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论文范文1
“三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跆拳道作为体育运动项目，研究表明练习跆拳道有助提升学生体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等，这与“三生教育”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跆拳道教学没有明确“三生教育”的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体质健康状况呈反比，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年下降，而且青少年在生命认知、生存技能和生活习惯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跟我国的应试教育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应试教育的缺失，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被提出———“三生教育”。本文以在跆拳道中如何体现“三生教育”理念为出发点，并找出跆拳道中找出隐含的“三生教育”理念，为“三生教育”理念融入跆拳道教学寻找切入点，丰富跆拳道教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三生教育”跆拳道德；跆拳道教学与三生教育关联；
1、“三生教育”理念概述
1.1、“三生教育”概念
“三生教育”是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的简称。“三生教育”是：人本理性哲学有很多原理，其中作为根基的原理，是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在伦理学中的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关怀。这样，“三生教育”就有了对马克思哲学在竞技运动中的运用有了的新理解。“三生教育”是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2、“三生教育”的发展现状
目前对“三生教育”理论中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有分别进行阐述的内容，国外还没有对“三生教育”相关理论的系统论述，但三生理论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哲学背景的。早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已经提到过：人有生存、生活、生命三种境界。这里所说的生命是指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高层次追求。“三生教育”在国内的研究仍处在起步初期。对“三生教育”研究理论的资料大多出现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博论文的文章中，其中，带有先锋性的就有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先生所写的《生命生存生活》一书，为“三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推广铺设了理论先河。而罗先生的《全面实施三生教育，建设现代教育价值体系》论文，更是“三生教育”的开篇大作。在中国，三生教育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编的《生活教育》杂志，在里面陶先生就主张“教育就是生活”，并且提出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教，这些就是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前身。“三生教育”的理念提出，其目的是以此为实践指导思想，让更多育人、育德、育才的活动切实有效的开展起来，落实到教育的各个门类，其中也就有在高校跆拳道课程中注入“三生教育”理念。这是一个新课题，要在“三生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融会贯通到跆拳道的课堂组织和教学中去。为了更好操作，高校跆拳道课堂教学可参考成功活动的范例和模型，建立并创造跆拳道“三生”教学课堂模式。可参照的范例主要有：目前已在个省市有关地区和学校实施，由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三生教育”系列教材，已三个省在使用；在全国成立了多个三生教育工作站，并将全国所学校建成“三生教育实践示范学校”，在回归“三生教育”的理念下，学校的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也为包括跆拳道课堂在内的各大高校的专业课堂提供了实践材料。
2、“三生教育”与跆拳道的关联
2.1、路拳道与生活教育的关联
跆拳道教学如何与“三生教育”结合，可以首先从生活教育入手，让跆拳道课堂从日常生活中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幸福生活的教育。以课堂生活教育为起点，使学生认识生活的意义，热爱生活，奋斗生活，幸福生活；帮助学生提高生活能力，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爱心和感恩之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生活追求，以此，注入跆拳道的尚武精神；让学生理解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等组成的复合体，跆拳道精神也是这种复合体里的一部分；跆拳道教练要教育学生学会正确比较和选择生活，理解生活的真帝，处理好学武与学文、学习与休闲、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2.2、路拳道与生存教育的关联
其次，跆拳道与“三生教育”结合的第二道路是生存教育。生存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育，这一点与跆拳道教育中的强健体魄、发达精神是一直想通的。跆拳道教学本身需要和谐精神，这一点在可以运用生存教育理念，使学生认识生存及提高生存能力；树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生存观；帮助学生建立适合个体的生存追求；学会判断和选择正确的生存方式；学会应对生存危机和摆脱生存困境；正确面对生存挫折，形成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合法、高效和较好地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运动技能作为生存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人们面临危险的时候，能够起到保护自我的作用，这是跆拳道学习和修炼的目的所在。跆拳道在充分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又大胆借鉴了拳击、柔道等同类项目的长处，这有助于跆拳道的运动技能的提升。在跆拳道的教学中，应该根据跆拳道的特性，充分发掘学生的生存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在生存教育方面的能力。跆拳道这一体育运动项目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如今跆拳道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的比赛风格、成熟的比赛系统和规范的教学模式。如今跆拳道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的要求，竞技性强，具有对抗性，简化技术动作等最适合推广普及，适合学生练习。长期练习跆拳道，可以大大提升自我的运动技能，从而间接的学会“三生教育”中的生存教育的部分内容。
2.3、路拳道与生命教育的关联
还有，跆拳道与“三生教育”结合的第三道路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本身是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跆拳道跟所有的运动项目一样，都是以强身健体为主要任务。结合生命教育，使学生认识人类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规律，认识个体的自我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认识生命的生老病死过程，认识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命存在和发展规律，最终树立正确的生命观，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三生教育”理念融入跆拳道的教学内容
3.1、激发学生创新能力，促进运动技能提高和延展
跆拳道运动能力的提高，要靠运动离理念层次的提升。跆拳道具体包括跆拳道基本腿法、特技击破、跆拳道舞、双人对抗、跆拳道品势、竞技比赛等跆拳道的单个腿法确实没有多大的创新空间，但是在多个腿法的组合上，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不同腿法的组合会运动和视觉效果。在结合“三生”理念的过程中，面对练习跆拳道时间不足一年的学生，教师可以因材施教，在创新培养方面，多鼓励学生对己学跆拳道动作的组合编排，在己有的跆拳道腿法基础上大胆的组合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能力。对于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跆拳道的各种腿法动作的学生，可以对他们进行跆拳道的品势、特技动作、跆拳道舞等教学。在创新理念这方面，品势要稍逊于特技动作和跆拳道舞。跆拳道舞属于跆拳道与舞蹈的结合。在学习的过程中，跆拳道老师可以将跆拳道品势的动作与舞蹈的动作和节奏结合起来，让学生自主分成小组，自由编排跆拳道舞的一个节拍，然后让学生以比赛的形式进行展示，这也是一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式。“三生教育”以人为本，可以升华为“爱美体育教育”，运用在跆拳动特技作创新上，与跆拳道的腿法动作基本一致，但是在表现力上，特技动作能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
3.2、培养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与理解
“三生教育”的教材和跆拳道的教学内容，通过比较发现在生命教育这方面跆拳道主要是提升体质健康这方面涉及到生命教育，跆拳道在帮助学生认识自然生命这方面非常薄弱，正好通过“三生教育”加强跆拳道教学对学生生命观的学习。
4、将“三生教育”理念融入高校跆拳道教学的建议
4.1、发挥跆拳道的项目优势，优化教学
高校跆拳道教学相较与其他的运动项目，有着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结合的优势。跆拳道在防身技能培训、礼义精神的普及、坚强意志品质、自信心的塑造等方面就是“三生教育”的“生命”、“生存”观念的现实体现。在与“三生教育”观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师生在课堂上进行教与学的探讨，而跆拳道在防身技能培训、礼义精神的普及、坚强意志品质、自信心的塑造等方面的教学也与“三生”理念有着互通互惠的联系。所以，跆拳道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自身的教学优势，为“三生教育”的教学提供参考模板，同时发掘跆拳道在“三生教育”中的其他优势，扩大跆拳道的优势教学，扩大“三生教育”理念融入跆拳道教学的面枳。尽快完善跆拳道的跆拳道舞、击破与特技、双节棍的教学要求，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丰富跆拳道教学的内容，为跆拳道教学创造出更多的特色项目教学。
4.2、融合“三生教育”教材，拓展跆拳道教学内容
“三生”理念能够拓展跆拳道在生活教育方面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借鉴“三生”教材中的《创造新天地》、《与幸福同行》的内容，结合跆拳道技术教学特点，融入学生创新内容。借鉴“三生教育”教材中的《身边的规则》，跆拳道可在生存教育方面对学生进行法律、环境危机意识方面的培养，还可以融入到跆拳道比赛规则的讲解与练习中，使学生在学习跆拳道规则的同时可以学会运用法规，规范行为。“三生教育”融入到生活安全常识课的教学中，补充跆拳道在生命教育方面认识的缺乏。“三生教育”可以根据不同年级跆拳道的教材内容，制定适应各年级的跆拳道“三生”版教学目标和内容，使跆拳道在教学上更富层次感，建立起跆拳道运动“三生教育”的体系和模式，为其他运动类教育与“三生教育”结合做出示范。
作者：侯东海 单位：张家口市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参考文献：
[1]王玉七.学校体育在“三生教育”系统工程中的功能[J].教育理论,2010.
[2]王玉琴.”三生教育“及其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J].文理导航,2010,(8).
