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分子化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超弦/M理论/圈量子引力/哲学反思
【正文】
本文分四部分。首先明确什么是量子引力？其次给出当代量子引力发展简史，更次概述当代量子引力研究主要成果，最后探讨量子引力的一些哲学反思。
一、什么是量子引力？
当代基础物理学中最大的挑战性课题，就是把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协调起来[1]。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会引起我们关于空间、时间、相互作用（运动）和物质结构诸观念的深刻变革，从而实现20世纪基础物理学所提出的空间时间观念的量子革命。
广义相对论是经典的相对论性引力场理论，量子力学是量子物理学的核心。凡是研究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互结合的理论，就称为量子引力理论，简称量子引力。探讨量子引力卓有成效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是把广义相对论进行量子化，正则量子引力属于此种。第二，是对一个不同于广义相对论的经典理论进行量子化，而广义相对论则作为它的低能极限，超弦／M理论则属于这种。
圈(Loop)量子引力[2]是当前正则量子引力的流行形式。正则量子引力是只有引力作用时的量子引力，和超弦／M理论相比，它不包括其它不同作用。它的基本概念是应用标准量子化手续于广义相对论，而广义相对论则写成正则的即Hamiltonian形式。正则量子引力根据历史发展大体上可分为朴素量子引力和圈量子引力。粗略来说，前者发生于1986年前，后者发生于1986年后。朴素量子引力由于存在着紫外发散的重正化困难，从而圈量子引力发展成为当前正则量子引力的代表。
超弦／M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己知四种作用即引力和强、弱、电作用统一的量子理论。理论的基本实体不是点粒子，而是1维弦、2维简单膜和多维brane（广义膜）的延展性物质客体。超弦是具有超对称性的弦，它不意味着表示单个粒子或单种作用，而是通过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表示整个粒子谱系列。
圈量子引力和超弦／M理论之外，当代量子引力还有其它不同方案。例如，Euclidean量子引力、拓扑场论、扭量理论、非对易几何等。
二、当代量子引力研究进展
我们主要给出超弦／M理论和圈量子引力研究的重大进展。
1.超弦／M理论方面[3]
弦理论简称弦论，虽然在20纪70年代中期，已经知道其中自动包含引力现象，但因存在一些困难，只是到80年代中期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1)80年代超弦理论
弦论发展可粗略分为早期弦理论（70年代）、超弦理论（80年代）和M理论（90年代）三个时期。我们从80年代超弦理论开始，简述其研究进展。
1981年，M·Green和J.Schwarz提出一种崭新的超对称弦理论，简称超弦理论，认为弦具有超对称性质，弦的特征长度已不再是强子的尺度（～10[-13]厘米），而是Planck尺度（～10[-33]厘米）。
1984年，Green和Schwarz证明[4]，当规范群取为SO(32)时，超弦I型的杨－Mills反常消失，4粒子开弦圈图是有限的。
1985年，D.Gross，J.Harvey[5]等4人提出10维杂化弦概念，这种弦是由D=26的玻色弦和D=10超弦混合而成。杂化弦有E[，8]×E[，8]和SO(32)两种。
同年，P.Candlas，G.Horowitz，A.Strominger和E.Witten[6]对10维杂化弦E[，8]×E[，8]的额外空间6维进行紧致化，最重要的一类为Calabi－丘流形。但是这类流形总数多到数百万个，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选取作为我们世界的C－丘流形，至今还不清楚，虽然近10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中断过。
1986年，提出建立超弦协变场论问题，促进了对非微扰超弦理论的探讨。在诸种探讨方案中，以E.Witten的非对易几何最为突出[7]。
同年，人们详细地研究了超弦唯象学，例如E[，6]以下如何破缺及相应的物理学，对紧致空间已不限于C－丘流形，还包括轨形(Orbifold)、倍集空间等。
人们常把1984-86年期间对超弦研究的突破，称为第一次超弦革命。在此期间建立了超弦的五种相互独立的10维理论，而且是微扰的。它们是I型、IIA型、IIB型、杂化E[，8]×E[，8]型和SO(32)型。
2)90年代M理论
经过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对超弦理论的对偶性、镜对称及拓扑改变等的研究，到1995年五种超弦微扰理论的统一性问题获得重大突破，从此第二次超弦革命开始出现。
1995年，Witten在南加州大学举行的95年度弦会议上发表演讲，点燃起第二次超弦革命。Witten根据诸种超弦间的对偶性及其在不同弦真空中的关联，猜测存在某一个根本理论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个根本理论Witten取名为M理论。这一年内Witten、P.Horava、A.Dabhulkar等人，给出ⅡA型弦和M理论间的关系[8]、I型弦和杂化SO(32)型弦间的关系、杂化弦E[，8]×E[，8]型和M理论间的关系等。
1996年，J.Polchinski、P.Townscend、C.Baches等人认识到D-branes的重要性。积极进行D-branes动力学研究[9]，取得一定成果。同年，A.Strominger、C.Vafe应用D-brane思想，计算了黑洞这种极端情形的熵和面积关系[10]，得到了和Bekenstein-Hawking的熵－面积的相同表示式。G.Callon、J.Maldacena对具有不同角动量与电荷的黑洞所计算的结果指出，黑洞遵从量子力学的一般原理。G.Collins探讨了量子黑洞信息损失问题。
1997年，T.Banks、J.Susskind等人提出矩阵弦理论，研究了M理论和矩阵模型间的联系和区别。
同年，Maldacena提出AdS/CFT对偶性[11]，即一种Anti-de Sitter空间中的IIB型超弦及其边界上的共形场论之间的对偶性假设，人们称为Maldacena猜测。这个猜测对于我们世界的Randall-Sundrum膜模型的提出及Hawking确立果壳中宇宙的思想，都有不少的启示。
2.圈量子引力方面[12]
1)二十世纪80年代
1982年，印度物理学家A.Sen在Phys.Rev.和Phys.Lett.上相继发表两篇文章，把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表述成简单而精致的形式。
1986年，A.Ashtekar研究了Sen提出的方程，认为该方程已经表述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内容。一年后，他给出了广义相对论新的流行形式，从而对于在Planck标度的空间时间几何量，可以进行具体计算，并作出精确的数量性预言。这种表述是此后正则量子引力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同年，T.Jacobson和L.Smolin求出Wilson圈解。在引进经典Ashtekar变量后，他们在圈为光滑且非自相交情形下，求出了正则量子引力的WDW方程解。此后，他们又找到了即使在圈相交情况下的更多解。
1987年，由于Hamiltonian约束的Wilson圈解的发现，C.Revolli和Smolin引进观测量的经典Possion代数的圈表示，并使微分同胚约束用纽结(knot)态完全解出。
1988年，V.Husain等人用纽结理论(knot theory)，研究了量子约束方程的精确解及诸解间的关系，从而认为纽结理论支配引力场的物理量子态。同年，Witten引进拓朴量子场论(TQFT)的概念。
2)二十世纪90年代
1990年，Rovelli和Smolin指出，对于在大尺度几何近似变为平直时态的研究，可以预言Planck尺度空间具有几何断续性。对于编织的这些态，在微观很小尺度上具有“聚合物”的类似结构，可以看作为J.Wheeler时空泡沫的形式化。
1993年，J.Iwasaki和Rovelli探讨了量子引力中引力子的表示，引力子显示为时空编织纤维的拓朴修正。
1994年，Rovelli和Smolin第一次计算了面积算子和体积算子的本征值[13]，得出它们的本征谱为断续的重大结论。此后不久，物理学者曾用多种不同方法证明和推广这个结论，指出在Planck标度，空间面积和体积的本征谱，确实具有分立性。
1995年，Rovelli和Smolin利用自旋网络基[14]，解决了关于用圈基所长期存在的不完备性困难。此后不久，自旋网络形式体系，便由J.Baez彻底阐明。
1996年，Rovelli应用K.Krasnov观念，从圈量子引力基本上导出了黑洞熵的Bekenstein-Hawking公式[15]。
1998年，Smolin研究圈和弦间的相似性，开始探讨圈量子引力和弦论的统一问题。
三、当代量子引力理论主要成就
1.超弦／M理论方面
1)弦及brane概念的提出
广义相对论中的奇性困难、量子场论中的紫外发散本质、朴素量子引力中的重正化问题，看来都起源于理论的纯粹几何的点模型。超弦理论提出轻子、夸克、规范粒子等微观粒子都是延伸在空间的一个区域中，它们都是1维的广延性物质，类似于弦状，其特征长度为Planck长度。M理论更推广了弦的概念，认为粒子类似于多维的brane，其线度大小为Planck长度。为简单起见，我们把brane也称作膜。超弦／M理论中，用有限大小的微观粒子替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纯粹几何的点粒子，这是极为重要且富有成效的革命性观念。
2)五种微扰超弦理论
这五种超弦的不同在于未破缺的超对称荷的数目和所具有的规范群。I型有N=1超对称性，含有开弦和闭弦，开弦零模描述杨－Mills场，闭弦零模描述超引力。ⅡA型有N=2超对称性，旋量为Majorana-Weyl旋量，不具有手征性，自动无反常，只含有闭弦，零模描述N=2超引力。IIB型同样有N=2超对称性，具有手征性。杂化弦是由左旋D=10超弦和左旋D=26玻色弦杂化而成，只包含可定向闭弦，有手征性和N=1超对称性，可以描述引力及杨－Mills作用。
3)超弦唯象学
从唯象学角度来看，杂化弦型是重要的，E[，8]×E[，8]是由紧致16维右旋坐标场(26-10=16)而产生的，即由16维内部空间紧致化而得到，也就是说在紧致化后得到D=10，N=1，E[，8]×E[，8]的超弦理论。
但是迄今为止，物理学根据实验认定我们的现实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一维的，把四维时空(D=4)作为我们的现实时空。因此我们必须把10维时空紧致化得到低能有效四维理论，为此人们认为从D=10维理论出发，通过紧致化有
M[10]M[4]×K
此中K为C－丘流形，此内部紧致空间维数为10-4=6，M[4]为Minkowski空间，从而得到4维Minkowski空间低能有效理论。其重要结论有：
(1)由D=10，E[，8]×E[，8]超弦理论（M[10]中规范群为E[，8]×E[，8]）紧致化为D=4，E[，6]×E[，8]、N=1超对称理论。
(2)夸克和轻子的代数Ng完全由K流形的拓朴性质决定：为Euler示性数χ，系拓朴不变量。
(3)对称破缺问题。已知超弦四维有效理论为N=1，规范群为E[，6]×E[，8]的超对称杨—Mills理论，现实模型要求破缺。首先由第二个E[，8]进行超对称破缺，然后对大统一群E[，6]已进行破缺，从而引力作用在E[，8]中，弱、电、强作用在E[，6]中，实现了四种作用的统一。
4)T和S′对偶性
