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消费范文1
［关键词］ 女巫；魔鬼文化；中世纪；西方历史
当你对某种事物产生信仰，你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件事物的帮凶。
当你信仰上帝（God），你就是上帝（God），
当你信仰恶魔（Devil），你就是恶魔（Devil）。
这是一部讨论宗教和信仰的影片，战士、女巫、搏斗是影片的三大组成元素，而透过影片表象，本质则是导演关于宗教、信仰和人性的深层次讨论。2011年8月，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魔幻大片《女巫季节》在亿万观众翘首期待中上映，鉴于凯奇以往成功出演《变脸》《石破天惊》等经典影片，这部仅投入4 000万美元的魔幻作品着实让人捏了把汗，尼古拉斯凯奇在电影中饰演一名欧洲14世纪战争时期的骑士，影片导演是曾经指导《剑鱼行动》等多部经典影片的多米尼克・塞纳，在塞纳看来，这是一段悲凉勇猛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重新审视历史并挖掘出人性的善与恶。影片上映后，片中欧洲神秘的女巫文化引起观众的热议，从而引起人们关于中西方魔幻文化的差异的研究。
一、中世纪的黑暗之旅
古老的14世纪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和幻想的时代，文艺复兴尚未到来，神秘的宗教组织控制着广大民众，人们对宗教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这种顶礼膜拜可以说是对信仰的虔诚，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影片开篇是一段十万大军荒漠行军的画面，菲尔逊和战友伯曼因不满统治者利用上帝教唆人们杀戮，离开骑士部队，开始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他们穿洋越海，横穿沙漠，一年后，本以为见到的会是美丽的故乡，没想到，两人误打误撞来到一个满目疮痍的小镇，这里被恐怖和阴森笼罩，小镇被一种叫黑死病的病毒荼毒，到处是腐烂的尸体和被病毒折磨的人，人们坚信这是恶魔借女巫之手带来的诅咒，所有人类文明社会的秩序在这里面临崩溃。伯曼在牢房里见到那个被教会认定为女巫的女孩――安娜，伯曼被教会认定为勇士，负责把安娜送至遥远的修道院，由僧侣对其进行毁灭。伯曼并不相信这个纯真的女孩就是邪恶的女巫，但是，一路上众人被神秘的巫术袭击，有两名护送者相继死去，伯曼也曾一度失控要杀死安娜。到了修道院，一切谜底才开始展开。安娜不过是魔鬼附体，魔鬼想要一本传说中所罗门王的古书，最终，伯曼重新接受宗教，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众人合力，魔鬼被消灭，伯曼和菲尔逊也付出了生命……
但从剧情来讲，影片毫无新意，故事不够出彩，视觉不够震撼，是在用不断变化的打斗形式来表现现实中已熟视无睹的故事，但若摒弃表面的东西，影片蕴涵的意义是值得深思的。利用和被利用，加害和被加害，信仰和背叛，人性的善与恶，一切在影片中均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从头至尾围绕宗教展开，宗教是人类信仰的一种体现方式，是人们精神上的一种依托，同时也是每个人不同价值观的表现，14世纪的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疯狂的时代，具有非常强烈的排他性，所有一切教会外的人都是叛徒，一些偏激的教会长老教唆教徒对其他人员进行疯狂攻击甚至杀害，而伯曼和菲尔逊则代表着人性的善，不屈服于宗教的，并坚持要公平地审讯被认为女巫的女孩，是光明的代表。而教会则被认为是人性的恶，当你相信上帝的同时，你也就相信了魔鬼，当你对某种事物产生信仰，你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件事物的帮凶，巫术一直是宗教用来统治教徒思想的工具，当教会长老发现一切都不能被控制的时候，比如黑死病，巫术却又成为一切的罪魁祸首，这就是人类面对死亡时推卸责任的表现。
二、被过度商业的魔幻文化
商业化电影产业是好莱坞电影大鳄们多年来打造出的电影制作产业，商业电影是收回投资并盈利的重要产品，通过聘请知名演员及导演、大制作、大宣传等手段促使观众走进影院，与文艺片不同，商业电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电影，作为“娱乐至上”的好莱坞商业大片，票房的多少决定影片的成败。商业电影的体裁十分广泛，而近年来，魔幻元素不断地被用于电影制作中，《指环王》《哈利・波特》《千与千寻》等影片的成功让更多的投资商对魔幻电影趋之若鹜。
所谓“商业化”，是指未顾及产品的精神属性，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改变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无限制地迎合消费者，赚取高额利润，而这种初衷如果把握不当容易造成产品的低级化。在《女巫季节》中，女巫和魔鬼是影片魔幻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西方世界，撒旦是最著名的魔鬼形象，“撒旦”是一个代称，意为“敌对者”，他既是《失乐园》中诱惑夏娃的那条蛇，也是指点耶稣万国荣耀的神，因此可以说，女巫和魔鬼都是撒旦的化身。《女巫季节》的野心太大，影片开始便直指宗教、巫术、瘟疫、战争和人性，而尤其对此的刻意重视和渲染，让影片的魔幻元素大打折扣。就故事发展情节来看，本部影片的叙事出现多处前后矛盾的情节，如既然魔鬼可以在修道院与骑士打斗，为何必须要附身于女孩，如此多此一举，让整个故事显得累赘，有拼凑之嫌。而影片关于教会对女孩的迫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城市广场》中欧洲教会对知识女性的迫害。女性崛起一直是近几年电影制作的热门题材之一，从《我的野蛮女友》（韩国）、《河东狮吼》（中国）、《大战外星人》（迪斯尼）中可见一斑，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女性是电影消费的主要人群，而女性消费观很容易带动男性消费，由此看出，影片制作商把体裁设定为了以女性为主要元素的用意，也就可以理解以上所说影片中恶魔多此一举的用意。
随着文化不断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变，“过度消费文化，过度商业化文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否定传统、打破秩序、寻求刺激、突破大众文化底线，制造出“被商业”的影片。文化艺术要坚持人类正确的价值观，要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如《哈利・波特》的成功，从影片中主人公的成长可以看出家庭对成长的重要性，从魔法学院的钩心斗角映射社会的权力纷争，一切水到渠成，相得益彰，所以《哈利・波特》系列的成功是必然的。
三、中西方魔幻文化的差异
魔幻电影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宣泄的渠道，任何故事都可以在魔幻的背景下完成，是人类超出理性的思考能力，魔幻电影把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用虚构夸张的元素表现现实社会，电影的本质就是幻想，导演用想象出来的故事传达给观众他想要表达的内涵。西方魔幻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其独特性，其“个性化、鲜明化、娱乐化、充满想象力”的特点备受世界观众喜爱，而中国近几年的魔幻电影也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画皮》《白蛇传说》等取自中国古典神话题材的影片也受到观众好评，但细看中西方电影，不难发现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抛开电影制作本身的原因，更多的是东西方在背景、形象、价值观等文化上的差异。
文化背景差异。西方国家的魔幻故事多数发生在战争、种族冲突、宗教斗争的背景下，注重渲染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多为主人公大战恶魔、拯救人类和世界的，如《蝙蝠侠》《地狱男爵》等，突出个人价值；在表现形式上也多使用夸张手法，如《加勒比海盗》中的恶魔形象，非常恐怖，让人不寒而栗。而中国的魔幻故事多取材于古书籍，如《聊斋》等，表现形式含蓄，对魔怪的描写与西方相反，大都化身为人或动物，很少直接以恶魔的形象出现，如《白蛇传》中化为人形的白素贞，《西游记》中化作美女的白骨精、蜘蛛精，《倩女幽魂》中的小倩，这也与中国人传统含蓄的特点相吻合。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东西方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差异，各具特点，各有千秋。
形象差异。西方的魔幻文化有其独特的代表性，区别于其他文化派系中的表现，而在人物形象上与中国有区别。如关于“龙”（Dragon）的形象，在西方，龙是蛇的延伸物，被认为是丑陋的长着毒牙的怪物，是魔鬼的象征，在欧洲魔幻文化中，龙代表了邪恶和灾难，主人公与龙的战争则被认为代表了善与恶之间的较量，“龙”形的恶魔形象在《哈利・波特》系列中多次出现，可见龙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吉利的象征；而在希腊神话中，“龙”是守护的象征，赫拉克勒斯偷走的金苹果正是由一只“百头龙”日夜看守的，在希腊文化中，龙是忠诚的守护神，一生只认一个主人；而在中国，“龙”是祥瑞之兽，《礼记・礼运篇》记载龙为“龙、麟、凤、龟”四灵之首，同时也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利，是皇权的象征，中国人称为“龙的传人”，在古代皇子称为“龙子”，优秀的才子被称为“人中龙凤”，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龙形的物品，穿“龙袍”。这种形象上的差异同样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价值观差异。价值观的取向直接影响电影的内涵，《女巫季节》表达的是关于信仰和信任的故事。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在当今社会，信仰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如同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的佛教，都是人类的心灵寄托。东方人的特点是含蓄谦让，西方则表现为张扬直率，这种价值观念在魔幻影片中也有体现，西方的魔幻电影多为用一个人的力量救世界，符合西方人喜爱张扬的个性，如《蜘蛛侠》等影片，而东方魔幻电影则讲究团队主义，各自分工不同，集中力量才能消灭恶魔，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4人，《画皮》中的捉妖师徒等，这种差异与东西方文化中价值差异有关。在《女巫季节》中，影片开始伯曼因不满教会打着宗教的名义杀戮而脱离组织，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除魔故事后，伯曼重新归入宗教，成为教徒，他说心中要存有信仰，而此时，这个信仰不是指教会，而是心中的善念，这是伯曼价值观的转变，也是本部影片的真谛。
四、结 语
魔鬼这一概念产生实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威慑和警示的出发点，为人类的道德水平设置一支标杆，它在维护社会主义和防止人性堕落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当人类相信魔鬼的存在，就是意识在善与恶的界限，实际上也是在自己心中划下一条底线，促使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不触碰这个底线，正是有这个人类维持生存秩序的需求，魔幻电影才应运而生。而东西方文化在其背景、表现形式、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让东西方的魔幻电影产生巨大差别，一切差异都是由于背景文化不同引起的，文化没有对与错，文化是相通的，虽然有很多差异，但相同的是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意义。在《女巫季节》中，主人公伯曼最后信仰心中善念，正是正确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导演多米尼克・塞纳想要借助影片传达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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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费范文2
