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正义党是不仅在阿根廷国内而且在整个拉美地区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至今，正义党先后多次在阿根廷执政———20世纪中期以来，正义党的执政时间占民选政府时间的一半以上;80年代末以来的22年中，更是达到执政20年的高度;刚刚结束的2011大选，克里斯蒂娜得票远远超过主要竞争对手，以明显优势成功连任，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根廷向民主制度回归以后在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记录。从其拥有的生态资源的角度，解读正义党上台执政或选举失利的历程，总结相关经验，明确其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正义党多次上台执政的经验 (一)正义党自身资源方面 第一，本土特色鲜明的民众主义思想———庇隆主义(又名正义主义)，顺应了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求，凝聚了人心，为正义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阿根廷民族民主运动兴起一个新的高潮，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激励、指导阿根廷走上发展之路，实现政治独立、经济自给。但当时林立的政治思潮并未能承担起此重任。40年代，在融合民众主义、民族主义、职团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基础上，庇隆提出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口号，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庇隆主义。庇隆主义的出现顺应了阿根廷民族资本发展的需要。因而，它不仅迅速成为庇隆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给庇隆主义者的政治实践以指导;也成为连接阿根廷民众独立自强梦想项链的一根绳子，成为多数阿根廷人实现梦想的载体［1］，对阿根廷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伴随时代变迁，庇隆主义也经历了曲折，但它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阿根廷具有广泛的民族基础。可以说，庇隆主义为正义党凝聚人心进而上台执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第二，选择走“第三条道路”，实行独特的发展政策，较好地适应了阿根廷的生态环境，赢得了特定政策资源。从庇隆第一次当选总统即正义党首次执政起，正义党就尝试奉行一种“第三条道路”，试图保持“与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等距离”。庇隆主义政党坚决走“第三条道路”的决心不仅表现为庇隆主义公开声称要走“第三条道路”，且对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还表现为根据阿根廷的实际采取相应的发展政策。例如，庇隆第一任期间，为推动政治发展，采取政策鼓励工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同时，还实现了妇女选举权合法化;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实施了工业化、国有化政策，还采取政策扩大和掌控对外贸易;为实现社会正义，制订了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住房条件、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也存在一些局限与问题，但总体来讲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正义党赢得了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正义党当前采取的发展模式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中低收入阶层加大补贴力度。虽然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阿根廷的经济也面临困难，但正义党当前的发展模式总体上交出了令阿根廷民众满意的答卷。例如，阿根廷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2%，2011年阿根廷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有望达到8．3%。大致而言，此发展模式表现良好的原因在于，它延续了传统庇隆主义的理念，是对梅内姆时期发展模式的修正，体现出更多的本土色彩，更易为民众接受，更适合阿根廷的实际，而且它确立于前总统基什内尔时期，克里斯蒂娜在刚结束的竞选中也明确将继续采取该模式，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发展模式的良好表现帮助正义党赢得了民众的认可与支持，这无疑是克里斯蒂娜成功连任的重要因素。 (二)外部资源方面 第一，与工会等团体组织关系密切，获得其大力支持。工会是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参与国家权力机构，可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工会之所以能迅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扩大自身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庇隆———庇隆依托自己的劳工思想，发展完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劳工政策体系，并将之付诸实践。通过一系列有效举措，不仅帮助工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还使工会进入权力机构，成为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庇隆劳工政策的核心是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会运动，通过政党组织和领导工会。实际上，在庇隆劳工政策中，组织和领导工会的政党正是正义党本身，而非其他政党。如此，国家、政党与工会就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帮助工会发展，由正义党领导工会，为正义党稳获工会支持提供了条件;而提高工会的政治作用，相当于提高了正义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掌控砝码。工会政治作用的加强，也可以理解为政治参与某种程度的提高。工会可以组织动员民众，工人可以借助工会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增加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渠道，增加了正义党执政的合法性。