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消费论文范文1
关键词：美国小学生 对外汉语教学 建构中国文化形象
随着“孔子学院”频频落户世界五大洲的著名学府，对外汉语教学正日益成为“汉语国际化”、传播中国文化、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如何借助于全球兴起的“汉语热”的大背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立足于不同的学生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特点和认知结果来帮助“受众者”逐步建构中国文化形象是对外汉语教学值得探讨的领域。
一、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现状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1] 国家形象的呈现方式是多层次的，具体表现为文化形象、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外交形象等。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由于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因此中国国家形象主体上凭借“经济牌”[2]之支撑而建构起影响力日增的经济大国形象，但囿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中国文化传播策略准确定位的难度等因素，中国文化形象的国际建构还未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建构中国文化形象既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需同步进行的战略平衡行为，也事关中国在全球多元文化中明确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目前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依然是以国家相关部委极其下属党委为主体：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闻司极其驻外代表机构和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单位。虽然这些机构阐释和构建的中国文化形象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由于其官方色彩过重，受众范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界就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增多：比如，从传媒学角度讨论中国文化形象的构建方式：（孙春英 2010）[3]、(赵晓红 2010)【4】或比较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建构：（代迅 2004）【5】、（吴秀明 方爱武 2010）[6]；也有学者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但大部分研究都着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方法与理论的探讨：(李枫 2010)[7]（阮静 2010）[8]。关于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如何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的相关讨论还不多见。
笔者将以美国小学生作为个案分析对象，以笔者进行的“美国小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调查结果为基础，结合自身在美国小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探析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的渐进式策略。
二、调查:美国小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可以回溯到早期美国来华的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诸多记述中，而其中尤以传教士的影响为最大，如：卫三畏（Samuel Williams)、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等。他们关于中国的相关记述乃至后来的学者的中国研究，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多为对晚清时期的中国和近代中国的认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全球化的推进、影视业的发展，现代美国人民获取了解中国的信息与资源更为便利和迅捷。但不同的群体有鉴于年龄特点、知识积累、阅历深浅、文化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中国文化形象也迥然有别。笔者曾于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密西根州 Thorne 小学从事为期一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有感于美国小学生这个群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笔者自行设计了“美国小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笔者任教小学一至五年级近500名美国小学生。鉴于小学生年龄偏小、认知水平有限、知识结构不全面和生活阅历浅显等特点，笔者在设计调查问卷内容时,主要选用与小学生日常生活贴近的五个“物质文化”的话题，并根据学生的不同年级采用不同的回答方式，即1-2年级学生口头回答问卷而3-5年级学生笔头回答问卷。
针对问题一，即“你所知道的中国人有哪些？请列举三个或以上的例子”，98%的学生列举了李小龙和成龙；90%列举了李连杰；80%列举了凯兰、花木兰。针对问题二有一定的认知渠道，即“你所知道的中国食物是什么?请列出三个或以上的例子”，99%的学生认为是fortunate cookie（签语饼）；95%认为是甜酸鸡；90%认为是春卷。针对问题三，即“你生活中所看到或接触到的中国元素有哪些？列举数量不限”，学生的举例包括龙、灯笼、 红色、中国字、熊猫、扇子、Made in China、长城等。对于问题四，即“你所知道的中国城市有哪些？列举数量不限”，90% 的学生知道北京，而70% 的学生列举了东京（参与调查的学生普遍分不清楚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对于问题五，即“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中国？列举数量不限”，98%的学生通过电视或电影，也有部分学生通过当地的中餐馆（80%）以及中文课（75%）了解和认知中国文化。
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发现：第一，美国小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小学生不仅可以通过影视节目了解中国文化而且还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不同层面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诸多表现方式中，文化全球化是重要的方式之一。随着美国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美食；各种有着Made in China标签的美国人生活常用品、中国功夫片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75%参与调查的学生认为中文课也是可以让他们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渠道之一。由此可见，对外汉语教学也在成为学生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第二，美国小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结果存在多传统少现代认识的现象。问题一和问题三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功夫、龙、灯笼等这些传统中国文化的符号依然是构成美国小学生眼中中国文化形象的主题。除了在问卷中反映出美国小学生多传统中国文化认识少现代中国文化认识的现象以外，笔者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同样的现象，就此问题笔者在本文第三部分另有讨论。第三，美国小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文化形象的异质化。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美国小学生所了解到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美国“本土化”的产物。以问题二为例，小学生们认同感最高的中国食物是签语饼。这种小食品在美国的中餐馆十分普遍，即是一种放了一张写有祝福的字条的类似饺子状的饼干。而在中国的餐馆是没有类似这种食物的。另外甜酸鸡在美国的中餐馆也是很普遍的，同时是一种被美国消费者高度认可和普遍接受的中国食物。像签语饼、甜酸鸡这种在中国本土没有或是属于地方性的食物，在美国却能迎合大部分美国民众的口味并被视为中国食物的代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食物在美国的本土化（localization）而导致了文化现象的异质化。正如美国的麦当劳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一样，麦当劳公司向顾客们提供的核心食品始终是汉堡包、炸薯条、冰激凌和软饮料等，但是它会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做调整，比如推出了麦乐鸡、麦乐鱼、麦辣鸡腿汉堡等。当美国人到中国麦当劳既能吃到地道的美式快餐，也为麦当劳食物的本土化而唏嘘不止时，我们也不会为在美国的中国餐馆出现的甜酸鸡和从未在中国见过的签语饼而感到奇怪了。#p#分页标题#e#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策略
基于对上述调查结果的分析，笔者就未来对外汉语教学中渐进式地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的策略提出个人的三点建议：首先在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特点前提下，使用归化策略导入文化话题，在学生接受中国文化之后根据受众所处的语言学习阶段、认知水平等因素阶段性地展示中国文化，最后根据受众所需，采用适宜受众的方式来建构符合受众的中国文化形象框架。
（一）导入：“归化”策略为主，“异化”策略为辅让学生接受中国文化
“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9](p 3)当一种异质文化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时，后者往往难以一时接受或甚至还会产生排斥感；而如果异质文化以符合受众文化背景特点的方式展现出来，受众反而会比较自然的去接受它。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MuLan）。该片将一则中国味十足的中国民间故事用美国人熟悉的叙事风格来展现，同时又保留了中国元素（如片中展现的原汁原味的中国古时建筑和民风民俗等）。这部动画片是迪斯尼公司将中国文化“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正如该片的副导演托尼.班克罗弗特（Tony Bancroft）所说：“这是（指花木兰，笔者注）中国人民喜爱的故事，我们尽可能尊重原著。但我们清楚，我们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性和不同的叙事风格”[10](p 20)。
“花木兰”（MuLan）的成功对对外汉语教学中采用何种策略来首先让受众接受异质文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我们不妨在这里借用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的概念：针对那些初次接触中文以及这种语言所承载的完全不同于本国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受众，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以及对中国文化这种异质文化的了解程度，我们应该在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导入的设计中考虑使用归化策略为主，即使用受众比较熟悉的文化呈现和表达方式来展示异质文化。当受众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异质文化时，他们会发现这种异质文化与本国文化有相似之处，继而会在心理上逐渐接受这种异质文化。当受众在心理上接受这种异质文化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再辅助使用异化策略呈现出异质文化的其它部分，受众更容易在情感和心理上予以接受。
笔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时候，笔者首先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原汁原味的中国儿童歌曲，比如：《小燕子》、《春晓》等歌曲作为文化导入。然而教学效果并不如预期理想，学生对这些音乐表现出的不是喜爱而是惊讶。笔者在随后其它班级介绍中国音乐文化时调整了教学内容的顺序，首先选用了既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也符合学生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的中文歌曲来引起学生的兴趣，比如，笔者选用了带有说唱乐风格的S.H.E的歌曲《中国话》、节奏感强的流行音乐蔡依林的《日不落》、学生熟悉音乐旋律的中文版《一闪一闪亮晶晶》等。结果表明学生们对这些歌曲很感兴趣，继而激发了学生对歌曲所唱的中文内容的好奇和兴趣。再以笔者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为例：笔者在设计“中国饮食”教学导入内容时首先采用了“归化”策略，即作者向学生展示了从中国带来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中文版菜单。由于麦当劳和肯德基是极具代表性的美国饮食，学生们在看见这些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方式展示但是又含有异质文化因素（中文）的东西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学生们在接受了中文版的美式快餐菜单后很自然的过渡到了对其对应的语言和中国饮食的认识和了解阶段。
上述教学案例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时应该主要采用归化策略让学生首先接受异质文化，以此作为过渡的桥梁，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介绍到中国文化的内核部分。
