚，因为“她不可能逃避，她只能面对，并且所有类似的逃避都只能使她更深地陷入语言的牢笼(RochC.Smith，1978)”简・爱是个追求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妇女形象。她出身低微，长相平平。小说中的简・爱一如作家本人：一方面诚恳、善良、独立、渴望自由；另一方面要强、刻薄、占有欲、反叛性、颠覆性等破坏性格隐藏其下。这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复杂、自我意识异常强烈的主人公。小说一开始并没有摆脱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叙述模式：“灰姑娘模式”――一名卑微的家庭教师(当时被人称为上等仆人)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女性，希望嫁给一位有全权有势的庄园主。疯妻子出现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简为了维护爱情的合法性，毅然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和罗切斯特，最 后在庄园被毁，疯妻子自焚、罗切斯特双目失明时重又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取得合法妻子权利和人格的独立(楮蓓娟，2006)。这两种叙述模式似乎暗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传统文学和后现代文本的本质区别，前者暗示了唯一意义的确定，后者则隐喻了意义之永无穷尽(王雅华，2006)。
既然叙述迷宫是由语言编织而成，那么，唯有语言才能使它走出迷宫。所以语言既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又是目的，既是艺术创作的材料又是作品本身，因为“女人生存的权利同样无法达到沉默”。这样一来，夏洛特以女性叙述者身份虚构了“疯女人”的形象，可以说它既来自简・爱内心世界的呐喊，也是来自作家本人内心深处的呐喊。众多的中外文论家都把“疯女人”诠释成是简・爱最隐蔽的内心世界，是简・爱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热恋中的简・爱“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之火却做到了”。“疯女人”的形象实际上是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储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含义构成的。我们还可以把疯女人看作是一个窗口，借此窥探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心态。作家没有勇气在现实中冲破男权世界的女性观，于是试图通过“疯女人”的虚构来打破“灰姑娘故事”的模式，然而它只不过是文学中的神话(楮蓓娟，2006)。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亡了资本主义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天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三、话语权利的再分配：现实与虚构的整合
语言危机和话语批判是1990年左右出现在欧洲的文学现象。这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知识、文化、社会发生转变时，概念也回随之转变和消解。20世纪初欧洲思潮进入一种理性的危机时期，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为主的进步、乐观的世界观此时受到挑战，危机意识表现在文学、哲学、社会学领域里，最终表现在语言的表达――话语上。原先人们认识的世界是客观的存在，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客观世界时稳定的，文字和物质之间的关系也是稳固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转折期间，各种稳定的关系诸如主体与世界、主体与认识受到怀疑，现实世界不复存在于人的掌握之中，主体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也不复存在，语言与现象间的牢靠关系于是就摇摇欲坠起来(谢莹莹，2006)。文学艺术家的感知总是先于公众，对社会思潮转变的反应往往比公众快得多，在世纪转折期女性文学家所普遍意识到的话语权利问题便不足为奇了。夏洛特的《简爱》就是一次有关现实与话语权利分配问题的深刻探讨，小说的创作深感语言无法捕捉现实，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于是就采用概念化的语言形式――话语来传递思想，完成作者在历史语境和精神层面的渴望，而女权主义的到来，带来这样一种意识：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不管感觉到什么，女人都有权说出来，这种转变在许多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为“爆发”，要说话，要表达，因此，话语的作用就被普遍认识到了。
《简爱》中的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不难找到原形。主人公简・爱的经历跟作品的创作者夏洛特非常接近，几乎就是作家对童年生活、追求爱情的个人隐私的全部书写。故事的表层由三层关系组成。第一层关系存在于简・爱和里德家的亲人之间；第二层关系存在于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之间；第三层关系存在于简・爱和“疯女人”的矛盾之间。简・爱出身于牧师家庭，并在幼年就成为孤儿，寄养在舅舅家。不久里德先生病死，无论她如何努力地忍让、如何地努力热情，还是要受尽里德太太和表兄弟姐妹的欺侮，她始终未能被这个家庭所接受和承认，这里一种福柯式的权利机制在起作用。亲情上的“话语构成”也同其他话语构成系统一样，服从于一种基本结构，这种控制式的长辈制与男权式的世界权威相似。个人在维护亲情上的努力必须得到权威的认可，才会有可能被纳入她们现存的家庭话语中，才算是存在的，才会有社会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价值。后来，舅妈里德太太把她送进了洛伍德慈善学校，校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他用种种手段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孤儿，简・爱受不了那里的孤寂和冷漠，是内心世界中过分的自我压抑和对自我规范的约束使得她再次选择了“叛逆”。此时此刻，简面对的是宗教权威，她在这个领域中是局外人，因为她不愿受任何团体组织的约束，这就意味着她没有在这个圈子内说话的资格，于是简被排除在传统的宗教话语权之外。在罗切斯特举办的家庭舞会上，简意识到自己已爱上罗切斯特，不久她就答应了罗切斯特的求婚。简身处平民阶层，罗切斯特的天地在贵族圈内，他们的社会地位相距甚大；简的话语是自发的，方法可能是幼稚的；罗切斯特则有一套上层社会的定规，两种社会、两种文化截然不同；简作为个体对男权社会的某一现象进行质疑与否定，她呼吁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能和男人一样自由支配；而罗切斯特是这个男权社会里权利话语中自满自足的群体的代表，前妻贝莎――“疯女人”的死亡为他寻找自我、完善自我与实现自我提供了活动场。语言负担着传达信息的功能，话语则担负着阐释语言的功能，但是，当它再现信息时，总是要遇到障碍，它总是传达出一种别样的信息，而且，在它所说出的东西的背后总还有许多尚未说出的东西。这种诠释除了竭力在现实与虚构的整合间往返寻求文本的真实意义之外，还注意到了文本中人物与人物的反复对话，如今对话语权利的理解已经不在于是否能求得文本的最终意义，而是文本创作者的心愿能否达成。《简爱》的结尾似乎把我们带入了某种沉默，简・爱做出重新回到罗切斯特身边的决定无疑是让夏洛特抵制压抑和歧视女性的努力大白于世，然而事实上，通过话语的叙事过程，简自我觉醒的表现与潜在愿望的实现却解构了文本自身所想表白的真相：走出平静而无为的处境，在陌生而粗暴的经历中取得生活的经验，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强者。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2