尽管五种超弦理论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合上，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五种超弦理论则是相互独立的，理论却是微扰的。尽管在超弦唯象学中，原则上－丘流形K一旦固定下来，在D=4时空中所有零质量费米子和玻色子（包括Higgs粒子）就会被确定下来，但是－丘真空态总数则可多到数百万个，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选取－丘真空态，目前还不清楚。T对偶性和S对偶性的提出，正是五种超弦理论融通的主要桥梁。
在M理论的孕育过程中，对偶性起了重要作用。弦论中存在着一种在大小紧致空间之间的对偶性。例如ⅡA型弦在某一半径为R[，A]的圆周上紧致化和ⅡB型在另一半径为R[，8]的圆周上紧致化，两者是等效的，则有关系R[，B]=(m[2，s]R[，A])[-1]。于是当R[，A]从无穷大变到零时，R[，B]从零变到无穷大。这给出了ⅡA弦和ⅡB弦之间的联系。两种杂化弦E[，8]×E[，8]和SO(32)也存在类似联系，尽管在技术性细节上有些差别，但本质上却是同样的。
A.Sen证明，在超对称理论中，必然存在着既带电荷又带磁荷的粒子。当这一猜测推广到弦论后，它被称作为S对偶性。S对偶性是强耦合与弱耦合间的对称性，由于耦合强度对应于膨胀子场，杂化弦SO(32)和I型弦可通过各自的膨胀子连系起来。
5)M理论和五种超弦、11维超引力间的联系
M理论作为10维超弦理论的11维扩展，包含了各种各样维数的brane，弦和二维膜只是它的两种特殊情况。M理论的最终目标，是用一个单一理论来描述已知的四种作用。M理论成功的标志，在于把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新理论框架中相容起来。
附图
上面给出五种超弦理论、11维超引力和M理论相容的一个框架示意图[16]，即M理论网络。此网络揭示了五种超弦理论、11维超引力都是单一M理论的特殊情形。当然至今M理论的具体形式仍未给出，它还处于初级阶段。
6)推导量子黑洞的熵－面积公式。
在某些情形下，D-branes可以解释成黑洞，或者说是黑branes，其经典意义是任何物质（包括光在内）都不能从中逃逸出的客体。于是开弦可以看成是具有一部分隐藏在黑branes之内的闭弦。Hawking认为黑洞并不完全是黑的，它可以辐射出能量。黑洞有熵，熵是用量子态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在M理论之前，如何计算黑洞量子态数目是没有能力的。Strominger和Vafa利用D-brane方法，计算了黑－branes中的量子态数目，发现计算所得的的熵－面积公式，和Hawking预言的精确一致，即Bekenstein-Hawking公式，这无疑是M理论的一个卓越成就。
对于具有不同角动量和电荷的黑洞所计算结果指出，黑洞遵从量子力学的一般原理，这说明黑洞和量子力学是十分融洽的。
2.圈量子引力方面
1)Hamiltonian约束的精确解。
圈量子引力惊人结果之一，是可以求出Hamiltonian约束的精确解。其关键在于Hamiltonian约束的作用量，只是在s－纽结的结点处不等于零。所以不具有结点的s－纽结，才是量子Einstein动力学求出的物理态。但是这些解的物理诠释，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
其它的多种解也已求得，特别是联系连络表示的陈－Simons项和圈表示中的Jones多项式解，J.Pullin已经详细研究过。Witten用圈变换把这两种解联系起来。
2)时间演化问题
人们试图通过求解Hamiltonian约束，获得在概念上是很好定义的、并排除冻结时间形式来描述量子引力场的时间演化。一种选择是研究和某些物质变量相耦合的引力自由度随时间演化，这种探讨会导致物理Hamiltonian的试探性定义的建立，并在强耦合微扰展开中，对S纽结态间的跃迁振幅逐级进行考查。
3)杨－Mills理论的重正化问题
T.Thiemann把含有费米子圈的量子引力，探索性地推广到杨－Mills理论进行研究。他指出在量子Hamiltonian约束中，杨－Mills项可以严格形式给出定义。在这个探索中，紫外发散看来不再出现，从而强烈支持在量子引力中引进自然切割，即可摆脱传统量子场论的紫外发散困难。
4)面积和体积量度的断续性
圈量子引力最著名的物理成果，是给出了在Planck标度的空间几何量具有分立性的论断。例如面积
此中lp是Planck长度，j[，i]是第i个半整数。体积也有类似的量子化公式。
这个结论表明对应于测量的几何量算子，特别是面积算子和体积算子具有分立的本征值谱。根据量子力学，这意味着理论所预言的面积和体积的物理测量必定产生量子化的结果。由于最小的本征值数量级是Planck标度，这说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观测到比Planck标度更小的面积（～10[-66]厘米[2]）和体积（～10[-99]厘米[3]）。从此可见，空间由类似于谐振子振动能量的量子所构成，其几何量本征谱具有复杂结构。
5)推导量子黑洞的熵－面积公式
已知Schwarzchild黑洞熵S和面积A的关系，是Bekenstein和Hawking所给出，其公式为：
附图
这里k是Boltzman常量，是Planck常量，G[，N]为牛顿引力常量，c为光速。对这个关系式的深层理解和由物理本质上加以推导，M理论已经作过，现在我们看下圈量子引力的结果。
应用圈量子引力，通过统计力学加以计算，Krasnov和Rovelli导出
附图
此处γ为任意常数，β是实数(～1/4π)，显然如果取γ＝β，则由式(3)即可得到式(2)。这就是说，从圈量子引力所得出的黑洞熵－面积关系式，在相差一个常数值因子上和Bekenstein-Hawking熵－面积公式是相容的。
Bekenstein-Hawking熵公式的推导，对圈量子引力理论是一个重大成功，尽管这个事实的精确含义目前还在议论，而且γ的意义也还不够清楚。
四、量子引力理论的哲学反思
我们从空间和时间的断续性、运动（相互作用）基本规律的统一性、物质结构基本单元的存在性三个方面进行哲学探讨。
1.空间和时间的断续性
当代基础物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在Planck标度破除空间时间连续性的经典观念，而代之以断续性的量子绘景。量子引力理论对空间分立性的揭示和论证，看来是最为成功的。
超弦／M理论认为，我们世界是由弦和brane构成的。根据弦论中给出的新的不确定性关系，弦必然有位置的模糊性，其线度存在一有限小值，弦、膜、或brane的线度是Planck长度，从而一维空间是量子化的。由此推知，面积和体积也应该是量子化的。二维面积量子的数量级为10[-66]厘米[2]，三维体积量子的数量级为10[-99]厘米[3]等。
对于圈量子引力，其最突出的物理成果是具体导出了计算面积和体积的量子化公式。粗略说来，面积的数量级是Planck长度lp的二次方，体积的数量级是lp的三次方。这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Planck标度，面积和体积具有断续性或分立性，从而根本上否定了空间在微观上为连续性的经典观念。
依据空间和时间量度的量子性，芝诺悖论就是不成立的，阿基里斯在理论上也完全可以追上在他前面的乌龟。类似的，《庄子·天下》篇中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个论断在很小尺度上显然也是不成立的。古代哲学中这两个难题的困人之处，从空间时间断续性来看，是由于预先设定了空间和时间的度量，始终是连续变化的经典性质。实际上在微观领域，空间和时间存在着不可分的基本单元。
2.运动（相互作用）基本规律的统一性
20世纪基础物理学巨大成功之一，就是建立了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理论上它是筑基于量子规范场论的。这个模型给出了夸克、轻子层次强、弱、电作用的SU(3)×SU(2)×U(1)规范群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强、弱、电三种相互作用的规律。但是它不含有引力作用。
超弦／M理论的探讨，在于构建包含引力在内的四种作用统一的物理理论。传递不同相互作用的粒子如光子（电磁作用）、弱玻色子（弱作用）、胶子（强作用）和引力子（引力作用），对应于弦的各种不同振动模式，夸克、轻子层次粒子间的作用，就是弦间的相互作用。在Planck标度，超弦／M理论是四种基本作用统一理论的最佳侯选者，也就是所说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的最佳侯选者。
在Planck时期，物质运动或四种作用基本规律的统一性，正是反映了我们宇宙在众多复杂性中所显现的一种基本简单性。
3.物质微观结构的基本单元的存在性[17]
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通常是有结构的，但是物质结构在层次上是否具有基本单元，即德谟克利特式的“原子”是否存在？这是一个长期反复争论而又常新的课题。当代几种不同的量子引力，尽管对某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从实质上来看，却给出了一致肯定的回答。
超弦／M理论认为，构成我们世界的物质微观基本单元是具有广延性的弦和brane，并非所谓的只有位置没有大小的数学抽象点粒子。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中的粒子，都是弦或brane的激发。弦和brane的线度是有限短的Planck长度，它们正是构成我们世界的物质基本单元，即德谟克利特式的“原子”，这是超弦／M理论为现今所有粒子提供的本体性统一。
圈量子引力给出了在Planck标度面积和体积的量子化性质，即断续的本征值谱，面积和体积分别存在着最小值。由于在圈量子引力中，脱离引力场的背景空间是不存在的，而引子场是物质的一种形态，因此脱离物质的纯粹空间也就是不存在的。空间体积和面积的不连续性和基本单元的存在，正是物质微观结构的断续性和基本单元的存在性的最有力论据。
总之，超弦／M理论和圈量子引力从不同的侧面，对量子引力的本质和规律作出了一定的揭示，它们在Planck标度领域一致地得出了空间量子化和物质微观结构基本单元存在的结论。这无疑是人们在20世纪末期对我们世界空间时间经典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合的成果；同时更是哲学上关于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没有无物质的空间和时间，也没有无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学说的一曲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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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化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超分子化合物; 主体客体; 识别作用; 配位
“超分子”一词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已经出现,但在科学界受到重视却是50 年之后了. 毕业论文 超分子化学可定义为“超出分子的化学”,是关于若干化学物种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具有较高复杂性和一定组织性的整体的化学. 在这个整体中各组分还保持某些固有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同时又因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或扰动而表现出某些整体功能[1 ] . 超分子体系的微观单元是由若干乃至许许多多个不同化合物的分子或离子或其他可单独存在的具有一定化学性质的微粒聚集而成. 聚集数可以确定或不确定,这与一分子中原子个数严格确定具有本质区别,把多个组分的基本微观单元聚集成“超分子”的凝聚力是一些(相对于共价键) 较弱的作用力. 如范氏力(含氢键) 、亲水或憎水作用等[2 ] .
