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恶去恶的合理性
历史并非是理性不断完善的过程，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恰恰相反的是，历史本身充满着暴力与邪恶，古代历史叙事以实录原则呈现这些暴力、邪恶，意在使其成为后世的镜鉴。但历史小说对恶的呈现也招来了非议，有人认为以渲染恶来达到去恶的目的，不啻于火上浇油，只会使人更加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所谓“劝百讽一”。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一书中将这一点称为古典历史叙事的一个悖论：“旨在去恶却呈现恶本身”輳訛輥。实际上这一悖论早已为评点者提及，他们常在历史小说的序言、读法等评点形式中为历史小说直书恶人恶行辩护，明确指出历史小说写恶是以去恶扬善为目的。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非常注意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列国志》中有许多坏人，也有许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坏人也有若干坏法。读者需细加体察，逐个自分出他的等第来，方于学问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坏二字，囫囵过了。”就是说读者需对小说中的善恶正邪有自己的判断，不可人云亦云，不加反省。又指出书中善恶并举的合理性：“夫圣人之书，善恶并存，但取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而已。他本小说，于善恶之际，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则更铺张淫媟，夸美奸豪，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得书可烧、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若《列国志》之善恶施报，皆一本于古经书，真所谓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者，又何嫌于骄奢淫逸丧心蔑理也哉！”輴訛輥蔡元放认为历史小说如果不同时呈现善恶，一味写善，只会使善恶的区分模棱两可，绝不可取，一味对恶行不加评判地渲染的作品更加不可读。《东周列国志》则以《左传》、《战国策》等经典为纲，呈现骄奢淫逸等暴行都有所依据，做到了“不隐恶”。
这样，蔡元放为《东周列国志》中以恶去恶的合理性作出了有力的辩护。《南史演义》写南朝故事，所谓“六朝金粉”，其间人物多耽于声色，风流韵事颇多，针对有论者所谓“恐观者色飞眉舞，引于声色之途而不知返”的指责，许宝善在《南史演义序》中答道：“夫有此国家，即有兴替。而政令之是非，风俗之淳薄，礼乐之举废，宫闱之淑慝，即于此寓焉。其兴也，必有所以兴；其亡也，必有所以亡。如是而得者，亦如是而失。影响相随，若报复然。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宁可执‘金粉’两字概之耶？且圣人删诗，不废郑卫，亦以示劝惩之意。是书之作，亦犹是而已矣。况荒淫侈靡之事，正史亦并载之，其能尽弃之否耶？”輵訛輥他指出历史小说与正史一样，必须记录下伦理道德败坏的人事，做到是是非非，才能让人自行领悟到兴衰胜败之理。除了序跋、读法，历史小说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评点形式，即“凡例”。
“凡例”一般紧接在序言之后，交代小说写作的缘起、旨趣，编排历史事件、刻画历史人物的原则、方法等等。凡例作者一般即小说作者，可以视为“自评”。《隋炀帝艳史》凡例首先强调的是该小说虽写帝王荒淫之事，却内含讽喻：“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之宣淫等书，不啻天壤。”輶訛輥更指出小说中用隐晦的譬喻来指代具体行为，是自有其深意：“如调戏宣华则用藤缠，赐同心则用连环，剪彩则用剪春罗，会花阴则用交枝，自缢则用落花，唱歌则用行云，献开河谋则用狐媚，盗小儿则用人参果，选殿脚女则用蛾眉，斩佞则用三尺，玩月则用蟾蜍，照艳则用疏影，引谏则用葵心，对镜则用菱花，死节则用竹节，宇文谋君则用荆棘，贵儿骂贼则用傲霜枝，弑炀帝则用冰裂。无一不各得其宜。虽云小史，取义实深。”輷訛輥作者表明了该书没有刻意渲染荒淫暴虐之行，更处处用雅言写出情爱的意境，以助世道人心。所谓：“风流小说，最忌淫亵等语以伤风雅。然平铺直叙，又失当时亲昵情景。兹编无一字淫哇，而意中妙境尽婉转逗出。作者苦心，临编自见。”輮訛輦所以该书不仅不是宣淫，恰是一篇止淫的劝谏文字。又如《北史演义》凡例“：齐之文宣淫暴极矣，又有武成之淫乱，周天元之淫虐继之，卷中列载其事，以见凶乱如此，终归亡灭，使人读之凛然生畏”，“书中女子以节义著者……皆用特笔表出，以示劝勉之意。”