道教哲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书法；儒家；道家；禅宗；美学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深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的探索一直争议不断，从中衍生出众多发人深省的学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学说便是我们熟知的儒、道、禅三家，至今依旧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这些相互差别的美学倾向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美学价值，因此区别于西方人的美学追求。
一、书法与中国三大美学价值
（一）儒家的美学价值
由孔子创立、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所集大成的儒家学派一直绵延生息、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入世，将天下视为己任，他们的理想是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
1.“中和”之美
“中”在儒家思想中就是适中、中庸、不偏不倚。“和”代表和气，一种处世之态。在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当中，有许多书法家都坚持儒家“中和”的美学观点。比如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道：“犹世之论相者，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为端美也，此中行之书也。”[1]并且在《书法雅言》中有一篇《中和》专门论述了“中和”之美，“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2]这种方中寓圆，正中含奇，奇正相生，复归平正的结构处理方法，是在书法的形质表现中最为主要的。
2.“雄健”与“充实”
儒家的美学价值是依据政治政权与父权体制。所以父权体制的威仪与“雄健”紧密联系，因而儒家美学中特别强调艺术的“气概”“气势”以及“风骨”等，所以劲健宏伟的颜体书法正体现了儒家这一思想。颜真卿的书法用笔凝练，结体宽博。使用篆籀笔意，由初唐时期的瘦硬变为丰腴雄浑，整体显得气势恢宏，充分表现了盛唐时期的繁荣昌盛。
（二）道家的美学价值
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文化，一出现就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以一种消极出世的政治态度使一大批人走上学“道”的路。从古到今，信奉道教的书法家比比皆是，比如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是道教的“忠实粉丝”，其书风飘逸俊秀，有一些道骨仙风。到了唐代，唐玄宗、颜真卿也是道教的积极倡导者，还有唐代的草圣张旭更是疯狂的道教信徒，还曾自己炼过丹。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也是一位道士。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道教十分尊崇人的自然天性，“与天地万物并生”的道家思想极易将艺术创作的人物主体的精神思想引入一种自由无碍，抒发天性的境界，从而使艺术家“道法自然”，从而“师法自然”。
1.师法“自然”
“自然”二字在书法史上的出现频率极高。我国书法家无不推崇“师法自然”。褚遂良的“锥画沙”、颜真卿的“屋漏痕”，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在脱离束缚，崇尚自然意造。孙过庭从自然中感悟书法之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3]精湛的书法就好比大自然的惊奇，并非人力即能成就的事。所以书法贵在自然，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事万物皆要顺应自然，书法不仅要顺应自然的创作本体流露本性，书法的形态也要符合规律，不可过于卖弄造作。一件好的书法作品起码要做到让人欣赏起来身心舒畅、气运畅通，才有继续玩味的致趣。
2.“阴”与“阳”
“阴”“阳”也是道家学说的一个衍生学派，至今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道家“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是一种辩证的哲学观，同样体现在书法的用笔曲与直、方与圆、虚与实、外露与内敛；用墨的枯与湿、浓与淡；结构的外拓与内掖、欹侧与平正；章法的疏与密，包括布白等方面。这些如同阴阳，相克相生、对立而又统一。书法不同于绘画，没有丰富的色彩，仅靠抽象性的线条表现出丰富多端的变化，依靠的便是这对立而统一的阴阳两部分互相协调，最终协调统一。在书法作品中，有平正，有欹侧，有疏必有密，有墨痕必要有留白。万事物极必反，定要阴阳调和，方可称之“道”。
3.“气韵生动”
道家思想跟书法的关系直接而又神秘，道家所强调的气、韵在晋代表现的最为显著，众所周知“晋尚韵”，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可谓神韵兼备，无疑晋代是一个颇为崇尚气韵的时代，其穿着打扮同样是宽袍大袖，走路生风。魏晋时期玄学的出现掀起了对老庄研究的热潮。气韵对于书法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生气，书法作品才有“神”，“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而形质次之”。把真的感情注入书法作品中，才会真正有气、有神采。气韵作为评判一幅作品品质的要素，那艺术家的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仅仅是技法，其个性、气质、学养、思想这类人格化的体现更加占主导地位。真正的书法家不只是字写得好而已，那样只能沦为一个普通的“写字匠”，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思想境界，要不断提高文化修养与思想高度。
（三）禅宗的美学价值
佛教是从印度引进的宗教传统。它的隐喻是“出家”，所追求的是“解脱”，获得生命的“自在与解放”。佛学与儒家仁者爱人、家国一体的现实态度不同，也与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理想人格有所区别，佛学让人们意识到死亡与圆满的关系，它对人的生命提出了疑问，追问人存在的意义。书法家临摹研习的时候也时常涉及佛教经文，甚至很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本身就是僧人，如南朝的智永和尚、唐朝的怀素等。
1.“禅味”
所谓“禅味”，既区别于儒家的“雄健”、又区别于道家的“气韵”。在美术概论中提到的禅味即“涵盖着一切着力于在极端对立和两极彻悟存在本体的人生努力及其透露的人生意蕴”。[4]所以佛教中真正的“禅味”是对人生的终极思考，产生于对人生的最大热情。受禅学影响的书法家总是喜欢以禅学论书法，所以书法家把书法上升到灵魂的高度，他们认为书法就是心灵的写照。有很多书法理论喜欢把人格与书法联系在一起，“心正则笔正”，将书法家的思想境界作为书法作品好坏的评判标准之一。
2.“悟”与“圆满”
禅宗思想讲究“顿悟”，在彻底的顿悟人存在的本质的时刻，则达到一种喜悦的圆满。学习佛法一定要有“悟性”，学习书法一定也要有“悟性”，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其书法用笔古淡、空间疏朗，整体风格清新寡淡，正体现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禅宗思想。在书法创作的时候也需要感悟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出于自然，懂得释放自己的情绪，达到思想上的解放并且找到内心的圆满。
二、书法中的形式美与意境美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更注重于“意境”，那么书法的形式美与意境美必须得到重视。所有的艺术意象都会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与语言特征表现出来，进而被人们所感知。这就是常说的形式，如果没有形式，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就无法表现出来。
（一）形式美
形式美包括两部分一是指美术作品中的整体组织结构，二是指美术作品的语言特征。书法中的整体组织机构包括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淡、作品中的布白等方面，按照一定的法则，如和谐、对称、变化、平衡，从而达到形式美。这在书法作品中有突出的体现，比如小篆的均匀与对称，草书中的变化多端，书法用笔中的粗细变化，墨色处理上的枯湿，作品整体的留白。正是这些部分使书法作品单一的线条变得富有艺术美感。然而光有形式也不行，还需要有美术作品的语言特征，这是无数艺术家在经验当中不停地积累下来的审美意味与文化内涵，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当代的艺术作品不如我国古代的书法、中国画那样具有文化底蕴，没有像它们一样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书法同样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没有内容的形式，再美也是没有灵魂的。
（二）意境美
“意境”是一种“情”与“景”的交融，是艺术家将自己的感情注入自己创作的对象当中，移情于物，是艺术家的思想与客观的景物之间的融合。我国古代传统艺术更注重意境，这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美学观点。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同样注重意境，书法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境界往往至关重要。比如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从形式上来说，不仅有错字，还有涂改的迹象，传说王羲之之后曾重新书写《兰亭序》数次，都不及第一次。因为王羲之在书写兰亭序时正酣畅至极，其感情与当时的情景完美融合，这样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兰亭序》中，错过这样的情与境，再难创作出超越此文的作品。综上所述，书法作品正是形式美与意境美的统一。
三、结语
无论是儒家思想、道家文化还是佛教文化，都对书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书法作为我国瑰丽的文化珍宝，富含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书法的光芒将永不会熄灭，它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重新理解并且更加热爱，要把书法艺术作为中国的国学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516,526,125.
道教哲学论文范文3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道教哲学论文范文4
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将甘肃文化分为“一带三区十三板块”，要求对地域文化进行挖掘和产业开发。在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注重遗址的保护与修缮，以西王母文化为中心的区域旅游初具规模，形成了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周边文化圈。但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中仍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在开发过程中，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在整合和研究泾川西王母文化特色价值的基础上，以生态发展为原则着力进行旅游价值的开发，并不断延伸西王母文化产业链，致力于商业价值的开发，其次协调开发其石窟雕塑遗址，不断提升西王母文化的艺术审美价值，大力弘扬道教文化的同时发掘西王母文化独特的宗教价值等。逐步形成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辐射和带动其周边地区文化产业的开发，从而推动泾川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和经济大繁荣。
关键词:
甘肃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对策
西王母，作为我国道教神话中女性领袖人物之一，她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寄托，象征着人们对于人性真、善、美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变化发展，西王母文化在和平、长寿、博爱、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想象力、天人合一、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成就。西王母文化在近千年的发展传承中，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甘肃泾川地区为例，当地人们受西王母文化的影响颇深，衣食住行，思想追求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如以图腾崇拜“虎”为主的西王母文化中虎帽、虎鞋等至今广为流传，且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的西王母庙会，更是代代相延，经久不衰，至今已举办一千多届。而在当今社会文化高速发展和繁荣的背景下，对这一地区西王母道教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女性文化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等方面的产业开发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华西王母文化
