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混沌的《高老庄》①，给人的色彩印象一开始似乎较为模糊，“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②，看不清需要凸显的东西，也容易遮蔽整体的面目。但若细细分辨，字里行间亮色频闪。山乡高老庄以黑山白水的写意面貌呈现，完全摒弃了青山绿水式的诗意摹写。大量的石碑及大段摘录的碑文，在作者的小说系列中，可谓空前绝后，形成了独有的色彩标签并暗藏玄机。黑、红、白三大色系作为高老庄主要的文化色调，不仅在生活、情感、历史、文化、哲理、审美等层次上对比、纠缠，而且相互侵入、分割、包围、困守，形成别具一格的叙事空间。 一、“黑”叙事 《高老庄》的“黑”叙事，主要叙写草莽“英雄”蔡老黑跌宕起伏的黑色史诗———以“黑”命名的蔡老黑是黑叙事的核心视点。其他普通民众，以及笼罩在石碑、墓地、鬼魂的氤氲之气中的人居环境，构成了“黑”叙事的浓重底色。 小说的核心人物蔡老黑，从外貌、性格、行为到遗传基因，全面呈现了“黑”的多向指征。在满是“矮子”、“矬子”的高老庄，“凶神恶煞”的蔡老黑不仅“显得高”，而且“长得黑”，“很嚣张”，像“黑社会头儿”，是人们“惹不起”的“恶人”。且不论普通村民，即使是这几年“势做得大”的村支书顺善，同样不敢也不想“得罪”失了势的蔡老黑。信用社主任老贺对“土匪”式欠账、赖账的蔡老黑也唯恐避之不及。不光活着的怕蔡老黑，死了的也怕蔡老黑。“老实疙瘩子”得得的鬼魂上了“杀猪佬”雷刚媳妇的身，雷刚尽管杀气满身却束手无策，但蔡老黑一来，三言两语，就斥退了鬼魂。蔡老黑就这样以一个黑恶分子的面目在众人敬佩、畏惧的目光与心理期盼中登场亮相。 蔡老黑“自小就踅”。根据蔡老黑的自我讲述，参照子路娘对蔡家祖上事迹的零星回忆，蔡老黑的“黑”色素来自于他身上流淌的“黑”血源。这一历史源流，不仅可以上溯到他的父亲，而且可以追溯到他“爷爷的爷爷”。他爹“在旧社会”是个“没富起来”的“地头蛇”，凶而且恶，曾在“五黄六月空气能热得起火的中午抄小路”强奸了从“省城下来”的一个“嫩得能弹出水”的“女学生”，还胆敢赤手空拳地去抢持枪“逃兵”的“毡帽子”，结果被枪崩坏了脑袋，却侥幸不死。他“爷爷的爷爷”也很“横”，在村人对白云湫谈“湫”色变的情况下，他敢“不信邪”地独自挺进白云湫，结果再没回来。这种胆大妄为的冒险精神与不计后果的逞勇好斗精神的代代相传，成就了蔡老黑思维、行事上的“流氓逻辑”，为他赢得了“地头蛇”、“土匪”的民间头衔。蔡老黑“有家有室，离不了婚”，与子路的乡村前妻菊娃建立私情，并醋海翻波，与死了妻子“想娶菊娃”的省城人、地板厂厂长王文龙“结起死仇”，还对子路的省城新妻西夏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情挑西夏：“我最盼来场地震，八级大地震！要是地震了，子路或许自己先跑了，或许要先救他娘和石头，我蔡老黑第一个就去救你！”蔡老黑这“操黑心”的“流氓逻辑”非但没有触怒对方，反而因其触动女人内心最柔软之处，让西夏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换个角度看，在蔡老黑的“邪”、“恶”、“凶”、“横”、“赖”中又杂糅着些许狡黠、聪慧、霸气和勇气，似乎也有其可亲可爱的一面，较易给人留下“硬汉子”形象和阳刚的“个性魅力”，并非一味让人畏惧和反感。高老庄的媳妇们、姑娘们对蔡老黑并不退避三舍，而是喜欢打趣蔡老黑，同时也喜欢被邪里邪气的蔡老黑调侃、“戏谑”。刚到高老庄的西夏，很快就被蔡老黑的“豪爽”强烈吸引，虽说极端反感蔡老黑粗俗恶鄙的一面，但也屡次被蔡老黑率直流露的“爱得坦荡而有勇气”的真性情所震撼，转而刮目相看，心生好感与同情，就此西夏还郑重地对非常嫌恶蔡老黑的丈夫宣称：“不管蔡老黑他做过什么恶事，在这一点上我是敬重他的。” 