1 超分子化合物的分类
1. 1 杂多酸类超分子化合物
杂多酸是一类金属一氧簇合物,一般呈笼型结构,是一类优良的受体分子,它可以与无机分子、离子等底物结合形成超分子化合物. 作为一类新型电、磁、非线性光学材料极具开发价值[3 ] ,有关新型keg-gin 和dawson 型结构的多酸超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及功能开发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杜丹等[4 ,5 ]合成了dawson 型磷钼杂多酸对苯二酚超分子膜及吡啶dawson 型磷钼多酸超分子膜修饰电极,发现该膜电极对抗坏血酸的催化峰电流与其浓度在0. 35～0. 50 mol/ l 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靳素荣等[6 ]合成了9 钨磷酸/ 结晶紫超分子化合物,并对其光致变色性质进行了探究,即合成化合物具有光敏性,漫反射日光即可使其变蓝. 王升富等[7 ]合成了磷钼杂多酸- l - 半胱氨酸自组装超分子膜电极,发现该膜电极对酸性溶液中的no2- 有明显的电催化还原作用. 毕丽华等[8 ]合成了多酸超分子化合物,首次发现了杂多酸超分子化合物溶于适当有机溶剂中可表现出近晶相液晶行为. 刘术侠等[9 ]以dawson 型砷钼酸、金刚烷胺为原料合成了超分子化合物(c10h18n) 6as2mo18o62·6ch3cn·8h2o ,该化合物具有可逆的光致变色特性,并提出了一个可能变色机理.
1. 2 多胺类超分子化合物
由于二氧四胺体系可有效地稳定如cu ( ⅱ) 和ni ( ⅱ) 等过渡金属离子的高价氧化态,若二氧四胺与荧光基团相连,则光敏物质荧光的猝灭或增强就与相连的二氧四胺配合物与光敏物质间是否发生电子转移密切相关,即通过金属离子可以调节荧光的猝灭或开启,起到光开关的作用. 苏循成等[10 ]合成了8 羟基喹啉取代的二氧四胺大环配体,其中含有2 个独立的螯合基团,在适当情况下能分别与金属离子配位.
大环冠醚由于其自组装性能及分子识别能力而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 近来,冠醚又成为在超分子体系中用于建构主体分子的一种重要的建造单元. 硕士论文 李晖等[11 ]利用了冠醚分子的分子识别能力及蒽醌分子的光敏性,设计合成了一种新的氮杂冠醚取代蒽醌分子,并以该分子作为主体分子,以稀土离子作为客体构成超分子体系,并研究了超分子体系内的能量转移过程.
1. 3 卟啉类超分子化合物
卟啉及其金属配合物、类似物的超分子功能已应用于生物相关物质分析,展示了更加诱人的前景,并将推动超分子络合物在分析化学中应用的深入开展.
1. 4 树状超分子化合物
树状大分子(dendrimer) 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类较新的合成高分子. 薄志山等[12 ]首次合成以阴离子卟啉作为树状分子的核,树状阳离子为外层,基于卟啉阴离子与树状阳离子之间静电作用力来组装树状超分子复合物. 镧系金属离子(ln3 + ) 如tb3 + 和eu3 + 的发光具有长寿命(微秒级) 、窄波长、对环境超灵敏性等特点,是一种优良的发光材料,但镧系金属离子在水溶液中只有很弱的发光. 朱麟勇等[13 ]合成了聚醚型树枝体与聚丙烯酸线性聚合体的两亲杂化嵌段共聚物,研究表明聚醚树枝体通过对tb3 + 能量传递,使tb3 + 发光强度大幅度提高的“天线效应”.
1. 5 液晶类超分子化合物
侧链液晶聚合物具有小分子液晶和高分子材料的双重特性,晏华在《超分子液晶》[14 ]中详细讨论了超分子和液晶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超分子液晶分子工程和超分子液晶热力学. 李敏等[15 ]从分子设计的角度出发,合成了以对硝基偶氮苯为介晶基团的丙烯酸类液晶聚合物,液晶基元上作为电子受体的硝基和作为电子给体的烷氧基可与苯环、n n 之间形成一个离域的π电子体系. 初步的研究表明:电晕极化制备的该类聚合物的取向膜具有二阶非线性光学性质. 堪东中等[16 ]用4 ,4′- 二羧酸1 ,6 二酚氧基正己烷与等摩尔的4 ,4′- 联吡啶合成了“t”型超分子液晶,并观察到随构筑“t”型介晶基元分子结构的变化,组装超分子体系由单向性液晶向稳定的双向性液晶转变的规律性.
1. 6 酞菁类超分子化合物
田宏健等[17 ]合成了带负电荷取代基的中位四(4′- 磺酸基苯基) 卟啉及锌络合物和带正电荷取代基的2 ,9 ,16 ,23 四[ (4′- n ,n ,n 三甲基) 苯氧基]酞菁季铵碘盐及锌络合物,并用job 氏光度滴定的方法确定了它们的组成,为面对面的杂二聚体或三明治式的杂三聚体超分子排列. 发现在超分子体系中卟啉与酞菁能互相猝灭各自的荧光,用纳秒级的激光闪光光解技术观察到卟啉的正离子在600～650 nm 和酞菁负离子自由基在550～600 nm 的瞬态吸收光谱. 结果表明在超分子体系中存在分子间的光诱导电子转移过程.
2 超分子化合物的合成
2. 1 分子自组装
近年来分子自组装作为一种新的化学合成方法倍受关注,医学论文 尤其是分子尺寸在1～100 nm 的化合物,它们用常见的化学合成法一般很难得到. 最近,yan 等[18 ]运用超分子自组装方法合成了长度达厘米级、直径达毫米级、管壁达400 nm 的管,成为超分子化学合成上的一个亮点.
刘雅娟等[19 ]利用一对互补的分子组分5 (4 十二烷氧基苯乙烯基2 ,4 ,6 (1h ,3h) 嘧啶三酮和4胺基2 ,6 二十二烷基胺基1 ,3 ,5 三嗪的自组装过程构筑了一种直径约为5μm 的超分子纳米管. 变温傅里叶红外光谱研究表明,在纳米管的形成过程中,氢键、π- π相互作用和范德华力等非共价键相互作用导致了超分子纳米管的形成. reinhoudt 等报道了最多具有47 个钯配合物的有机金属树状分子,准弹性光散射实验(qels) 、原子力显微镜(afm) 和透射电镜( tem) 表明聚集体为直径200 nm 的圆球,puddephatt 合成了直到第4 代的树状铂配合物(28 个配位中心) .
2. 2 模板合成
1992 年mobil 公司的科研人员首次利用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超分子液晶模板,合成了有介孔结构的氧化硅和铝硅酸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有六方排列介孔孔道的mcm - 41[20 ] .
以环糊精(α- cd ,β- cd ,γ- cd) 作为环的轮烷的合成及性能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环糊精边缘是亲水的,内腔是疏水的,环糊精作为主体与疏水客体分子自我识别可形成轮烷. 刘育[21 ]在以环糊精为受体的分子识别和组装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 isnin 等成功地合成了不对称的轮烷. 分子一端为二甲基(二茂铁甲基) 铵盐,另一端为萘2 磺酸盐. stoddart 等用聚乙烯醇与α- cd 作用,端基为2 ,4 二硝基苯时,得到了含有20～23 个α- cd 的珍珠项链型轮烷. stoddart 等在室温下合成一系列的索烃. 在室温下以二苯34 冠10 (bpp34 ci 0) 作为模板得到了索烃,收率高达70 %[22 ] .
2. 3 其他方法
最近,赵朴素等运用密度泛涵b3l yp 方法,在6 - 31g*水平上设计优化了丁二酮肟与苯甲酸通过四重氢键构筑的异三体超分子,职称论文 显示形成三聚体的反应可自发进行,实验合成出相关异三聚体[23 ] .
赵士龙等[24 ]在水热条件下,合成了新型超分子化合物(bipyh2) 2 (h2p2mo5o23) . h2o ,研究表明,杂多阴离子与质子化的4 ,4′- bipy 和水分子通过氢键连成无限二维网状结构,形成超分子化合物. 栾国有等[25 ]利用中温水热方法合成了化合物(h3nch2ch2nh3) 2 [ (hpo4) 2mo5o15 ] ,并确定其构型为5 个moo6 八面体通过共边和共角连接形成1 个五元环,其环平面的上下两侧各有一组hpo4 四面体通过共用3 个o 原子与mo —o 簇键合,并且[ h2p2mo5o23 ]4 - 与h3nch2ch2nh3 通过强的氢键作用,形成一种新型的有机无机超分子杂化材料.
3 超分子化合物的应用
3. 1 在光化学上的应用
lehn 等设计了专门用于光释放碱金属离子的穴醚,他们利用2 硝基苄基醚充当一个大环的桥键,紫外光照可使此键断裂,形成单环化合物,后者对碱金属离子的络合能力大大下降. 张海容等[26 ]发现在微量环已烷存在下,b cd 可诱导bns 发射强的rtp. 尹伟等[27 ]用eu2 + 与邻菲咯啉( phen) 、2 噻吩甲酰三氟丙酮( tta) 和联吡啶(d py) 形成的四元、三元和二元系列配合物与上述2 种分子筛组装成新的系列超分子纳米发光材料,并对它们的发光性能进行了比较. 陈彰评[28 ]合成了卟啉冠醚4 ,4 二甲基联吡啶超分子模型化合物. 研究发现4 ,4 二甲基联吡啶能很好地配合到卟啉与冠醚形成的空穴中去,在光照条件下,生成的卟啉激发态分子能很好地进行电子转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光开关模型.