西王母，又称“西华金母”，是我国道教神仙体系中重要的女仙之一。古人认为，天地可分为两部分，太阳升起的一方称“东华”，落下的一方称“西华”。据考证，西王母古国存在的时代应在中国传说的“五帝”时期，远古族部落疆界不明，然而五帝之后中原民族所建的夏朝地域在今天中国的东部，今中部的华山在当时已为西部之山，故有“西岳”之称。华山以西的泾、渭、洛三河上游是戎、狄族所居地域，至商、周时期，戎、狄族的势力仍然存在于这一地区，且活动频繁。可见，远古时中原民族的西部外域为西王母部族栖息地，故此这一地域为“西华”［1］。所以，西华神人的形象便是西王母。汉代以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家将西王母与东王公这两个神话人物分别表述为阴阳二气，道教理念便由此兴起发展，进而影响着后世道教文化的传承发展。在《汉书•西域传》中有明确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都未尝见也。”由此可见，古人对找寻西王母非常渺茫，因为西王母、东王公是今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东、西地域不同社会形态产生的哲学概念，而且西王母是汉文化产生的认识概念，并不是西部古部族自身的称呼［2］。根据对我国远古西部历史的考察得知，西王母是我国古戎族的祖先。然而关于西王母的最早文字记录，只能从《山海经》中找寻找，书中记载:“西王母状如人，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无残”［3］。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道教的兴起，以及相关神话传说故事的丰富，西王母的整体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4］。可以看出，她的社会地位如同人间帝后，掌不死神药，负责召开蟠桃盛会，其居处称作瑶池仙境，是仙界掌管众仙女的领袖，由此演化出王母娘娘这一神话人物。在中国民间关于西王母的传说也特别多，比如“嫦娥奔月”“劈山救母”“牛郎织女”“七仙女”等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也有“东方苍龙，西方白虎”的说法，而西王母的图腾崇拜就是“虎”。张怀群先生认为:“龙虎”的最初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而最终“龙”则单独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图腾，成为至高权利的象征。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中国进入父权制社会而产生的这种现象，正是由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衰落而父系氏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强大造成的。尽管西王母所代表的虎图腾已经失去了对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但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中虎的地位仍仅次于龙的地位保留着。以其自身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标志着中国西部先民融入中华的远古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如今，西王母不仅升格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尊崇的东方女神、美神，同时也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崇拜者遍及日本、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近年来，组团拜访西王母故里的港澳台民众的追根认祖活动十分频繁，这是对自身根源的一种追溯，也是对自身认知的求索。西王母形象也从原始道教尊神的地位上被剥离出来，重新以华夏母亲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所蕴含的美与亲和力被逐渐放大，所体现出的和谐氛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整体准则，她已经成为一种向心力，一个信仰中心，并正在逐渐形成一个西王母的文化圈，西王母文化将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二、西王母文化与甘肃泾川
甘肃泾川的西王母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西王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周代就已开始。汉代，始建王母宫祖庙，自此以后数千年，拜谒不断。泾川作为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汉武帝时在此地设置安定郡，并且武帝也曾十一次游幸安定，文献记载:“元丰六年冬，行辛回中”“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畸，西至安定，北地”“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还幸回中”“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等［5］。其中，回中就是古西王母宫山的别称。但至宋朝开宝年间，回山王母宫已“年纪寝远，栋宇毁坏”。故此，在宋初、明嘉靖时期地方政府曾两次重修宫殿，清同治三年宫殿又毁于兵燹，现存留有宋初重修宫殿时的碑石一座。如今，泾川县政府基于从保护西王母遗迹，宏扬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业，提高人民精神追求等诸多方面出发，在1992年4月成立了重修泾川回山王母宫经理会，并公告海内外，筹资募捐。在社会各界人士资助下，特别是台湾西王母信众的鼎力资助下，经过几年努力，一期工程:西王母大殿、配殿、三座天门、天梯、回屋等于1994年10月竣工，并开放游览［6］。泾川西王母宫建成早，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它是国内最早最大的西王母祖庙，并不像其他地方的一庙、一池那样是简单的遗存，而是一处专门的、完整的关于西王母的圣地，且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人文思想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等。泾川王母庙会始于宋开宝元年农历三月二十，至2014年已成功举办1046届，是国内罕见的有关西王母的民俗之一。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本县和附近各县区的西王母信众以及老百姓都要登一回王母宫山拜谒西王母，进行祈福，并观赏西王母石窟和西王母宫建筑群。甚至陕西、宁夏等地的游客也不远百里前来朝拜西王母。尤其是近年泾川以西王母文化为平台，成功举办“第五届海峡两岸西王母(华夏母亲)女性文化研讨会”，更加有力地促进了陇台两地文化交流和人缘相亲。在饮食方面，泾川地区以细长面(泾川人称“臊子面”)为代表的王母宴菜系品种有近三十多个，用面粉做成的寿桃、虎馍等动植物造型的面食品则更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反映出西王母形象在普通百姓心中的根深蒂固。泾川以西王母为创作原型的手工工艺品也逐渐丰富，尤其是其中的虎帽、虎鞋、虎枕及各式动植物荷包，不但充分体现了泾川乡村妇女的精湛手艺和智慧，也隐约地透露着古老西王母女性文化、民俗文化的遗风。
三、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的现状
如今，当地政府正着力开发以西王母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资源，促进文化的繁荣，人文素质的提高，努力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全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因而泾川正以其独特的历史遗迹，丰厚的人文底蕴致力于旅游业的发展。在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一股新兴力量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发展旅游业来带动泾川各行各业的发展，是当地政府发展经济、开发当地西王母文化的有效推动力。当地政府在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主要坚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注重遗址的保护与修缮
西王母文化是我国上古世纪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其中所蕴含的原始文化、原始哲学影响深远。加之王母宫建筑群属于历史遗迹，当地政府在着力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坚持注重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主要方针。在吸引游客观光，依靠旅游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着力做好西王母文化遗址的保护与修缮工作，并借鉴敦煌石窟游览的保护政策与方法，力求把游客对遗址的破坏率降到最低。对于因年岁久远而造成的古迹破坏，进行及时维护与修缮。近年来，当地政府投资60多万，历经六年时间，精心修缮并重建了西王母大殿、东王公大殿等。2007年，泾川县政府在进行西王母祖庙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时，台湾慈心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谢政达先生最终认捐92万元，修建瑶池金母殿和三清殿［7］。在当地政府投入大量经费以及在各界人士对修缮王母宫祖庙的大力支持下，遗址的保护与修缮工作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二)以西王母文化为中心的区域旅游初具规模
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的开发坚持遵循系统规划、科学开发的原则。“当地政府服从于省、市、县的总体规划，并与临近地区相呼应，兼顾社会效益与民生工程，注重回山生态环境保护，重点突出近期实施项目，总揽全局，统筹兼顾，适度超前，合理规划中远期项目。搞好重点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接待能力，完善旅游服务和旅游设施，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并实现对历史遗迹的系统开发、科学开发和动态连续性开发，进而促进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8］现今，泾川已经形成以西王母文化、泾河两岸的百里石窟长廊、大云寺、南石窟寺等为主的历史遗址旅游风景区，以田家沟、瑶池浴苑等为辅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这两个一主一辅的旅游经济带，共同构成了独具地区特色的系统旅游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系统化、规模化、层次化发展。
(三)形成了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周边文化圈
回山西王母宫以及西王母宫石窟是泾川西王母信仰体系的主要依托。围绕王母宫以及王母宫石窟，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敬拜西王母的文化圈，它涵盖泾川全县，辐射周边县市，特别是以西北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主的敬拜西王母的信众群体。王母宫和全县各乡镇有一个庞大的庙会信仰体系。充分展现出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寄托。对西王母的崇拜，能净化人们心灵，指引人们向善。这些民间庙会流传久远，规模宏大，辐射周边晋、豫、陕、甘、宁诸省市县。且从古至今这些民间庙会和王母宫每年两次全县性庙会形成有序排列，互不冲突，全年正常运转。当地政府也恰当保护与利用这种民情风俗，使之不断沿袭与传承，从而加强和巩固西王母文化圈的影响力。
(四)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虽然当地政府在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泾川地区的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不便等因素成为制约西王母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瓶颈。由于泾川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西王母遗迹的保护资金不足，加之当地群众思想观念较为保守，西王母遗迹保护工作并未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且开发过程中当地群众的消极态度也使政府的工作难以彻底执行。县内西王母遗址的部分景点因历史久远，岁月磨洗，给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宣传上的不足与欠缺使得西王母文化在旅游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开发上困难重重。同时，现代文化的冲击也使得西王母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加之从事文化产业的专业人才资源匮乏，使得当地政府在西王母文化产业的开发的过程中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科学的规划，以上这些因素成为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中的瓶颈，因此突破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中的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四、关于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的对策
西王母文化作为上古流传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蕴含着女性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对其文化的开发也不能只着眼于旅游业，作为先祖留下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应系统地展现西王母文化的多元价值，并采用恰当的标准对西王母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做出合理判断。应对旅游价值、商业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思想宗教价值等为一体的多元价值体系的有规模、有条理、有计划地开发利用。
(一)以生态开发为原则，在整体性的基础上系统和谐开发其旅游价值
