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救亡：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第一次经典危机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文化领域有组织地展开了重估文学经典的工作。虽然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呈现不断调整、冲突和变动的状态，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此时期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的文学经典审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在文学经典重估中起主导作用。在文学经典的审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统一审核机构主导，通过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指导性文学理论③，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①，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②、统编教材③等方式来重新审定此时期的文学经典序列。在文学经典的重估中，社会政治运动的趋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艺思想、作家本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标准起决定性作用。#p#分页标题#e#
此时期的文学经典重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来重新定义和确立五四文学之性质和经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学再革命”的口号，提出“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这种以国家民族的现实政治取向为文学之标的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当时，在对已有作品进行经典重估时就着重聚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因为这两者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认定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认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因此，在选定入史作品时，突出“革命文学”的主题，在选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按现实主义标准来遴选新文学经典作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革命性强的作家均有个人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高达39000册。其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下筛选和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此时期将苏联文学视为学习典范，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可翻译出版，但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的20世纪欧美现代文学则极少评介④。这种选评标准正是“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三，确立共和国“红色经典”。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所创作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通过“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系列“以文选的方式为新中国文学树立‘榜样’。”与文学革命时期的经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识分子成为此次经典重估的主体，表达出迥异的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作为文学经典的重估标准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和建构中，确立起一套与五四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体系，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综观此次文学经典重估运动，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导了整个重估工作，依据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所确立的文学经典序列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经典的价值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也丧失了持久性的经典价值，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套经典体系的起伏变动亦表明单靠政治力量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反而会导致文化专制，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便是例证。
三、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经典危机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当时的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专栏名称①。此专栏从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结束。两位主持人在专栏开办时“主持人的话”中指出“重写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初衷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可见，“重写文学史”表现出明确的重估经典之目的，而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重估经典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即“文学史结论”，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那么，他们重估经典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1988－1989年间专栏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重估经典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时期被树立起来的红色经典，主要质疑这批作品经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专栏第一期刊登了两篇重评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创业史〉》和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针对《创业史》，主持人语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从这一评语可知“重写文学史”对《创业史》这一“三红一创”的红色经典所持的否定态度，秉持“个人主体”的重估标准，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红色经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国家主体”为核心的评定标准。此外，重估的另一对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重点反思这批现代文学经典在“十七年”和“”间被阐释的那一套价值话语的合理性。例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蓝棣之重评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作者在文章开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句话作为重评《子夜》的标准，认为“《子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文学标准”成为蓝棣之重评《子夜》的依据，而处在“文学标准”对立面的则是“政治”。
那么，这次“重写文学史”之重估的矛头为何主要指向红色经典和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话语呢？也就是说，为何重估的焦点放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和经典阐释话语呢？时任《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的毛时安说的很清楚：“‘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否定就必然要牵涉之前的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显然，“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而非一个纯粹的学科内事件，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社会之所以能引起极大反响的缘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晓明说：“我们当时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写文学史’基本的立足点定在审美和对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两点上”，而这两点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审美并非绝对“非功利”的文学审美，而是指向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评定标准的“拨乱反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审美，这个词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源自对时期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所要建立的新经典体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个人”和“审美”这一新的重估标准只有在与其所否定的那套经典话语的对照之下方可凸显其重估之落脚点所在。#p#分页标题#e#
此外，随着“重写文学史”之提出而陆续确立起来的一批新经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又共同构建起一套表征“新时期”话语的经典系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建构一套与之适应的经典体系则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石。
四、众声喧哗：“大师重排座次”与中国文学经典的第四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界出现了一股评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库”或“选集”的热潮。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评选中，有两件事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四卷）（策划：戴光南；主编：王一川、张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为20世纪文学中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标目，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巨匠相媲美的大师。这次“大师重排”之所以引起热议，其焦点就在于大师位次的认定上。该文库编者所排20世纪小说领域里的大师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次序无疑是对“鲁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极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对茅盾的落选和金庸、张爱玲的入选争议最大。编选者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茅盾获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学术偏见即“现实主义”、“史诗式”的评价标准，而依据编选者所持的新标准来看，茅盾的小说在总体上看“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的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而针对编选者提出的“主题先行”，反对观点认为这一评判标准并没有公平地运用到其选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两位编选者以“主题先行”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一个据此否定茅盾之经典地位，另一个却以此肯定穆旦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种厚此薄彼的评判“不过是在已多次出现过的‘左’、‘右’、‘内’、‘外’一齐夹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辙而已！”论争双方各执一词。“重排大师”的争议还未平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争论。《文艺报》、《光明日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刊物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其影响甚至超越文学界，一些电视台、新闻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撇开论争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不谈，单就90年代前期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经典”这一事件来看，至少有两个与“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编选者为何急于推出“百年经典”？其二，这次“百年经典”的评选与前几次经典重估有何不同？
与五四文学革命迫于救亡图存之危机和启蒙之迫切不同，与建国后为配合政治需要进行文化建设不同，与80年代后期对“拨乱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这次经典重估热潮一方面受到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的触动而引发，但这只是外因。就其内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延续，确切来说，是对“重写”行为的延续①。但在“如何重写”这点上，与“重写文学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经典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前三次经典重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学经典的重估及确认往往和建构一套合法化的知识话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紧密相关，重估行为具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90年代前期的这次经典重建热潮则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进行。经典重估不再有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对百年文学经典的个人总结。因此，同为“百年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所选对象和所排次序却有诸多出入，评选标准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尽管编选者中不乏有声望的学者，但这也未能让读者对这些“百年经典”一致认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的聚讼之声不断，可谓一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②。
那么，这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热究竟对中国的文学经典问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认同上的焦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百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相对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经典的数次重估，这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一直就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广泛认同的经典系统。因此，在“百年经典”编选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四”文学、80年代“重写文学史”、90年代大众审美等多套经典阐释话语，各自言说。其二，经典重估的众声喧哗正是90年代文化多元化，文学退居边缘，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导致普遍的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热情消退”，与之相应的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也随之大大降温”，这种“从政府决策到大众生活中普遍的务实取向和世俗化势头极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国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编选者和读者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趣味来评定个人心目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使得文学经典建构文化价值秩序的典范作用和教化功能被极大削弱。而更为堪忧的是，这种看似自由的经典评选衍生出来的却是经典认定上的随意，“百年经典”的无数版本最终必然导致“百年经典”之经典性因滥用而被耗尽的后果。其三，此时期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相较于前三次已发生变化。学者、大众媒介、商业运作等因素相互制衡，共同参与到文学经典的重估之中，使文学经典部分地被纳入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当中，“文学经典”连同学者的盛名被商家作为卖点，“文学经典”蜕变为一个脱离经典性内涵的空泛口号。#p#分页标题#e#
这次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表明中国文学经典的又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不是推倒与重建的交替，而是文学经典被滥用后的经典缺位危机。这将不仅会影响学校教育中文学经典的生存状况③，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文学经典作为一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引发热议绝非偶然，它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经典缺位危机在学术界的焦虑映射。
本文作者:苏琴琴 单位：湖北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