这种自身的邪恶性与个人魅力共生互长，让蔡老黑既为人所亲所爱所怜所敬，又让人可畏可恨可恶可鄙。老黑形象的多面呈现，不影响对其的黑恶定性，这些“黑”色素质，为他日后面对主流势力和强劲对手的双向围剿，在几无胜算的情况下，仍以卵击石，虽败犹斗，谱就一曲山乡草莽的悲歌，埋下了伏笔，也使他具有了吸纳众多邪力的内蕴，不过，邪力的狂暴性、非法性与超常性，必然预示他的悲剧结局。蔡老黑与生俱来的这种“黑”色素质，使“黑”叙事成为《高老庄》三色叙事中最主动最活跃最好斗的因子，是“黑”力量杀入“红”阵营并将“白”色“黑”化、挑动“黑”“红”激战的重要动因。 蔡老黑与高老庄普通民众的运势趋向大体相同，有着内在一致的利益诉求与基本立场。当小混混蔡老黑一穷二白的时候，普通民众同样一无所有。改革开放后，蔡老黑办葡萄园发了财，成了“镇一级企业家”。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受小商品经济、葡萄种植经济以及地板厂产业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的拉动，生活有了一定改善，“向土坷垃要吃喝”的单一生存态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多样化。社会经济转型期间，县葡萄酒厂经营管理不善，面临倒闭，作为酒厂原料供应方的蔡老黑受其牵连，陷入销售渠道与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蔡老黑的葡萄园不景气了，普通民众的情况也在恶化，赖以为生的土地资源与林木资源日渐减少，地板厂经济带动的短期获益走向瓶颈而长期恶果日益凸显，无地可耕、无树可卖、无限透支后代生存资源的忧惧向他们袭来的时候，浮躁、焦虑的他们陷入了生存与发展的困境。#p#分页标题#e# 在围绕如何走出困境所生发的诸多事件中，蔡老黑和普通民众与官方和投资方之间的种种博弈与冲突，折射了民间底层结构和地方官商结构的较量。反映此类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有挖断道路整垮镇街窑厂、月夜群殴白云寨人、太阳坡集体夜间毁林以及暴力冲击地板厂等四起重大恶性群体性事件。上述每起事件都有蔡老黑的深度参与。虽说老黑的所思所为所谋，存在较强的仇富心态，不乏一定的个人动机，但他敢想敢说敢做的强者性格，使他独一无二地成为底层民众的保护者、代言人以及本土利益的守卫者，在当地村民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较强的向心力，最终击败镇政府的内定对象王文龙、苏红，高票当选县人大代表。鉴于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所采用的暴力方式，不同程度体现了“夜晚”、“昏暗无光”或“私下的，秘密的，非法的”意义指向，决定这一“民间”③联合阵线呈现出“黑”色的辨识标签。至此，蔡家祖上一脉相承的“黑”因子，在20世纪末的高老庄有了发展与新变。高祖辈、父辈的单打独斗，演化为以蔡老黑为核心的民间底层，以捍卫本土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为目的，时而聚合，时而分散，形成一个松散的江湖性的群众阵线。 二、“红”叙事 “红”叙事主要叙写了高老庄的发展与改革过程，涉及地板厂获取的丰厚红利及其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地板厂“二老板”苏红居于这一色彩叙事的中心位置。 苏红的典型着装色彩、性格特征、企业获利性质与主要活动交际网络，综合呈现了“红”的指征意义。爱美的苏红平时就“爱穿红”。