泾川地处秦陇交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都为该地区以西王母宫、西王母石窟、西王母民俗等为依托的西王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今泾川地区的西王母文化旅游业也已蓬勃发展，且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回山王母宫旅游景区的建设也初具规模。但在西王母文化旅游业的开发中也存在一定的瓶颈和问题，如:西王母文化遗址单一，重修的景点缺乏一定观赏性，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景点文物保护技术落后等，这一切都给西王母文化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关于西王母文化旅游价值的开发，应该着重以保护和建设两方面着手，充分发挥泾川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点线面结合形成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旅游网。开发西王母文化应“以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为特色，在现有文化旅游的构想和实践中，融入民俗文化”［9］打造泾川文化旅游的品牌。通过制作西王母文化旅游的宣传片、旅游路线指南、旅游风景宣传册，出版发行旅游交通图，制作专门的西王母文化特色导游词，成立西王母文化开发研究协会等。并通过网络、电视、广告等各种传媒工具，做好扎实的文化宣传工作，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观光旅游。并与该地区的南石窟寺、大云寺佛教文化旅游点，田家沟、瑶池浴苑等生态文化旅游点相结合，形成一整套点线面结合的泾川旅游风景区，这样在开发西王母文化旅游业的过程中也带动了泾川其他地区旅游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全县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像西王母文化这样的非生态化人文景点，发展其旅游，必须注重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景点景区的文物的保护修缮工作须做为重中之重。要加强景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使第三产业系统和谐正常化运作。目前，西王母宫风景区的建设应更加注重石窟文物，王母宫建筑群，宫山道路和植被系统的保护，做好建设才能为西王母文化的旅游开发奠定夯实的基础。
(二)大力开发文化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与之相关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开发其商业价值
西王母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积淀，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泾川民俗文化产业开发要在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开发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统一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改善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环境，建设开放有序的民俗文化市场，形成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产业目标［10］。从而有力的促进西王母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如果不能形成产业就不能很好的参与市场竞争。西王母文化的产业开发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将泾川西王母文化的产业开发融入到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中，立足特色，打造品牌。泾川是享誉全国的西王母故里，是西王母文化发源地，应着力开发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中国神话人物体系，西王母铭文、西王母石窟造像等旅游纪念品，以及独具特色的民俗工艺品;利用节假日大力发展西王母民俗文化旅游，重点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形成西王母文化品牌。政府应对王母宴酒业给予一定支持，鼓励和扶持私人兴办各种西王母文化手工艺品，如:十字绣、书法绘画，生活用品，特色餐饮等企业。使西王母文化以更具规模的产业优势参与更广泛的市场竞争。
(三)积极探究西王母石窟造像艺术，提升西王母雕塑艺术的审美价值
泾川回山共有四处旅游景点，分别是西王母宫、瑶池、回屋、石窟，特别是西王母石窟，它联同泾川南石窟寺、庆阳北石窟寺等一同构成的陇东百里石窟长廊，与甘肃敦煌石窟遥相呼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回山之上的西王母宫殿建筑群以及殿内的壁画彩绘，古泾州流传下来的碑文，都是西王母艺术价值的完美体现。王母宫石窟始建于北魏时期，历史悠久，保存完好，是了解我国佛教文化起源发展的重要资料。王母宫石窟建于北魏太和年间，与西王母圣迹并无任何联系，只因位于回山西王母宫脚下，故称其为王母宫石窟，而《泾州志》中称之为“大佛洞”。石窟位于回山腹内，为中心塔柱型结构，高约11米，宽14米，深11米，塔柱顶部及其北面上部和山石相接，四面各造佛龛［11］。东大龛的释迦、多宝说法像，距今一千七百年，保存完好，具有极高的艺术赏鉴价值。此外，王母宫石窟旁的碑坊也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其内共收藏有古泾州的26块石碑，字体迥异，风格多样。最珍贵的是碑室内的三通石碑，其一为宋天圣三年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由宋代翰林大学士陶谷撰文，大书法家上官佖书;其二为南石窟寺之碑，其双龙戏珠的碑首现存于北京大学;其三为镇海寺蒙文碑。这三通石碑分别为部级和省级珍贵文物。泾川县文物古迹，历史遗存规模宏大，佛道文化资源丰富。但在近年来的开发过程中，由于从事文化产业的专业人才的缺乏，并没有使这些文化遗存形成一个体系，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的自身价值。因此，对于这些历史文化遗址，应分门别类进行宣传，吸引相关人群前来参观。比如佛窟艺术，可邀请专业人员前来赏析，并制成相关图册进行宣传;碑文篆刻可邀请书法爱好者前来参观临摹，使文化流传的自身价值得以弘扬等等。总之，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因从当地文化本身着手，开发其独特性，创新性，并锁定相关人群进行宣传。西王母文化应在深入挖掘各类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大力提升它的艺术审美价值。
(四)深度发掘西王母文化与道教的渊源，多方位深层次开发西王母文化的宗教价值
西王母，作为我国本土道教的神话人物之一，她所具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人心。西王母文化所蕴含的博爱、和平、亲和、长寿、天人合一等观念，都蕴含着浓烈的宗教思想，无论是对古代社会，还是当今都有其深远的影响。自先秦至唐朝，西王母的宗教形象在一步一步趋向于成熟和完善，成为道教宗教体系中的尊神———王母娘娘。战国时期，西王母逐步摆脱《山海经》中所提到的人兽合一的形象，《竹书纪年》中记述“(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12］。由此可见，西王母的形象趋于人性化。两汉时期，从有关西王母的传说中可以看出，西王母的女神形象愈加完善。《淮南子》中说“譬若弈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为奔月，怅然若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13］表明西王母至此已经逐渐演变为一名掌管不死药的吉神。道教主生，而长生不死的主题也成为道教将西王母的形象逐渐演变为道教女仙的原因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成为“始阴至尊”的道教女仙。其形象已经被塑造的完美无缺，包括来历、相貌、年龄、生活环境、随身物品、侍从等等。之后，西王母的道教形象在唐朝确立起来，至此，西王母在民间被当作“王母娘娘”，作为消灾、赐福的女神被祭祀供奉。尤其在唐朝时期，最为流行。此后，西王母的道教尊神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元代钟嗣成、明代朱有炖都写有杂剧《蟠桃会》流传于后世，明清小说《西游记》、《东游记》、《镜花缘》中都对西王母的道教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小说中对神仙度化、蟠桃会、瑶池夜宴等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也侧面反映了西王母的群仙领袖地位，其形象也趋于完善。现如今，西王母作为华夏母亲和道教女神已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所以西王母文化产业的开发要在立足西王母作为道教神话人物之一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女性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借鉴和吸收平凉崆峒道教文化的开发经验，努力打造泾川西王母特色道教文化品牌，继续推进和搭建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海峡两岸交往的桥梁，充分依靠海峡两岸西王母(华夏母亲)女性文化研讨会的平台，不断扩大泾川西王母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在陇台两地人民交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地政府应成立专门的西王母文化科研机构，投入一定的资金，形成有力的科研团队，作为经济开发的后盾。围绕西王母道教文化，着力从西王母文化的旅游、影视、饮食、服饰等各方面入手，多层次全方位发掘其宗教价值。
结束语
总之，西王母文化产业的开发，应该依据本地特色，制定适宜的发展方针。要以保护为主，在保护的前提下发掘其文化价值，发展经济，这也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宗旨。但泾川地区西王母文化在文物遗址的修复过程中，掺入了太多现代化因素，而使其价值有所降低，所以在西王母文化的产业开发方面，不仅要注意到现代化文化对其的冲击，还应保护其固有的历史价值。应该注意在保护生态观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进行开发。在整体性的基础上开发其旅游价值，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链，进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以西王母石窟艺术与宗教艺术为切入点，并结合当地的人物风俗，丰富文化内容，注重文化的产业保护与开发。使得当地政府以西王母文化产业为依托，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在整个西王母历史文化遗址和西王母文化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应借鉴吸收，加大保护力度，以生态开发为前提，深度挖掘其本身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政策，给予一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培养从事文化产业开发与保护的专业人才，在其基础上，以该产业为依托，进行拓展式发展，从而推动泾川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和经济大繁荣。
作者：朱维冬 赵睿 冯保魁 周亚莹 单位：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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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哲学论文范文5
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前代著作多为后代人无法理解，甚至同时代人也不能理解，所以就需要熟知前代名物典制、礼仪制度、历史文化的通人对前代著作加以整理，以时下语言解释前代作品以供人阅读，通过阅读汲取前代文化、经验教训，并为当下服务。随时间递推，前人的解说后代人亦已不能了解，故需要新一轮解说。正如黄俊杰所归纳的“孟子诠释学可以说起于‘语言性的断裂’与‘脉络性的断裂’”。［1］267于是产生了致力于还原经典的阐释活动。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前代著作的“求知欲”，促进了阐释的形成、发展，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要具备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结构框架，西方阐释学由来已久，虽然中国的阐释实践很早，但缺乏理论的总结，这跟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目前仍有学者质疑中国阐释学的存在，认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框架都来源于西方文论，借西方文论的结构阐释中国古籍，只能说是一种借鉴，而不能就此说中国亦有阐释学，因为理论体系不健全，结构框架不完善。笔者才疏学浅，未遍读群书，不便妄下雌黄，故本文抛开中国有无“阐释学”不讲，仅就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历程和方式做一番梳理。 一、中国古籍的阐释 中国古籍的阐释史与其说是古籍的阐释史，不如说是经学经典的阐释史，中国阐释学就等同于中国经学经典阐释学(这里没有区分为西方文论中的古代阐释学与现代阐释学，因为笔者认为中国没有本土的阐释学，现行阐释学理论框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传入，如果欲分析真正的中国阐释学，就要回归中国本土，故不用西方阐释学的分期)。以《孟子》阐释为积淀研究中国阐释学(亦称“诠释学”)较为有名的台湾学者黄俊杰，就认为“所谓‘中国诠释学’，是指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1］266李清良在《黄俊杰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类型，方法与特质》一文中分析归纳黄俊杰先生上述观点为“中国诠释学”等于“中国经典诠释学”。［1］266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尉利工的博士论文《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虽没有明确指出是经学经典及诠释学，但就文中所述亦可说明经学经典是中国阐释学的支柱，研究中国阐释学，就相当于研究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史。 