“引导孩子更明智地消费”是英国“学生贷”
goHenry的核心思想和目标，这和一般学生贷“帮助学生花钱”的思路大为不同。
成立于2012年的goHenry是一家W⑽青少年提供消费金融解决方案的英国科技金融公司。goHenry与VISA合作为6-18岁的青少年提供带家长控制功能的预付费借记卡，该借记卡与家长端的app捆绑使用，实现了实时同步，家长可以通过goHenry设置零花钱的使用规则、消费上限，或者为孩子设置欢乐有趣的任务并以额外零花钱为完成任务的奖励，孩子每进行一笔消费，家长都将收到一个短信提示。
作为创新金融科技公司，goHenry曾在2015年入选毕马威和H2Ventures联合评选的“100家创新金融科技公司”。此外，外界对其模式的认可度直接反映在公司融资和风投情况上。去年4月初，goHenry在股权众筹平台Crowdcube完成了一笔众筹融资，其融资目标设定为200万英镑，仅用2天时间便完成并实现了超额融资。目前goHenry通过股权众筹已经累计融资39977英镑，总投资人数达2371人，平台出让15.98%股权（意味着平台估值约249777英镑，约合2.17亿人民币）。
产品设计理念
在纷杂的学生贷市场中，goHenry以其避免过度消费，培养青少年良好消费习惯的理念获得了众多家长客户的追捧，根据Crowdcube的资料，goHenry已拥有超过20万用户，每月用户增长超过1万人。～goHenry脱颖而出的最核心优势在于其产品设计理念。
边用边学。对于goHenry而言，其主要用户其实包含了家长和青少年两个群体。从家长的角度，使用goHenry的软件能够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一定的财务自由，同时也需要设定基本的使用条件，防止越界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孩子在不断使用中也能积累理财的能力和信心，培养对金钱的责任感。
积累、储蓄、花费，这三点是goHenry设计产品功能的核心理念。与校园贷不同，goHenry并不希望用无条件放贷来鼓励消费、鼓励借款，培养消费习惯的重要一环是孩子需要能够理解获得金钱的得来不易、合理储蓄、理智消费。青少年不论是通过完成一系列小任务积累每周可使用额度，还是储蓄积累每周的额度，存钱以购买某个更贵的特别的东西，或是每周花完自己的额度都能慢慢积累对开销的价值观。
定制化和便利性
由于goHenry的使用者也包含家长和青少年两个不同群体，学生群体跨度较大，不同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往往也有较多差别。对goHenry而言这意味着公司在产品的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实现定制化和便利性。goHenry允许家长设置app的各个参数，把定制产品的控制权交由家长以满足家长、孩子的不同需求。此外，由于青少年开销小额、高频的使用特点以及使用环境的多变，goHenry为家长在app上实现更简单明了的查询、设定、还款等操作方式，并实现随时随地使用fdpp和对应的VlSA卡进行管理和消费。
与校园贷不同，goHenry并不希望用无条件放贷来鼓励消费、鼓励借款，而是让孩子理解金钱的得来不易，要理智消费。
定制化的产品也是goHenry与传统银行的儿童账户最大的不同，具体来说，goHenry允许家长：设置单笔和每周的消费上限；设置该卡在哪些地方被允许使用，例如网上购物、实体商店、取款机等等；可以设定使持卡人获得额外零花钱的任务；实时了解持卡人的每一笔消费情况，包括消费后的实时通知，以及这笔消费是在哪里发生的；随时锁定解锁该卡；goHenry不提供透支功能。
家长和孩子可通过app实现账户的快捷管理和查看，包括账户概况、余额详情和任务系统等。
无法绕过的资金安全
在实现操作的便利性的同时，资金的安全性是goHenry这一类学生贷公司无法绕过的一点。这里涉及到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账户的安全性两个部分。通过不同的设置，goHenry达到既给持卡人一定的财务独立又能够让家长对其进行掌控的目的。
传统的校园贷模式中，家长和监护人往往无法掌握学生的贷款申请情况和用款情况，在实际操作中，要么需要学生、家长两头跑，流程十分复杂繁琐，要么有可能出现凭身份证、学生证便能取得贷款的低审核门槛情况，而家长作为担保人甚至不见得知情。
而goHenry通过VISA的预付费借记卡和app实现了对孩子消费的全程掌握，家长通过app可以直观的监测账户余额和下一笔需要支付的开销，同时孩子也能知道自己本周额度多少，通过完成什么任务（例如打扫房间、遛狗等）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一张自己的VISA卡，可以在线下或线上使用。由于其本质上是银行卡，不允许超额透支，并且家长可以通过客户端快速锁定或解锁账户，从而防止出现账户被盗刷的情况。
模式复制存隐性门槛
过度消费范文3
关键词：过度消费；生态危机；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聂晶(1979－)，女，广西富川人，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17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4－03 收稿日期：2007－02－05
一、生态学视角下的过度消费范畴界定及其表现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先生曾提出，消费是人们在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与生活中，对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1991)。过度消费则是指消费水平超过客观界限，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不合理消费(林白鹏，1991)。从生态学角度看，过度消费有以下特点：(1)它超越本国生态环境承载能力；(2)它不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造成财富浪费和生态失衡；(3)它无法带来长期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过度消费现象呈愈演愈烈的态势。
生活中的过度消费现象层出不穷。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大吃大喝现象严重，一些星级饭店以天价供应珍稀野生动物，食用者络绎不绝；商场里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装仍有众多消费者趋之若鹜；月收入不高的城市白领为买宽敞的大房每月受累于还贷压力；宝马、皇冠、奔驰等大批豪华高档车不断在我国上市，导致油耗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拥挤，空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生产消费中的过度消费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我国的工业生产目前仍未摆脱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增长模式。1988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在2001年以后，其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导致能源生产总量也快速上升。然而我国能源生产的增长仍未能满足能耗的增长，能源进口量在消费总量中占的比重逐年上升，我国能源的进口依存度已越来越高。
二、过度消费的诱因分析
(一)缺乏忧患意识的消费观念和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刺激了居民生活中的过度消费
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基于自身资源不足的忧患意识以及节约和效率意识。消费主义悄然改变着大众价值观，使我国日益成为世界新兴的消费主义国家。消费主义观念指导下的消费行为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行为截然不同。后者是依据人的真实需求做出的行为选择，而前者的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产生背离，商品在其中是作为象征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的符号，这不断刺激人的欲望和驱动人的行为选择，从而使消费行为逐渐偏离理性。在缺乏忧患意识的消费观念驱动下，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竞相攀比模仿，由此刺激了炫耀性消费和超前消费。
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富者的过度奢侈消费以及穷者的“生态消耗型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并逐渐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2004年，全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0％与最贫穷的1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基尼系数超过0.465，远高于国际公认警戒线0.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部分富者过度消费乃至奢侈消费。据统计，200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价值约2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30％，而我国的人均GDP在2005年只有17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部分穷者的基本消费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居民。他们能控制的生态资源远多于货币资源，于是为解决温饱，他们毁林开荒，大量山林被开垦成了劣质耕地。为了增收，他们只能增大耕地面积，这导致森林资源被进一步过度消费。因此，加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收入分配现状也助长了生活中的过度消费。
(二)以高耗能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生产方式导致了工业生产中的过度消费
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在延续以高耗能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马克思提出的“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原理”作为理论依据，我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乔海曙，2002)。重工业部门主要包括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都属于高能耗、重污染的行业。近年来，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飞速发展，更是带动了钢铁、水泥、煤炭等一批高耗能产业的膨胀式发展，高耗能的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由此导致工业生产中耗费的能源和资源也越来越多。
