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开场”在明传奇中几乎已成为一个固定化绝对化的模式，被作家所反复运用。笔者在对明传奇的经典选本《六十种曲》［1］进行详细考察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剧本在悲欢叠呈的跳荡到来之前，皆先以团圆和乐的家庭聚会开篇。这些团圆聚会有什么深层蕴涵？为什么这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开场方式？这本身便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 一、家庭聚会：团圆开场之形式依托 《六十种曲》之团圆开场多以家庭聚会为依托形式。详见下表：所涉作品中，引发聚会的缘由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游赏。其名目繁多：赏春、赏花或赏雪等。其中又以赏春最为常见。这些作品开篇的时间往往设定在一年四季中占先得早的春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以一年之始来开启一段故事；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力图营造一种喜乐气氛相关，这恰恰也是传奇的独特艺术品味所决定的（详见后文论述）。二，庆寿。或适逢父母寿诞，全家设宴庆祝；或者仅为双亲康宁，子女为之称寿。以上两种方式在聚会缘由中出现最多。此外，还有一种形式———欢度佳节。常见节日有元宵、人日、端午、中秋等，但其中也间或穿插赏春、赏花、称寿内容，所以，这三种家庭聚会的形式并非彼此独立、互不关联，而往往是以某一种为主，同时旁涉其他。并且，具体的聚会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种形式的家庭聚会，都并非如它表象般虽热烈却单薄，而是涵纳了深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的。 二、尊尊亲亲：团圆开场之伦理本位 团圆开场所依托的聚会，虽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横切面，但却是家庭包括社会纵深文化的体现，背后凝聚着强大的聚合轴。总体上说，它彰显了儒家思想中的尊尊与亲亲之道，是对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等规范的实践与演绎，切实体现了儒家礼教的道德对家庭的渗透，是对中国文化伦理本位的形象表现。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梁漱溟先生曾一语贯之：举凡社会关系一概家庭化之，纳国家于社会伦理之中，［2］174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社会关系伦理化，即以家庭关系架构全部社会关系，可谓一语中的。尊尊与亲亲，是个体家庭伦理相安的必然要求。前者侧重于等级秩序，在家庭内体现为尊卑有序，长幼有别；而后者则更关注自然血缘亲情，体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谊关系，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 首先，亲亲之道。“亲亲之恩莫重于孝”，［3］孝道作为统治阶级始终大力提倡和宣传的中心内容之一，早已成为家族及社会活动应当遵循的原则。《琵琶记》蔡伯喈、赵五娘以春酒介眉寿；《还魂记》杜丽娘感念“寸草心”难报春光于一二，故明媚之日请父母宽坐后堂，“敢进三爵之觞，少效千春之祝”等，皆体现了对父辈的拳拳孝心。就连性素顽劣的非正面人物在牵涉到“孝”的问题上亦毫不含糊，如《蕉帕记》胡连，几日见父亲“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便特备酒筵，请父母到花园赏海棠以遣闷怀。这些聚会还擅长以女子对姻事的推缓来表达延长居家致温情之礼、承欢膝下的意愿，如《荆钗记》中的钱玉莲、《春芜记》中的季清吴、《玉环记》中的张琼英等，虽然这种行为多少带有一些闺中少女对琴瑟之事本能的羞涩推脱之意，但从人之常情揣测，其孝道意义决非止于表面。对父母一方而言，也多能以“慈”之形象出之。梁漱溟有一段话颇能道出国人心声：“于人生各种关系中，家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又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所亲者之悲，其悲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是所谓亲亲也。人生之美满非他，即此家庭关系之无缺憾。”［2］168传奇作家所以设置如许多家庭聚会，其深层意味之一恐怕即在于此。另外，在聚会中，父母常在喜庆气氛中表达一种“长自萦心”的“集体忧虑”———子女姻亲未遂。对晚辈“婚嫁及时”的愿望固然牵涉对家族整体利益及形象的考虑，但就人情而言，不得不说这是父辈对子女终身有托的人性关怀。 对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家庭聚会亦多有体现。《荆钗记》、《香囊记》、《双珠记》等篇，皆是作家对兄弟（妹）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描画，所谓“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夫妻之道的呈现亦是作家不惜笔墨处。如《三元记》中的冯商，虽有无子之虞，却无绪妾之想，与结发妻子感情甚洽。他广有家财，却最渴望“闺门伉俪恩浓，琴瑟调和”、“偕老夫妻，百岁和同”。《精忠记》里的岳飞，在宴会中展现的更是侠骨中颇具柔情，“莺燕于飞”，“夫妇和谐”，充分体现了夫妻之好。此外，那些年迈父母同现于聚会中的出目，更是以华发苍颜依然和顺相契为子女上了一出成功相与之课，《琵琶记》、《怀香记》、《玉环记》即是如此。总之，这些聚会多能呈现夫唱妇随、和乐美好的家庭图景。其次，亲亲中实现尊尊。细加比较会发现，家庭聚会中的人伦关系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表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同时，着重突出强调了子孝于父、弟恭于兄、妻顺从夫的这一方面，在原来自然的人伦关系基础上加入了等级服从的因素。聚会中作为父或夫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子（女）对父、妻（妾）对夫的趋向于绝对道德的孝敬或顺从等等。从而，这种关系也就标示了儒家伦理本位所具有的二重性：即它是自然与人为、等级森严与团结和睦的结合体。