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论文范文1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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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论文范文2
摘要：本文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角度，分别列举了国外留学生教育和国内留学生教育的概况，两者互相比较，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提出几点改进的思考。
关键词：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比较；思考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教育文化的交流也随之不断扩展和深入。留学生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一所高校开放程度和国际知名度的标志之一。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不仅为培养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在传播本国文化、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等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成败，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可为留学生教育事业起良好的推动作用。反之亦然。因此，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留学生管理体制与模式是每个国家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目标，国外留学生教育先于我国几十年，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以便更好的促进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1国外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概况
虽然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管理学生。现简单介绍澳、美、英、日等同在外国留学生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政策上提供很多优惠。政府积极推进海外办学，到2001年，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两个促进海外教育事业的官方机构：澳大利亚教育网际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目的在于充分利用澳大利亚发达的远程教育优势，这不仅降低了外国留学生的经济负担，又可以扩大外国留学生教育规模，澳大利亚38所大学在世界各国开设的“离岸教育服务”项目共有1009个。学生人数达到349056人，“离岸教育服务”的成果非常显著。
美国一直把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作为其全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利用其庞大的高教体系和强大的资金投入保持着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接受国的地位，留学生教育的层次也较高。美国大学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尽量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打工机会和咨询服务。特别是对其国内急需的人才支持的力度更大。学校负责招收留学生和进行学籍管理，有专门的机构为学生提供住宿咨询和信息服务。其余事务交由社会管理。
英国在吸收和管理外国留学生方面也区别于他国。英国学校除了负责招生和教学管理之外，还为学生提供一些旅游服务和信息咨询。在册的正式学生可共享许多社区图书馆，无需上医疗保险，有固定的社区医生提供服务，住院的所有费用由英国政府负担。每年还有专门的组织帮助联系一些英国家庭，邀请外国学生到这些家庭作客，使外国留学生能更好地融人当地社会。英政府允许自费留学生打工，但每周有时间限制，假期除外。同时英国政府不仅十分重视本土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而且特别关注境外办学的留学生教育质量，在1995年10月颁布了《高等教育境外合作办学实施准则》，并设有相应的监督机构一质量保证署，定期对境外办学的项目进行审查，保证留学生的教育质量，维护境外留学生的合法权益。
日本为吸引外国留学生，十分重视在经费投入和政策方面给予优惠，日本各级政府及社会对留学生都有资助。日本政府配发给留学生的培养费为博士生每位80万日元／年左右，硕士生每位15万日元/年左右，文部省还设立国费奖学金，最高可达18万日元/月。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民间企业及个人设立的奖学金较多。包括地方自治体、民间奖学金财团、市民志愿者资助的5万－15万日元/月不等的奖学金。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发达，在日本，法律允许留学生打工，社会各界也都为留学生提供打工的机会，使他们通过从事一些勤工俭学活动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
2国外留学生教育管理的特点
上述提到的国家在留学生的管理中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一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健全组织机构，指导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这些法律法规的健全为留学生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政府的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由于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所以能申请到各类奖学金的学生所占的比例较高，这是吸引留学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在留学政策、签证发放等方面政府也给予了很优惠的政策。三是重视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在发展本国留学生教育的历程中，各国政府纷纷意识到：要可持续地发展本国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保证优质的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因此各国采取的主要对策不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还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施管理。各国政府都由起初注重外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进而意识到提升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从而使外国留学生教育规模可持续地稳步增长。四是在学费收取、奖学金发放、学籍管理等方面采取国民待遇，即与本国学生的机会均等。这一点大大增强了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有利于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五是积极发展境外合作办学。积极发展境外合作办学是扩大外国留学生教育规模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教育发达国家积极通过此种方式拓展国际教育市场。