我国工业生产仍基本停留于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经济低效益的粗放型生产阶段。我国工业生产产出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二五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4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4.4％，但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单位产出消耗过高。《二六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指出，2006年上半年，我国在实现GDP同比增长10.9％、增速比上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达0.8％，不仅低于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的预期目标，也与“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要求有较大偏离。并且，我国相当部分企业生产规模小，装备水平低，设备老化，不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我国的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而国外先进水平达到50％；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年废钢利用量为5800多万吨，占粗钢产量的比例仅为2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3％；再生铜、再生铝等也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因素使我国单位产出耗费更多的资源，导致生产中的过度消费。
(三)生态消费体系的不完善推动过度消费现象愈演愈烈
我国政府与民众长期以来没有树立正确的生态环保意识，这导致我国生态消费体系的建立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今天，我国仍不具备完善的生态消费体系，具体的表现是：生态消费观念虽已提出但仍未深入民心；生态产业体系虽已形成但仍处起步阶段；生态法制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仍不完善。这些情况导致我国的过度消费现象不能从源头上得到控制，并且在上述两个诱因的推动下呈愈演愈烈之势。
三、过度消费的危害
(一)助长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人民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一理念符合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然
而由于过度消费盛行，人们的节约与环保意识薄弱，节俭美德已在很多人生活中渐行渐远。人们崇尚奢侈消费、过度消费，以购买豪华车房显示社会地位，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也在此推动下日渐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与社会观。这导致很多人不顾自身经济实力超前消费，成为“城市负翁”、“月光一族”。他们盲目追求奢华生活，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置之度外。这样的社会风气助长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与政府倡导的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而且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加速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加快资源枯竭危机的出现
我国资源相对紧缺，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之经济近30年来的快速增长都基本依靠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使得我国资源已被过度消费。如果全社会再不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我国经济发展必会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约束(如表1所示)。虽然未来能源资源储量还会不断被探明，但这足已说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未来的15到20年，我国仍将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且人口不断增长，资源消耗强度将进一步增大。如果再以现在的资源消耗率来消费能源，我国必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
(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加速生态危机的到来
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消费，我国的生态环境已遭受严重破坏，我们正面临生态消费的危机。2004年我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我国耕地面积已下降到18.37亿亩，人均耕地为4.1亩，仅为加拿大的1／18。耕地减少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我国的水污染形势十分严峻，污染物排放量近年呈增长趋势，2004年污染排放总量达693亿吨，每年1／3的工业废水和2／3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还有大量未达标的处理废水被偷排漏排，农业化肥原料也大量流失，这导致我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有3亿农民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伴随工业高速发展，我国大气污染也日益严重。1990年～2001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而且我国已成为世界酸雨最严重的三大区域之一，1999年我国酸雨面积已达全国国土面积的30％。《南风窗》等媒体报道表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而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也表明，仅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当地GDP的13％。环境污染对人民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明显危害。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危害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0亿元，占当年GDP的7％。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每年有200万人死于癌症，而重污染地区死于肺癌的人数比空气良好的地区高4.7～8.8倍(陈中、陈初越，2005)。生态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
四、过度消费的治理
(一)调整消费税政策，引导居民合理消费
2006年4月1日起，政府对我国消费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税目；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对部分税目税率进行调整。这主要突出了两点：一是促进环保和节约资源；二是合理引导消费和间接调节收入分配。比如对木制一次性筷子课税税率为5％，其象征与引导意义远高于税额本身的意义，目的是增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和节约木材资源。又如对小排量车降低税率，是为鼓励高能耗行业中低耗能产品的发展。这些调整既显示国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经济的政策导向――鼓励低耗、低污染产业并抑制高耗、高污染产业，又对收入分配进行了间接调节，有利于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抑制过度消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制定合理政策制度，规范生产者生产行为
生态恶化的根源是工业生产的外部性。工业生产者通过大量耗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赚取巨额收益，为此付出的成本却微乎其微。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当的政策，让破坏环境者支付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在该政策约束下，生产者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增强环保意识，并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支付成本。
1．征收生态消费税。生态消费税主要根据厂商生产产品的数量课征税额。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方面，课征税额使产生污染物的产品成本增加、价格上升，既迫使厂商采用降低污染量的技术，也抑制市场上对该产品的需求，进而抑制生产厂商的生产；另一方面，排污成本由生产者负担，不再由全社会承担，而且课征生态消费税可增加财政收入，为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提供资金来源，一举两得。
2．推行“绿色GDP”核算。以传统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市场化产出衡量经济增长和进步程度。在该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质量下降不但不减少GDP，治污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还将计人GDP，即污染也成为GDP增长点，由此产生一些决策者通过过度消耗资源获取GDP高速增长的弊端。现在政府对于GDP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2005年起已陆续在北京、天津、湖北等十省市试点推行“绿色GDP”，将环保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将会对地方政府的产业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规范生产者的生产行为。
(三)建立生态消费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据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与世界银行的共同研究，中国要基本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要获得五大目标集合。这五大指标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平均在0.20以下；基尼系数保持在0.35±0.03；人文发展指数(HDI)保持在0.90以上；二元结构系数保持在1.5左右；生产集约化弹性系数保持在“零增长”的水平(新华网，2006)。其中第5项表征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速率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这就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合理的生态消费体系，处理好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建立生态消费体系的指导思想(尹世杰，2000)。建立生态消费体系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可持续发展思想。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大会”的新宣言都强调了以下理念：人类经济活动必须遵循“既符合当代的需求，又不致损害后代的需求和发展”的可持续原则(尹世杰，2000)。2003年，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我国将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六个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并落实到各项具体措施中，是建立生态消费体系的根本。