【关键词】平等；女性主义；《简・爱》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55-01
女性主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关注女性的标准，追求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和发展。现代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她们大力争取选举权、被选举权，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样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追求平等是女权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简・爱》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先驱。虽然简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她是新女性的代表，具有勇敢、进取和不屈的精神。
一、对平等的追求
无论男女，富人或穷人，都是平等的，这是几千年以来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平等一直是每个人追求的梦想。毫无疑问，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夏洛特写了很多有关简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使自己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平等。
（一）男人与女人的平等
《简・爱》获得如此多的好评，正是由于其塑造出了与众不同的形象。简用智慧和强烈的个人主义来保持自己的自尊，而不是依靠男人。在她的眼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简把自己看作与男人是平等的。简被送到洛伍德学校，校长非常冷酷专制，学生们都因害怕而屈服于他。然而，简却敢于反抗权威，因为她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即使对罗切斯特她也保持她的原则。她一直在不断地抗争是因为成为一个依附男人的人，那样她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她也不会完全得到真正的、纯洁的爱。在她看来，男女平等是彼此结合的基础。
（二）贫富之间的平等
简不仅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女性，也代表了穷人。正是她的经济条件导致其悲惨的童年以及塑造出她的性格。
作者塑造出如布兰奇英格拉姆这样鲜活的人物。她是一位美貌的社会名流，看不起简，正是看中了罗切斯特的富有才希望嫁给他。不同经济条件下导致了歧视。然而，简从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最终嫁给了罗切斯特。
此外，她在桑菲尔德府期间的生活也可以清楚地体现出平等。起初简误把费尔法克斯太太当作庄园的主人，对她以友好和礼貌。当费尔法克斯太太告诉她自己是仆人而非主人的真相后，简并没有改变对她的态度。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简从来就不是一个假装友好的人。
（三）社会阶层的平等
为了过独立的生活，简在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上流社会中的女人瞧不起她，但她从不轻视自己。相反，她对自己很满意，甚至为自己的诚实、独立性而感到骄傲。
她爱罗切斯特，只是因为他把她看作是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罗切斯特在社会和经济上都优于简，而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优越。当简知道罗切斯特有一个疯狂的妻子，她决定离开他，因为当罗切斯特的情妇将意味着失去她的尊严。
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罗切斯特因火灾而失明，庄园也付之一炬，他的社会阶层因此而降低，而此时简因继承了一大笔钱而变得富有起来，他们的社会差距缩小了，他们平等了。最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二、《简・爱》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维多利亚时代是以男性为中心，受男性主宰的时代，女性受到男性的歧视。直到1920到1921年，女性才拥有受教育权。《简・爱》的发表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权主义的价值和作用。
切斯特顿曾说过：“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女性小说。这本书就以其对现存社会的尖锐的批判而著名。”他一定是指这位杰出的女作家，其作品为那个时代受教育的女性的情感和愿望而发出的呼声。勃朗特是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简・爱》无疑是关于女性独立与爱情的宣言的代表作品，讲述了个体意识走向自我实现的抗争，讲述了一些孤独和被忽视的年轻女性对爱情的强烈向往。正是《简・爱》唤醒了女性意识，呼喊出女性在与社会压力、歧视做斗争以及抵制激情的诱惑中对女性解放的渴望。
三、结论
《简・爱》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个体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抗争，一个如简爱这般孤独而又遭受忽视的年轻女子对独立和幸福生活的追求。
虽然简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就如我们每个人一样普通，同时她又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是新世界新女性的代表，追求自由、平等、积极、幸福的生活。这本小说的目的在于呼吁下层阶级的人民争取尊重和自由，并唤醒他们与不公平的社会相抗争。正是由于简的反叛，对平等的坚持，这本书的独特性才得以充分地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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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3
[关键词] 伊丽莎白;《简•爱》;女权主义;爱情观;自尊;反抗