3我国留学生教育概况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范围内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小、数量少，主要以计划模式为主。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拓展，来华留学的规模日益扩大。留学管理工作由国家指令计划过渡到各校自主招生、自主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没有规范所有学校的教育模式，从而形成了目前各院校不同的学生管理模式和体制。经过多年的探索，许多高校单一的外事行政管理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纷纷成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留学生的招生、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和生活服务管理等，解决留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年的留学生管理工作实践证明，统一的学院管理，符合留学生教育教学的特殊性要求，使得留学生教学、管理、服务一体化，将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优化配置并发挥出最大优势。学院管理符合留学生管理的要求和特点，受到留学生的普遍欢迎，保证了留学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校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了各高校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4对我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一点思考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我国的留学生教育事业正向着国际化目标蓬勃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值得我们深深的思索与借鉴。为促进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更好的发展，现对改进我国留学生教育模式提出几点思考：
4.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确保在华留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西方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本着更好的为留学生服务的理念，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留学生管理相关制度，如留学生校园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留学生突发事件的有关规定，留学生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等，做到留学生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在确保在华留学生的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改进留学生管理工作手段，做到系统化、标准化、数据化。
4.2加大政府奖学金投入，吸引更多更优秀人才来华留学
我国政府应适当加大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投入，设置不同类型的奖学金，如国家奖学金、省、市级奖学金。以及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设置的不同形式的奖、助学金，奖励优秀的留学生来华深造。同时发动民间组织的优势，吸引地方组织的赞助。为更多更优秀人才提供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吸引他们来华留学。
4.3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国际型人才
留学生教育质量的高低在留学生教育事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学队伍，全面提高我国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高校教师应了解各国留学生的文化差异，采取针对性的教学，促进每位来华留学生的成长。同时为留学生提供先进的教学设施，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双语版教材。确保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国际型人才服务于社会。
4.4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适时开展境外办学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3
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22]徐岱：《美学研究的问题、方法与对象》，《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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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规划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决择与行动。
知己：是全面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与需求，以及提高内心最深处的到底要的是什么，能做什么？
知彼：是全面了解外界，指了解各种职业的特性，变业渠道、职业能力、工作内容及发展前景。
知彼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可能性，知己告诉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两者密不可分。
决择与行动：是指对制定目标，执行目标与修订目标。
对于上述内容的理解，我们可以用下面一个真实的例子进行分析：
Steven ，某外资通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如何做下一步的职业规划，经过反复的考虑与验证，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理想职业目标 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在40岁前做世界500强的大部部门经理或国外中小企业的在华总裁。
分析目标差距:
自身条件:
年龄：31岁
学历：清华大学硕士
工作经历：5年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主要从事项目管理、销售、市场推广及团队管理。
擅长：团队与人员的管理。
优点：敬业。
缺点：冒险精神不足。
… … … …
职业理想:
职业理想资历必须具备条件:
1、全面的企业管理知识，包括财务知识。
2、优秀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3、敬业精神。
4、良好的工作背景与业绩。
… …
现实与理想职业的差距:
缺乏全面的企业管理知识，包括财务知识。
缺乏全面管理的实践。
… …
分阶段实现长远职业目标
第一阶段：
实施步骤
1999-2009年 职业规划重点: 弥补全面的企业管理知识，包括财务知识的理论知识。
实施策略：难以自学，而且在工作中边做边学的机会亦很少，通过攻读MBA解决。
决策考虑
1.全职攻读：蒸蒸日上的事业，不愿放弃
2.业余攻读：EMBA形式可以接受
选择EMBA的条件：
第一、必须能够授予美国或欧洲学位，因为主要在欧美公司工作，他们对于国内的EMBA学位并不感兴趣；