（二）展示：遵循文化因素教学阶段性划分原则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语言的层级性具有不同的层面，因此其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具有层级性。[11】(p12) 文化具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时，“首先容易互相发现的，是物的层面或外在的层面。” [12](p 83)以笔者所做的上述调查结果为例，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和特点更容易接受处于物质层面的直观文化因素。因此学生在接受了异质文化进而过渡到了解该文化的阶段后，教师应考虑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遵循文化因素教学阶段性划分原则，即根据不同语言学习者的认知能力、语言学习阶段采用不同的文化因素教学策略来展示中国文化以帮助学生进一步建构中国文化形象。
以小学生为例，小学生处于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学习者所接触的词语的基本意义通常是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对于文化因素的教学也是“形象直观”，“点到为止”，即，用图片、影像、故事、表演、实物、音响资料、生活实践等直观形象的方式来将语言与文化进行简单的对应。再以“中国饮食”的话题为例，笔者在成功导入教学话题后，进一步给学生提出了两个和他们的生活体验联系紧密的两个问题: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Chinese Buffet?” (中餐自助餐馆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大众消费餐馆)。“What is your favorite Chinese food?”(你最喜欢的中国食物是什么？)学生们对以上两个问题表现了极大地兴趣并给予了非常积极地回应。笔者通过提问的方式将话题引入到了中国饮食之后，用PPT展示中国多样的食物，让学生们能直观形象的了解到中国食物的多样性，继而老师可以在介绍中国食物时简要说明中国不同的区域食物的口味也不同，有些地方口味偏清淡、有些地方口味偏辣，而有些地方口味偏咸等，也可引入传统的中国饮食和现代中国饮食，“点到为止”即可，主要是让学生体验中国饮食文化形式和口味的多样性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继承性。#p#分页标题#e#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需要建构者根据受众的文化背景、年龄阶段以及学习阶段采取对应不同阶段的文化构建原则，逐步推进地完成而非急于求成。
（三）传播：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结合让学生形成中国文化形象基本框架
在学生接受并阶段性的了解中国文化之后，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就进入了传播的阶段。《现代汉语词典》对“传播”一词的解释为“广泛散布”。[13](p 193)关于传播的定义得到国内学者广泛认可的还有邵培仁的定义， 即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14](p 30) 相较于“宣传”（《现代汉语词典》“宣传”一词的解释则是：“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15](p 1424)，传播的使命性相对模糊并出于受众的需要，而宣传的使命性很强，出于宣传者自身的需要它不仅要求人们接受所传播的观念主张同时还号召宣传对象能自觉地按照宣传者的主张去行动。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进入传播阶段，即指在考虑到受众者的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向受众传递所需要的信息。传播的方式针对性更强且易被受众所接受。笔者以2007年在全美播映的由华人动画家赵凯伦创作的动画片《你好，凯兰》为例。该片成为了美国著名儿童节目频道Nickelodeon的主打卡通[16]。这部动画片以学前儿童为对象，在动画中穿插了大量的中文和中美两种文化背景的介绍。笔者认为决定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该片受众明确、表现方式适合受众所需；中美两种文化穿插其中让观者即可以满足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同时也可以避免异质文化的直接输入所导致受众的排斥。事实证明这部动画片对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影响是相当大的，以笔者所任教的小学为例，近80%的各年级学生不仅热爱具有中国特色的女主角凯兰（以调查问卷问题一为例），而且还通过该片了解到中国文化，并将从片中学会的中文日常会话应用到日常交流之中。
在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除了要考虑符合受众所需的传播方式以外，还应该适时的建构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让学生既知道帝王宫殿、灯笼对联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符号也不会为看见高楼林立的现代中国而感到惊讶或陌生。比如，笔者鉴于调查中学生对中国城市了解的反馈结果，在介绍中国城市时选择了北京、西安、上海、与广州这四大城市作为代表，在介绍北京与西安时重点展示了这两座城市的传统性；而在介绍上海与广州时则重点展示了其现代性。通过这种直观形象的方式让学生既看到他们所意料之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北京、西安的古城与帝王宫殿等，又感知到了现代气息浓烈的现代中国。又如，笔者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发现小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习俗很感兴趣。笔者没有采用传统教学教授知识的方式去介绍春节习俗，而是在中国春节来临的前一周将中文教学安排为春节习俗体验课，包括一年级和二年级做春节习俗画片涂色；三年级和四年级做手工红包以及五年级写新年祝福卡片；同时在全校组织了一场春节文艺表演。笔者分年级编排了五个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元素的春节文艺表演节目：新年好歌曲（以说唱乐的形式展示）、健康操（以现代舞的形式表演）、古诗朗诵（“春晓”、“静夜思”）、中国功夫以及由美国同事共同参与的中国传统手绢舞。笔者将这五个节目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来临时向全校做了汇报表演，既展示了学生们中文学习的成果，同时也让学生以及观看表演的家长们了解和体验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
通过传播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接受和阶段性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符合他们年龄和认知特点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基本框架。
当然，建构国家形象不是自说自话的结果而是传播的结果，是被传播的接受者认同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既是语言的教学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美国小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为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渐进式的建构中国文化形象提供了有效的参考。由于不同的评价主体会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和观念对国家形象进行评价，因为评价主体会受到社会环境、生活方式、认知结构等条件的制约，形成的国家形象评价结果也会是迥然有别的。多方位的了解他者眼中的自我可以为树立自我的形象提供方向和策略制定的参考。在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文化差异性、受众者的认知特点，以一种为他者易接受的、多元的、适时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传播。
总之，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完善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而且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为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方式和策略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以此文章感谢协助笔者完成“美国小学生眼中的中国”调查的Thorne Elementary School的美国同事们：Mrs. Johnsen, Mrs. Allen, Mrs. Cook, Mrs. Foster.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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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童 海外中国形象面临三重困境[N]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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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迅.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迁移[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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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王晓德著 《美国文化与外交》[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p#分页标题#e#
[10]陈韬文. 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M]. 传播学论文选粹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2]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2
【关键词】老年人；酒店业；市场营销
1引言
自2020年初开始的疫情席卷全球，给人们的生活和各个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受到疫情创伤最严重的行业莫属旅游行业。据网络报道，2020年上半年整个旅游行业损失超过2000亿元。但随着我国防控措施的有效实施，2020下半年旅游行业有所复苏。但随着气温的降低，2020年底以来，受境外输入的影响，我国疫情形势有所反弹。为防止春节大规模人员流动可能会带来的疫情反复，不少地区倡导就地过年，这对旅游行业又将是一个打击。随着疫苗的上市和春节后天气的回暖，旅游业有可能会再次复苏，但恢复到疫情以前的状况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面对疫情带来的重创，旅游业包括酒店行业需要及时看清形势把握住市场。酒店行业的年龄市场细分中，银发市场即老年人客户是相对来说受疫情影响变化较小的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人防控疫情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不聚集，而中青年人及青少年儿童因为受工作或学习时间限制要想出行旅游，可选的时机基本只有寒暑假和小长假。因疫情的出现，让不少人为了避免聚集自觉或被动地放弃旅游出行。而老年人则不同，老年人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出行旅游不必选择高峰期，非节假日本来也是老年人出行旅游的首选时间。因此，老年人的出行旅游时间选择的灵活性使他们的旅游出行受影响相对较小。第二，众所周知，老年人一旦感染，容易引起并发症后续危险更高。而喜欢旅游的老年人一般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都比较好，且有较为充足的闲暇时间。相对于年迈体衰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不会特别担心出行旅游感染的风险，因而不少喜欢旅游的老年人在国家疫情形势有所控制后还会继续保持原来的旅游习惯。第三，疫情时代的到来，让更多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和生命的短暂，因此，很多老年人选择通过康养的形式享受晚年，不少旅游企业也纷纷向“健康养生化”转型。综上所述，酒店行业乃至整个旅游行业中的银发市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酒店业需要抓住银发市场，在疫情中谋得生存和发展机会。