中国古代学术分经学、子学、史学。翻检艺文志、经籍志，不难发现经部记载书目、总类数量最多，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学术导向，亦是中国学术主体，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经学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代表，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回溯中国经学史，可分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义理学①，对于经学的阐释自其产生之时就已开始，皮锡瑞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2］39同样经学的阐释又因派别的不同而有不同侧重，西汉今文经多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多名物典制、训诂的解释，宋义理学则抛开圣人不谈，以阐发个人义理为主。 史学，目前学界多称“历史学”，“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科，一般而言，其专指整理与研究人类有文字以来所留下的文字与图象纪录的学科”。［3］两汉之前著作数量少，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史部书籍则收在“六艺略”春秋类下。魏晋南北朝始独立为一门类，作为与经学、子学并行的学术存在。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4］1无论是前面微观的含义，还是瞿先生宏观的概括，都认为对于历史的事件应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代的情境中去解说，以便人们对那个时代有客观的认识。解释者个人发挥的余地较少，惟独使文章显得有文采而已，但事实须是客观的描述。 子学谓诸子之学，我们可以把子学比照现在意义的哲学、自然科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5］769由于视子学为杂学，故不为帝王提倡，亦不为学者们重视(儒、道、佛三家除外)②，所以是类书数量少，又少有注释疏证，遂多无继承不相传。在民间，子学还留有一定地位，比如术数、方技、五行之学，作为纯朴人民的迷信———一种精神需要而存在，但却谈不上阐释，多为口耳相传，无深入研究。再如医家、历数、农家等实用之学，只要求疏通文字，能理解文意即可。这种存在状态给学者研究设置障碍，为求得利禄，多舍此而为经学。 二、古今文学阐释异同 古今文学的源于汉经古今文之争，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今文经主要是口耳相传，著之竹帛;古文经则是流传下来或重新发现的经书古本。二者除文本不同外，说解、宗旨亦不同。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化的实用目的，把孔子看作政治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著述，里面处处贯穿着孔子的思想观点，多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谶言阴阳;古文家则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地理解，认为孔子为史学家，“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说解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学术性较强。 我们可以从古今文家对待经典的态度窥其阐释角度。今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力图为圣人立言，替圣人说道，借经书宣扬圣人思想，阐释典籍过程中努力摆脱甚至忽略“此在”的存在，用圣人思想比附现实，但阐释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却无形中影响其用当时代通行思想立说，如西汉“独尊儒术”、魏晋“玄学”、隋唐“缘佛入儒”，此种阐释是“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反映，但个人意识尚未觉醒。古文经学的特点是以小学为根基，从打破语言障碍入手，透析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阐释者力图抛开“此在”与“自在”(自在:西方文论“存在主义”术语，笔者理解为经典作者全视角的叙述线索的存在，即蕴含着通过作品传递作者思想的存在)的存在，以自己的知识积累构建经典的文化内蕴，但同样摆脱不了“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在解释古事时每涉及思想内容，难免有附会之嫌。#p#分页标题#e# 除上述历时层面的比较外，还需要对其共时层面的具体差别做一番介绍，就是今古文之争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及时代背景下经学阐释的流变。下面以皮锡瑞《经学历史》划分时期为线索来分析。 (一)今古文阐释的区分之前的经学开辟时代 此时期是经学的初创期，无论经学典籍先前以何种文本流传，自孔子删定六经之后，便被奉为经典。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确定经典，孔子依据当时需要对已存文本加以删削，确定数量语句。有些文本上下时代相差不远，尚能被理解，阐释活动产生的前提———“语言性的断裂”、“脉络性的断裂”不是很显著，所以这一时期阐释仅存在于师徒相授以口耳相传的讲授活动中，对经文的解读即是在为统治思想服务，或为礼仪典制的继承与发展，“此在”的“日常生活”与经典的差异通过解读过程相互融合。 (二)今古文刀锋相见的经学流传、昌明、极盛时代 此时期有了阐释的必要，弟子传承老师经学的过程中夹杂着自己的理解，以述老师思想为己任的传、记之书大量问世。弟子们依据各自的理解，对老师的文本加以解读，由于“日常生活”的不同，解读的角度、内涵就不同，比如《春秋》的传承之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春秋》经记事基础上多有发挥，借宣扬经文思想的文本阐发一己之见。两汉时期，儒学思想顺应董仲舒改革的路线发展，阐释经典则有意维护统治阶级思想，并以章句训诂为阐释方式。汉武帝对经学极力奖励推行，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当时就有“遗子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这一时代的阐释活动就带有明显的“此在”、“自在”的存在，传、记之书列为经典之后便有了今古文之分，并且二者的争辩愈演愈烈，各自阐释特点上文已述及。经学之所以昌明、极盛，亦在于争论，有异议才有反驳，才能促使研究的深入。 (三)今古文阐释融合的经学中衰、统一时代 东汉末年，郑玄在古今文之争极盛而衰的空隙中异军突起，集古今文学之大成，将二者优势互补，去除分歧，以二者之长遍注群经，此时经学以郑学独尊，郑学阐释以古文学为基础，皆今文学阐释方法，发扬儒家学说，站在“无征不信”的高度为圣人思想代言，强调经书的“自在”存在。文化思想的统一必须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依托，郑学在短暂的小一统之后便遭遇政局动荡，王郑之争终结了古今文之争。朝代的更迭使得人心涣散，无意于学术背后的政治之争，道家的“无为”思想顺应潮流被推崇备至，“缘道入儒”成为风尚，“世界”的大环境影响阐释者不谈学术而志于思辨，即西方存在主义中的“言谈”。“言谈”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是“按照含义对现身在世的可领会状态的分解”。也就是说，魏晋“玄学”的思辨道出了阐释者对所处“世界”的一种领悟，通过对现身世界的把握、通过经典文本道出“此在”，而“现身在世的可理解状态道出言谈”。［6］97唐五代，由于佛教的兴盛，帝王对道教的提倡，造就了儒、佛、道三家鼎力的局面，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学阐释格外突出了“世界”的影响，统治者关注重心的转移，导致学术倒向道、佛的解读。阐释者对经典亦是顶礼膜拜，“疏不破注”，在南北朝义疏之体的基础上以训诂注疏为主要阐释手段，多无创新。阐释仅是厘清经典文本、训诂考释词句及思想内容，往往洋洋几百字疏证一条注释，繁文缛节，造成研读不便，从另一角度加速了儒学的衰退。 (四)今古文阐释复兴的经学分立、复盛时代 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朝代更迭、分裂战乱的政治局面很难给学术发展的空间，地理上的分割势必会影响学术朝不同方向发展，魏晋“缘道入儒”形式的“玄学”依然对这一阶段人们思想有所影响。南朝宋、齐、梁、陈都为汉族统治者，受“玄学”和佛学影响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故学术朝着哲学思辨方向发展，有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的韵味，当时义疏之作即是由南及北，亦可视为“玄学”余续。而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虽都采取汉化政策，亦崇尚儒学，但由于主要是吸取统治经验，所以容易接受正统的汉、魏晋时期儒学，故注重名物典制、训诂考释的古文经学阐释的道路发展。南北经学因阐释角度、方法、内容的不同而分立，今文学渐微，古文学重兴，义疏体产生即是本时期阐释活动特点。清朝经学是在宋学的园囿里成长起来的，在经历明朝灭亡后开始反思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诸多弊端，以汲取经验教训。加之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政策由举“博学鸿词科”的笼络利诱到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转变，使得知识分子不敢高谈阔论，亦不敢有所造次。所以经文的解读一方面要反思、要改革，另一方面又有所畏惧，只能“埋在故书斋里讨生活”，走上一条不介入政治的实学与考据学的路子，并一度造就了“乾嘉朴学”的辉煌。此时的阐释活动则再现了东汉古文学的阐释模式。嘉庆道光以后，受西学实用主义影响，标榜“经世致用”的经今文学复兴阐释方式随之改变。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清代学术“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是为西汉今文之学”。［2］249-250 (五)今古文阐释更易的经学变古、积衰时代 这一时代经学在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大起大落、大分大合后又趋于统一，经学经典在经过古今文之争、郑学一统、郑王之争、义疏、注疏等争辩解读后，名物典制、训诂考释后已发展到相当高度，对于宋人已无发挥的余地。唐五代由于帝王提倡佛学急剧发展，对于道教、佛教的阐释超出儒学，宋时亦然，宋人既受道学、佛学影响，又为发展儒学而辟佛，阐释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于是产生了“好奇”，“这一术语作为描述方式不局限于‘看’，它表示觉知者的世界来照面的一种特殊倾向”。［6］207正由于“好奇”，是阐释者观照自己的“世界”，将儒学借道教、佛教阐释的本体论形式重新解读，把“圣人的原意，文本的原义以及读者所悟之意”有机融合在一起，变更古今文学训诂考释的阐释模式而为宋学理论化、思辨化的阐释模式，在原来就文本而谈文本的低层次阐释活动提高到借文本谈“此在”与“存在”的高层次阐释活动，尤为强调“此在”的存在，囿于文本，具体阐释方式在他文阐述，元明时期则照着宋学的思路发展。#p#分页标题#e#
道教哲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 建筑设计; 居住建筑; 传统风水理论
1 研究背景与意义传统
风水理论文化起源于中国，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传统风水理论文化就被运用到建筑环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中，也被称为“地理堪舆学”。在中国古代，虽然建筑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建筑美学、设计思想等系统理论方面还缺乏研究和总结。在古人推崇的风水学说中，对建筑、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建筑与规划领域的理论体系。然而，“风水”二字一直被大众视为迷信的代名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学术界视为糟粕［1］。张金秋院士曾说过，建筑应该遵循“虚实、时空融合、情景交融”的三维融合。它在建筑设计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从建筑文化、生态规划、绿色环境等方面编写了《风水理论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23 篇关于传统风水文化的论文，系统地提出了传统风水理论的客观科学部分［2］。21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形势下人们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手段，去除封建迷信的不良方面，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开始得到国内外生态学研究者的肯定。传统风水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强调整体性、自发性和协调性。它包含了重要的审美元素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传统风水理论与文化研究将人、建筑、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对以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目前，传统风水理论和文化在城市住宅小区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并认为传统风水理论是古代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将传统风水理论引入现代住宅小区设计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价值。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对居住区环境景观的规划，是指依据自然生态的实际情况，建立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科学分析了传统风水理论的正确含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查验使用，与现代要求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赋予其现代含义，使之更好在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规划中运用传统风水理论文化，使其发挥应有的科学的效果，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2 居住建筑设计中传统风水理论的应用