輯訛輦《南史演义》凡例：“凡忠义之士，智勇之臣，功在社稷者，书中必追溯其先代，详载其轶事，暗用作传法也。”輰訛輦表明作者善善恶恶的叙事原则，叙恶人行径旨在使人明了其败亡的缘由，从而警醒，同时对忠孝节义之行加以表彰，树立道德模范，用作传的手法详叙其一生行止。总之历史小说高举史传叙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用小说之笔集中展现恶人恶行，并以其最终的败亡确证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但并非所有历史小说都很好地平衡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大量历史人物或被神圣化，或被妖魔化，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只剩下特定德目本身。有些评点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隋唐演义》七十二回评曰：“淫秽之事流毒宫闱，古今未尝无之，但在武氏最彰明较著者也，然其最著处又经后人十分描写装点曲尽，而恶恶之心始觉快然无憾，或者当时未必尽然。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矣。’读者又宜谅之矣。”輱訛輦评者在此提醒读者小说中至恶之人也许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邪恶，多是后人善善恶恶之心作怪，为了起到警世劝诫的作用将其罪恶极端化了，以引起读者的义愤。这是古代历史小说人物伦理面貌上的修辞性表现，读者应有所判断。
二、回评中的伦理诉求与洞见
对通俗小说的评点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李卓吾和余象斗开始从事小说评点活动。而最早受到评点家关注的就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卷楼刊本），紧接着出现了余象斗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其后《三国演义》的评本达到七种，钟惺、李渔、毛氏父子等文士纷纷加入评点《三国》的行列，其他如《残唐五代演义》、《新列国志》、《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都有评本问世。为何小说评点最早的对象为历史小说，可能与古人好古之风有关，前朝旧事、历史风流人物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古代历史小说的评点也多以对历史人事进行伦理评判为主。如《列国志传评林》余象斗在第一回“苏妲己驿堂被魅，云中子进斩妖剑”节有眉批曰：“姜后俯首不观淫乐者，难以言贞，后能以表谏纣王，忠贞之心凛凛然可表矣。纣不纳谏，又能抗拒以数纣过，被纣振肢投于楼下，其身虽死，其正存焉，虽千百载观至此者，莫不嗟叹。商至于今，未有如姜后者也。”輲訛輦唯恐人不知姜氏之贤德，将其行为列出，细加分析，作出盖棺论定式的伦理判断。《三国志传评林》的评点也多是对人物情节的直接评论，但没有后来评本“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对曹操的评价较为客观，如评“曹操起兵杀董卓”一节：“曹操往寻陈留，义结卫弘，国助家资，矫诏招兵以诛卓贼，乃忠义之举也。”輳訛輦评“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既不追其去，又赠金袍，即此可见操有宽人大度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輴訛輦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的评点较为平庸，也多是对人事的道德评价，而且往往较为迂腐，正如其在《读法》中所说：“本书中批语议论，劝人着眼处，往往近迂，殊未必惬读者心。
自然，若肯信得一二分，于事未必无当，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不止如村瞽说弹词，仅可供一时之悦耳也”。輵訛輦《三国演义》毛氏父子评本第二十九回回前评：“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纮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彼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尝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纮者，贤于管仲远矣。”輶訛輦在与古代人物的比较中见出周瑜、鲁肃、张纮在举荐人才方面无所保留。评点不只简单地对人物事件作伦理判断，更以是否合于儒家伦理道德为兴衰成败的唯一解释，正所谓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仁者无敌，有德者天自佑之；天下之乱也是统治者“自乱之”，即其自身伦理道德败坏所致。《北史演义》第一卷卷末批：“自古兴亡之机，决于敬肆两端，而女祸为尤烈。盖女一专宠，心神迷惑，邪言易入，政事易弛。外家必至依宠专权，把朝局弄得七颠八倒，鲜有不败亡者。自三代季氏及历朝以来，往往如是。”輷訛輦《南史演义》第四卷末批“：寄奴与无忌，自牢之败后，一旅寄人耳。乃能统合勇锐，卒成大事，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桓元虽具枭雄之性，然局量褊小，无有远图，何能受享天位，观于登殿而土陷，可以知其故矣。乃东奔西窜，卒斩舟中，凶顽亦何益哉！观裕降者勿杀，及禁止扰害民间数言，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开国之君，自超越寻常万万也。”輮訛輧《残唐五代演义》共六十回，在叙述五代历史之前，用了三十四回的篇幅描写黄巢起义、李克用保唐、田令孜弄权等唐末风云际会的历史场面，直至第三十五回才写到朱温逼昭宗禅位建立后梁。对于李唐王朝的衰落，作者先以“天数”释之，第三回云：“世之盛衰，国之兴废，皆有定数。太平时节，国有英雄扶社稷；离乱之时，天生奸佞乱乾坤。”因此，天生黄巢：“一小儿席地而坐，身穿黄衣，叫田氏为娘，化一道黄气冲入田氏怀中，田氏归即有孕，怀胎二十五月，一日诞下，形容怪异，身长二尺，眉横一字，牙排二齿，鼻生三窍，左臂生肉滕蛇一条，右臂生肉隋球一个，背上有八卦，胸前有七星。”