2．培育生态产业和生态消费互动体系(尹世杰，2000)。我们应建立循环经济模式，以高科技为依托，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消费互动体系，以效率效益和环境质量等多重指标重新审视工、农业生产并加以改造，生产出符合环保标准的绿色产品。在这样的生态产业体系中，自然资源才能得到合理利用，人民生活质量才能得到显著改善，人类的地球家园及整个自然生态体系才能得到妥善保护，人类才能持续生存下去。因此，培育生态产业和生态消费互动体系，是建立生态消费体系的关键。
过度消费范文4
[关键词] 符号；电影；审美接受
也许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深深地消费化了，但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符号化”“娱乐化”倾向。社会层化现象明显，“二代”大量存在并不时地显示出他们的权利占有，这些让我们深感社会壁垒的存在、社会层间边界的固化和社会个体自由流动的不易。区域分割和阶层发展不平衡使繁华之上应有的意识倾向，尚未独立出现或是出现却裹带着很多断痕。经济的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前提性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与之相应的接受心理、接受环境还没有形成，当代中国与消费社会也自然不会完整和全息。“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市场管理。”①所以，判定中国是否进入消费社会可能为时尚早。但是，“远”和“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经济基础的有效支撑，多元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这些共同体现到当下的文化存和审美走向上，让我们对“消费”已然扑面而来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符号、快餐、平面化的产品已相当普遍，雅与俗、地域差别、受众的年龄差别都在日渐消解。尽管消费社会不完全属于我们，但“消费社会”的效应已随处可见，且已经成为我们讨论电影生产和传播的最主要语境之一，它与传统的儒学理性观念一起构成了分析受众审美心理的基本场域。
现代与后现代在电影文化中的博弈
在符号表征已经完全取代了主体价值，过分逼真的虚拟，完全笼罩了客观现实的“大潮”面前，有人提出：美学时代终结了。他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已经不再是艺术和美的学科，而是一种感觉、感性的汇聚和体验。现代性的审美包含三个基本诉求，“一是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的本体论位置；二是艺术品代替传统宗教的形式，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宗教的功能；三是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所谓的审美态度”②。现代审美突出了“消费”特征，经济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已经相当的默契。与传统美学主张相比，它不再崇尚严格和审慎批判技术理性，不再希望经由高扬诗意来实现主体价值，不再建立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上，也就不能在支撑沉重的精神结构和彻悟内容了。于是，美学死去了。当然，这是所谓的传统美学遁形。
与之相反，有人则把这种传媒及其产品向“大众”“消费”走近的过程，看作是一场新的美学革命。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定是植根于我们独特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既定语境，他的出现对于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的文化的政治性、墨守传统，止步不前，是有极其重要的革新的使命和作用的。这种文化样式的出现是与现代化的建设，社会的深入开放、文明同步的，对人们文化市场意识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引导和带动作用。③而美学是主体的思想体验和理性批判，一切观点和主张都应该立足和着眼在个体的无拘束和个性充分发散上。这样看来，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美学恰恰迎合和体现着这一诉求。只是美的体现方式和存在状态，联同批判它的时性都在发生一些不可捉摸但又实实在在的改变。从本质上看，改变是形式和包装，体验和感觉却是类似的。只是，这类体验可能是浅表的，是可能被更多的社会个体所感所受的，是略微地消除了某些差别的。
不仅如此，当下电影美学的抉择还体现在主导思潮的矛盾和悖论上。一直以来数千年儒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电影，这种影响，可能从生产、传播到接受每个环节都必须自觉和不自觉地遵从某种规范。道德、伦理的自律和主流的倡导一直压制者非理性的、感性的审美实践。或者说这些非审美的要素无时无刻不在规定着我们的审美活动。当消费社会来临，这些东西并未霎时消退，土崩瓦解，而是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这两类思潮体现在电影中，一方面是现实社会中不能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对产品和服务的完全占有和“过分”需求，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供给，人们便会期待在影视作品中能够得到。这种期待是人们对完整、完美期许的体现。《我的雷人男友》中对男友的期待，《非诚勿扰》中对大龄爱情的祝愿便是这样的反应。年轻的群族对精神的渴望渐渐弱化，高扬崇高理想的思维不再成为他们的至高理想。这样的前提下，过于强化直觉的感触和不求深刻的光影刺激，过去所言之娱乐片和艺术片的区隔已经相当模糊，甚至不再存在，而作为定型化的一些征兆反而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戒狂暴，贵领悟，重经验，轻逻辑，好历史，戒玄想，这些儒家长期倡导的实用理性，又一贯地塑造了国人既定的思维形态。这些碎片虽常被遗忘，但在特定的时候会让人们的选择和喜好出现某种类同。《耳朵大有福》《疯狂赛车》《斗牛》《小武》等对平民的关注，正是如此的一种体现。中西文化碰撞，传统理性与消费社会的非理性观念的渗透互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电影审美的基本意识生态。在悖论和矛盾中我们的电影是坚持传统美学，强调超验，还是流入大众文化，成为消费品或准消费品？电影似乎遁入各种矛盾和抉择中。
审美接受：解读当下电影生存状态的逻辑起点
电影审美是人们对电影的一种认同和审视，是人类发出的，与电影有关的社会行动的最高形式。审美接受则是这种行为的转入思想界域的源点。电影的审美其实质是人类思想、心理在光影和声音之中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电影艺术作为审美对象，必须纳入人类的价值目标体系内来实现，即将之视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对人的提升”④。如此，对电影的评鉴，要实现或贴近这一目标，电影审美才能完成他自身活动必须的整个链条。而人的思想变化和自由提升又有赖于美感的产生和体验，美感又发端于主体的接受和品评。这种接受既源于“期待视界”又来源于“眼前的刺激”。 不仅电影是呈现人类心性和行为的，电影艺术本身也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若只有情感信息发出者而没有接收者，交流便无从谈起，电影的短期或终极的功能也将无可发挥。一部影片如果深埋于库房，或是拒绝受众的接受，它们就将是永远未曾进入思想流通领域以兑现其价值的案头之作。所以电影艺术功用的发挥和价值实现，无法离开接受者的介入。
审美接受是电影传播链条上的最后环节，也是最负荷最重，最具制约性的环节。从传播主体、信息源、介质到受众的接受，传播过程的完成，传播效果的检验等都要以受众的接受为终端。不仅如此，这一环节还包含着对作品的再造，包含着过滤性的修正。审美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再创造，也是一种对艺术创造主体审美体验的主观物化形态和呈现。在这种体验中，接受主体和创造主体一样在体验着情与理，同样可以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心灵，并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电影作品之中，以获得愉悦和提升。这种再造不仅蕴涵着作品的本义，也反映了接受群体的历史、文化、地域、年龄、性别、信仰等诸多信息。这样一组包容完整的信息要比单纯的传者意识值得审看得多，也将更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观照当下的中国电影，深入研究审美接受是理解电影生存状态和发展倾向的关键。消费社会语境的存在和人们按消费社会的逻辑采取去的电影生产行动，使电影内涵从厚重走向肤浅，“一方面生产者不断重复、引导观众习惯这种电影模式，另一方面观众的习惯更强化了这种电影的模式，从而使电影变成了某种固定模式的标准产品，人的欣赏思维活动也变得单一而僵化”⑤。如此延伸，中国电影正在丧失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剩下的仅是一种断裂的、肤浅的、平面的电影符号。不仅如此，更多的信息还呈现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电影在拼命式地耍弄各种符号，加剧着电影的消费属性。继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之后，一种被称为“中国式”大片的影片类型大量喷涌。不管是本土还是港台，具有十足引领力的导演们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从饱受批评《十面埋伏》（2004）到被戏耍的毫无颜面的《无极》（2005），从难以下咽《夜宴》（2006）到过分强调造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还有香港导演陈可辛的《投名状》（2007），张之亮的《墨攻》。吴宇森《赤壁》总投资高达6个亿，把“中国式”电影的各种参数和指标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这些现象是中国电影之幸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中国式”大片一窝蜂地出现，大有非此不可之势，但一般都披上中国古代历史武侠的外衣，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和体验，在过度地渲染一种浪漫，绚丽乃至奢华风格的同时，刻意追求达到感官上的新奇和愉悦。这些电影除了给人们留有一点视觉和语言的刺激外，余韵寥寥。这只是问题的一角。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哪？当我们对这些进行叹息和反思时，我们难道该埋怨编导，埋怨演员，埋怨院线？似乎都过于狭隘。对明星的追慕、超高的票房、拥挤的影院和看后满满的骂娘声，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真的该认真解读一下受众，从受众的审美接受中反观我们的电影生态。
当然这种对受众的反观不是指责和抱怨，不是对受众随波逐流式的观影好恶的诘问，而是真正把受众加入到电影生产、传播、接受、评价、提升的链条上。这种加入不仅要从维护整个链条的延续和发展的视角去尊重受众的需求，而且要从营造健康、高尚的电影文化的视角，去潜移默化地引领受众的欣赏品位和价值追求。只有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构成，这种基于受众审美接受的向度对电影的思考才可能是完整的、科学的，也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
注释：
过度消费范文5
