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海民族文化的历史形态：共聚共生
（一）青海民族文化的共生空间青海地区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地理人文环境，构成了该地区民族文化赖以产生发展的生态和土壤。青海地处黄河、长江的源头，在我国西北、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分别与甘肃、四川、西藏、新疆四省区接壤，是祖国内地连结西藏、新疆和甘川藏区的纽带，在地理上占有特殊位置。从青海民族文化的共生空间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两大自然区域：第一，西部和南部牧区：这一区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这里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温较低，空气稀薄，干燥少云；草场宽广，牧草丰茂，是青海游牧文化的摇篮。第二，东部河湟（日月山以东）地区：这一区域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中原农业文化和草原牧业文化的结合部。这里海拔在1000米-2500米之间，水源丰富，黄河及其支流湟水贯穿其间，气候相对温润，宜耕宜牧，历史上一直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逐鹿之地。青海地区地貌类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其文化生态随之呈现出典型的多样化特征，既有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文化生态（以藏族和蒙古族藏传佛教文化为载体，统称“藏文化”），又有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农业文化生态（以汉族儒道文化、回族和撒拉族伊斯兰文化为载体，统称为“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同时还有介于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之间的商业文化生态（以“伊斯兰商业文化”为载体），并表现为与其地理生态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和生计方式的立体分布格局。这三大文化生态反映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迥异和它们彼此的相对独立性，但其总体上又呈现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态势。特别是藏汉两种文化，因其主体在信仰和习俗方面的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呈现出的互动尤为凸显。伊斯兰商业文化也以其极大的包容性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始终与其他文化保持了密切联系。
（二）青海民族文化的经济共生态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的核心是社会成员和利益主体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即对经济利益的占有和分割问题。各个民族在自身长期发展过程中，建构的与大自然的沟通方式，成为其占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禀赋的有效通衢。由于青海东、西、南、北地理生态的迥异，自历史时期以来就形成了在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诸方面各具特征的不同区域，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经济•文化区域，即:青南牧业经济文化区、环湖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河湟农耕经济文化区。河湟地区是由湟水和黄河两条河流冲积而成的谷地组成的。河谷间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为先民们从事农耕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羌人于汉代以前便在此垦殖，汉将赵充国首创的"屯田戍边"政策，逐步由湟水两岸扩及黄河两岸，东部农业区得以开发。以后历代皇朝都将屯田实边作为巩固扩大西陲之策。内地汉族兵民得以将其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此地。传承了中原儒释道思想的中原文化从此根植河湟，成为汉文化的主流价值。同时由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人文生态，促成了河湟地区多民族及其文化交汇带的文化功能区地位，即：河湟地区正好是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交错地带，从地理、气候、资源等条件看，有着三大高原的共同特质，适合来自三大高原的迁徙民族生存发展，故北方蒙古草原的吐谷浑民族、蒙古民族，黄土高原的汉民族，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等都曾在这里走进迁出。加之此地为中原政权的边缘地带，有暇顾及则纳入管辖范围，无暇顾及则实行弹性管理，客观上给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南地区位于昆仑山以南，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它以高亢的海拔、巨大的山体，寒冷的气候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其间如马可西里山、布尔汗布达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卿山等诸多高大山之间遍布高原草原，为藏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世代繁衍生息之地。同时，由于地处高原腹地，使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藏族和蒙古族分别集中聚居，相对封闭保守的宗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民族文化保持着高度内聚性和排他性。环湖地区指日月山以西的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及周围群山高原，历史上为藏族与蒙古族相替居住之地。近代以来随着汉族和其他民族相继迁入，故形成多民族杂居、蒙藏回等民族各自集中聚居格局。宗教在环湖藏族中有深远影响，但相对于青南地区要略显薄弱。随着大通河流域、柴达木盆地及共和盆地相继被开垦为农田，环湖地区日益成为半农半牧经济带，同时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可见，人们选择何种生产方式，并非为其主观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托的自然环境，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直接影响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故青海多元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动关系是与其所依托的经济共生态相伴相生的。
（三）青海民族文化的政治共生态
