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林 单位：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医学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对于疾病和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其独特的文化塑造之下形成的疾病观念和治疗行为被赋予其本民族的特色，就目前而言，藏医、傣医、苗医就是典型的代表。医学人类学从病患对于疾病的理解和反映出发，并分析其所处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因素，充分挖掘本土的文化认知体系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目前对于佤族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我归结主要有佤族传统的宗教对于当地人疾病观的影响；独特的佤族中草药的研究；对于当地的传染病疟疾的研究。《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中记：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边境的西盟、沧源、孟连、耿马、澜沧、双江、永德、镇康等县及西双版纳自治州。而西盟和沧源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两县的佤族人口约占我国佤族总人口的50%。佤族分布区称为阿佤山区，最高山峰海拔2900公尺，最低山麓海拨为1000公尺左右，阿佤山属亚热带气候，同一村寨的山上和山下气温有很大的差别，如沧源的年平均气温在17度左右，西盟地区的气温为15到16度左右。常年降雨量为1500公厘到3000公厘，又分雨季（6月到十月）和干季。农作物有稻谷、包谷、荞、小红米和豆类。经济作物有甘蔗、茶叶、棉花、麻、木棉、烟草、橡胶等。此外阿佤山地区独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也孕育了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和名贵的动物药材。
1宗教认知中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对于佤族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而言，其本民族宗教的影响对于当地人疾病的认知体系是非常大的，赵富荣《佤俗风俗志》、《中国佤族文化,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魏德明《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田继周、罗之基《佤族》,罗之基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盟佤族卷》等,相关的著作都涉及到了佤族宗教的研究情况。总的来说对于佤族的宗教研究最重要的是其原始宗教的影响。朱力平的《传统宗教与佤族疾病观》中探讨了佤族宗教信仰中的鬼魂观念对于人们疾病认知体系的影响。由于受到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佤族在对疾病的认知上和云南其他民族有着共同点,认为使人致病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人魂被吓丢或是身体上的魂游离不回来的结果,因此人病了，二是碰到或冲撞了鬼魂山鬼、水鬼、树鬼、石头鬼等而生病，三是由于人们违反了禁忌,违背了道德规范,冒犯了神灵的时候,人们敬仰的神灵有自然神和家神、祖先神会给人降下灾难和疾病,佤族在鬼魂观念影响下,其治病行为主要是以叫魂、祭鬼、驱鬼等形式为主”①。这是比较明显的文化塑造的疾病的认知、理解与治疗方式的选择，也就是说，佤族生活中的“鬼”的观念与禁忌是疾病的源头。就以我在西盟县岳宋村所作的调查来看，这种疾病认知的现象在1952年以前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以前，佤族基本上没有任何卫生防疫设施，因其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客观条件使当地的卫生知识处于原始落后的的状况，另外由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的影响，当地的传染性疾病非常的普遍，而当时当地人治病的主要方式就是做鬼。且这种做鬼行为一直伴随着当地的卫生防疫的发展而存在。做鬼的思想基础源于其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佤族的万物有灵主要是对“灵魂”的崇拜，对佤族来说，“鬼神”的真正含义是各种“精灵”和抽象的超自然力量，佤族认为自然界的每种存在物都有“鬼神”且每种鬼神不一样，“鬼神”有大小之分，但是大小鬼神之间没有任何的统辖关系，大鬼管大事，小鬼管小事。发生什么事就请魔巴做什么鬼，这种事情和现象是这个鬼所为，只有做这个鬼才能得福免灾，做其他的鬼不能解决问题，是无用的②。因此在当时佤族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做鬼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尽管从1952年后，当地的卫生防疫在逐渐的改善，但是做鬼仍然以其独特的价值存在于特殊的人群以及相应的社会活动中，尤其是以疾病的做鬼最为显著，轻病请魔巴手持芭蕉叶、小鸡、饭团念咒赶鬼，较重的病则备鸡、猪、米请魔巴到鬼山上做鬼。另外，佤族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禁忌也是人们对于疾病认知的来源，李国明的《佤族禁忌的起源及演变初探》中探讨的佤族禁忌的起源及在佤族中存在的一些禁忌，并把禁忌的起源归为三类：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这三个范围中的禁忌不断的规避着人们的行为，包括伦理道德的传承、洁净与危险的划分、疾病同健康的心理认知等。作者在文中提到了禁忌的淡化和从群体到个体的一种转变，这也是医学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中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传统、本土的东西的流变，如何把握起最根本的东西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现在合作医疗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这势必会对佤族传统的做鬼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对其是一种颠覆，当其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做鬼治病的行为被科学看成是一种迷信的时候，医学人类学该如何置之这种“神药两用”的现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当地的佤药的研究
