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女子教育模式分析

元代女子教育模式分析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一的国家。元代幅员辽阔,国际交往活跃,城市经济繁荣,蒙汉文化不断交融,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妇女的教育中也是比较典型。本文主要从元代女性受教育的内容,以及受教育的方式探讨元代女性的教育问题。   一、教育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力,但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接受了妇德教育,即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和礼仪等内容。元代女子也没能摆脱这一命运。   (一)妇德教育。   元代对女性的教育,首先重视的仍然是妇德教育,“家之兴废,往往系于女德之何如”[1]。除《女教之书》之类的贤行集锦类外,多数仕宦家庭还把一些礼教经典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如《孝经》、《论语》等。仕宦阶层尤其重视“女德”的教育,无论是女家择婿还是男家选妇,女性“通诗书”都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如张妇,“自刘向、范晔而下,所记烈女事,无所不观,且雅善鼓琴,喜为诗歌,习之昼夜不倦,如学士大夫。父母以为贤,恒为择对,不肯嫁凡子”。后见“落落有奇节”的张员,(父)慨然曰:“是可与吾女齐。”[由此可见,元代仕宦阶层不但很重视自家女儿的教育,而且要求未来儿媳能知书达理,以期能使家族兴旺发达。尽管对女性的各种限制越来越严密,“无才便是德”的概念却似乎并没有强化。另外,封建家庭主观上期望女性增进“妇(女)德”的修养与熏陶,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女性掌握文字工具,进而打开文化学习的大门提供了机会。   (二)技能教育。   元代平民女子接受的还有百工技艺方面的教育。这种专门的技艺教育,不是为了陶冶情操、培养兴趣,而是为了养家糊口。如元代对纺织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黄道婆,她将海南崖州的植棉、纺织技术带到内地,使纺织技术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从此,棉纺成为农家妇女们重要的家庭技术教育内容。对大多数平民女性来说,纺纱织布可以贴补家用,维持生计,甚至一些女子纺纱织布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妇女们的纺织技术通过家庭母教代代相传,使我国的纺织业从元代开始直至明代中后期,一直非常发达。而江南地区的汉族平民妇女的纺织技巧、女红素质甚至成了她们社会地位高低、个人终生幸福与否的决定条件。女子学习“女工”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教育。仕宦之家的女子还可以学习书画、琴艺的技能,当然那是一种奢侈行为。以元著名文人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为例,她受家庭熏陶与丈夫的影响,不仅长于诗文,还精于书法,尤工画竹。其姐管道杲说:“夫妇人之事,箕帚中馈刺绣之外,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得非所谓女丈夫乎?”[3]与一般家庭生产技艺传承及仕宦阶层礼乐培养不同,南方有些家庭对其女儿琴艺、歌舞的培养是着眼于“养女蓄利”,女子长大后多充当职业歌姬或媚富求财,甚至典质于人。如浙江长兴“民俗生女则教琴筑歌舞,长利计色,事人取货。岁满,则质他室”。[4]元时由于城市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娱乐业对女性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5]的社会风气,更加刺激了浙江“养女蓄利”的俗尚,个别利欲熏心者“以利诱民家女子,教之歌舞”,以此作为贿赂权贵的资本。[6]总之,元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主要的还是三从四德的传统教育,当然也有一些百工方面的技艺,但那也是为补贴家用,维持生计。   二、教育方式   (一)请师学习。   元代时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往往会请有“德行”的女性充当女儿的家庭教师,传授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如元宣徽院制使贾公夫人毛氏,曾为武宗皇后女师,“以姆教相之,故恩宠尤异,封绛国夫人”。[7]   (二)拜师求艺。   与文化礼教的传承不同,技艺类学习往往需要跟从专门的师傅、教师训练学习。如歌舞、杂技、杂剧等。如教艺妓歌舞的教师也被称为秋娘,“秋娘教歌舞,声价倾新丰”。[8]说明由秋娘调教出来的艺妓身价颇高。   (三)家庭教育。   与前几种方式相比,最常见的教育形式还是家庭的教育与熏陶。元代官学禁止女子入校,家庭便成为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她们主要是受其父母、兄弟或丈夫知识的熏陶,再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勤奋自学获得一定的知识。这种形式的教育往往要求父母等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所以一般适用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如“学士大夫”的徐氏,便是受父所学。其父徐勉之曾是前朝进士,以文学名于世。[9]一些女性甚至是在儿子的琅琅读书声中逐步识文断字的。如刘氏“未尝入学,子长出外就傅,归,必听其课诵,因问以书,遂能通文理,识字画”。[10]尽管大多数女性的家庭教育只是停留在读书识字的初级阶段,但客观上也为女性提供了接受知识传承的手段与机会。   (四)寺院庙学。   元代虽然学校对女子是禁止的,但宗教庙宇对男女是同样开放的,女性可以参加佛教、道教等各类宗教活动。如佛教僧徒为了争取民众,往往利用寺院向世俗民众举办俗讲教育,宣教弘法。为扩大宣传教育效果,佛教僧徒往往在宣讲中掺杂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借以传播佛法无边、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也包括一些粗浅的文化知识。在僧侣通俗布道中,文化知识随同佛道教思想一起渗透在民间女子的意识中。   元代后,随着理学思想影响的日益深入,特别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兴起,女性教育步履维艰,如明温氏在《温氏母训》中说:“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反有损也。”[11]清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清人郑观应在评论当时的社会风气时也说:朝野上下拘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多不让女子就学。[12]女性受正常的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丧失殆尽。#p#分页标题#e#   总之,元代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一个朝代一样,两性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女性没有上学的权利。元代女性的教育大多局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在接受教育和获得学习时间、机会方面要远远少于男子。但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存在专门的、系统的“女德”教育机制,也没有专门的“女教”教材,女性可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选择学习方向,所以元代女性教育有了某种自觉性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