爱情,一直是人类世界千古不变的话题。从古至今,很多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爱情,为渴望爱情的人们勾勒出一幅幅感情的美好画卷,用独特美妙的叙述来体现她们对生活以及爱情的深刻感悟。
伴随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以及20世纪世界妇女文学的普遍繁荣,女权主义文学脱颖而出,于20世纪70年代趋于成熟。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揭露文学中的性别歧视,呼唤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和谐;二是考察女性创作情况,总结女性创作特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女性美学体系以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女权主义者注意从女性文本中探幽发微,提出讨论的基点或者引以为证。《傲慢与偏见》与《简•爱》以其独特的魅力不可抗拒地进入女权主义的研究视域。[4]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属于“灰姑娘”的模式――历经曲折最终都找到了美满的归宿。但由于主人公的身世和家庭背景的不同,所以她们的性格和爱情观存在着差异。
一、两部作品的内容简介
《傲慢与偏见》主要描写了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家的几位女儿各自的爱情,以及她们对于婚姻各自的理解和选择。简•奥斯汀通过班纳特五个女儿对待终身大事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观。奥斯汀作品中刻画了四桩婚姻:夏洛蒂和柯林斯的世俗之爱、莉迪亚和魏肯的之爱、吉英和宾利的钟情之爱、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真心之爱。本文以小说中人物婚姻的发展过程为主线,阐述了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探究了简•奥斯汀理想的婚姻观,并指出了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作品中有一句话,“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1]从《傲慢与偏见》看到的围绕婚姻关系的描写,浮在最表面的是会客、喝茶、跳舞、聊天儿等社交世界。可是,另一方面,那个时代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竞争的世界。奥斯汀认为正当的婚姻关系应当是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结合,婚姻不应由财产、地位这些身外之物所决定。
《简•爱》讲述的是一个相貌平平但却高贵自尊的女家庭教师和男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简•爱这个人物表现的爱情观实际上折射了作者夏洛蒂的爱情理想。夏洛蒂在国外求学期间,爱上了她的老师埃热先生,而埃热先生是有妇之夫,且对夏洛蒂全然无心,所以,她把这种微妙的情感一直压在自己心底。这次情感的挫折对她影响很大,但也成就了这部不朽之作。夏洛蒂的爱情观含有平等和独立的思想。[2]“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是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们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在爱情与婚姻中,夏洛蒂坚持要尊重彼此独立的人格,这点在简•爱得知罗切斯特先生与伯莎名存实亡的婚姻后还是选择离开的描写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大团圆的结局让作者夏洛蒂的爱情观更加清晰:真正的爱情是平等的、互敬互爱和坚贞不渝的,有爱情的婚姻是幸福的。[3]
二、两部作品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简•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夏洛蒂•勃朗特生活在19世纪,不同的社会背景使她们塑造出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简•奥斯汀生活的年代,上流社会的年轻女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独立的。那时,只有少数职业对女性开放,并且这些工作大都低贱,待遇不高,环境恶劣,那个年代,没结婚的女性都要与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婚姻成了她们挣脱家庭束缚的惟一手段。从这一点说,伊丽莎白的爱情观是以父权强势、女性弱势为角度的。夏洛蒂•勃朗特生活在19世纪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推崇团结、节俭,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许多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女性有自己的休闲时间,她们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具有意识。像简•爱这样,相貌平平、身材矮小,但具有叛逆精神的普通女性就成了当时塑造女性形象的一种探索。简•爱勇敢地冲破传统的枷锁,满怀热情地追求爱情幸福,要求女性的解放和精神上的独立。
1847年《简•爱》正式在英国出版,当时的评论家们认为《简•爱》违背了英国习俗的、并引以为荣的社会文化传统,称之为一部让时代惊慌的叛逆性作品。夏洛蒂•勃朗特塑造了一位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作品中处处闪耀着要求女性意识独立的思想。和伊丽莎白的爱情相比,简•爱作为贫穷卑微的家庭女教师,她追求平等的爱情,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关系比起来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倔强而感情炙热的简•爱身上则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是反抗父权社会的女性代表。夏洛蒂•勃朗特用她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人的最美好的东西是尊严,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富有尊严的幸福。《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化繁为简,返璞归真、不计得失的感情。简•爱渴望独立,追求平等,追求妇女的地位和独立。《傲慢与偏见》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的世态人情。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着英国文坛,而奥斯汀创作的小说则是一反常规地展现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她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尽管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奥斯汀的小说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角色由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身处时代的不同而带有明显的差异,但各有千秋,深入人心。