3. 2 在压电化学传感器的应用
超分子化学的主客体适应原理,在压电化学传感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超分子用作压电化学传感器的敏感涂层,利用超分子的特殊空间结构,通过分子间的协同作用,对目标分子进行分子识别. 留学生论文 符合空间结构的分析物被选择性地吸附,可以明显提高压电化学传感器的选择性. 利用多种冠醚衍生物作为qcm 涂层测定有机蒸气,如传感器阵列、模式识别等,在二元、三元、四元有机蒸气混合物中识别,预测结果较好,并用于定量分析. 利用单苯15 冠5 (b15c5) 、单苯18 冠6 (b18c6) 、二苯30 冠10(db30c10) 涂于tsm 化学传感器电极表面,可对39 种有机蒸气进行分析,其中b15c5 (涂载量12 mg)对甲酸的检出限为20. 1μg/ l ,并具有很宽的线性范围.
dickert 等用涂b cd 的qcm 和saw 测定四氯乙烯,测定下限可达几个10 - 6 ( y) . 以后,他们又用交联b cd 作为qcm 的涂层测定氯苯,大量的二乙醚存在时(二乙醚- 氯苯的体积比为50 000∶1) ,不干扰测定,线性范围10 ×10 - 6～500 ×10 - 6 ( y) ,并用于监测grignard 反应终点. nelli 等用间苯二酚杯芳烃衍生物作qcm 敏感涂层,对硝基苯有较高的选择性,在相对湿度高达90 %和有h2 ,h2s ,no ,so2 ,ch4 , n - c4h1o 共存时不干扰测定. dermody 等用多种杯芳烃衍生物,在saw 石英表面分子自组装成双分子层,测定苯、氯苯、甲苯等. pinalli 等用间苯二酚杯芳烃衍生物,测定气相中酒精的含量,线性范围1 ×10 - 3～4 ×10 - 3 ( y) ,重现性好. malitesta 等用分子印迹电合成聚合制备仿生qcm 传感器. 姚守拙等用咖啡因(caf) 作模板分子制成baw 传感器,对caf 的响应范围为5. 0 ×10 - 9～1. 0 ×10 - 4
mol/ l ,在ph 8. 0 时检出限5. 0 ×10 - 9 mol/ l ,回收率96. 1 %～105. 6 %[29 ] .
3. 3 超分子化合物的识别作用
所谓分子识别就是主体(或受体) 对客体(或底物) 选择性结合并产生某种特定功能的过程,是组装及组装功能的基础,是酶和受体选择性的根基. 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及预组织(preorganization) 是决定分子识别过程的2 个关键原则,前者决定识别过程的选择性,后者决定识别过程的键和能力.
对羧酸根、磷酸根的识别研究目的主要在于探讨主体分子对氨基酸、肽、核苷酸等的识别,进而研究对肽、核酸的催化水解反应. 大环多胺及其金属配合物能很好地识别羧酸根、磷酸根的主体分子. 带吖啶基团的配合物,通过zn2 + 配合物的超分子自组装可对对二甲酸进行选择性识别. 如果在大环多胺环外还有可以配位的氨基,则它与cu ( ⅱ) 能形成更加稳定的配合物. 化合物(结构见图1)与co ( ⅲ) 形成的配合物与po4
3 - 能形成相当坚固的配合物. 因为分子识别的目的,这是系统可以作为一个能使磷酸键合位置移动的新摸型[30 ] .
3. 4 超分子化合物作为分子器件方面的研究
分子器件是一种由分子元件组装的体系(即超分子结构) ,它被设计成为在电子、离子或光子作用下能完成特定功能的体系. 刘祁涛[31 ]用对苯二甲酸terph 为配体,合成了[cu2 (bpy) 2 (terph) ]cl2·4h2o 晶体,其中bpy 为2 ,2′联吡啶. 英语论文 应用苯三甲酸( tma) 为配体可以合成[cu3 ( tma) (h2o) 3 ] n 配位超分子晶体,为由配体超分子的途径制造纳米级的孔材料、实现纳米反应器的设想提供了可能.8 羟基喹啉、邻菲咯啉的许多金属配合物都具有荧光,且配合物稳定. 把8 羟基喹啉或邻菲咯啉引入大环,由于两者都具有独立的配位功能,可以形成稳定的超分子化合物,并进一步发展为光化学器件.
3. 5 超分子化合物在色谱和光谱上的应用
顾玉宗等[32 ]利用lb 技术,以二十碳酸作辅助成膜材料,在疏水处理的p - si 上分别制备了2 ,4 ,6 ,10 和20 层聚乙烯咔唑(pv k) 超分子膜. 对这种体系的表面光电压谱(sps) 研究结果表明,表面光电压随pv k膜层数的增加而增强,在紫外区增强较为明显,随着膜层数的增加,表面光电压有趋于饱和的趋势. 膜对基底的敏化主要是由于pv k的光导电性引起的. 杨扬等[33 ]成功地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了某些超分子化合物合成过程中间产物富电子对苯二酚聚醚链(hq) 系列产品.
3. 6 超分子催化及模拟酶的分析应用
超分子的反应性和催化性,与酶对底物的识别和催化底物参加反应极相似. 工作总结 以模仿天然酶对底物的分子识别和高效催化活性为目的的模拟酶(或称人工酶) 研究近十多年来是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的重要课题. 其中对过氧化物模拟酶的分析应用研究特别突出. 慈云祥等将氨基酸、蛋白质、核酸,对某些金属卟啉的模拟酶活性的影响加以应用,并结合免疫分析技术,建立模拟酶作示踪物的酶免疫分析方法,或以模拟酶作非放射性探针标记物建立核酸序列分析方法[34 ] .
3. 7 在分析化学上的应用
shinkai 等在研究硼酸衍生化卟啉的分子组装行为,并用于测定糖分子构型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四(4 硼酸基苯基) 卟啉( tbpp) 在水溶液中和糖分子存在下由π- π堆积成的聚集体,圆二色谱(cd) 的激子偶合带( ecb) 符号,对糖分子的绝对构型有专一性,可检测糖分子的绝对构型等等[34 ] .
4 结 语
目前,超分子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学科的研究将更加紧密地与各化学分支相结合. 可以预见,作为超分子化学起源的主客体化学将与有机合成化学、配位化学和生物化学互相促进,为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共同做出巨大贡献;超分子化学方法在无机化学中的应用,留学生论文 将使人们获得多种具特定功能的配合物、晶体、陶瓷等材料;物理化学则要改变当前超分子化学的定性科学现状,从微观和宏观上把选择性分子间力、分子识别、分子自组装等过程用适当的变量进行定量描述,从而提高人们对超分子化学的认识和预测、控制能力,最终要寻求解释超分子体系内在运动规律和预言此类体系整体功能的理论工具[2 ]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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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化学论文范文3
梁启超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他不但传统学问的根基十分深厚，熟稔经史子集，在旅日期间受到日本学界对东西学术思想研究的影响，又长期与留学欧美的严复(1854～1921)、张君劢(1887～1969)、丁文江(1887～1936)、胡适(1891～1962)等人往来论学，对西方学术并不隔阂。从今日他所留下来的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作来看，其论述内容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领域，从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到文学、戏曲等，因此许多人都同意任公是近百年来中国少有的博学之士。
梁启超自幼便对《墨子》深感兴趣，表示“极崇拜”墨子的思想，他在一生之中的不同阶段，撰有多篇文章讨论墨学。我认为墨学在梁氏学术思想之中虽然不像西学、佛学、史学，尤其是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那么受人重视，却是他的学术兴趣与思想表现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后一致地奠基于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其中尤其包含了梁启超所坚持的群与己的并重。至少自1902年以来，梁启超思想的主脉不应视为集体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他明显地追求一种植根于传统的群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而个人在此“群己连续”的间架中，是具有终极意义的。
梁启超早期对墨学的研究可以发表于《新民丛报》第49、50、51、52、53、57、58等号（光绪三十年5月至11月，1904）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两文为代表。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况，该文发表之时，他刚刚结束将近一年的美国之行(1903.2.20～12.11)，回到日本，正在撰写《新民说》最后一部分的几篇文章，如《论私德》与《论政治能力》等文。梁启超此时思想的主线已经从宣扬激烈革命，转向提倡渐进改革；从强调学习西方的“发明新道德”，转变为重视源于传统文化的“元神真火”。就学术思想来说，在西学方面，讨论西方经济思想的《生计学说沿革小史》以及论康德、边沁、伯伦知理等文章都已发表；中学方面，因为受到赴美之行的影响，《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一文在第22期(1902.12)佛学部分写完之后，就暂时停了下来。
《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的一系列文章综论了中国古今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中先秦部分即谈到墨家。梁启超指出春秋末期墨与孔、老并立，三分天下。他的分析环绕着地理因素，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之中，北派重视实际，以孔子为首，南派则崇尚玄想，以老子为魁，至于墨子，他很简单地说：
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也，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其多言天鬼，颇及他界，肇创论法，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
他也谈到后来墨学分为兼爱、游侠与名理三派。在讨论先秦诸家之派别以后，梁启超本来打算接着写《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一节，但是他却感觉到力不从心，所以只好暂阙，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后来他一直没有机会补写。在暂缺的《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一节之后，梁氏撰有《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指出先秦思想的一个缺点是“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不如印度的因明之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而《墨子》中《大取》、《小取》等篇虽有名学之词句，“但其学终不成一科耳”。
大约在1902年中期，他还没有能力处理先秦各派，包括墨子在内的思想内容，并评论其得失；而他对墨学中的逻辑部分也没有很高的评价。其后，梁启超介绍了许多西方的经济、哲学思想，又去了一趟美国，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1904年中叶开始，他再次回到先秦诸子的领域，而首先处理的就是《墨子》。
为什么梁启超这时认为自己可以讨论《墨子》的学说根据，并评论其长短得失呢？这当然是因为他在这两年之间“悉心研究”的结果，然而其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梁启超在这段期间阅读了一些日文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书，日本人的观点刺激了他对先秦思想的重新诠释。过去我们常注意到梁启超透过日文学习西方思想，但实际上他也透过日文著作来认识中国。他在赴日前期所撰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就介绍了好几本日本人所写的中国史，认为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以《子墨子学说》来说，梁启超清楚地表示，文中有些地方在资料排比上是采用日人高濑武次郎所著的《杨墨哲学》一书。总之，不容讳言的是，日文有关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著作帮助梁启超澄清了先秦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让他开始建立起对墨子学说的整体理解。
再者，梁启超透过日文而了解的西学，也对他认识先秦思想有所帮助，在《子墨子学说》中他多次将墨子与西方思想作比较，比较的对象包括柏拉图、基督教、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边沁、约翰・弥勒、社会主义等。由此可见，当梁启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时，他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中西的对照，也对中国古代思想有较从前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日本学界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刺激了梁启超重新了解他的祖国，这是不容忽略的。但是日本学术对他的影响，似乎只限于给他一些初步的启示，并扩展他的视野，而不是影响到他思想的基本走向。