无论是现实中，还是他人的印象中，甚至特殊人物的超验感觉里，苏红都是一抹鲜亮的红。在西夏的梦里，苏红以一身“红衣红裤还有红鞋”的形象出现。当蔡老黑们群情激奋、丧失理智地准备打砸哄抢地板厂时，在那种暗沉压抑的色度与紧张混乱的氛围中，孤身守厂的苏红“一身红衣走了出来”，身上的红色套裙是那样鲜亮和得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画了眉，涂了唇膏，那双高跟皮鞋“噔噔”作响。洋气的省城知性美女西夏也不禁在这一瞬间“佩服了苏红”。更为神秘的是，在此次冲击地板厂的暴力事件中遭受奇耻大辱的苏红，竟然“脸脖通红，甚至全身通红”，“当天夜里眉宇间竟长出一颗大红痣来”。红装红痣构成了苏红的特色标识。 民俗心理学上，红痣往往象征着红运。近年来，苏红确实走着红运，吃着红利，是基层村、镇、县三级官员身边的红人。据同村的姑娘菜花说，苏红当年比她还穷，是“在省城了几年”才变成“有钱的主儿”，回乡定居后又出资参与创建地板厂，成为地板厂“副厂长”。然而，苏红并不独享这份红运，她还乐意让那些愿意效仿她的成功轨迹的高老庄女子以及愿意投靠效忠地板厂的人分享：“这街上的发廊、照相馆、旅馆、饭店，十有八九都是经我带出去了又回来开办的。”这份财力与人缘，使苏红成为村民们明里巴结、暗里眼红的对象乃至官方倚重与团结的对象。她成功策反了敌对方蔡老黑麾下干将加死党鹿茂，将其收归裙下为她所用。鹿茂是当地纸箱厂的老板，与蔡老黑素来“笼子不离笼攀儿”，老黑给酒厂提供原材料，他则提供包装的纸箱。鹿茂曾经这样向老黑激烈地抨击过吴镇长的势利：“他心沉的很，给啥要啥，前几天对咱多热惦，如今咱倒灶了他又和地板厂钻的亲。”可是，他本人也在酒厂回天乏力、老黑背运了的时候，改弦易辙，转投苏红，做了老黑口中的“汉奸、叛徒，吃软饭的货”，为苏红跑腿打杂以及满足她的无底欲望。苏红赐予鹿茂的这一私密差使，让身体“结实”的鹿茂短时间里变得“弯腰驼背，头发干枯，两腮无肉，如是一摊药渣”。苏红对身体欲望的贪婪与对利润追求的贪婪，同声同步。一旦与资本结合，出身贫寒的苏红，就站到了原属的民间底层阵线的对立面。 苏红性格的泼辣张扬与行为的豪放不羁为“红”作了另一层语义阐释。《高老庄》开篇，苏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式，颇得《红楼梦》里“凤辣子”的真传。子路携西夏回高老庄刚到镇街，“忽听得有人叫他”，扭头看时，街面上并没有个熟人，转身要走，那声音又是两下，这才看到街对面的二层木楼上站着一个女人是苏红，转眼间，苏红就“噔噔噔”地从楼梯上跑了下来了。而在全书的高潮部分，苏红孤身守厂的行为，首当其冲地让涌来轰厂子的人群大吃一惊，“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厂里还敢有人，而且竟然是苏红！”面对疯狂失控的局面与凶神恶煞的蔡老黑，苏红毫不畏惧，响应蔡老黑的“激将”，毅然下楼走出厂大门，潇洒地站在了老黑的面前。这一举动让一向胆大包天的老黑“也明显地愣了一下，举止有些失态”。老黑恶语辱骂、揭她老底的时候，苏红更是无视力量的悬殊，“一下子扑过去抓破了蔡老黑的脸”。对朋友的热辣，对敌人的毒辣，这两极“火”一般的热度，成为苏红的性格气质标签。一个弱女子在男性社会的丛林中闯荡，要想成功，必须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了然于心，并具备超出一般女子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毫无疑问，苏红具备了这一软实力。毫无背景的“农二代”苏红，其事业的风生水起与财力的暴发猛增，取决于她所具有的能干、坚强、勇敢、开朗、豪放、柔媚等个人素质。