三、女权主义爱情观
《傲慢与偏见》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虽有美貌,却不足以打动人心。结识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并与之结婚是她认为人生的最好归宿,为此,她常常参加一些舞会以结识有身份和地位的男子。当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时,达西认为她的相貌“仅仅过得去,不过不漂亮到能够打动他”的地步,这种傲慢极大地伤害了伊丽莎白的自尊心。在以后的交往中达西又表现了对她家庭成员的蔑视,这极大地触怒了伊丽莎白,所以伊丽莎白后来以打击报复达西为乐。当达西慢慢被她吸引并最终向她求婚时,满以为她一定会答应,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她肯定地说:世界上最不可能嫁的就是你这种人――傲慢、自私、自负,高高在上,置别人的感情于不顾。[1]伊丽莎白拒婚这件事鲜明地反映了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弱女子要求受到尊重的强烈愿望,尽管这样做也许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伊莉莎白聪明睿智,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作敢为,面对爱情她言行谨慎,极其理智。她的明理幽默,理智果敢,使她最终得到了达西深厚的爱情,她的命运带有一种游离于现实的偶然性。伊丽莎白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理智谨慎,她向往的婚姻以爱情为前提,但决不能离开经济需要。伊丽莎白处于传统父权文化观念中女性被选择的弱势地位,美满婚姻的追求不过是她提高地位和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
伊丽莎白和简•爱对待爱情的观点较为类似,她们都拒绝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们都拒绝了牧师的求婚,因为两个牧师都认为真正的爱情对于婚姻并不重要。虽然柯林斯先生可以成为伊丽莎白日后生活无忧无虑的保障,但那种无爱婚姻在她看来是不可能幸福的。简•爱拒绝了圣约翰是因为她明白他爱的人不是自己,这种没有心灵交流的结合是简•爱所不能容忍的。尽管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两人有相似之处,但在追求爱情的行动上却截然不同。伊丽莎白向往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她似乎缺乏追求真爱的勇气。她的婚姻观仍然是父权思想下的恋爱婚配模式:男追女等,男才女貌。这种模式中的妇女扮演的是被征服的角色,比如她拒绝了“自大与谦卑于一身的”柯林斯先生,但当自己爱上了真正的爱人时,她选择的是被动的等待。伊丽莎白在改变对达西的偏见,真正了解他并被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达西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时,她在父亲面前承认自己爱上了达西,但她没有大胆主动地表白自己的感情,而是不动声色地等待他的下一次表白,后来通过凯瑟林夫人的富有戏剧性的干预才捅破了窗户纸,使得一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相比而言,简•爱作为贫穷卑微的家庭教师,却敢冒天下大不韪,冒犯两性关系中禁止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清规戒律,与上流社会的贵族谈情说爱。她的这种敢于追求爱情的勇气是基于她身心合一的爱情观和她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后来当她意外获得了遗产,而她的爱人穷困残疾的时候,她选择回到他的身边,全身心地充当她的另一半。因为她爱罗切斯特,这种爱不会因为贫穷和疾病而改变。简•爱的爱情与伊丽莎白追求的以经济基础作为首要条件的爱情是不一样的。
因此,伊丽莎白和简•爱是两位伟大的叛逆女性,她们是英国文学史上两位追求独立并以独特的方式对待爱情和生活的女性形象。她们自尊自爱,不畏强权,追求独立,追求平等地位,这种性格取决于原著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即女权主义。《傲慢与偏见》与《简•爱》通过伊丽莎白和简•爱这两个性鲜明的形象塑造表现了女权主义的反抗意识。伊丽莎白和简•爱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不是特别美貌,但都受过教育,具有知识女性的聪明睿智和独到的思想意识,都不满足于女性所处的卑微地位,有过不同程度的抗争和叛逆。伊丽莎白与简•爱聪敏机智,有胆识,有远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并善于思考,这在当时的男权社会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这种品质,使得她们在爱情上有独立的主见,并导致她们与达西和罗切斯特的美满婚姻。男权文化习惯于以男性为中心,站在男性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女性,而伊丽莎白与简•爱超越了这一固有模式,以“自我”的标准看待周围环境。但是,由于性格、家庭背景的不同,两位女主人公的爱情观也存在差异,在观念上、行动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伊丽莎白表现为一种朦胧的无意识的反抗意识,而简•爱则体现出有意识地反抗压迫并要求平等自由的女权思想。因作者自身不同的遭遇和切身体会,勃朗特较奥斯汀受女权思想影响较深刻,简•爱的形象可谓应时而生,彰显了女权主义。简•爱的人格魅力正在于她的反抗性格,不顾一切地维护尊严和权利的志气,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勃朗特继奥斯汀后把英国的女性意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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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4
关键词：《简・爱》 独立爱情 时代女性
一、小说的创作背景及主要内容
《简・爱》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它出版后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而且还得到了各个文艺批评流派的一致认可。随着该小说的发表，原来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夏洛蒂・勃朗特一跃成为英国著名小说家行列的一员。《简・爱》是一部自传成分很浓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很多都来自于作者身边人的真实经历。