这是医学人类学在佤族地区研究得最多的问题。龙鳞的《佤族的药食同源文化》中主要列举了佤族的茶叶、槟榔、水酒、鸡肉烂饭、小豆三桠苦粥等的重要的药膳的价值。许德龙的《佤族药名初探》中主要探讨的佤族当地的一些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名称。庞益富等的《佤族医药常用药物的应用特点浅析》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了佤族当地的一些中药的功能及用法。锐芳的《佤族医药的产生和发展》中叙述了佤族医药来源的传说，同时也探讨了其宗教信仰与禁忌中魔巴所充当的“医生”的角色。总结了佤族医药的特点，即一是“用药广泛。所用药物多为当地或邻近地区的植物、动物、矿物药等，二是用药独特，三是医疗手段丰富。庞益富等的《佤族医药经验初探》（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年第10期）中总结的佤族医药的经验，并总结了其独特的疾病的治疗方法。龙鳞的《佤族医药文化浅述》中详细的论述了佤族医药史及其医药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于疾病的分类，文中这样论述“佤医对疾病的分类，主要以得病部位和疾病特征分类和命名的。以部位分类和命名的疾病，是以得病所在部位而得名的；以疾病特征命名的疾病，是以疾病的特点及症状反应等方面的表现而得名。以部位分类和命名的疾病有：涩夺（即肝病）、涩闹（即肺病）、涩送拉（即脚痛）、涩盖（即头痛）、涩整（即手痛）、涩都（即胃痛）、涩更瓦（即肠炎）、涩西安（即骨痛）等等。以疾病特征分类和命名的疾病有：涩胃（即定时来的，间日疟）、涩巴（即感冒）、涩挖（即中暑）、涩龙（即腹泻）、涩维（即恶性疟）、涩艾（即眼病）等等”③另外作者还对佤族疾病的治疗方法、用药特点和当地的禁忌做了详细的梳理。王志红,郑进，谢薇,何丹的《佤族医药的现状考察及发展思考》中对佤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作了详细的梳理，同时也对佤族医药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包括医疗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佤族医药的深层次的开发、整理和传承。总之，对于佤族医药的研究而言，综上所述多数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佤药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很少有涉及到佤药的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对于佤族当地而言，在历史的发展中做鬼是很普遍的疾病治疗方法，除了学者进行的相关专题的开发外，对于佤药的重视并没有藏药、傣药那样的明显，而且对于佤药的研究很多都集中于从医学的角度来探讨佤药的要用价值，在文化层面上很少涉及到，如从病患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些佤药的作用与效果，从病患自身的理解与选择上看佤药的文化的适应性。所以这也是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对当地传染性疾病的研究
佤族地区属于亚热带和热带低纬季风气候类型,曾被称为“瘴疟之乡”,是瘟疫的流行区,是疟疾、天花、霍乱、痢疾、肝炎、流脑、肺结核等疾病的高发区。同时对于地处边境的佤族而言，交通的闭塞使疾病信息传播不顺畅，经济和政治、社会力量的不足导致在传染病预防上的力不从心，地方政府的调控和干预的能力因硬件设施的缺乏而没有发挥效果，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也仅涉及到当地的传染性疾病中疟疾的研究。许建卫、夏敏的《西盟县佤族疟疾防治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佤族地区关于疟疾研究的情况，主要是重视本土的理解，即对于疟疾的认知及其防治的看法、行为体现及病患的求医的现状、态度、费用支付能力和障碍等。在文中作者很清晰的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三方面来叙述了当地疟疾的发生与预防的情况。同时作者还创新地在文章的后部分提出了一些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了与疟疾产生的相关的文化（主要是从佤族语言的表述上来探讨当地的人们对于疟疾的认知情况）；个体的知识、态度、行为与疟疾控制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态度的重要性，只有人们把疟疾当做一种严重的疾病来防治，一切有关疟疾的科学的知识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实现个体认知到群体意识的转变；作者在文中还提到了疟疾的有效防治还需要的是宏观的交通、卫生条件及微观上的家庭经济能力。这些因素对于佤族地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所有对于边远地区传染病是客观与主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防治上也需要个体、政府、社会的共同合作，同时需要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信息、教育、交流与行为的改变是防治疟疾的基点。这些可以说都是医学人类学在文化层面上的关注，从患疟者的态度、行为出发来提出有效的防疟措施，同时也能够实际的考虑到防疟中的困难和障碍。而许建卫、夏敏等的《云南西盟佤族居民患疟求医的现状、费用支付能力和障碍》（中国热带医学2004年第6期）可以说是在我上面提到的文章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应用分析。在了解佤族地区的患疟求医的现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地对于传染病治疗中的障碍，主要基于当地的家庭经济能力进行分析，因此，可以说传染病是一种区域性的疾病，其传播快、治愈低的特点使患病人群和地方政府往往无法有效的进行控制，同时人类学家对其的把握和控制室很困难的，没有专业人事的帮助，没有专业的疾病知识和防治手段对于我们进入疟疾流行的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很困难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对当地的疟疾的研究很少的一个原因。其次是对于佤族地区艾滋病的研究，张源洁、杜鹃的《佤族农村地区艾滋病歧视现状及其原因分析》中系统的探讨的佤族地区艾滋病的现状（包括语言的歧视和行为的歧视），并从内部文化（害羞文化、宗教信仰、本土性观念）与外植文化（政府政策、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大众的宣传和报道）两方面系统分析当地艾滋病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而对于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出了在一些文献中提到那类疾病的存在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涉及到相关传染疾病的深度研究。