关键词:消费过度敏感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结构;状态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001-08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及今后一段时期,通过扩大消费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均提出要扩大消费需求。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2009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和发展消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内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必然要依靠消费的拉动。在如何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对策上,产生了很多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来扩展消费(龙志和 等,2000;杜海韬 等,2005);二是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李实 等,2005,2009);三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施建淮 等,2001;高梦滔 等,2008);四是通过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来促进消费的持续性增长(骆祚炎,2008);五是通过控制居民主要支出的增长速度,降低居民支出增长的预期来促进消费(骆祚炎,2007)。但是本文认为,除了以上观点外,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对策在于增加收入。为此,必须在微观上分析居民的收入结构,在宏观上分析居民在收入初次分配中格局的变化,从而寻找有效的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
从收入角度分析消费,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命题。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理论后,库兹涅茨提出了“反论”。为了解释“库兹涅茨反论”,新的消费函数理论应运而生。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对此做出了贡献。但这两个理论在方法上的后顾性和理论上的前瞻性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霍尔采用理性预期的概念,用随机方法修正了上述两种假说的缺陷(Hall,1978)。他描述了一个消费者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其理论涵义是,既然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那么消费者将根据一生的资源或持久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因此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在现期消费中得到反映,下一期的消费自然就只和现期消费有关,而与以前的消费及收入无关。然而对该理论的实证检验却表明,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Flavin,1981)。随后,坎贝尔和曼丘提出λ假说,来解释在存在风险和信贷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的消费行为(Campbell,et al,1991)。实证检验表明,消费对收入同样存在过度敏感性。可以说,西方主流消费函数理论均肯定收入因素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在宏观上可以表现为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
中国同样存在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经济现象。宋冬林等(2003)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在经济转型期表现出过度敏感性。彭文平(2001)认为,流动性约束、利率的内生变化和非生命周期理论等可以解释中国近年来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王合绪等(2000)使用固定系数模型验证了中国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结合上述研究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认为需要在消费过度敏感性分析上做出改进,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第一,上述研究的数据支持截至2002年,对于2002―2008年期间经济关系的变化需要进行新的刻画。第二,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经济机制和利益关系发生系列变化,使用可变系数模型来分析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比固定系数模型更具有优越性。第三,对消费敏感性的研究还应该从LCH的角度研究包括利率在内的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第四,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原因的探讨,除了上述文献提供的分析角度外,还应该从微观上的居民收入结构和宏观上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等角度来寻求更根本的原因。本文的实证分析以1985―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为样本。
二、消费过度敏感性理论分析模型的建立
根据λ假说,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类消费者。第一类消费者按照LCH选择消费路径(理性消费者),第二类消费者按照当期收入来确定消费(短视型消费者),第二类消费者所占的比重为λ。根据理性预期假说,第一类消费者的消费函数为:
ct+1=ct+εt+1=βE(yp)+εt+1(1)
同时假设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为yd,则第二类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为λyd,且第二类消费者的消费函数为:
ct=c0,t+αλyd,t(2)
则全社会的总消费函数为:
ct=βE(yd,p)+c0,t+αλyd,t+εt(3)
对式(3)进行变形得到:
ct=c0,t+β(1-λ)E(yd,t)+αλyd,t+(1-λ)εt(4)
同样道理,可以得到全社会消费者在第(t+1)时期的消费函数为:
ct+1=c0,t+1+β(1-λ)E(yd,t+1)+αλyd,t+1+(1-λ)εt+1(5)
从消费者一生的预期看,由于有E(yd,t+1)=E(yd,t),用式(5)减去式(4),得到:
Δct=c0,t+αλΔyd,t+υt(6)
其中,c0,t=c0,t+1-c0,t,υt=(1-λ)(εt+1-εt)。王合绪等(2000)根据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得到推论:
Δct=a0,t+rt+et(7)
式(7)中的各变量均取对数值。其中,rt≈ln(1+rt)。式(7)的结论表明,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的变化量只和利率相关,和收入不相关。本文结合式(6)和式(7)来综合分析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得到如下理论模型:
Δct=c0+αλΔyt+δrt+εt(8)
式(8)中的符号与前面各式中的符号有部分相同,但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具体说,在该式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变量已经是原始数据的对数值,利率不取对数值;c0代表各期居民自主消费的变化量,在这里假定该自主消费变化额不变;αλ是消费变化或增长指数的收入变化或增长指数弹性,δ是消费增长指数的对数值对利率变化的导数在收入和消费取对数的情况下,有:αλ=dc′c′dy′y′。其含义为消费增长指数对收入增长指数的弹性。其中,c′=ct+1ct,y′=yt+1yt。为了使数据平稳,利率在通过状态空间模型求解其变化的系数值时,可以取一阶差分。在利率取一阶差分的情况下,有:δ=dctctd(Δct)。δ的经济意义不明显,但可以利用其符号性质来判断利率的综合效应。;εt是指随机误差。在式(8)中,α是第二类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0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特征
(一)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文城镇居民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9年各期。数据覆盖1985―2008年共24年。除利率外,数据均使用人均指标。具体来说有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居民消费性支出)、人均总资产。居民资产包括股票、储蓄存款、社会保险账户和住房资产。社会保险账户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些数据除直接从统计年鉴查到的外,利率根据其发挥作用的时间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为平滑数据,本文均采用实际不变价格数据。城镇居民实际不变价格数据以1978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根据各年的定基价格指数计算出来。例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居民名义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100)。其他依此类推。
(二)数据符号的涵义
各符号的含义如下:实际人均消费为pc,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为pdi,实际人均资产为ta,实际利率为rate。实际人均消费对数值为lnpc,其他依此类推。实际人均消费对数值的一阶差分为dlnpc,其他依此类推。
(三)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表示无趋势,c表示带截距项。其他依此类推。
ADF单位根检测发现原序列的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平稳。对序列求自然对数且进行一阶差分后,各序列已经平稳。根据表1可以发现,dlnpc、dlnpdi、rate、dlnta已经在99%的水平上平稳。
四、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根据前述的理论分析模型,本文构筑如下量测方程:
dlnpct=c0+ωtdlnpdit+δtratet+εt(9)
状态方程采取递归形式,其公式如下:
ωt=ωt-1(10)
δt=δt-1(11)
式(9)中ωt和δt的含义相当于式(8)中的αλ和δ。α是第二类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0
图1αλ和δ的时间变化图(SV1F和SV2F分别代表αλ和δ)
利率的系数δ相对于αλ来说过小,说明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低(由于利率没有取对数,实际上不能直接比较它和收入的效应大小)。实际利率从1985年至2008年呈现下降的趋势。1990―2008年δ的估计值基本为负数,说明该期间利率的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实际利率的持续性下降没有对消费起到促进作用(δ的估计值与有的文章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样本的期间和数据差异所导致的)。总体来看,居民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