2老年人消费心理及行为特征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不同时代的人的成长背景和经历有着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塑造了人们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理念和行为。因此，老年人的消费理念及行为相比中青年人就会有很多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我国的老年人成长在我国经济状况比较落后的时期，他们经历过战争、“”等特殊历史时期，养成了勤俭节约和以吃苦为荣的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在消费时对价格很敏感，特别注重商品包括旅游商品的性价比。第二，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老爱幼、以年长者为尊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等级观念。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当人们迈入老年以后，就特别希望受到晚辈和社会的尊重。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当面对不被尊重的情况时，对不尊重现象的接受度更低。这种观念和期望也体现在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上。老年人在消费过程中，获得尊重是最基本的要求，遭受怠慢则会更严重地影响其对商品和服务的满意度。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可塑性逐渐降低。相比较年轻人，老年人的思想、观念、理念、意识等相对稳定，不容易被改变。这一点体现在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上便是消费习惯的稳定，对品牌的忠诚度也相对较高。第四，老年人群体内部差异较大。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大部分都经历过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受教育程度普遍不是特别高，但也有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因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旅游消费的要求和期望也有所不同。例如，有的老年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有的老年人则注重历史文化的体验。第五，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等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智能”，而老年人跟不上智能时代步伐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为此，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呼吁社会各方照顾老年人在这方面的困难，可见这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3后疫情时代酒店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无疑是客源量的下降。随着疫情的到来和时而反复，各地对公民出行有着不同程度的监管，导致酒店业的客源量大幅下降，在后疫情时代酒店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不易。其次，酒店行业因为其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多为节假日等原因，员工流失一直是长期困扰酒店行业的难题。而疫情以后随着经营的不景气和需要面对大量不同人群客户的原因，酒店行业的员工流失情况变得更加严峻，酒店招人也更为困难。最后，面对疫情，酒店必须严格执行防控措施，这便给酒店增加了相应的成本，增加了运营的难度。
4后疫情时代酒店业银发市场营销策略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文化霸权；外国节日；大学校园
全球化的发展使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正遭受全球化冲击，外国节日极受追捧而中国节日备受冷落，同时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意识逐渐淡化。虽然许多学者从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价值观偏移、身份认同危机、文化生态的不平衡等方面研究外国节日的盛行这一现象，但笔者认为这些角度对外国节日在中国盛行这一现象剖析得不够全面。笔者认为，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解读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弥补国内外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因此，为了深入了解节日文化，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因为其既有青年一般的心理特征,又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同时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因此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调查时间、对象和手段
调查时间：2018.3.17-2018.4.25。实践对象：本次调查涉及来自综合类、师范类、外语类、理工类大学（湖南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覆盖各个年级与专业。实践手段：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实施，主要就大学生对传统、西方节日的认知度、参与度、理解、态度4个维度出了16道题，主要题型以选择题为主。通过微信、QQ在线文件、发送邮件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120份，调查全日制本科、研究生的节日文化认知践行现状。
（二）实践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该调查共发出120份问卷，回收106份，回收率88%，其中有效问卷106份。经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节日文化的认知度方面：90%的大学生认为庆祝传统节日时气氛越来越差了；仅有47%的大学生能说出9个以上传统节日；几乎所有大学生懂得外国节日的庆祝形式；仅有0.9%的大学生了解所有传统节日的来源和意义。大学生对节日文化的参与度方面：认为没有兴趣或没有气氛而不过传统节日的大学生达到了80%，而亲自参加传统节日和外国节日的大学生比例几乎相等。大学生对节日文化的理解方面：32%的大学生认为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已经渐渐枯萎；44%的大学生认为现代人热衷于过外国节日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40%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过外国节日有崇洋媚外的成分；40.6%的大学生认为过西方节日已经成为潮流；85.8%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内涵，改变传统节日的庆祝形式，从而改善传统节日的气氛。调查发现，最受欢迎的外国节日有情人节、愚人节和圣诞节。大学生对节日文化的态度方面：48.1%的大学生认为外国节日中的母亲节、父亲节和情人节充满人情味，而这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欠缺的；29.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更重视外国节日的时间；92.5%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大力提倡和重视传统节日文化。
（三）从文化研究角度的归因分析并预测可能产生的后果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葛兰西认为，霸权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利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节日观或者说霸权中来。随着英语学习在中国教育中的逐渐普及，情人节、愚人节、感恩节等众多的外国节日对于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不再陌生，并在学生中流行起来，大学生过外国节日的越来越多，并把这种潮流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这些节日的原有意义及其起源或许他们并不太清楚，但他们却在这一天聚会、狂欢。同时，消费主义也在其中蔓延。正如让•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定义中所描述的那样：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大学生热情追捧外国节日，并在过节时购物、消费的现象，正映射了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定义。因此，他们已经被这一现象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所征服。同时，正如“苹果”手机标榜着某个学生的“土豪”身份一样。过外国节日，从2月14情人节的浪漫开始，到4月1日愚人节的玩笑、5月母亲节的康乃馨、11月万圣节的南瓜和兔子、12月24日圣诞夜的苹果以及圣诞老人的礼物，这些都成了身份标签，代表着当代大学生是否“out”、是否入流、是否时尚。但正如米歇尔•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谈到的“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那么，是谁定义了学生拥有“苹果”手机就是土豪？谁拥有这个话语权？利益又去了哪儿？实则是大学生本身的价值观被外国节日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并“劫持”，他们逃不出这一话语范畴。其实，葛兰西并不否认经济在上层建筑中的作用比伦理和政治意识形态重更要。他认为，社会主宰一个群体的权利最终可以通过经济状况来决定，那么霸权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强盛有助于文化霸权的发展。事实情况是：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目前，相比西方，如英美，中国只能算作发展中国家。即使GDP排名为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发展方式、科技实力等均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状态。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华文化经受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传教士也忙着传输天主教及西方的文化。可以说，政治经济的强盛有助于文化霸权的开展，而文化霸权又在为经济的强盛罗鸣开道。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在传播接受过程中一般存在着一种“优势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在大学校园节日文化中被不留痕迹地操演着。调查发现，大学生是“心甘情愿”去积极参加各种外国节日的，被潜意识里的好奇、虚荣、高人一等的心理所“劫持”，悲观而言，他们已被所参加的那些节日所代表的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同化了。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在追捧外国节日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人们在按照西方传统习俗过节的同时，也必然会认同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是以这样的形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到参与者的意识中，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媒介而传播，这种“强加”，不是依靠武力和强迫来实现，而是通过接受者主动自愿的赞同和认可来达到。这一过程无异于“温水煮蛙”，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传统节日被外国节日取而代之。并且这只是一个肤浅的表象，一个符号，这个现象背后就是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也会在潜意识里日行一日地被替代，华夏文明的精华也将面临生存危机。笔者在这里略举小例，中国某些少数名族的民族习惯、民族节日、风俗、语言的消失，其过程正是上述危机的缩影。霸权是将历史上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化了，赋予它以常识的形式。这里的关键在于，霸权可以不依凭武力推行，而被表现为生活的“权威”和“文化”方面这个事实，是被非政治化了。如今，从英语课堂、大街小巷、电视广播互联网“进口”的外国节日，被大学生理所当然地吸收。我们可以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幌子来聊以自慰国人对外国节日的趋之若鹜，却无法躲避在当代大学生中，他们熟悉的传统节日只有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国庆节这样的悲哀现实。那寒食节、清明节、腊八节等节日又何去何从呢？并且“苟延残喘”的传统节日文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丰富多彩了。春节的饺子、元宵的汤圆、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都已然成为商家在节日里的最热卖点，而大学生也会趁着这一机会出去聚会、购物消费。当这一习惯、“风俗”日渐一日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是否该清醒地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已被西方流行的消费主义，及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意识形态所侵染同化了呢？
二、建议
作为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势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本文调查显示的那样，在中国，最具有独立精神、批判能力的团体——大学生，已基本适应并习惯于隆重庆祝外国节日，而国内节日却遭受冷落。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进行辩证的分析和批判性的反思。下列建议可望改善这一境况：首先，正如“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态度一样，面对外国节日丰富多彩的庆祝形式及其与现代生活的紧密贴合，传统节日文化体系也应该不断学习其精华，来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形式，并使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如可以适当取消繁琐的旧式礼仪，采用适合人们生活方式的途径来庆祝。其次，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也应积极地把中国的传统节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熟知并积极体验其魅力。但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要熟知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体系，并热爱自己的节日文化，同时积极地把这些节日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栋梁，发挥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教育应该担负起必要的作用。如教育学生使其拥有热爱并保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对于当今外国节日在中国盛行，传统节日遭受冷落的现状，学生尤其是大学生肩负着重要的参与、传播、保护的使命，而要使大学生认识到这一使命感，则需要教育积极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奥苏利文，等.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4.