在《墨子之论理学》一文中，梁启超从《墨子》之中最基本的逻辑术语的界定，谈到不同论证方法与推理原则，更将墨子的论理学与西方的演绎法、归纳法相印证。在将中西比较之后，梁启超指出，墨子的论理学虽然不如“今世欧美治此学者之完备”，但在二千多年前有此成就“亦足以豪也”；梁启超研究墨子的论理学的目的，在于融合中学与西学，并藉此提升民族自信心，使国人能像西方，从文艺复兴创造近代文明那样，也能够从中国传统中开出新局。
《子墨子学说》一文有类似的用心，不过更着眼于以墨子精神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民德”的问题，这与他在《新民说》之中的主张有很密切的关系。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认为：群与己应维持一个以“界”为中心的平衡关系，他一方面重视社会秩序，一方面也肯定个人自由与个性发展，而在国家危机的时刻，群要比己来得重要。他所谓的“新民”就是要人们能认识正确的群己关系，并养成公德心、国家思想、冒险进取、自由、进步、权利等现代国民的精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期对墨学的探讨与“新民”的理想有直接的关系，是他对于未来中国“国家与国民之想象”的一环。
在《子墨子学说》中，梁氏强调中国人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自私自利，一是“命”的观念太强，因而不知自立自强，也缺乏西方冒险进取的精神。他认为墨子以兼爱为中心的“利他主义”，可以帮助国人医治自私自利的毛病，了解到正确的群己关系。他很同意墨子所说“利人即所以利己也”的说法，他指出：利己者，人类之普通性也，骤语以社会全体之利，则以为不亲切而漠视之，故墨子复利用此普通性，而极明利人即利己之义。……盖墨子以实利主义为兼爱主义之后援，其意谓不兼爱者则直接以利己，兼爱者则间接以利己，而直接之利，不如间接之利尤广而完而固也。
他更以日人加藤弘之(1836～1916)利己主义的推理来协助说明墨子的说法，加藤氏说：“人类只有爱己心，无爱他心，爱他心者，不过‘知略的爱己心’耳”，梁启超认为墨子正是专利用这种知略的爱己心，来激起人们的“利他主义”。
然而墨子的兼爱、利他的思想除了有“利人即利己”的基础之外，还奠立在一种宗教观念之上，亦即利人是上天所嘉许的行为。对儒家来说，道德行为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所以只问事情本身对不对，而不问行为的结果是得祸或得福。但墨家却把道德行为当成得利的手段，是为了得福而为善、为了避祸而不为恶。梁启超敏锐地指出“儒者以义为仁爱之附属物，墨者以利为仁爱之附属物”；简单地说，儒家言“义不义”，墨家则明“祥不祥”。
传统儒家思想多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角度批评墨家功利的想法，但是梁启超则不然，他认为这两种说法是可以互补的，关键在于传统儒家“责任道德说”只适合君子，却无法影响“中人以下”。
梁启超主张将儒、墨、佛三者融合为一，对君子用实法，对小人用权法，如此可以有助于改良“民德”。
对梁启超来说，自私自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国家思想或爱国情操，墨家精神之中最让他感动的，其实就是由兼爱、明鬼观念而产生的“轻生死”、“忍苦痛”的精神。他认为如果要使每一个国民都变成儒家的君子，具备现代国家思想，必须要仰赖像墨家（与佛教）那种宗教观念，才能让人们为一个群体的道德理想而超越生死，在关键时刻敢于为国捐躯。
就群己关系而言，梁启超提倡墨学的目的无疑地在药治国人过度重视利己，而忽视利群的缺点，而利群的具体内涵，就是他在《新民说》之中所反复讨论的公德心与国家思想。因此对梁启超来说，他所说的公德心与国家思想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特有，而是与传统思想中儒学、墨学的理想是分不开的，而造就此一新国民的方法也是包含了儒家“责任道德说”、墨家福善祸淫、明鬼，以及佛教权实并用等观念。总之，梁启超国家思想中传统的根源是不容忽略的。
再者，梁启超的群己观也不全是要求个人要为群体牺牲（当然国家危亡时应该这样做），他吸收了墨家“利人乃所以利己”的观念，认为群己是交织在一起，而两者都有本质上的重要性。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并不是只重群体而不重个人，他并不完全肯定墨子以兼爱为基础的“利他主义”，认为其最大的缺点就是抛弃了“自己”与“所有权”的观念，是知有群而不知有己；这种理想只可能在如柏拉图、德麻靡里辈（原注：参观生计学沿革小史篇）所虚构之共产主义，或佛教所说“举一切众生入无余涅磐以灭度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一般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追求此种理想并非社会之福。
由此可见清末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之上与革命党人辩论，反对土地国有，晚年又不赞成在中国实行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为了公允地了解梁启超的群己观，我们必须要在“群”与“己”两方面同时观照，他不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或国家至上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个人主义者，而是重视群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从此角度才能了解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与巧妙性。
梁启超对墨子“兼爱”、“利他”思想的另一批评，是有关“利”的观念，墨子说人们兼爱可以得利，但他所谓的“利”是指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食衣住行等“必要的欲望”，所以他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奢侈等。梁启超认为人类除了必要的欲望之外，还有“地位的欲望”，意指相应于国民的程度，与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其所谓“必要”的欲望是不同的，此一欲望也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会有所变化。无疑地，梁启超的理想社会决非是人人平等而仅有物质温饱的社会，而是级层性与进步性的。他坚信“欲望之一观念，实为社会进化之源泉，苟所谓必要者不随地位而转移，则幸福永无增进之日”。梁启超这种对利与欲望的想法，显然较配合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而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相契合。
再者，梁启超指出墨子坚持严格的“必要”之欲望，所以“非乐”，他只知道有物质上的实利，而不知道有精神上的实利。以娱乐一事来说，墨子只知此事废时旷业，但实际上以娱乐为目的的休闲生活，能间接地陶铸人之德性与增长人之智能，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梁启超认为墨子的实利思想大抵来说，过重物质而忽略精神，但在《鲁问篇》中“公输子谓子墨子”一条也曾发明“凡事能使吾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的观念，梁启超认为这种尝试将乐利与道德结合在一起的主张，是很高明的说法。
梁氏从墨学中领悟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非命”，这样的想法他早在1902年撰写《新民说》中《论进取冒险》一节就已经谈到，他认为国人重“命”，以为事事都是早已注定的，因而消极地自暴自弃，缺乏努力奋斗、开创新局的精神：“危乎微哉！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昔已然，而今日且每况愈下……”
在《子墨子学说》一文中的《非命》一节，梁启超试图透过颂扬墨子“非命”观念，来批判所谓“儒家的命定主义”，以建立具有现代精神的“新民”，而“非命”也就是“力行”。
墨子非命说的基础是经验与归纳，亦即援引“先王之前言往行”以为证，梁启超对此说法并不满意，他从“天演论”为“非命说”立下新的论据。他说：物竞天择一语，今世稍有新智识者，类能言之矣，曰优胜劣败，曰适者生存，此其事似属于自然，谓为命之范围可也。虽然，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于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丝毫无与者也。
至于国人流行的人生之富贵、贫贱归诸命的说法，梁启超也加以驳斥。他说人的贫富贱贵，往往是由于社会全体之力所凝聚成的制度所造成的，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使“力”得不到合理的发挥与公平的竞争，在这样的制度中，人们不能自拔，所以归之于命。实际上这些社会制度都是可以用人力来破除的，例如当时的科举制度（至1905年才废）。
梁启超更以佛教因果的说法来支持墨子“非命”的观点，认为佛教的“因果说”是“有力而无命”，而退一步而言，即使有命的作用，这个命也是人类的自力所可以左右的。这一理论将梁启超思想中群己关系，以及人类历史演变的决定因素等重要的问题，从本体论的角度结合在一起，梁启超认为是“其论据精深博辩，盛水不漏”。
梁启超对墨子的研究不但注意到改善民德的问题，也了解到民德的改善要依赖一套新的政治架构，即国家建构的问题。这时他对卢梭所谓国家是由“公民同意所造成”的“民约论”说法仍颇为醉心，并由此来评估墨子的政治思想。他的看法是：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洛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斯为优，而精密不逮洛、卢二氏。
梁启超认为中国以前讨论国家起源时多主张“神权起源”与“家族起源”，只有墨子在《尚同》之中阐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谁明之，民明之，谁选择之，民选择之；谁立之，谁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这是主张国家由民意所公建，是一种本土的“民约论”。
超分子化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 超导电性；临界转变温度；机制
中图分类号O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4-0091-02
人们将在低温下直流电阻消失的现象称为超导电性，具有超导电性的材料称为超导体。超导现象在物理学上是一项重大的发现，超导电性从被发现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至今仍是科学家感兴趣领域之一。随着多年的发展，超导理论和超导材料制备工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目前实验室制备超导体远远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应用的阶段，但一旦突破超导临界转变温度Tc低缺点，超导技术将对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如已故超导材料权威Matthias所说：“如能在常温下，例如300K左右实现超导电性，则现代文明的一切技术将发生变化。”
1超导百年发展历史概况
1908年，荷兰物理学家卡末林.昂内斯首次液化了氦气，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2K左右，这也为超导的发现提供了技术支持。1911年，卡莫林.昂内斯在提纯水银作为实验材料时候，发现水银在温度4.2K左右出现超导电性，这是人类首次发现超导现象。由于液化氦气设备非常昂贵，因此在应用上受到极大限制。
在1973年至1986年13年间，尽管超导电性的研究出现很多新的成果，但是临界转变温度还是没有突破Tc=23.3K的记录。因此，在这时期不少理论和实验上的科研工作者甚至一致认为常规超导体的超导转化温度不可能超过Tc=30K这个关口。但就在1986年，德国科学家伯诺滋和穆勒[2]发现La-Ba-Cu-O化合物的超导转变温度可以达到35K。这是一项重大发现，给当时正处于低潮的超导研究打入一剂强心针，这也直接导致全世界范围内掀起探索和寻找高温超导材料的热潮。1987年超导研究继续推向高潮，2月中旬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和吴茂昆获得转变温度为98K的超导体[3]；短短几天后我国科学家赵忠贤研究组宣布获得临界转变温度为100K的超导体[4]。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首次进入液氮温区。此后很多国家在超导研究都取得重要的成果，短短几年内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有了很大提高。在常压下，Tc可提升到133K，而在高压下，Tc则可在160K以上，这也是迄今最高的记录。可高Tc超导体现象非常不稳定，并且难于重复制造[5]。
2008年2月，日本东京工业学院Hosono教授的研究组发现在材料LaFeAsO中掺杂F元素可以实现超导电性[6]。铁基超导材料首次被发现，这为超导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目前发现一半的金属元素（超过50种元素）和上千种合金和化合物具有超导电性，但它们临界转变温度T较低。因此提高超导体Tc一直都是科学家研究超导主要目标。
2超导理论简介
2.1 BCS超导理论
自从超导电性被发现以来，人们一直尝试从微观理论来解释超导现象，但直到1957年，美国科学家巴丁（Bardeen）、库柏（Cooper）和施里弗（Schrieffer）在《物理学评论》提出BCS理论，才很好解释大多数常规超导体的超导现象（所谓常规超导体指特别是80年代以前传统研究的超导体，一般局限于s波电子配对，超导转变温度都比较低）。BCS超导理论以近似自由电子模型为基础，是在电子-声子作用很弱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理论。