五、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强化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存在表明居民消费的增长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强。但是现有收入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结构对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有明显的约束。这种收入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微观上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是起决定作用的主体;二是宏观上居民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高且不断降低。上述两个因素中,微观上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由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决定。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
(一)从微观上看,居民工薪收入占比高并且财产性收入过低,财富效应微弱
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通过表3可以发现,1985―2008年期间,在城镇居民四种收入来源中,工薪收入占绝大比例,其次为转移收入,再次是经营性收入,最少的为财产性收入。工薪收入占比平均为74.13%,最低为68.07%,最高为81.81%。转移收入占比平均为17.91%,最低为8.80%,最高为24.80%。经营性收入占比平均为6.12%,最低为1.47%,最高为9.64%。财产性收入占比平均为1.61%,最低为0.5%,最高为2.45%。城镇居民的这种收入结构决定其消费行为主要由其劳动收入或劳动报酬来决定。在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收入结构决定城镇居民消费必然存在过度敏感性。
―2009年各期。数据主要通过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获得。
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相对应的是,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微弱。为了检验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这里使用一个没有对资产进行分类的财富效应模型,检验总体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当然,即使利用资产分类模型,也能得到和本文相似的结论(骆祚炎,2008)。本文得到同期影响模拟关系如下:
dlnpc=0.9791dlnpdi-0.0943dlnta+[ar(1)=-0.5835,ar(6)=-0.2996](12)
该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9,由于无常数项,无联合分布检验。dlnpdi、dlnta、ar(1)、ar(6)等变量的T值分别为25.45、-3.09、-3.37、-2.50。LM检验表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因此该模拟方程符合实证分析要求。根据方程(12)可以知道,居民消费对总体资产价值变化的弹性为-0.09(方程(12)的系数代表弹性而不是边际倾向),而对居民收入变化的弹性则为0.98,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资产影响的近11倍。这说明城镇居民资产表现微弱的负财富效应。城镇居民的资产价值偏低,资产的增值性不强,证券类资产的价格波动过大,是造成财富效应弱小的主要原因。资产财富效应微弱促使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增大。
(二)从宏观上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近年来,GDP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但是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这里选择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和四川等地作为样本进行说明。本文以GDP的收入法来分析,具体见表4和图2。地区生产总值根据收入法核算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部分。其中,劳动者报酬所指的是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因此可以把劳动者报酬近似地看作居民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数额。
注:1.该表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汇编而成。2. 《中国统计年鉴2009》没有2008年收入法核算情况。2004年、1998年、1995年数据在统计年鉴中没有,通过相邻两个年份的数据计算算术平均数模拟得到。3.1994年以前年度由于核算体系的变化没有反映。
图2 代表性地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首先进行地区间的横向比较。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上海、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较其他地区低。其中,上海市在1994年以来的各个时间段均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北京市在2004年之前该比重比广东省要低,2005年以后广东省的该比重反而比北京市低。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相对较高。广西省在各个时段都是最高的地区,其后是湖南和河南等中部省份。其次进行各地区的纵向比较。除上海市外(上海表现为平稳中有较缓慢的提高,北京市在2003年该比例有所提高),其他七个地区在时间趋势上均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减。这种递减的趋势在2003年后表现明显。由此本文得出,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要低,随着时间变化,各地区该比重出现递减的趋势。居民在国民收入增加值中享受的份额下降造成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产生过度的依赖。
当然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分解远比本文的估计复杂。白重恩等(2009)以2004年经济普查后修订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分析1992―2005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该文献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截至2005年总共下降了12.72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10.71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49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分别下降了2.01和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1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分别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5.99和3.21个百分点。在2005―2007年间,受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的影响,居民部门进一步下降了3个百分点。李扬等(2007)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尽管上述两篇文献在分析方法和一些结论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均认为居民收入无论在再分配阶段还是在初次分配阶段,随着GDP的增长而不断下降。这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收入份额的下降,导致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很有限,使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产生过度依赖,从根本上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六、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扩展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居民消费的扩大和增长。诚然,扩大居民消费可以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通过所得税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措施来促进,但是本文认为最根本的措施应该是,提高居民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报酬。
(一)提高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工资
再分配阶段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度下降。因此,本文认为要缓解居民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的约束,最根本的措施应该是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报酬水平。各地政府部门要下大力气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和制度,并督促企业坚决执行。财税政策方面要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励企业建立与绩效挂钩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同时,鼓励企业通过工会等形式,帮助职工和企业建立集体谈判的机制,改变企业职工的弱势状况。经济发达和沿海地区在上述方面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显然,这是一项艰苦而长期的工作,但必须要做。
(二)生产税等调整要同企业劳动者报酬的提高相配合