[3]米歇尔•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4
关键词:体育;核心期刊;肺炎疫情;论文综述
前言
2020年春节假期前夕，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全国各地采取不同程度地进入居家隔离封闭治理状态，截至目前仍然有部分地区有少量疫情和境外输入病例。在疫情背景下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者在思考学校体育发展、应对体育产业冲击、提高人民健康等方面做出积极表率和探索。本文梳理了23篇关于疫情有关文章，通过对研究内容、职称单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我国疫情期间体育类核心期刊关注与研究疫情方向及进展，为未来该领域开展的有效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研究文献统计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起止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以“病毒肺炎疫情”为主题，检索出相关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疫情科研论文共23篇，均为2020年刊文，对其进行整理归纳与综述。期刊发文篇数如表1为: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篇、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篇、首都体育学院学报1篇、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篇、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篇、沈阳体育学院学报3篇、中国体育科技2篇、体育与科学5篇、体育学研究5篇，其余7项核心期刊无疫情发文，其中第一作者博士学位17人，硕士学位6人(含在读)［1］。
2第一作者职称、单位、基金
通过对23篇疫情论文运用采用SPSS25．0软件数理统计分析，从单位内型、基金课题等级、第一作者职称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如图一，单位内型分析:体育类大学发文8篇，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分别发文7篇，其他单位1篇。从基金课题分析:部级12篇、省级3篇、无课题8篇。第一作者职称分析:教授8人、副教授5人、讲师6人、助理研究员1人、无职称3人。由此可以看出，体育核心期刊疫情发文第一作者职称教授、副教授占比达到57%，具有职称作者比例高达87%，发文单位高校占比约95%，第一作者博士学位比例为74%，说明疫情发文以高校体育科学研究者为主，且为资深体育科学研究者，社会各级机构单位、研究所等对疫情研究较少，应加强高校与社会相连接，加大疫情研究力度及范围。
3研究分类
3．1体育产业
在疫情研究的23篇论文中，体育产业是学者们研究热点，疫情期间对全国体育产业市场冲击大，如何危中求机恢复体育产业振兴，迎来“质”与“量”的跨越发展乃是重中之重。王雅伦等从“非典”疫情期与当前进行对比，提出了5大发展变化和预测，短期内出现体育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体育运动在预防医学、健康促进作用广泛重视，中长期体育产业回归稳定增速，高质量发展基本面不变、体育市场呈现结构性优化的态势［2］。王戬勋等认为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4大发展困境，提出了要实现加快我国体育产业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紧密关联、构建与需求配套的供给体系以加速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形成体育产业全领域的数字链条和建立专项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等4大推进思路［3］。李军岩等在经典的差异化和协同理论阐释基础上，解析东北冰雪旅游产业比较优势、合作优势、差异化与协同互动逻辑，提出3条发展路径:通过打造差异化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建构协同模式彰显合作优势，通过推动差异化与协同互动激活内生动力［4］。吴香芝等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帮扶政策需要各级政府积极落实，需要体育服务产业相关部门采取创新性、精准性帮扶方案，引导和鼓励体育消费;企业需要改变思路、创新经营方案、创新经营模式，在政府帮扶的同时进行有效自救的4条对策［5］。张亮等从体育互联网产业、疫情期间电子竞技运动产业增长与疫情后体育赛事、休闲产业报复性消费等角度对后疾疫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和价值转向进行研究认为:(1)“线上+线下”一体化体育消费模式凸显;(2)疫情激发电子竞技运动产业化发展内在活力，强化了电子竞技品牌文化传播和文化价值认同;(3)健身意识提升，形成一定场域空间内的大众健身潮，体育赛事与产业营销的压力将会外溢［6］。
3．2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
疫情全球蔓延，东京奥运会推迟、体育赛事停办等，全球体育按下暂停键，综合研究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现状，可以更好了解全球体育变化和中国体育发展方向。体育鲍明晓从“疫情”引发的国际政治变动提出国际体育组织对全球体育掌控力下滑、体育意识形态化回潮等全球体育发展5大挑战，提出了履行大国责任办好2022年冬奥会、研发推广中国传统体育养身功法愈后中国经验、健全人民中心体育工作体系等中国体育5大应对之策［7］。刘韵从全球体育赛事现状、东京奥运会相关利益主体及其冲突、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下的利益权衡及冲突解决三方面解读了遵循主体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的路径，来探讨借鉴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以及妥善化的应对策略、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相关理论，提出辅以比例原则以减损及缓和相关主体利益受损程度的决策路径［8］。刘米娜对《体育与科学》杂志社于4月5日邀请了上海社科院金大陆教授、上海体育学院路云亭等7位横跨体育界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肺炎疫情下的体育”云学术工作坊进行综述。讨论5个话题从疫情下奥运会等各大赛事的当下与未来、互联网与体育、体育学术发展谈到“宅家”与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深入讨论疫情下体育世界的变与不变［9］。龚正伟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价值基础和终极目标，建议从内外两个层面去改善体育治理，提出(1)精炼内功，将体育相关资源下沉至基层;(2)精于外交，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体育治理定位2大路径［10］。孙科等基于叙事的角度，从体育产业困局及破解、东京奥运会延期效应、居家空间的体育叙事、中国体育话语释析4方面分析，认为:体育产业的影响呈现持续性、结构性、社会性等特征、东京奥运会延期凸显国际奥委会内部治理的困境与危机、空间重叠与权力空间渗透造就居家体育的特殊“脱域”空间、体育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转型与辩驳为体育话语转为文化资源提供契机［11］。
3．3学校体育
肺炎疫情下的学校体育，牵涉多个层面，学校体育既要尊重、发挥传统教育的常规价值，又要拓展、激活特定场域中的特殊价值。董鹏等研究认为学校体育具有个体层面价值、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4项重要价值层面，提出学校体育要发挥3大特殊使命，同时积极践行4大担当:完善在线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居家体育学习质量、开发疫情体育课程，实行疫情体育长期教育机制、发挥体育教师力量，助力推动国民体质健康促进、发挥体育科研优势，服务国家科学防控疫情需求［12］。张得保等在线教学的实施认为:课程资源短缺、教师信息化素养不足、常规教学计划难以在线实施、学综述报告ZONGSHUBAOGAO生居家锻炼条件受限等4大问题。提出5项具体策略:开发优质体育课程资源、统一体育课教学进度、智慧课堂平台灵活教学、构建多种交流对接平台、分阶段推进计划预案［13］。闫士展通过云访谈的形式做了“疫情下的学校体育”研讨，从课程论、教学论、认知心理学、法学等视角，讨论了4大主题。研究认为:近期阶段，围绕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合理研判体育教学恢复的各类风险，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中期阶段，健全教师培养和研修机制，切实提高体育教师教学能力;长期阶段，规范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完善学科核心素养结构体系［14］。叶春明等利用“问卷星”烟台市6家体育运动学校1699名7～17岁青少年运动员开展问卷调查，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将应对能力分为高、低两个响应级别，建立随机森林模型度量，结果显示:防护知识知晓程度不全，将近1/2的运动员无法克服紧张和恐慌心理，约3/4的运动员无法完成训练计划;疫情应对能力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结果显示，年龄、训练项目和居住地区位居前3位［15］。
3．4体医融合
人体免疫力对于抵御病毒具有独特作用，体育与医学结合可以更好增强人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李明等依据共生理论对体医融合项目的风险治理逻辑进行阐述，以病毒、人体免疫与体育运动的体医融合关系视角，提出体医融合项目风险治理3大路径选择:(1)将体医融合理念提升至构建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战略的高度;(2)落地变现体医融合项目购买方案;(3)打造政府精准购买体医融合项目区块链［16］。娄虎等从体育锻炼应对心理应激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心理神经免疫路径角度，通过回顾SARS、H1N1等重大传染病疫情时期公众的负向心理状态，结合运动免疫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有关成果进行逻辑分析。研究认为，重大传染病疫情导致恐惧、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负向心理状态，对此提出5项居家锻炼对策来拮抗心理应激，改善公众心理状态，提高机体免疫力［17］。