在BCS理论中，认为在费米面附近的电子之间除了有相互排斥库仑力直接作用力外，它们存在通过交换声子产生相互吸引间接作用力，由于相互吸引，费米附近的电子就会两两配对，形成所谓的库柏（Cooper）对。当温度低于超导转变温度时（T
2.2高温超导理论
高温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Tc并不高，只是相对于低温超导而言。这类超导体由于其Tc在液氮温度（77K）以上，因此通常被称为高温超导体。尽管BCS理论在解释常规超导体超导电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高温超导体被发现，其理论受到前所未有挑战。高温超导体是一个强关联的电子体系，目前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可以阐明高温超导电性机制，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高温超导体超导态和BCS超导态的不同之处。
由于对于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的CuO2导电层对超导电性产生起主要的作用。而铜氧化合物都是以CuO2平面为主的钙钛层状结构，因此这些高温超导体的主要物理性质也大致相同。基于这样的共识，科学家集中注意力在研究一些典型的高温超导材料上，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观测数据分析，对于高温超导体超导态形成以下的共识：a.高温超导体的超导态仍是库柏对的相干凝聚态。不管是电子型、还是空穴型高温超导体，其超导电流仍然是以两个载流子对（即库柏对）为载体在超导体里面传播，多个实验均证实传载超电流的有效性电荷仍为e*=2e。Andreev发现电子在超导体表面散射时会产生空穴反射现象（Andreev反射），则进一步证实了配对的载流子的动量和自旋的方向都是相反的，这与BCS超导态相似。在BCS理论中，库柏对的形成和相位相干是同时产生的，高温超导体在低于温度Tc时，库柏对间形成相位相干，并发生超导凝聚，但是配对和相干凝聚不是同时发生的，这与BCS的图像完全不一样。b.配对的对称性，主要是各项异性的d波配对。首先超导能隙函数在物理上是指传递超导电流的载流子对波函数轨道部分，又称为超导序参量。而在实验上已经证明了高温超导体中波函数的自旋部分仍然是奇宇称对称自旋单重态。因此能隙函数在动量空间中只能是偶函数，这由全同性原则所决定的。则相对应球谐函数Ylm（k）展开时轨道部分波函数l取值只能是偶数。当l取0时，则说明是各项同性s波配对的常规超导体，而当l取2时，则为各项异性d波配对的各向异性超导体。在一系列有关于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均已经证实其能隙函数的主要部分是dx2-y2波配对。实际上高温超导体的配对对称性是相当复杂的，其电子配对机制至今还是一个谜。
3超导技术的应用
由于超导体本身具有零电阻、完全抗磁性、隧道效应三大特点，这意味着超导体具有非常广阔应用前景。
3.1电力系统方面应用
在一般长距离输运电力，由于输电线有电阻，电能损耗可高达20%左右，而用超导材料做成输电设备，输电的损耗几乎为零，大大提高输电效率，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而用超导材料还可用来制造电机，这种电机比常规的电机重量更轻，体积更小，经济上更合算。
3.2交通运输工具上应用
利用超导技术可以产生高速列车的磁悬浮。磁悬浮列车具有低噪音、无污染、安全舒适和高速高效等优点。2003年1月4日世界首条商业运行磁悬浮专线在上海正式开通，设计时速为505km，运行时速可达430km。
3.3科研上的应用
超导体可制作成超导强磁体，在高能核物理受控热核反应和凝聚态物理的研究有这广泛应用。世界上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磁约束聚变实验研究装置）采用的磁体就是超导磁体。
3.4在医学上的应用
超导技术可以应用在核磁共振（NMR）装置上。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是一种非常精确的、非侵入式的方法对人体内部器官进行成像，它精度高，可以获得患者身体内部结构的立体图像。根据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人的身体没有伤害。
除此以外，超导技术其他领域也有这广泛的应用。但真正理想的超导体还没有问世，这也困扰超导技术应用的主要原因。
4总结与展望
尽管超导技术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和诱人，但是真正可以大规模使用的超导材料还没有出现。如今超导的发展已有白年历史，有关超导的研究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无论是在超导理论上主要指高温超导理论还是超导材料制备上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超导材料临界转变温度Tc相对室温来说还是非常低，高温超导材料制备工艺还不是很好，不能规模化生产高质量超导材料，这都极大限制超导技术的发展，超导的发展陷入低潮期。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超导的发展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一旦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Tc可以提升到室温，那么超导技术必定会导致一场新技术革命，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因此展望未来，促进超导研究不断向前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好。
4.1理论和实验相结合
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可以解释高温超导体超导电性机制，但是随着对有关高温超导材料实验深入研究，科学家根据实验结果提出大量唯像理论模型，促进理论的发展；而在理论指引下，科学家继续寻找Tc更高的超导材料。理论和实验相互促进，可以形成合力推动超导研究的发展。
4.2储备更多人才
由于高温超导体研究的困难是长期存在，很容易导致很多科研工作者不愿意从事超导的研究。国家应该有战略的目光，关注超导的发展，吸引更多人才，为他们创造有利于研究条件，继续探索高Tc的超导体。
4.3走研究和产业化相结合的路子
坚持科究和应用相贯通，走科研和产业化相结合的路子，促进超导技术的发展。把技术转化商业化生产，即可以带动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经济效应，如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谱仪等，最终又能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上支持，促进科研发展。
参考文献
[1]Poole C P.Handbook of Superconductivity.New York：Academic Press，2000.
[2]Bednorz J D，Muller K A.Z Phys，1986，B64：189.
[3]Wu M K，Chu C W et al.Phys Rev Lett，1987，58：908.
[4]赵忠贤，等.科学通报，1987，32：412.
超分子化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超文本;信息科技;社会思潮
由于电子出版物和万维网(WWW)的普及，超文本的应用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超文本开发者在各个文本单位之间加以明确的链接。这些链接开辟了新的文本空间，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相互关系的认识。超文本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批评家何为:超文本时代的批评理论》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最近的著作那样，超文本重新设想了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巴赫金对多声部的强调、福柯关于权力网络、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根茎的“游牧民思想”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着重论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的思想与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处。
一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发表的演讲《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讨论是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伦敦《时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Dadaist)或具体派诗人(Concretepoets)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3](P232-233)这些人的非议是事出有因的。德里达颠覆文学从属于哲学的观念，难怪其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超过哲学;他所热衷的解构，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性质，难怪学术界视之为某种“恶作剧”或“鬼把戏”。尽管如此，德里达在20世纪下半叶所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驱之一。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3](P76)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瞩目于多个作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系统，那么，在场与不在场的划分便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因为二者可以轻易转化)。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在法语里，它的发音和“差异”(difference)一词相同，只是写法上第七个字母有a和e之分。这个新词是听不到的(被读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辨认，因此恰好可用来概括文本的特点。根据德里达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意义”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4](P97)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不是纯然无物的空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间隔出现时，原有的阅读或写作中断，主体从而退席;但是，这种退席与其说是撒手而去，还不如说是新的出场的准备。间隔也促成了用户心理由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不过是相反的心理运动的前导。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场、新的文本出场之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用户尽可抓紧时间从事其它活动(如打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间隔增加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干扰。但是，这段时间亦可被用户作为反思之用，有助于从新的内心视点审察先前浏览的文本，因此，间隔又增强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就是超文本的间隔所包含的辩证法。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会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3](P19)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eway.963.net)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5]
二
在20世纪思想家中，法国人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又译巴尔特，1915-1980)对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这位富于原创性的学者，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预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创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巴特的书自身就有可读性。读者无须知道巴尔扎克的原作就可阅读《S/Z》，当然，要想阅读《萨拉辛》，也无须先读过巴特的大作。不过，一旦读过了《S/Z》，谁还能再独立地阅读巴尔扎克的这篇小说呢?