夏洛蒂出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牧师家庭，由于母亲早逝，夏洛蒂八岁时便被送进寄宿学校，学校生活环境无比恶劣，两个姐姐染上肺病，相继死去后，夏洛蒂带着妹妹艾米利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约克郡这个荒凉的山区，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整个童年。十五岁时她去到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毕业后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后来由于不堪忍受贵族家庭的尖酸刻薄对待而放弃了家庭教师职业，在姨妈的资助下，与妹妹艾米利来到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通过在意大利的系统学习，她开始有了自我表现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促使她逐渐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
《简・爱》通过塑造一个出身寒微、经过自己不懈努力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年轻女子简・爱的形象，给读者以强烈的思想震撼。简・爱轻视权贵，敢于讽刺权贵的势力与无知，表现出她独立的人格和敢爱敢恨的精神。她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但当得知恋人已有妻子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这表现了妇女在婚姻中要求平等与独立的思想，在当时的英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小说结尾简・爱意外地获得了一大笔遗产，最终回到孤独无助的罗彻斯特身边照顾他。这表明部分思想觉醒的女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和家庭婚姻中追求独立平等的呼声及对美好爱情坚定不移的向往。
二、知识对简・爱的人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简・爱的童年时期
由于父母早亡，幼小的简・爱被寄养在舅舅家里，更悲惨的是，舅舅也不幸身亡，舅妈只因履行对丈夫的承诺才勉强没有将她赶出家门。但舅妈打心底里并不喜欢简・爱，在盖茨海德府，简・爱的地位连一个仆人的地位都比不过，每个人都可以对她吆喝、讽刺和欺负，表哥对她的百般更是在她心理上造成了巨大伤害并且留下沉重的阴影。这种境况下，能够支撑简・爱在没有丝毫家庭温暖的氛围中存活下来的，便是书籍和知识带给她的正能量。有了书籍相伴，简・爱不再感觉到内心的惶恐、孤独与寂寞。她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书上海鸟搏击冰雪的插图，感觉自己充满了斗志。因为她可以将自己想象成一只勇敢的海鸟，不怕面对任何海浪与狂风，她决心要与狠心的舅妈和粗暴的表哥代表的恶势力勇敢地斗争到底。所以当表哥约翰再一次对她实施暴力的时候，她坚决地起身反抗，结果等待简・爱的是更加严厉的惩罚，加上大病一场，简・爱差点丧失了性命。病好以后，简・爱便被舅妈赶出了家里，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在简・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二）简・爱在寄宿学校的生活
从盖茨海德府出来后，简・爱来到了劳渥德学校，这所学校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学习条件极其艰苦，但在不屈的简・爱看来，这里远比盖茨海德府要舒适得多，虽然日子清贫，但这里还有大量书籍的陪伴，有知识的熏陶，还有老师坦普尔小姐对她的关怀与照顾。在这里，她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她不仅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还学会了为人谦和、友善和仗义。当得知表哥约翰将舅舅家所有财产输光后自杀，舅妈气的得了重病后，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舅妈派去的车夫回到了舅妈身边去照顾她。这种以德抱怨的做法和宽容为怀的心胸，正源于她在劳渥德学校所受到的影响。毕业后，简・爱留在了学校当老师，她要将自己的知识与爱心传播给更多的孩子们，可见简・爱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人生的真谛，她想要追寻一份高尚的事业，为人类的教育事业献身。她所做出的这些决定和她高度自觉的思想觉悟，都源于书籍和知识带给她的正能量。八年的寄宿生活，使简・爱成长为一个拥有丰富知识和开阔视野的充满智慧的成熟女性。
（三）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的生活
在劳渥德学校过了几年做老师的生活之后，不甘于现状的简・爱不想一辈子过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她渴望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虽然简・爱只是一位身份卑微的家庭教师，但有钱有势的罗彻斯特从来都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罗彻斯特身上散发出的气质深深吸引着简・爱。同时，简・爱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个性，也深得罗彻斯特的好感，他们超越了门第和年龄的限制，勇敢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性格倔强的简・爱小姐一心追求独立的人格，因此，她要求罗彻斯特也必须尊重她的人格，必须绝对平等地对待她。在桑菲尔德花园简・爱通过发出“独立宣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一切都说明正是书籍和知识产生的力量使简・爱的民主平等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逐渐增强。
三、知识对现代女性的意义及深远影响
走进小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简・爱强大的生命力。小说中的简・爱虽然出身卑微并且其貌不扬，但她身上蕴藏的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读者。简・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能够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她性格倔强，爱憎分明，敢于同命运作斗争，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身上散发出的知性美正是知识产生的力量。从书籍中，她汲取了力量，找到了自我，获得了无穷的能量与快乐。