当然，物极必反，一旦这些素质被苏红推向极致，就开始反向运行，无限靠近泼辣、放荡、不择手段、为富不仁等负面性，为其蒙上了一层遭人诟病的暧昧色彩。故而，受官场宠幸和群众巴结的苏红，人前是名副其实的红人，人后却备受非议。 稷甲岭异乎寻常的崖崩，本是一场“三十亩水田被崖石埋没”的天灾，但是，由于一纸翻番夸大灾情的救济申请以及一只意外从崖中崩出的大旱龟，反而变成了苏红、王文龙、吴镇长等人拉关系、图发财、谋升官的红媒。“地板厂得了一个旱龟，三十六斤重的，送给吴镇长让补身子，太壶寺的和尚知道了，说要放生，吴镇长却孝敬县长去了，还带着苏红”。巨大旱龟的出山、进城路线图，十分清晰地描绘了“红”阵营的整体轮廓。#p#分页标题#e# 钱非最多、职位最低的苏红缘何能在这一官商结构版图中占据中心位置？其间的奥妙在于，苏红虽说没有文化、不懂管理，但是有超强的公关能力。因此，地板厂以苏红为联络中心，编织了一张用金钱与美色织就的关系网。首先，地板厂“一个萝卜几头切”，为地方官场提供资金、产品及其它赞助。县上的领导要装修房子，地板厂得送地板条；县人大开会，地板厂得为吴镇长准备赠送本镇小组成员的毛巾被；镇里要树政绩工程，地板厂就得向镇小学捐巨款，等等。其次，吴镇长给县长送大旱龟也要带着苏红，显然个中另有隐情。在蔡老黑主动去信用社找贺主任谈还贷之事时，就涉及到了这个敏感话题。老黑问：“为什么他们不还让我还？”老贺答：“地板厂贷款是镇长做了保的，又有县长的批条，你蔡老黑没么！”老黑听了悲愤地说：“我给人家送葡萄人家不要呀，蔡老黑又是男的，我总不能拿刀在大腿上戳个口子让人家……？！”话语不言自明地指向了苏红，地板厂的贿赂资源除了自家生产的地板条之外，还有苏红“狐媚”的面容与“白生生”的肉体。最后，苏红的本地人身份，为来自省城的投资商王文龙与当地官场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 由于获得官方的保驾护航，地板厂享有原料供给、贷款划拨、土地扩建规划等全方位的优惠待遇，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顺风顺水。村支书顺善意气风发地向刚回老家的子路描绘了王文龙的宏大“设想”：“把高老庄整个儿承包了，全镇的人都要成为工厂的一员，而高老庄的土地又都算工厂的地盘，地板厂将要发展成一个大的公司”，紧接着，感叹油然而生：“那咱这儿的人就有好日子过了！”果真如顺善所说，高老庄人可以搭上地板厂这班财富的幸运列车吗？显然不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板厂的迅猛发展，受益者不应只有苏红、王文龙与官场，还应有高老庄普通民众。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现代化进程加速，是地板厂带给高老庄和高老庄人的短期利好。从长远来看，资本持有者依托权力肆意掠夺与急遽扩张，当地人在利益驱动下毫无节制地滥砍滥伐，而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既无配套的山林植树保护计划以支持这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无得力的监管措施以约束资本的贪婪性和破坏性。接踵而来的是森林资源的日渐衰竭、土地资源的过度透支、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产安全事故的频发与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这些均是激发当地人与地板厂对立情绪与冲突的导火索。换言之，在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和生活生产方式有所改进的情况下，幸福感没有增进而是陷入“焦躁”④中的高老庄底层民众，并非真正的受益者。