巴特的“本文”观包含了某种网络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某个语词之存在，都以其它语词的存在为条件，语词的意义是由其它语词所组成的无形词典所规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为条件，文本的意义同样是由其它文本所组成的无形网络所规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没有一个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为主要的。这一理想正为万维网所实现。在万维网上，任何一个作者都可以将自己所写的超文本文件链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这种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话，那么，每个文件就将链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通过链接，文本分了支，这种分支近于无限，远非任何个别作者或个别读者所能穷尽。万维网既无开端，又无结尾，只是呈现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没有一个节点具备相对于其它节点的优先权，各个要素的顺序可以任意跳跃。
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6](P51)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人写作者”(lescriptible)与“能引人阅读者”(le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6](P56)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6](P62)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之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的一段话(见上引)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的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随处可入”，另一方面没有哪一处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大门”(常言之“门户站点”就有许多家)。其六，对于链接的追踪凭联想而定，与其说遵循既定法则，还不如说是随心所欲。其七，电子超文本网络所能包容的文本数量，在诸网互联条件下，事实上是无止境的。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 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6](P55-56)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7](P1)
三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以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著称于世，其影响身后犹存。虽然人们不止一次将他的理论归入结构主义之列，但福柯本人却从未认可，虽然他与德里达有师生之谊，但两人早已在学术成了论敌，因此福柯也和解构主义拉开了距离。尽管如此，在对于超文本理念的影响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同样重要。
福柯之所以被某些超文本理论家引以为同侪，与他所创立的“知识考古学”的宗旨不无关系。其一，福柯认为:“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为重大遗迹。”这就是说: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关注的是流传下来的文本所述及的外部事实，而知识考古学则力图着手从内部研究它们、将对这些文本加以审视与描述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与此相类似，线性文本理念建立在自身是对于某种客观事实的记载、描绘或反映的基础上，而超文本理念则以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媒体世界为宗旨、诱导人们关注文本宇宙。其二，福柯认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与此相类似，在对于线性文本的写作与阅读中，人们重视和追求连续性，意脉贯通、一气呵成、起承转合、首尾呼应，都是基于连续性的要求。但是，超文本却将不连续性作为自己的标志，主张峰回路转、化整为零、歧义并见、随机跳跃。其三，福柯主张以“总体历史”代替“整体历史”。二者的差别在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8](P7-12)如果说线性文本所需要的是与整体历史相似的辐辏思维的话，超文本所需要的则是与总体历史相似的发散思维。线性文本力求建构某种集约的空间(围绕某一主题加以组织)，而超文本则力求展开为“扩散的空间”。
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话语理论”，因为它将历史看成是话语的构造。就话语而言，福柯的以下观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考察各个时代断层中作为“碎片”的话语时，不应埋头寻找其作者，而应致力于研究话语与人的其它实践产品的关系。“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正像人们经常在科学史或者哲学史中所作的那样)，也不是制作‘差异表’(像语言学家们那样)，而是描述散布的系统。”[8](P47)他所著的《疯癫与文明》(1961)、《规训与惩罚》(1975)可作为这种描述的注脚。在与《知识考古学》大约同时问世的论文《作者是什么?》(1969)中，福柯将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非话语的主体)，认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9](P451)正如福柯所说，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无须考究文本的作者是谁的时代。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将某一文本置于上述网络，而且标示出该文本的每一观点、每一用语的来源的话，那么，表面上这一文本获得了高度重视，实际上却是被消解了，因为它在人们的心头唤起的是“不过尔尔”的感觉。当这个文本彻底消融在网络时，即使它在传统意义上是大师的作品，也丧失了原有的灵光。通过网络化的途径取消文本的自治性，尼采的著作可能被扩展到等同于洗衣店的单子，这是“杀死作者”的方法之一。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兰道已经言之凿凿。[10](P93)事实上，目前网络的应用已经显示出了淡化文本作者的倾向。
其二，与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相类似，福柯从互文的角度把握话语的作用。他主张区别书的物质单位和书所支撑的话语单位，认为前者和后者相比显得既无力又次要，因作为物质单位的书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和其它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的核心。”[8](P26)
这段话颇为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所看重。兰道在阐释超文本之由来时特别引用了它。[10](P3)
其三，他希望打通学科界限来开展研究，“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8](P238)他认为:人文科学是由于人在西方文化构成有待构想和有待认识的对象时出现的，时值19世纪。但是，也正是从19世纪起，认识论领域变得破碎零散，甚至四分五裂。人文科学将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使之变成不同学科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科学在发明“人”的时候也在消灭“人”。“人是晚近的一种发明。而且这一发明也许即将终结。”[11](P35)在我们看来，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整合各个学科对于“人”的认识，虽然这里所谓“人”已经不再处于世界中心(网络化生存本无所谓中心)。
福柯以“权力思想家”著称。在《权力/知识》(布拉埃登1980年版)一书中，他否认权力是个人或阶级的资产，强调它具备网络的特征，其线头四处伸展。他认为权力并非放射自某一中心源泉(如君主或国家)，而是呈现为分布式状态。权力在社会机体中无处不在。作为权力之对立面的抵抗点也无处不在。权力关系因此是无数对抗或不稳定之点。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如果承认福柯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围绕国家机器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便失去了意义，社会变革也无法靠自觉、统一的阶级力量来推动。不过，福柯关于权力网络的某些观点对于文本网络的研究还是有启发的。第一，超文本本质上就是文本网络。已经建造成功并付诸实用的万维网正在迅速扩展，早晚超文本在社会生活中将无处不在。在超文本的每个链接上，我们都看到了某种权力———对链接的设定就是权力的表现，它要求用户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走，不许越链接一步(尽管路径是多重的)。有权力就有抵抗，当用户觉得页面上的链接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尽可以关闭上述页面。第二，福柯认为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权力总是与知识联手，利用知识来推行社会控制。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的。这启发我们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引入超文本研究。从理论上说，电子超文本网络应当成为人类共享信息资源、实现知识创新的空间。但是，在网络中仍然存在对于信息资源的封锁，这种封锁自然是依赖于权力才实现的。有封锁就有反封锁，黑客的活动正由此产生。黑客利用了他们关于计算机和网络的高深知识来打破封锁，反过来了又增进了计算机专家对于网络安全的认识。第三，福柯所关注的不仅是文本的网络、话语的权力。在追踪“监狱的诞生”时，他所作的考察就遍及“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12](P353)这提醒我们:电子超文本网络仍存在于文化大网络之中。前者目前无疑是后者当中与高科技联系最为密切、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成分，但是，其发展仍然为文化大网络所左右。例如，体现在文化大网络的价值观必定会浸染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氛围，甚至决定电子超文本网络是作为自由天地而开拓还是接受规训而纳入传统媒体的轨道。
西方18世纪有所谓全景式监狱或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特点是以中心了望塔监视设在环形建筑中的众多囚室。英国监狱改革的提倡者边沁(1748-1832)认为这种建筑可应用于监视犯人以外的场合，福柯进而创造出新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他引述朱利尤(Julius)的话来阐释全景敞视原则:这里包含的东西不只是建筑学上的创新，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古代社会曾经是一个讲究宏伟场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这是庙宇、剧场和竞技场的建筑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社会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即“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这是为了适应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关系的日益深入的干预的需要。[12](P242-243)在电子传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上述两个问题的表现:如果说电视作为媒体“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的话，那么，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体则倾向于“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对于网管员来说，用户其实没有多少隐私可言，至少，电子邮件比起书面信件来说要透明得多。不仅如此，“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2](P127-132)当然，计算机网络也提供了“让一大群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多点对多点通讯)等可能性，因此给人以宽松的印象;同时，网上的信息流动看起来似乎不易监督，因此又给人自由的印象。
其实，网络本身是实行全景敞视主义的适宜场所。正由于如此，有人呼吁:“全景式监狱虽然可以看到一切，不过只是在它所了解的地域内。当国家和资本的全景监视力量起作用时，抵抗战士要创造新的领土并行动起来。”[13]如何评价所谓“抵抗战士”的所作所为自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里达、巴特、福柯等思想家虽然已经逝世，电子超文本却正凭借人类有史有来所曾建造的最大机器———Internet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电子超文本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代表了一种理念。只有弄清这种理念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看待电子超文本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潜能。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进行后结构主义等社会思潮与电子超文本理念之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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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化学论文范文6