3．5体育事业与赛事
疫情给中国体育事业、赛事发展带来巨大阻碍，钟秉枢等对黄志剑、王凯、车冰清等观点和思考进行集成，讨论了疫情，呼唤健康社区建设、封闭管训对运动员心境的影响、健康视角下疫情与群众体育发展空间耦合等5个方面内容，就如何积极应对肺炎疫情给各项体育事业带来的冲击，深刻思考肺炎疫情背景下各项体育事业的发展路径做出了分析［18］。黄海燕等以体育赛事基本特征和现阶段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围绕疫情对体育赛事发展带来的5大危害和4大机遇展开研究。研究认为:赛事经济损失、办赛主体经营、重大赛事筹办等带来危害和机遇，对此提出了5项对策，从面对危害和机遇，应以提升体育赛事管理服务水平、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功能和作用、科学部署重大赛事筹备工作等方面为着力方向［19］。胡良平等探讨疫情影响下中国体育培训企业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对体育产业、培训业做出分析，提出了3项困境，给出了5项建议，提出:出台关于中国体育培训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和措施;中国体育培训企业要积极了解应对病毒肺炎疫情的扶持政策;中国体育培训企业要创新体育培训模式等［20］。
3．6体育媒体
体育媒体在疫情期间大放异彩。万炳军等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所关注的117个微信订阅号推送的“健身抗疫推文”进行了现状梳理，分析出3大主要特征:(1)推送时间及频次与确诊病例数的变化及国家总体防控部署相一致;(2)推送的运动类型居家性、多元性显著;(3)推送内容的网络传播呈现方式具有综合性，从体育学科、体育学理和体育教育3个维度进行了风险反思，提出相应维度的风险规避及提质路径［21］。徐丹通过对“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3大舆论特征、3大内在张力以及媒体沟通治理3大策略进行研究，提出了在媒体沟通上态度表达上的真诚和关切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在舆情治理上掌握信息舆论的主动权，建立信息反馈通路;发挥技术优势，助推实现体育传播话语赋权与价值引导之间的平衡，不断优化体育传播的舆论生态是“后真相”时代的媒体舆论治理策略［22］。刘东锋等通过网络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持续使用在线健身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任务特征、技术特征和任务—技术匹配度6项;(2)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以及任务—技术匹配度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显著正向影响任务—技术匹配度，感知易用性则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而感知易用性则不显著正向影响感知趣味性，最后提出了增加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相关建议［23］。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5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为标志增添了个性，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传统纹样、图案和符号对标志设计的影响体现在颜色、形式、形态和精神四个方面。标志中对传统元素的运用不是对原始纹样的照搬，而是对原始图案的分割、重组和创新。原始图案的“意“”神“”相”也影响着现代标志的造型设计。
关键词：
传统；文化元素；标志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伴随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经过多层筛选、考验最终流传下来的元素，主要有传统纹样、图案和符号等。标志不仅是简单有效、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并轻松记住的记号，还是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元素和企业文化精神的符号，产品标志已成为人们交流、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标志”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指表明某种特征的记号或事物；二指表明某种特征。传统文化元素是人们千百年来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流传下来的宝贵资料，对标志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颜色、形式、形态、精神四个方面。
一、传统颜色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颜色作为标志设计的视觉要素之一，是标志设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的颜色应用于不同的标志设计。中国传统色彩体系是一个珍贵的设计资产库，传统的用色习惯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保留下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颜色对中国人有着不同的心理暗示，如，红色代表喜庆、团圆，在中国春节等节日一般以红色调为主；而与红色互补的绿色代表了青春、和平，绿色在当代标志设计中通常用在财政金融、卫生保健等领域。这种影响在历年的经典标志设计案例中得以体现。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是一个类似椭圆形的刻有运动员向前奔跑、迎接胜利图案的中国传统印章，图案以象征中国并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中国红为基调，体现了颜色对标志设计的影响。
二、标志形式上对传统的巧借
形式借鉴传统是为了打造民族共融景象的新篇章，追寻民族与现代的集合点。“形”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对传统风格的创新。这种创新提炼和使用传统元素营造现代美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数不胜数，如书法、汉字、印章等元素，它们都代表中国本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借鉴中国传统形式将其融入当代设计的标志不计其数。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采用中国古钱与“中”字的基本形。这里“中”字形的设计受中国汉字的影响，喻示天方地圆，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字，呼应了中国银行的主题。标志简洁大方，流线型的线条设计给人简约、亲切的感受，这个标志设计把中国汉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建立在传统形态上的标志
“形态”与“形式”不是一个概念，形态侧重于表示形象和神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会用传统的图案或者形象喻示一个事物，表示对这个事物的称赞和美好的向往，“取形表意”就是这个意思。传统元素不仅能够充实日常生活，还有趋利避害的作用，通过对传统纹样的描绘、变革、重组，以体现设计者的感情。把传统文化元素的形态与现代生活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是当代标志设计的主题。中国联通的标志由盘长纹演变而来。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喻示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迅达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标志中的上下相连的“心”展示着联通公司的宗旨：通信，通心，联通公司永远为用户着想，与用户心连心。
四、精神元素使标志更具传统文化内涵
虽然传统文化元素所蕴含的精神表现在标志设计中是无形的，却能让人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饕餮这种别具一格的纹样，还是阴阳五行学说，都是现代设计可借鉴的精神遗产。凤凰卫视的台标设计就采用了阴阳学说，图标设计将传统纹样——凤凰以一个中心基点向四周旋转，展示凤凰卫视未来的发展前景，这就形象地解释了传统精神对标志的影响。靳埭强的设计作品特别能体现出以上这几个方面，他的设计并没有复制原型，而是进行提取和再造，让标志更具有中国人的个性、特色，更加顺畅地融入世界。因此，陈汉民在评价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标志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二是标志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三是形象具有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得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始主题的功劳。”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观、消费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产品标志设计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也应该跟随时代的步伐而更新、发展。目前来说，标志设计主要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一是形式上由繁琐到简约，如特步的标志；二是从二维平面趋向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三是从静到动，这一演变使标志从呆板转向活跃，更加生动形象；四是由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五是重视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什么样的趋势，其目的都是让人们的传播、沟通变得更容易。标志设计通过借用那些原始符号进行现代标志象征性的设计，加以变革、重组，使其既有传统的外形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同时，设计者在辩证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时，也需要融入其他优秀文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并存。