在简・爱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尊、自立、自强、理性的女性形象，她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有目标，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些也正是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同样应该具备的。作为今天的女性，更需要积极进取，不断学习，紧跟时代的步伐，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认识上提升自己的高度。现代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相夫教子，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有多走出去学习，多接触社会，才能够开阔眼界，与时代接轨。与简・爱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性别、相貌、家境等外在因素，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左右的。我们所能做的，便是改变自身的心态，用知识的力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结语
对于多数现代女性而言，虽然不会再有和简・爱一样的遭遇，但我们能够从简・爱身上学习的是女性独立和平等意识。现代女性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美和精神上的富有，还有高贵的灵魂和独立的人格。而这些内心的修养，是靠长期的知识积累然后由内而外体现出来的。简・爱教给我们的是女人一定要自强和自立，一位现代女性想要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和地位上的平等，首先要将自己看作是和男性有着平等社会地位的独立的人，然后用自己奋斗成功的事实告诉所有人，一个知识女性的人生将会更加精彩，更富有价值！语
参考文献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5
关键词： 《傲慢与偏见》 婚姻观 现实意义
一、引言
简・奥斯汀，19世纪英国小说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文学家之一，其主要作品有《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等。《傲慢与偏见》更是其经典之作，作品主要以傲慢的单身青年达西、偏见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和表里不一的军官威克姆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同时还写到了虚伪的威克姆与痴情的三小姐莉迪亚的最终结合，富裕谦逊的单身贵族宾利与美丽贤淑的大小姐简之间的曲折爱情，以及趋炎附势的牧师柯斯林与虚荣的夏特洛之间没有爱情的物质婚姻等。在这部作品中，有温馨美满的结局，也有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将几种不同的婚姻观描写得淋漓尽致，进而提出了婚姻观。班纳特的大女儿简温柔娴静，但个性矜持，始终保持淑女风范，使得她一度将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她与宾利的结合完全就是一种“仪式”，是资产阶级状态下“自由选择”的典范。夏特洛是个极现实并且理性的人，在社会地位、经济及外貌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有部分财产但没有爱情的婚姻。三小姐莉迪亚比较轻率，被军官威克姆所迷惑，婚后两人都出现对彼此用情不专的现象，生活上更是一度挥霍、入不敷出，他们的婚姻完全没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在这里，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会幸福。而伊丽莎白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当达西收起傲慢时，伊丽莎白消除了偏见，他们彼此深爱上对方，最终走向美好的婚姻殿堂。他们的结合更进一步证明：幸福美满的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
自古以来，人们在婚姻的道路上会受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影响。因此，在婚姻问题上，人们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理想婚姻是无数经典著作反映的主题，和其他婚姻话题所反映不同的是《傲慢与偏见》没有夸大爱情超越现实的力量，没有塑造为爱情冲破现实阻隔的婚姻。它是一部富有理性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着力刻画的几种不同的婚姻关系不仅涉及感情，而且和经济密切相关。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结合恰好就是作者理想中的婚姻，既有爱情作基础，又有金钱作物质保障，也反映了作者的婚姻爱情观：以金钱和社会地位为目的的物质婚姻是不可取的，但是没有这些因素也是万万不可的。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又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强调的理想婚姻是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婚姻的坚实基础。
三、《傲慢与偏见》中婚姻观的现实意义
《傲慢与偏见》虽是一部充满斗智意味的爱情喜剧，但简・奥斯汀却在这部小说里运用辛辣的手笔对婚姻、物质、爱情做了一次深刻的理解和揭示，并且向读者宣扬了一种理念：只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有财富保障的婚姻才是幸福美满的。仅仅为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结婚是错误的，但是不考虑上述因素也是愚蠢的。《傲慢与偏见》中诠释的婚姻观念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当今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给人们带来很多启迪。在当今社会，虽然妇女的社会地位较十九世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她们在谈婚论嫁时，又何尝不是进行爱情与金钱的权衡呢？是为了爱情的理想还是为了物质的保障？或是像莉迪亚和威克姆那样沉迷于激情，追求一时的快乐？或是安于现状，过着夏洛特般的枯燥生活？或是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为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而奋斗，成为“伊丽莎白”和“达西”？总之，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抉择时她们仍存有很大的困惑。第一，在婚姻关系中是否拿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第二，爱情至上是否值得推崇。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所展现的理想婚姻观对现代女性的这两大困惑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四、结语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不仅深刻地批判了作者那个时代的大众婚姻观，而且提出了理性的并且理想模式化的婚姻观。这种以爱情为基础，以金钱为保障的婚姻观在解决当今社会女性婚姻抉择问题上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虽然简・奥斯汀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是她在《傲慢与偏见》这部经典之作中的婚姻观仍具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6