法国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颠覆了《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人类的观念，颠覆了人类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的超验主义理想，取消了人在自然界万物灵长的地位。进化论将人视为动物，具有一般动物的“兽性”，在一定条件和环境的作用下，“兽性”将裸地暴露无遗。人与动物具有相同的起源，相似的生理特征，人只是动物进化过程的延续。人不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活动基于内在兽性冲动和本能欲望。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揭示人和动物在兽性这一层面的共同特征，兽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种自然属性。传统的、理性的、社会的人在左拉头脑中置换为生物的人，所有人的身上都有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样。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审视人，揭示理性外表下的“兽性”根柢，便成为左拉小说创作的目的。进化论不仅仅是生物学理论，也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化，产生了“决定论哲学”。人的漫长的进化过程，同样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的行为及命运一方面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生理遗传因素;另一方面受制于社会外部的环境因素，也即生理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在决定论哲学的支配下，人失去了自由意志，成为受自然选择规律和遗传制约的牺牲品。
在创作中，左拉并不对人作纯粹生理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把生理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融合起来，从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寻找人物行为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这种决定论(遗传与环境)哲学的影响下，左拉创作了《卢贡———马加尔家族》这一宏大的系列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阿戴拉意德•福格两次结婚所生的。由于福格患有精神病，她和神经同样不正常、并且酗酒成性的马加尔同居后所生的后代，都因为父母双方遗传基因的缺陷而患有各种先天性疾病。《萌芽》中的艾蒂安酗酒后就有杀人的冲动。《娜娜》中娜娜则表现为无度。同样，受遗传和环境左右，《小酒店》中古波死于酒精中毒，绮尔维斯死于饥饿。决定论哲学贯穿于左拉整个小说创作的始终。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传播到美国，在本国超验主义哲学和的洗礼之下，发展成为进化有神论。进化有神论是19世纪末美国的主要思潮，协调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科学实证和直觉体验之间的矛盾，具有浓厚的超验色彩。进化有神论认为:第一，无论是传统或现代，上帝始终是自然界整个进化过程的设计师，他是整个世界永恒运动、变化不断的终极原因。第二，上帝不仅仅是设计师，而且存在于自然过程和自然法则之中。第三，进化的过程也包括人类灵魂的进化和精神的产生，因为灵魂的进化是上帝的主要目的，人类应当回到世界中心，重建宇宙秩序。第四，进化有神论也包含了伦理学。在进化过程中邪恶是不可避免的，邪恶存在于生存竞争之中，个人也许会经历痛苦，甚至毁灭，但是，邪恶是短暂的、瞬间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个体的损失会产生补偿作用，种族、物种、社会将从中受益，保持整个宇宙运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进化有神论是许多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哲学基础。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承袭了法国左拉的创作理念，又受到超验哲学和进化有神论的改造，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的、复杂的、矛盾的倾向。一方面，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受到本能、遗传和环境的制约，或是在中沉沦，或是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成为失去自由意志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又拥有众多的新型形象，他们高扬自由意志，在自然中见证了与神的同在，从而灵魂得到拯救，生命获得攀升。在主题上，有些作品表现盲目的、不可知的外在的异己力量和冰冷的、机械的宇宙法则对个体命运的决定作用;又有一些作品充满了对至善的超验道德的绝对信仰，文本摆脱了悲观绝望的情绪。查理斯•沃尔卡特在《美国文学自然主义:一个分支》中说:“自然主义是超验主义的后裔。超验主义宣称上帝与自然融为一体，人凭着直觉认知(凭着直觉心灵与超灵同在)和科学探索(凭借科学对现象世界的研究可以理解作为超灵象征的自然)在认识现实中是同等重要和同样有限的。超验主义在19世纪末形成两股支流，产生两条思想分支:一条是直觉心灵认知超灵存在的支流，它滋生了理想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激进主义;另一条是科学认知超灵的象征———自然，它陷入悲观绝望的机械决定论的深渊。前者乐观进取，后者悲观绝望;前者热情洋溢，后者消极低沉;前者肯定自由意志，后者否定自由意志。”［2］1沃尔卡特论述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本土文化特征，自然主义不是法国的舶来品，而是与本土的超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联系。自然主义是在一种科学语境中产生的文学思潮，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现象、自然、经验事实，得到的结论是人被一种机械的自然法则支配，失去了自由意志，于是，自然主义文学传达出悲观绝望的情绪。受超验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也试图通过直觉体悟超验精神的存在，认识到超灵普遍存在，上帝是绝对的善，善终将战胜恶，于是形成了超验的道德乐观主义。这两股支流都汇集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二、诺里斯自然主义文本《章鱼》的超验精神
超验主义和进化有神论是诺里斯小说的哲学基础。唐纳德•皮泽认为:“诺里斯小说思想体系是进化的有神论，理解这个体系很重要，因为它把小说从传统哲学中解放出来，显示了作家的本土文化根基，不同于通常所认为的小说是外来影响的结论。”超验主义、进化有神论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在诺里斯的作品中，使诺里斯创作摆脱了机械决定论的制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自身的特色得以形成。超验主义哲学首先体现在文本主要角色的形象塑造上，人物形象摆脱了决定论哲学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色彩，他们的生命在不断更新，精神在不断成长。在《章鱼》中，牧羊人伐那米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型人物。自从受到爱情的悲剧性打击之后，他便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自然亲和，与上帝交流。他具有圣灵的能力、奇异的禀赋，长期生活在荒野中，来无影，去无踪，神秘色彩浓郁。他具有极强的直觉能力，在夜间天主堂的花园中呼唤幻象，渴望神让安琪儿回到他身边。终于，十六年后，在小麦萌芽的时刻，她被呼召出来，她就是安琪儿的女儿。死亡里诞生了生命，毁灭中产生了永生。从安琪儿的死亡中诞生了生命———冰清玉洁、不可征服。正如小麦在一夜之间全部萌发，从大地的掌握里和坟墓的怀抱里诞生了生命。伐那米感受到那永恒的上帝精神的存在，感受到“绝对的善”与上帝的慈爱。伐那米从小麦发芽中、从安琪儿的女儿身上，发现了超验的真理。生命是永恒的，无论是在一个新生的农作物上，还是在一个孩子身上都体现出生命的连续性。死亡被战胜了，生命获得不朽。窥见神的存在，洞察到超验的真谛，他不禁喊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被战胜了，多少年来笼罩在他心头的那份天大的哀愁消失了，喜悦从他深陷的眼睛中放射出来。另一个中心人物安尼克斯特在小麦的生长中生命也获得了更新，在种子发芽中发现了超验真理。安尼克斯特最早是一个自私自利、蛮横无礼的人。作者探索他的灵魂成长过程，是爱情使他走出了狭隘的自我，成为精神上仁爱、慷慨的人。他理解了爱情的意义，接受了与希尔玛的婚约，生命获得了重生。他获得爱情的时刻，也正是小麦一夜之间生长起来的时刻。“地里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不再是空荡荡的，不再是一片暗沉沉的棕色了。安尼克斯特一下子叫出声来。小麦啊，小麦啊，就在这里啦!那颗小小的种子早就播下了，在黑洞洞的土壤里抽苗发芽，拼命蠢动、膨胀，一夜工夫，一下子冒出头来，到了亮光里。麦子露头了。……那个慈悲为怀、泰然自若的巨人动弹了一下又醒过来了。于是，这晨光陡的光辉灿烂地燃烧起来，照耀着这被一个女人的爱情弄得心花怒放的男人，和一片喜气洋洋的大地。”
自然是“超灵”的象征。诺里斯安排了两个人灵魂的转变都是在小麦生长出来的时刻，因为小麦是上帝精神的物化，上帝的绝对意志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以及自然生命过程之中。在小麦生长中，他们窥见了超验的存在，窥见了自然之神，从自然中汲取了来自上帝不朽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不在圣经中，不在布道中，不在圣殿中，而是在自然界中，在小麦种子萌芽中，生命获得脱胎换骨的成熟。他们通过自然之途抵达神灵，是超验主义精神的实践者。小说《章鱼》的叙事结构以小麦的生长周期来安排，小麦的生长周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从第一年秋后开始，到第二年秋后结束，小麦生长经历了有规律的四季循环。整个叙事文本提供了小麦播种、生长、收获的完整过程，对农业生产进行了自然主义的探究。复杂的矛盾冲突、人物命运的转变、整个事件的结局，都放置在这广阔的小麦生长的时空背景之中。小麦生长周期成为叙事的象征，彰显着重要的结构功能。在整个生长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有一种不朽之力使小麦成长，同时又使小麦收割起来，腾出空地播种下一批作物。自然生命生生不息的循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处处昭示神的存在，蕴含着大自然的生命法则。小麦作为超验精神的象征，启示着宇宙精神的奥秘，生长进化过程处处显示着全能者的参与。“这是创造之谜，那惊人的生殖之谜。一年四季大规模的轮流变换，有规律的更迭交替，由太阳和星星打着拍子，奏出节奏完美的调子，让那天长地久的生殖交响曲随着它起伏摇摆，像一只全能的时钟那巨大无比的钟摆———这是永垂不朽、泰然自若、坚强无比的上帝亲手扔出的原生的动力。”《章鱼》在主旨上揭示了超验主义的伦理观。
在对待“善”与“恶”的问题上，“善”是宇宙普遍的本质，是上帝精神意志的体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恶”是短暂的，它不可能产生新的事物。在生命进化、生存竞争中，会有“恶”的出现，但是，它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因为事物总是向好的方向前进，“善”终将战胜“恶”。在铁路公司与农庄主争夺小麦利润的斗争中，充满了诡诈、欺骗、贪婪、贿赂等一切邪恶。最终“恶”似乎取得了胜利，贪婪者铁路公司获得巨额财富，而下层贫困佃农饿殍街头。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使普瑞斯莱内心充满了迷惘。然而，伐那米的超验主义道德观冰释了普瑞斯莱心中的谜团:“善良的事物是绝对死不了的。罪恶才是会死亡的，残暴、压迫、自私、贪婪———这些都是会死亡的，可是高贵，可是爱情，可是牺牲，可是慷慨，可是真诚———它们却是死不了的，它们是永生的。……如果你的视野相当广大的话，到末了留下的可不是罪恶，而是善良的事物。”这里超验主义道德观的胜利，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在这场冲突中，毫无疑义，铁路一方罪行更大，他们操纵着联盟议会，垄断运输价格，贪婪地榨取小麦利润，用欺诈行为夺回土地。农场主一方，代表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在竞争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切痛苦、死亡、毁灭沉重地压在个人头上。但是，从更宽阔、更长远的视域看，善良的事物是永存的。小麦，作为“善”的象征，上帝力量的体现，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印度偏僻的角落，一千条性命给保全了。整个冲突事件中个人会遭受祸殃，但是人类生生不已。所有一切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因为神的力量与意志，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小麦作为神的力量的象征，正按照既定的轨道涌向成千上万稻草一样的饥民，谁也无力阻挡。诺里斯坚信，在自然中蕴涵着道德秩序的力量。小麦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在摧毁斯•贝尔曼的场景中清晰地表现出来。作为贪婪的铁路公司的全权代表，他用尽一切手段掠夺土地和小麦的利润，他是灌溉渠流血事件的制造者。然而，法律不能制裁他，戴克的手枪照应他，卡拉埃尔的土制手榴弹没有伤着他，但是，罪恶是短命的，残暴、压迫、自私、贪欲———这些都是会死亡的。斯•贝尔曼在船舱中视察粮食处理整个过程，小麦好像是被自身的力量，被一股势不可当、巨大无比的力量驱使着，倾泻下来，冷酷无情地打在他的身上，完全地将他吞噬，邪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作品主要人物普瑞斯莱经历了整个冲突事件的始终，最终他的直觉使他领悟到神的无处不在。小麦作为神的力量和精神上的巨大能量的象征，无论在种子的发芽中，或是小麦的生长中，或在控制小麦生长的自然法则中，或在对邪恶者的惩罚中，都体现出神的力量，这是一种超验的存在，对超验存在的直觉领悟使文本呈现出道德乐观主义色彩。
三、结语