作者：陈芸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姜松华，姜茜.中国汉字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研究.包装世界，2009（5）.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6
【关键词】基层；群众文化；现状；对策
1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幅度提高的生活质量使得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日新月异。由于基层群众需求众多，其又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所以要对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部门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2我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现状
2.1政府的支持力度不足以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要
基层群众文化主要通过民众参与的各项活动进行传播，是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基本的文化形态。近年来，虽然基层群众文化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因为公众社会还不够认同，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宏观调控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导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然而其文化发展方向并不会被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以引导基层群众文化为主，主动干预策略为辅的发展政策，对其文化的影响还不够深刻。
2.2文化活动形式过于单调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存在过于形式化，不能融入群众中去，并且文化活动形式不丰富，并不能让群众需求得到满足的问题，这种情况会导致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意义丧失。目前，人民群众见多识广，所以会有更多的文化需求，当前社区开展的活动内容无味、形式单调、缺乏感染力，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多样化形式的文化活动才能让社会文化发展进步，所以要紧随社会的发展脚步，有针对性地开展基层群众文化工作。
2.3专业教育指导人才稀缺
专业教育指导人才的稀缺，造成了当前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缺乏科学性指导，当前的文化工作管理人员多数都是非专业人员以及邻近退休的人员。这一部分人群往往对现代的科学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思想意识上较为落后，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指导时也只是依据自身的经验，其创新意识不强。开展文化活动时，教育指导人员的自身知识水平和素质素养会产生巨大影响，优秀教育指导人员会对人民群众产生深远有意义的影响，所以需要由高素质的指导人才组织开展文化活动，这样才能使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使文化艺术工作在基层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推广[1]。
2.4设备设施落后不齐全
因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没能得到重视，很多地区的文化站、文化馆处于闲置状态，不能发挥其作用，很多文化设施因为没有定时维护而损坏。一些基层地区的图书馆表面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对于内部年代久远的书籍长时间没有进行更新换代，人民群众并不喜欢阅读陈旧的书籍。老旧的电影放映设施和宣传设施也长期被闲置，无人问津。
3完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对策
3.1加大基层群众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只有完善、先进的文化基础设施，才能保障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行，只有合适的场地和完善的设施才能举行群众文化活动。加强对基层群众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资金投入基层群众文化基础建设，为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例如，建设乡镇地区图书馆、文化娱乐活动室等，使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开展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使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保证文化工作顺利进行。
3.2不断完善人才队伍
拥有人才才能保障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文化管理工作人员在选拔过程中要进行全面考察，要具备一定的整体素质和较高的知识水平，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才能在群众学习过程中对其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地指导。同时，文化站管理工作人员也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这样才能保证活动顺利进行，组织群众定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正确解答群众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还要进行定期考核和培训，文化管理工作人员应定期外出学习，使工作人员的农业科普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并且能够将知识正确地传递给基层群众。除此之外，管理人员在日常生活中还应该利用电子产品等进行学习，及时对知识进行更新换代，然后向基层群众传播，从而顺利地开展基层群众文化工作。
3.3加大对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支持力度
政府要对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充分重视起来，并且对其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行之有效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在开展活动时，文化工作人员要大力宣传其闪光点，扭转基层群众对于文化工作的偏见，使群众正确了解和认识文化活动，工作人员要积极带动群众，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使其具有主动性，可以举行一些群众感兴趣的活动，如春节组织群众演出排练节目、国庆节放映红色革命电影，使每个群众都能参与进来。
3.4增强文化工作的地方特色
在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决策，要根据地区、人群设立不同的服务范围和文化服务体系，不能一概而论，从而增强工作的地方特色。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要多指导各个基层业余的文化组织，对各类文艺人才进行有效培训，组织其参与各项业余文化工作。不同地区的文化教育组织的功能和基层工作组织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基层文化组织可以与不同的基层组织合作，互相融合，利用不同地区基层的不同优势，充分发挥本地区基层组织的特色，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4结语
只有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才能有效推动基层工作水平的提高。在当前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需要相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积极有效的完善措施，更好地开展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为基层工作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7
[关键词]县域旅游；旅游经济；经济发展；发展模式
引言
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数据，2019年我国国内游客超过60.1亿人次。其中国内游客、入境游客都有所增长。在影响下，四川省仍然在2021年春节七天假期凭借文化旅游实现了285亿元收入。以县域旅游为基本组成的旅游业仍然奋力前行。县域旅游经济是旅游业基础，能否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县域旅游来说至关重要。
一县域旅游
所谓县域旅游指的是以县为单位，凭借本地各类资源、各种优势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旅游。县域旅游为旅游业根基，这是因为除了一些城市旅游项目像故宫、博物馆之外，大部分旅游景点都处在县域范围之内。在乡村振兴这一指导理念之下，县域旅游被各省市所重视，推出了众多精品旅游产品。例如：四川省九寨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华安国家森林公园（福建省华安县）等等。2019年九寨沟凭借“全域旅游·生态九寨”为主题，进行区域联动，实现旅游业内联盟，全年全县前后接待旅游者总计186万人次，完成该年预定任务的365.2%。通过旅游业发展，九寨沟县本地资源得到优化调整，从而有效带动餐饮业、民宿业、酒店业、交通业等综合发展[1]。
二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