资本的贪婪没有受到制度的有效制约，由政绩工程、个人升迁与利润攫取相衔接的官场领导与地板厂主，才是真正的利益关联方，由此形成一个泛“红”的官商结构利益体，苏红、王文龙、村支书顺善、吴镇长、陈县长等人，甚至镇人大代表团的各位成员，都在这条利益链上环环相扣。 三、“白”叙事 “白”叙事主要叙写了一组涉白意象，包括地域、面相、星象、病相、幻象、物象，它们构成了高老庄独特的秦地人文地理风貌与精神风貌，是《高老庄》所极力“张扬”的最具神秘力量的“意象”群。 高老庄被一组统一在神秘气息与宗教情感下的涉白地域（地标建筑）所包围。语言学教授子路用精准洗练的语言，向西夏描绘了一幅由高老庄至白云湫的路线图：“从西流河往下走二十里，然后钻白云寨山下的一条沟到西岔口，顺西岔口进去有个大石幢，大石幢上去三里路有个大湖，那就是白云湫。”因为西夏完全不熟悉本土地名，所以子路隐去了具体的沟名和崖名，而使用一系列朝西的形象指称。考察书中的相关地理环境叙述可知，白塔建在白云湫前的牛川沟上，白云寺则在沟口，寺后是白云崖。那么，子路语中的“一条沟”指牛川沟，“大石幢”指白云崖。据此，由高老庄出发，“从西流河（注：西方的颜色为白）往下走二十里”，然后钻白云寨山下的牛川沟，经西岔口由白云寨山、白塔、白云寺、白云崖，方抵达白云湫。 白云湫仅仅是一个具象的“湫”，还是一个涵盖周边的抽象区域？对于这个问题，书中的答案大致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版本：在高老庄人的观念里，白云湫是一个未知的抽象区域，为“邪毒”之源与“威胁”之源。白云湫满蓄“魔气”、“妖气”、“邪气”并“威胁高老庄”，这使他们不仅“见不得白云湫”，还要修建白塔来“镇”从白云湫不断“垂直冲过来”的“邪气”。在回乡客子路的描述中，白云湫只是个“大湖”。在外来者西夏———西域人与内陆古都人的混血后裔———的梦境中，白云湫则是一个“有瀑布”、“有湖”的世外桃源，一个“神鸟”飞鸣、“天韵”奏响的人间仙境。而在同为外来者的王文龙亡妻（死于高老庄）的想象中，白云湫“是个湖，是个沟，是一沟的老树林子，人都说那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是天下最怪的地方，但我没去过”。确实，村人敬畏而西夏好奇的白云湫，是“另一个百慕大三角”，无人识见其庐山真面目。白云湫的“邪气”绵绵不断地向外冲，而湫外的人却进不去，个别疑似进去了的也从此神秘失踪，一个大活人就那样一声不响地烟消云散，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蔡老黑的“爷爷的爷爷”，又如进山采药而迷途入湫的教老黑熊拳的菊娃爹。甚至，靠近此区域的人不是倒了霉，受了惊，就是疯了。早年，蔡老黑去过位于“湫前沟口”的白云寺和白云崖，并因此行惹了官司，“坐了两年牢”。迷胡叔当年“只是到了白云寨下边的山沟”，遇到“白云湫野人”，慌乱搏斗中砍下对方的头壳，受刺激成了半疯子。如今，兴致盎然地前往探秘、以期揭开白云湫真面目的西夏，途中涉水过河时差点被淹死，脱险上岸后又发现自己的“鞋”变成了“两堆干牛粪”，受惊被阻，败兴折回。人们要么惧怕接近或不能接近白云湫，无缘一睹；要么疑似进入但却神秘失踪，无从为外人传递关于白云湫的真实信息。常年雾气缭绕的白云湫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在众说纷纭中被神秘化、妖魔化。人们对白云湫的这种敬畏感，即恐惧、惊异、倾慕、感兴趣、尊敬的混合认知，将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区分开来。具有禁忌功能的白云湫成为一种宗教，神化的自然具有了超然的力量。