关键词：“疯女人”形象；经典；解构；颠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203-02
简・里斯（1890-1979），原名艾拉・格温德琳・里斯・威廉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196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藻海无边》是其代表作。小说一面世，就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批评界的高度重视，也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里斯本人也因此书确立了她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获得当年英国皇家文学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并被接纳为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著名评论家A.阿伐雷兹（A.Alvarez）称简・里斯为“20世纪最优秀的英国小说家”。
简・里斯以经典名著《简・爱》为故事蓝本重写或回写了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梅森的故事。在里斯的笔下，《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梅森变成了《藻海无边》的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被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即安托瓦内特的命运被缓缓展现在人们面前。《藻海无边》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简・爱》的改写，而是既与《简・爱》有互文性，又具有独创性的独立文本。简・里斯以一个加勒比女性作家的视角向读者解开了《简・爱》中疯女人的谜团。两部小说既有内在联系，又彼此独立，在比较文学领域有很高的可比性和研究价值。
一、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建
经典的解构与重建和西方社会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显见的亲缘关系。后现代文化思潮所倡导的“去中心”、“去权威”的理念，为作家大胆质疑和颠覆经典原著提供了思想武器，而解构传统价值规范，追求多元文化价值则成为后文本最直接的文化表征。同时，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互文性理论，又为后文本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互文性理论的创建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不是独立创造，而是对过去的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文本呈现开放性的特征，它存在于其他文本及传统的对话之中，同时有着对前文本的模仿、节约。但是，这种对前文本的引用和吸收并不是消极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单纯接受，后文本的出现必然还包含了作者立足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下的独创性思想，表达了前后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的潜在意图，因而具有含蓄的文化批判意味。
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构与重建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经典文本自身具有的旷日持久的吸引力和丰富的意义衍射，是其得以被不断阐释的原因之一；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发展演变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的变迁，也是作者对原文本重新阐释的重要因素。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建既是一种全新的创作途径，又是彰显不同意识形态、表达其对抗和冲突的场所。因此，这种文学现象可视作是一种隐蔽的文化策略，其目标不仅仅是展示这个世界，而且也要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去改变这个世界。促成文学经典解构与重建的，除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意识形态变化外，还有近几年来兴起的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文化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让人们对建立在男性话语基础上的经典作品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并得出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经典的解构与重建，就是在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一条具有性别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创作途径。它不仅使被改写的前文本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得以揭露和清算，还通过重写，使女性长久以来受到男权文化压抑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境遇展现出来，揭示出男权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历史现实。它还从性别立场出发，给予文本中的两性关系以真实的考察和揭示，彰显出与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迥异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具有积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简・爱》对疯女人形象塑造的局限性
勃朗特在塑造了简・爱这一端庄坚强、自尊自爱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为其设置了一个对立面――疯女人伯莎，并显现出厚此薄彼、扬此抑彼的情感倾向。勃朗特完全剥夺了伯莎的话语权，这位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小说中成为一个纯粹的“他者”。在小说中，伯莎处在彻底“失语”的状态，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没有人的声音，没有人的正常思维，她无法说话，即使说了，也是毫无意义的疯话。自始至终除了发出几声“压抑而低沉的恶魔般的笑声”、“狂野刺耳的可怕尖叫”和”“一阵断断续续的、同狗叫差不多”的咆哮声之外，她从未说出过一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话语。她的身世和背景完全是由罗切斯特交代给读者的，因为作为妻子的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发言权，他的话无异于是缺席审判。不仅如此，在罗切斯特口中，这个疯女人还有着“”、“疯狂”、“粗俗”、“”等等足以令一个女人被男权社会永久放逐的罪行。