与城市功能性修建相比，居住区建筑设计的位置相对自由，其修建规划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反之，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约束，由于需依据前期规划设计方案，创造性地规划设计与使用其土地利用等方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传统风水理论为基础，侧重特殊地域条件下的基础环境为住宅修建规划提供参考。在发展中的后工业地球村的前史回顾上，前史与其经历和奇妙功能如出一辙。传统风水理论与建筑规划设计联系紧密，并且是一种互补存在关系与建筑规划本身的相似性解读。面对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约束，居住区建筑规划设计需秉承因地制宜原则，科学客观地结合传统风水理论寻找天然的“宝地”，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 1 建筑外形设计的应用
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现代建筑设计中首要考虑的问题。“藏风聚气”观点是传统风水理论中最基本的体现。在这个观点下，遮蔽优于直，搬迁优于敞开，方规优于尖细，大进小出优于相悖。与上述情形相反就会发生一些环境“恶”，例如镰刀刹、马路冲、山墙冲、尖角刹等等。五行( 金、土、火、水、木) 彼此相克相生的文化，在建筑设计中有着一定的参照，如建筑的形状、方向和颜色分别与五个元素相对应，应对不一样的修建环境和修建功能，参考相对适合的五个要素的特性，运用五要素定律来解析修建与环境之间的彼此协调，避免相互制约［3］。例如，对于波浪形、曲折的修建物，传统风水文化中都归纳于五行中水，这样的建筑通常为体育馆设计居多，如北京的水立方体育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传统风水理论对应五行中火的建筑特点以造型尖角设计为主要特征。例如中央电视台大楼就是一个典型五行元素属火的建筑造型，与东方明珠塔一样，都是同一种造型设计风格。垂直巨大的方形建筑设计，传统风水理论中将其归于木，在当今建筑设计中大部分建筑造型选择方形设计方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宇宙哲学观，对建筑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2． 2 建筑选址规划中的应用
古建筑民居选址规划中传统风水文化的应用普遍且典型。传统风水文化中将东南西北四方位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图腾表示。如古建筑布局中，古代建筑设计师通常面向南方开大门，建筑坐北朝南，前方“明堂开阔”以五行中属火的朱雀图腾为元素，其体现了传统风水理论中“纳阳”的观点。建筑后方即为北方，以“玄武”为代表，种植一些高大的树木，除了有遮挡风沙的作用，也有避免出现不美观的自然景观的作用。古建筑东西方位环境设计中，左方以青龙图腾为代表，一般会设计一些流水，右方为白虎方一般都会种植一些植物来隔绝西面阳光的暴晒，与传统风水文化中左边青龙方有流水为最佳的说法保持一致［4］。与现代人们观念中北半球人类日常生活采光的需求，迎合太阳运动的客观自然规律，给人类带来所需的光照与生活晾晒等需求不谋而合［5］。天津大学刘庭风教授在新建筑刊物发表的《水龙经自然水格的科学分析》一文中指出: 水流方向与龙穴的立向一致的水局称为顺水，亦名去水［6］，反映了河流对建筑选址的重要性与参考价值。从建筑科学、能耗角度出发，设计最大程度地将来自东面的阳光保留了下来，不仅避免了西面的暴晒，也不会影响阳光的聚集，在现代科学研究中表明，自然光线对人体生物钟调节、新陈代谢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2． 3 建筑色彩搭配中的应用
传统风水理论在建筑设计的颜色搭配中被广泛运用。它非常讲究布局、色调、装饰、植物和物件摆放等。以上海祥欣猪文化俱乐部为例子，它的建筑外立面以及室内设计风格都为典型的设计风格。俱乐部外环境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石头为材料制成的，石材的质朴显示了俱乐部的传统文化主题，同时在石纹上应用红、黄、绿三色的组合，红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吉祥色的特点，黄色为传统文化中皇家专用的特点，体现了权威的含义，绿色是活力的象征，体现了自然和谐共生的特性，体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的三种颜色的运用。步入空间看到红色会使人感到热情、温暖兴奋，让人心情舒畅，绿色充满活力、醒目亮丽。在建筑设计方面，我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崇尚轻盈质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我国传统文化中白色是不吉利颜色的象征，道观建筑室内设计中运用不同种类的色彩，来填补白色在使用中的单一，同时在整体空间中合理的运用红色、穿插调节整体的颜色和气氛，整体凸显宗教文化和传统神韵［7］。
2． 4 建筑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古建筑离不开传统风水文化的影响。浦东康桥“浦东老宅汉清雅集”作为典型的古建筑群落，对原有的三进两院整体布局的建筑进行了精心规划，建筑现变身为艺术家进行沟通的文化会议中心。在建筑规划中对传统风水理论自然而充分地借鉴，用斜入口的方式来规避传统风水理论中“开门柱”“冲梁”等忌讳，再配上圆形门户造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在入口处，将原建筑粗大健壮以及卧勇的感觉进行弱化。在功能上，将原有檐口浅窄不利于防风挡雨的缺陷进行重新规划。中庭天井设置休闲区，增加小景设计处理水箱的格格不入感，同时融入了传统风水理论中“聚财”的文化设计。室内规划保留了传统的梁柱，木门窗设计上进行了创新，选用青石砖和粉红色的墙壁，体现了老房子中一种怀旧与年代感。同时文化展区整面墙上的展示柜，具有很强的开放感和现代感，在布局规划中对灯光的处理十分巧妙，渲染了空间主体与历史文脉，局部天花板设计运用隐藏光源，不仅不刺激眼睛，还能满足接待、沟通和欣赏书画的功能需求。
3 居住建筑规划中传统风水文化合理性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从科学规划、有序开展等长期战略目标的角度出发，在短期机制驱动下，城市居住区规划显得十分重要。传统风水理论在上下五千年的长河中显得更具争议，部分群体一味的盲目崇拜传统风水文化，显得更加形式化、单一化、庸俗化，严重地忽略了科学性的指导，因而脱离客观的研究态度，导致居住建筑规划设计中整体“个性”和部分“关心”的丧失，屏蔽了“当地气氛”和“语境”的客观因素的作用。古建筑文化传统中风水理论运用十分广泛，历史上为本土的建筑环境提供了无数成功借鉴方案。吉林建筑大学韦宝畏教授在《中国文化遗产》期刊发表了《风水学视阈下的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以龙井市长财村为例》一文，文章指出“顺入”之意，有利于“吉气”的纳入［8］，体现了传统风水文化在朝鲜传统村落的民俗民风运用。传统风水理论中具有借鉴性意义和指导价值的方面，被地产开发商、规划师和城市建造机构等进行运用，同时也有部分观点被忽视。传统风水文化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博大精深，与中医、易经等传统文化相辅相成。一些封建迷信、负面事件的影响不仅构成了人们的偏见，也掩盖了其部分内涵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克成教授在《世界建筑》发表了《我思 我想 我活》一文，文中指出: 面对碎片化的世界，遗产既是生命漂流的坐标，也是文化存在的证明［9］。间接的反映出传统风水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传统风水理论的历史价值。传统风水理论作为我国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构建了许多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体系，特别是历史与地域、文脉、民俗等因素相结合的背景，使传统风水理论成为华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统风水理论的研究不仅需要客观理性的研究方向，同时应具备建筑学、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研究者还需熟读古代经典著作，才能合理的构成正确的研究体系，不断开展实践论证，克服困难、纠正之前的误解与误读，正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传统风水理论对现代住宅建筑规划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使现代住宅规划有了更多的借鉴，建造一个兼具时代特征和传统文化底蕴的人类居住环境是一项历史性的急迫任务［10］。
4 结语
道教哲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中国传统文化
一、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的重要意义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高校思想政治课在落实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与加强的理念，与各个科目的课程相契合，通过协同效应提高教育质量。课程思政的本质在于对各类课程的教育资源进行挖掘利用，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合，实现内涵与外延方面的拓展，实现思政教育目标，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献、物品等多种形式，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审美品位、文化知识等模糊的形态。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教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支撑。二者在理论依据上具有统一性，可基于同一目标而相互促进影响。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是高校加强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优秀人才实现课程育人,达到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而行协同育人的最终目标。
（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天文历法内容培养高校学生创新探索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分属两个章节。天文方面主要介绍古代天文的概念，历法方面主要介绍天干地支及历法的三大系统。例如，在讲解某个天文学知识时，讲到北斗七星由7个元素构成，分别为天璇、天权、开阳、天枢、天玑、摇光、玉衡，在讲解过程中还会对元素的命名依据进行介绍。北斗七星在古代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可以找到北极星。将天璇、天枢两颗星连线延长约5倍的距离可以找到北极星。第二，北斗的斗柄方向可作为季节判断依据。斗柄指向东、南、西、北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古人根据北斗七星的特点和位置对其命名，让抽象的七星更具形象化，这是古人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古人对北斗七星长时间的观察和揣摩，研究出北斗斗柄的指向可以辨别方向，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创新探索精神。“勤劳”指以辛苦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智慧”指循规律把分寸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创新”可理解为对优秀传统进行继承，将现代因素进行融合，探索出新的模式。“探索”可理解为科学家在自身已有知识、经验及预测的基础上，在开展活动时有具体的方向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心。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这三点思政元素充分挖掘，和北斗七星知识点充分融合，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不能生搬硬套，要使学生们易于乐于接受。在融合思政元素时，一定要遵循科学性合理性，这需要教师对思政有清晰的认知与融合意识，能够在社会热点与教学内容中挖掘其所存在的思想教育元素。