县域旅游经济就是县域旅游发挥资源整合，形成和县域综合情况贴合的经济发展特殊模式。其具体按照驱动主体分为：资源型发展模式、市场型发展模式、区位型发展模式、政府型发展模式；按照具体经营特点又可以区分为：生态发展模式、民俗发展模式、景观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二者一个是宏观划分，一个是微观划分。
（一）资源型发展模式：即利用本地特殊资源而形成的县域旅游经济，例如：九寨沟利用天然山水构成精品旅游产品，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九寨归来不看水”的广泛口碑。资源型发展模式受资源雷同性影响容易导致旅游项目失去吸引力，需要结合市场发展趋势进行改进。然而，如何改进都不可抛弃资源保护，环保工作必须要持续加强，保证资源型发展模式得到持续发展。另外，若想定位于资源型发展模式，就要求决策者了解各地县域旅游特点，摆脱同质化威胁，凭借独有资源特色来吸引旅游人群。例如：张家界为了突破竞争，专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玻璃栈道建设，2012年又进行了大峡谷玻璃桥项目设计，2015年该项目竣工。
（二）市场型发展模式：该种发展模式的婺源旅游经济，抓住乡村旅游市场需求，采用市场营销手段不断向外宣传，同时引进民间资本塑造婺源独有的乡村旅游特色。2017年，婺源迎合国家扶贫政策，开启“旅游扶贫”政策，引导当地旅游项目大量吸引本地群众就业，实现了旅游项目良好的社会效益。很多家庭参与到了民宿创业阵营，在旺季可以实现十数万收入。市场型发展模式有两层含义：第一，抓住市场需求走势；第二，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实现多元经营、多元收入。市场型发展模式下的县域旅游具有灵活的行业调整能力，可以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而快速调整，相对来说对抗风险的能力更高。
（三）区位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有两个组成，第一，利用县域整体具有的区位优势来吸引国内外游客；第二，利用靠近县城地理优势，吸引城镇旅游人群。前者只有少许一些县市符合要求，大体上都是属于县郊短途旅游，是以采摘园等为代表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一般无需过夜。若想定位于此，必须要拥有良好的交通环境，需要道路四通八达，而且能够给予驾驶者良好的驾驶体验。
（四）政府型发展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在财政上有所倾斜的旅游经济。现有的县域旅游经济中，政府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只是不同地区政府参与程度不同。栾川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因为政府参与程度高，在资源开发、媒体宣传、整体策划、财政支持上都有投入，故此其在较短时间就使得栾川地区具有了旅游基础设施，旅游项目初具雏形。
（五）生态发展模式：生态旅游是自然景观旅游的深入发展。这其中所谓生态指的是景观自然性以及自然景观的生态管理，寻求的是旅游项目可持续发展。例如：以生态为标签以森林、草原、湖泊、海洋等为具体载体的旅游项目。项目当中环保部门的评价至关重要，其会对旅游项目的环境保护计划书、规划书展开严格审查，一般地区会有“环境保护部门一票否决”的决定。生态发展模式迎合了现如今人们摆脱城市喧嚣寻求宁静走进自然的心理。九寨沟、漓江、张家界都是这一类代表[2]。
（六）民俗发展模式：利用县域之内存在的各类奇特民俗为载体形成的旅游项目，例如四川酆都鬼城、内蒙那达慕大会、婺源民俗、云南干井式及干阑式民居等。这样的旅游项目主要是迎合人的好奇心以及对“桃花源”的向往心理。民俗发展模式因为以当地奇特民俗民风为特点，故此具有其独特性，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七）景观发展模式：利用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等为载体的旅游项目，例如张家界自然景观、四川乐山大佛、九寨沟山水、桂林山水等。景观发展模式属于最初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其受到景观资源影响，在之后发展过程里会受到其他地区旅游项目的挑战，会造成旅游人数的下降。
三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县域旅游同质化的加深，每一处县域旅游经济都在寻求突破，想要将自身从激烈市场竞争中摆脱出来，从而造成了多种模式混合的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例如“生态+文旅”“文化+景观”“民俗+科技”等等。在这样的旅游经济之下，体现出了这些特点。
（一）资源影响在弱化。这是因为县域旅游其本身资源是有限的，不利于多主体参与，为了提升本地旅游发展品质以及速度，必须要摆脱资源限制，需要多角度开发特色旅游。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文化+景观”“生态+文旅”等综合旅游项目。
（二）全民旅游模式正在形成。所谓全民旅游指的是在当地旅游当中，将当地民风、民俗、民居等融入进来，使得每一位居民都成为了旅游项目的组成，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从目前来看九寨沟县的“全域旅游·生态九寨”是一种积极尝试，其经验值得其他县域旅游决策人借鉴[3]。
（三）宣传的多元化。不管是哪一种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都摆脱不了对外宣传，因为做好本地资源组合塑造良好的旅游项目是“拉”的作用，而采用多途径宣传则是“推”，只有推拉结合，才能让县域旅游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吸引消费者前来消费。故此宣传上会呈现传统高端媒体（央视频道）+数字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网络媒体（各门户网站）的综合宣传模式[4]。
（四）服务于本地创业和就业。随着旅游业对县域经济影响加大，加上国家乡村振兴政策深入，县域旅游经济服务于本地群众创业和就业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系统，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县域旅游经济会持续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同时因为其对餐饮、酒店、特产等方面的需求，会刺激大量本地人口开始创业[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模式必须要结合县域经济特点，尤其是那些不占据区位优势、资金优势、资源优势的县域，其更需要综合审视本地综合情况，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同时观察对比国内其他县域旅游经济特点，来定义自身旅游模式。需要思考旅游项目的宣传模式，深度结合本地社会发展趋势，提升旅游经济的影响力，发挥催化剂作用，让本地经济进一步整合[6]。
[参考文献]
[1]龚学文.九寨沟县旅游扶贫实践与启示[J].当代县域经济，2020，7895（5）：62-63.
[2]窦文章.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若干模式[J].经济，2020，（2）：115-116.
[3]厉新建，张琪，李兆睿.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89（3）：123-132.
[4]陆林，任以胜，徐雨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J].地理学报，2019，（6）：1267-1278.
[5]许先普，陈天鑫.旅游消费、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均衡发展[J].消费经济，2019，（2）：25-33.
春节消费论文范文8
电视购物作为一种无店铺销售形态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购物借助电视媒介传播商品和服务信息，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迅捷及时，能够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对于加快商品流通，拉动国内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发展电视购物，改变目前电视创收单纯依靠广告的状况，增加创收新渠道，促进广播电视产业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随着电视购物这种新的商品零售方式在中国的快速兴起与发展，电视购物的投诉量正呈逐年上升态势。如广告夸大作用，干扰消费者理性消费，售后服务缺失，产品质量没有保障等。如何做好电视购物频道的把关角色？运营模式三鼎立电视购物投诉成热点2011年6月中旬，杭州一位消费者在一电视购物节目中看中了一款牛皮席，并以电话形式订购。几天后，消费者接到寄来的牛皮席，可打开包装后却发现存在缺陷，当即打电话给电视购物公司请求退货。公司同意退货并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退款。13天过去，消费者仍没收到退款。经多次电话询问，这家电视购物公司表示退款要在7月6日前才能到账。消费者认为，电视购物公司利用消费者看不到真实商品之机，以次充好，在提出退货后，扣、卡退货货款，失去应有的诚信，请求杭州市“12345市长热线”协同有关部门对此事作出处理。杭州市工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将消费者的意见反馈给被诉方，建议电视购物公司加强购货及退货、退款过程的沟通，并严格把好商品准入关。 这起电视购物投诉事件虽然在工商部门的协调下得到解决，但是通过电视购物夸大产品功效、退货难、退款难的现象在电视购物中仍然为数不少。近年来，电视购物频道监管缺失造成的电视购物投诉逐年增多，并成为消费投诉“重灾区”。上海市工商局2012年1月29日公布了今年春节长假期间“12315市长热线”受理消费申(投)诉统计，7天长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01件，总量比去年下降7%，但从投诉类别看，商品性能与电视广告不符等有关投诉48件，居商品服务类投诉量的首位，同比增长近4倍。 电视购物作为一种购物方式，原本“无罪”。之所以“乱象”不断，与我国电视购物频道管理体制、运营模式不无关系。某些电视购物频道的“把关人”对电视购物节目审查、编排、监督不力，甚至丧失了“把关权力”，导致了电视购物问题不少。 在我国，电视购物运营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 出售频道资源。这种模式由专业电视直销公司组织货源并制作成电视节目，花钱租用电视台的频道和时段进行播出。在这种模式下，“把关人”与电视直销公司融合程度浅，合作松散，双方容易脱节。