第二、学校在会计、财务管理、现代生产管理等课程上要有特长，这样才能弥补的自己的知识欠缺；
第三、上课时间能够配合经常出差的要求，如每月最好集中几天上课，这样其他时间可以安排出差。
目标评估
目标实现－> 2009年EMBA毕业
第二阶段：
2003－2006全面管理能力的锻炼与实践。
决策考虑：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EMBA的管理提升，跳槽或晋升到负责全面管理的岗位。
目标评估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5
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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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初中语文教学 议论文 教学策略
初中议论文教学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其为重点，是因为搞好议论文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其为难点，是因为初中一、二年级教材里议论文篇目较少，到了初三，只有两个单元的议论文，如果照本宣科，就很难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有关议论文的一般知识。近年来关于议论文的考试，重文本理解分析，轻文体常识记忆，部分教师对议论文教学感到无从下手，学生学起来满头雾水，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一、认识议论文
从表达观点、驳斥观点的角度看，议论文可分为立论和驳论两种类型。立论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驳论先驳斥对方的观点，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语文教学中，有些术语称谓，在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里都有不同的名字，比较容易混淆，需要加以区别。如“比喻”这种手法，在议论文中叫做比喻论证，在说明文中叫做打比方的说明方法，在记叙文中叫做比喻的修辞方法。再如“对比”这种手法，在议论文中叫做对比论证，在说明文中叫做作比较的说明方法，在记叙文中叫做对比的修辞方法。这些术语和称谓的不同叫法，很容易让学生混淆。如果让学生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和本文的文体联系起来，就不容易弄错。
二、体会议论文的语言特色
议论文语言特色表现为准确、鲜明、概括、简洁。分析时要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从逻辑角度分析其用词的准确性、严密性。如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一文，在注释什么是“敬”的时候说：“凡做一件事，将全部精神集中在这件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这句话准确说明了“敬”的外延。做事全部精神投入，就是敬；做事心无旁骛，就是敬。从修辞角度分析其用词的鲜明、生动和感彩。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以辩论说理为基本内容，晓之以理的文章体裁。议论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它占了初中课文的一定数量。议论文写作能力是衡量一名中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也是衡量学生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通过议论文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深入观察社会和人生，训练辩驳思维能力，发展思维能力，提高认识水平。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习写作，因此无论在语文教学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体现这一目标。对议论文的学习，除了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外，还要让学生经常性地写一些读后感，或针对某些事件、现象写一些一事一议的篇幅短小的议论性作文，将分析和运用相结合，让学生确确实实地提高学习议论文的能力。
三、深入浅出，系统讲解议论文的一般常识，全面了解议论文
轻文体常识记忆并不是不要讲文体常识。一种知识的学习，一项技术的掌握，都离不开对其基本常识的熟练掌握，熟练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才能得心应手。如同学习汉语拼音要熟悉声母韵母，学习汉字书法要熟悉基本笔画、笔顺。这种熟悉不是记忆式的熟悉，而是眼见心应的直接反映。议论文教学也是一样，其基本知识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如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一般论证的方法（例证法、理证法、对比证法、比喻证法）等。再如议论文的一般结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议论文标题的一般形式等，也应让学生熟练地掌握。熟悉这些基本常识，不是靠讲解这些术语，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在议论文的讲解中让学生真正理解。这就不是单靠课本中的几篇议论文的教学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找一些课外的议论文让学生大量阅读，在阅读中领悟，在阅读中理解，在阅读中记忆，在阅读中掌握。
四、找准文章的中心论点
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是议论文的灵魂所在。只有准确把握文章的观点，才能了解文章中提出的见解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议论文中的论点一般是一个陈述句或判断句，不用选择句和疑问句，在形式上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如何辨析和把握文章的中心论点呢？首先要明确中心论点的真正所指，其次要掌握其表现形式。议论文中的中心论点是相对分论点而言的。在没有分论点的论文中，论点与中心论点是一致的，在有分论点的议论文中，论点与分论点不同。中心论点起统率分论点的作用；分论点是中心论点的分支，是为中心论点服务的。议论文中中心论点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为指示型，即在文中明确标出中心论点，我们较容易看出来。另一种则是蕴含型的，即无明确所指，表述又不集中，而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蕴含于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当中。对于前者只要明确文中论点的指示位置即可顺利找到中心论点，论点常出现的位置：有的文题（标题）就是论点；有的在开头，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有的则在文尾，在前面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最后收篇得出结论；文中，作者在展开议论后才提出中心论点。对于蕴含型的论点，则要经过仔细阅读，归纳段意、层意之后才能概括归纳出文章的中心论点。
五、初中生怕写议论文的探究
在文章的写法上，记叙文主要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叙述，塑造人物形象，巧妙地反映现实生活；而议论文则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恰当地论证和阐明客观事物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