团圆开场中的家庭聚会，无论从哪一种具体类型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家庭成员们在伦理关系上的各自到位达标、彼此相安，这种现象实质上图解着明代文人的家庭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虽然，明传奇的家庭聚会多少会有些过于理想化的图景，和现实尤其是明代后期的现实生活不可避免有一定的差距。但作家正是这样，借家庭聚会之鲜明的重伦理、重道德的倾向性，来表现传统伦理美德，并通过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弘扬促成社会统一伦理规范，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另外，团圆开场的伦理本位在整个剧本中具有一种“磁场”效应，或者说，它奠定了整部戏的“礼”之基调，不自觉地显现出对全剧情理的导向功能。在以绝对伦理本位开篇的作品中，似乎预示了后面剧情对礼这一核心大磁场的萦绕。作家已经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化观念融入到了戏曲创作中，不管是自始至终皆自觉履行礼法规范，还是“始若不正，卒归於正”的曲线回归，都无一例外的与开篇所定下的伦理本位基调相吻合。对于剧中人而言，对爱情的追求可以忘却一切礼法，诉诸于任何浪漫或梦幻的形式，但是对爱情的守护却不得不回到现实，屈尊于伦理本位的社会环境，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遵守和维护中赋予情以合礼性。《还魂记》、《怀香记》等篇皆是如此，所谓“名教无伤，风雅斯在”。［4］当这些剧作搬上舞台时，观众除了受到情的冲击与点醒之外，同时也会有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熏陶。#p#分页标题#e# 三、冷热叠出：团圆开场之结构意义 团圆开场模式的选择体现了剧作家别具匠心的结构安排。首先，便于出场人物介绍。戏曲的舞台表演性决定了作家必须尽量让主要人物提早亮相。所以，成熟后的明传奇体制，第二、三出便分别进入“生旦家门”，以交待剧中主要角色。其次，“开场团圆”融入了作家对剧情结构冷热悲欢的总体性考虑。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关涉爱情戏的。除《玉镜台记》外，其余作品都只安排生旦中的一个角色家庭展开聚会，而涉及到较隆重的家庭宴会的，则更是只有旦角家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由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行为规定及价值期待不同，一般剧本开篇即从家庭走出求取功名的定是生角，故其家门戏以离别为常见，家庭成员由聚趋散。而旦角出身显赫的家庭条件则使得隆重的聚会更为生活常事，并且，闺中女性“守”的传统形象更有利于作家围绕其展开家庭聚会。 另外一种情况是非爱情题材的作品。这一类中生、旦往往作为既成夫妻而非将来的恋人同时出现在聚会当中，它一般不涉及相邻出目的冷热搭配与冲击，其紧要处在于与下文情节形成悲欢离合的对应。所以，此类家庭聚会常紧随“副末开场”后出现。如《琵琶记》、《香囊记》、《精忠记》、《三元记》、《彩毫记》、《四喜记》皆是如此。这种结构安排使戏曲含蕴了更为深沉的意味，尤其当欢闹的宴会成为一种固定模式时，读者和观众会很容易模糊、跳过甚至误读了这种意味。聚会乐则乐矣，春光美则美矣，但这不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多数聚会团圆本身便酝酿了分离，欢乐背后也潜藏着忧伤。尤其是这类生旦同宴的聚会，莫不是在极热闹处呼应着后文的分离甚至诀别。如《精忠记》岳飞一家宴会时的天伦之乐，《三元记》冯商与妻妾的极尽欢娱，无不对应着宴会之后巨大的落差———生离或死别。即便前文分析的爱情戏，也多在聚会中透露着不和谐因素（详见上表“忧虑之念与离别之音”栏），它们要么点染了乐中的愁，要么指向了聚后的散。正如李渔所言：“骨肉团聚，不过欢笑一场，以此收锣罢鼓，有何趣味？”［5］ 所以，在聚会结束之际甚至聚会当中，剧中人总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忧虑。这些都是对剧中人而言特别具体的人生忧虑，要么哀叹女未嫁，要么督促子赶考，这尚不包括几乎每出欢聚都有的慨叹青春易逝、美景难再的人类永恒的哀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家庭聚会为载体的开场团圆与所谓“大团圆”结局是有密切联系的。明人卓人月曾在《新西厢》序中批判当世戏剧：“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长，此定局也；且也欢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后。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哉！”“第如世之所演，当悲而犹不忘欢，处死犹不忘生，是悲与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讽焉？”［6］ 客观而言，他只说对了一半。当世之演剧者，并非都“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还有不少作品始于团圆宴笑，亦终于团圆宴笑。需要注明的是，“始”和“终”，都只是划定的人生的某一段状态，而非全部。终场的团圆宴笑之后，可能是另一段穷愁泣别的开始。但最精彩的却是一始一终的中间状态，它占据舞台时间最久，也是人生的最常态。并且，“世之所演”，除却“当悲而犹不忘欢，处死犹不忘生”之外，也还有着欢时思悲，生而念死的演绎，这些都含蕴在开场团圆模式下的作品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以团圆开场，并以团圆作结，中间经历若干分散离愁的模式比起那些“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的作品更具发人深省的力度。 综而论之，在以《六十种曲》为代表的传统戏曲中，团圆开场已成为一种常见开篇方式，它以家庭聚会为依托，体现了以尊尊亲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伦理本位思想。作为一种绝对化结构，在彰显戏曲独特艺术品味的同时，又揭示了作家“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融进了作家对剧情结构冷热悲欢的总体性考虑。这种团圆开场现象虽不如大团圆结局那样普遍，但却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之一，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