企业职工工资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相应降低企业的利润,企业有可能通过提高资本的密集程度,或提高劳动强度或减少职工人数来加以规避。调低生产税税率或在计税依据方面进行适当调整,有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徐现祥等(2008)认为,我国初次分配中低收入居民的增长缓慢,高收入居民的增长迅速。因此本文还认为,个人所得税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适当拉开各档次之间的税率差异,使中低收入者交更少的税,使高收入者缴纳更多的税。当然,随着企业劳动成本的增加,企业应该逐渐减少对劳动力成本的依赖,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培育与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加自主知识产权的份额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等竞争方式上来,有效降低一些国家对我国一些产品开展的“双反”调查和“特保”措施,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三)改善宏观调控,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注:(1)该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9年的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数据。(2)1991年和1992年的支出构成同1993年以后年份相比发生变化,该两年数据根据1990年与1993年之间的增长速度模拟出来。(3)教育消费占比=教育支出/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他依此类推。
2000―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依次为2.04%、1.96%、1.25%、1.49%、1.59%、1.70%、1.92%、2.33%、2.45%,中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00%、1.98%、2.05%、2.50%、2.60%、2.73%、2.73%、3.09%、3.10%(见表3)。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过低。白重恩等(2009)认为,财产收入下降是居民在初次分配阶段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于储蓄、证券类资产和不动产收入。要通过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持资产价格的稳定波动尤其重要。本文认为,虽然引起资产价格泡沫和波动的原因与实体经济的基本面有关系,但是货币政策对金融不平衡缺乏足够的关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货币政策不仅应该考虑商品市场的均衡问题,还要考虑金融市场的均衡问题(以资产价格为代表)。IMF在2009年9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Fatas,et al,2009)提出了货币政策关注资产价格稳定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四)抑制住房等价格过快增长,降低居民支出增加的预期
扩展城镇居民消费,除了从收入的角度分析外,还需要从居民消费支出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居民的居住、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三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较高。城镇居民1990―2008年三项支出的占比分别为15.56%、18.02%、20.82%、18.52%、18.48%、20.50%、20.90%、23.58%、25.67%、27.45%、31.07%、31.85%、32.44%、32.39%、31.94%、31.56%、31.37%、30.11%、29.26%(见表5)。在这三项支出中,住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由于住房等消费支出的基数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工薪等收入的基数,住房等价格的小幅增长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很大。住房价格如果上涨幅度大,则对居民消费影响更大。近年来,住房价格不断上升。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品房价格呈现较快速增长。这种态势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遏止,以有效降低居民支出增加的预期并促进消费。国务院最近要求对二手房交易的营业税缴纳年限从2年恢复到5年,是一个调控房价的信号。既要保证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支持作用,又要考虑其对城镇居民消费扩大可能带来的抑制作用,两者应取得一种合理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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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费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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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学者把消费主义当作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反思,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反对消费主义扩大化现象,甚至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所提出的正常性刺激消费政策误解为在提倡消费主义。究竟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图理清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着重研究消费主义内涵与特征及消费主义与正常消费的区别标准。
关键词:消费主义 正常性消费 区别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始于19世纪,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不仅决定着生产,而且更决定着生产循环和再生产。刺激消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促销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使得19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步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遍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消费主义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论文下载。
消费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
消费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过“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的”。消费(consumption)长期以来理解为“用尽”、“耗费”。十八世纪中期后,成为与生产(produc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如今,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消费指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力和劳务进行消耗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程远,2003)。生产消费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材料、燃料、人力等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消耗,是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一,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个人消费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劳务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狭义消费指个人消费(江林,2007)。个人消费具有两重性,即具有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性质。一方面,人们消费各种消费资料和劳务来满足生理和心理需求,如消费食物来解除饥饿,消费衣物来预防寒冷等,这反映消费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消费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进行,因而人们的消费活动具有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
通常人们所讨论的“消费”指狭义上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在个人消费中,生活消费是最终消费,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真正目的所在,即人们每天消费已经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包含劳务资料)来满足自己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它直接与劳动力再生产相联系。通常情况下“消费”指生活消费,这里所指的消费主要指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继续生产所进行的消费活动的总和,它是一种需求得以满足和实现的过程。
消费主义是一种崇尚和追求过度的占有和消费来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实践,而是两者的结合(卢嘉瑞等,2005)。作为一种推崇消费之上、享受之上的社会思潮,以追求过度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并在此价值观念支配下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学者王宁(2001)认为,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消费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需求与满足,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
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关系已经背离的越来越远,商品和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实现着一种欲望的满足,而不再是单纯需求的实现。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功能。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二)消费主义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物质主义把人的全部需要都建立在对物质的追求和渴望之上,表现为享乐主义和对物质的无限追求。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和消费。
二是突出的象征符号特征,消费主义除把物质商品看成“物质”外,更多把商品看作是一种代表身份或者地位象征符号。物质消费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高质量生活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三是极强的感染特性。通过有形物质消费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外显行为很容易引起人模仿,且一旦接受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就难以摆脱,容易失去理性判断力和批判力,把物质消费这种虚假的需求(desire)当作人类和个人的生存本质。