⑤在白云湫附近还有凡尘之外的曾有和尚坐化升天的白云寺、“刻的全是三条腿的人”的白云崖以及疑似活动着“白云湫野人”的白云寨山。因此，白云湫是由人间至仙界或曰妖界、魔界的涉白地理线路的始发站与终点站，同时也是高老庄涉白精神线路的发源地与归属地。#p#分页标题#e# 换言之，对于高老庄来说，白云湫是一个位于西方的混合着仙境与魔境的亦实亦虚之地。延展开去，说白云湫就是内陆人其实也是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面对变形扭曲宣传下的西方技术、西方文化、西方景观、西方生活方式时的缥缈认知，以及由此引发的神往而又恐惧、羡慕而又鄙视、追求而又拒斥的复杂心态，也未尝不可。 根据书中人物的生理特征或给人的灵异感觉是否涉白来看，高老庄正活动着（或曾活动过）一群特殊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白色面相者王文龙、白虎星苏红、白癜风背梁、白眼狼（三白眼）白云寨人、白发卡的新旧物主以及白粉蝶的幻化之身等等。这一系列的涉白之“相?象”或多或少与王文龙存在某种人事关联。透过子路、顺善以及村人的视点，可知王文龙的面相特征是脸白儒雅。顺善认为他“长得白面书生似的”，子路对他的印象也是“如戏台上白面小生一般的人”，疯子迷胡叔也能清楚地识辨这一特征称他为“白脸厂长”，村人甚至认定与他关系暧昧的菊娃将来会“生一个城市的白脸娃娃”。在中国戏剧脸谱与民族民俗心理中，白脸为奸相。在村人眼里，打着“扶贫的旗号”在高老庄建厂的王文龙是“黑了心的资本家”，因高老庄暴富却不回馈高老庄、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印象深入民心，促使当地普通民众期望将王文龙及其地板厂驱逐出境。白虎星苏红是王文龙的合伙人与副手。与王文龙天生脸白不同的是，苏红的“白”是后天炼就的，使用“土方”自我改造而成。 在“白”叙事中，无论是宗教化了的白云湫，佛教载体化了的白云寺，风水化加佛教化了的可以镇妖的白塔，还是各种通灵之“相／象”，均是一种非人格的力量。虚无缥缈、混沌模糊的白云湫，堪称一股最大的统领全局的神秘力量，独立自在地存在于人的感官、认知与想象之外。其它白色意象则分化为两条色线，分别交织进“黑”叙事与“红”叙事，草蛇灰线，蜿蜒前行，在叙事结构的谋篇布局上形成连接、绾合与推动。这股以“白”命名的神秘势力构成了《高老庄》的地域底色、文化蕴藏和精神力量，为文本意义的深层掘进敞开了无限可能。 对《高老庄》作整体考察和深层透视，不难发现，贾平凹以“黑”、“红”、“白”作为叙事色线、色块与色带，勾画出了世纪之交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整体形貌与色彩。随着深陷其中的各类色彩主角蔡老黑、苏红、王文龙等人物的命运走向，这三种色彩力量在高老庄这一特定叙事语境中展开了纠缠、博弈与交锋。民间的“黑”力量守护的中国传统乡村面临着必然的衰败，新生官商组合的“红”力量也在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染上了数度积累的社会经济沉疴，神秘的“白”力量的天然威权则面临着现性的挑战。三色力量均处在一种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之中，无法彻底消灭对方，只是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延展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情感与理性、现实与超验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