除了在和平时期或正常状态下给正义党以支持外，在非常态下，工会组织还会代替正义党开展活动，或者正义党以工会的名义开展活动。例如，1955至1973年间，军政府禁止正义党参与阿根廷国内政治活动，正义党不得不借助工会来开展政治活动，从而得以继续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第二，人民对正义党持有相当信任与期待。从历史上看，正义党具有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即每当经济状况不佳，并引发相关经济社会问题时，阿根廷民众往往首先想到正义党，期待其能改变局面。这固然反映出民众希望通过更换执政党从而实现政策转变的一般心理，也反映出民众对正义党抱有较高的信任感，并期待其给自己以满意答案。民众的支持无疑是正义党能够多次上台执政的强大后盾。第三，反对党相对弱小，且力量分散，无法对政权发起有力冲击。相较而言，阿根廷的多数政党力量相对弱小，单个政党很难与正义党抗衡。而反对党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大降低了相互合作的可能，导致它们很难整合力量。在2011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即意见不一，未能协调立场，联合推举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而是各自推出候选人参选，使反对党的选票更加分散。反对党在大选中几乎未能主导任何议题，未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替代性政策。结果，执政联盟的优势得到巩固和加强，各反对党遭遇惨败，力量均有所削弱，进一步推动了朝大野小的政治格局。二、正义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p#分页标题#e# (一)正义党自身因素方面 第一，思想理论方面出现变动，会破坏党的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动摇党的理论基础，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例如，梅内姆领导推动的改革，不仅包括对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包括对正义党自身的改革。这一改革从整体上背离了传统的庇隆主义，或者其改革体现的理念与传统庇隆主义相去甚远。譬如，传统庇隆主义在经济方面强调国家干预、保护发展民族工业;而梅内姆则力图通过充分私有化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自由化。再如，正义党历来重视维持与工会的密切关系，梅内姆却发起“去工会化”运动。固然梅内姆的改革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也体现出正义党力图通过改变应对新环境的努力。但总体来讲，其改革体现出更多实用主义的倾向而非传统的庇隆主义。如此，党的指导思想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党的思想基础被动摇，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另外，梅内姆改革不但未取得预期成功，却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这些都成为导致正义党世纪之交那次下台的重要因素。 第二，高度分权的组织方式影响了中央的权威，使党饱受组织松散之苦。阿根廷的多数全国性政党都以国家联邦制为模板，采取高度分权的组织方式。正义党也不例外。正义党是以省为单位进行组织的，因而各省党组织在党的序列中是最重要的一环。各省党组织均具有非常大的自治权，都有自己的党章，各省党领袖均可自行决定本党候选人的遴选程序，等等。中央与各省组织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对省组织的影响也比较小。当中央与省之间就某些问题进行协商或出现矛盾冲突时，彼此之间很难协调。这不仅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也影响了党作为全国性政党的组织整体性。 第三，党的“运动主义倾向”明显，或者党具有“运动主义”的传统，影响党的制度化建设的同时，也影响到其政策效果。正义党的“运动主义”传统始于庇隆。他曾公开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政党，我们是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运动”。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讲，“运动主义”的倾向会影响到党的纲领与目标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会影响实现党内生活的规范化、有序化，也就是说，影响党的制度化建设。与轻制度化建设相伴随的是重个人因素。个人因素的彰显及组织制度因素的虚弱往往导致党领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或者党领袖直接绕开党组织而开展个人魅力型活动。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意味着存在出现个人专断、家长制作风、极度膨胀的个人权力等危险的很大可能，这些危险的危害有目共睹。绕开组织开展个人魅力型活动则会削弱党的权威，影响政党作为连接政府和民众桥梁作用的发挥，导致政党组织面临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 与组织制度化运作相比，“运动主义”的方式虽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领域、特定的环境下有其特定价值，但是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仅靠“运动主义”的方式，很多政策是无法开展也难以为继的，即使勉强开展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例如，“运动主义”的方式明显不适用于经济领域，以“运动主义”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不仅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还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第四，党内派别林立，党内斗争激烈，影响了党内团结，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正义党党内历来派别林立，党内斗争激烈。当存在魅力型领袖时，正义党可以凭借领袖的个人魅力将各派统合在一起，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维持党的统一(至少是表面上的统一)。一旦凝聚全党的魅力型领袖缺失，即协调各派并将之统合在一起的维系纽带断裂，正义党往往陷入群龙无首、内斗不休的境地，这严重干扰了党内正常生活，破坏了党内团结，削弱了党的凝聚力。例如，正义党的内部派别斗争直接导致其在1983年的总统大选中败北。