青海地区南通西藏、东连河陇的历史地理方位，使得这里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封建政权西进、北上和西部、北部少数民族南下、东进的争夺焦点。汉代修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为了“断匈奴右臂”，在今西宁设立具有军事和邮驿性质的西平亭，此后，又设立护羌校尉等。以赵充国为首的移民实边为河湟等地的大规模的屯田树立了榜样，促进了当地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民族构成和文化元素。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分裂、又是大融合时期。包括后凉、南凉、前秦、后秦、吐谷浑等多个民族政权在青海大地角逐建政，随之而来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等大小民族及其文化被不同程度地融入到当地土著民族之中，青海民族文化的内容得以丰富。唐朝时期，吐蕃并吞吐谷浑，与唐王朝形成对峙局面。唐置陇右节度使，驻鄯州（今乐都），大量唐军和汉族兵民进入青海。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势东进，原青藏高原的许多民族均纳入其麾下，史称“河湟之地遂悉为戎”。吐蕃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其部落制度和宗教文化由此在青海高原扎根，成为维系藏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至宋代，吐蕃赞普后裔唃斯啰在青海建立地方政权，对青海民族文化注入了更多的藏文化的内涵。经过了宋、辽、夏、金的大动荡之后，到了元明时期，青海的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和重组，最终形成了今天六个世居民族交错杂居的稳定格局。特别是在明清，中央王朝对青海境内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如对蒙古族实行蒙旗制度，对藏族实行千百户制度，在土族和撒拉族中实行土司制度，在汉族和回族中则实行府县制等。不同政权及不同政治制度的实行，尽管其初衷是通过分而治之，防止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地域上造成对封建王朝统治权威的威胁，但在客观上阻止了各民族的完全融合与趋同，保持了各民族文化的“边界”与个性，使青海民族多元文化才得以共聚共生。
（四）青海民族文化的人文共生态
青海民族文化的起源，应追溯到古羌和西羌文化。考古发掘所示，早在人类史前时期，这里就产生过相对发达的农耕经济文化和畜牧经济文化，这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随着先民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不断适应和改造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互动和碰撞。青海地区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民族是羌，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羌人不间断地向东、向南迁徙扩散，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提供了重要的族源成分和文化元素。羌人之后，中原汉族军民随着汉开河西相继进入河湟地区，汉文化与原始羌文化形成碰撞之势。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青海为羌、汉、鲜卑等诸多民族争夺、驻足之地，青海多民族文化初见端倪。以吐谷浑人为代表的鲜卑文化在青海草原和河湟谷地广泛传播，匈奴、汉、羌诸民族文化亦群雄逐鹿。最终鲜卑草原文化凭恃其附着的政权力量凌驾于青海文化舞台之上。随着北魏孝文帝改革，包括青海在内的羌、匈奴等民族体因民族大融合而逐渐告别了历史舞台。隋唐时期，突厥族系民族和吐蕃民族在甘宁青地区活跃起来。同属突厥族系的沙陀人、粟特人、回鹘人也先后在青海地区留下了活动踪迹。唐代，吐蕃人在西藏高原崛起并积极东扩，安史之乱后，整个陇右地区尽陷于吐蕃，吐蕃得以在此地统治近一个世纪。大量的吐谷浑人和羌人融入到了吐蕃民族中，吐蕃文化随之传播，它是在大量融汇了境内的西羌文化、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吐蕃的强制同化政策下，藏族的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大，藏族渐成为当地主要民族之一，吐蕃文化这一高原强势文化，在此地繁荣达200年之久。宋代以降，凭借着唃斯啰藏族地方政权在河湟流域的建政，吐蕃文化仍据主流，但其发展不失民族传统，宗教上信奉本教，与吐蕃原始宗教相承续，同时尊崇佛教。唃斯啰时期，青海东部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这里的神话与鲜卑萨满文化同羌藏本教文化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为特有的高原神佛文化，该文化笼罩下的民众，长期生活在高寒环境中，精神上沐浴着人神两界思想境界，一直延续到明清民国。元明时期，蒙古人在青海地区呈人口增长趋势，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人也客居于此。最终分化、重组为六个世居民族共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道教、汉传佛教及儒家伦理等多重思想、宗教共聚的多元鼎立的文化格局。这种格局，至明清、民国，再无大的变化。至此，青海地区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四个民族（汉、藏、回、蒙古），加之土生土长的特有民族土族、撒拉族，从而形成了今天青海文化的基本格局。
从青海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该地区民族文化逐渐生成了三个文化圈，即藏传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汉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的主体民族为藏族、土族和蒙古族，自历史时期以，他们就以青海东部宗喀地区为核心区向周缘邻地传播扩散，逐步形成了以共同信仰藏传佛教为纽带的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所覆盖的还有羌人、吐蕃、鲜卑及北方蒙古人等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圈将西部、北部草原游牧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紧密结合，对其所属民族的生活、生产乃至心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圈的主体民族为回族、撒拉族，他们都是世界伊斯兰民族“东进”的产物，其文化也是世界伊斯兰文化体系的“东渐”部分。他们以河湟地区为核心区向北、向西、向南辐射，形成了以信仰伊斯兰教为标志的文化圈。穆斯林民族典型的"小聚居"居住方式，使其表现出强烈的内聚力和排他性。但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与蒙藏文化从文化内核至外在表现都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在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中，通过“以儒释经”等方式，吸收了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髓，使得该体系与农耕经济文化、游牧经济文化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和吸附作用。因此，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汉文化得以在青海高原共聚共生，是与各民族生产、生活及适应心理的相互依赖与密切互动作用分不开的。汉文化圈，主体民族为汉族。汉文化是中原文化的“西延”部分，传承了中原的儒释道文化，传播到青海高原，更是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各世居少数民族的独有文化内涵，因此汉文化具有相当的延 展性和扩张力。历史上在青海形成了中原汉文化西进的三个高潮，即：两汉时期、隋初至唐天宝末年、明朝时期。汉族文化又不得不适应其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替过渡的这块特殊生态和土壤，包括吸收、融入一些土著居民的文化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形成了浓郁的地方性传统文化，这正是青海汉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区别所在。伴随着各民族互动及经济社会变迁，这三个文化圈也日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重合性和互补性。
二、青海民族文化在共聚共生中所呈现的特质
青海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共聚共生的历史形态中呈现出自身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质。