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把关人”没有经营管理权，不能参与也不了解电视购物公司运营情况，对电视购物节目播出的产品质量无监督权和编排、审查权，因而无从监管，这无异于电视机构放弃了对购物节目的审查权与监管权，导致电视购物节目监管出现空白。 电视台与家庭购物公司合资。这种模式以上海文广东方CJ家庭购物为代表。它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韩国CJ家庭购物株式会社共同投资1.6亿元人民币成立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其中上海文广占股51%，韩国CJ占股49%。这种合资模式由代表电视播出机构的“把关人”东方CJ控股，电视购物频道直接参与产品开发、质量监管乃至电视购物节目编排制作、播出的全流程，因此，无论是产品播出、节目编排还是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各环节出现的问题，电视播出机构都有审查权和监督权。 电视台全程独立运作。电视台作为唯一的投资方，其运营与管理全部由电视媒体自身掌握，稳定性相对较强，只要电视播出机构重视并遵守国家有关电视购物节目的相关法令法规，加强审查与监督，严格履行电视频道“把关人”的职责，就能够做到对电视购物节目严格把关。湖南快乐购就是这种运营模式。 从目前情况看，消费者投诉居多的情况主要存在于电视购物的第一种运营模式中。虽然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下发了多个整顿、规范电视购物市场的文件，希望有效制止电视购物领域监管失控的局面，可是有令不行，有令不止，各地播出的电视购物节目仍然存在夸大产品功能的现象，消费纠纷不断。建立电视购物频道“把关人”制度，加大对电视购物节目的审查力度，已迫在眉睫。 网购、电视购物投诉多，法律法规滞后成为维权瓶颈。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误导消费、虚假宣传、商品及服务承诺无法兑现、延迟交付商品等方面。中消协监督部主任任静认为，我国电视购物的消费投诉案例较多，增幅比较大，仍是投诉热点。 借鉴：美韩日电视购物的“把关”策略一些国家的电视购物“把关人”制度较完善，把关力度也大，值得借鉴。 美国电视购物“把关人”：政府和消费者联盟共担在美国，电视购物的“把关人”由政府和消费者联盟共同构成。政府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拥有受理投诉、进行调查、实施处罚和必要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消费者联盟则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消费指南的信息服务，并向政府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消费者联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电视购物的客户，他们既是电视购物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监督者。 美国的电视购物“把关人”非常重视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机构一道，负责产品的安全性标准制定和监督执行任务，负责全国药品、食品、生物制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的管理。凡在电视购物频道上播出并销售的产品，必须严格出具合格证明。同时，为消费者建立了简便、畅通的投诉通道，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渠道投诉已购买的产品。不管事情大小，投诉都必须受理。同时，电视购物公司都有自己的顾客中心，24小时接听电话，回答和受理顾客的咨询或投诉。政府机构是电视“把关人”的重要成员，所以“把关人”有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打击垄断、欺诈等违法行为的权力，同时直接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司法服务。#p#分页标题#e# 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使消费者放心地进行电视购物，电视购物市场也得到健康发展。如美国的电视购物公司——QVC公司，有着严格的品管控制：在产品销售前必须经过品管中心的检验后才能发货，在邮局等部门的配合下，将产品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允许客户在30天不需要任何理由自由退换商品。由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消费者权益，QVC公司的电视购物业务已覆盖美国、德国、英国及日本等市场，年销售额超过40亿美元。 韩国电视购物“把关人”制度：政府担当，法律保障在韩国，电视购物“把关人”是由政府来担任的。 韩国政府规定：电视购物全部统一交给国家播放委员会管理，总统署委员会拥有批准电视购物频道的权限，电视购物节目必须按照播送法的规定播放购物节目，电视购物公司必须加入电视购物协会并接受电视购物协会的监督。政府既是电视购物发展的大力支持者，又是电视购物的监督者。 韩国政府还在特别制定的《商品介绍及销售播放的审查规定》中明确规定：电视购物频道播放内容必须真实、不得有虚假或欺诈性的内容；运营商必须提供正确的信息，且在商品成分、材质、含量、规格、效能、价格等问题上不得误导消费者；禁止播放部分属实而整体上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内容；不得播放过度煽情的内容；运营商应标明商品的制造商、原产地等主要信息；在销量很少的情况下，不得使用“限量销售”、“订单爆满”等容易引起消费者冲动购物的用语；引用临床试验或与产品效能相关的试验结果时，应限于学术期刊上已发表过的论文。在电视购物用语上规定不得使用“完整”、“完美”、“全然”等用语。这样就预防了电视购物引起的诸多弊端，规范了运营商的行为。 严格的法律规定为韩国电视购物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韩国CJ、LG、现代等五大家庭购物公司掌握着频道资源，可以进行24小时连续的家庭电视购物节目直播，但政府不允许其将电视购频道进行任何形式的出租。如今韩国电视购物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成为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活动之一。 日本电视购物“把关人”：《特商法》与经产大臣日本政府也制定了一整套电视购物法规。依照日本《关于特定商业交易的法律》（简称《特商法》）规定，电视购物的广告要标明商品价格、邮费、其他费用、支付时间与方法、送货时间、商家名称、地址和电话、法人代表姓名、申请有效期等。消费者通过电视购物买到商品后，若对商品不满意，还能在一定时间内退货。另外，为了避免消费者冲动消费，《特商法》还引入了“冷静期”的概念，即消费者在购物后的一定期间内可以无条件退货。 由于电视购物属于异地销售，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特商法》还规定电视购物的广告信息必须完整、禁止虚假广告。如果夸大商品的治病、防病效果，不仅违反了上述法律，还会触及《药事法》、《商品标识法》，会受到经产大臣的行政处罚。 依据该法，如果某电视购物节目违反《特商法》规定，经产大臣可以向该商家提出“改善业务指示”。商家如不遵循，经产大臣可以给出停止电视购物业务1年以内的行政处罚，并处以相应罚金。 “把关人”制度：细化标准完善服务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电视购物主要监管部门相继了近10个规范性文件，旨在规范电视购物行业的经营秩序，打击电视购物的虚假宣传。 这些文件虽然涵盖了我国电视购物频道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但是打开电视机，仍然可以看到电视购物节目内容存在夸大产品功能的现象，引起消费纠纷不断。 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电视购物频道的“把关人”制度不健全。 完善播出审查把关制度，切实履行节目审查职责，使购物频道和专门购物时段所播出的购物节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良好的文化品位和格调，是确保电视购物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提高媒体公信力、增加顾客诚信度的重要保障，这是代表电视台利益的“把关人”的责任。 建立严格的播出审查制度。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频道运营制度，都需要建立严格的播出审查制度。以湖北广播电视总台与韩国好丽友集团共同合作的湖北美嘉购物频道为例，为牢牢把握播出审核权，湖北广播电视总台占有51%的股份，拥有频道的定位权、节目的编排权、终审权和播出权。同时建立了购物公司初审、频道终审的“二级审片”制度。需要临时调整的节目（栏目）须向频道报批，所有重播节目必须重审。 严把电视购物节目内容关。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健康文明，正确引导消费者。不得播放含有色情或性暗示等方面的内容；不得播放含有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迷信、邪教、伪科学的内容；不得播放国家明令禁止播出的内容，如烟草制品及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 严格预审和监视制度。所有直播节目都必须遵循“导向正确、保证质量、安全第一、预案完备”的原则；日常栏目化节目，应在开播前10天送审；对于直播中出现导向问题，频道“把关人”责成购物公司对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处罚。 严把电视购物节目推介用语关。广告用语严禁下列说法：如“特效”、“全效”、“强效”、“神效”、“第一”、“特级”、“顶级”等绝对化词汇及“纯天然性”、“焕然一新”等虚假性、夸大性、模糊性用语。 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购物公司必须兑现所有的质量、价格、促销、服务承诺；推介的产品、观众订购的产品与观众在家收到的产品必须一致；杜绝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坚决执行国家三包政策；必须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网址和售后承诺，并制作成宣传片常年在频道滚动播出；设立信誉“黑名单”制，对于缺乏信誉、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及其产品将被强制退出，并在一年内不得进入购物节目；严格敦促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售后服务工作，积极推进“保障赔付基金”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