輯訛輧父亲将他丢至沟渠，又有土地神将之移到巢树上鸦鹊窠中，七日不死。后于藏梅寺中又得仙女下凡送宝剑一口，言其将“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但在第四回回末，通过卓吾子的点评，却道出了天命背后的真正原因，评曰：“僖宗以貌取人，失之巢贼，致令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唐家囫囫囵囵一个天下，分为五代，况起手开刀，天曹主杀法明，法明即多方求救，能幸免大数耶！”輰訛輧，实际上将五代的朝更夕替归因于唐僖宗的无德失人，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呼唤复归儒家君君臣臣的伦理理想。其余亦多为对人物的历史功绩和伦理道德的判定，如第八回末评：“李仆射起兵讨贼，有殉国之志。其妻刘氏催兵救援，亦可谓女中丈夫”輱訛輧。
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作伦理化的解释虽然具有合理性，但也不能绝对化。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善战胜恶的简单重复，而是由军事、政治、经济、民族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不仅是评点者，小说作者甚至读者都认同这种对历史的伦理化解释，这无疑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也有损古代历史小说的艺术水准。这样看来，评点中的伦理批评往往都是有关儒家伦理道德的常识，无甚高论，评点者只不过明确点出，引人注目而已。但有些优秀的评点家常常依个人性情，对老生常谈式的伦理定位持怀疑态度，并对较为隐晦复杂的人物事件给出出人意表的分析，引人入胜。如《三国演义》毛氏父子评本，十一、十二回写陶谦三让徐州，刘备坚辞不受，前两次刘备的反应分别为：“再三相让，玄德哪里肯受。”“陶谦推让再三，玄德只是不受。”直到第三次陶以“可怜汉家城池为重”相求，刘才应允。而毛宗岗在前两次刘拒绝后，均评道：“真耶？假耶？”輲訛輧一反为刘汉张目的“大义”，点明了刘备深谙帝王之术，实实在在是一代枭雄。第八十回，曹丕弑汉帝，刘备部下皆劝刘备即立帝位，刘不允，孔明托病不出。后以群臣动之，汉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评曰：“不言己德不堪，但恐人心不服，比前又渐渐相近。”孔明曰：“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汉中王曰：“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评曰：“此句已是十分应承。”輳訛輧此处的评点不仅是表明刘备的枭雄性格，甚至暗含讽刺，点出了刘备怕称帝无名，遭人议论，内心又颇为急切的矛盾心理。
又第十九回，叙曹操攻伐下邳，生擒吕布，与布属下陈宫对话，讽其昔日不为己效力，致今日有此下场。曹操曰：“今日之事如何？”宫大声曰“：今日有死而已！”评曰“：操如此问，宫必如此答。使操而有良心者，念其昔日活我之恩，则竟释之；释之而不降，则竟纵之；纵之而彼又来图我，而又获之，然后听其自杀。此则仁人君子用心也，而操非其伦也。”輴訛輧这里用细致的分析发人所未见之事，深化了我们对曹操奸雄性格的理解。
工具化、机械化的德目往往会成为人性的枷锁，毛氏父子于此深有感触。万卷楼刊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曹操的名句“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后加“论曰”：“后晋恒温说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虽不去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輵訛輧只是一味认定曹操的自私无德，无甚新意，而毛氏父子在第四回总评中论道：“读书至此者，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叫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輶訛輧毛氏虽然积极维护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但却痛恨假道学之虚假伪善，这里为曹操做的翻案文章实际上标榜的是心学所提倡的“真性情”，可见优秀的评点家可以跳出儒家规范伦理的束缚，提出符合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伦理观。
完整的叙述活动是从叙事主体到叙事文本再到叙事接受的过程，叙述作为修辞行为能否达到交流、影响的目的，要看接受者的反应如何。古代历史小说评点体现了评点者的接受模式和聚焦重心，即通过序（叙）、读法、凡例、回评等形式申明古代历史小说在伦理上的合法性，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伦理判断，进而为历史更迭作出伦理上的解释。这些评点对发挥古代历史小说的伦理教育功能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政治伦理及家庭伦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在这些评点中得到巩固，几乎成为唯一正确的伦理价值形式，仅有一小部分评点能摆脱说教模式，给出生新的伦理判断。现代读者在阅读古代历史小说及其评点时应具备批判性眼观，不盲从古典叙事中“虚构的权威”。
作者：刘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