再如，进入新世纪以来，正义党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在2005年的中期选举中，如果按照其名义上的议席衡量，正义党在众参两院都占绝对多数，这对执政党政策的顺利制定与实施本应是利好消息。但党内的派别斗争导致正义党各派纷纷与其他党派组建同盟，使党的力量大大分散，名义上的绝对多数在实际上很难发挥应有效力，党的执政政策经常无法顺利通过，或者通过了也因多方掣肘而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党内派别斗争不仅使党的凝聚力严重下降，影响了党的形象与力量，也成为正义党谋求连续执政的不稳定因素。 第五，过于依赖工会的支持，受工会影响过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正义党的组织性与独立性。正义党在享受来自工会的强大支持的同时，也受其影响、制约。其一，工会的领导人往往被吸收为正义党的领导，也会在正义党政府中任职;其二，工会在实际上分担了正义党的部分职责与功能;其三，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正义党维持自身日常运转及开展竞选活动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工会。鉴于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正义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工会，自身组织性、独立性受到影响的同时，制定政策等方面也颇受制约。一旦处理不好与工会的关系，正义党将面临非常大的危机。另外，过于受某一团体的影响，无疑会影响政党利益表达与整合职能的正常履行，进而影响其形象及民众对其的信任程度，从而降低该党的吸引力。 第六，政策方面的失误，影响了党的执政绩效。执政党的政策直接影响着其执政绩效。政策失误或执行不力，往往会给其执政前途带来极大威胁。纵观正义党历史，每次选举中的失利，多与其选举前执行的政策表现不佳相关。还是以梅内姆改革为例，梅内姆采取休克疗法大力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及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的缺失，导致阿根廷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最终演化为经济与社会危机，影响了正义党的执政绩效，成为导致其下台的重要原因。 (二)外部因素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包括正义党在内的所有政党而言，阿根廷的生态环境并不特别优良;或者说，阿根廷生态环境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影响着政党的发展与功能发挥。 第一，侍从主义的盛行不仅影响了政党制度化的水平，也使政党很难拥有稳固的选民基础(核心选民)。在选举过程中，侍从主义的典型表现是政党通过直接向选民提供物质刺激来换取选票。在侍从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政党并不特别重视自身的制度建设，制度化水平往往较低，而且政党往往也并不积极去关心、表达选民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整合功能的发挥有限。这些无疑降低了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感与忠诚度。相应地，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政党很难拥有核心选民即稳定的选民基础。#p#分页标题#e# 第二，部分民众对政党持不信任态度，使政党面临合法性危机。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阿根廷民众对政党的信任程度低于拉美平均水平(1)。由此，“把它们全清除掉!一个也不留!”的呼声也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兀。这些均反映出阿根廷民众对本国政党抱有不信任情绪。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直接导致阿根廷政党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 第三，军人干政的威胁。拉美各国多存在军人干政的现象，由于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阿根廷也屡受军人干政之害。军人干政无疑会打断民选政治。譬如，1955年的军事政变不仅迫使庇隆流亡国外，正义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再如，1976年军事政变后，正义党再次被禁，被剥夺了在国内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根本谈不上通过合法途径上台执政。 第四，经济绩效的压力。执政党的各方面表现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向来影响着其执政命运。在阿根廷，经济形势和大选结果往往密切相关。例如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下，阿根廷经济表现低迷，致使民众对正义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执政联盟在议会中期选举中落败。虽然正义党当前的发展模式表现良好，赢得了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但正义党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对阿根廷经济的冲击、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等等。如果正义党不能有效缓解这些压力，确保阿根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绩效的下降势必影响其执政前景。 三、结语 正义党多次执政的经验表明:第一，执政党应该加强自身思想理论建设，增强自身思想理论基础的本土特色。第二，执政党应该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第三，执政党应该注意协调与各类政治力量的关系，获得稳定有力的支持，稳固执政的社会基础。第四，执政党应该重视自身在民众中的威望与形象建设，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巩固执政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 正义党面临的挑战表明:第一，执政党应该注意维护自身思想理论基础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避免因改弦易张而引发的思想混乱。第二，执政党应该加强自身制度化建设，减少党内派别斗争，维护党内团结，避免过多运用“运动主义”方式。第三，执政党应该注意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避免对其他团体组织的过分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