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
正常性消费是为需求而消费,是一种必需,是生产和生活得以延续的根本;而消费主义,已不仅仅是为了需求的消费,更侧重于为了消费而消费,以便通过这样的消费达到一种身份的彰显和虚荣的满足,是一种欲望膨胀的表达,消费不是一种生存和生活的必需,消费成为了一种手段,满足的是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关键看是否超过了“度”,消费中超过了 “度”就是消费主义,否则属于正常消费。怎样认识和把握消费主义中的“过度”,卢嘉瑞认为,就个体而言消费中的“过度”包括:超过本人或家庭支付能力(包括信贷力)的消费;浪费性消费,包括占用大量物质财富而不消费或很少消费和某些少数人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消费;超过规定标准的消费;影响和危机到了人们正常工作和身心健康的消费。只要没有超过上述限度的消费,均属正常消费,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而过度消费才是消费主义,必须反对。
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临界点的“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心理需求过度,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心理过度指消费心理超过实际的消费需求,即消费满足的已不仅是实际需求,而且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的膨胀,一种虚荣心的增长,一种身份的彰显。“传统心理学把‘需求’界定为一种状态:一旦需要得以满足,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最终消灭。在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需要恰恰相反,它即使得以满足之后也不会消失—如果可能的话,它将变的更加强烈”。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目的已经不限于需求的满足,穿衣不仅仅为了御寒,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当丰衣足食之后,人的需求并没有得以实现,或者说人的消费需求已不再是这些,而已经膨胀到消费本身就是目的,消费成为了满足异化需求的手段。
消费行为过度指消费行为超过了自身实际消费力。马克思对消费力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们消费各种物质资料和劳务的能力,称为绝对消费力;二是人们购买消费品的支付能力,称为社会消费力。绝对消费力指人的实际必要的需求,就像人必须穿衣遮体御寒,必须吃饭维持生命体的健康运行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社会消费力是符合个人购买力的消费,就是指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相符的、在个人支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的消费。符合个人消费力的消费在合理消费的“度”之内,均属于正常性消费,必须同时满足绝对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两个条件。很多有钱人具有充足的社会消费力,但属于挥霍浪费的消费,这种消费导致社会资源闲置,造成了社会供需的结构失调,造成社会贫富悬殊之间矛盾的激化,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杜绝。合理消费指在自己的支付能力或者信贷偿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而且是自己的绝对需求或者真实所需,所占有的消费品不会闲置,也不至于挥霍浪费。
消费主义与消费行为分析
(一)消费主义与刺激消费
在我国,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9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放缓,国家明确提出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式带动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有人误认为,政府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在提倡消费主义。其实,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不是提倡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是提倡人们不顾自身消费力(实际需求和消费力)盲目消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所采取的诸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民生、促消费政策,有效激发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了家电、汽车、住房、节能环保产品等行业的生产和结构调整,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我国经济稳步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出口没有明显回升前提下,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这对解决生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可见,刺激消费实际是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回升的战略举措。
(二)消费主义与品牌消费
品牌消费在消费主义中的突出体现是以符号消费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符号消费是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之一,指在消费中忽视商品的实际效用,更多地把商品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功能。而在实际消费中,这种符号的具体化身就是品牌。以符号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都是消费主义的表现,是不合理消费。
通过正常性消费与消费主义的区分标准来衡量判断,前者属于消费需求的过度,而后者则是消费行为的过度。所以,这两种消费都是应该反对的。笔者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品牌消费。品牌本身是一笔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往往又是质量的象征,因而名牌产品特别是国际名牌都有着耀眼的光环,受到消费者趋之若鹜的追捧,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人们偏好或享用名牌产品,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物质丰富、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体现。所以,品牌消费不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确实让人们感到放心和舒心的消费。在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都适度的情况下,消费者追逐名牌才是大势所趋,必须正确区分品牌消费与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与超前消费
超前消费是拿将来挣到的钱提前进行消费。借贷消费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超前消费。超前消费——“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是消费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消费社会的符号性、物质性和享乐性的本质使得人们尽情陶醉于消费带给他们的虚荣心、攀比心理满足,人们通过符号消费彰显身份、地位和价值,在这种消费理念下,大多数人在透支、负债的情况下过着一种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这种消费方式就是应该反对的超前消费。
然而并不应该反对所有的超前消费,在经济繁荣时期,借贷消费有一定好处,在消费者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贷款提前享受自己所期望的生活,它又可以刺激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消费者一般也能通过固定收入来源还贷,因为经济增长了,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偿还贷款不成问题。但即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不能盲目提倡超前消费,必须把握政策消费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度”。除了满足消费需求的度外,更重要的要符合消费力方面的度,尤其是社会消费力的度,要量力而行。这个“力”就是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形成的购买力和信贷力,突破了购买力和信贷力的约束盲目追求高消费,这种超前消费会对个人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必须反对。而在符合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形成的购买力和信贷力并不应该反对这样的超前消费。
消费主义与高消费
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消费的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大小。然而,高消费并不一概都是消费主义,不能一概反对和限制。高消费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两级分化已是不争事实,社会分层因此而加剧。社会经济结构多层次化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又必然表现为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多层次化。
高收入阶层(这里指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水平自然也高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高消费是很正常的行为。对这种高消费不仅不应当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给以鼓励和支持,积极为他们拓宽高消费的领域和空间,根据他们的需要提高各种消费的档次。有需求就可以供给,要供给就必须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创新。这样做,既增加了就业,又扩大了需求。必须区分高消费与消费主义,应该把握正常消费与消费主义“度”,在适度合理消费需求引导下,符合自身消费力情况下的消费,即使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只要属于正常性消费,而不应一味地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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