作者拒绝在《简・爱》中认定伯莎为女性而只是把她当作动物看待，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礼教的约束使得她恐惧并排斥自身潜藏的女性认识。作者生活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妇女的地位仍旧十分低下，父权观念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制约并影响着人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白人出身使她能随时准备牺牲克里奥尔姐妹的一切，成全其英国女主人公命运的发展。勃朗特最终臣服于充满霸权和偏见的男性眼光和男权意识，塑造了疯女人伯莎这一形象。究其根源，在于男权观念约束下的文学传统及社会历史环境造成了作者的局限性。穆勒就曾指出，女性作家刚开始创作时，尽管能够在作品中真实地表达她们的感情，但所写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在逢迎男性的态度和自我。
三、《藻海无边》对疯女人形象的解构与颠覆
小说《藻海无边》对名著《简・爱》进行了大胆质疑和颠覆，疯女人伯莎的形象成为简・里斯着力刻画和为其正名的人物。《藻海无边》可以说是改写了《简・爱》的一部反男权、反殖民主义的优秀作品。在《简・爱》中野兽般的疯女人伯莎脱胎换骨，变成了《藻海无边》里美丽善良、奋不顾身执着追求真爱的安托瓦内特。在《藻海无边》中，《简・爱》里“失语”的疯女人开口说了话。她的声音是一个被欺骗、被利用、被剥削与被抛弃的女人对买卖婚姻与男权统治的有力控诉。可以说，里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疯女人顶楼的暗门。里斯通过对安托瓦内特命运的描写，反映了西印度群岛克里奥尔妇女深受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一个普通的克里奥尔女子被歧视、被压抑、最终被逼疯的悲惨命运成为小说的主题。从阁楼上走出来的疯女人成为受到男性霸权和殖民主义双重压迫和迫害的牺牲品。
自我文化、种族和性别三重身份的失落造成了安托瓦内特强烈的心灵困惑和精神痛苦。小说通过对疯女人伯莎的重塑，道出了父权社会中被驱逐到“他者”地位的女性的悲惨遭遇。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没有明确身份，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作为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安托瓦内特既无法被英国白人文化认同，也无法被殖民地黑人文化接受。在黑人眼中，她是“白蟑螂”；在白人眼中，她是“白皮黑鬼”。里斯在小说的开头第一句话就道出了安托奈特的身份困境：“常言道同舟共济，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牙买加的太太小姐对我母亲一向并不赞成。”这句话区分了自我与他者，白种克里奥耳人与白人之间彼此不能相容，“牙买加的白人可不少。地道的白人，他们有的是金币。他们正眼也不看我们，没人看见他们走近过我们。”而19世纪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解体后，英国殖民者的后裔受到当地土人的仇视。“我从没正眼看过哪个陌生黑人。他们痛恨我们。他们骂我们白蟑螂。还是少惹麻烦为妙。有一天，一个小姑娘跟着我唱道，‘白蟑螂走开。走开，走开。’我赶快走，可她走得更快。”短短几句话，却清晰地勾勒出了安托瓦内特与黑人文化的隔阂。她身处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尴尬境地，既被白人文化拒绝又被黑人文化排斥，注定在精神上无处皈依，是被边缘化了的局外人。
然而，导致安托瓦内特最终毁灭的则直接来自于男性的摧残和迫害。她与罗切斯特的婚姻不仅是一桩裸的金钱交易，也是父权制下以男人的意愿为主宰、以女人失去个体自由为代价的一场不公正的买卖。罗切斯特是压迫女剥削女性的男性代表，他利用安托瓦内特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获得了三万英镑的嫁妆。而对他的妻子，罗切斯特丝毫不存爱意：“我并不爱她。我渴望得到她。可那不是爱。我对她没几分温情，她在我心目中是个陌生人，是个思想感情方式跟我不同的陌生人。”达到目的之后，罗切斯特便渐渐疏远妻子，并公然与女仆阿梅莉上床，使安托瓦内特蒙受巨大的侮辱，把她逼到了疯狂的边缘。在这段婚姻中，安托瓦内特不仅被罗切斯特剥夺了财产、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名字。罗切斯特将妻子带有克里奥尔特征的名字改成了英国式的名字“伯莎”。安托瓦内特本人对此的感受是“名字大有关系，比如那时候他不肯叫我安托瓦内特时，我就看到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一身香味，漂亮衣服，连同镜子，都从窗口飘出去了”。重新命名这一情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主体性自我、身份以及个人自由的否定和剥夺，说明了女性权利的彻底丧失。不仅如此，安托瓦内特还被罗切斯特用船弄到英国，幽禁在桑菲尔德的顶楼上，雇专人严格看守而彻底疯掉毁掉。最终，精神崩溃的安托瓦内特纵火烧毁了象征着男权的桑菲尔德庄园，同时也找回了迷失已久的自我。里斯颠覆了传统的“灰姑娘”形象以及背后隐藏的毒害着广大女性的价值观。安托瓦内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灰姑娘，她以疯狂抗拒父权社会的压迫，以葬身火海捍卫自己的尊严。小说赋予女性以探寻生命意义、追求自我身份的特质，不仅使有着真实的生命存在和主体意识的疯女人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也给予了《简・爱》中因受到作者女性观念的局限而主体“缺席”的女性以新的“正名”，即她的疯狂是男权压制和男性迫害的共同结果，这就对原著构成了强烈的、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解构和颠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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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wells， Coral Ann. Jean Rh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1.
〔4〕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Nineteen Century Literary Limitation. Yale University，1979.
〔5〕简・里斯.藻海无边.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6〕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1994.
〔7〕孙妮.苍海茫茫 人归何处――试论琼・里斯《茫茫藻海》主题及其艺术风格.外国文学，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