（一）共聚共生，多元涵溶据文献记载，自战国至清代，青海地区先后有20余个民族先后生活角逐于这块土地上。有许多古代民族曾在青海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后来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各民族文化就在此过程中，相互碰撞、相互涵化，共同构筑了青海多民族文化共聚共生的历史。民族迁徙、人口流动、政权更迭往往导致文化从一个地区扩散和传播到另一个地区。［3］历史时期青海地区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行为。共同根植于青海高原独特人文环境和土壤的各种文化，既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也有许许多多的共性，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既自成体系又相互渗透，多种文化风俗与宗教共存于青海大地。有些民族的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有些汉文化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显示出了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共存、各民族文化共存、各宗教文化共存、各地域文化共存的多元民族文化互补共融的特点，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之园的一朵奇葩。
（二）鲜明特色，终极关怀青海民族文化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为其浓厚的地域特色和宗教色彩。青海地区既是高寒、严酷的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又是“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的要塞，因此，青海民族和地方文化中民生色彩比较突出。除此，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河湟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的重要辅道“青海道”，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为历代各民族与中央王朝间的纳贡与回赐、茶马贸易等提供舞台的角色，从而为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历史内容融入了更多的青海地域色彩。青海历来又是多宗教汇聚之地，从而为青海民族文化赋予了鲜明的宗教色彩。从族际间宗教和习俗文化的互动情况看，可分为两个紧密的互动圈：一是藏族、土族、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互动圈，其中，藏族、蒙古族、土族信仰藏传佛教，土族吸收了一些汉族“宗法宗教”的成分，汉族也同样受藏、土两族宗教的影响；二是回族和撒拉族之间的互动圈，伊斯兰教是他们的共同信仰。由各自的宗教认同，进而上升为高度一致的民族认同。
三、现实启示
今天，多元纷呈、共生互补的民族文化格局已经在青海大地上落地生根，这要得益于青海民族文化良好的历史形态与人文基础，但我们仍有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们，以便于更好地为今天服务。
（一）应明晰当前青海文化发展的主调———多元民族文化共聚共生、涵溶互补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总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因而也有其局限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带来的往往是两种结果：一是破坏它的特殊性，二是打破它的局限性。而依据、凭借自身的传统和特点，采借外来文化形式，在相异文化的交流整合中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提升民族文化价值，也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形态的变迁过程，是多元文化交流和整合的过程。多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保护和各族人民的坚守下，青海各民族对现代文明、现代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在逐日提升，但总体上，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仍是面临的危机大于其繁荣景象，主要危机就是边缘化、趋同化、散失化。有人认为，现代化必将导致多元文化的消失，多元将归于一元。但事实上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更应该是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现代化并不意外着文化的同质化，也不是文化的同一化，它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体。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则应是在保持现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利用现代科学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最终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一种有序、和谐的生存状态。当前，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之争、文化冲突尽管已成为民族矛盾的一种反映，但应看到的事实是，各族民众间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趋势也在不断增强。基于此，促进各民族多元文化交流，在求同存异中体现各民族共生互补，最终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之花根植于民族文化，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应辩证看待每一民族文化的两面性青海民族文化作为一定历史的产物，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其发展速度相对于经济社会而言，也呈现出缓慢性，甚至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个别元素还日益凸显出落后、消极的弊端。这就需要我们以扬弃的态度，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每一民族文化，对于民族文化中合乎发展、具有普启遍价值的元素，如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厚德载物”的博大与宽容精神等等，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有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过去哺育了我们的祖先成长，也必将伴随着他们的后代走向未来。青海长期以来囿于自然环境严酷、信息闭塞的不利条件，民族文化中有些优秀、积极的因子长期被尘封桎梏，今天，必须致力于文化体制改革，对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给予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使之真正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三）应立足历史方位与现实坐标，切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推动青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从青海实际出发，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青海文化发展的现状与特征。丰富的原生态人文环境、多元的民族民间文化是青海文化发展的潜力所在，我们应充分认识青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青海长期文化建设投入不足、产能滞后并存的事实。如何以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和经济资源，既是我们的共识，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担当。
作者：赵英 单位：青海省委党校民族宗教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