4佤族医学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上述我在文中提到的三大范畴的研究内容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的研究内容不断的呈现，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4.1外出务工的人员的疾病与健康的研究外出务工逐渐变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辍学后都选择进城务工，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而在佤族地区，由于地处中缅边境，跨境的流动时非常普遍的，主要是去缅甸地区进行商贸的往来，而在思茅、昆明、广东、广州、河南等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也非常多，对于这些打工者而言，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很容易改变他们以往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健康是没有完全的保障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赚钱过上好日子，而其他方面并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工作、生活、交往的复杂环境促使其健康意识薄弱，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往往使他们容易受到某些传染性疾病的困扰而不知。没有良好的健康意识往往使他们成为疾病的传染源。因此我认为这一现象必须药特别的重视，对于佤族地区而言，这类群体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外出务工群体的健康意识的重视不仅仅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更多的是公共卫生建设的需要，只有从个体的意识、行为出发方能实现群体行为的改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的建设来说说这也是一大幸事。
4.2新型合作医疗进入佤族地区的发展研究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西盟佤族自治县概况》中涉及到岳宋村卫生防疫及合作医疗实施的发展过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也是医学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现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之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的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民看病贵、难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对于佤族地区而言，合作医疗的实施与当地存在的做鬼治病之间的博弈也是不言而论的。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合作医疗，而什么样的人群有选择做鬼；合作医疗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制度机制是如何的？村民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看待合作医疗？合作医疗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遇到的障碍情况；如何能使合作医疗在农村地区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神药两用”的情形的正确认知等，这些都是有关合作医疗的相关问题。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将是农村地区甚至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趋势，而能切合实际的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有利于实现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实现医学人类学的终极关怀———对于个体健康的重视。
4.3变迁中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群心理健康的研究这是一个微观的健康为题，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是指身体、精神和社会康宁得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身体的虚弱”④，我个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个体甚至是群体的心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都市人类学对于都市群体的胜利、心理的眼研究具有都市的社会性特点，而对于巨大变迁中的少数民族人群而言，政策的变换、农村的变迁、信息的传播、观念的转变等无疑会给各种群体的生理和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外植文化的扩散使其本民族习以为常的东西在逐渐的消失，面对这样的情形，当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怎样的？当地人在面对这种外来影响的主体选择是什么？当地人如何传承和保留本民族传统的东西，如何发出自我的声音？这些都将是医学人类学需要关注的问题。#p#分页标题#e#
4.4关于佤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而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济中的贫困人口救济；社会优抚中的国家补助这些都可以使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内容，这种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宏观的政策层面和微观的制度运行、行为干预的相互作用，而针对于目前的民族地区（不仅是佤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对象的增加，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使地方保障制度呈现疲软的现象，如何实现其科学而又切合实际的改进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