（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两种思想体系构成哲学思想。讲解儒家思想时，教师首先要理清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儒家思想中涵盖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涵养人的道德品质及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根据这一思想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及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通过学习“仁者爱人”“忠诚信义”“义利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思政元素紧密结合，也照应了中华传统美德“仁”“义”“信”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教师在设计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时，要注重此思政元素在融入点发挥育人功能的有效性，要想办法做到潜移默化。“贵在自然融入，重在严谨贴切”。学生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在心中认同这一思想，并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教师培养出对国家、社会、民族有责任意识的人，使其能够以正确的三观应对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成为心态良好、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日民俗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民俗内容，具体涉及对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的介绍、文化内涵阐述。主要按照四季的划分对民俗春、夏、秋、冬四季的节日进行介绍。教师授课过程中，春季民俗节日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为代表，其中春节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模式的集中反映。春节的民间风俗有贴春联、贴福字、扫尘，这些都象征着辞旧迎新，同时春节又是阖家团圆之日，亲朋老友相聚一起祈愿福佑，象征着人们追求富强、和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明节的节日习俗有当天禁止生火，还包括扫墓、踏青、荡秋千等。据说，清明节不生火做饭的原因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因晋国内乱流亡国外，介子推自割腿肉献给晋文公，后晋文公归国登上王位后要大封功臣，介子推不肯，背母亲到绵山隐居，晋文公为了逼介子推受赏焚烧绵山，最后母子相抱烧死在柳树下。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民间的普遍习俗是在这一天禁止生火做饭，只吃冷食，是为了纪念古时的介子推。人们在清明节上坟焚香，缅怀故人。同时，踢蹴鞠、荡秋千也体现了运动养生的作用。联系课程思政元素，我们看到了古人的重情重义、家国情怀。通过学习节日民俗，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人文认同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爱国情怀，激发爱国思想，增强文化自觉。
二、三全育人背景下优秀德育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的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聚了我国无数人民的智慧结晶，在三全育人背景下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育元素与课程有机结合对我们实现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协同育人同向而行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包含以下四方面。
（一）仁爱孝悌德育元素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构建与发展遵循儒家思想提倡的“仁爱”理念。新时期的高校学生要继承儒家的仁爱思想，将其贯彻在自身的行为理念中。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起源于家庭成员之间亲亲之情的扩展。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然后爱自己的亲人家属，最后推及于社会。其次，人在具有孝悌的前提下才能发展成仁德。孔子重视孝悌之道，主张做人首先从孝悌做起。《说文》：“孝，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孝”指孝顺父母和长辈。《说文》：“悌，善兄弟也。”“悌”指友爱兄弟。现在所说的孝悌不仅包括单纯意义上的赡养，还包括对父母的敬爱之心。新时代大学生在学习孔子的仁爱孝悌思想后，要擅于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使传统文化课程中的德育元素有效释放，发挥全员育人的作用，使专业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例如，仁爱提倡有差等之爱，强调爱人的递进性。高校学生也要深刻领悟到孔子的这一思想。首先，爱自己。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刷手机玩电脑，上课集中注意力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做到这两条可保持身心健康，也是将孔子的仁爱思想用到实处。其次，爱家人。从孝道教育入手，引导大学生认同社会道德规范和国家政治理念，构建以情感为中心的德育模式。每周给父母致电方便父母及时掌握自己在校的情况，对家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不仅有利于亲子关系，还有利于家庭和谐，仁爱思想的递进性和孝悌思想也得以体现。传统文化中仁爱孝悌的思想，“爱人如己”“爱一切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价值取向成为新时代大学生必备的德育元素。如今的学生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及人际关系中，可通过仁爱思想解决面对的难题，以理性平和的态度去与他人交往，要尊敬、爱护与理解他人，形成积极、乐观、包容的品质。
（二）重义轻利德育元素
《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义，本义指合宜的道德和行为。孟子在见到梁惠王时说，大王为何直接就提及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提倡利，会激发人们贪婪的欲望，会引起社会暴乱。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认为“义”这一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重义轻利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的价值观，对于新时代的高校学生而言，要深刻领会重义轻利的德育元素，并将孔孟的义利观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目前国家提倡推动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倡高校学生在读期间可自主创业，很多学生通过申请学校创业街的门面自主经营。经营门面需要创业团队，自然由高校学生组成，一般创业负责人会选择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同学加入创业团队。团队在进行收益预算签署协议时，可能会面对“义”和“利”的问题，双方可能会对收益分割产生争执，一方面是自己最信得过的铁哥们，另一方面是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如何取舍？这时候不妨想想孟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甚至可以舍生取义，这点利益又算的了什么呢？有“仁义”在就够了。德育理论要应用在具体的生活与实践中，才能发挥其根本作用。
（三）人际和谐德育元素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要以和谐为前提，才能体现出礼。儒家提出在伦理关系及社会生存时都需以“和”为基础，其指的是古代的意义，即适合、尺度适中。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礼则表示做人要懂礼、守礼。“礼”是对一个人优秀品质的体现，并且能够促进百姓间的情谊。《说文》：“恭，肃也。宽，屋宽大也。信，诚也。敏，疾也。惠，仁也。”“宽”由房屋的宽大引申为对人宽容，“恭”指与人谦恭，“信”指与人守信，“敏”指办事勤敏，“惠”指慈惠，给人以恩惠。孔子告诫我们，做到以上几点，能真正处理好人际关系，达到仁的境界。新时代大学生要将传统礼仪文化和提升人文素养相结合，成为懂礼守礼、人际关系融洽的青少年。要明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得换位思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新时代众多高校学生都为独生子女，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因此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爆发了很多寝室矛盾。大一新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追求来到同一所高校同一个班级同一个寝室，因为个人性格、生活习惯、为人处世不同产生了很多摩擦。这时就要联系传统文化讲到的“恭、宽、信、敏、惠”，对室友宽容，施人以恩惠，自然可以和同学和谐相处。
（四）恪守信用德育元素
《说文》：“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二者互为表里，信本义是真心诚意。《论语》中提及的信所涉及的内涵是“诚实不欺”，可引申为相信、信任。学生向孔子请教如何提高德行，孔子提出前提首先是要做到忠诚。其次是不欺人，具有讲诚守信的品格。孔子认为，做人以忠诚信义为本，唯以忠信待人，才能取信于人。君子有仁能够让君子三省自身，让自己无愧于心。而君子顺承诚信之道则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诚信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的重要德行。在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自然成了一方净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行与建设中，诚信是构成其重要过程的部分，在校大学生更应具备这一品质。传统文化从价值层面对诚信进行定义解释，在如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时应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拓展。毕业论文写作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即将毕业的高校学子应当诚信写作，杜绝学术造假。同时，高校应在各毕业班级开展诚信写作主题班会，以“诚实不欺”作为重要价值引导，帮助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学生的诚信素养，养成恪守信用的道德习惯。
三、三全育人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法
首先，尝试将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导入法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实现全员育人。指出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独特的文明体系及深厚的文化知识，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可通过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发挥我国优秀的文化价值，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针对大一学生刚刚高中毕业，处于心智正在成熟、但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讲故事导入式可以激发其好奇心和对问题的探究性，这种融德育教育于PBL（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可以大大提高师生互动、情感共鸣。其次，通过多种引导手段提高学生的课堂体验，拓展德育的覆盖范围及涉及领域，实现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在落实期间，一定要体现实践性与活动性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课程设计激发学生的体验性、主动性、情感性，情感体验和行为锻炼是德育教育的有效手段。教师可在课后布置课本剧表演、古文字书写、课前诗歌分享等活动，可以锻炼学生互相合作能力和对知识点理解和把握能力，例如在讲授称谓这一章节时，对古时关于青壮年的称谓进行介绍，古人有二十岁行冠礼，说明人已成年，但身体尚未达到最强壮时，此时称之为“弱冠”。在讲授冠礼时，课上播放冠礼的视频，要求学生以课本剧的方式自设情节，下节课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表演。学生课下自己准备冠礼的服饰、道具，设计故事情节，既让冠礼的知识点有效巩固，又欣赏了一场视觉盛宴，同时加强了学生间的团结合作、加强了优良学风的建设，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得以体现。再次，采用分享、实践、点评等多种教学形式促进师生联动，实现全过程育人。如教师引进学科前沿问题，课堂上分享学术文献，引导学生课下查阅自己感兴趣的科研论文，同时还可在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到中小学进行实体课堂授课，以提高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社会沟通能力。教师鼓励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对知识点进行讲解，并完成课件制作和课堂展示，对于基础知识扎实的同学可参与教师的微视频制作，以加深对知识点和文化内涵的理解；或在选修课上让学生写课程论文、启发学生批判思维、科研能力等，然后教师上课点评。最后，“互联网+”助力教学时间与空间多样化，实现全过程育人。课程思政教育要结合三维立体模式实现全方位、全领域的覆盖；思政教育不能局限在课堂，还要包括课堂外、校园外以及线上领域。课堂教学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所以要对课堂以外的时间进行合理的拓展，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校内课堂内外课程思政教育必须突破围墙、走向社会才可以拓展思政教育的无限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平台、手机APP制作课程思政教育微课、快课对于拓展思政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都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吴润秋，隗宁.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知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2]罗北战.高职院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以G校为例[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1.
[3]隗宁.基于提高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双创”教育的探索与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4）:83-85.
道教哲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教师教育;选题策划;教育出版
当前教育正发生着快速变化，教师、学生和家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做真正的教育，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人，需要阅读很多类的图书，而不仅仅是教辅材料。教师爱读书，学生也会受到感染。作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推动教师阅读，以阅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就显得格外必要和紧迫。由于各种原因，教师的职前教育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如火如荼的教师培训有时也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对传统的理论书、培训书中枯燥的内容不再买账，学校、教师购书也越来越对图书内容质量、可读性与针对性有了更高要求，这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类图书的策划、出版来说是一个新机遇，大有所为。当下的出版生态，竞争日益激烈，选题策划越来越成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也是我们图书编辑的生命线。本文仅从大象出版社近几年策划出版的相关图书实践中，积极探讨在当前教育发展与图书市场背景下教师教育类图书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提升策略。
一、要懂教育
这里的“懂教育”不单单指在师范院校系统学习过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更要知道目前国内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要知道教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技术、方法，以应对个性化教育的需求，体现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要知道教师需要具备哪些好的理论，以便透过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洞悉当代学生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况。
（一）了解教师需求
在策划教师教育类图书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教师最希望得到的专业支持是什么？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形式是什么？教师看什么书，不看什么书？哪些是上面发的，哪些是教师买的？教师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教师心目中理想的图书是什么？教师用书定价多少合适？字数多少合适？什么样的装帧风格最合适？教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编辑在策划教育类图书时，应该坚持几个原则：少批判，多建设；不出劣质论文集，不出个人纪念文集，不出晦涩难懂的教育理论著作；图书要有个性，有真思想、真性情。比如，大象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改变教育的十二个关键词》一书，通过《教育的目的》《教育人类学》《儿童的人格教育》三本教育经典，啃读出了“目的与节奏”“遭遇与危机”“空间与时间”“气氛与信任”“语言与深描”“自卑与超越”十二个词语。这些是不是改变教育的“关键”，有可能仁智各见，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对教育本源的哲学思考。这本书深入浅出，明明是较为深奥的道理，但是作者不拽文、不晦涩，而是娓娓道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作者郝晓东在中学教书十一年，后又支教七年，现在山西忻州师范学院教书，同时，他也是“新教育”实验网师研究院的执行院长。较为丰富的教育从业经历，让他打通了教育经典与一线教师之间的壁垒，深知教师的教育生活，需要进行怎样的指导，如何从教育经典中汲取真理，但又不因为是经典就完全迷信。这是这本书的价值，也是不同于其他教育理论类图书的亮点。它的出版契合了现在悄然兴起的“怀特海热”“博尔诺夫热”“阿德勒热”，能够极大地促进一线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熟悉教育现状
因为工作关系，大象社集结了一批像郝晓东老师一样的教师，在对他们充分挖掘后，我们发现，优秀教师各有各的个性，但是普遍具有这样的共性：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良好的品性、系统的知识结构、持续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开发和策划各种课程的能力，从而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小太阳”，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照亮孩子前行的道路，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培养一批基础教育的领军人物和教育教学专家，河南省从2013年开始评选“中原名师”，以此促进河南省由教师大省迈向教师强省，计划到2020年分期分批认定116名。成为中原名师，不仅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更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从优秀到卓越，从省级名师到中原名师，对于教师的知识结构来说，最需要弥补什么？进行理论研修、教育科研，是中原名师成长的必然选择。教育理论与实践类图书的出版是大象出版社的一条重要产品生产线，为此，我们精心策划了“中原名师”系列丛书，希望这些图书出版能够对中原教育播撒希望、传递勇气、注入信心——给更多教师带去职业认同和信心。
二、要懂教育出版
（一）打造教育品牌
一个有品质的教师教育用书系列就像一堂堂“公开课”，可以随时随地个性化地满足教师需求。现实中，河南目前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类图书还是“零散作战”，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要想提高辨识度，必须要品牌化。而一个品牌若要长势发展，定位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高端性。根据调研，教师用书目前呈现微观化，教师和学校亟需那些拿来就能用的“模式”“方法”等，而这些涉及技术层面的书籍研究的都是教育的细枝末节，受众渴求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也是由教师发展模式的转型所导致的。如同一棵大树，能否枝繁叶茂，就要看它的根扎得有多深、有多广。那么，教师教育类图书出版的“根”是什么呢？我们的研判是：直指教师精神成长的读物。换句话说，就是关注教师精神或心灵成长的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如果不指向人的生命，那么就没有意义。人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如何活得更有价值，这才是生命的真正体现。我们如果能够顺势而为，精心打造有关教师心灵成长的一系列书籍，让她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类图书的拳头产品，那么势必能够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洞悉市场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教师教育建立、发展的道路是坎坷的，师范院校没有将教师教育作为一个关乎教师一生的整体来进行教学研究。时代在变，情况转好，2001年开始的第八次新课改让很多教师有了质的改变，他们通过专业阅读、专业写作，达到了专业的成长。这些教师爱读书，更爱写书。他们写的书来自于教育教学实践，接地气，不晦涩，关键是其他老师看了以后能够马上运用在自己的课堂上、学校里。比如我社近两年策划出版的《影响孩子一生的100部电影》《高中系列班会课》《教你发现语言密码》《12小时学会做创客》等，都是操作性很强的书。他们的作者均来自于教学一线：《影响孩子一生的100部电影》的作者是国内著名的“南明教育”团队；《高中系列班会课》的作者是国内知名的“8+1”班主任工作室；《教你发现语言密码》的作者是中原名师，也是校讯通的特邀作者；《12小时学会做创客》契合社会热点，这本书被香港青少年科学院院长姜冬梅女士称赞、推荐并推广。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操作性强的教育类图书非常热门，层出不穷，我们在不断拓展这个领域的同时，也要加强关注教师内心成长的图书，比如关涉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方面等都是教师教育类图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积极培养作者
像你、我这样的普通编辑，平时囿于大量的案头工作，要想破解“加工编辑”的魔咒，笔者以为最起码要做到两个“狠”字。第一个“狠”，是狠狠向下扎根，专业博学；第二个“狠”，是狠挖自己的圈子，广结善缘。大象社在策划出版图书的实践中，一直坚持一个信念，就是除了广结名师名家外，更是不断寻找并积极培养极具潜力的作者，相对而言，图书出版只是他们的副产品。尤其对于那些冉冉上升的作者，我们设计他们的成长路线，指出他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规避哪些问题，并向部级教育媒体推荐他们，提供优质的教育平台和服务，组织线上线下活动……这些良好的互动，加深了作者和编辑的忠诚度与信任感。大象社曾经于2016年出版了《影响孩子一生的100部电影》（Ⅰ、Ⅱ、Ⅲ），这套书不仅完成了电影精品目录的筛选，而且完成了成熟的电影课程体系开发。大象社持续跟进作者王晓琳老师已有十来年的时间，认为她在国内电影课程的开发与研究领域是数一数二的领军人。一是她是最早关注电影课程的一批教育者，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还将继续深入下去，这不同于其他跟风作者；二是她背靠新教育、南明教育，到现在树立自己的品牌，一直都是团队合作，在国内各省都有拥趸，这不同于其他作者的“单打独斗”；三是她的开发与研究是有科学的、坚实的理论支持，既是鲜活的又是严谨的，这不同于其他作者的兴趣使然或者心血来潮。所以，由这样的作者撰写的书稿可以说是最前沿、最深入、最全面的。今年，既是基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类图书市场的了解，也是基于与作者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我们趁热打铁，即将出版她的《当电影走进教室》（Ⅰ、Ⅱ）。这套丛书根据孩子心理成长的规律和他们在学校教育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境，预设了10个教育专题，从各个角度解决孩子成长中的困惑，提供各种有益建议，引领生命成长。
（四）紧扣读者需求
作为教育类图书的策划编辑，要关注时代的变革，紧扣时代的脉搏，善于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发展的主旋律，更要有文化担当和出版使命。在日常工作实践中，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是编辑进行图书选题策划的标准。其中，读者需求是最重要的依据。教师教育用书是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交叉点，读者对象可以是教师，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家长。比如，2017年出版的《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是一本家教类的图书，作者是韩素静，她被全国知名特级教师郑立平誉为“用阅读和写作点亮教育人生的传奇教师”。这本由名师写就的图书2018年共销售31573册，符合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畅销书标准。她的畅销是有原因的。近些年，我们发现，随着父母素养的提升，如何温暖而又科学地陪伴孩子的成长已经成为家长极其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众多父母会更加关注优质的家庭教育类书籍。于是，大象社向“新教育”实验下的“新父母研究所”负责人与讲师韩素静老师约稿，并强调了几个原则——不要流水账，要分主题；不要只局限在自家孩子，还应该谈论现象问题；不要过于个人化，要定位在其他父母都能借鉴。从初稿到定稿再到成书，历经三年的写作与出版时间，我们把作者定义为“一本饱蘸十八年心血写出的书”，打磨成了“如何做父母也是门学问”。《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阐述的核心内容是：父母如何高质量地陪伴孩子。笔者认为，她的阅读价值有二：一是以专题形式详述了孩子18年成长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方面与问题，比如“如何营造家庭阅读氛围”“如何有意识地放手”“如何培养孩子的经济意识”“当和孩子发生矛盾时，家长应该怎么处理”以及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为人父母者应该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和生活状态，等等。简言之，非常实用，家长看了后，能够直接借鉴。二是韩老师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自家孩子身上，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以教育学、人类学甚至哲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成长事件，解读什么是正确地爱孩子，也营造了良好家风，既有养育孩子的具体方式，又有分析这种方式背后的原因，层次一下子就提高了，区别于市场上很多的家教类书籍。策划诸如此类“叫好又叫座”的图书时，编辑要对市场具有极强的敏感度，深入细致地做好市场调研，认真研判市场需求，准确分析读者的阅读取向、消费心理及经济能力等，有针对性地策划选题。《南方周末》上曾有一篇题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社论中这样写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把这样的话用在出版人身上是不为过的。图书市场竞争看似是书与书、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不同策划编辑能力的较量。优秀的教师教育类图书编辑不仅要懂教育，更要懂教育出版，做出一线教育工作者真正感兴趣的书，做出他们喜欢读、愿意掏钱买的书，做出他们觉得值得珍藏的书。这些优质的基础教育教师用书可以使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有更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进而会影响学生，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微观环境。
参考文献：
[1]吴法源.大夏书系的品牌之路[J]．出版人，2006(12)．
[2]李琳竹.课改10年，教师教育类图书面貌全新[N]．中国图书商报，2011-10-28．
[3]吴韫丽．编辑策划，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J]．出版广角，201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